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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科歸屬問題引起的科學與哲學之間關系的重新界定

在西方哲學史，哲學本身的地位，或者說哲學同其他學科的關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可以說，與每個哲學的輝煌和危機相伴的是對其地位的考驗和思考。如果說跨越巴門尼德和亞里士多德的希臘古典哲學塑造了哲學的女王地位，那么無疑康德和黑格爾之間的德國唯心主義就是對哲學婢女身份的有力消解。但在黑格爾之后，絕對精神的瓦解使哲學不得不再次接受考驗，甚至哲學的終結成為很多觀點相左的哲學家的潛在共識。根據哈貝馬斯的說法，此次危機是由于黑格爾開創(chuàng)的現代性話語使然，即現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確認將時代與哲學、歷史和思想、通俗概念和學院概念、以及現實和理性完美地統(tǒng)合在一起。因此，無論是黑格爾左派、黑格爾右派還是尼采開辟的第三條道路始終都擺脫不了這個框架。他要將黑格爾的同時代人名單一直從黑格爾本人列到德國的海德格爾和法國的福柯，甚至哈貝馬斯自己。但他也明確表示要從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入手，以擺脫上述三個視角的局限。眾所周知，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最初將矛頭指向哲學，這是現實物質利益問題使然。最初在《萊茵報》時期，普魯士專制政府頒布的書報檢查制度、林木盜竊法以及對摩塞爾農民的貧困處境的處理等現實無一不質疑黑格爾主義國家觀，質疑國家和倫理、法和理性在理論上的統(tǒng)一。這也促使馬克思擺脫最初的青年黑格爾主義視角，轉而以物質利益和市民社會為著眼點，重新討論它們同理性及作為理性之具體化和完成時的國家間的關系。“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的物質利益發(fā)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fā)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當然，費爾巴哈的《關于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和《未來哲學原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上述轉變。此后，從《德法年鑒》時期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圣家族》時期以及《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時期，馬克思沿著同樣的方向，逐步從法哲學批判過渡到德國社會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意識形態(tài)和費爾巴哈批判。至于馬克思究竟是在哪個時期完成的這個轉變，即從一名黑格爾主義者轉變?yōu)樗枷肷铣墒斓鸟R克思以及這種轉變是否稱得上“斷裂”，學界有很大爭議。但有一點幾乎沒有異議，即歷史唯物主義的確立是馬克思批判以往哲學并吸收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新發(fā)現而結出的果實。因而也是他完成轉變、思想走向成熟的標志:擺脫理性思辨，著眼現實的歷史、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fā)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不過，也就是在這里引發(fā)了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學科歸屬問題的廣泛爭議。歷史唯物主義究竟是哲學還是實證科學?學者對此除了在哲學和實證科學二者之中選擇哲學或實證科學，更傾向于通過邏輯與歷史的統(tǒng)一，邏輯與事實的互動，觀察者視角與參與者視角的統(tǒng)一，或者借助當時德語“Wissen-schaft”的寬泛定義細解馬克思賦予“哲學”“實證科學”的獨特內涵，來闡述歷史唯物主義對兩種學科特性的完美統(tǒng)一，避免二選一可能造成的偏頗或錯漏。當然，歷史唯物主義涉及的歸屬學科不止于哲學和實證科學，也有學者根據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刪掉的“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這段話，直接把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科學劃等號;或者根據歷史對自然的統(tǒng)攝，提議將歷史唯物主義視作“人的科學”。不過，在自然科學持續(xù)獲得發(fā)展與進步，并不斷技術化和生產力化的時代，面對隨黑格爾絕對精神之瓦解而到來的又一次哲學危機，馬克思頻繁使用“科學”概念并一再凸顯哲學改造世界的使命，這其中究竟蘊含著怎樣的深意?僅扣住這段話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科歸屬問題所尋求的答案并不充分，不足以真實呈現馬克思本來的形象及其內在特質，亦不足以把握這個變化所蘊含的深刻意涵和澄清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因為“科學”與“哲學”并非兩個絕對分立的學科，甚至從它們到意識形態(tài)也并非完全不可逾越。在從一個術語到另一個術語、一個學科到另一個學科、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的突然切換中，馬克思表現了新穎性是如何貫穿人類的所有思想領域，如何從科學迅速波及哲學的過程。阿爾都塞非常清晰地把握到這一點:“由于新哲學同新科學有著如此密切的關系，新哲學就很可能會和新科學相混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把哲學或者當作實證主義的泛泛空談，或者當作科學的暗淡影子，從而完全接受了這種混同。”這樣，阿爾都塞就能突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單純學科歸屬問題，而在考察成熟的和科學的馬克思對于以往哲學的獨創(chuàng)性和斷裂性意義的同時，捕捉到科學對于哲學的先導意義以及歷史的真實內涵。

二、科學的產生及其真正意涵:關于意識形態(tài)及其邊界

阿爾都塞的上述成就是在20世紀法國哲學的重要分支，即概念哲學取得的。事實上結構主義也可以歸于此傳統(tǒng)。即“探討如何建立一種哲學上的關于思想與象征的形式主義”，盡管它要求人利用其思維獨具的創(chuàng)造能力和抽象能力來構建抽象概念，但它絕非僅是人之主觀性的自然發(fā)揮，而更多地是研究對象借助人獲得(新)形式，從而進入人的視域和語言、為人所知的過程。因此，在此傳統(tǒng)中，概念的確立和形式的建構本身并非純然主觀的，而更多地是客觀的。這也解釋了為何自笛卡兒起法國概念哲學就非常重視科學(特別是數學)，甚至這個傳統(tǒng)所包括的不少人物本身也是科學家，比如卡瓦耶斯、勞特曼是出色的數學家。有些人則曾系統(tǒng)地研究過科學史或接受過專業(yè)的科學訓練，比如康吉萊姆以科學哲學及科技史研究著稱，拉康曾經在圣安娜精神病院以及警察局附屬的特殊醫(yī)院擔任過專職和住院醫(yī)生，福柯系統(tǒng)地學習過醫(yī)學。有鑒于此，多斯在考察法國結構主義之源起的時候，特別強調當時社會科學由于采取結構主義綱領所取得的全新突破對于哲學的刺激和啟發(fā)作用。面對戰(zhàn)后馬克思主義由于經濟決定論和主體主義異化論之破產而遭遇的空前危機，阿爾都塞選擇并借助法國特有的科學認識論傳統(tǒng)和結構主義綱領來切入馬克思主義有其深刻的國別和時代背景。“認識論斷裂”亦是其工具和結果。據此，馬克思由“認識論斷裂”而分成青年的和成熟的馬克思、意識形態(tài)與科學兩個階段。如啟用阿爾都塞的另一概念，認識論斷裂意味著“問題式”(problématique)發(fā)生根本轉變。所謂問題式，“指的是盡管沒有意識到一種思想、一個人的思維，然而卻是從背后支配決定其‘問題和答案的可能性范圍’的結構，在‘不知不覺間’決定容許將怎樣的問題作為問題、將怎樣的答案作為答案的，就是指‘問題結構’。只有在‘問題結構’之內允許的答案，才能承認其是問題和答案，但在這結構之外發(fā)現的解答，則不能承認其為解答，既不存在問題也不存在答案。思維就是在這樣的‘問題結構’中，并且只在其限定的范圍內運動。”如是，青年和成熟的馬克思決不共享同一個問題結構，而分別是黑格爾—費爾巴哈式的人本學問題結構和馬克思獨創(chuàng)的辯證唯物主義問題結構。那么，這兩個問題式之間是否存在關系呢?阿爾都塞對此予以否認，即新舊問題式沒有可公度或前后承接關系，新問題式只能取代，而談不上破壞舊問題式。但同時，他又強調新問題式總是不得不已經生活在作為其開端、生活空間和史前史的舊問題式之中。“任何科學的理論實踐總是同它史前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實踐劃清界限:這種區(qū)分的表現形式是理論上和歷史上的‘質的’中斷，用巴什拉的話來說，就是‘認識論斷裂’。”易言之，科學絕非突出既定結構空間之外的超驗之物，而是針對某意識形態(tài)空間而言并且只有在突破此空間的意義上才可謂科學。“科學在這個意義上是科學，即在意識形態(tài)之內，科學使一個(不純粹但卻持存的)‘認識論斷裂’永恒化了。”其次，科學也不是“一切系統(tǒng)化的概念體系”，其產生就意味著問題式的根本轉變和認識論的斷裂，因而具有動態(tài)的事件性意義。因此，科學之“科學性”與新問題式之“新”并不在于其出場發(fā)生在意識形態(tài)或舊問題式之后，而在于永無止境地“摒棄它認為是錯誤的東西”，從而不斷地重建它“同現有意識形態(tài)環(huán)境、以及作為意識形態(tài)環(huán)境的基地并在這一環(huán)境中得到反映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結構的關系”。在此，馬克思回顧《萊茵報》時所發(fā)出的那段感言依舊適用。如是，科學探索最終歸結為從現實的物質關系而不是從理性的完成時出發(fā)，探索人與物及人與人之間真實關系的漫長過程。由于沒有外在或預先設定的目的和方向，這個過程充滿偶然性，但因此也是思想家的創(chuàng)造和新意義及真理的產生。通過考察馬克思如何從受神秘主義壓迫最深、異化程度最高、距離歷史最遠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襁褓中解脫出來并回溯到其起點，阿爾都塞表明科學創(chuàng)造實則是思想家觸及真實事物和歷史本身，并賦予新形式的活動歷程。在《弗洛伊德與馬克思》一書中，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撥開意識形態(tài)迷霧后發(fā)現的最大現實不是別的，正是無產階級。這個嚴格說來并不構成階級的“階級”，即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形成一個緊致部分的“部分”、一個未被資產階級國家計數的余數，實則是一個具有奇點意義的零度。因而唯有它才能、并且需要揭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邊界。“為了看到并理解階級社會在制造著什么，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理論立場上。”這也就清楚地解釋了何以馬克思能夠彌合哲學思考與無產階級斗爭兩重使命的裂隙，從而實現哲學與科學的完美統(tǒng)一。無疑，根據“認識論斷裂”概念，毋庸說歷史唯物主義，即便馬克思主義整體對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而言乃是科學。由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那么在包括黑格爾、費爾巴哈在內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舊問題式內隱而不顯的現實，即真實事物和歷史本身最終昭彰為真理。齊澤克指出，法國大革命表明資產階級理論對于封建制度構成了科學。這即是說是資產階級哲學，而非封建制意識形態(tài)本身揭露了后者所掩蓋的真相。以此類推，在馬克思主義之內是否還有以馬克思主義問題式為開端、背景和史前史的新問題式以及相應的新科學呢?阿爾都塞還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在于根本上終結了此前意識形態(tài)與科學、舊問題式與新問題式間的代際斷裂和更替。一方面馬克思本人的科學探索具有典范意義，阿爾都塞強調自己也正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原則來研究馬克思的產生和創(chuàng)造性的;另一方面，它獨具反思品質，能夠以反思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同樣的方式科學地考察并發(fā)現自己的理論局限，不斷地轉移研究領域。“敘述的辯證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時才是正確的。”為此，阿爾都塞又對馬克思主義內部進行科學與哲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二分，盡管他在很多地方又籠統(tǒng)不分。例如，他說:“對于一種既作為歷史科學，同時又作為哲學的辯證理論，這是必然的事情。馬克思主義是在理論上敢于迎接這個考驗的唯一哲學。”或者，它是“理論認識的歷史理論”。不過，阿爾都塞畢竟藉馬克思主義研究明確指出了科學探索對于哲學研究的先在性，因此，在結構主義式微、后現代主義只破不立的狀況下，哲學的地位問題依然飽受爭議。

三、哲學的重新定位:實踐與真理

在阿爾都塞之后，哲學的地位問題集中在哲學與其他領域，特別是與科學的關系上。這是因為哲學自古希臘起點以來就在不斷地失去，至今已經完全喪失實在的研究對象。在“為科學家講的哲學課”致辭上，阿爾都塞的第三個哲學論點就承認，“在每門科學都有一個實在對象的意義上，哲學并沒有一個或一些實在對象可以作為自己的對象”。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巴迪歐最后還要將存在論從哲學中剝離出去并劃歸給數學。那么，最后，哲學還擁有什么，還能做什么?哲學在科學長足進步的今天面臨的危機是深刻的，其存在的必要性是令人生疑的。阿爾都塞解決這個問題的路徑依然是“認識論斷裂”式的，因為他指出能夠定義哲學的只有它同意識形態(tài)以及同科學的關系。易言之，既然任何科學總是不得不在某種“自發(fā)的”意識形態(tài)下開始工作，而意識形態(tài)又決不會主動將自身與現實剝離開來，那么區(qū)別意識形態(tài)與科學、現實的征兆與現實本身、虛假與真實、謬誤與真理，為雙方劃出界限并以論點形式陳述出來等工作，只能依賴哲學。當然，阿爾都塞一再強調哲學的上述工作并非機械分類，關鍵在于把科學的東西從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的遮蔽和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我們每劃清一條界線都要使某種在我們干預之前看不到的東西顯露出來”。哲學干預的后果則主要是對科學而言的，它可以為科學家驅散錯誤觀念，清除認識論障礙，開辟一條“正確路線”，從而為一個尚未提出的新問題開辟空間。以這種方式，阿爾都塞對馬克思走向成熟的過程的考察表明，科學對哲學具有啟發(fā)和先導作用。反過來他又借鑒列寧，強調哲學如若證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從而實現對科學的生產性干預，就需要牢牢堅持唯物主義以提防和反抗科學家自發(fā)哲學(PSS)中的唯心主義要素。這種唯心主義不斷地盤剝利用科學并在所謂科學的“危機”時刻顯形。在這個意義上，哲學與政治實踐既無本質差異、又無不可彌合的距離，它們的根基最終都在階級斗爭及其后果那里。因此，哲學最終是政治化了的哲學，哲學工作不外乎理論斗爭。盡管后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阿爾都塞的這種哲學定位由于其理論主義偏差而受到他自己和他的學生等不少學者的自我批評和指責，但不可否認其依然影響深遠。詹姆遜指出他開啟了一場“阿爾都塞革命”，麥金太爾則高度評價他在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哲學之間進行的溝通工作。在那些應該感謝阿爾都塞的后來者中，巴迪歐是比較特殊的一員。他最初尊崇介入知識分子的代表薩特，后來由于意識形態(tài)問題思考而轉向阿爾都塞和結構主義，成為后者組織的“斯賓諾莎研究小組”、《讀〈資本論〉》寫作小組以及“給哲學家講的哲學課”授課小組的重要成員。但在五月風暴期間，由于阿爾都塞執(zhí)著于理論斗爭而遠離真實的群眾運動，巴迪歐批判其第二位當代老師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式傲慢。基于激進左翼分子政治介入的視角，他對哲學重新進行了定位。盡管作為當代法國哲學家，巴迪歐最初與阿爾都塞一樣也以科學認識論為切入點，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鑒后者關于唯物主義科學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和斷裂思想。但其著眼點是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的具體生產方式，并指出這是哲學的專屬工作。哲學“是這樣一個規(guī)劃，它利用形式化的基本理念，渴望思考新穎性在某個境遇內的物質性浮顯和普遍性;新穎性借助普遍性而將自身從陳舊者那里抽取出來”。但差異也是明顯的。首先，巴迪歐不再單純地從與科學的關系來討論哲學的地位，政治和藝術、愛情一道獲得了與科學同等的地位。四者都是變化的發(fā)生之地，因而都為哲學制造了研究對象。所以，它們構成了哲學的外在條件。“從定義上說，哲學是贅余的;哲學只能通過與諸外在條件的贅余性聯系才能實存，這些外在條件具有愛情性、政治性、科學性或者藝術性。”其次，哲學不再是理論領域的政治實踐，而是完全獨立和相異于其四個條件，成為對作為其條件的科學、政治、藝術、愛情境遇之新穎性和普遍性的識辨和述說。然而，無論是在科學，還是在政治、藝術或愛情境遇中，真正的變化正是新知識、新組織、新形式或新世界的生產，因此都意味著一種奇獨的普遍性(singularuniversality)于瞬間從無名的黑暗轉而現身于知識的光照之中，這在巴迪歐看來就是相應境遇的真理從匿名進入語言。如是，哲學歸根結底也是對真理的識辨和述說。在這個意義上，科學、政治、藝術和愛情境遇本身就是真理程式，即真理的發(fā)生之所。但依舊唯有哲學才能思考諸真理程式的共通性并構造出一套操作程序，以告誡現成的和有朽的動物式的人如何行動才能生成作為無限真理之有限片段和承載者的新主體。“哲學的特殊角色是，提出一個統(tǒng)一的概念空間……力圖通過把諸程式的狀態(tài)放置在一個共同的地方而開始思考其時代，而這些程式是哲學的條件。”因此，哲學規(guī)定，科學、藝術和愛情境遇中的真理創(chuàng)造和形式主義之發(fā)明對于激進政治依然意義深刻。換言之，列寧關于政治的科學化和藝術化的斷言對于今天的左翼分子仍舊有效。

四、結語

作為馬克思兩大著名發(fā)現之一，歷史唯物主義真正客觀地考察了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與動力，因而具有前所未有的科學性、創(chuàng)造性和豐富性。但歷史唯物主義因此而面臨學科歸屬問題，并從根本上觸及科學與哲學的關系以及哲學的重新定位問題。阿爾都塞和巴迪歐代表的當代法國概念哲學分支，通過構建科學的認識論，指明對于青年馬克思以至馬克思之前的全部哲學而言，歷史唯物主義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斷裂意義和科學內涵。在馬克思從理性思辨轉向現實生活，從青年步入成熟，以及最終從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質的飛躍中，阿爾都塞看到了科學如何與作為其史前史或背景的意識形態(tài)相分離，并由此確立其自身。盡管并非時刻注意區(qū)別科學與哲學，但總的說來，阿爾都塞認為，科學探索對于哲學研究而言具有一種優(yōu)先性和啟發(fā)意義。作為阿爾都塞的學生，巴迪歐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上述方法和觀點，但他的思想表現出兩個顯著的不同。其一，不再局限于科學領域，單單以科學和哲學的關系為著眼點而模糊地定位哲學，而是同時關注科學、政治、藝術和愛情，強調真理的生產就發(fā)生在這四個領域之中。其二，哲學的地位得到清晰界定，即哲學盡管并不生產真理，因而必須以外在于自身的上述四個領域或四種真理程式。作為自己的條件，但思考這些領域或者真理程式及其時代共通性的卻非哲學莫屬。歸根結底，任何真理程式在本質上是唯物主義的，亦即像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那樣意味著一種全新的創(chuàng)造。而能夠反思這些真理程式的，則只能是唯物主義。因為自《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以后，“我們從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個危機、它的危機中———生活在一種有助于驅除一切幻象，并迫使我們全神貫注去接受現實的無情考驗的處境中。

作者：張莉莉 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