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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課題與自然科學的“本土化”課題不同。自然科學，比如醫學、生物、地質等學科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是對象與議題的“本土化”問題，而社會科學所面臨的不僅僅是對象與議題的“本土化”，還有方法、概念和理論的“本土化”。政治學理論的“本土化”是要強調批判地、有選擇地借鑒，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觀察世界。王惠巖指出:“政治學研究必須與實際相結合，政治學的發展必須立足于社會的現實需求，脫離了社會需求就會導致政治學研究的空洞化。”他接著指出，“有些學者熱衷于西方理論研究，習慣于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評價中國的現實政治問題，方向就是錯誤的”。朱光磊也表述過相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政治學界在介紹西方的政治學理論時，試圖“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學學科體系，但在建構的過程中出現了離開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簡單地移植西方政治學理論體系和理論觀點的傾向，而對中國的現實問題缺少關注。”可見，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者已經意識到了中國政治學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缺陷，并積極地呼吁構建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理論。具體而言，對于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問題，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王浦劬指出，“中國的政治學研究應結合時代精神，對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進行貫通性的分析和研究，針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形成的經驗，加以認真總結，并把它們上升為政治觀點和政治理論。”朱云漢認為政治學“本土化”不僅僅是方法層面的創新，還包括概念創新和理論創新。王紹光認為應從四個方面入手解決本土化的問題，他還指出對西方學界提出研究問題和基本預設的質疑。就政策科學而言，對于如何構建其“本土化”理論，徐湘林提出了三個層面的要求，他認為應在價值倫理的取向范圍內，對政治實踐進行經驗性研究，進而提出方法與理論的“本土化”創新。對于政治學“本土化”理論構建的目標是什么?“華人政治學者如能在本土研究的理論的創設上，不局限于本土政治生活關系的解釋，而能擴展至西方，對西方理論有所匡補，或是進行比較研究，并在同異的觀察上獲致具更高層次的理論解釋，這對整體政治學的探究定會提供前所未見的卓越貢獻。”這是胡佛對“本土化”理論構建提出的更高層次的要求和期許，即不僅僅停留在對政治現象的本土觀察層面，而且還包括比較研究，或更抽象意義的更高層次的理論貢獻。除了經驗層面的觀察，在規范研究方面，蕭高彥提出政治理論的“本土化”研究“在于以既有華人社會之公民意識為起點，建立一個可以與極端的民族國家論述相抗衡的民主理論。同時，理解現存之政治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的優缺點及其歷史根源后，選取恰當的思想史資源，并提出規范性的政治理念或價值。”綜上所述，政治學界的學者從學術研究的各個角度，如“本土化”構建的概念創新，對研究問題的辨析、理論假設的提出、分析框架的選定、研究方法的創新，“本土化”構建的邏輯層次及研究目標、要求等等，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但是，對于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理論如何進行構建?或者說，中國政治科學理論構建的路徑是什么?對此，學界尚未有專門的研究。這是目前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
二、“本土化”概念溯源
“本土化”(localization)概念最早被應用于經濟學領域，指的是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本土化的策略。“本土化”一詞被用于社會科學之中，指的是在對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進行運用的過程中，為了更好地解釋當地的現實情況，要充分考慮到理論的適用情況，將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加以改變或修正，增加其解釋力，甚至在原有理論基礎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我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可以溯源到“西學東漸”時期。作為近代“西學東漸”歷史過程的一部分，現代社會科學從西方引入中國。20世紀80年代后，與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轉型相伴隨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在實踐中對西方理論體系的消化吸收并要求進行“本土化”的理論創新。可以認為，關于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論題，在包括兩岸三地以及西方國家的華人社會學圈，己經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討論。如前所述，從整個社會科學學術史來看，“本土化”乃是一個用法極為多樣的范疇，既可以用來指西方社會科學制度和體系在發展中國家的傳播，也可以指對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理論在本土語境中的修正或者轉化，還可以指那些本來就發自本土文化的社會研究和理論成果。關于“本土化”問題，既可以指理論層面上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倡導和思辨，又可以指那些實質性的有“本土”創新的社會研究。而在當前的學術界，隨著中國國家力量的日漸強大以及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有更多的學者提出，要實現民族的文化自覺和獨立，就應該注重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并構建我們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
三、“本土化”的構建:范式的轉移與四個發展階段
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理論構建過程可以看作是一個范式轉移的過程。聯系到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實際，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政治學恢復學科建制后，在一段時期內，曾大量地引入和介紹西方的經典學術著作與理論觀念，這段時間中國政治學研究是在西方政治理論的范式下對中國問題進行討論，可以看作是新范式的早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有學者開始進行關于中國本土政治現象與問題的理論構建，比如“群眾路線”、“增量民主”、“干部公選”、“壓力型體制”、“黨內民主”等等本土的政治現象。還有學者從比較研究的理論視角、區域研究的理論視角和通則式研究的理論視角對中國本土政治現象進行理論建構。總的來說，政治學“本土化”的研究路徑可以分為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可以說是四個不同的循序漸進的發展層次，即個案式研究理論框架、比較研究理論框架、區域研究理論框架和通則式研究理論框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四個理論框架的層次并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包含的。當然，有些理論的提出是涵蓋了不同的層次。這既符合庫恩所說的范式轉化，也符合理論構建的從特殊到一般的發展規律。
(一)個案式研究理論框架
所謂“個案式研究理論框架”指的是通過對于中國現實政治中的單個現象進行觀察①。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對于中國政治問題的個案研究可謂不勝枚舉，其中，不乏對中國政治學理論進行本土化理論構建的嘗試。“群眾路線”、“增量民主”、“干部公選”、“壓力型體制”、“黨內民主”等這些都是本土的政治概念，都是對中國本土政治現象所做的分析與理論構建。對于“群眾路線”的分析，余遜達主要將黨的群眾路線和黨注重運用全球視野去整體性處理問題結合起來研究，他認為這對于認識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興衰成敗和當前實行的治國理政的思路，尤其是對于當前在全球化條件下理解黨如何建構和發揮領導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俞可平對“增量民主”的研究分析了增量民主的意義、要點和目標。俞可平認為，中國特色的政治模式，最明顯的特征是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在觀察“干部公選”這一政治現象時，陳家喜認為干部公選的出現不僅預示著干部選拔方式的重要轉型，也意味著干部選拔標準的重大變化，分析干部公選的發生與演進，意義與缺失，有助于把握改革以來執政黨對精英錄用的變化，以及這一變化背后執政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與調適。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的政府運行，是國內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關注的焦點。“壓力型體制”是嘗試描繪這一問題的一個視角。楊雪冬認為“壓力型體制試圖描繪出中國各級政府在各種壓力的驅動下運行，從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是其中最核心的壓力，這種體制的成因是傳統的動員體制在市場化、現代化新背景下的變形。”王長江探索了什么是“黨內民主”，黨內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如何通過發展黨內民主探尋中國特色的政治改革之路。上述學者對于中國本土政治中的特有現象進行分析和討論，提出了對于這些現象的獨特解釋，同時，也指出了這些政治現象與整個中國政治改革的聯系，這就是從個案研究的角度對構建本土政治理論框架的學術努力。
(二)比較研究理論框架
所謂“比較研究理論框架”指的是從比較視角對中外政治現象進行分析的理論建構②。中外政治現象比較研究，是這四種理論視角中最常見、成果最豐富的學術視角。兩國之間的比較，尤其是最相似的比較設計，是比較研究中流行的研究視角。比如，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比較。關海庭、劉瑩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對中俄做了比較，認為雖然兩國的政治發展都有確立和鞏固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共同特點，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道路的不同，兩國形成了完全迥異的民族性格，導致他們與西方文化的關系不同，宗教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也不同，在此基礎上形塑了各自的政治文化。其根源在于兩國對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的根本差異，這也是兩國在政治發展中選擇不同模式的根本原因③。另外，還有學者對中國和歐洲做了歷史的比較。王國斌從經濟變化、國家形成和集體行動三個角度對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形成進行比較研究，因為這兩個過程既是近代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兩個過程，同時由于西方國家的全球擴張，它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世界性的過程。具體來說，王國斌不僅從經濟發展的動力視角研究經濟變化，也從歐洲武力威脅中國統一前后中國和歐洲政治的歷史環境的變化來分析國家的形成，還從政治與民眾反抗的視角分析集體行動，并對食物騷亂、抗稅運動、叛亂和革命的內在邏輯與環境展開分析。從上述文獻中，我們可知，關海庭與劉瑩從政治文化與社會轉型入手，對中國和俄羅斯進行比較，認為中俄傳統政治文化的差異性造成了中俄兩國社會轉型的不同模式。這種比較研究的理論視角對于我們思考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如何從傳統政治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構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有效地推進和深化社會轉型等重大問題有重要的啟迪。王國斌在中西比較史研究中對中國與歐洲經濟、社會與國家的互動做了一個系統的歸納和總結，希望能對中國與歐洲歷史變化的諸種動力，提出一種新的觀點。他以西歐經驗作為參照，或者說，依照西歐的歷史變化規律來觀察中國的有關變化，由此來說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比較研究。
(三)區域研究理論框架
“區域研究理論框架”指的是通過區域研究的視角，對中國與區域內的不同國家進行觀察，比較這些國家政治現象的相同點與不同點，從而進行理論構建。與中國政治問題密切相關的區域研究是東亞模式②。很多政治學學者對此展開分析。杜維明等人都認為，由于儒家思想包含著有益的成分，因此他們完全能夠適應現代社會，并能夠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霍夫亨茲等人認為，東亞社會在各個方面存在的相似性促進了東亞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學者赤松要等人甚至提出了“雁行發展模式”。從東亞地區的區域研究視角，我們可以找到其對中國問題的啟示，也可以為構建中國模式的理論框架做出有益的貢獻。中國在東亞地區的發展中，與其它國家相比，有什么樣的相同點和獨特性?中國在今后的“雁行發展模式”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從區域研究的視角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可以對中國政治發展問題所做的理論構建提供有益的借鑒。
(四)通則式研究理論框架
“通則式研究理論框架”指的是嘗試擺脫西方理論話語體系的影響，建立一個既可以解釋中國又可以解釋其它國家，甚至包括西方國家的政治現象的理論框架。作為理論框架的最高階段，通則式研究理論框架無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構建的一個層次。任何一個理論的內涵與外延都是存在張力的。對于通則式研究框架，學者需要有更高的學術研究視角和更遠大的學術抱負才能構建。對于通則式研究理論框架的搭建目前還處于嘗試階段。徐湘林關于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的互動關系的研究，可以視為通則式理論構建階段的一個研究實例。徐湘林從歷史比較和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的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分析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變化，指出國家治理是通過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以及國家與地方之間的分權來對社會實施控制與管理的過程。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的互動關系是基于對中國政治實踐的實證觀察而建立的，同時，這種理論構建也可以用于解釋其它國家的社會轉型與國家治理，可以視為是力圖建立超越西方政治理論命題的通則式理論的嘗試④。從上述可知，為了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的學者在觀察中國政治現象的基礎上，提出了適用于中國現實的政治理論。當然，對于“本土化”理論的構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分不同的階段進行的。對于政治學“本土化”的研究路徑分為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或者四個不同的循序漸進的發展層次，即個案式研究理論框架、比較研究理論框架、區域研究理論框架和通則式研究理論框架，就是對“本土化”理論路徑構建的一種探索和觀察。
四、結論
對于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的理論建構是目前中國政治學界討論的重要問題。從庫恩的“范式”轉化角度看，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理論建構本質上是一個新的“范式”構建的理論追求。對此，我們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即個案式研究理論框架、比較研究理論框架、區域研究理論框架和通則式研究理論框架。外國學者對于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總是不能擺脫其意識形態的框架，這是中國政治學者探討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理論建構的原因。總的來說，對于“本土化”理論建構的路徑探索是對“本土化”理論建構的一個學術努力，因為這個努力既包含中國政治學界對于更大范圍的政治理論的學術追求，也包含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現實需要。
作者：岳春穎 王大鵬 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