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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有文獻
在研究地方政府支出結構的文獻中，普遍的結論是地區間標尺競爭和官員晉升激勵競賽成為產生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尹恒和朱虹（2011）通過比較縣級財政可支配轉移支付作“增量收入”和“既有收入”的用途，分析了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官員獲得提高經濟增長率的激勵，證明了縣級財政存在生產性支出偏向。喬寶云等（2005）利用1979年~2001年的省級數據，發現地區間財政競爭導致政府存在對資本投資的偏好，義務教育財政支出不足，地方居民的經濟福利被忽視了。平新喬和白潔（2006）運用1999年~2002年省級數據研究發現，預算內支出主要用于教育等公共品，而預算外支出則主要用于滿足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傅勇、張晏（2007）運用1994年~2004年的省級數據同樣發現政府支出結構存在“重建設、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的傾向。
2.政府教育支出結構。
Su（2004）認為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會影響教育資源配置政策對經濟增長以及收入分配的效果，文章利用兩階段人力資本積累模型，證明基礎教育的支出偏向會有利于貧困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公平，實證部分探討了公共教育支出的經濟效應。廖楚輝（2003）利用Logistic模型驗證了政府在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支出偏向以及帶來的效益增長之間的關系，強調政府加大基礎教育投入力度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初期的重要作用。李貞（2012）從教育支出的地域結構角度，借鑒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經濟收斂概念，提出政府應該縮小教育投入的地區差距，向貧困地區、農村地區以及人口大省有所傾斜。王蓉、楊建芳（2008）認為財政分權對省級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具有顯著影響。鄭磊（2008）研究認為地方政府之間的標尺競爭、財政分權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規模等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產生顯著的負影響，而財政自給度具有正效應。上述研究有助于澄清政府教育支出在三個層級教育以及區域之間分配偏向的原因，但很明顯，目前國內學術界在對于本科教育以及高等職業教育這兩類高等教育類型的撥款劃分比例研究上尚存在空白。2014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家已經將職業教育作為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來推進，但從基層實踐的情況來看，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投入要迎合我國經濟發展、產業轉型以及勞動力市場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還有很大差距。
3.職業教育投資回報。
DanielaGlocker、JohannaStorck（2014）利用夏普指數（Sharpe-ratio）研究了不同類型不同專業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與風險，發現應用學科和職業教育的收益/風險比值要高于大學教育。JonathanMeer（2005）研究發現，職業教育不僅有助于降低輟學率，而且提高了弱勢群體的收入。綜上，目前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矛盾使得高等教育需要被重新審視和定位，高等職業教育在調節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和技術技能型人才供給不足的矛盾中應該發揮作用，但是我國高職高專的發展現狀并不樂觀，因此本文試圖對地方政府職業教育支出的影響因素以及進行分析。
二、實證分析
1.計量模型、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31省、自治區、直轄市2005年~2012年的面板數據，探討地區經濟特征，勞動力市場特征，教育發展水平以及政府因素等與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的關系。以地方政府對其所屬普通本科學校和高職高專的撥款比值作為度量衡量高等教育支出結構的指標，建立以下回歸模型：Yit=β0+βTXitT+ai+uit其中，Yit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變量，本文使用高等職業教育地方財政支出與高等本科教育地方財政支出比作為衡量；XitT為各影響因素向量；β0為截距項；βT為各影響因素的系數；ai不隨時間變化的其他因素；uit為因時而變的其他影響因素。我們將可能影響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結構的因素分為以下四類：具體描述如下：（1）地區經濟特征。地區生產總值，來描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由于地區生產總值不平穩，進行回歸時會出現偽回歸現象，本文對其取自然對數然后進行差分；第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地區的產業結構；城鎮人口（或非農業人口）比例，來度量地區的城市化程度。（2）勞動力市場特征。由于部分用人單位招聘設有學歷門檻，為了反映本科學歷和高職高專學歷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擇業差異，我們采用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占地區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來反映畢業生就業靈活度；分別用就業人員中大專、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學歷來表示地區的勞動力素質或地區對技能型以及理論型人才的需求程度。（3）政府行為。由于考慮到目前我國本科高校具有層次劃分，其經費來源的主要渠道也不同。在本科大學中，國家重點建設的中央部委直屬重點本科的經費由中央直接劃撥，而普通本科和高職高專由省級政府和企事業單位撥款籌建。因此，為了研究地方政府在普通本科和高職高專間的支出偏差，需要剔除中央政府直接劃撥給重點本科的經費，表示為各地區本科院校中中央政府給重點本科的撥款比例，但由于我國有11省（自治區）沒有中央直屬本科學校，因此采用地方屬本科學校政府經費與所有本科學校政府經費比值來代替；其次，用地區公共財政預算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衡量地方政府對教育重視程度；分別用央地財政收入比值（收入分權度）、財政支出比值（支出分權度）、地方財政收入支出比值（財政自給率）作為衡量財政分權的指標。（4）地區教育發展水平。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也會受到該地區對高等職業教育的供給能力，或者學生對該地區高等職業教育需求的影響，我們用各地區本科和專科的學生規模作為指標。但考慮到本科學生規模的統計口徑并未區分重點本科和普通本科，這樣國家直屬重點本科的人數未能剔除，因此以各地區本科院校中中央政府給重點本科的撥款比值作為普通本科學生規模的權重。各變量度量指標的數據來源如下：地方屬普通高等本科學校、高職高專學校、中央屬普通高等本科學校、普通本科學校經費收入的數據來源于《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中“各地區各級各類教育機構教育經費收入情況”；地區生產總值、第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央及地方財政收入、支出、地方教育支出均來自于《中國財政年鑒》；各地區本專科在校來源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大專學歷占就業人數的比重、城鎮化程度（城鎮戶口人數比例），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
2.實證結果。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為了避免偽回歸出現，要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分別采用基于同根假設的LLC檢驗方法和基于不同跟假設的ADF檢驗方法，結果顯示，地方支付教育支出結構（y）、地區生產總值對數差分值（ggdp）、城鎮化水平（city）、人才需求度（xl）、教育資源差異（dedu）、地方政府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hedu）、地方支出偏好（dexp）、財政分權各指標（czzj、srfq、zcfq）為平穩數據，國有企業從業人員比例（gyrs）一階差分后平穩，故后續分析中采用國有企業從業人員比例（gyrs）的一階差分（dgy）作為回歸分析變量。在進行面板數據回歸時，采用Huasman檢驗來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或者隨機效應模型，根據結果，論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模型1中加入了國有單位員工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這一指標，結果顯示其并不顯著，同時與模型2進行比較發現，出去這個變量對回歸結果影響很小，進一步更換財政分權變量發現，國有單位員工人數指標始終不顯著，且去除后對回歸結果影響較小，因此，本文認為國有單位員工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結果影響不顯著。模型2、模型3、模型4選取了不同的財政分權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各回歸變量都顯著，其中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化水平、地區學歷需求、地方政府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財政分權等指標的系數為正，而教育資源差異和地方支出差異兩個指標的系數為負，各變量的系數變化不大，與預期結果相似，因此認為本文的回歸分析具有可信性。
三、主要結論
分別來看各項因素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結構的影響：
1.財力充沛的省份有職業教育支出偏向。
從回歸結果來看，地區GDP、城鎮化水平、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財政分權指標的回歸系數都為正，且地區GDP、財政分權和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三個指標的系數較大，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結構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初步結論：財力充沛的省份有職業教育支出偏向，經濟發展水平越強、財政收入越高的省份更傾向于縮小職業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差距。
2.高等教育資源差距大的省份傾向于縮小職業教育與本科教育支出差距。
從教育資源差距這個指標的回歸系數來看，各模型回歸系數都顯著，且為負數，系數較大，影響顯著。地方高等職業教育和地方本科教育在校學生數反應了當地高等教育固有的發展狀態和規模，這個指標的意義在于，地方政府高等職業教育與本科教育資源差距越大，地方政府越傾向于在財政支出方面進行彌補，縮小這種差距。
3.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學歷需求結構對財政支出結構有引導作用。
地區的學歷需求指標反應了當地對高等職業教育的市場需求，這個指標的回歸系數為正，影響較為顯著，說明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是以地方學歷需求結構為引導的，高等職業教育需求越大的省份，地方政府更多地進行高等職業教育的財政支出。
作者：劉蓓蓉 許敬軒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