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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認知水平，尋求提升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的有效途徑。方法：參閱相關資料，自行設計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調查問卷，內容主要包括醫學生基本信息情況、衛生法律知識知曉情況和學習衛生法律知識的態度及途徑；使用該問卷對某醫學院校600名醫學生進行調查，并對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回收有效問卷583份，各項衛生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的分值均值處于1．69～2．35，實習經歷、專業、年級是衛生法律知識認知水平的主要影響因素。結論：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需從整個醫學生群體出發，培養模式應以醫學生自身需求為導向，實現其衛生法律素質的全面提升。

關鍵詞: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模式；調查研究

法制教育是當代大學生綜合素質培育工作中的重要一環，也是大學生社會競爭力、自我管理能力培養與提升的重要途徑［1］。醫學生作為國家未來醫療衛生事業的后備軍，其衛生法律素質水平直接影響中國衛生事業與法制事業的發展。隨著醫學教育理念不斷更新，衛生事業不斷發展，出現了醫患矛盾不斷凸顯、醫療風險持續擴增等社會現象，這對在校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的培養、衛生法律知識水平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對某醫學院校600名醫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旨在了解醫學生對衛生法律知識的認知水平，探討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的現狀及存在問題，并就此展開分析，從而提出合理化建議。

一、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方法

依據所要了解的內容和目的，參考以往學者研究內容［2－3］，自行編制《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現狀調查表》，內容包括醫學生的基本信息情況、衛生法律知識知曉情況、學習衛生法律知識的態度及途徑。對本問卷涉及內容進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α系數為0．925，可知問卷信度較高。調查問卷內容由參與者獨立完成作答，期間不能查閱資料，問卷當場發放并及時回收。調查問卷回收后統一編號并刪除無效數據。

（二）研究對象

本次調查對象為某醫科大學在校醫學生，通過簡單隨機抽樣方法發放調查問卷，共發放問卷600份，回收600份，回收率為100％，剔除無效問卷后，共得有效問卷583份，有效率為97．2％。

（三）調查指標

1．醫學生基本信息情況：性別、年級、專業和是否有實習經歷等。2．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知曉情況：腦死亡法律、處方管理辦法和傳染病防治法等14道單項選擇題，題目選項均為“不了解”“部分了解”“了解”“非常了解”4個等級的自述認知程度。為方便統計分析，采用等距四分制，分別賦值為：不了解（1分）、部分了解（2分）、了解（3分）、非常了解（4分）。3．學習衛生法律知識的態度及途徑：學習衛生法律的必要性、課程開設形式和對講授衛生法律知識的教師期望等問題。

（四）統計方法

首先進行問卷篩選，未答全或單選題出現2個及以上選項者為無效問卷，并排除兩人問卷作答情況相似度超過95％以上者；之后利用Epidata3．1對有效問卷進行數據錄入工作，并運用SPSS21．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統計方法采用描述性統計、兩個獨立樣本Wilcoxon秩和檢驗和多個獨立樣本比較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檢驗水準為雙側α＝0．05。

二、調查結果

（一）基本信息

在被調查的醫學生中，男生310人（53．2％），女生273人（46．8％）；有過實習經歷者228人（39．1％），未有實習經歷者355人（60．9％）；專業分布：臨床醫學專業142人（24．4％），預防醫學專業117人（20．1％），護理專業77人（13．2％），麻醉專業與藥學專業均73人（12．5％），其他專業101人（17．3％）；年級分布：大一179人（30．7％），大二171人（29．3％），大三99人（17．0％），大四82人（14．1％），其他年級52人（8．9％）。具體信息見表2。

（二）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知曉度分析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醫學生對于衛生法律知識均有一定程度了解，但認知水平有待大幅度提高。各項知識的認知程度均值分布情況：14項知識的認知程度均值均在1．69～2．35之間，表明各項知識認知程度都高于“不了解”，低于“了解”；其中5項知識的認知均值高于2分（部分了解），包含：腦死亡法律、無償獻血相關法律、處方管理辦法、傳染病防治法、執業醫師法；剩余9項知識認知程度處于“不了解”與“部分了解”之間，其中認知均值最低的知識為“護士條例”，為1．69分。將14項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認知程度按相應法則賦值并求和之后，對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由于其中部分組別數據不服從正態分布，所以采用秩和檢驗進行假設檢驗。結果表明，不同醫學生的衛生法律知識認知程度有顯著性差異，其中是否有實習經歷、專業、年級是主要影響因素。由表2可知，按照α＝0．05的檢驗水準并結合得分中位數，有過實習經歷的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高于未有過實習經歷的醫學生，臨床專業與預防醫學專業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認知程度高于其他專業學生，且隨著年級的升高，衛生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越高。

（三）醫學生學習衛生法律知識的態度及途徑情況

在調查的583名醫學生中接近一半（45．3％）學生認為學習衛生法律知識比較重要，214名（36．7％）學生認為非常重要，然而也有25名學生（4．3％）認為不重要；在問及衛生法律知識的知曉程度及來源時，266名（45．6％）調查者表示其知識來源為課堂講授，129名（22．1％）表示來源于網絡渠道，同時有84名（14．4％）同學表示對于衛生法律知識基本不知曉；“建議開設衛生法律課程的年級”題項中，219名（37．6％）建議一年級開設，建議五年級以上開設的同學有27名（4．6％），建議開設衛生法律課程的年級呈現出向低年級靠攏的趨勢；“建議衛生法律課程開設形式”題項中，半數以上（50．8％）的同學建議以課堂必修課的形式開展，96名（16．5％）學生建議以網絡必修課的形式開展，同時有7名（1．2％）學生建議以其他形式開展；“對衛生法律課程教師的期望”題項中，431名（73．9％）學生表示期望老師具有醫學與法學的背景，70名（12．0％）學生期望老師為醫學背景，19名（3．3％）學生期望老師具有倫理學背景。

三、討論

（一）采取有效措施，提升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總體認知水平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醫學生對衛生法律知識有廣泛認知，但深入度較低，且對不同條目衛生法律知識認知水平存在差異。在調查的14項衛生法律知識中僅有5項的認知程度高于2分，總的格局是與醫學生生活與學習密切相關、知識獲取渠道較多、易于理解與掌握的衛生法律知識認知程度較高，如無償獻血相關法律、處方管理辦法等；而一些融入在職業環境、貼近實際工作的衛生法律知識，醫學生知之不多、不深，如醫生受賄的刑罰、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法律等知識條目。現代醫學教育的新理念是“早臨床”，其含義不僅僅是醫學知識與技能“早臨床”，衛生法制教育同樣應提前臨床化［4］。因此，提示醫學院校有關教育部門及教育工作者，在全面提升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水平的同時，應注意有針對性地改進教授策略和內容，尤其針對醫學生即將成為醫療衛生服務專業人才這一背景，考慮到其未來工作性質等因素，需從其自身職業與就業環境出發，大幅度提高并深化其衛生法制素質及法律知識總體認知水平［1］。

（二）發掘教育環節薄弱點，提升整體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

通過對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認知程度因素的挖掘，發現具有實習經歷的醫學生的認知程度明顯高于未有過實習經歷的醫學生，高年級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明顯高于低年級醫學生，而在“建議衛生法律課程開設年級”的反饋中，結果卻與之相反。這提示衛生法律相關課程應置于醫學生基礎課程中，將有關課程的設置趨于低年級化、基礎化，使醫學生實現早期接觸衛生法制教育，完成“關口前移”的工作；同時，結果顯示臨床醫學、預防醫學的學生法律知識認知程度相對其他專業較高，衛生法律知識水平在不同專業間存在較大差異，而在衛生法制教育中，應加強整個醫學生群體的衛生法制教育，不可忽略任一專業。與此同時，教師針對不同專業學生應做到因材施教，依據其專業性質，做到有針對性、有側重點進行授課，并鼓勵不同專業、院系學生之間互相交流、學習本專業特色衛生法律知識。

（三）關注醫學生自身需求，建立以需方為主導的衛生法律培養體系

根據調查結果，醫學生整體衛生法律意識較強，但仍有提升空間。學生法律知識的來源主要為從課堂中獲得，而傳統的課堂教育影響力和受眾群眾均有限［5］。因此，教育模式與授課形式需進行創新，將現代化教育手段應用到衛生法律素質的培養中，借助新媒體、互聯網等新興媒介為醫學生提供高效的衛生法制教育，形成必修課與選修課相結合，課堂教學與網絡教學相結合的課程鏈條與方案，探索建立醫法案例教學模式。教授課程要配備優秀的師資力量，半數以上醫學生表示對教師的期望是擁有醫學與法學背景，教師在具有良好的法學專業背景同時，還應優化自身醫學知識結構，可通過定期舉辦醫學專業教師與法學專業教師的交流論壇、臨床醫生進課堂、法學專業教師旁聽醫學專業課程等一系列舉措以提升自身醫學知識水平。此外，結合醫學生的訴求，我們可以結合講座、素質拓展活動等多種具有吸引力的形式建構全方位的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方案，切實提升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

參考文獻

［1］楊洋，李波，馬玲．當前醫學生法制教育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衛生職業教育，2017，35（2）：20－21．

［2］阿斯木古麗•克力木，阿地力•伊沙木丁，邵紅，等．醫學生衛生法制教育現狀調查分析［J］．疾病預防控制通報，2014，29（3）：90－92．

［3］楊艷新，郭輝．醫學類大學生法律意識調查分析［J］．法制與社會，2017（3）：239，241．

［4］呂宜靈，李堂．醫學生臨床法律意識和能力的調查及分析［J］．中國衛生法制，2014，22（6）：49－51，54．

［5］夏玉欽．新形勢下高校大學生法制教育問題及對策［J］．中國教育學刊，2015（S2）：142－143.

作者:王延賞 玄立杰 張瑄 張靜泊 賀姍姍 張鋒 杜汋 單位:天津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天津醫科大學人文學院 天津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