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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公德、私德概念的緣起
公德是與私德是相對的概念。首先由日本近思想家福澤諭吉首先在《文明論》中提出，他認為“凡屬于內心活動的，如篤實純潔謙遜嚴肅等叫做私德；而與外界接觸而表現于社交行為的，如廉恥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梁啟超受其影響，首次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提出私德和公德概念。他認為“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之后又說“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義，仍屬于私德之范圍也。”公德是“一團體中人公共之德性也”。他把私德定義為個人的道德修養及個人與個人尤其是家庭成員之間交往時遵循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公德定義為個人在社會交往中所遵循的道德原則和規范。費孝通指出：在中國的城鄉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掃清自己門前雪的還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門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并認為引發這類現象的一個原因是：“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孔子的道德系統里絕不肯離開差序格局的中心”。
（一）道德失范：現代大學德育的危機。對于我國來說，最令人擔憂的前途和最深刻的危機，除了人口和環境問題以外，道德失范日益成為顯著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權力尋租，官德失范政治之癌。如今，我國官員貪污和腐敗行為是屢禁不絕有些領導人在錄用提拔干部的過程中，任人唯親的行為傾向非常嚴重，拉幫結派以擴大鞏固自己的權力集團。在社會領域的道德現象會讓大學生在各種信息媒介的沖擊下耳濡目染，產生道德滑坡的不良影響。第二，“只掃自家門前雪，豈管他人瓦上霜”—公德淡漠。然而，多年來這種狀況仍沒有多大改變。人們只講小圈子的道德，遵守家庭的朋友的單位的熟人的道德規范，而一旦脫離這個熟悉的環境，到了陌生的公共環境中，就往往對那些應該共同遵守的規則視若無睹，甚至故意破壞那些明文規定且張榜公布的文明守則。第三，商品拜物之風盛行世俗化的陷阱。商品拜物觀念已經滲透到我國許多人的思想意識深處，以至于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迥異的各個社會階層，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其不道德的行為方式在本質上竟沒有多少差別。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商品大潮帶來社會世俗化傾向日趨明顯，人們在世俗化潮流中丟失理性，隨波逐流，只重視眼前，及時行樂，享受人生，成為大多數人的人生哲學，年輕一代盲目打破規矩習俗，追求標新立異，他們不認可老一輩對物質生活的平常心態，而是急功近利，夢想一夜暴富，這就為馬基雅維利式功利主義哲學的滋生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種哲學的宗旨是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商品拜物之風在此基礎上盛行，人們墜入了世俗化的陷阱，于是，理想被世俗取代，道德被功利取代。這股世俗化功利化的大潮迅速泛濫為拜金主義和物質主義，可以說，它是目前道德危機的一個根源。
三、中國傳統社會公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文化原因。
梁啟超的《新民說》論述了儒家先私后公的道德觀，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品德被人們一直稱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入世情懷更是為世人稱道，然而這種天下為公的姿態，很容易讓人模糊了儒家倫理思想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儒家學說是建立在宗法血緣基礎上的，在處理私德與公德的關系從而建立道德體系時，他是在確立先私后公的關系之后展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是排在“國”與“天下”之先的。在其后的孟子也持這樣的立場，簡單的說就是，當私德和公德發生沖突時，私德是排在第一位的。在《論語•子路》中所說的“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他卻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在父子的慈孝與誠實正直的社會公德之間沖突時，一向強調為人要正直誠實的孔子，卻主張通過“父子相隱”的方式，首先維系父子之間的血緣親情，從而明確地將家庭私德凌駕于社會公德之上。在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人們之間不可能建立起公共生活中的一些準則，即使建立了，也會因為血緣的私德而將社會公德拋到腦后，根本沒有社會公德生長的文化土壤，人們從生下來就生活在以家族為單位的血緣體系中，接受著儒家文化的渲染，使整個社會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適應人們生活的社會公德。
（二）歷史原因。
1．生活在“家天下”中，公德建設缺乏一定的社會基礎。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意識。”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人們主要生活在一個等級森嚴的“家天下”的社會中,家庭、家族是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基礎,社會、國家是家的“放大”（即所謂“家國同構”）。由于生產力水平及其低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局限于家族之中,以孝為本的文化體系將人緊緊地維系在有限的家族生活空間之中,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知有宗族而不知有民族。公德建設對統治者來說沒有存在的必要，對百姓而言也無現實的意義。2.公共理念的缺乏與大眾參與積極性的培養。長期以來道德建設僅僅是被視為治國之策,缺乏公共理念和大眾參與精神的培養。道德建設的目的就是不斷地對人的理性進行完善,從各個方面提高人的道德素質,使人的價值得到充分的發揮,肯定人的價值,維護人的尊嚴。但是由于中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的統治中,道德已經被統治者上升為一種階級意志,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為統治階層服務,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道德規范變成了治國安邦的金科玉律。“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是儒家對道德的治國價值的基本闡釋。道德的存在意義僅在于建立一種統治的秩序,與社會個體的幸福生活和精神自由沒有了關系。這樣在國民的內心深處,自然會產生對道德的抵觸情緒,這種缺乏公共理念和大眾參與精神的德,必然使人們忽視甚至是意識不到社會公德存在。3.缺乏社會公德意識。傳統社會推崇的是人倫道德和基于家、族、國整體利益的責任意識,然而,無論社會的政治法律還是文化意識,對個體權利、他人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尊重和維護向來十分缺乏。個體權利和利益糾紛的解決,也往往不是依據法律而是依據情、理;財產的所有權本是人格尊嚴的保證,但千百年來人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得不到任何尊重和保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人們認同“公”,卻又使自身利益在“公”的名義下往往被權勢家族（乃至國家）任意侵害;中國傳統社會從來不是平等的社會而是權力、身份社會,封建統治者依身份地位隨意掠取個人財產、強行占有社會財產的現象,在數千年歷史中已被社會視為正常合理,人們被迫認同了“勝者王侯敗者賊”的現實,“天命”模糊了是非觀。蔑視其權利,所以只能產生私德。而公德是在以個人為本位,以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為原則的社會生活中產生的。所以中國歷來缺乏公德資源。社會公德意識的形成不僅需要相應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基礎,更需要社會公共生活的空間和一些基本的公共生活規范,同時,還需要一定的培育時間。
（三）現實原因。
1.缺乏公民意識。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人們普遍是以臣民自稱,在統治者的奴役下勞作,他們根本沒有人身自由,他們潛意識里都是忠君報國,在一定的意義上說,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一個“君”,根本沒有自我的獨立性,沒有自我意識,更不用提公民意識了。人是作為主體而存在的。在認知領域人是主體,但在價值領域,在涉及包括社會公德在內的道德問題的時候,人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喪失了自己的主體地位。更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公民身份,所謂“公民身份”即“公民身份是個人在一民族國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權利與義務的成員身份。”在中國,主體地位的喪失是與公民意識的欠缺和對公民身份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密不可分的。2.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不健全上層建筑之間的差異難以彌合。首先，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是以公平正義，誠實守信為價值尺度的。在商品交換的總過程中，一但中間環節出現公正、信用的缺失就會導致一系列的經濟悲劇的發生。新千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其導火索就是美國金融和房地產領域發生的信用危機。然而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在經濟領域還沒有形成良好的信用機制和公平正義的經濟實體。其次，法制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陷入困境。近年來，我國公務員的選拔，財產公示等一系列改革都是舉步維艱。國有企業改制問題積累了大量的疑難雜癥，國營和私營企業比例結構難以對稱。在社會意識領域就會產生如“缺德不違法”，“集體無公德意識”和集體反道德主義，社會責任意識淡薄等傾向。
四、走出困境——公德私化的理路選擇
無論公德還是私德，都是用以約束和規范人們行為的二者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構成了辯證統一的道德整體。對這一點，梁啟超先生是有比較深的認識的，在1912年所著《中國道德之大原》一文中他談到：“自主觀之動機言之，凡德皆私德也，自客觀影響所及而言之，凡德皆公德也。”他關于從主觀動機上看凡德皆為私德，從客觀影響上看凡德皆為公德以及“無私德則不能立、無公德則不能團”的見解，至今對于我們認識公德與私德的關系仍有一定價值。應該看到，不講私德造成的不良影響會干擾公德的實現，不講公德也會影響、制約、阻礙良好私德的培育和樹立，甚至會催化私德的缺失。不講私德和公德都會導致人與人之間關系緊張，社會矛盾增多都會導致群眾如一盤散沙，難以形成凝聚力，都會導致社會風尚敗壞，擾亂經濟秩序和生活秩序，從而影響社會穩定，阻礙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根據目前我國公德與私德的現狀及個人道德品質形成和道德行為養成的規律和特點來看，我國未來的道德建構的思路不是要一味地弱化私德，甚至以公德取代私德，而是將私德在個人日常私生活范圍內加以發揚光大——因為這正是中國的優秀道德遺產之一；與此同時在公共生活中則以強制的和非強制的措施強化公德理念。由此筆者提出了一個解決當前“公德和私德”錯位問題的設想就是實行公德私德化，也就是說公德內斂于己即為私德，即社會成員能夠自覺遵守公德并加以內化那么公德即轉為私德。因為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現象并非是人腦中自生的，只有通過教育灌輸才能被人們認識和接受。公德良序一方面可以使個人美德發揮積極的社會功能，從而促進私德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對私“德濁下者”構成一種無形而強勢的壓力。古今中外，難見公德淪喪而私德高尚者，即使有，從道德的眼光看，私德再好，如果“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是對國家和人民所應負道德責任的缺乏；“在其位謀壞政”，更是對國家和人民所應負道德責任的嘲弄和踐踏；而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自慰者，則是為逃避和推脫自己對國家和社會的道德責任尋找遁詞。這些都是缺乏公德甚至損害公德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羅爾斯所謂社會至善是個體從善的前提的觀點是深刻的。當前道德建設的重點應放在公德私德化公德內化為私德的過程.首先,要加強公民意識的培養,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的發展是公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公民意識強化了社會共同體意識它使全社會形成任何人對公共利益的侵犯同時就是對各個個人利益的侵犯理應受到公眾唾棄的共識，由此公德的維護和恪守才會具有全社會的意義。因此通過公民意識的培養，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公民遵守公德的自覺性，培養堅定的道德操守和較強的自律能力。其次，要加強社會公德的宣傳和教育，不斷倡導講文明講禮貌講道德的社會風尚，形成全社會講公德重視社會公德的風氣從而使公民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德，并使公德內化為每一個公民的內在德性實現公德向私德的轉化。此外，還要加強制度建設，借助相關法律法規去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從制度上建立義務轉化為自省、他律轉化為自律、個體道德與公德相互貫通的機制，促進公民公德意識的培養并內化為個人的品格，實行公德私德化。還要解決好道德的高標與底線問題。由于過去我們在道德建設中倡導的道德典型過于完美無缺，樹立了一種過高的道德標準，讓每一個凡夫俗子自慚形穢使得大多數人都沒有辦法做到。在這樣的道德高標之下人們的選擇可能就是只說道德的話不做道德的事。因此，我們在公德建設中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道德標準問題。應該樹立一條符合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水平，一條大多數人都能達到的及格線，即樹立一種道德底線。這樣的公德標準才能讓大多數人接受并內化為自己的個人的道德品質和行為標準。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對于在全社會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樹立了一個鮮明的標準，使我們有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標準和尺度。社會主義榮辱觀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都做了明確的要求：做熱愛祖國服務人民，崇尚科學、辛勤勞動、團結互助、誠實守信、遵紀守法、艱苦奮斗的事情，并以此為榮，這是我們應該堅持提倡的，是我們的并不高人人都可以做到的高標；不做危害祖國背離人民、愚昧無知、好逸惡勞、損人利己、見利忘義、違法亂紀、驕奢淫逸的事情這是我們的基本底線。如此社會主義榮辱觀有效地把道德高標和底線，道德他律與道德自律結合起來，營造良好的道德環境推動公德建設和公民道德建設。
五、結語
從歸根結底的意義上說不論是公德建設還是私德涵養都離不開每一個個體的努力和參與。個體既是私德的涵養者和承擔者又是公德的踐履者和建設者。個體如果能遵守公德并達到對公德的自覺，那么這實際上就是個體私德的自律，若如此公德的他律與私德的自律也就融為一體了。因此，公民道德建設離不開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私德涵養和公德踐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