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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訴訟論文范文1

【論文摘要】：由于我國公益訴訟制度存在的缺陷，致使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維護。文章將分析公益訴訟的意義，對完善公益訴訟制度提出思考。

一、公益訴訟的概念及公益訴訟的意義

(一)公益訴訟的概念

公益訴訟一詞始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變革后，伴隨著公益運動的展開而廣泛使用該術語。由于當時美國的眾多社會制度均面臨挑戰，因而出現了各種嘗試改革的方案，設立了眾多的公益法律機構及類似的倡導制度，它們是為環境、消費者、女性、有色人種、未成年人及類似的諸多社會公共利益而展開活動，由此而進行的訴訟被稱為公益訴訟。

(二)公益訴訟的意義

1.公益訴訟昭示維護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這是民主和法制建設進一步健全的需要。

近年來，公益訴訟已成為司法實踐和社會生活中的熱點話題，各類公益訴訟不時見諸媒體報道。無論從國外公益訴訟的發展歷程與趨勢，還是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公益訴訟的興起是我國社會和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

公益訴訟的原告打官司不圖私利，為社會公益，且風險很大，因為被告往往是壟斷性大企業或者國家機關。為什么會出現公益訴訟，出現這么多“好事之徒”？現實生活中，在一些國有資產流失、不正當競爭、環境污染等嚴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事件頻頻發生，而行政權力膨脹和現有監督制度還存在著一定的疏漏。于是，尋常百姓開始拿起法律武器向不法行為叫板。這表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逐步深入推進，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態度。對社會公眾來說，公益訴訟昭示維護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這是民主和法制建設進一步健全的需要。

2.公益訴訟既是一種“見義勇為”的正義之舉，也是社會進步最顯著的標志。

在中國的現實司法實踐中，以個人的力量對抗于強大的壟斷部門或權力機構，一種結果是輿論喧囂之后卻沒了下文，二是雖然有了一個較好的結果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河南葛銳訴鄭州鐵路分局廁所使用收費一案，雖然判決獲得支持，而葛先生個人在近三年的訴訟中，付出了大量人精力財力，且精神上承受了相當的壓力。

公益訴訟難以獲得支持，但卻并非“與己無關”。現實生活中，有些人損公肥私、大發不義之財，不就是掏了每個公民的腰包嗎？同樣是納稅人，有人靠守法經營發財致富，有人卻投機取巧，從國庫里騙錢發家，這能叫公平競爭嗎？這是對其他納稅人的不公正待遇。我們有責任維護法律的尊嚴，有責任協助有關部門執法，這既是維護國家整體利益，也是維護我們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為了國家或公眾利益不受侵害，通過訴訟的辦法要求法院追究被告的違法責任，既昭示了人們權利意識的加強，更沖擊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麻木；既是一種“見義勇為”的正義之舉，也是社會進步最顯著的標志。

3.公益訴訟在國際上受到普遍支持，是國家法制健全的標志。

二、對我國公益訴訟發展的思考

(一)我國公益訴訟需要立法支持

從依法治國的要求來說，為公共利益挺身而出的“好事之徒”的出現說明老百姓學會了用法律作為維護權利的武器，使得法的意義開始向“權利”的本原回歸。

然而，由于現行的法律不夠完善，各地嶄露頭角的公益訴訟的原告，在維權道路上可謂步履艱難。在一個法治社會，面對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應有權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雖然在目前的社會生活中，人民必須把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權力委托給國家機關行使，但當受托者不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權力時，人民該怎么辦呢？承認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訴訟權力，是憲法原則在訴訟領域的具體體現。現行法律中有關“訴訟主體”的規定，使當前的許多公益訴訟徒具虛名。在一些污染環境、制假售假、不正當競爭、國有資產流失等案件發生后，雖然受害者眾多，但根據現行法律，只有直接對公民個體利益造成了損害，公民才能向相關部門舉報，但卻無法代表公眾對致害人提訟。如相關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或怠于履行維護公共利益的職責，公民也無法對行政機關提起行政訴訟。

公益訴訟機制的缺乏，限制了公民通過法律手段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行動，削弱了社會自我調節功能，不利于發揮公民監督政府的作用。可見，公民個人提起的公益訴訟有待立法的支持。

(二)檢察機關應成為公益訴訟的重要主體

司法實踐中，一直存在著一個怪現象，一方面，國有資產流失、環境污染、壟斷等和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緊密相聯的案件，日益受到社會的關注。另一方面，社會公共利益一旦遭到損害，卻普遍存在著無人應訴、無力應訴、不愿應訴等問題，致使國家和社會利益遭受損害。由個人自發為維護不特定多數人利益而提起的公益訴訟，盡管被告的行為可能侵害了公共利益，但因公共利益并非個人利益，按法律規定普通公民無權，致使這些訴訟多以敗訴告終。法院駁回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原告與被告之間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直接利害關系，成了橫亙在公益訴訟面前一道過不去的關坎。

因而，檢察機關應成為公益訴訟的重要主體。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于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公民重要權利的民事案件，在無人的情況下，以法律監督者的身份代表國家將案件提交人民法院進行審判，要求人民法院追究違法者民事責任的訴訟。檢查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活動的開展，有利于維護公共利益和弱勢群體的利益。

(三)公益訴訟應成為行政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只有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這就意味著，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訴訟僅限于救濟個案而提起的私益訴訟，而對非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人針對國家公權機關的作為或不作為提起的訴訟，也即公益訴訟不予承認，實踐中對此類也是不受理的。

公益訴訟的推進必須有一個過程，無論從現有法治環境還是行政訴訟的實際地位來看，目前不可能有較大的冒進，而只能是穩步推進。但是，這種限制公益行政訴訟的規定在實踐中越來越顯現出其缺陷：當國家怠于行使職權造成公共利益受損時，如果個人或其他社會組織無法提訟，不僅不能體現法律的公平和正義，而且也不符合日益高漲的公民權利要求。因為公共利益是與每一個人都休戚相關的利益，公益與私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況且，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僅僅包括直接的利害關系，也包括間接的利害關系；既包括切身的利害關系，亦包括非切身的利害關系，因此，私以為，當私人認為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影響時，即使這種影響是間接的、非切身的、可能發生的，也應賦予其原告資格，這也是現代行政法發展的最重要的趨勢之一。“法律就是朝著允許全體公民他們所感興趣的任何行政裁決的方向發展。”

綜上所述，公益訴訟立法和實踐雖然在我國處于相對落后狀態，但它對于維護我國憲法尊嚴，建設法治國家，完善依法行政，增強人民法制精神具有重大意義，是值得我國大力推進的。

參考文獻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公益訴訟論文范文2

關鍵詞：公益訴訟環境公益訴訟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環境刑事公益訴訟公益化

正文

一、問題的提出——環境糾紛的獨立與公益化趨向

環境問題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工業化的進程而逐漸顯現出來的。在早期階段，環境問題沒有被獨立成一類特定的法律問題，而隨著人類開發利用環境與資源力度的加大，污染環境渠道的增多，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呈現了出來，環境糾紛也成了人們經常遇到的糾紛之一。傳統的部門法是在沒有環境保護的意識和觀念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當環境問題或環境糾紛出現的時候，這些法律在糾紛解決方面往往出現捉襟見肘的現象，呈現出許多問題和缺陷。因而從六、七十年代以來，各國紛紛制定各類環境法律、環境問題對策、環境糾紛解決方式等，以此彌補傳統法律對環境利益保護不周的缺陷。至此，環境問題成為一類獨立的社會問題，環境糾紛也在這種形勢下成為一類獨立的法律糾紛。

環境糾紛從傳統民法上的相鄰、通風、采光等純私益性質的糾紛發展到今天已相當廣泛，而且早已突破私益的局限，越來越呈現出社會化的特性。這主要是由環境問題在時間上的潛伏性，地域上的廣泛性引起的。環境問題的這些特點使得環境糾紛中涉及人員眾多、地域分散，有時甚至會出現沒有影響到具體公民的權益但卻影響了國家或社會公益的現象。如何保護這類環境公益成為我們面臨的一大課題。

二、環境公益訴訟的界定

英諺云：有權利就有救濟。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中對權益的救濟途徑多樣，然而最有效果也最有力度的當屬司法救濟。因而對環境公益的救濟就有了對環境公益訴訟的需求。

公益訴訟是相對于私益訴訟而言的。早在羅馬時期，其程式訴訟中就有了公益訴訟和私益訴訟之分。一般來說，前者是指私人對危害社會公益的行為提起的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在目前我國理論界對公益訴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對公益訴訟中“公益”的范圍有不同界定；其次是對公益訴訟的類型有不同見解，一種觀點認為公益訴訟應當包括行政、民事兩種，另外有觀點認為公益訴訟只有行政公益訴訟一種；最后是對公益訴訟中人資格及人范圍有不同觀點。筆者在眾多學者對公益訴訟的不同見解基礎上結合環境問題的獨特性對環境公益訴訟有下列看法：其一，環境公益是指國家環境利益、社會環境利益、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環境利益，為研究方便，筆者將它們劃分成兩類，一類是純社會公益性環境利益，另一類是涉及不特定多數間接利害關系人的環境公益。（特定間接利害關系人的訴訟不屬于公益訴訟）它們的共同點是不涉及直接利害關系人。其二，對環境公益作如上界定之后，不難看出，對這種公益的侵害不限于一種類型，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都可能發生。因而環境公益訴訟理應包括這三種類型，即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環境刑事公益訴訟。最后對環境公益訴訟的人資格及人范圍的界定在下面的制度構想中再作進一步的研究，此不贅述。

三、環境公益訴訟的障礙分析與建立環境公益訴訟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環境公益訴訟應該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的三種類型，如果這三種類型中的任何一種環境公益受到侵害，都應有相應的制度保障，使這種被侵犯了的環境公益得到救濟。然而在我國目前的三大訴訟法中，除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對侵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訟外，另外兩大訴訟法均未對公益訴訟作任何規定，而且還在某些制度上限制了公益訴訟的提起。如對原告資格的規定，兩大訴訟均規定提訟的原告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事人，而環境公益訴訟恰恰相反，它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人，要么是涉及不特定多數間接利害關系人的環境公益，要么是純環境公益（至少在目前狀況下不涉及利害關系人）。這種狀況必然導致國家環境公益、社會環境公益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環境利益受到侵害卻得不到救濟。由于環境問題公益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按照傳統訴訟制度卻不能有力地保護這種公益，其結果必然淡化人們維護公共利益的熱情，同時也影響公眾參與環境事務的積極性。因此，要保護環境公益而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現實的。為此應該盡快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四、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構建設想

由于我國傳統刑事訴訟就是公益訴訟而且制度相當健全完善，故在此不再細論，這里僅就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進行研究。

（一）人資格及人范圍分析

對于環境公益訴訟的人資格及人范圍，學術界有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針對環境公益提起的訴訟只應由代表國家權力的檢察機關來行使；還有觀點主張，為提高全民維護環境公益的積極性，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任何公民、社會團體、或檢察機關都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筆者認為，公益訴訟中，人資格不應受傳統訴訟法的“直接利害關系”的限制，原則上，為了社會環境公益任何公民、社團、檢察機關都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但是基于傳統民法的當事人自治原則及環境法的公眾參與原則的考量，在以下兩個方面應加以界定：第一，純公益性環境損害與涉及不特定多數間接利害關系人的環境公益訴訟中人范圍應有所不同，具體來說是對于前者任何公民、社團、檢察機關都有權，而對于后者則主要由間接利害關系人提訟，這種訴訟可以借鑒美國的集團訴訟制度；第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及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人的范圍應有所不同，具體來說是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人可以是任何公民、社會團體或間接利害關系人，而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除了上述人外，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也可以依照其法律監督職能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但只限于純公益性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這樣設定的原因有三：其一，“為權利而斗爭是權利人自己的義務”，把民事權益的保護交給當事人本人，冀望其內在的動因和外在的努力，要比冀望高高在上的法律監督機關來得高明。另外，現在各國均將環境權、環境正義和環境民主作為環境法制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只有尊重和保護公民個人和集團的環境權，才符合正義的思想、公平的原則和民主的精神，而衡量環境民主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公眾的參與，當然包括參與解決環境公害案件訴訟程序。因而我們要把環境民事公益訴權留給公眾，把涉及間接利害關系人的公益訴權留給間接利害關系人，國家沒有必要干預。這樣還可以達到發揮公眾維護社會公益及參與環境事務的積極性和熱情的目的。其二，國家檢察機關本身的性質和職責表明它實質上具有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者或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這種身份決定它應當充當公共利益的代表，有對無人控告的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益的行政違法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力，從而保障國家權益、社會公益不受侵害。其三,權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力量,必須用另外一種能夠與之抗衡或者更強大的力量來制約，它才能夠接受監督,而由國家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正達到了對行政權力制約的目的，彌補公眾監督無力的不足，有利于依法行政目標的實現。

（二）訴因及對應訴訟類型分析

為了研究的系統化，筆者將訴因分為三種類型，并針對不同的訴因提出了不同的對應訴訟類型。

其一，行為人（除行政機關外）的行為沒有違反現行法律規范但卻給環境公益造成了損害。這類問題在環境法的理論研究及司法實踐中經常會遇到，對于這種問題的解決學者們眾說紛紜，筆者認為，行為人的行為不違法不承擔行政責任，但要承擔民事責任（有損害就有補償）。因此可以針對這類損害環境公益的行為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其二，對于行為人違反現行法律規范并給環境公益造成損害的行為提起何種性質的環境公益訴訟，理論界有不同的見解：一種觀點主張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的行政職能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機關，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給國家利益、社會公益造成損害的組織和個人有權追究其行政責任，沒有必要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筆者認為應將這兩種觀點綜合起來構建環境公益訴訟。行為人違法侵害環境公益的行為屬于傳統行政職能機關（尤其是公益維護機關）的職責范疇，行政機關理應依法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如果這類環境公益的侵害沒有涉及到不特定多數人的間接利害關系（如前所述的純環境公益侵害），那么此時對這件侵害環境公益的行為的處理處于相對完結的狀態；如果侵害到不特定多數人的間接利益，就可以對此行為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以上兩種結果出現的前提是，行政機關依法履行了職責。但當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或沒有發現這類違法行為時，間接利害關系人或任何人應該首先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控告（針對違法行為），如果行政機關仍不履行其法定職責，此時可以針對行政機關的行政不作為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間接利害關系人還可以針對違法行為一并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其三，行政機關的作為行為或事實行為侵害環境公益的情形。這類行為與上述因行政機關不作為而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相象，可參照上述設定提起相應訴訟，這里不再贅述。

（三）人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地位分析

由于在環境公益訴訟中，人不是或者不全是為了自身的權益，而主要是為了國家、社會公益。那么在性質上，他們有別于一般民事訴訟中的原告，以及一般行政訴訟中的行政相對人，他們是以公益的名義的，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即使是公民、社團也是代表國家對侵害環境公益的行為提訟，他們在這種訴訟中就是國家的代表，因而可以借鑒刑事訴訟中“公訴人”的規定來對待環境公益訴訟中的人，即環境公益訴訟中的人相當于刑事訴訟中的“公訴人”。

（四）環境公益訴訟中其它特殊制度設定

第一，舉證責任的問題。按照一般環境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規定，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理應適用這一環境法上的普遍原則，當然舉證責任只是一定范圍的倒置，不是被告承擔全部舉證責任，而原告不承擔任何舉證責任。

第二，訴訟費用的問題，按照國際慣例，應該免收原告訴訟費用，但筆者認為為了防止濫訴的出現，應先由原告交納一部分訴訟費用，經審查屬合理合法且有意義的時，無論勝訴還是敗訴，這部分訴訟費用都應如數返還原告，但若經審查屬于報復、無理取鬧等不合理時，訴費可不返還原告以此達到警戒濫訴的目的。

第三，關于給原告獎勵的設定。人不是為了私益而是為了環境公益，必然消耗其時間、精力、金錢，若不給原告一定的獎勵，則沒有提起公益訴訟的激勵機制，也許更多的人不會為了維護公益而去犧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筆者設想，在是合理合法有意義的情況下應給原告一定的獎勵，這種獎勵應從對被告的經濟制裁中提取，或由國家或地方政府出資設立環境公益訴訟獎勵基金。這樣，一方面是對原告付出的彌補，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勵更多的人維護社會公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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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虹、梁遠，也論行政公益訴訟[J]，法學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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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呂忠梅，環境法新視野[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公益訴訟論文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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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政公益訴訟；公共利益；現實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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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傳統的行政“訴訟利益”理論,原告只能就與自己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利害關系為限。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原告必須是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行政行為侵犯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也就是說,非行政行為的相對人無權提起行政訴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加強了對相對人訴權的保護,將“相對人原告資格論”修改為“利害關系人原告資格論”,糾正了實踐中被狹義地理解為只有行政行為的直接相對人才是適合原告的做法,進一步擴大了原告的訴權范圍。但我國行政訴訟原告的范圍仍過于狹窄,當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遭受侵害時,公民無法通過司法途徑維護公益。因此,對傳統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理論進行理念性更新和突破,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已成為現實需要。

1行政公益訴訟的界定

行政公益訴訟是指當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對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時，法律允許無直接利害關系人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制度。公益訴訟是相對于私益訴訟而言的。私益訴訟解決的是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紛爭,訴訟結果只調整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而行政公益訴訟爭議的利益通常具有公共性和集合性,代表著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利益,訴訟結果往往是國家、公用事業、壟斷經營的單位、公益機構的重大決策調整、重大行為改變,甚至是修改某項法律法規,這種訴訟效果已經不僅僅針對過去,而且有指向未來的意義。在行政公益訴訟中,通常有不特定的多數人依法享有原告資格,而向法院提訟的只能是這其中的部分人,在此情況下,法院判決并不僅僅局限于訴訟當事人,而是遍及所有享有原告資格的人。

2我國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現實根據

目前我國的現狀是，市場經濟體制還未成熟，行政機關的角色定位還在摸索，民主法治觀念還未深入人心。在這種客觀前提下，侵害國家經濟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事件以及行政機關超越職權、、不履行職責等違法行政行為都使行政公益訴訟有必要建立。

首先，侵害國家經濟利益的事件仍然存在，通過非法手段侵吞、破壞、浪費公有資產，特別是國有資產流失的事件已屢見不鮮。盡管國家專門成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局，制定了一批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法規，明確了有關機構和人員的職責，然而許多違法者依然逍遙法外，而有的組織或公民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護國家利益不受侵犯，大膽檢舉、控告違法行為，有的無人理睬，不了了之，有的還遭受打擊報復。如果公民的監督權和國家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沒有程序法上的保障將是一紙空文，正義將不能得到伸張。

其次，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事件層出不窮。市場經濟是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形式，市場主體對利益追求的內在沖動又往往具有難以遏制的，甚至無法滿足的趨向。因此出現違法經營，違背公認的商業道德、不遵守競爭規則、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大規模污染環境、土地開發中的不合理利用問題，政府在公共工程的審批，招標和發標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侵犯其它經營者、消費者合法權益、特殊部門實行壟斷經營等等。它們所侵犯的客體不只是某個特定的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而是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或社會整體利益。而要遏制這種嚴重損害公益的行為，光靠行政機關的行政執法是遠遠不夠的，應該建立行政執法為主、行政公益訴訟為輔的雙重制約機制。

最后，大量的行政違法行為，主要表現在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義務。僅以行政處罰領域來看，就存在許多問題，比如處罰失控，即行政機關亂設處罰，濫施處罰現象日益嚴重，既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又損害了政府形象和法律尊嚴。另外，行政機關的不作為在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2002年，全國各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13萬起，告政府職能部門不作為的為8萬起之多。在大量的行政違法事實面前，唯有對“公權力”實施控制和監督，才能防止其不被異化。在嚴峻的現實面前，要求加大對行政權力監督的力量，而建立行政公益訴訟無疑可以發揮一種有效的監督作用。

3建立我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設想

（1）關于行政公益訴訟的適用范圍。

根據我國的實際，有必要對行政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作出一定的限制。從將來的立法上說,在開放行政公益訴訟之初,可借鑒西方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經驗,先在選舉、環保、國有資產保護、壟斷性行業、同業競爭等幾個矛盾比較尖銳的領域中引入公益訴訟。同時,法院也要嚴把受案關,只有在公益確實受到違法行政行為侵害,影響到多數公民的合法權益,無法直接根據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時,法院才可受理。

（2）關于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拓展。

為了使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獲得可訴性,不應恪守傳統行政訴訟法理論“無直接利害關系便無訴權”的要求,將原告資格范圍進行拓展。就我國而言,應賦予公民、社會團體和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我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民有權對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檢舉,允許公民提訟與憲法規定并無沖突。社會團體代表一定領域內不特定多數人所享有的共同利益,比其成員有更強的訴訟能力,社會團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行政訴訟中來,也是一個國家行政民主化進程的體現。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司法機關之一,既承擔監督法律實施的職責,又具有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的職權。在行政訴訟中確立檢察機關的權與設定檢察機關公訴地位的宗旨是一致的,即國家和社會的利益不容侵犯,一旦發生損害必定要予以法律上的補救。

（3）關于行政公益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行政訴訟的舉證原則是被告負舉證責任。那么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應由誰負舉證責任呢？對有關公益損害或可能損害的事實證據，由原告負責提供為宜，因為原告以此為由啟動了行政公益訴訟程序，由其對此負舉證責任合情合理；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與否及依據的相關法律法規，由被告負責提供為妥，這是依法行政的要求決定的，也與一般的行政訴訟的舉證要求相一致；對其他程序上及民事上的有關事實等，仍應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公平合理。

4結論

哪里有侵權，哪里就應該有救濟，而司法救濟應該成為一種常規的、常設的，最后的救濟底線。這是由于司法權的獨立性、中立性等因素決定的。無論侵犯的是公共利益還是私有利益，都應該有司法救濟來予以保障。我國現在還在大量地運用行政管理的手段來解決本可以用行政公益訴訟解決的問題，這既與我國傳統的重行政管理，輕視司法救濟的習慣有關，又是我國目前司法制度不健全的結果。行政管理，的確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是行政管理畢竟不能代替司法救濟，對公共利益的侵犯，應該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與行政公益訴訟相結合的制度來防止和救濟，才能相得益彰。

參考文獻

［1］蔡虹，梁遠.也論行政公益訴訟［J］.法學評論，2002.

公益訴訟論文范文4

關鍵詞: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可行性

對于環境公共利益的保護,傳統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單軌制保護模式,即由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來維護環境公益。然而,對于沒有監督與制約機制的公共權力,其權力本身的擴張性和腐蝕性,是每一個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僅僅依靠道德力量所無法改變的。環境利益是一種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護同樣受到制約。盡快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充分發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監督的巨大潛力,是促進我國環境保護公益事業健康發展的趨勢。

一、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概念的界定

環境公益訴訟指致使環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時,法律允許公民、環保組織或特定國家機關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訟的制度。環境公益訴訟并不是獨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之外的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它只是一種與訴訟目的及原告資格有關的訴訟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含義:

1.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一方為特定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及個人。此處所指的特定國家機關為人民檢察院,它最有權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社會組織及個人可作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提訟。

2.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被告為管理環境的政府部門及法律法規授權的環境行政主管部門,也包括按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

3.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對象是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或抽象行政行為。

4.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在于維護公共利益,而非提訟當事人自己的私利。

二、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理論依據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將成為鼓勵公民參與環境管理,加強對破壞環境的行政行為進行監督,減少因環境糾紛導致社會問題的重要手段。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建立,主要理論依據體現在以下兩點:

1.環境法中的環境權理論認為,環境法律關系的主體擁有享有適宜環境的權利,也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具體而言,就是有在良好,健康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權利,有在環境保護方面監督、檢舉、控告和訴訟的權利等。因此,公民的環境權利遭到行政行為侵犯的時候,不管是否為直接利害關系人,均有權提訟,要求相關部門追究法律責任。環境權理論的興起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

2.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環境資源就其自然屬性和作為人類生活所必需的要素來說,乃全體公民的共享資源和公共財產,任何人不能對其任意支配、占有和損害;國家是基于全體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權的,因而政府作為委托人有責任管理好這些財產。

當行政機關只注重本地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的增加,而對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現象漠然視之,行政機關在防治污染方面不依法履行職責時,任何公民、組織或國家特定機關均可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監督政府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依法履行其職責或管理環境的義務。

環境作為一種社會公共利益,與每個人的利益都息息相關,環境法是一種社會法,從社會法理的觀點而言,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以社會法思想為底蘊,具有社會法理基礎。

三、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在我國,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且可行的。

(一)必要性

在我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已達到觸目驚心的地步,環境問題的危機不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生活遭受到嚴重侵害,而且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針對環境公益問題,我國實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單軌制保護體制。這種體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體制紊亂和軟弱、行政監督缺位與低效、環境行政執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另外,政府環境管理行政部門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的片面性,甚至行政權利本身對環境公益構成侵害,不能實施保護環境的行政行為。可見,這種單軌制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尋求解決這種弊端的方法就是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積極吸納社會團體和公眾參與環境管理,以期改變環境保護不力的狀況。

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方式是預防為主,在立法上,法律有必要在環境侵害尚未發生或尚未完全時就容許公民采用訴訟等司法手段加以解決,阻止環境公益遭受無法彌補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護環境,民眾必須參與環境行政行為和環境司法過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是公眾參與保護公民環境權和環境公共利益的需求。

因此,基于我國單軌保護體制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不力以及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需求,我國有必要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在政府行政行為上,進行監督制約,在立法上,肯定公民參與保護和監督環境公益的程序,在渠道上,暢通環境公益訴訟,以便更好地保護我國的環境。

(二)可行性

我國已經存在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基礎,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是可行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法律基礎

《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時規定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這些在法律上給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

《環境保護法》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這就體現了公民有參與環境管理的權利。《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訴訟。這些規定體現了為維護公共利益的公益訴訟的精神,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精神依據。由此可見,人民可以通過訴訟等法律程序對政府機構行為和權力形成強制性約束,參與環境保護和監督管理。

2.民眾法律和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

隨著我國公眾法律意識的提高,公眾環境保護意識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熱情空前提高。另外,社會的各種民間環保組織和非政府環保組織將一定范圍內個人的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對政府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對政府環境行政權力具有一定的監督性。民眾法律和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民眾基礎。

3.國外經驗可以借鑒

國外環境公益訴訟的實踐,為我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例如,在美國,環境法中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稱作公民訴訟,即公民可以依法對違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義務的聯邦環保局提出訴訟。這種訴訟方式完全廢除了原告適格理論,原告沒有必要證明自己受到違法行為的直接侵害。在英國,檢察長是唯一在法庭上代表公眾的人,是公共利益的保護人。私人不能直接提起組織公共性不正當行為的訴訟,只能請求檢察長的同意,以檢察長的名義提起。德國、法國的“越權之訴”“客觀之訴”實際上也是類似于美國集團訴訟的模式。

實踐證明,國外的公共訴訟對于維護公民的環境權、提高環境質量、實行法治發揮了極大作用,而且在具體的操作實踐中也積累了經驗,我們可以吸收其中的精華,并與我國的本土資源相結合,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法。

另外,我國已有公益訴訟的案例,這些案例從程序上、實體上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建立提供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建立奠定案例基礎。

我國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和政府單軌保護環境不力的狀況以及民眾要求參與環境管理與監督的社會現實,有必要盡快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而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軟環境,具有可行性。從保護公民環境權和環境公共利益出發,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綠中美.環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張明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芻議[J].法學論壇,2002;(6)

[3]趙慧.國外公益訴訟制度比較與啟示[J].政法論叢,2002;(5)

公益訴訟論文范文5

關鍵詞：公益訴訟；立法不足；當事人適格

2013年初開始施行的新民訴法明確規定了公益訴訟制度，彌補了我國多年的立法空缺，但其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亟需學術界與立法機關對其進一步完善。

一、公益訴訟的定義

美國的公益訴訟“旨在強調在這類案件中，法官之作用不再是根據私法原則來解釋公民個人間爭議，相反，要求他們處理的因某些公共或者準公共項目的實施而產生的冤屈，捍衛體現在相關法律或憲法規定中的公共政策”。德國的公益訴訟是指“維護團體的共同利益或整體利益為本旨的停止侵害之訴或撤銷之訴，有制止違法和預防保護的功能，事關公共利益”。我國的公益訴訟是指有關的國家機關和組織，依據法律明確規定，對違反我國相關民事法律、損害公共利益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特定的第三人人利益的行為，向法院提訟而啟動訴訟程序的訴訟活動。

二、我國公益訴訟存在的問題

（一）當事人適格問題

首先，國家機關可否作為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行政機關易與地方利益相牽連，導致行政不作為。原本是要避免該機關因自身過錯造成的監管不力而導致的環境污染等危害公益案件，其反而以來規避責任。故目前不宜把行政機關作為我國公益案件的主體。

其次，社會團體能否作為公益訴訟的適格當事人？一般認為是肯定的。社會團體充當公益訴訟原告有三點優勢：第一，社會團體具有專業性，其可利用其在專業領域的知識解決訴訟中一般非專業人員難以解決的問題。第二，社會團體有更強大的實力，承擔得起耗時耗力的訴訟成本，這樣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維護。第三，社會團體有更強的主觀責任感，而個人的話多帶有觀望情緒，主動維權意識不強。

最后，個人能否作為公益訴訟的適格當事人？有種觀點認為，以個人名義提起公益訴訟容易造成濫訴，同時也有可能造成情訴的情況發生，故個人不應成為公益訴訟主體；還有相反看法的認為，保護公共利益實質上是公民個人作為社會整體的一員參與社會管理的義務，這也是憲法規定的每個公民應盡之義務。從長遠來看，賦予公民提起公益訴訟的資格是必要的。當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時，公民不應再一邊袖手旁觀，而應自覺采取訴訟行動，投身于捍衛公益之行動中。所以，我國應明確一種帶有支持和鼓勵性質的立法引導。

（二）適用對象范圍問題

根據法律規定，公益訴訟適用的對象應當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糾紛，其中關鍵在于如何具體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

公共利益被模糊處理其實是對構建公益訴訟的巨大危害。有觀點認為，公共利益指整個國家的公共利益，是一個完整性的概念。具體來說公共利益實際上包括了國家利益、政府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等四個方面。其實這幾者間應有較為明確的辨析。否則，這樣會將公益訴訟的概念置于一個模糊不清的處境，最終使公益訴訟離公共利益的核心價值理念日益南轅北轍，最終導致具體的公益訴訟案件脫離原有的立法初衷，使法律無法真正實現對公共利益之保護。

三、完善我國公益訴訟的建議

（一）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的常用主體

檢察機關的職能本身就有代表國家以及公眾利益進行訴訟。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可以代表國家對侵犯社會公共法益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而在民事訴訟中，其為何不能代表國家對侵犯到國家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的當事人提起公益訴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此，讓檢察機關擁有公益訴訟職能是勢在必行的。

民訴中檢察機關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權，是一種事后監督，檢察機關只有在發現已生效的司法裁判文書確有錯誤時，才能提出抗訴。其次，在一套完備的環境民事訴訟過程中，檢察機關并無任何實體性權利。檢察機關在訴訟中既作為原告又作為監督者，兩者身份看似沖突，其實不然。由于檢察機關并不存在直接訴訟利益，所以其沒必要通過監督者的身份來獲取訴訟利益。其作為原告和作為監督者都出于保護公共利益的目的，無論法院作出何種判決，都跟其本身民事權益無瓜葛。所以根據公共利益保護的現實需要，應賦予檢察機關環境民事公益案件的權，建立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制度，使公共利益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濟。

（二）相關社會團體作為公益訴訟的備用主體

公益訴訟論文范文6

內容提要: 新的《侵權責任法》頒布施行并未消除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的“二元化”問題，反而使“二元化”進一步走向了“多元化”，面對“多元化”產生的法律困境，如何引鑒公正的法理機制去應對解決矛盾，使醫患關系得以實現和諧，就構成未來統一的醫事立法之當代視界。

 

 

    一、醫療損害賠償訴訟“多元化”問題的提出

    眾所周知，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的“二元化”問題一直是長期以來困擾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的疑難問題，所謂“二元化”，又稱“雙軌制”，是指法院在審理醫療損害賠償案件時，面臨著是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 以下簡稱《條例》)還是適用《民法通則》及其司法解釋的矛盾沖突。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關于參照 ＜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 ＞ 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規定： “條例施行后發生的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訴到法院的，參照條例的有關規定辦理； 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也就是說： 構成醫療事故的侵權賠償訴訟適用《條例》，而非醫療事故的一般醫療損害賠償訴訟則適用《民法通則》及其司法解釋，這樣就在審判中確立了一種“區分不同類型分別適用法律”的“雙軌制”，此種司法“二元化”的體制在實踐中產生了不少弊端，歷來為人所詬病。2010 年 7 月 1 日，新的《侵權責任法》正式施行，對“醫療損害責任”作了專章的規定，按理說，新法的頒布應當使醫療損害賠償訴訟在法的沖突問題上歸于統一，但遺憾的是： 《侵權責任法》的出臺并未使“二元化”問題得到解決，反而使“二元化”進一步走向了“多元化”——由于該法第 5條認可了“其他法律”對侵權責任的相關規定，這就使得醫療損害賠償訴訟可適用的實體法規范由原來主要的 4 部變成了現在的 5 部，它們分別是： 《民法通則》及其司法解釋、《關于審理人身損害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加上新實施的《侵權責任法》。“多元化”的諸法并存局面使得原有的疑難至今更為凸顯，而且問題還不止于此，仔細研讀《侵權責任法》會發現： 該法對“醫療損害責任”規定不僅內容過少過窄( 只有寥寥 11 條規定) ，并且對如今醫患關系中急需解決的大量爭議問題懸而不論，只作出了一些籠統抽象的規定，這就給實踐中雙方當事人的對向操作都留下了可辯護的理論空間，由此可能產生新一輪的矛盾和沖突。概括起來，“多元化”軌制在司法審判中至少會產生如下四個問題：

    1． 賠與不賠的矛盾

    如果《侵權責任法》并未排斥“其他法律”的適用，則《條例》49 條規定的“不屬于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是否依然有效? 如果有效，就會和《民法通則》產生矛盾。根據后者第 106 條之規定： “由于過錯……侵犯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也就是說，即便不屬于醫療事故，只要醫方的醫療過失行為給患者造成不應有的損害，都應當根據其過錯程度對其進行相應賠償。

    2．“重責輕賠，輕責重賠”的矛盾

    這是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屢見不鮮的一個荒謬怪圈：由于醫療事故適用《條例》賠償，而非醫療事故的一般醫療損害則適用《民法通則》及其司法解釋予以賠償，導致兩者之間的賠償標準相差反常——《條例》只規定了 11 項賠償項目，《民法通則》卻規定了 13 項，后者規定了死亡賠償金，前者則沒有。故構成醫療事故的死亡案件按照《條例》處理，患者的近親屬只能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 但包含了死亡撫慰金) ； 而在不構成醫療事故的死亡案件中，患者的近親屬按照《民法通則》處理，卻可以獲得死亡賠償金加上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雙重賠償，二者之間數額往往相差巨大，這就造成了“重責輕賠，輕責重賠”的怪現象，導致兩種裁判的結果顯失公平，也給司法界帶來了極大的困惑。

    3． 如何賠的方式、方法的矛盾

    在具體賠償的方式、方法上，《條例》和《關于審理人身損害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存在較大差異，例如： 對于醫療費，《條例》第 50 條第 1 款規定“按照醫療事故對患者造成的人身損害進行治療所發生的醫療費用計算”，不包括原發病醫療費用，后續治療費“按照基本醫療費用支付”； 而《解釋》第 19 條則規定按照治療“實際發生的數額確定”，同時還包括“器官功能恢復訓練所必要的康復費、適當的整容費以及其他后續治療費”等，兩者出入相差很大。再如喪葬費的賠付，《條例》第 50 條第 7 款規定“按照醫療事故發生地規定的喪葬費補助標準計算”，其金額約為 3000元左右； 而《解釋》第 27 條則規定“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標準，以六個月總額計算”，死者近親屬可以獲賠 6000 ～8000 元左右。

    4． 城鄉差異及其他類似矛盾

    以“重慶綦江彩虹橋坍塌事件”為例，該事件中對城、鄉死難者賠付的醫療費、喪葬費及其他費用采取了不同的檔次和標準，前者每人獲賠 4． 845 萬元，后者每人獲賠 2． 2 萬元[1]。對此，包括死難者家屬在內的廣大公眾紛紛提出質疑： 同一個事故遇難，為何補償卻分兩樣? 這明顯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基本原則，著名的民商法專家楊立新教授表示： “在賠償問題上提出所謂的‘城鄉差別賠償’，在侵權行為法看來，是十分荒謬的。”

    “多元化”軌制導致了司法審判的兩難困境，造成法官無所適從和適用法律的混亂，進而影響到法的統一性、嚴肅性和尊嚴，也由此妨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成為現代醫患關系中必須澄清和面對的現實課題。

    二、解決“多元化”問題的公正應對機制

    “多元化”問題的本質，實際上乃是一個“公正”問題，根據美國學者羅爾斯的正義論： “公正”的核心在于能夠對公民之間基于社會合作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利益和負擔”進行合理分配[2]。在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當法官受到“多元化”的負面影響而對醫患一方或雙方作出重判或輕判，使其本應享有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障或者本不應負擔的法律責任卻判令其承擔，這就產生了不公正，“多元化”帶來的不公正將動搖人們對法的信仰，沖擊法治的精神和理念，進而有可能成為新一輪醫療沖突不斷擴大的根源。為此，就必須正本清源，在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確立起一種公正的司法機制，以統一賠償的適用標準，解決上述矛盾和沖突。筆者曾在拙文《醫患關系法律調整中的公正》中借鑒羅爾斯的理論，提出醫療公正是“一種建立在醫患關系基礎之上的法律利益調節機制，通過它的調節，最終使醫患雙方在權利義務的分配和法律責任的負擔上達到平衡與協調”[3]。據此，我們提出應對“多元化”問題的公正機制可以考慮如下思路：

    1． 建議制定統一的《醫療損害賠償法》

    目前真正對醫療損害賠償作出專門規定的法律法規，只有《條例》和《侵權責任法》的第七章，但《條例》畢竟只是行政法規，與前 4 部規定中的任何一部法律或司法解釋相比都處于“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系，故彼此一旦發生抵觸，就使《條例》的適用處處捉襟見肘，且易引起“行政權介入司法權”的口舌之爭[4]。而《侵權責任法》對“醫療損害責任”的規定只有一章，內容又太少太籠統，遠未涵蓋醫療損害賠償訴訟所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例如當事人的訴因選擇、醫療事故和醫療差錯的界限、醫療責任的性質區分、醫療差錯的處理原則、醫療事故的預防、鑒定、處置、監督、賠償等的細化標準和罰則等重要問題，都沒作規定，故仍難以滿足現實的迫切需要。其他諸法如《民法通則》及其司法解釋、《關于審理人身損害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等，都不是專為醫療糾紛的特殊性而設計，許多規定對于醫事的司法實踐只具有參照性，而沒有針對性和確定性，并由此導致醫療損害賠償領域的“五法鼎立”，形成“多元化”沖突且妨害了公平正義。

    在這個問題上，建議我國可以參照法國的立法先例：2002 年 3 月 4 日 法 國 出 臺 了《患 者權利 和 衛 生 系 統 質 量法》，這是一部適用于所有從事醫療、護理事業的機構和個人、統一規定其權利義務的特別法，它結束了傳統上對醫療責任的性質所做的合同責任和侵權責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的區分，并對所有醫療事故、非醫療事故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提供統一適用的法律依據，從而使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成為一項統一的法定制度。建議我國也可以采取類似的做法，制定一部統一的《醫療損害賠償法》，根據國內有關學者的研究建議，撤銷《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損害賠償部分和《侵權責任法》的相應重復部分，實行“單軌制”合并，著手建立“五個統一”，即： “統一案由為醫療過錯損害賠償糾紛，不再區別為醫療事故糾紛和醫療過錯糾紛； 統一鑒定類型為醫療過錯鑒定，不再區分為醫療事故鑒定和醫療過錯鑒定； 統一鑒定標準為司法部制定的人身損害賠償標準，不再區分為衛生部制定的醫療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標準和司法部執行的人身損害賠償標準； 統一賠償項目和標準，不再區分醫療事故賠償和醫療過錯賠償標準； 統一使用民法通則和司法解釋，不再區分不同類型分別適用法律。”[5]這些都是頗值得嘗試和可資借鑒的。

    2． 凡因過錯給患者造成醫療損害，無論是否構成醫療事故，一律應當采取賠償的立場

    這是針對“賠與不賠”的矛盾所采取的必要立場，從法理上分析，現今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已逐漸在如下這一點上達成共識： 醫患關系從本質上說，乃是一種民事法律關系，故醫療糾紛在法律屬性上也屬于一種民事糾紛。根據民法的精神，民事責任是指“不履行法律義務因而應受的某種制裁”[6]，其目的是為了彌補權利人因民事權利受到損害而帶來的損失，以實現醫患雙方在“權利和義務”、“利益和負擔”上分配的平衡與協調。故無論醫療損害是否構成醫療事故，只要醫方因過錯給患者造成較大的損失，都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否則，只對醫療事故賠償而對一般醫療損害不予賠償，無疑就剝奪了患者本應享有的很大一部分的正當合法權益，進而造成司法的不公正。根據最新頒布的《侵權責任法》第 54 條規定： “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這就表明了旨在統一以往諸法對該問題所作規定的態度。

    3． 統一賠償的細化標準，更新“重責輕賠，輕責重賠”體制，消除“多元化”對立

    對于“重責輕賠，輕責重賠”的矛盾、如何賠的方式方法的矛盾、城鄉差異及其他類似矛盾，將來在制定統一的《醫療損害賠償法》的前提下，進一步建立統一的賠償細化實施標準，就有望能夠解決上述積久的問題。同時對于“重責輕賠，輕責重賠”的矛盾，首先還是要強調一下立法思路的先導性，應當說，醫療糾紛既然在法律屬性上屬于民事糾紛，醫療損害賠償就應當遵循民法的“實際損失原則”，故《條例》對醫療事故所采取的“限制賠償原則”就與之產生了抵觸，例如它沒有規定死亡賠償金就是一個典型的缺陷，由此造成醫療案件“過錯重反而賠償少”、“過錯輕反而賠償多”的不公正局面。現實中有些法院為了予以糾正，采取了“適當調整”的政策，例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做法是： 在一般情況下，對于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的標準，仍執行《條例》的規定，但如果按照《條例》執行的標準將使患者所受的實際損失無法得到基本補償的，則可以參照“適用《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適當提高人身損害的賠償數額”[7]，這種做法調和了目前的法律矛盾，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但畢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非永久的解決辦法。筆者在此建議： 基于“權利和義務”、“利益和負擔”分配的公正法理和民法中“實際損失原則”，在未來統一的《醫療損害賠償法》中，應在醫療事故賠償中增設死亡賠償金的制度，而在非醫療事故的一般醫療損害中則取消死亡賠償金的制度，也就是說，將現有《條例》和《民法通則》所形成的“重責輕賠，輕責重賠”體制倒置過來，使得非醫療事故的死亡案件只能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 但包含死亡撫慰金) 這一項賠償，而醫療事故的死亡案件則能夠獲得死亡賠償金加上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雙重賠償，這才能實現過錯和責任、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平衡，才是解決問題的徹底之道。有必要強調的是： 此種“輕責輕賠，重責重賠”的更新體制無論是通過“適用《條例》而參照《民法通則》”、或是通過“適用《民法通則》而參照《條例》”兩種辦法在實踐中都難免產生糾詰，必須通過制定統一的《醫療損害賠償法》，對此作出獨立的、決絕性的規定，方能真正解決問題，且唯有如此，方能從源頭上消除“多元化”的對立，使醫患之間的利益關系實現公正與和諧。

 

 

 

注釋:

[1]楊立新． 對綦江彩虹橋垮塌案人身損害賠償案中幾個問題的法理評析[j]． 法學，2001，( 4) ．

[2]( 美) 約翰•羅爾斯． 正義論[m]． 何懷宏等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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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葉興． 醫療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難點問題探析[j]．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8，( 4) ．

[5]李永勤． 略論醫患糾紛案件處理中的司法鑒定[n]． 人民法院報，2009 －9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