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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化論文范文1

關鍵詞： 阿語學習者 視聽體驗 人文風情

一、實踐背景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有著悠久而傳統的友誼，一方面，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不斷擴大和能源需求的持續增長，阿拉伯國家已成為我國的重點貿易伙伴；同時全國各地，特別是東部的阿拉伯經貿機構，以及在阿拉伯國家的中資企業等，對阿拉伯語翻譯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國內設有阿拉伯語課程的院校有北京大學、北京第二外語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天津民族職專、河南經學院、寧夏張家川阿語學校、蘭州經學院、廣河阿語學校、云南有特格瓦阿語學校、稀達阿語學院、開遠阿專、開遠敬老院阿語職專，等等，阿語學習者日益增多，但根據調查顯示，其中54%的院校，特別是一些專科院校僅開設阿拉伯語語言課程，沒有開設阿拉伯世界文化、宗教、風土人情等相關課程。根據本課題組設計的面向阿拉伯語學習者的問卷調查顯示，67%的阿拉伯語學習者只是純粹學習語言，對其文化知之甚少；74%的人認為國內獲取相關知識的平臺十分有限，而84%的學習者對阿拉伯國家的風土人情文化抱有濃厚興趣。針對這樣的現狀，本課題組獲得江蘇省創新訓練項目立項，開展了一系列調研和實踐工作。

二、國內實踐工作

（一）宣傳工作

在進行初期，本課題組著力進行大規模宣傳工作。宣傳途徑包括網絡宣傳、海報擴散、項目宣講、宣傳冊發放等方式。

其中網絡宣傳包括微信、微博、校內人人網等公共社交平臺。在此期間，本項目組建立了以“阿拉伯人文風情視聽體驗平臺”為名稱的公眾號，定期和更新有關阿拉伯歷史、地理、風俗習慣、旅游景點等方面的資訊，此微信公眾號內不僅有本課題組建立的阿拉伯人文視聽體驗中心的詳細介紹和具體地址，而且與體驗中心舉行的活動、即時更新的信息資料實現同步。網絡渠道宣傳使本體驗中心不僅局限于校內，而且長三角地區的阿拉伯語學習者都可快速共享即時信息。

此外，本課題組開展了多場關于阿拉伯人文風情的講座，通過張貼海報號召所有阿語愛好者和阿語學習者前來了解學習，并邀請來自上海外國語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知名教授授教。在此過程中，教授們向阿語學習者們分享在阿拉伯生活的見聞及對伊斯蘭文化的見解。講座不僅擴展了阿語學習者對伊斯蘭文化的認識范圍，還提高了阿語學習者們親身體驗阿拉伯人文風情的興趣，為體驗中心的建設預熱，培養了潛在的體驗者。

與此同時，本課題組以南京大學金陵學院阿拉伯語系為調研采樣對象，在該阿語系各年級宣傳試聽體驗中心的建設工作。向學習者們發放項目宣傳冊的同時向他們介紹項目設立的背景、具體開展方式、開展地址和發展前景。宣講結束后，課題組成員廣泛收集阿語學習者們的意見、建議，分析他們對此項目的關注程度。現場結果顯示，80%的學習者對本項目有極大的興趣并給予充分支持。該項目的宣講活動不僅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而且收獲了學習者的寶貴意見，明確了體驗中心的主要建設方向。

（二）走訪工作

為了豐富體驗中心的資料和親身感受阿拉伯人文風情，本課題組在項目成立之后先后走訪了南京凈覺寺和蘇州太平坊清真寺。

在歷史悠久的南京凈覺寺，本課題組與寺內工作人員參觀了設立于寺內的伊斯蘭文化宣傳中心，并且就伊斯蘭文化在南京及周邊地區的普及程度、宣傳方式、發展前景進行了深入交流，寺內工作人員對本項目給予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中肯的建議。此外，本課題組與南京凈覺寺的伊斯蘭文化宣傳人員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致力于在未來的伊斯蘭文化宣傳過程中實現更多資源共享和活動互動。合作關系的建立不僅使體驗中心走出校園，還預見了體驗中心的美好發展前景。

在蘇州太平坊清真寺，本組成員在清真寺管理人員允許的情況下參觀了寺內禮拜大殿，并通過寺內穆斯林了解到禮拜程序和更多伊斯蘭教徒的宗教習慣。親身感受阿拉伯清真寺的宏偉建筑風格及伊斯蘭教的神圣和莊嚴，為體驗中心建設提供了更多素材。

三、國外實踐工作

本課題組人員在出國留學期間，在國外走訪了許多地方，搜集了諸多珍貴的資料。在埃及，本組人員參觀了各大歷史名城，如舉世聞名的開羅，有“地中海新娘”之美譽的亞歷山大城，依山傍海、風景宜人的沙姆沙伊赫，還有盛產木乃伊的帝王谷――一個法老和貴族的陵墓區，那些神秘而古老的歷史名城無不向人們訴說著它們厚重的歷史和經久不衰的燦爛文化。除了對歷史名城的觀光，小組人員還著重考察了當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圖景，對當代埃及人的衣食住行方面做了深入調查，為我們在視聽體驗中心設立模擬現代阿拉伯人的生活習慣模塊提供了真實可靠的原型，使得體驗者們能最直觀地了解當代阿拉伯人的生活。更難能可貴的是，小組人員在外購置了幾本原汁原味的阿拉伯原版著作，如阿拉伯民間文學的巔峰之作《一千零一夜》、有著阿拉伯“伊利亞特”之稱的《昂泰拉傳奇》，可以讓體驗者們有機會近距離感受阿拉伯文化魅力。

四、體驗中心的建設

本課題組在建設視聽體驗中心的過程中，以地理歷史旅游、風俗習慣、影視音樂、互動四大模塊為出發點展開工作。

（一）地理歷史旅游模塊

在體驗中心設有阿拉伯地理模型展示區，利用3D模型將22個阿拉伯國家的地形地理分布立體地展現給參觀者，讓其直觀地了解北起地中海南岸、陶魯斯山，南到撒哈拉沙漠；東緣印度洋阿拉伯海和伊朗西境，西至大西洋海岸，跨亞非兩洲，臨兩洋，擁三海，總面積約1426萬平方公里，約占世界總面積的9.5%的阿拉伯國家。伴著小廣播講解的方式，加深學習者對阿拉伯地理概況的了解。

在體驗中心還設有“歷史長廊”，從初期四大正統哈里發的統治，到倭馬亞王朝統治，再到阿拔斯王朝，乃至后來的阿拉伯帝國的擴張，都將用代表人物或事件圖片以時間推進的方式懸掛在“長廊”兩側，在參觀者踏進“歷史長廊”的時候，每走一步，都可以感受阿拉伯國家的歷史風貌。“歷史長廊”盡頭的書架上擺放著與阿拉伯國家相關的各種書籍詞典，涉及地理、歷史、宗教和風俗習慣等方面，書籍包括中阿文兩個版本，書架旁配有小圓桌和三角椅，以方便參觀者閱讀、學習阿語，進一步了解阿拉伯國家。

此外，在體驗中心設有旅游三角區，三面墻用3D壁紙裝飾，配合精心準備的情景道具，加以音樂特效，工作人員按照周計劃，每周換一種場景，模擬阿拉伯國家的各大景區，讓參觀者體驗到埃及金字塔的神秘，突尼斯藍白小鎮的唯美，阿聯酋帆船酒店的奢華，等等，感受阿拉伯世界特有的魅力，以便提高學習者對阿拉伯語的興趣。

（二）風俗習慣模塊

在體驗中心的“風俗習慣體驗”模塊，本組成員設立了多項可供體驗者參與的環節。

首先是飲食區域。體驗中心購置了新鮮的阿拉伯椰棗、種類多樣的阿拉伯大餅及手抓飯、口味各異的阿拉伯水煙。供體驗者享用和感受阿拉伯人的飲食習慣，切身了解到阿拉伯飯菜的特點是甜、香、油膩。同時體驗者們會了解到阿拉伯人因為信奉伊斯蘭教，所以禁食豬肉、外形丑惡和不潔之物，如甲魚、螃蟹等，也不食已死牲畜。

其次是宗教區域。體驗中心置辦了阿拉伯人禮拜時所用的長袍，并且在此區域設有伊斯蘭教禮拜的所有程序說明，使參觀者了解到阿拉伯國家的統一得益于伊斯蘭教的誕生，因此伊斯蘭文化是阿拉伯的“文化靈魂”。體驗者們可以身著長袍，體驗一系列禮拜程序和規則，體會伊斯蘭教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莊嚴性。

此外，體驗中心還設有禮儀區。在這里，參觀者可以模擬阿拉伯人見面和問候方式。例如，感情深厚的好友相見，必須相互擁抱，再行貼面禮，并用阿語相互問候，方能顯出熱情來。而異性之間見面，一般只行握手禮。

阿拉伯語學習者不僅在風格不一的“風俗習慣體驗”模塊中切實感受到阿拉伯人文風情的特色，同時在有趣而新奇的環節中增加對阿拉伯人文風情的認知。

（三）影視音樂模塊

在視聽體驗中心，本課題組設立了阿拉伯音樂欣賞和影視作品鑒賞區，區內設定了阿拉伯廣播、阿拉伯語歌曲學唱及觀看阿拉伯影視作品三大部分。阿拉伯廣播主要是每天播放來自于阿拉伯世界的各方面新聞，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而播音人員則由阿拉伯語專業的學生擔任，播音人員非固定，我們更愿意讓體驗者們嘗試，當然，這需要有一定專業基礎。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大家學以致用，練習發音和口語交流，在課堂之外充分顯示專業技能帶來的成就感。此外，體驗者可以來此聆聽純正的阿拉伯語歌曲，并安排專業人員現場教授學唱阿拉伯語歌曲，由簡到難，一步步感受阿語歌曲傳遞的音律之美，讓體驗者們在身心愉悅的同時，掌握新的知識。更值得關注的是，每周在視聽體驗中心都會安排固定的時間，邀請體驗者共同觀賞阿拉伯具有代表性的電影，通過經典的影視作品給大家呈現細致入微、豐富多彩的文化背景及生活場景，讓觀眾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感受阿拉伯人文風情，激發進一步學習了解的興趣和熱情。

（四）互動模塊

在臨近體驗中心大門的出口處，設有留名簿與反饋箱。參觀者在體驗了一系列阿拉伯風土人情活動之后，可以在留名簿簽上中阿語姓名，以便留念；抑或寫下自己的心得體會或是對體驗中心的建議與意見，投入反饋箱中。每日閉館之后，工作人員將對其整理分析，不斷完善和健全體驗中心建設。

五、結語

當前本課題組設立的阿拉伯人文視聽體驗中心僅僅是面向阿語學習者及對阿拉伯文化感興趣的人的一個學習點，課題組希望在將來能通過這樣一個點，由點及面，將視聽體驗中心滲透到各大高校，形成一個巨大的實體知識網，讓更多人了解阿拉伯語及其文化，沖破對其固有的狹隘認識，更形象具體地感受伊斯蘭，從而有效推動廣大人群學習阿拉伯語，培養更多更優秀的阿語人才，為華東地區的阿語人才建設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崔林杰.獨立學院阿拉伯語專業人才模式的探索與實踐[J].考試周刊，20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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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林杰.阿拉伯語口譯課程的宏觀設計[J].考試周刊，2014（87）.

阿拉伯文化論文范文2

論文關鍵詞：《東西方比較文學史》，世界文學視野，比較思維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文學是人學，從人類有文明以來就有了文學，世界文學也從來就是一個歷史存在。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起源，決定了世界文學的多元性。從上古時代起，各個民族都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學，埃及的神話與詩歌，兩河流域的神話、史詩與詩歌，印度的吠陀經典、史詩與神話，中國上古詩歌與神話，美洲神話等。世界文學自源頭上的差異性，使得不同文學之間必須相互交流。唯有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民族文學，進而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史，就是對世界文學發展過程的歷史規律的總結，是一種反映文學活動內在聯系的歷史，并非世界文學現象無規律的羅列與雜陳。可惜的是，對于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當今現狀并不令人滿意。世界文學史不是成了名著選讀就是成了作家傳記加作品分析。這樣的文學史研究模式，用后現代主義的話來說，是一種“視域限制”。《東西方比較文學史》的橫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因為它采用的是東西方文學的視野和比較思維的角度。

世界文學史，在文學史研究中一直是一個空白。長期以來都是單純的國別文學史，如俄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等等；又或者是單純的區域文學史，如歐美文學史，拉美文學史等等。即便出現了冠以“世界”或“外國”的“世界文學史”或“外國文學史”，也多是各走各的獨木橋，不存在所謂東西方文學的真正會面。這是因為，學術研究中長久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決定了相當多的西方學者看不到東方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更無益于人類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在這種“視域限制”的視野下，源遠流長、極具特色的東方文學被忽視和遺忘，世界文學史變成了單純的西方文學史，一種視野觀照下的文學必定會走向枯萎和荒蕪，必定使得人類文化的多元發展終成泡影。

后現代主義的精神教父拉康，提出了“主體分裂”學說，認為主體所處的地位不同，會導致視域的限制，從而應當“視域轉換”。這樣的理論主張，對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視域轉換的理論要求下，我們的研究注定要摒棄之前單一的西方模式或者是東方思維。

《東西方比較文學史》，在內容上覆蓋廣闊、內容豐富，避免了這一缺點。世界文學的兩大板塊——東方文學和西方文學都被包攬其中。從古代的埃及、兩河流域文學，到古代的印度、希臘和中國文學；從印度始發的佛教文學，到近代的西方文學；從日本文學的起步，到拉美文學的濫觴；從20世紀文學思潮的嬗變，到東西方文學的多元化浪潮；從阿拉伯到拉美；從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學院……中國文學、印度文學、埃及文學、阿拉伯文學、非洲文學，這些曾經在“世界文學史”上或被遺忘、或被輕視的東方文學，如今理直氣壯的與西方文學共處于相同的歷史坐標上，平分這世界文學的秋色，共享著世界文學的光榮與夢想。

“知古不只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謂之鹿柴；知外不知中，謂之轉蓬。”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著這樣的見解。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有這樣一位獨眼巨人，他力大無比，所向披靡，但是只有一只眼，因而視域不夠全面，所以最終被人類戰勝。西方中心主義，就是這樣一位獨眼的巨人。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具有多元視域是一個關鍵，《東西方比較文學史》做到了，它對燦爛的東方文學的吸納，必將使東方文學光輝的價值得到公平的展示。

另一個不亞于這些豐富內容之外的重要價值，是將這些博大內容組織起來的比較文學的理論思維。世界文學是各國文學的總和與匯集，比較文學是世界文學研究的認識理論、實踐模式與方法論。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約斯特曾經說過，

“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前者乃是后者的決定條件，它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資料，研究者則按評論和歷史原則將其分類。因此，比較文學可以說是有機的世界文學，它是對作為整體看待的文學現象的歷史性和評論性的清晰描述。

作為實踐模式，比較文學通過歷史影響與美學把握、跨學科與跨文化的界限的多種實踐方式，豐富了傳統的作家作品的板塊研究結構。當然，比較文學最大的貢獻還是方法論，比較不再是類比與異同之辨，而是多元化的方法與對象的統一體，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文學研究的前進。在《東西方比較文學史》中，編者于宏觀的背景下描述東西方文學的演變與發展之時，用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對東西方文學的發展歷程一一加以闡釋，使“比較”的意識自覺地滲透到每一個細節之中，很好的解讀了世界各民族文學的發展演變歷史。采用比較文學的理論模式與學科思維所進行的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編寫，將不僅是世界文學多元化的單純現象匯總，更是對世界文學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歷史事實的發掘，使文學的內在規律與發展特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探索。

東西方文學從古至今，經歷了大規模的交流，必須承認文學間的影響與作用的存在，由此有了“影響研究”理論視角下的世界文學史。古代印度佛經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現代西方文學對中國、阿拉伯文學等其他東方文學的交流與影響；反之，也有東方文學對西方的歷史影響，中世紀及其以后的阿拉伯文學、中國近現代文學包括意象詩等對西方的影響等，這種基于具體的歷史記錄、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他歷史事實的研究，在本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重視和體現。如“漢地生‘蓮’：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受西方天主教影響的17世紀日本文學和文化”、“巴西文學與歐洲文學的特殊淵源關系”等等。另外，也不乏如“平行研究”的運用。雖然沒有直接交流，但是東西方文學發展史上的邏輯與美學的聯系，也有很多。文學史上的重要流派、作家團體或是作家作品中，都有對本土文學與異域文學的關注，在這種關注中必然產生對異己文學關系的反映。這種關注可能源于多種原因，如間接接受世界文明與文學的作用，異域或世界性思潮的作用，作家對異域文明的想象等，雖然并沒有真正接受，但是在這種研究中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學的聯系與世界文學的一體性。這種平行研究具體體現在很多的章節，如“英雄史詩、騎士文學與中國的俠文學”、“《離騷》與《神曲》之比較”、“意大利十四行詩與中國傳統詩”等等。

另外，有“跨語言研究”，如“漢字對日本書面文學起源和發展的巨大影響”；“譯介學”研究，如“17——19世紀四書、五經的譯介”；“形象學研究”，如“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流傳學”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輕的美國”；“淵源學”研究，如“巴西文學與歐洲文學的特殊淵源關系”；“文字媒介”研究，如“《趙氏孤兒》在法國的翻譯、誤讀、改編、演出”；“個人媒介”研究，如“中國文化的傳播者”等等。

綜上，《東西方比較文學史》，采用的世界文學的視野和比較思維的角度，使得它極具創新意義，是對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大貢獻。作為一部世界文學史的研究成果來看，它包羅萬象，使得東方與西方比肩而立，有益于世界范圍內的東西方文學交流；作為一部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來看，它是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范圍的文本實踐，有益于比較文學學科的豐富和擴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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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化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關注并進入中國文化市場，對中國相對落后的文化產業發展形成了強有力的影響和沖擊。對各種影響和沖擊進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對中外文化產業發展比較的基礎上，指出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選擇方向。

一、中外文化產業發展比較分析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高新科技的發展及其在文化領域的推廣和應用，文化產業己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朝陽產業，并且在許多發達國家已經由國家經濟體系的邊緣走向了中心。據報道，英國文化產業2007年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一早在1993年就已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僅次于航空、航天等產業，在國際上占據了40%以上的市場份額。在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居民文化消費已占據總消費額的30%以上。在開放條件下，擴一大文化市場的準人，允許國外文化資本和文化產品進人中國市場，都已經是不可回避的事實。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成熟，市場機制還不完善，文化市場的規則仍然滯后于市場的發展。“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文化管理仍然實行黨政二元結構的管理模式，中國文化產業仍處于幼稚產業和弱小產業的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在總體實力、科技水平、市場運作能力、創新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差距是明顯的。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之下，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關注并進人中國文化市場，推銷其全球一體化的文化，這種沖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影響既是深刻的，也是現實的。因此，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文化產業政策，以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勢在必行。

二、國外強勢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的影響和沖擊

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在國際文化市場中屬于強勢產業，而中國則屬于弱勢產業、在這種強弱分明的態勢下，國外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有哪些影響和沖擊呢?

一首先，在開放的條件下，中國的文化資源不再為中國文化產業所獨有，國際化的生產方式使傳統上對物質資源的爭奪轉變為對文化資源的爭奪。“文化產業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以人類腦力勞動為基礎的精神生產力發展的形態。它通過精神文化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的規模化、商業化、信息化方式，使精神文化產品生產多樣化、精神文化服務市場化。”陰文化發展一旦產業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中國獨有的資源不再是中華民族所獨有，成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以其生產的規模化、商業化、信息化被全世界分享，滿足著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費。這是開放條件下中國文化資源開放帶給世界的積極的一面。然而，文化資源的開放也帶來了消極的一面，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它加劇了文化資源爭奪，強化了文化資源的有限性，客觀上限制了中國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資源的利用程度。過去，人們經常認為物質資源是有限的，而文化資源是無限的，但是在今天，人們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認識。只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文化產業的生產能力空前膨脹，它在把文化產品的生產創作引向虛擬空間、虛擬人物的時候，也把它的生產空間拓展到了文化資源極為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利用他國的文化資源發展本國的文化產業，創造木國的文化產業利潤。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的支持下，從技術角度講，它對一國傳統文化產品的生產制作幾乎趨于完美的境界，而對于該國的文化產業落后、經濟和技術實力差的文化生產單位來說，對同一素材文化資源的利用和再生產幾乎成為不可能，因為消費者旱已經認同了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產品，由此引發了文化資源的有限性和對文化資源的爭奪。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國家文化產業背景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在文化產品的生產中選取的題材就可能不同，對同一題材利用的角度往往不間，也因此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以歐美文化市場對阿拉伯文學的消費為例，歐美文化市場在消費需求多樣化的趨勢下，對第三世界文化的消費呈增長趨勢。在對阿拉伯文化的消費土，有兩類作品特別受西方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歡迎，一類是有爭議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這些作品一旦到了西方就大受歡迎，有的甚至被評為諾貝爾文學獎;另一類是表現阿拉伯社會的封閉性特征，描繪阿拉伯社會的愚昧落后、野蠻荒誕的風俗和日常生活圖景的作品。從這一例證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于背景和需求的不同，不同國家對文化產品的選擇角度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由于對國際文化市場的控制力，使得以它們為主體的標準成為世界性的標準，表現出了文化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單一性機制，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他人的文化資源，從自己的角度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文化產品。在世界科技水平如此發達的今天，這些作品必然會很快傳送回文化資源的所屬國，進而對所屬國的文化產品生產產生負面的誘導，威脅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這種由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所控制的對文化資源的選擇和利用，以及單一性的消費傾向，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中國的文化市場必然受到強烈的沖擊。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必然要履行相關規則的要求和承諾，文化產業的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必然貫通，文化產品進出口的審批權將逐步放寬，進出口手續也會簡化，中國文化市場將面向世界各地的文化產業集團開放。在這一過程中，國外文化產品將大規模進人中國，文化產品價格也將隨之下降，雖然廣大消費者作為直接消費者會從中受益，但是它的負面影響也是深遠的，作為新興產業的中國文化產業會受到很大的沖擊和影響，作為文化產業活動領域和文化產品交換場所的文化市場也面臨著被沖擊和侵占的可能。中國文化市場的消費群體規模龐大。中國本土有12億人口，海外還有7000多萬華人，對作為以傳播文化產品為主要職能的文化產業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華語市場。國外文化資本絕不會放過這一巨大的文化產品市場。在中國的文化市場中，中國文化產業雖然有著地緣優勢，但是卻有著經濟、技術等諸多方面的劣勢。

三、中國文化產業的選擇

在市場經濟和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不能再用傳統的封閉或行政的手段來保護中國的文化資源和文化市場，要避免這一沖突的根本辦法是大力發展中國的經濟，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市場的游戲規則，營造適合于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良好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提供適合于其生長的沃土和起飛的平臺。

1.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經濟的發展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滿足程度的必然途徑。經濟發展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充分發展中國經濟，才能進一步提高居民的收人，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降低“恩格爾系數”，提高居民文化產品需求和消費水平，進而使文化產品的需求成為帶動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內在拉動力。“文化經濟在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最成熟的高級階段。這首先表現在它吸收和利用了先前的物質經濟和知識經濟一切有益的成果和條件，從而最適宜人類生存和全面發展;還表現在文化經濟代表了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和消費力。”將文化產業當做整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和經濟發展必將實現雙贏。

2.以市場為中心，塑造文化市場的經營主體。文化市場經營主體只有在文化市場的競爭中才能增強自身的競爭力，才能在國內文化市場中生存，才能在國際文化市場中立足。因此在文化市場中，政府要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退出競爭性行業，同時避免使用壟斷性的保護政策，讓企業在公開、平等、公正的環境中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展示自己的經營能力和企業形象。要按照十六大報告指出的那樣，把深化改革與調整結構和促進發展結合起來，理順政府和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系，深化文化企事業單位內部機構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調動文化工作者積極性，推動文化創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阿拉伯文化論文范文4

19世紀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顧與比較

中國傳統史學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倉促修成的《元史》紕漏百出，大不饜人望，于是明、清兩代的學者圍繞此書做了不少拾遺補闕、考異訂謬，乃至改編、重修的工作。參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補遺》12卷。另據解縉說，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罷職，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項就是“《元史》舛誤，承命改修”，所擬凡例已進呈，且“杜門纂述，漸有次第”（注：解縉：《寄具川董倫書》，《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縉傳》。按：改修早已下詔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艱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給年僅23歲、被他認為“少涵養”（見楊士奇撰《解縉墓碣銘》，《文毅集》附錄）的解縉去做，頗有疑問。或者如顧炎武所說，只是“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目知錄》卷26〈元史〉）。）。可惜朱右之書和解縉“改修”之稿皆不存。永樂初，胡粹中著《元史續編》，起元世祖滅宋迄元亡，全仿《綱目》體裁，實為續陳涇的《通鑒續編》，其資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極少增益，且因摘引不當弄出不少新的錯誤。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僅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和王光魯的《元史備忘錄》有一定參考價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鑒”或“綱目”體，就是蒙學教材或應試急用式的“節要”、“史略”之類，幾無史學價值可言。明代前期，所獲元朝官方文獻尚屬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還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曉蒙回譯語的人士可備咨訪，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將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詔頒行，后世無敢議其缺失，遂鑄成定局而無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學術日益空疏，史學成績尤其不佳（注：顧炎武謂：“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見同上書卷18〈秘書國史〉條：同書卷16〈史學〉條引述唐穆宗時殷侑關于“史學廢絕”的諫言后說：“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更難有所進步了。

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杰出學者力矯明人學術空疏無用之弊，倡導博學求實和經世致用，對學界影響很大。注重文獻資料的廣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訓詁考據漸成風氣，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現了新面貌。顧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為后人批判和改造舊史開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遠平著成的《元史類編》（紀10卷傳32卷）可以算是改造舊史的第一部著作。此書以舊史為基礎，“采摭群書，或補其闕略，或辨其異同”，所采之書有《元典章》、《經世大典》、《圣武親征錄》、《元文類》及文集、筆記、方志、雜史等；卷帙雖少，增補內容頗多，如詔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創海運等關鍵大事，并補撰了不少列傳，尤以藝文類人物為多，據稱“自一統志下及裨乘諸書以至家藏抄本，無不羅致，補其闕軼”；其所補闕、辨異皆注出依據，“不敢臆鑿一語”；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譯音問題最多，邵氏考究音訓，自謂“少習國語（按：指滿文），略知音義”，力圖將異譯者“概從畫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類編》卷首《凡例》。）。其治學態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資料，較前人確有顯著進步。不過，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譯語解釋屢有不當（如謂“斡耳朵譯言廂房，故取以當側室之義”之類），至于補敘西域史事，更遠非其力所能及。《類編》刊行后，來華耶蘇會士宋君榮(A.Gaubil)將前10卷本紀譯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元朝諸帝史》，為西方學者利用漢文資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

乾、嘉時期，考據學派成為學術的主流，經學、史學及相關的文字、音韻、金石、地理、天文、歷算、目錄、校勘等學科普遍發達，學風樸實嚴謹，研究方法細密。乾嘉考據學派的史學成就標志著中國傳統史學發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錢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貢獻。其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史料的發掘，多種重要史籍長期被忽視或湮沒無聞，經他發現或表章，其價值始大顯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孫承澤最早注意到此書系元“國人所編記”，可補正史之不載，乃將其續集（12卷本的末兩卷）總譯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編年考》作為附錄。后萬光泰據總譯改編為《元秘史略》，卻將大量重要記載視為“委瑣之事”或“荒誕”而刪略。錢大昕得到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謂論次元太祖、太宗兩朝史事，必須于此書折其衷（《跋元秘史》，《潛研堂文集》卷28）。洪業推測可能就是錢大昕從《永樂大典》中將《元朝秘史》抄出，見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卷3～4期合刊，1951年。）、《元典章》（注：錢大昕：《跋元圣政典章》，同上書卷28。日人島田翰于1905～1906年到江浙訪書，據其所著《訪余錄》說，曾見到錢大昕作過疏注的《元典章》抄本，疏注以小字寫在行間欄上。此本已失傳。參見方詩銘等：《錢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頁。）、《長春真人西游記》等，而廣泛搜羅金石資料（所得元碑銘達四百多件）用以證史，更是他特別值得稱道的功績（注：見《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錢大昕為其中125件作跋，據以考訂《元史》及其他史料，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其二是《元史》的考訂，《二十二史考異》中元史占15卷，以多方面的豐富學識和周密的考證方法逐卷審核舊史，或勘同、錄異，或糾謬、補闕，近1200條；《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和《潛研堂文集》所收序跋答問中，訂補舊元史者又達數百處，大多精當。元代多有漢人另取一非漢語名，蒙古、色目人另取一漢名，二名兼用，往往造成錯誤，此類問題經錢大昕辨明者不少。他說：“［廉］希憲一名忻都，［廉］恂一名米只兒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蓋元史之難讀視他史為尤甚也。”（注：《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8，《松江寶云寺記》。）道出了考訂元史的艱苦。其三是重修元史，自述稱任職翰林時著手“別為編次，更定目錄，或刪或補，次第屬草，未及就緒，歸田以后，此事遂廢”（注：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自記》。），但實際上他仍繼續編撰，后將《氏族表》、《藝文志》兩部分定稿先行抄清付梓，“其余紀、傳、表、志多已脫稿，惜未編寫”（注：錢大昕自編《竹汀居士年譜》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補元藝文志四卷”條下其曾孫慶曾的補記。又，《元史氏族表》卷末其弟子黃鍾所作識語中說，先生著此表始于乾隆十八年，成于四十五年，可見歸田后仍在繼續撰寫。）。這就是清末尚存、其后下落不明的《元史稿》（注：道光間大昕侄孫所作《錢氏藝文志》著錄有《元史稿》百卷，謂“在金陵汪氏處”；島田翰《訪余錄》稱曾見到《元史稿》殘本28巨冊（缺卷首至卷而十五），系“錢竹汀手稿本”。參見方詩銘前揭書，第127頁。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說：“據鄭叔問《國朝未刊遺書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從傳世的氏族表和藝文志兩部分看，其資料搜羅之廣，考訂之精，譯名辨識之準確，在當時條件下確已達到最高水平。同時代史家汪輝祖著《元史本證》50卷，用《元史》本文互相參證，分證誤、證遺、證名三部分，歧異者辨其正誤，本篇漏略者取他篇補之，同名、異譯者一一輯出注明，共得三千多條，就校勘而言比錢大昕《考異》更為完備。另一乾嘉史學名著——趙翼《二十二史札記》中的元史部分，多就元代重要制度、政事及其特點立題，用歸納法將有關史料綜合條貫，加以闡明。錢大昕盛贊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邁，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乾嘉學者在元史史料的搜集特別是考訂方面有很高成就，但也存在著相當大局限。其一是他們仍然無法填補舊史中漠北、西域地區記載的空白，徒嘆文獻之不足征；其二是面對來自多種民族語言的人、地、部族、制度等等譯名，即使是錢大昕那樣精通音學并懂一些民族語言，也往往束手無策。如《考異》補訂地理志最多，而〈西北地附錄〉僅一條，全不考地名，竟謂“元時西北塞外皆為諸王封地，不立州縣，有牙帳而無城郭”；又，誤考欽察酋長八赤蠻為部落名，誤以畏兀兒國主稱號“亦都護”(idi-qut)為“葉護（yabghu，突厥官號）之音轉等等（注：《二十二史考異》卷89地理志考異：卷86太宗本紀考異；卷94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考異。）。

前，一些學者已注意研究西域、蒙古史地。戰后，邊患日益嚴重，遂有更多學者致力于邊陲史地研究，期收經世致用之效。元史與蒙古、新疆及西北周鄰地區關系最大，于是如梁啟超所說：“道、咸以降，西北地理與元史學相并發展，……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間競言訓詁音韻云。”同時，一些外國史地著作被譯成中文，也豐富了學人的西域史地知識。以講求經世之學著稱的魏源，本已究心于元史和西北地理，在編撰《》時又從外國書中獲得一些新資料，其后他著手重修元史，除采百余種元代文獻以參訂舊史外，還利用外國資料補充本紀內容并增立元征服各國傳，自謂“西北疆域，頗如指掌”，時人也稱贊他的《元史新編》“俾窮荒絕域數百年如墮云霧者，豁然得睹”（注：鄒代過：《元史新編跋》。）。然而他所看到的都是外國普通讀物，幾無資料價值可言，且其西北史地和語言知識也不足以對付元史上的問題，弄出許多錯誤（注：如《新編·太祖本紀》謂蒙古名稱之舊譯“蒙兀”“蒙骨”后來成為氏族名，即忙兀氏，或作汪古氏、芒忽氏；又謂乃蠻“屈出律據西契丹，殺使者，帝怒而西征”，誤以花剌子模為西遼，復因舊史上有太祖西征回紇的記載，竟說“回紇者本乃蠻之舊名，及屈出律竄據西契丹，仍以回紇稱之”；《憲宗本紀》謂葉密立“即今伊犁，一作阿力麻里”等等。其太祖、太宗諸朝《平服諸國傳》所載西域諸地名的定位，更是錯亂不堪。其《西域藩封傳》稱不賽因、篤來帖木兒皆為“駙馬”，蓋為馬禮遜《外國史略》、瑪吉思《地理備考》（譯本）所誤。）。魏源第一個突破中國史料的局限是值得贊揚的，但卻不成功。在他之后，張穆、何秋濤、李文田等對元代北境部族、地理、史事都有專門的研究，當時該地區地理圖籍比較豐富，因而他們的考釋頗多準確，這方面超過了前人，但因語言知識和資料不足，對西北史地的了解還較膚淺，錯誤也相當多（注：如何秋濤謂“察其國名聲音之轉變，則知俄羅斯實烏孫之遺裔”；又謂“羅剎”（清初俄羅斯的譯名）乃“可薩”（哥薩克）之音轉；謂“幾富”（基輔，元譯“乞瓦”）系以元定宗貴由之名名之；謂“素丹”（sultan，伊斯蘭國家君主稱號）即“斯坦”（stan，意為地區、國家）等。皆見《朔方備乘》諸考。李文田謂巴魯剌思（Barulas，氏族名）即巴圖爾（batur，勇士）之意；“阿剌勒”（aral，意指兩水之間地）即“鄂拉”（a'ula，山），將撒阿里川（在克魯倫河上游西）置于科布多地區等。見其《元朝秘史注》。）。

“蒙古時代”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與歐洲中世紀史關系密切，故早為西方學者所重視。17世紀末，通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諸語并熟悉穆斯林文獻的法國學者克魯瓦(Petis de la Croix)據波、阿文和歐洲文字史料著成《古代蒙古人的第一個皇帝大成吉思汗史》（4冊，1710年出版），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穆斯林史料的蒙元史著作。18世紀，來華耶蘇會士馮秉正(De Mailla)譯《綱目》《續綱目》為法文，編成《中國通史》（10卷，第九卷為元史），宋君榮則譯《元史類編》本紀部分為法文（見前）。法國漢學家德基涅(De Guignes)兼通漢、阿文，得以直接利用原文資料，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人通史》（5卷，第三卷蒙古史）。同時期，帝俄科學院組織大規模的西伯利亞、蒙古考察，收集了不少蒙古歷史資料。到19世紀，在科學思想進步的推動下，歐洲的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學都形成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并用于研究東方民族的語言和歷史。同時，歐洲列強的東方擴張政策也促進了西人對東方歷史文化的研究，作為漢學、蒙古學、伊斯蘭學等東方學分支學科交匯的蒙元史研究因而獲得了長足進展。19世紀前期的杰出漢學家、東方學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法）和克拉普羅特（M.J.Klaproth，德）發表多篇蒙元史論文，利用漢文史料與波斯、亞美尼亞、拉丁等文字史料一起進行研究，開創了蒙元史的新局面。亞美尼亞人多桑(d'Ohsson)精通歐洲諸語及土、波、阿等東方語，長期居巴黎，得以利用巴黎圖書館豐富的東方寫本收藏，相當全面地檢查了有關蒙古史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歷史文獻，并廣泛搜集突厥文、亞美尼亞文、敘利亞文、拉丁文以及漢文（用上述宋、馮譯本及俄人俾丘林所譯《元史》前三卷）史料，用法文著《蒙古史》四卷(1824，1834～1835)，以豐富的資料（特別是詳細摘引波、阿文史料）系統、完整地敘述了自蒙古興起至元亡以及蒙古西征和波斯伊利汗國興亡的歷史。同時，奧地利東方學家哈默爾(J.F.Hammer-Purgstall)出版了《金帳汗國史》和《伊利汗國史》兩部書(1840，1842)，其后又有沃而甫(Otto Wolff)以敘述蒙古西征歐洲為重點的《蒙古人史》(1870)，英國歷史家霍渥士(H.Howorth)所著分述中、俄、波斯三國境自13世紀迄近代的三大卷《蒙古史》(1876，1880，1888)。于是西方學術文獻中有了相當完備并能反映全貌的綜合性蒙元史著作。

19世紀西方學者在蒙元史籍研究方面，成果也很豐富。法國東方學家卡特美爾(E.M.Quatremere)專精波、阿文史籍研究，他對《史集》序言及旭烈兀紀波斯原文作了精細校訂，譯為法文并加詳盡注釋（其中很多條實際上是長篇的歷史學、語言學考證論文），以《波斯的蒙古史》為名合并出版(1836)。俄國東方學家施密德(I.J.Schmidt)對蒙古語和蒙古歷史文獻有精湛研究，他將蒙文本《蒙古源流》譯為德文并詳為注釋，與原文合并出版，名《東蒙古及其諸王室史》(1829)。上述兩書的校勘與注釋有很高學術價值。俄國正教會北京傳道團出了一批兼通滿、蒙的漢學家，雅金甫·俾丘林(Yakinf Bichurin)將《元史》前三卷譯成俄文，并采《綱目續編》補充，編為《成吉思汗前四汗史》(1829)；瓦習理(V.I.Vasil' ev)譯出《蒙韃備錄》(1859)巴拉第(Palladii Kafarov)將三部最重要的漢文蒙元史史籍譯成俄文（《元朝秘史》，1866；《長春真人西游記》，1868；《圣武親征錄》，1877）。此外，俄駐華使館醫生布萊資奈德(E.V.Bretschneider)專注于東西交通研究，用英文譯注《西游錄》《西使記》等多種元代西域史料，引用大量東西史籍及其他學術著作，對涉及的史事、地理、物產等進行考釋。俄國東方學家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籍的釋譯與研究上成績尤著。哀德蠻（F.Erdmann，德人）用德文譯出《史集》之部族志(1840)，又據此書成吉思汗紀并參用俄譯漢文史料著《不動搖的鐵木真》(1862)；貝勒津(I.N.Berezin)于1858～1888年先后發表了其《史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紀的波斯原文校勘本和俄譯本；齊申高申(V.T.Tizengauzen)從許多阿拉伯、波斯史籍中輯錄有關金帳汗國資料，譯為俄文，匯刊一巨冊(1884)。亞美尼亞文史籍《海屯行記》《引弓民族史》也先后（1822與1870）被譯為俄文。西方學者對蒙古元時代東來的歐人卡爾賓尼、魯勃魯克、馬可波羅、馬黎諾里等人的旅行記及其他歐洲蒙元史史料都作了精細研究，出了多種近代歐洲文字的譯注書。

概括地說，19世紀西方學者的成績主要在于東西方各種文字蒙元史文獻的發掘和研究（校勘、翻譯、注釋），以及綜合性著作的編撰，而以穆斯林史料的搜集與利用最為突出。不過他們多數是波、阿文與漢、蒙文不能兼通，不甚熟悉漢文蒙元史籍和中國學者的考訂成果，其波、阿、拉丁等文字史料因未能充分利用漢蒙文資料對勘，譯名屢有差錯。與之相比，同時期的我國學者不僅對元代西域史地模糊不清，對各種文字的域外史料以及西方學者的研究更是茫無所知，顯然落后了一大步。

轉貼于

域外史料與西人著作的最初引進及其影響與局限

洪鈞適逢其時的歐洲之行和他的《元史譯文證補》使這種落后局面發生了很大改變。在晚清元史學成為顯學的風氣下，洪鈞出使之前就已熟悉元史及西北地理，及至俄、德，得多桑《蒙古史》、哀德蠻《不動搖的鐵木真》及貝勒津所譯《史集》等書讀之，始知域外元史資料之豐富，“愈讀西書而愈有興味”，遂殫數年心力著成此書。其太祖本紀譯證系轉譯貝勒津的成吉思汗紀俄譯本，并參考漢文史料及多桑等人書作注釋考訂；20余篇補傳以《元史》失載的西域諸藩王為主，主要據多桑書譯編；此外還撰寫了西域地理諸考。由于有大量新資料（包括俄國、波斯的地圖）為依據，洪鈞對部族、地理、史事、人物等作出了不少精當的考證，訂正了魏、何等人許多訛誤，例如，魏源書述蒙古西征和元代西域諸藩錯誤特甚，至以太祖西征為攻乃蠻，所攻之地多被置于蔥嶺東（如以玉龍杰赤即玉龍哈什＝和闐河），又以西域宗藩不賽因、篤來帖木兒皆為駙馬等等。洪鈞書一出，確使數百年來如墮云霧的元代西域史事、地理豁然開朗。更重要的是，西方學者的蒙元史著作經其譯介，為我國研究蒙元史的學者打開了豐富的域外史料寶庫之門，于是稱引“西書”以與漢文史料相參證成為本世紀初我國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在我國學術史上別開生面。大量新資料的輸入帶來了研究的新進展，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在以中西史料相互補充參證為標志的新基礎上重修元史的兩部巨著——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和柯劭忞的《新元史》。

屠、柯二書從體裁到編纂思想和方法雖然仍屬于傳統史學范疇，但資料搜集甚博，大大超過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來諸家的考訂，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學者、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增補內容甚多，考訂正確者也有不少，與前人重修無史者相比確是面目一新。如《蒙兀兒史記》之《宗室世系表》于舊元史增補、訂正最多，每系均作一詳細“考證”，征引漢籍及《史集》、多桑書等域外史料進行考釋，是此書最有參考價值的一部分，這正是由于利用了新資料。屠寄書凡所考異、辨誤、增補皆說明依據，注出資料來源，梁啟超稱贊說：“屠著自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純屬《通鑒考異》的性質，而詳博特甚，凡駁正一說，必博征群籍，說明所以棄彼取此之由。以著作體例言，可謂極矜慎極磊落者也。”（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其實這也是他借鑒了近代西方的史學方法。《新元史》在這方面就大不如屠書，增益資料雖極宏富，但一律不注出處，其刪改舊史或作考釋也都不說明理由和依據，令讀者無從檢核。此外，丁謙也在洪鈞書影響下，利用域外史料和參考西方學者著作來研究元代漠北、西域歷史地理，寫了很多篇考證文章，比何秋濤、李文田等人有很大進步。王國維研究蒙元史時利用域外史料也常參考洪鈞書及屠、柯二史。

洪鈞書與屠、柯二史既是清末民國初我國蒙古史研究新進展的代表作，也反映了晚清以來我國學術上的落后情況。他們所得到的域外史料都來自并不完善的西文翻譯，或是西方學者著作中引述的轉手資料，本身就有缺陷，加上他們不但全然不懂波、阿文，也不通西文，要靠無專業知識的譯人為之轉譯始能利用，西書之正誤與譯人之正誤均無法辨別，所謂新資料就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通有關的民族語言，不掌握科學的語言學方法，故雖有新資料可供比勘，仍無法突破名物制度譯名的難關，在部族名、人、地名、稱號、制度等名的譯寫和考釋中出了大量錯誤。如洪鈞將蒙古祖先傳說中的捏古思(Nekus)譯為腦忽(Naqu)，釋阿里不哥(Ariqbuge)意為潔凈牛（按蒙語牛為buqa，元譯“不花”，而buge意為巫），都是不明蒙古語元音諧和律所致；以西域地名曲兒只（Georgia＝波斯Kurji，今格魯吉亞）為女直(Jurchit)的音訛，以為“斡脫”（ortaq，突厥語，意為合伙，元代指“轉運官錢，散本求利”的官商）即猶太教（元時譯術忽）之類，除西域史地知識不足外，還由于審音不精。至于部族名、人地名的翻譯，因不能勘同而致誤者更多，導致依賴其譯研究的學者產生許多錯誤。屠寄頗以考證自詡，而錯誤亦多，如以乃蠻部首領稱號“不亦魯黑”（突厥官號buiruq，“國相”、“國王侍從”）為女真族稱號“孛極烈”（bogile，意為王，變為beile＝貝勒），以蒙古軍后方家屬營“奧魯”(a'uruq)為滿語之“牛錄”（佐領）等。柯氏考訂上更有不少奇怪錯誤，如解蒙古部名別速(Besut)意為“九”，謂蒙語“九為伊蘇，又轉為別速”之類。在部族、人、地名的考釋上，他們依據不正確的音譯，往往用“音轉”、“音差”、“急讀”等理由牽強比附，造成許多混亂。丁謙的考證也有同樣問題。我國的蒙元史研究膠著在這些前人無法突破的難關上，處于停滯不前狀態。 從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國外的蒙元史研究又有了很大進步，特別表現在掌握多種語言（含漢、蒙、突厥等語）、多學科知識和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上，出了一批卓越學者。如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P.Pelliot)，漢學造詣極高，并兼精蒙古學、突厥學、藏學、伊朗學等多門學科，對中亞歷史、語言、宗教都有精湛的研究。蒙元史方面，他著重就《元朝秘史》、《圣武親征錄》、《馬可波羅行記》及來元歐洲諸使臣、教士的報告書旅行記等東西方重要歷史文獻，進行全面、縝密的校訂和考釋。德國漢學家、蒙古學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也傾注大量精力研究《秘史》。俄國杰出東方學家巴爾托德(V.V.Bartol'd)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和伊朗學，其《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資料（主要是穆斯林文獻）極為宏富，考述詳審，堪稱蒙元史和中亞史的典范著作；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B.Ya.Vladimirtsov)對古代蒙古文獻和名物制度也作了大量考證。這個時期研究蒙元史的西方學者特別注重對各種文字的蒙元史文獻作深入細密的研究，在原文校訂和名物制度考釋方面成就很大，許多困擾前人的譯名問題，經他們運用“審音之功”以各種語言資料相互比對，常能明白解釋；由于精通有關的多種語言文字，能直接從原文文獻中廣泛、深入地挖掘資料，進行比較分析，故能多有發明。日本學者自上世紀末以來學習西方科學方法，積極引進歐洲的東方學，也很有成績，那珂通世和箭內亙在蒙元史方面貢獻最多，白鳥庫吉、內藤湖南、藤田豐八等也都有論作。相比之下，我國的蒙元史研究仍然落后于世界，主要落后在缺乏必要的多種語言知識，未能真正把握新資料和運用新方法，對國外學術的進展又十分隔膜。

“不中不西之學”與蒙元史研究的新時期

我國的先進學者早已深知中西學術會通的重要。20世紀初，王國維就針對當時“士夫談論，動詆異端”（排斥外國學術）的現象著文指出：在學術上只有是非真偽之別，中國學術界欲改變停滯不前狀態，當破除中外之見（注：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見《靜庵文集》。）。又說：“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發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注：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見《靜庵文集續編》。）20世紀前期，我國學術界盡管與西方學術的接觸日益增多，能夠借鑒其新方法，利用其新材料，但學術上的傳統保守思想仍然存在，例如柯劭忞、屠寄之仍走傳統史學老路重修元史就是顯例。一些學者對西方人搞中國學問能有大成就頗不以為然，甚至認為中國學者讀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文史著作是可恥的。殊不知外國學者借助著“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完善方法來研究東方歷史語言，常有新的發現，尤其是他們的研究范圍比我們寬廣，例如對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決中國學者忽略的或解決不了的問題（注：參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冊上傅斯年所撰《研究所工作旨趣》。）。

20年代，王國維以主要精力從事蒙元史研究，兩三年內就出了大量文獻研究與專題研究成果；在此前后，陳垣、陳寅恪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三位史學大師都通曉外文，兼精中西之學，他們將乾嘉考據學優良傳統與西方近代史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突破傳統史學的修史老路，進行專題的深入研究，為我國蒙元史研究開辟了新路徑。如王國維的《萌古考》集漢、蒙文和域外史料，從地理、部族名稱和史事等多方面進行考證，闡明了自唐代至蒙古建國前蒙古部族晦暗的變遷史；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北考》博采群書，以豐實資料和細密方法進行分析、綜合，其選題和論證均堪稱典范；陳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論文，以蒙、滿、漢文諸本對校，博引漢、藏、蒙文資料，運用審音勘同方法進行考釋，其《元代漢人譯名考》還直接利用了波斯原文資料。僅上述數例即可表明，我國的蒙元史研究從他們開始步入一個新時期。

先后分別就讀于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韓儒林、翁獨健和邵循正三先生，都在陳垣和陳寅恪先生指點下開始研究蒙元史。據韓儒林說，那時老師指導他去讀外國東方學家的著作，從而開拓了視野，尤其傾心于外國東方學家用漢語古音與民族語言、外國語言互相比對的方法來解決古代譯名的審音勘同問題，反觀我國老前輩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這方面的缺陷，深感必須跳出舊史學的框框，學習西方治學的方法，于是“遵照師長們的教導，開始從事當日所謂不中不西之學了。”（注：韓儒林：《穹廬集自序》。）這大概是三位先生共同的體驗。

阿拉伯文化論文范文5

[關鍵詞]福樂智慧；人性觀；社會現實

一、《福樂智慧》的寫作背景

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任何一個經歷劇烈動蕩與深刻變革時代都呼喚著巨著的誕生，要想了解《福樂智慧》，必須深入了解《福樂智慧》產生的時代背景。

《福樂智慧》這本書寫于11世紀中葉，喀喇汗王朝進入經濟，文化繁榮的時期。《福樂智慧》以其集中概括地反映了社會現實的深刻內容，深闡博引的豐富哲理，優美典雅的詩藝和融本民族傳統與多種外來文化于一爐的開放格調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當時的文化是相當開放的，既有祖國的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又有波斯，阿拉伯文化的遺跡。《福樂智慧》正是在這種文化開放的時代，廣泛地吸取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有益營養，才被創造出的舉世矚目的宏偉著作。

從960年到《福樂智慧》問世的1069年左右，喀喇汗王朝雖然處于其歷史發展和繁榮的盛期，卻充滿著持續的內部爭權奪利與外部周邊王朝，汗國的征戰殺伐。除了對外戰爭，喀喇汗王朝內部也存在著各種矛盾并愈演愈烈，喀喇汗王朝時期，社會已經逐步進入了階級社會，階級矛盾與斗爭十分激烈。除了階級對抗外在統治階級內部，也存在著種種嚴重的矛盾與沖突。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樂智慧》一書正是適應這一客觀形勢的需要，為進一步鞏固封建王權的統治而闡述的治國之道。

在《福樂智慧》中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為了吸引讀者注意自己所描述和堅持的觀點，把自己的觀點通過四個象征性的人物之間的對話展現出來，他們是國王日出，大臣月圓，大臣之子賢明及其宗親覺醒。這四個人物分別代表四個范疇，并通過四個范疇來表達自己對社會、法度、倫理、道德、哲學、政治等看法。

二、《福樂智慧》中的人性觀

《福樂智慧》漢譯文中的“善”、“善德”、 “善行”、“善良”等詞匯在維吾爾文的原文中用的是一個詞即“edɡü”意思是相同的。

在古代維吾爾人的哲理觀中，人生是短暫的，幸福才是變幻不定的，只有善才是永恒的。比如《福樂智慧》中所說的“人世匆匆，善卻永存，善德會留下不滅的足跡”﹙5924﹚。“高位和王權都會對你反目，只有善行不會將你背棄”﹙5089﹚。“誰若行為善良，他雖死猶生，誰若作惡多端，他雖活著卻猶如死去”﹙5923﹚。“善”在《福樂智慧》的論理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樂智慧》中多角度方面探討了行善思想。比如作者把這種屬于國王的品質稱做善行國王說：善行就是這樣的行為：它的利益先給予人民。它向全體人民行善，不要求感恩而讓榮譽于他人。不為自身謀利而利于人，不將利益取走而給予他人。很明顯，在這里所說的善行就是一心為公，為人民謀取利益和好處。

在人們的倫理觀念中美德即是善德。具有美德的人才具有善德。美德源于智慧，源于知識，善德亦源于智慧，源于知識。“一切善行均來自智慧”﹙1841﹚，“一切善事全得益于知識”﹙208﹚。智慧與知識是美與善存在的前提條件。《福樂智慧》中作者詳盡地論述了知識、智慧對個人修養、品德行善等各方面的重要性。詩人還認為知識、智慧決定著個人的地位、命運和前途。有了知識和智慧的人就可以得到尊重，獲取地位與榮譽，加以增加人的價值。比如：有知識有智慧的人才算是人，除此之外全與牲畜相等。﹙3165﹚。

這里強調的是知識與智慧對人的行善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認為這才是人之為人的依據。又說： “所謂人性，即是善德，善德好比衣食，缺了不行。”﹙1636﹚“忠誠乃是人性的根本。”﹙1945﹚這里強調的是善德和忠誠認為它們“即是”人性或是人性的根本。還說人因有人情而被稱之為人，人的標志是富有人情。“人情乃是真正之人的標志”﹙5787﹚。所謂人情，指的就是“人的情義”﹙5788﹚。人情是人之成為人、成為真正的人的標志。

綜合這兩方面就可見：知識與善德是造就人性的根本。這種觀點，可稱之為知識與善德是完人的人性觀。而在《福樂智慧》中作者主要探討了造就知識與善德兩方面的品格。此外，還有諸如意識、語言、心靈等等。這就使人成為真正的人，而與牲畜即動物區分開了。國王說：好人分為兩類，一類徑直與善道相通；其中一類是天生的歹徒，此籽人至死也難改其秉性；他們一生下來即是好人，專走正道，行為端正；一類是靠仿效成了將壞人，也能改邪歸正；一類靠仿效成為好人，與壞人為伍，也會沽染劣行；天生的好人善行不絕，世人從他獲得好處無窮；世上的壞人也分為兩類，莫將這兩類在一起混同；天生的壞人不可救藥，他會給世人帶來災難苦痛；﹙872-879﹚由此看來，人有好人與壞人之分。而無論是好人與壞人，都有先天與后天的兩種。好人有天生的好人與后天仿效而成的好人。壞人也有天生的壞人與后天仿效而成的壞人。

其實，如果人是由知識與善德造就的，那就是由社會文化環境哺育而來的，是后天的。

從作者當時的思想狀態出發，人的美德，首先是來自君主。“德行、智慧、知識皆來自君主，是他為你開辟了善德之路”﹙5770﹚此外才是周圍環境，人際關系以及教育和學習等方面的影響。

肯定有先天的人性，這在當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就全書論述的基本傾向而言，詩人還是在強調，人的秉性，是由知識、善德等社會文化因素造就的。所以他才說：“兩種人方可稱之為人，一是教育者，一是受教育之人。”﹙3217﹚詩人甚至還說，除此之外，全都是畜牲。這種觀點，和詩人之極端強調知識的價值，是合拍的。

由于先天與后天的各因素不同，特別是由于先天因素所決定，人性不但有好壞之分，而且在實際上有不同等級的表現。比如說：真一的我主創造了人類，有貴有賤，有賢有愚。有的聰明，有的愚妄。﹙1922-1923﹚這里具體的把人分為貴、賤、賢、愚、貧、富幾種不同的類型。

總的來說，由于秉性的不同，詩人還把人區分為不同等級，卻是無疑的。不僅如此，由于秉性的不同，他們各自的地位也是確定的，不可易移的。秉性和地位，作用，都不容改變。

身世卑賤之人人品不純，

大臣職務不能讓他擔當。

門第高貴之人秉性和善，

對人民懷一片赤誠心田。

身世高貴之人洛守信義，

品行不純之人會帶來災殊。

品行不純之人恩將仇報，

用蜜糖和骨髓養他，也屬枉然。﹙2194-2198﹚

總起來說，詩人在《福樂智慧》中所論述的，主要是一種文化人性觀，認為人的秉性，主要是由知識，德性，文化因素造就的。其中兼有先天人性論的思想。

參考文獻：

[1]優素福·哈斯·哈吉甫著.郝關中，張宏超，劉兵譯.福樂智慧[M].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0.

[2]努爾曼·馬賢，伊卜拉欣·馬效智.伊斯蘭倫理學[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3]福樂智慧研究論文選[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4]阿布都秀庫爾·伊明.福樂智慧寶庫[M].1999.

阿拉伯文化論文范文6

關鍵詞：黑水城文獻；西夏；元朝；多民族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2）02-0001-08

Abstract： Documents discovered in the Khara-Khoto area came from many cultures and were in Tangut, Chinese, Tibetan, Uighur, Mongolian, Turkic, and Syriac languag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were many people such as the Tanguts, Chinese, Tibetans, Uighurs, Mongols, Hui people, Jurchens, and Khitans as well as tradesmen and preachers from Arabia and India, who lived there on agriculture, trade, or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Tibetan and Chinese Buddhism were transmitted among Khara-Khoto peoples. Some Tibetan Buddhist documents even had Uighur or Mongolian phonetic notations. Cultural documents of the Liao Dynasty were also found there. All these documents exemplify the harmonious multiracial relationships prevalent in ancient Khara-Khoto.

Keywords： Khara-Khoto documents; Western Xia; Yuan dynasty;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一 概說

黑水城位處額濟納旗，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遺址。1908年和1909年，俄人科茲洛夫（П.К.Козлов）于黑水城發現8000余件文獻，盡數攜歸，今藏圣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1914年，英人斯坦因（A.Stein）接踵而至，獲文書4000余件，囊歸倫敦，今存倫敦大英圖書館。1949年以后，中國考古人員對黑水城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與調查，出土文獻5000余件，分藏考古研究所、阿拉善文管所、額濟納旗文管所、甘肅省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為西夏文，漢文不足百分之十，其余為藏文、回鶻文和波斯文等文書。英藏文獻中除了西夏文文書外，亦有部分漢文、藏文文書和佛畫。由于俄藏的多民族文字文獻尚未完全整理刊布，因而黑水城文獻中除漢文和西夏文之外其他語文書的數量和比例暫無從得知，唯1983年和1984年的考古收獲有較為確切的統計。二次發掘共獲元代文書近3000份，其中除漢語、西夏語以外，尚有101件回鶻式蒙古文文書，71件八思巴文文書，16件回鶻文文書，5件藏文文書，1件西夏文—梵文文書，17件阿拉伯文文書，1件敘利亞文書和16件夾雜敘利亞語的突厥語文書，共計228件。[1]8這些文書已有部分文書得到解讀，大部分尚待研究。除此之外，在現知黑水城文獻中，還有一定數量的突厥文、波斯文、女真文、亦思替非字文獻。這些數字盡管還不完全，但足以反映黑水城文獻的多民族性征。

這些黑水城發現的多民族語文獻及文物，內容豐富，主要是公文、契約、書信等世俗文獻和佛經文獻，內容豐富，蘊藏量大，從民族、宗教、藝術、文學等多角度反映了黑水城地區當時人們的社會生活情況，說明該地區曾經與外界曾有過頻繁的文化交流。這一事實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該地區在溝通周邊民族關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 黑水城文獻中的胡漢諸族

西夏統治者在建國之前就致力于對河西地區的開拓，于9世紀在黑水城置黑水鎮燕軍司，成為西夏十二監軍司之一，是西夏防衛吐蕃和回鶻的西方軍事重鎮。及至蒙元時期，居延地區設置亦集乃路，黑水城是路治總管府的所在地。作為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樞紐，黑水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黑水城一帶的民族構成以黨項人居多，其次是漢人，出土文獻和古代史書對此都有明確的記載，此外，還有其他各種不同的民族與文化成分，茲據黑水城出土文獻略作考證。

吐蕃是西夏境內的一個重要民族，與西夏習俗相近，關系密切。西夏后期，藏傳佛教在西夏境內盛行，藏族人的社會地位日漸提高。黑水城出土文獻中，藏文文獻為數較多，如俄藏文獻中有《般若波羅蜜經》寫卷、曼陀羅和其他佛經寫本[2]272-278。英藏文獻中亦有不少藏文佛經及寫本殘片[3]100，122；[4]12。20世紀末，黑水城地區又發現5件藏文文書，皆為藏傳佛教的聽聞錄[1]201-208。這些藏文佛經及寫本表明黑水城附近當居住著不少的吐蕃人。尤有進者，有些西夏文佛經在每一個西夏字旁均有藏文注音。{1}毋庸置疑，主旨在于方便藏族僧眾學習西夏文佛經。結合斯坦因所發現的“漢文而用文注釋”的殘頁[5]10，可以確信黑水城地區不僅有藏人存在，而且數量巨多，有關證據在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文書中亦有所見，如：

1.《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TK-81、TK-82、TK-83）發愿文：“西番、番、漢藏經及大乘經典。”[6]315

2.《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愿品》（TK-98）皇太后羅氏發愿文：“度僧西番、番、漢三千員。”[6]372-373

3.《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TK-58）御制發愿文記載：“念佛誦咒，讀西番、番、漢藏經。”[6]48

4.《佛說父母恩重經》（TK-120）發愿文：“開闡番、漢大藏經各一遍，西蕃大藏經五遍。”[7]49

這里的“西番”皆指吐蕃。除了大量涉及吐蕃民族的藏文和漢文文書外，黑水城還發現了許多藏傳風格的繪畫和唐卡，也為黑水城附近有藏族居民提供了佐證。

西夏境內另一個重要的民族成分是回鶻。回鶻是古代西北地區歷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民族之一，對西夏文化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8]179-194。西夏在境內大力發展佛教的過程中，回鶻僧眾貢獻尤著，自1038年至1090年間，回鶻高僧白法信、白智光等，主持了《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工作，計譯經典3579卷，共820部，前后歷53年乃成[9]338-344。作為西夏的軍事重鎮，黑水城地區亦是信徒眾多、佛塔林立的佛教興盛之地，當居住有不少的回鶻居民。《西夏文天盛廿二年（1170）賣地文契》是一名黑水城婦女將自己擁有的22畝土地出賣的契約。其中，第10至12行記載了所賣土地的四至：

北耶和回鶻茂與接，東南耶和寫與接，西梁嵬名山與接。[10]315

這里的“耶和”顯然為氏族名，該族內有一人名曰回鶻茂。“回鶻”二字，可見于西夏文字典《音同》與《文海》，亦見于日本龍谷大學收藏的不知名西夏文佛教論典殘片[8]455。說明黑水城附近當有回鶻居民存在。退一步說，這里的耶和氏即便不是回鶻的姓氏，也必與“回鶻”沾親帶故，間接地表明黑水城附近必有回鶻族[10]317。已公布的黑水城文獻中亦有不少回鶻語的社會經濟文獻和佛教經典的殘片[1]184-197；[6]91；[12]219，也可為此說提供佐證。吸引回鶻人來到黑水城的原因，首先在于黑水城一帶的商機會給當時絲綢之路的商業霸主回鶻帶來利益，其次應是這里濃厚的佛教信仰氣氛與回鶻信仰相適應。回鶻擅長經商，與西夏貿易關系密切[13]99-103。除了經商之外，回鶻人也往往利用自身通曉多種語言的優勢，在各類貿易往來中充當“翻譯”的角色，《天盛律令》中即有“回鶻通譯”一職[14]224，應是通曉番語和回鶻語的專門負責轉譯的人員。這些回鶻居民在商業貿易中“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為儈，則不能售價”[15]204。說明回鶻商人在當時已成為中西方貿易的中介，雙方商人進行貿易，識別珍寶的成色或真偽，多離不開回鶻行家，買賣雙方對貨物品種、數量及價格的商洽與撮合，也離不開回鶻牙儈。以此之故，黑水城地區有回鶻人居住也就不足為怪了。

亦集乃路被蒙古帝國占領后，有較多的蒙古族軍民遷移于此。黑水城發現的蒙古文文書數量不少，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卡拉（G.Kara）教授全面研究刊布了科茲洛夫黑水城收集品中的蒙古文文書[16]，學界始知這批蒙古文獻的內容全貌。眾所周知，目前的黑水城遺址有大小兩座城址，即元代的亦集乃路故城和西夏黑水城舊址，前文提到的20世紀80年現的眾多蒙文文書就出土于亦集乃路官廳遺址。近年來，中國內蒙古大學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的諸多學者通力合作，全面解讀和研究了這批珍貴的文獻[1]26-177。這些蒙文文書內容豐富，不僅有契約、歷書及官方政令等社會類文獻資料，亦有不少佛教、道教及其他類的文書，為我們認識和了解黑水城地區蒙古族居民的生活情況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除了蒙文文獻之外，大量的黑水城出土漢文文書也是研究該地區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材料。Y1：W40號文獻殘卷用漢字記音義，為用于學習蒙古語的文字[17]201；[18]1487，說明了漢人或懂漢語的其他民族學習蒙語方便交流的事實。F111：W55號文獻記載：“蒙古教授月支鈔陸十兩、祿米一石、每石折鈔二十五兩，計鈔八十五兩。”[17]121；[19]500可見亦集乃路地區蒙古族居民不少，為方便蒙古人子弟就讀蒙古字學和其他民族百姓學習蒙古語文，任命蒙古教授一職，專門教授蒙古族或其他族學生學習蒙古語文。

元朝時期，黑水城地區已有不少回回人居住著。蒙古軍隊西征開辟溝通歐亞大陸的草原絲綢之路以后，沿絲綢之路向內地經商的回回商人日漸增多，作為絲路納憐道上的重要交通樞紐，亦集乃路即成為中轉安息而備足糧草和水的交通驛站[20]9-15。亦集乃路內西部曾有很多回族居民，至今仍能見到作禮拜的伊斯蘭寺院建筑遺址。黑水城文獻中，回回和穆斯林的名稱多次出現，《失林婚書案文卷》系漢人女失林與回回商人阿兀之間的婚姻糾葛[17]164-171；[21]871-918，文書中多處有“回回客人、回回地面”等稱呼。此外F116：W476號文書記載“西至城角回回墳墓”[17]152；[21]767，F245：W16號文書記有馬黑牟[17]153；[21]761，F116：W491號文書記有古失馬合麻[17]153；[21]754，F19：W28號文書記有答失蠻等等[17]137；[22]379，馬黑牟為另一譯寫，答失蠻為伊斯蘭教士的直譯，作為人名出現，另一文書Y1：W30中出現的答失蠻[17]94，則是作為伊斯蘭教士身份稱呼的。由此可見，黑水城附近亦生活著不少的穆斯林百姓。

從黑水城的多民族文獻資料中還能看到活躍于東北地區的另外兩個少數民族女真和契丹的身影。俄藏文獻中發現有6張女真字文書殘頁，其中一殘頁背面有漢字一行“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可知為金世宗大定七年（1163）所抄[23]129-130。黑水城文書《建中六年書信》的一件眾會文書中列有16人，除了黨項人、漢人之外，還提到了契丹人{1}。

此外，黑水城地區當還有一定數量的來自南亞、中亞及西亞的人口，他們或留居或游走于該地區，從事傳教、經商之類的活動，從黑水城出土文獻亦可見其一斑。

絲綢之路的興盛不僅僅是貿易的繁榮，更促進了中原和西域乃至與西方文化的交流，西夏和蒙元時期，黑水城地區與外界的貿易、文化和宗教往來依然相當頻繁。從出土文獻中能看出古印度與西夏及蒙元社會有著不少的文化交流，如《佛說大乘圣無量壽史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一卷》（TK-21），卷首記載“西天中印度摩伽陁國那斕陁寺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法天奉詔譯”[6]1，黑水城佛經文書中還有多處梵文陀羅尼和字母[4]200；[6]397-399；[12]230；[24]41；[25]301；[26]261，也可能是為了方便印度僧人誦念佛經而做的。除此之外，黑水城還出土了不少阿拉伯文和敘利亞文書寫的文書[1]214-231；233-252，多為宗教類文獻，日后隨著更多黑水城民族文獻的陸續刊布，相信會為我們認識該地區的多民族文化因素帶來更多有價值的資料。

三 黑水城文獻所見多民族文化交流

西夏以佛教為主，位處西夏西北邊陲的黑水城也概莫能外。黑水城地區有很多的佛教寺院遺址，城內外的佛塔總計可達20余座[5]10；[27]1-6，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獻中，佛教典籍約占75～80%[28]145。從出土文獻來看，黑水城不僅僅是一個西北地區的佛教中心，更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多民族文化和經濟交匯融合之地。

黑水城是受藏傳佛教影響很深的地區，出土文獻中有大量的藏傳佛教文獻，很多西夏文佛經即譯自藏文。黑水城出土編號為TK-83的漢文文獻《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1189年）之發愿文稱：

謹于乾佑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請宗律國師、凈戒國師、大乘玄密國師、禪法師僧眾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燒結壇作廣大供養，奉廣大施食，并念佛誦咒，讀西番、番、漢藏經及大乘經典，說法作大乘懺悔，散施番、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十萬卷，漢《金剛經》、《普賢行愿經》、《觀音經》等各五萬卷，暨飯僧、放生、濟貧、設（釋）囚諸般法事，凡七晝夜。[6]315

這里的西番藏經即藏文佛經，番藏經指西夏文佛經，可見，西夏在法會上誦經同時使用藏文、西夏文、漢文佛經，而且藏文經典被排在首位[29]47，結合前文提到的藏文注音佛經文獻，可知黑水城地區必有眾多信仰藏傳佛教的吐蕃或其他民族的僧人，而且其社會地位遠高于漢族僧人[30]122-134。出土文物中還有41件西夏時代藏式風格的唐卡作品，既有佛、菩薩、本尊像，也有護法神、空行母像和其它造像，有的完全繼承了藏密傳統，有的則將藏密和中原漢風融于一體[31]131-191；[32]。另外，在西夏時期刻印的西夏文、漢文佛經的卷首都有插圖，這些插圖中有三分之一強為波羅衛藏風格的版畫[33]83。黑水城發現的藏傳佛教文獻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種類上都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職是之故，可以認為，黑水城地區的佛教，尤其是西夏晚期以后，深深地受到了藏傳佛教的影響。依據黑水城文獻探討西夏藏傳佛教方面的成果已很多，此不贅述。

遼、金與西夏之間亦有相當頻繁的文化交流。遼與西夏之間長期保持著友好關系[34]31-35；[35]371-395，自李繼遷以來，西夏國王三娶遼朝公主，由遼任命為西夏王。西夏在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便成為溝通東西方貿易的媒介，貨物由西域途次西夏而繼續東進，進入宋朝與遼朝。繼遼之后的金朝，亦與西夏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使者往來不斷[36]370-374。這種關系客觀上促進了西夏與遼、金之間宗教文化關系的發展。著名的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愿文中提到“后奉護城皇帝敕，與南北經重校”[37]322。這里的“護城皇帝”即西夏仁宗皇帝仁孝[38]85-87，“南經”當指北宋《開寶藏》，“北經”當指遼刻《契丹藏》。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2冊中收有兩件佛教文獻，編號分別為TK-79.2和TK-80.2，原定名為《龍論》[6]208-306，其實當為遼法悟所著《釋摩訶衍論贊玄疏》卷2中的內容[39]83。《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所收編號為F64：W1的文書，原定名為“某辭書殘頁”[17]202。但據聶鴻音先生考證，這件殘頁出自遼代僧人希麟編集的《續一切經音義》卷6，是對《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行儀軌》的音義注釋[40]95，說明黑水城地區與遼朝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和金之間亦存在著較多的宗教往來活動，寧夏博物館藏寧夏宏佛塔所出的西夏文物中，有一條絹質幡帶，題記曰：

鎮戎州張義堡第壹佰柒指揮第壹社趙仲，本家人等，同啟心愿，自辦清財，施幡壹合。謹奉獻上。[41]67

愿文文字清晰，除第1字僅留殘筆外，其余37字均保存完好。該殘字經孫繼民先生考證，知為“鎮”字[42]118-119，復核《中國建筑·西夏佛塔》所刊清晰照片[43]pi.84，由殘筆可以確定此擬補是毋庸置疑的。

鎮戎州歸金鳳翔路所轄，張義堡是鎮戎州八寨之一。從題記內容可知，幡帶是金朝鎮戎州張義堡（寨）趙仲一家為某一宗教活動而施舍的，后來宏佛塔興建，作為供養物而被置于天宮，是證西夏與金朝民間佛教界之往來，如實反映了當時金夏之間民間宗教交流的情況。黑水城文獻里還保存著金朝出版的書籍，如金刻本《南華真經》、《心經注》、《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六壬課秘訣》、《三十五佛名經》等[44]70。黑水城遺址中還發現《劉知遠諸宮調》[25]329-349、《新雕文酒清話》[24]230-240和繪畫精美的四美人圖、義勇武安王關羽圖[45]pis.79，80，說明金諸宮調及其它文學作品也都傳到了黑水城一帶。天盛六年（金貞元二年，1154年），西夏遣使入金謝恩，向金帝“且請市儒、釋書”[46]1408。金于1125年滅遼后，勢力大漲，切斷了西夏與宋朝之間的聯系，夏金成了關系最為密切的近鄰。在無法與宋直接聯系的情況下，西夏轉而向金朝請購儒家與佛教經典，既體現出金朝漢化程度之高，也說明西夏與金朝之間存在著佛教文化的聯系。

作為黑水鎮燕監軍司所在地，黑水城亦兼有絲路驛站的性質，曾吸引吐蕃、回鶻、宋、遼等地的佛教界積極向這里靠攏，在促進西夏及蒙元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在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中亦起到了紐帶作用，特別是在溝通北宋與印度文化、交通中擔當了橋梁作用。

早在立國前夕，西夏與印度佛教已有所接觸，西夏廣運三年“天竺入貢，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抵夏州，元昊留于驛舍，求貝葉經不得，羈之”[47]140。可見當時即有印度僧人途經西夏到中原宣揚佛法。漢文《大夏國葬舍利碣銘》記載建成舍利塔后，元昊“欽崇佛道”，使“東土名流，西天達士”都前來進奉佛舍利[37]231-232，說明西夏佛教發展之初就受到了中原和印度佛教的影響。黑水城出土漢文TK-21號文獻《佛說大乘圣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和《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施印題記載：“時皇建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眾圣普化寺連批張蓋利副使沙門李治寶謹施，西天智圓刁，索智深書。”[6]7法名智圓的印度僧人在此做雕刻工，雕刻佛經。黑水城文獻不僅記錄著印度僧人于此修習佛法，更明確記載虔誠僧侶前往印度求取佛經。宋本《端拱二年（989）智堅等往西天取菩薩戒記》（B63）是黑水城文獻中為數不多的一件官私社會文書，紙質粗厚，高26.7cm，寬10cm，書文字5行，每行24字。文云：

端供（拱）二年（989）歲次己丑八月十八日，其漢大師智堅往西天去馬都料賽亭壯宿一夜，其廿二日發去。其大師智堅俗姓董，其漢宋國人是也，年可廿四歲。其緣從大師二人。其法達大師，俗姓張，其朔方人是也，年可三十七歲。其法詮大師，俗姓陽，年可廿八歲，朔方人是也。端供（拱）二年歲次己丑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薩戒僧智堅記。[25]65

文書記載的即是北宋僧人智堅赴印度取經的故事。端拱二年八月十八日，智堅途經朔方，在馬都料塞亭休息四天后又繼續出發西行，來自朔方的二位法師法達、法詮遂與其同行。印度與西夏之間的佛教聯系遠遠不止這些，除了黑水城文獻記錄的西夏高僧赴印度求取真經之外，還有一些印度高僧在西夏境內擔任僧職，積極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促進了西夏佛教的發展[48]104-108，這些都反映了當時中西佛教關系的情況。

四 黑水城對多民族歷史文化研究之重要性

作為文化交流方面的集散地，黑水城是一個多種民族、多種語言的多元文化融合之地，不僅吸引和匯合了周邊的多民族先進文化，而且也是絲綢之路上溝通東西方文化、貿易的重要交通樞紐，在這里，豐富的多民族文化不斷碰撞與融合，不僅加速了各民族間的宗教文化發展，而且亦促進了絲綢之路文化的傳播與興盛。黑水城發現的多種民族文獻，不僅為我們研究西夏和蒙古歷史文化拓展了全新的視野，而且對于西北少數民族歷史研究來說，亦有非常重要的語言學和文獻學價值。

1.多民族文獻在研究西北宗教史方面的重要性

黑水城出土的多民族文獻內容十分豐富，但主要以佛經類文書為多，漢文寫、刻的佛經文獻總計在240種以上，包括經、律、論三藏中的經典，還有漢僧所撰各種佛教著作的刊本和抄本。現已確知的西夏文佛經總共有400多種，有的譯自漢文，有的譯自藏文甚至梵文，包括了經、律、論三藏，同時也有西夏人自己的著述與匯編，形成了卷帙浩繁的西夏文大藏經。西夏文佛經的寫卷與刻本中保存了大量的譯經序、跋、發愿文、題款，如實地記錄了佛教在西夏的流傳與發展情況，對西夏佛教研究來說，彌足珍貴。

西夏佛教的發展受周邊民族佛教的影響頗深，先是多次從中原求取漢文大藏經，作為夏譯之底本，而后在回鶻高僧的主持和大量漢族、藏族僧人的參與下，譯出經典“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37]66。多民族僧眾的參與，體現出西夏佛教在其發展之初就已融入了多民族文化因素。西夏中后期的佛教與藏傳佛教聯系緊密，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書中即有大量的藏傳佛教經典，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那些尚未受人重視的手抄本，大多譯成于西夏末和元代，以流通的藏傳密教儀軌為多。黑水城漢文文獻中還有直接譯自梵文本的，有藏文本可參證的六部未入漢文《大藏經》中的西夏新譯佛經[49]152-158；[50]159-179，將這些佛教經典與藏文本、梵文本及相關的番文本進行對比研究，不僅對西夏語言學有著特殊的意義，而且亦能為藏傳佛教的東傳問題及西北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材料。黑水城的多民族文獻是當時多元文化的一個縮影，說明黑水城地區不僅僅是佛教盛行，伊斯蘭教、陰陽學及其他多種在該地區都曾流行過。如能將黑水城出土的宗教文獻與敦煌莫高窟北區發現的西夏文、蒙文等民族文字文書和吐魯番出土的西夏文佛經、回鶻文文獻進行勘對，將高昌回鶻、甘州回鶻、西夏和蒙元時期西北佛教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必能極大地推進11至14世紀中國北方宗教史的研究。

2.黑水城多民族文書在蒙元史問題研究上的重要性

黑水城文獻內容豐富，既有大量西夏文書，也有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遺物。元代文獻多用漢文寫成，其中不少為世俗文書，真實而全面地反映了元代黑水城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情況，對蒙元史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蒙古國時期，由于絲綢之路的改道，河西地區漸趨衰落，人口稀少，經濟凋敝，直到元帝國建立情況才有所改觀。忽必烈為抵御西域反叛勢力的入侵，在西域東部的哈密及河西等地分封諸王，以為藩障。由于傳世史料記載缺乏，這些蒙古宗王的活動情況一直模糊不清，這一缺陷通過黑水城文獻可部分地得到彌補[51]49-56。

元代河西蒙古宗王以豳王出伯家族影響最大。13世紀70年代初，察合臺汗孫阿魯渾諸子在阿姆河以北地區揭竿而起，反對窩闊臺后王海都的統治。在失敗之后，出伯與哈班兄弟投奔忽必烈，受賜金印，以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軍事統帥，節制甘肅行省諸軍。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晉封豳王，統領鎮戍諸軍防守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魯番）至吐蕃一線[52]677-686。出伯兀魯思形成后，又在內部進行了再分封，在豳王之外又形成西寧王一支，其中，豳王駐牧于酒泉一帶。西寧王之稱首見于史冊時當天歷三年（1330）[53]476，其駐牧地大致在沙州一帶。元統二年（1334）五月，又增加了威武西寧王一支。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文書中多次提到“術伯大王”和“嵬力豳王”，如《大德四年軍糧文卷》[17]138-139；[22]379、《甘肅行省寧夏路支面酒肉米鈔文書》[24]314，為研究蒙古豳王的活動提供了珍貴材料。“術伯大王”即出伯。“嵬力豳王”，《元史》卷42《順帝紀五》寫作“邠王嵬厘”。值得注意的是，瓜州榆林窟第12窟有回鶻文題記一則[54]18-21，所述內容為Buyan Qul■ Ong赴榆林窟的朝山活動，經考證，此人即黑水城文獻中的“嵬力豳王”[55]。F9：30號文書有記載“一員普伯忽，年卅四歲，畏兀氏，高昌王位下怯薛丹身世”[17]194；[56]1357，雖然他是北元時代才到亦集乃路充任司獄，后提升為知事的，但至少說明回鶻人在蒙元政權中可以擔當職務，由此不難理解與回鶻人有交往的蒙古貴族的回鶻化傾向的現象。可見，黑水城文書的發現，不僅有助于我們梳理蒙元時期的宗王世系活動，而且對回鶻佛教、蒙古與周邊民族關系史的研究均具積極意義。

元代的黑水城民族文獻不僅語言種類廣泛，而且涉及到的內容豐富，對亦集乃路的農牧業、商業、儒學文化、、政令經濟等各方面的記述真實而詳細，為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大量的嶄新史料。

綜上所述，黑水城出土的包含西夏文、藏文、漢文、回鶻文、蒙文等在內的多民族文字文書，不僅說明了黑水城地區本身的多元文化特征，對西夏和元代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研究都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亦為西北少數民族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拓展了獨特的學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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