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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監督制度范文1

關鍵詞：民事檢察參訴抗訴

檢察監督權作為一種國家權力，其實質是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控制和約束，以達到權力之間的平衡；最終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家法律的統一實施，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并在第187條至第190條規定了具體的監督方式。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抗訴與法院審判的矛盾時常出現，現行民事檢察監督制度顯露出很多缺陷，急需改革與完善。

一、檢察機關抗訴與法院審判的矛盾

《民事訴訟法》第186條規定，對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但由于民事訴訟法未對抗訴的審級作出明確規定，對檢察機關應向哪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由哪一級法院審判，在實踐上產生不同的理解，由此在法檢之問也形成較大的沖突。實踐中，經常發生檢察機關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被屢次退回，或同級人民法院受理后指令下級再審，檢察機關因此拒絕出庭的現象。這種做法，不僅違背了審級對應原則，也造成訴訟程序上的混亂。按照規定，基層檢察院沒有向法院提出抗訴的權力，基層法院也沒有審理抗訴案件的權力，如果上級法院指令它審理抗訴案件，就會出現下級法院駁回上級檢察院抗訴的局面。而且下級法院通知上級檢察院出庭也沒有法律依據，通常做法是讓下級檢察院出庭，造成“出庭的不抗訴，抗訴的不出庭”。

檢察機關在抗訴再審中也與法院之間產生矛盾。當法院決定對抗訴案件進行再審，依據民訴法第18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審時，應當通知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但對于檢察機關如何參與再審、以何種身份、處于何種地位、有何權利義務等，民事訴訟法則未有明確規定。對檢察機關抗訴的具體程序，如案卷的調閱和證據的收集，抗訴書的送達和期限，抗訴案件的審理方式，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檢察人員出席再審法庭時是否享有參加辯論的權利或義務，法律都無規定，致使實踐中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此外，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抗訴開始的時間，對于抗訴的次數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對抗訴案件無審理期限的規定，容易造成實際的矛盾。這些矛盾表明現行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存在著某些不足。

二、現行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缺點

(一)監督的手段單一

在《民事訴訟法》中，只規定檢察機關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進行抗訴，即通常所說白勺“事后監督”。

(二)監督的范圍狹窄

《民事訴訟法》沒有賦予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民事審判活動中的其他審判行為的檢察監督。例如，人民法院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強制措施的適用、財產保全、先予執行措施的適用，以及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程序、執行程序均不發生檢察監督的問題。

(三)監督的程序不完善

《民事訴訟法》對檢察機關受理、審查案件及出庭抗訴的具體工作程序未作任何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使檢察機關在具體工作中無法可依。在庭審中，出庭的檢察人員僅僅是宣讀一下抗訴書，以及對庭審程序進行監督，并無權對法院的實體裁決行使權利。

三、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事檢察監督制度

要克服我國現行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存在的缺陷，必須對現行民事檢察監督方式進行改革和完善，以強化檢察監督為主導來改造我國現行的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構建起適合我國國情、突出現代司法理念、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筆者建議通過立法進一步完善和細化民事檢察監督的內容、手段、途徑、方式、程序和權限，應當規定檢察機關對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實行全程監督，必要時可參與民事訴訟的全過程，具有、參訴、抗訴等權利。

(一)保留抗訴權

對生效裁判的抗訴權仍然保留，但在方式和途經上進行改進。檢察機關對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訴監督，有利于調整失衡的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有效地對法院的民事審判進行監督，因此檢察機關對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訴權必須予以保留和強化。人民檢察院對同級法院的生效民事判決和裁定覺得需要進行抗訴的，除報上級檢察院決定并抗訴至其同級法院外，還可以采取同級檢察機關監督的方式，直接向原審法院提起抗訴，并由其重審。這樣既可避免當事人的訟累，又利于信息之反饋，更能及時有效發揮監督之功效。

(二)設置權

現行《民事訴訟法》僅規定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有抗訴權，而司法實踐證明這是不完整的監督權。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尤其是近年來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環境污染、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造成較大侵害的事件時有發生。而這類案件往往無合適的訴訟主體，或有主體而無力、不力，致使案件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司法干預。設置檢察有關的權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關于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民事案件的類別，國內主流的觀點認為應包括侵犯國家對國有資產所有的事件、公害案件、涉及其公共利益的事件。筆者認為可大體上規定為以下幾種：(1)在國家作為民事主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代表國家；(2)在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又無特定主體時，代表社會公眾；(3)當公民、法人的重大利益受到嚴重侵害，而又因特殊情況不能、不敢或無力的，代表國家、集體、法人和公民；(4)在重大涉外案件中，代表國家、集體和法人。

(三)行使參訴權

對于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在當事人已經訴諸法院的情況下，可以賦予檢察機關參與訴訟的權利。檢察機關參加到已經開始的民事訴訟，既可以是法院提出，也可以是檢察機關主動提出，還可以是按照法律的有關規定行使參訴權。檢察機關應該可以在訴訟的各個階段參加到已經開始的訴訟中來。

(四)賦予調查權

憲法監督制度范文2

首先，在觀念層面，基督教在西方人的靈魂中普遍植入了信仰精神和宗教情懷，為西方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紀幾乎完全統治了人們的精神世界，教會法的效力甚至高于世俗法。人們普遍信仰上帝，而信仰是一種發自人們心靈深處的神秘的感情，它源于人們對未知世界的渴望與敬畏，不會隨著生活狀況的改變而改變，因此具有極大的穩定性。對上帝、對教會的法律的這種恒穩的信仰，使人們容易以一種寧靜而平和的心態去接受神圣的權威，當法律站到這個圣壇上時，法治大廈就有堅實的基礎了。從現代西方法庭的布局和法官的服飾（假發、法袍）中的強烈的宗教色彩，從西方法官、律師以及訴訟當事人或證人宣誓的那種宗教氣息，我們可以宗教的深深印記。另外，基督教教義中倡導的一系列理念，也為現代法治社會成長的土壤增加了肥力。比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重視生命的價值，弘揚博愛和人道主義，講究信義與誠實信用，等等。教義中蘊涵的倫理道德和善良習俗也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發揮作用，成為軟化法制的剛性的劑。

其次，在制度和法技術層面，由于教會法是一個達到系統化和較完備狀態的法律體系，它的一些制度和法技術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教會法的婚姻家庭和繼承制度在西方一直發揮著作用，至今仍為各國所承受；在刑法和方面，教會法對感化、矯正罪犯的充分注意給后世刑事法律以有益啟示；在訴訟法方面，教會法的糾問式訴訟模式以國家追訴原則取代私力報復，廢止神明裁判而采證據裁判原則，較原來的彈劾式訴訟是一個進步，為后世刑事訴訟制度奠定基礎。 由于中世紀各國天主教的聯合，羅馬教廷位居各國之上而可以充當仲裁者的角色，教會的一些教義也往往成了調整國際關系的準則，呼喚和平和以協商解決國際糾紛的做法對后世國際法產生了影響。

其三，從法律思想層面看，教會對知識的壟斷使之不自覺的成為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的傳遞者，教會法也成為從古希臘、古羅馬法律思想到后世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尤其是古典自然法學派之間的紐帶和橋梁。古希臘法律思想以及經過“希臘化”時期而深受古希臘思想浸潤的羅馬法曾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日珥曼“蠻族”的入侵給這些文明以致命的打擊。正是基督教馴服了“蠻族”，并在引導他們走向文明上發揮了重大作用。教會法受到過古希臘哲學和羅馬法的影響，特別是吸收了羅馬法的一些原則和制度，而在日珥曼王國時期，由于教會法地位很高，許多僧侶同時又是法學家，他們在各王國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中發揮著作用，對日珥曼法產生了影響，同時也使羅馬法得以保留。而在12至15世紀羅馬法復興的過程中，正是教會法和教會法學家的努力，為羅馬法的傳播和羅馬法學家的培養做出了貢獻。在這里最值一提的是阿奎那，他將奧古斯丁的神學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巧妙結合。他承認人的理性，有將其歸功于上帝的賦予。他在對法律的分類中用自然法作為永恒法與人法之間的紐帶，認為自然法是人對上帝智慧的理解和參與。這就使自然法披著神的外衣在人間發揮作用，并成為后世資產階級法律思想，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等人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學派開創了近現代法治文明的偉大時代。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紀的強勢存在，造成了宗教勢力與世俗政治勢力之間的制衡，客觀上為人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間。盡管從整個歷史進程來看，這兩種勢力或此消彼長，各有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或勢均力敵，而且互有滲透，但總體而言，基本上形成了兩相匹敵的政治法律權威，即精神的權威和世俗的權威，達到“愷撒的歸愷撒，耶穌的歸耶穌”所言的狀態。既然不存在絕對、唯一的權威，也就不容易產生鉗制一切的專制。“一個追求自由的人可以兩邊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會；得罪了教會，可以請求國王的庇護，”教會與世俗政府之間的張力給人們帶來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

憲法監督制度范文3

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過程中對案件中的專門性，由司法機關指派或當事人委托，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對專門性問題作出判斷的一種活動[1].司法鑒定涉及諸多領域，據統計，“我國司法鑒定學科的種類已經多達30余個，一年鑒定案件100萬件以上（包括一案數種鑒定）”[2]可見，司法鑒定借助技術和專門知識，解決案件中的某些專門性問題，以彌補偵查、審判人員知識的不足，它以其科學性、客觀性、公正性幫助司法機關判明證據真偽，起著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隨著科學的進步，分工的細化，鑒定的領域必將不斷拓寬，其重要性也將因此而進一步提高” [3].但是，我國現行的司法鑒定體制，是從建國初期司法機關偵查辦案所需的內部鑒定而演變出來，司法鑒定工作顯得滯后，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存在諸多弊端。

一、我國現行司法鑒定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司法鑒定立法嚴重滯后

1、對司法鑒定的規范甚少。目前，有關司法鑒定方面的法律規定散見于三大訴訟法之中，僅6個條款。且六個條款主要是關于鑒定決定權的授權性規定。從全局上看，至今沒有一部全國統一的司法鑒定法。

2、部門規范雜亂。出于需要，各部門相繼制定了一些調整司法鑒定的文件：如司法部制定了《司法鑒定人管理辦法》、《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公安部制定了《刑事技術鑒定規則》，最高檢察院制定了《法醫工作細則（試行）》，最高法院下發了《人民法院司法鑒定工作暫行規定》，還有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的文件等。這些規定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司法鑒定領域在操作中的困擾，但效力層次不高，適用范圍較窄，沖突與矛盾并存，且各自為陣，施行各異。

3、絕大部分專業未制定統一的鑒定技術標準。目前，除部分法醫鑒定和司法精神疾病有幾個部聯合頒布的部頒標準外，其他學科尚無統一標準，多數還只是各自確定的標準或經驗型的標準。“各類學科、全國性的行業標準以及與國際接軌的公認型的鑒定標準還沒有”[4].眾多的鑒定機構由于其行業或專業的特點，往往有著完全不同的鑒定標準，如同樣的人身損傷進行傷殘等級評定，適用公安部制定的《道路事故傷殘評定標準》和勞動部制定的《職工工傷和職業病鑒定標準》結果往往不同，當事人亦常根據自身的利益選擇鑒定機構，鑒定機構也以此迎合委托人。在眾多的鑒定標準中，有的還不科學、不準確，給司法審判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如法醫鑒定中重傷偏輕和輕傷偏重以及輕傷與輕微傷的鑒定結論概念模糊。這些問題必然導致對鑒定結論的證據作用產生分歧和動搖，對公正司法產生直接。

（二）鑒定機構門派林立，設置重疊，運行混亂

1、鑒定機構多系統重復設置。目前我國具有鑒定權的機構大致有五類：一是公安機關（含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等國家專門機關內部設置的鑒定機構。這些內部鑒定機構始建于20世紀50年代，主要是在行使偵查、檢察、審判權時而設立。其中公安機關內部鑒定的規模最大，實行中央、省、地（市）、縣（區）四級鑒定。檢察院、法院的鑒定規模較小，起步較晚，通常設置于中央、省、地（市）三級；二是經司法行政機關批準設置在科研機構、政法院校的司法鑒定機構，如司法部司法技術鑒定所、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等；三是衛生行政部門設立的鑒定機構，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四是一些醫科大學設立的鑒定機構，如華西醫科大學法醫學鑒定中心；五是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因此，在我國享有鑒定權的機構龐大而雜亂，造成人、財、物的巨大浪費；各部門設立的鑒定機構歸各自管理，各守門戶，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多方鑒定、重復鑒定、虛假鑒定等現象的存在，導致司法鑒定的混亂無序。

2、鑒定機構缺乏獨立性、公正性。公安機關的“自偵自鑒”、檢察機關的“自檢自鑒”、人民法院的“自審自鑒”，因缺乏必要的制約和監督，鑒定機構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大打折扣，行政干預和人情鑒定難以避免，鑒定結論的客觀性、公正性受到質疑，社會對鑒定制度的信任不高。尤以“自審自鑒”更甚，審判活動系平息沖突、化解紛爭、定罪科刑的最后防線，自審自鑒使“鑒定成為一種奇怪的混合物——既是法院的一個下屬機構，又是一方當事人的證人，他由法院的下屬成員變成當事人一方的證人。法官以這種雙重身份出現和參與訴訟活動，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有失公正和后顧之憂。”[5]

3、鑒定機構運行機制混亂。（1）司法鑒定行業無執業分類標準。司法鑒定行業涉及的學科門類很多，鑒定的技術手段也紛繁復雜，有時需要綜合運用多種和多門學科知識，這就要求有不同專業知識和掌握不同技術手段的人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水平分別解決不同的問題，客觀上需要嚴格的執業分類，但我國目前對此一片空白；（2）各個鑒定機構之間受理鑒定的范圍不明，對象不清。各系統各層次的鑒定機構在受案上普遍存在隨意性、混合性和重復性。為了上的利益，都對外接受民事、行政訴訟當事人的委托，有的還相互爭案、相互否定、相互指責、貶損對方，使技術鑒定的科學性、權威性大受損傷；（3）鑒定機構有權無責，隨意出具鑒定結論。由于對鑒定機構、鑒定人員缺乏法律約束，隨意出具鑒定結論也無相關制裁措施，使得少數鑒定人員收受賄賂，毫無顧忌地出具偏袒一方的鑒定結論，這在財產評估中表現尤為突出，同一財產，不同機構出具的評估值有時竟會相差幾倍！

（三）對鑒定人員缺乏科學、合理的管理機制

1、鑒定人的權利、義務不明確。《刑事訴訟法》第119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民事訴訟法》第72條、《行政訴訟法》第35條也有類似規定。但我國目前尚無全國統一的、權威性的審核、批準、授予機構，如何認定鑒定人具有“專門知識”通常由法官說了算，甚至連審案的法官也未必知道署名的鑒定人是誰？具體有無“專門知識”？即使署名的鑒定人有鑒定資格，但其資格多為內部授予，而非通過，水平高低不得而知。再則，當鑒定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如何有效地保護？鑒定人無故不履行義務時如何制裁均無法可依，影響了鑒定的法律權威。

2、鑒定人員素質良莠不齊，司法鑒定整體水平不高。由于沒有統一的市場準入標準與規則，加之鑒定機構多而雜亂，魚龍混雜，鑒定人員中不乏濫竽充數者，特別是依附國家機關的庇護而生存的鑒定機構，其人員素質更令人堪憂，司法鑒定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不高，鑒定人隊伍的專業化和職業化遠未形成。

3、對鑒定人員沒有健全的培訓和考核晉升制度。健全和實施合理的培養、培訓制度，是司法鑒定工作的基礎。而建立和完善科學、系統的考核晉升制度，則是不斷提高鑒定人員技術水平，使鑒定事業不斷發展的必要途徑。兩者互為聯系，互為影響。我國對專業知識和工作能力的考核，尚無一套科學完整的體系，晉升標準多以學歷和工作年限為主要條件，論資排輩，無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貢獻多少之別，嚴重阻礙鑒定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進取性。

（四）司法鑒定缺乏程序規定

1、委托主體多樣化。民訴法第72條、行訴法第35條規定，人民法院是啟動鑒定的唯一合法主體；刑訴法第121條、165條規定，在不同的訴訟階段，公安、國安、檢察機關、人民法院都有決定鑒定的權力。可見，現有法律均規定司法鑒定決定權專屬于國家機關，當事人只有請求鑒定的權利。然而，當事人直接委托鑒定機構卻得到了最高審判機關的認可，2002年4月1日施行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28條規定：“一方當事人自行委托有關部門作出的鑒定結論，另一方當事人有證據足以反駁，并申請重新鑒定的，人民法院應予準許。”司法解釋與法律在此存在沖突。

2、對重新鑒定沒有規定。（1）是否需要重新鑒定無規定。一方當事人對鑒定結論不服，常提出重新鑒定的申請，法院是否準予，沒有標準；（2）重新鑒定的機構如何選擇無規定。實踐中有時出現越申請重新鑒定，鑒定機構的級別卻越低的怪狀，而各鑒定機構出具的相互矛盾的鑒定結論又成為重新鑒定的動因；（3）重新鑒定的次數無限制。一方當事人認為鑒定結論于己不利，就申請重新鑒定，一案多鑒甚為普遍，因鑒定而花去一年半載屢見不鮮。多渠道、多層次的重復鑒定，不僅增大訴訟成本，加重當事人負擔，造成資源浪費，且經常出現鑒定結論相互矛盾的情況，法院對此無所適從，訴訟久拖不決。如發生在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吳賽陽訴吳彰引刑事自訴案，歷時七年，經過二次發回重審、一次再審共六次訴訟，吳彰引由無罪到有罪再到無罪，都是三次司法鑒定起了決定性作用[6].

憲法監督制度范文4

關鍵詞：行政執法；刑事司法；銜接機制；檢察監督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1-0126-02

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是指在查處涉嫌犯罪的行政違法案件中，各行政執法機關和人民檢察院等司法機關在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的前提下，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確保依法追究涉嫌犯罪人員的刑事責任的辦案協作制度[1]。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雖然分別隸屬于不同的執法體系，但在執法實踐中，又常常緊密聯系在一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作為一種制度設計和程序安排， 正是連接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紐帶[2]。隨著我國法治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脫節的問題逐步顯現和突出，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建設已成為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迫切需要。

一、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保證行政執法機關向公安機關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依法懲罰犯罪， 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近年來檢察機關與相關行政執法部門出臺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關于加強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工作聯系的意見》等規定， 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問題得到明顯的改善，但是不可否認，目前在完善銜接機制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

1.案件移送不及時、證據收集不到位。因對犯罪追訴標準把握不準，刑事證據的要求不明，罪與非罪難以區分，一些行政執法人員在依法移送刑事案件上患得患失，缺乏主動性。同時為了掩飾行政執法活動中的問題，對檢察機關查閱、調取有關材料的請求敷衍、搪塞；對相關涉案物品的鑒定、檢測的請求也推諉、拖延，缺乏協作精神。同時收集固定證據是專業性很強的一項專門工作，法律對證據形式、證明方法有特殊要求，對證據材料的調查、收集、審查有法定程序；且證據由于時間或其他原因，有滅失或難以提取的可能，因此固定和保全證據顯得尤為重要，現在很大一部分行政執法人員使用證據的專業水平低，要么程序不合法，要么證據不能證明犯罪，致使有些刑事案件降格處理，導致打擊不力，放縱犯罪。

2．案件信息交流渠道不暢。檢察機關對行政執法機關辦理的行政處罰案件，底數不清，情況不明，對于有無降格處理、有無該移送而未移送的情況，事前并不了解。按規定，對符合刑事追訴標準、涉嫌犯罪的案件，行政執法機關將案件移送同級公安機關的同時，應抄報同級人民檢察院，這一規定也大多流于形式，形成監督的死角、盲區。

3.法律法規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不統一和實踐中的難操作，引起案件訴訟環節難以順利進行。有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的規定不完備、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強，導致了有些案件訴訟環節難以順利進行，例如在打假案件的犯罪數額認定上，存在難操作的各種認定方法，司法實踐上，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存在分歧，公、檢、法三機關之間也不完全統一，影響了案件的認定及處罰。

4.行政執法向刑事司法過渡的良性機制沒有真正建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不到位，造成案件流失無法監督和遏制。由于檢察機關一般以會簽或者聯合下文的形式，與行政執法機關、公安機關等部門共同出臺相關的規定以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但對行政執法機關查處、移送案件的監督并沒有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加上檢察機關監督的手段有限，導致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無法有效地履行，存在監督的空白點，致使犯罪分子有空可鉆。

二、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

長期以來，行政執法機關與刑事司法機關對接不暢，出現“案件多、查處少，行政處罰多、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少”的現狀[3]，導致以罰代刑、有罪不究、有案不移、有案難移等問題。產生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行政執法機關對移送涉嫌經濟犯罪案件在認識上存在偏差，影響了執法力度。一是有些地方的行政執法機關在辦案中，認為只要把違法犯罪者損害的國家經濟利益追回即可，沒有必要給予刑事制裁。二是對行政執法機關向司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是否可以進行行政處罰認識不一，對行政執法機關移送的已作罰款處罰的涉嫌經濟犯罪案件，有的公安機關堅持不再立案查處。三是對公安機關能否直接立案查處與行政執法管轄相關的經濟犯罪案件認識不一。

2．法律規定不夠完善，執法中存在不少困難。一是刑法中有些規定相對滯后或過于原則，執法實踐中操作較為困難。二是有些司法解釋不夠明確，影響了案件的查處。

3．一些執法活動存在地方保護或部門保護的傾向。有些地方政府和執法部門從局部利益出發，查辦行政執法案件功利色彩濃厚，在一些行政執法部門查處的行政違法案件中，涉及對相對人給予經濟處罰的同時，又需要追究相對人刑事責任的，執法部門為了不讓利益受損失，維護部門和單位利益，完成上級下達的罰款創收任務，即便是相對人的行為有可能構成犯罪，應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在利益驅動下，絕大部分一罰了之。

4．個別執法部門辦案人員素質不高，行政執法人員證據收集、保全能力低。

三、加強檢察監督職能的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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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50 年代初，隨著公有制經濟制度在我國建立，財務會計的應用逐漸得到普及，“司法會計鑒定”一詞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由前蘇聯傳入我國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會計鑒定逐漸被應用于經濟犯罪案件的調查取證中，在實踐中尤其是在貪污案件中，往往聘請專業的財會人員協助查賬，并就犯罪嫌疑人是否貪污公款及貪污數額進行鑒定。于是乎，我國在這一時期初步形成了司法會計鑒定制度。司法會計鑒定真正發展的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后，在刑事案件中，由于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頒布實施，特別是為了打擊經濟犯罪，經濟案件的偵察機關在對貪污、賄賂案件的偵察中，涉及到大量財務會計事實需要查證，檢察機關開始關注司法會計鑒定。1985 年6 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大連召開了全國檢察系統刑事技術工作座談會，會議通過《關于檢察機關刑事技術工作建設的建議》。在該“建議”中明確提出要在省、市兩級檢察機關建立司法會計技術門類，并把它納入檢察機關刑事技術工作的序列。部分法院在審理民事、行政案件時，逐漸的將注冊會計師、審計師等相關的專業人員引入到案件的調查取證當中來。到20 世紀末，隨著經濟案件的日益增多，國家司法制度的逐漸完善，司法會計鑒定在經濟訴訟案件和仲裁等工作中廣泛應用。2000 年司法部《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頒布后，司法鑒定機構開始面向社會服務，開展司法會計鑒定活動。1

目前，我國司法會計鑒定還缺乏完善的規范約束，司法會計鑒定業務存在盲目擴張、權利與義務不對等、風險意識淡薄等問題。2007年10月1 日《司法鑒定程序通則》正式得以實行，這從宏觀上規范了司法會計鑒定,但對于注冊會計師從事司法會計鑒定的具體指導過于籠統可操作性較差。因此，司法會計鑒定亟待一套完善法律體系和制度。

二、我國司法會計鑒定機構的設置情況從2005年10月1日起《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正式公布施行，該《決定》規定“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不從事具體鑒定活動”

這從制度上保證了司法的公正性。除偵察機關在偵察犯罪中提供必要的技術鑒定支持而在內部設立的鑒定部門外，其余從事司法鑒定業務的機構都應當是獨立的，獨立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社會服務性組織。一方面，檢察機關（除自偵部門外）行使的是國家公訴權和法律監督權，若從事司法鑒定業務，勢必影響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審判機關行使的是審判權，司法鑒定結論作為法定證據的一類，其效力應該由法院對其認定，因此審判機關設立鑒定機構從事鑒定業務同樣會影響審判結果的權威性和妨礙司法公正。而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司法鑒定機構的行政管理部門也不應設立鑒定機構。但從我國司法制度和實踐的發展歷史來看，該《決定》又規定：“偵察機關所屬的鑒定機構對外承擔司法鑒定業務的，在本系統省級以上主管機關批準后，經過登記，編入司法鑒定機構名冊并公告。”這對于司法機關內設司法鑒定機構從事外部鑒定業務做了嚴格的限制，也符合目前我國司法鑒定的實際情況。2

三、我國司法會計鑒定的啟動權與決定權

我國三大訴訟法對于司法鑒定決定權的規定并不完全一致，《民事訴訟法》第72條和《行政訴訟法》第35條均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專門性問題“認為需要鑒定的，應當交由法定鑒定部門進行鑒定，沒有法定鑒定部門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鑒定部門鑒定”。而《刑事訴訟法》卻同時將鑒定的決定權、委托權賦予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因此，整體上在民事和行政訴訟中，鑒定的決定權和委托權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在刑事訴訟中司法鑒定的決定權由司法機關統一行使。在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對司法鑒定具有決定權，同時案件當事人可以申請委托鑒定進行重新鑒定，但是該項委托權必須通過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并且往往由人民法院加以委派或指定司法鑒定機構進行司法鑒定，事實上當事人只有向法院提出申請的權利，而對于鑒定人和機構的實際委托并不能實際行使。

具體到司法會計鑒定制度中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公檢法機關各自在不同的訴訟階段中自行委派或聘請司法會計鑒定人員進行鑒定，導致鑒定結果缺乏統一性以及公正性。另外，司法行政機關具有根據司法部的相關管理辦法規定，甄選并公布會計鑒定事務所、會計事務所、注冊會計師、會計師等作為具有資質的司法會計鑒定中介和人員，也會導致在具體的審判過程中，出現法院對司法行政機關認定的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結論不予認可的沖突。

四、我國司法會計鑒定主體資格認定

我國司法部對社會司法會計鑒定資格認證的具體做法是先將鑒定權授予某些機構，向其頒發《司法鑒定許可證》，然后再將鑒定權授予該機構中的某些人，向其頒發《司法鑒定人執業證》，并向社會公告具備司法會計鑒定資格的機構和人員名單。司法機關內部設立的技術部門及部門中的技術人員按規定要求獲得司法會計鑒定權。司法會計鑒定的主體主要訴訟職責就是根據訴訟機關的要求，通過對證據進行檢驗，解決訴訟所涉及的特定財務會計問題，出具司法會計鑒定文書或司法會計檢驗報告。司法會計鑒定人，應當同時具備下列主體資格條件：（1）具備法定的司法鑒定師資格。（2）具備司法會計鑒定人的訴訟身份。訴訟機關在指派或聘請司法會計鑒定人員時應當辦理相應的手續，使之具備擔任本案司法會計鑒定人的合法身份。（3）不屬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3 條、《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行政訴訟法》第 47 條規定的應當回避的人員。另外，本案的偵查、檢察和審判人員及證人也不得擔任本案的司法會計鑒定人。（4）熟悉與鑒定問題有關的技術標準。3一般說來，具備這一條的技術人員主要有：司法會計師、注冊會計師或注冊審計師、取得中級以上職稱的會計人員、審計人員、司法會計學專業的教學人員等。司法會計鑒定人在訴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司法會計鑒定人在訴訟中屬于訴訟參與人，與證人等具有近似的訴訟地位，從這一角度講，司法會計鑒定人不應擁有案件承辦人員的各種訴訟權利；然而另一方面，司法會計鑒定人與證人又有不同之處，司法會計鑒定人是訴訟開始后才參與到案件中，而且有權了解與鑒定有關的案件事實，有權獲取和閱讀與案件有關的材料并參與承辦人員近似的訴訟地位。

五、我國司法會計鑒定主體訴訟地位

從司法會計鑒定主體的訴訟地位來看，他們是中立的訴訟參與人。《刑事訴訟法》第82條第四款：“‘訴訟參與人’是指當事人、法定人、訴訟人辯護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鑒定人與證人、辯護人、訴訟人等并列為訴訟參與人，但與其他訴訟參與人不同的是，鑒定人是由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19條第一款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民事訴訟法》第72條第一款與《行政訴訟法》第35條的規定基本一致，即人民法院對專門性問題認為需要鑒定的，應當交由法定鑒定部門鑒定；沒有法定鑒定部門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鑒定部門鑒定。后來為了保障涉訟公民人權及提高當事人的程序參與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1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由一至二名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出庭就案件的專門性問題進行說明。人民法院準許其申請的，有關費用由提出申請的當事人負擔。審判人員和當事人可以對出庭的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進行詢問。經人民法院準許，可以由當事人各自申請的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就案件中的問題進行對質。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可以對鑒定人進行詢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8條規定：“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涉及的專門性問題，當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請由專業人員出庭進行說明，法庭也可以通知專業人員出庭說明。必要時，法庭可以組織專業人員進行對質。當事人對出庭的專業人員是否具備相應專業知識、學歷、資歷等專業資格有異議的，可以進行詢問。由法庭決定其是否可以作為專業人員出庭。專業人員可以對鑒定人進行詢問。”由此形成了“鑒定人+專家（輔助人）”制度。但由于對專家輔助人的權利義務等未作具體規定，專家的作用難以得到真正發揮。

2009年12月23日承認我國已經確立了專家證人制度，“專家證人制度在我國施行時間不長，但最高人民法院十分強調要注重發揮專家證人的作用，積極鼓勵和支持當事人聘請專家證人出庭說明專門性問題，并促使當事人及其聘請專家進行充分有效的對質，更好地幫助認定專業技術事實。專家證人既可以是外部人員，也可以是當事人內部人員，在涉外案件中還可以是外國專業技術人員。專家證人與事實證人不同，不受舉證時限的限制，在二審程序中也可提供。專家證人的說明，有利于法官理解相關證據，了解把握其中的技術問題，有的本身不屬于案件的證據，但可以作為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的參考。”4

六、我國司法會計鑒定人的出庭制度

鑒定人出庭作證是現代訴訟制度的基本要求，會計人員出庭作證并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是司法會計鑒定意見質證和采信的前提和基礎。司法會計鑒定意見只有通過嚴格的質證，才能保證法務會計鑒定意見的客觀性，并在庭審中成為法官判案的依據。出具鑒定報告的會計人員應根據審判的要求隨時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以交叉詢問方式進行的質證，必要時還需接受法官詢問，從而使法庭能夠審查其鑒定資格、鑒定能力、鑒定方法、鑒定檢材和鑒定過程等，以便評判鑒定結論的客觀性。

然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的司法會計鑒定人員都不出庭作證，法庭僅僅通過宣讀書面的司法會計鑒定結論，對這一極為重要的證據進行法庭調查。這種書面和間接式的審判方式，既難以對司法會計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司法會計鑒定人的權威性做出準確的審查，又難以讓當事人對司法會計鑒定人的公正性和司法會計鑒定結論的科學性信服，從而對法庭審理過程的公證性造成極為消極的影響。

七、我國司法鑒定的技術標準

司法會計鑒定的技術標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一項技術性要求很強的工作，因此我國在此方面的研究一直處于停滯甚至是落后的狀態。然而，在現階段的實踐過程中, 在建立全國統一的司法會計鑒定技術標準還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 我國司法會計鑒定的技術標準主要遵循判定標準和報告標準。

1. 判定標準

根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二十二條規定：司法鑒定人進行鑒定，應當依下列順序遵守和采用該專業領域的技術標準和技術規范：（一）國家標準和技術規范；（二）司法鑒定主管部門、司法鑒定行業組織或者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制定的行業標準和技術規范；（三）該專業領域多數專家認可的技術標準和技術規范。不具備前款規定的技術標準和技術規范的，可以采用所屬司法鑒定機構自行制定的有關技術規范。

2. 報告標準

依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三十四條規定, 司法鑒定機構和司法鑒定人在完成委托的鑒定事項后，應當向委托人出具司法鑒定文書。司法鑒定文書包括司法鑒定意見書和司法鑒定檢驗報告書。司法鑒定文書的制作應當符合統一規定的司法鑒定文書格式。《司法鑒定文書示范文本（試行）》（2002年7月5日，司發通【2002】56號）對司法鑒定文書格式的規定, 司法鑒定書一般由編號、緒言、資料（案情）摘要、檢驗過程、分析說明、鑒定結論、結尾、附件等部分組成。5

參考文獻：

[1]趙如蘭：《司法會計鑒定的歷史演進及啟示――兼論司法會計鑒定與法務會計》，載于《會計之友》第300期。

[2]王民治，劉紅纓：《完善司法會計鑒定制度的思考》，載于《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6年第22卷第6期。

[3]駱玉蘭：《司法會計鑒定的問題研究》，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6月。

憲法監督制度范文6

一、加強保險理論研究，規范保險立法，統一司法實踐

保險法及保險法學在我國起步時間不長，實踐發展也不足。現階段，理論界對保險合同解釋制度的研究多停留在對國外相關制度的介紹和研究層面上，對我國立法中的規定和司法實踐中長期形成的解釋方法和理念研究卻不多。因此，一方面在學理上，學者們對保險合同解釋理論的研究各異，未能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認識，滯后于實踐發展的需要，無法為實務提供及時、準確的理論指導；另一方面在實踐上，立法、司法仲裁機關對保險合同解釋處理標準不一，無法形成統一的做法。筆者認為，我國保險合同解釋的理論研究及立法和司法實踐應當在大陸法系的基礎上大膽借鑒和吸收英美法系的解釋制度。具體做法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1、加快保險行業立法和制訂保險合同法

繼續制定保險行業法和保險合同法，使現在的保險法得到細化，保險合同法獨立出來，從而進一步規范保險行為，促進保險市場。

2、綜合使用各種保險解釋原則

在保險合同解釋方面首先應當遵循合同的一般解釋規則。保險合同是合同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當雙方當事人就合同內容發生爭議時，應本著最大誠信和公平原則，綜合考慮合同的性質、特點、目的、內容等諸多因素，通過各種標準去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先按保險合同的通常含義理解合同條款，如果存在歧義，則可以依據合同的整體解釋規則、目的解釋規則、交易習慣解釋規則、誠實信用解釋規則等來探詢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排除疑義。當然，這些規則并不是單獨孤立適用的，往往都是共同使用。

3、增加可操作性強的技術性規范

保險合同在適用合同的一般解釋規則的基礎上，另外在立法上補充一些便于操作的技術性規范。雖然合同法確定了合同解釋的基本規則，但對保險合同的解釋而言，仍缺乏一些易于操作的技術性規范，容易造成適用上的任意性。因此，我們可以借鑒英美的做法，即在立法上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遵循通常解釋原則、專業解釋原則、一致解釋原則、正確適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等。

二、保險法解釋原則以公平為基本指導思想

正確適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保險合同解釋不能僅僅理解為是對投保人利益的保護，或是對保險人的限制。①保險合同解釋就是按照符合當事人訂約當時約定的意思表示的真是內容為準，就是看當時如何約定，保險合同解釋完全服從于公平原則。我國《保險法》第31條的規定體現了鮮明的價值取向，這就是對投保人一方利益的充分保護，但是在實踐中卻存在不少曲解或誤解。該條立法保護弱勢群體的價值取向理應受到肯定，但如果對實際情況不加仔細分析，過分地強調此原則就會造成一種名為公平而實為不公平的結果，就會極大地損害保險人的利益，從而不利于保險業的發展。由于保險法31條是我國現行的唯一保險合同解釋的法定條目，它的適用非常普遍又關鍵。因此，筆者認為對疑義利益解釋規則的正確理解與適用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疑義利益解釋規則適用的非排他性

該規則的適用不具有絕對性和排他性。保險合同的解釋規則有多個，而且多數情況下仍是多個規則綜合適用。該規則的適用不具有優先性。如果其他解釋規則能適用并能很好地消除歧義時，疑義利益解釋規則應服從于其他主要規則，也就是只有用其它規則無法消除歧義時才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②若保險單用于明確、清晰且沒有歧義，當事人意圖明確，不能做不利于保險人的語義解釋，疑義利益解釋規則不能被用于曲解保險合同的用語。只有在對保險合同條款有爭議而引起糾紛，才能適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因為保險合同當事人雙方產生糾紛的原因很多，有因合同條款爭議，也有因當事人違反合同義務。對于非因合同條款爭議而引起的糾紛，不應當適用該規則。

2、疑義利益解釋規則適用的例外

對于下列情形，可以排除適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1）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圖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加以證實的；（2）保險合同條款的歧義經當事人的解釋已經被排除的；（3）保險合同用語經司法解釋已經明確而不再產生歧義的；（4）保險合同中的基本條款發生歧義或者文義不清的；適當考慮被保險人類型的差異，參與投保的不僅有經濟能力微弱和對保險知識欠缺了解的自然人，而且也有經濟實力雄厚和對保險事宜較為了解，具備較強判斷力的法人，甚至有專門從事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因此，出現合同解釋條款糾紛時對他們應有所區別。從法理上說，第31條是基于合同當事人雙方主體地位的相對不平等考慮的，其保護對象一般是經濟上的弱者（主要是自然人），以實現公平正義，但對于有同樣的地位甚至經濟實力更強的法人來說，法律設計的有利于弱者的規則就失去了保護弱者的基礎。

結論

綜上所述，正是基于保險合同附合性可能導致損害被保險人的利益,才產生對其格式條款采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進行司法規制的必要性,故而在適用該規則時,應充分圍繞此目的,防止矯枉過正。亦即只能對保險合同雙方有爭議的個別格式條款進行解釋,還應該注意避免延伸到由法律或保險監管機構所確認的合同條款上,以達到衡平雙方利益的目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