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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1
迪克西特為什么還沒獲得諾貝爾獎？最近接觸長尾理論后，對這位印度經濟學家產生了濃厚興趣。
迪克西特最主要的貢獻，是通過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S模型），建立了一個通過“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分析經濟問題的理論框架。迪克西特從沒談過長尾理論，但由于長尾理論的內核框架也是“數量―品種”關系。因此可以視迪克西特的理論為長尾理論的基礎理論。
許多新經濟理論，如羅默的新增長理論、克魯格曼的空間經濟學等，都是在迪克西特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增長理論是D-S模型的時間動態版本，新經濟地理模型是D-S模型的空間動態版本。雖然由于斯蒂格里茨獲得諾貝爾獎，迪克西特重復獲獎的可能性降低了。但在我心目中，迪克西特具有不輸于任何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實力。
迪克西特理論與新經濟的內在聯系
在互聯網業，人們經常提到水泥加鼠標。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遠沒有水泥加鼠標外在結合這么簡單。我認為，新經濟是舊經濟內部矛盾的產物，具體說是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矛盾運動的產物，強調多品種的范圍經濟是舊經濟中產生新因素的萌芽。研究多品種的經濟性，就成為研究新經濟發生學的重要問題。
循著這個線索，應該特別注意傳統理論中那些包含新經濟思想因素的理論。像安德森長尾理論這種典型的新經濟理論，背后是錢德勒“古老的”范圍經濟理論。但錢德勒是研究經濟史的，只談經驗，沒有建立數學模型。迪克西特正好提供了錢德勒背后的數學支撐，將品種這個維度，第一次數學化地引入經濟學內核。錢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正在形成一個新經濟理論軸心。
不懂經濟學的人，只要了解托夫勒關于“單一品種大規模生產轉向小批量多品種”這一說法，就會明白錢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這個理論軸心在說什么。托夫勒的說法，內在隱含的正是一個“數量―品種”框架：以數量為豎軸，品種為橫軸，傳統工業化特征，品種上是少，數量上是大（合起來就是短頭）；新經濟的特征，品種上是多，數量上是少（合起來就是長尾）。D-S模型就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上的函數解析；長尾理論講的則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上的統計分布（長尾理論名稱來源于“長尾分布”這個統計學術語）。錢德勒講的則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系中的利潤選擇。區別在于，安德森通過統計講故事，聽眾是普羅大眾；錢德勒通過歷史講管理，聽眾是管理學家；迪克西特通過數學講經濟，聽眾是經濟學家。迪克西特可以算半個新經濟學家。
迪克西特講的是什么故事
迪克西特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一方面規模經濟要求生產產品的種類越少、每種產品的產量越大，經濟性越好；另一方面消費的多樣化偏好又要求較多的產品種類數。市場會折衷這一兩難沖突形成一種壟斷競爭的均衡，內生地決定市場上的產品種類數。
代表過時的工業化的西方經濟學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數量和價格關系，遲遲沒有把品種這個維度作為內生變量，納入體系內核。表面原因是一直沒有找到表述品種的數學方法（這一點被迪克西特于1970年代中解決后，情況有所改變），深層原因是理論上的不兼容。
傳統經濟學理論中所有具有新經濟萌芽因素的理論，如范圍經濟理論、新增長理論、羅默理論、區域經濟學、產業集群思想、空間經濟學、都與范圍經濟有關，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種協調問題。楊格指出：“產業的不斷分工和專業化是報酬遞增得以實現過程中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必須把產業經營看作是相互聯系的整體”。汪丁丁解釋知識經濟說，知識互補性的經濟學含義是：知識甲和知識乙單獨運用于經濟活動時各自獲得的收益的加總必定小于它們聯合運用于經濟活動時的收益。這是錢德勒范圍經濟定義的知識版。
深層的背景可以這樣理解：互聯網的特長在于協調，它的經濟作用是降低多品種的協調成本。如果多品種的經濟性得不到經濟學論證，互聯網的價值就始終進入不了經濟學視野。由此引伸出來的差異化、個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新經濟問題，就更找不到理論根據。而品種多樣化、或者說多品種的經濟性，是經濟學家能聽懂的新經濟問題的表述方式。
迪克西特的局限
迪克西特本人并沒有使用范圍經濟這個術語，它把范圍經濟表述為另一種規模經濟。他沿著馬歇爾的傳統，用規模經濟表述范圍經濟，區別只在外部規模經濟與內部規模經濟的不同。說迪克西特是半個新經濟學家，是因為他的理論是一種準新經濟理論。這點不同于錢德勒和安德森。
真正的新經濟理論與傳統經濟中的包含新經濟因素的理論（準新經濟理論）之間的區別表現為：第一，準新經濟理論把少品種與多品種的矛盾，理解為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即專業化生產與多樣化消費矛盾；新經濟理論進一步認為屬于生產內部（如少品種生產與多品種生產）和消費內部的矛盾。在這點上，錢德勒與安德森雖然數學上不如迪克西特，但認識比他徹底。第二，同樣強調產品多樣化現象，準新經濟理論認為證明的是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新經濟理論認為證明的是關聯化協調的作用。楊小凱大大發揮了迪克西特理論中傳統的那一面，把新經濟融合解釋成了舊經濟分工，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第三，同樣強調一加一大于二（Superadditivity）的報酬遞增現象，準新經濟理論把它歸功于專業化，新經濟理論把它歸功于打破專業化。第四，準新經濟理論依賴壟斷競爭框架，新經濟理論可以推廣到完全競爭框架。第五，對生產可能性邊界與無差異曲線的凹凸性的理解不同。
本來，分工離不開協調，協調離不開分工，爭論分工創造財富與融合創造財富，似乎會陷入雞生蛋、蛋生雞式的詭辯。但我認為，有一個判據，可以把誰為主導的意義顯示出來。這就是追問：品種越少，成本越低；還是品種越多，成本越低？這是錢德勒思考的問題，他比迪克西特與楊小凱站得更高。迪克西特的局限在于固化了“品種越少，成本越低”這個規模經濟假設，而沒有將互聯網現實中越來越常見的“品種越多，成本越低”內生于模型之中。這點遠不如不懂高級經濟學的安德森。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2
關鍵詞：自然壟斷 成本弱增性 可維持性 政府規制
自然壟斷行業是指因自然原因而形成的壟斷行業，其行業規模經濟效應非常突出，需要投入大量資本才能開發，并且資本一旦投入，就“沉淀”在這個行業里很難再抽回。傳統理論認為自然壟斷行業應由政府直接投資、壟斷經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許多國家對自然壟斷行業的規制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然而自然壟斷行業在政府的保護機制下暴露出了一些弊端，阿爾奇安和艾倫（Alchian and Allen, 1964）對此有精辟的論述：在自然壟斷存在的情況下，兩個企業存在也會顯得太多。但“如果只有一個企業存在，那么這個在位企業就可能長期將價格定在自由進入成本之上。”結果，“要么因某產業中企業太多而造成資源的浪費；要么只有一個企業，這將帶來壟斷定價。”因此，自然壟斷行業需要政府依據一定的法律法規和規則，在全面認識自然壟斷經濟特性的基礎上，有的放矢的進行適當的規制，維護公共利益。
自然壟斷的經濟特征
（一）成本弱增性
傳統上從規模經濟的角度來說明自然壟斷的經濟特征。如1887年，亨利?卡特?亞當斯在《政府與產業行為的關系》一文中討論了自然壟斷問題，他按照是否有不變的規模經濟效益、下降的規模經濟效益和上升的規模經濟效益這三種狀況，把產業分為三種類型，認為處于規模效益遞增的產業是自然壟斷產業。沃特森則認為自然壟斷是這樣的一種狀況：單個企業能比兩家或兩家以上的企業更有效率的向市場提供同樣數量的產品。克拉克森認為自然壟斷的基本特征是生產函數一般呈規模報酬遞增狀態，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斯蒂格利茨在其《經濟學》（1997）有關進入障礙一節中認為，當一個廠商的平均成本在市場可能容納的產量范圍內不斷下降時，自然壟斷就會出現。
對自然壟斷經濟特征的一個重要拓展是建立在成本弱增性理論基礎之上，即認識到簡單的規模經濟既不是自然壟斷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1977年，著名經濟學家鮑莫爾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論對多產品產業自然壟斷的恰當成本檢驗》一文，文中首次以多產品企業的成本弱增性定義了自然壟斷。1982年，鮑莫爾、潘扎、威利格出版了《可競爭市場和產業結構理論》一書，用范圍經濟和成本弱增性系統論證了自然壟斷：假設有多種產品和多個企業，任一企業可以生產任何一種或多種產品。如果單一企業生產所有各種產品的總成本小于多個企業分別生產這些產品的成本之和，企業的成本方程就具有弱增性。如果在所有有關的產量上企業的成本都是弱增的，該產業就是自然壟斷產業。即使沒有規模經濟的作用，即使平均成本上升，但只要單一企業供應整個市場的成本小于多個企業分別生產的成本之和，由單一企業壟斷市場的社會成本就仍然最小，該產業就仍然是自然壟斷產業（如圖1所示，在MN段，即使AC1是上升的，但是只要小于FN段，它仍然具有價格優勢，屬于自然壟斷的范疇）。
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企業通常不只是生產一種產品或提供一種服務，而是同時生產多種產品，在多種產品自然壟斷的情況下，成本弱增性與規模經濟的區別更明顯。多種產品的總成本不是簡單地取決于各個產品的規模經濟，而主要取決于各種產品成本的相互影響，這種相互影響就是建立在成本弱增性基礎上的范圍經濟或組合經濟。簡單地理解，規模經濟是針對一種產品而言的，而范圍經濟是針對多種產品而言的。用成本函數表示，如果 f (nK，nL)πnf (K，L)即存在規模經濟，即存在范圍經濟。這里，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qi代表第i種產品。
（二）可維持性
鮑莫爾威力格等經濟學家于1981年提出了自然壟斷的可維持理論，它是專門討論新企業進入自然壟斷產業而引起的問題的一個理論模型。在這一理論中，自然壟斷企業被認為是產業中的主導企業，它在作出價格和產量決策時要受到一系列約束條件的制約，而如果新企業認為有利可圖，可以無拘無束的進入市場。這些約束條件有：
產量等于特定價格下的市場需求總量q=D( p)
收入等于生產這些產量的總成本pq=C(q)
若新企業進入市場，壟斷企業不能夠改變原來的價格，并要求以原有價格滿足新企業奪走后的剩余需求。當所有p′πp，q′πD( p′)時，p′q′πC(q′)。
在這些約束條件下，若沒有新企業企圖進入市場，那么，該壟斷企業是可以維持的。如圖2，Q2表示符合自然壟斷要求的最大產量，DD代表需求曲線，只要壟斷企業選擇由需求曲線和平均成本曲線AC1的交點所對應的P0以外的價格及產量，都會造成不可維持性。如果PP0，在可以自由進入的條件下，有利可圖的新企業會選擇價格P0和產量Q0，從而造成自然壟斷企業的不可維持性。事實上，即使壟斷企業選擇價格P0，新企業仍然可能進入，它可以在P0和P1之間選擇一個價格，并選擇產量Q1，這樣，新企業可以獲利，也可以造成自然壟斷企業的不可維持性。當然，該理論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假定新企業不承擔滿足整個市場需求的任務，而壟斷企業則要承擔這種義務。
自然壟斷需要政府規制的原因分析
自然壟斷一方面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維持性，在平均成本上升但屬于成本弱增范圍內時，如果壟斷者的利潤大于零，新企業只要把價格定在壟斷企業的價格之下，就可能奪走壟斷者的大部分市場份額。由此需要政府對行業進行規制，保證自然壟斷的可維持性。政府可以通過頒布法律、法規、規章和制度來保證規制政策的強制執行，如制定關于進入或退出行業的限制規定，包括制定產業政策或合同規則、頒發生產許可證、限制產品的特征、制定質量標準、進行稅收和補貼等方式限制新企業進入某自然壟斷企業。
另一方面，自然壟斷產業成本的弱增性告訴我們，雖然由一家企業提品比由多家企業提品會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如果沒有外部條件的約束，自然壟斷企業可能為了取得高額的壟斷利潤，采用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定價方法掠奪大量消費者剩余，造成社會福利損失，政府需要對自然壟斷企業進行價格規制，如可以制定拉姆齊價格或非線性價格，維護社會分配效率。
為了防止自然壟斷企業因產業的特殊性產生低效率，政府可以采用激勵性規制給予企業以提高內部效率的誘導和刺激，包括采用特許投標制度、區域競爭制度來激勵競爭刺激，使企業提高管理效率；或者采用契約制度以更多的獎勵和報酬或給予處罰來刺激企業提高經營效率。
自然壟斷經濟特性新認識對于規制理論的一個突破還在于當自然壟斷產業處于平均成本上升的弱自然壟斷階段而新企業進入該行業有障礙時，由于價格優勢的存在，不需要政府規制。
政府規制的政策選擇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是自然壟斷形成的客觀依據，規模經濟的原理在于生產要素的不可任意分割性，范圍經濟的原理在于成本的弱增性。規模經濟原理要求企業生產經營規模必須足夠大，才能有效地降低單位產品的固定成本，進而降低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從而在市場競爭中才能獲取競爭優勢。而范圍經濟原理則要求企業必須將密切相關的業務有效地聚合起來，進行一體化經營，這樣可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加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自然壟斷是使網絡性產業更富效率、資源配置更為優化的一種制度安排和產業組織形式，如果不考慮這些因素而簡單的認為只要拆分壟斷結構，實行高競爭的市場結構，就可以解決自然壟斷改革的根本問題是十分狹隘的。產業組織芝加哥學派早已指出：反壟斷的首要目標在于促進經濟效益，并以此來評價企業行為。如果市場上競爭者過多，不利于規模經濟及其經濟效益的提高，就應允許競爭者之間的兼并。對自然壟斷產業而言，寡頭壟斷甚至完全壟斷都不是問題的要害。真正的癥結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以及內部管理乏力。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不是靠簡單的分拆和強化競爭的辦法就能夠得到有效解決的。
在現實中，我國一些過剩產業的競爭不可謂不激烈，然而光有競爭而沒有淘汰機制，在這種情況下，競爭是不起作用的。對自然壟斷產業，不要簡單分拆，分拆后并不一定得到期望的效果。我國自然壟斷產業的改革應立足于改制和改造。首先，對企業進行改制，實現出資主體多元化，構造公司化和集團化母子公司體制，進行制度創新。其次，進行法人治理結構改造，健全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等職能機構，提高決策水平和經營效率。第三，實施有效激勵和約束機制，加強基礎管理。第四，以有效競爭目標評價自然壟斷產業的改革成效。對自然壟斷產業而言，有效競爭可以是寡頭壟斷結構，也可以是完全壟斷結構，但絕對不是原子式的完全競爭或僅僅憑差別化產品而競爭的所謂壟斷競爭結構。
結論
綜上所述，真正危害市場經濟的不是壟斷結構而是壟斷行為。壟斷結構是企業追求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組合經濟和技術創新的結果，如果反對壟斷結構，也就意味著反對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組合經濟和技術創新，壟斷結構與競爭并不必然的矛盾。壟斷行為是憑借其經濟上的特殊地位進行的反競爭的活動，如通過卡特爾加掠奪消費者剩余、通過價格或信息優勢打擊排擠其競爭對手等。如果不明確反壟斷的政策指向，僅在于打破壟斷結構，為了競爭而競爭，而不在于保護競爭的市場實質，這無疑是在懲罰成功者，不論這種壟斷是自然壟斷還是通過競爭形成的，無異于“永遠是把下金蛋的鵝拖到反托拉斯的切肉墩子上去”。因此，政府規制的政策指向應該明確規定為反對壟斷行為，不論是壟斷結構下的壟斷行為還是競爭結構下的壟斷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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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umol,W.J., Bailey,E.E., Willig,R.D.,1977,Weak Invisible Hand Theorem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ices in a Multiproduct Monopo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知識經濟；國際貿易理論；創新
[中圖分類號] F7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1－0074－03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知識經濟的最大特點是知識、技術與經濟的結合更加密切，科學知識、科學技術、智力資源取代自然資源，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決定性因素。技術、知識的比較優勢完全超越了傳統的資源比較優勢，使得傳統的以資源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古典貿易理論面臨巨大挑戰。國際貿易新理論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以知識為基礎，從不同角度對古典貿易理論進行修正和發展，用包括規模經濟、遞增回報、壟斷競爭和技術動態變化等因素進一步解釋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一、知識經濟與產業內貿易理論
對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研究首先始于林德的差異產品的偏好相似理論。他認為消費者對垂直差異產品的不同偏好是引起產業內貿易的原因。克魯格曼用水平差性產品和消費者的偏好需求特征解釋產業內貿易。20世紀80年代中期，克魯格曼通過進一步研究,將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引入產業內貿易理論,提出了包含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的產業內貿易理論。至此,以產品差異理論和規模經濟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理論基本成熟。該理論認為，在規模經濟發生作用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差異產品的追求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對規模經濟效果的追求，從而是對獲得超額利潤的追求是貿易產生的動力。同時,規模經濟理論和產品差異理論暗含即使在不存在技術水平差異和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之間也存在國際貿易，解釋了戰后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結構。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產業內貿易繼續迅猛發展,不僅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發展迅猛,而且發達國家同新興工業國間的產業內貿易也蓬勃發展。這主要是因為以創新、開放和全球性為特點的知識經濟的到來使產品差異化程度提高和經濟規模擴大。首先，從產品差異理論角度考慮，商品的水平和垂直差異――即商品品種和質量高低主要受生產技術、知識、設備、管理水平等因素決定，也就是說產品差異是由各國生產商品的知識、技術差別決定。因此，表面上表現為品種差異或質量差異的產業內貿易的核心是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的差異。隨著知識經濟的時代的到來，各國普遍增加R&D投入，創新成果不斷出現，各國知識、技術含量越來越不同，導致了產品差異化程度的增加。一方面，知識的外溢和技術轉移、國家之間類似的相當水平的R&D開支和技術模仿過程，使產品水平差異不斷擴大，水平差異性產業內貿易不斷發展；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商品的差異化創新很容易引起產品質量上的區別，而導致垂直性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其次，以開放性、全球性為特點的知識經濟的來臨打破了產品差異和規模經濟間的矛盾，為各國進行差異產品的規模生產創造了條件。在一定條件下，產品差異和規模經濟是負相關①。相似產品種類越多，其每種產品的生產規模越小，產品成本和價格越高，二者中任何一種效益的增加必然以犧牲另一種效益為代價。在國內市場和有限的國外市場范圍內，這種矛盾就更加突出。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作為全球流動的生產要素必然加深了經濟全球化程度，為各國的規模經濟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二、知識經濟與規模經濟理論
克魯格曼在分析貿易理論時將規模經濟分為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1]內部規模經濟是以規模收益遞增為基礎，指單位產品成本取決于單個廠商的生產規模，而不是其所在行業規模；外部規模經濟則是外部經濟性，指單位產品成本取決于行業規模而非單個廠商的規模。內部性和外部性的劃分對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的研究有重大意義。
1.規模收益遞增與國際貿易理論
規模收益遞增作為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基礎，替代古典貿易理論的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設條件，更現實地解釋了發生在資源、技術、稟賦相似國家間的國際貿易，指出國際貿易的動力是企業追求規模經濟的結果。規模收益遞增的基礎核心是技術進步和創新。知識經濟時期，一方面知識、技術對傳統產業升級改造，極大地提高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更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另一方面，知識作為一種獨立的商品，雖然不具有規模經濟性，但是知識自身的低成本可復制性，使其較規模經濟具有更大的利潤壟斷能力。
2.外部性與國際貿易理論
外部性包括知識、技術外溢效應和市場規模效應。同內部規模效應一樣，外部規模效應在國際貿易中也發揮著重大作用。外部性的市場規模經濟效應認為企業的貿易優勢不在于絕對要素優勢差異，而在于某行業某時點的發展規模。當存在外部經濟且其他條件相同時，大規模從事某一行業產品生產的國家往往具有形成行業規模的優勢。這種行業優勢有利于技術、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共享，能夠在自身企業規模不變的條件下增加經濟利益。知識經濟時期，外部性主要表現為知識在國際貿易中的溢出效應及其對各國貿易的影響。知識溢出一方面使發展中國家通過知識積累和干中學縮小了同發達國家間的技術差距，同發達國家間開展產業內貿易越來越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外溢成為推動發達國家進行技術競爭、創新的重要力量，大大促進了發達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
三、知識經濟與壟斷競爭理論
壟斷競爭是不完全競爭的一種，在目前國際貿易分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壟斷競爭主要用來說明貿易是如何解決各國面臨的規模與種類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壟斷競爭理論認為在壟斷競爭行業中廠商數目和它們的定價受市場規模的影響，在較大的市場中通常有較多的廠商，且每個廠商有更大的銷售量，消費者還能夠以比較低的價格獲得豐富的商品。通過國際貿易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比任何國內市場都要大的世界市場。
壟斷競爭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結合的產物。首先，產品差異和壟斷競爭相互作用。產品差異使一個廠商在確定它的產品價格時具有一定的壟斷力量，但它不可能完全壟斷，因為總是存在其它功能相同的替代品同它競爭，產品差異化造成了壟斷競爭的市場格局。同時，一國消費者因收入水平和偏好對差異產品有不同需要，壟斷競爭恰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差異化和多樣化；其次，產品差異化又和規模經濟密切相關。廠商為獲得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競爭優勢只能生產差異化產品。而壟斷廠商在進行差異生產時，總是盡量使其產品差異化更多的反映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文化生活方式和特征，以便更好地利用規模經濟，創造貿易優勢。
壟斷競爭理論實質上還是利用規模經濟而引致價格成本上的競爭優勢。這同傳統經濟理論是一致的。傳統經濟理論強調成本的決定作用，認為低成本是擴大國際貿易的有力手段，即成本高就缺乏競爭優勢，成本低就具有競爭優勢。但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不再滿足于技術進步、規模經濟引致的低成本所形成的暫時性壟斷競爭,而是依靠長期知識領先而表現在商品質量、品種上對消費者形成的持續購買欲望和聲譽的壟斷。這種聲譽優勢并非短期內形成，且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發揮壟斷作用。因此，在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國際貿易不僅僅是根據成本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豐缺形成，而是越來越靠知識、技術的結合而產生的“明星效應”對消費者形成吸引力而形成的。
四、知識經濟與產品周期學說
20世紀60年代中期，雷蒙德•弗農第一次提出產品具有誕生、成長、成熟和衰亡的生命周期。他將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產品成熟階段和產品標準化階段。新產品階段是指創新國發明制造了該產品，并且壟斷了這個產品的世界市場；產品成熟階段指新產品的樣型和性能都已經穩定，競爭優勢由技術密集型國家向資本密集型國家轉移；產品標準化階段是指產品已經實現標準化生產，生產技術廣為擴散，變得普遍、簡單，競爭優勢由資本密集國家向勞動密集國家轉移，因而更適合發展中國家生產，最后這些國家成為這種產品的主要出口國。接著，美國學者威爾斯進一步發展了弗農的產品周期學說。他把弗農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三階段細分為兩個階段：模仿國產品在第三國市場上與創新國產品進行競爭的時期和在創新國開始了進口競爭時期。這樣就形成了目前的產品周期論。這個理論包括：第一階段是創新國對某一新產品的出口壟斷時期；第二階段是其他發達國家生產者開始生產這種新產品時期；第三階段是外國商品在出口市場上進行競爭的時期；第四階段是再創新國開始進口競爭時期。
不難看出，產品周期學說是從技術創新、技術傳播的角度分析國際分工的基礎和貿易格局的演變。這一理論是對戰后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的一大貢獻。但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產品周期理論日益顯得陳舊。首先，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知識的全球傳播，使產品的生命周期逐漸縮短，甚至消失。大量資料證明，在20世紀頭十年，新技術的生命周期約為40年，到30年代降為25年，50年代約為15年，70年代又縮減到8～9年，80年代是3～5年，而到2000年僅不到12個月，特別是IT產業一些關鍵零部件的壽命周期僅僅3～6個月，呈現出急劇下降的趨勢。這正如美國未來學家萊斯特•瑟羅所說：“所謂‘產品周期’已不復存在。” 他認為“反推制作工藝的發展，和那些只要能把生產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就有興趣運用他們技術的跨國公司的發展，導致新產品技術的流動幾乎和資本及自然資源的流動一樣快。擁有專利的新產品技術未必在它的產地被使用，也未必是資助該技術的人在使用”[2]；其次，國際貿易的載體――跨國公司逐漸形成“雙層網”結構，大大減少了技術的轉移。經典的跨國公司理論認為母公司是中樞神經，是技術創新的發生地。母公司同國外子公司之間是具有向心力的“網”，即國外子公司以母公司為核心，接受母公司的產品創新和技術轉移。這就是弗農產品周期論的雛形和理論來源。但是二戰后，特別是受知識經濟的影響，傳統的由“向心力”形成的內部網的作用逐漸削弱，而由“離心力”構成的外部網卻不斷得到加強。所謂外部網是相對于內部網而言，指子公司不再完全依賴母公司，擁有自己獨立的科研機構和創新產品，同東道國其他企業合作，形成外部“局域網”。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中國目前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外部“局域網”的集中地。當前，IBM、SUN、寶潔、杜邦、聯合利華、諾基亞、愛立信、摩托羅拉、日立、松下、諾和諾得、羅克威爾等世界知名跨國公司相繼在中國設立百余所研究機構或實驗室。這種內部網和外部網并存、共生就形成了典型“雙層網”現象。很明顯，“雙層網”必將大大減少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技術和創新產品的轉移。“雙層網”是跨國公司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以加速利用全球技術資源、建立全球的新網絡、進行全球技術開發的策略的結果。
五、知識經濟時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新解釋
伴隨知識經濟的臨近和產業內貿易繼續蓬勃發展、范圍的不斷擴大，新的貿易問題不斷被提出。美國和日本在人力資源和資本要素比率上是相似的，但為什么美國出口反映了個人智慧的產品和服務，例如軟件產品和金融服務，而日本在生產精密制造品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例如汽車和高質量的電子產品；在具有同樣人力資源和資本要素比率的德國和意大利，為什么意大利的國際競爭力在于家具、服務設計等依靠少數杰出人物智慧的部門，而德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制造業方面，出口客車、機械設備和化工產品。國際貿易新理論只解釋了技術水平相近，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進行產業內貿易的可能，并沒有解釋一國進行特定商品貿易的原因。克魯格曼將一國進行特定商品貿易的原因簡單歸結為歷史和偶然因素決定，沒有深刻探討其背后的經濟規律。
格羅斯曼和麥吉認為當前的國際貿易格局是建立在技術的不同性質上[3]。他們認為技術的不同性質導致了各個國家不同的人力資源分工以及不同等級人力資源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進一步決定了各國不同的生產優勢。技術根據性質的不同分為兩類：一類是滿足Supermodularity生產函數的技術。這種技術符合“O――圓圈生產函數”，即技術在生產過程中是連續的，任何一道工序的失敗或質量差異，都會導致整個工程的失敗，這就決定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人力資本的配置必須是互補的②。精密機械多要求此種類型的人力資源配置。另一類是符合Submodularity生產函數的技術。Submodularity生產函數指一部門的出色完成，會減少其他部門出色完成的需求，這就決定了整個生產過程中人力資本的配置是“高―低”模式，否則會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這種“高―低”模式有利于創新或技術難題的解決。因此盡管美國和日本、意大利和德國在人力資源和資本要素的比率上相同，但由于美國和意大利在其人力資源的配置上屬于“高―低”模式，更有利于表現個人創新，這兩個國家分別在軟件產業、金融服務業和設計服務業具有競爭優勢，而日本和德國采取互補的人力資源配置，更有利于精密機械設備的生產。這樣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一國進行特定商品貿易的原因。
[注 釋]
①尤其在封閉的經濟條件下，產品差異和規模經濟是負相關。產品差異的擴大，必然減弱規模經濟效應；規模經濟的擴大，也必然影響產品差異化程度。
②“互補性”（COMPLEMENTARITY）是指較好地完成兩個任務中的一個，將增加較好完成另一件任務的邊際產品。詳見 Gene M. 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 pp1255-1272.版，第26頁年版，第55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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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 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M].周曉鐘,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67.
[3]Gene M.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1255-1273.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n Knowledge Economy Age
He Xiaoyin
（Zhengzhou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4
1994年新稅制實行以來，出口退稅問題一直為我國財政、稅務、外經貿部門及企業所關注：1994、1995年出口騙稅猖獗，加上增值稅征收中存在的“征少退多”，使財政面臨巨大壓力而不得不兩次下調出口退稅率；退稅率下降雖減輕了財政負擔，但卻加大了出口貨物成本，降低了我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1998年以后，為擴大出口、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又先后多次、分批調高各類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出口退稅率的頻繁變動，使出口企業無法對生產經營進行長期、科學的規劃，而且影響了稅法的嚴肅性，在國內、國際上造成一定影響。同時，這也說明政府決策尚未找到出口退稅的規律，對出口退稅帶來的問題還未從經濟運行內在的規律性去認識，只是就事論事。那么，我國應實行什么樣的出口退稅機制呢？本文試圖在分析出口退稅理論和我國出口退稅實踐基礎上，借鑒國際經驗，探討我國出口退稅機制的改革思路。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章是出口退稅理論。第一節首先界定了出口退稅的涵義，指出出口退稅是國家為增強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由稅務部門將出口商品中所含間接稅退還給出口商的一種政策制度；同時，為了正確理解此概念，還闡明了它與出口免稅、出口零稅率的聯系與區別及與增值稅退稅的區別。第二節從理論角度分析出口退稅存在的根源在于國際貿易，即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使國與國之間進行貿易有利可圖，而國際貿易是商品和勞務的跨國流動，因此，依據雙重征稅權，它不可避免地會成為進口國和出口國政府的征稅對象，從而導致對同一商品和勞務的雙重征稅問題；由原產地國家對出口商品退稅便是為解決重復征稅問題而進行國際稅收協調的結果。第三節介紹出口退稅堅持的基本原則，即“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的中性原則。第四節說明不同的外貿經營機制所需要的最佳出口退稅方式不同。
第二章是對出口退稅的國際比較與借鑒。本章主要介紹國外出口退稅的一些具體做法，并對這些做法作了經驗總結，為改革我國出口退稅機制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國際經驗。第一節介紹法國的出口退稅情況，特別介紹了法國出口貨物的免稅購進制度。第二節介紹了英國和希臘的出口退稅制度。第三節，介紹韓國和泰國的增值稅制度和出口退稅情況。韓國實行的是消費型增值稅，其增值稅退稅不僅包括了出口退稅，也包括了資本品投入后進項大于銷項的退稅。第四節，對國外出口退稅的經驗總結，指出保證出口貨物不含稅出口是各國的基本政策；實行零稅率是各國實現出口貨物不含稅的基本方式；完善的稅制、先進的管理手段和強有力的保障措施是出口退稅的基本國際經驗。
第三章，我國出口退稅制度的歷史、現狀及問題。第一節主要回顧我國出口退稅的歷史，介紹現行出口退稅制度的發展過程。第二節概括現行出口退稅辦法的主要內容。第三節分析我國出口退稅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出口退稅政策變化過頻及缺乏足夠的可操作性，出口退稅制度本身缺乏與相關政策的必要協調，出口退稅的程序性法規不完善、管理方式和手段也存在諸多問題等。
第四章，出口退稅機制改革。第一節闡明我國出口退稅改革應遵循的主要原則是有利于促進出口，有利于完善增值稅，有利于推動外貿制的發展及其操作性要強。第二節指出我國出口退稅機制改革的方向是實行規范化零稅率，并分析了這種模式所需的條件和優缺點。
第一章出口退稅理論
第一節出口退稅的涵義
出口退稅，是指國家為增強出口商品的競爭能力，由稅務部門將商品中所含的間接稅退還給出口商，從而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的一種政策制度。其核心,一是商品輸出國境外，二是退還商品形成過程中的間接稅。
為了正確理解出口退稅的概念，有必要弄清它與零稅率、出口免稅的聯系和區別。三者的聯系在于，它們都是對出口貨物而言的，都是為了提高本國出口貨物的國際競爭力，以促進出口。三者的區別表現為：
1、從采取的方式看，出口退稅包括對出口貨物實行免稅、退稅及對出口貨物的稅收在國內稅收中抵扣等方式；出口免稅只指免除出口貨物應納間接稅；出口貨物零稅率則指出口貨物適用零稅率，以保證其不含稅出口。
2、從適用的稅種看，出口零稅率一般只適用于增值稅；而出口退稅和出口免稅不僅適用于增值稅，還適用于其它間接稅，如消費稅。
3、從征、退稅率的關系看，出口退稅的退稅標準是退稅率，而退稅率與征稅率有時并不一致；出口免稅是免除出口貨物的應納稅額，不涉及退稅率；而零稅率的特點是對納稅人的出口貨物實行本環節免稅，對購進的原材料、半成品等允許在內銷貨物中抵扣，抵扣不完的可以結轉下期或實行退稅。
就增值稅而言，三者也有差別。其中，免稅與零稅率的不同之處在于：
1、零稅率有抵扣權，免稅無抵扣權。增值稅零稅率是由免稅、抵扣、結轉和退稅等形式相互結合實現的（其中抵扣是指出口貨物所含的進項稅可以在內銷貨物中抵扣）；而增值稅的出口免稅一般是指免除出口貨物在出口環節應納增值稅，但對納稅人以前環節繳納的增值稅不予抵扣，所有的進項稅都要由納稅人自己消化。
2、零稅率實現了貨物不含稅出口；而免征出口貨物增值稅只能保證出口貨物在最后一個環節不含增值稅，其中間環節所含增值稅不予退還，從而達不到貨物不含稅出口的目的。
增值稅的出口零稅率與出口退稅的不同是：1、出口退稅需要根據退稅率計算退稅額，而退稅率并不一定是征稅率，所以貨物出口時未必能實現零稅率；2、出口退稅運用的方式主要是“先征后退”和“免、抵、退”；零稅率除了“免、抵、退”方式外，還可通過免稅購進（零稅購進）實現。免稅購進，是指出口商憑有關證件可以從生產商手中免稅購進商品。在這種情況下，出口商對其購買的出口貨物只付貨款，不付稅款；而生產商在計算應納稅時，其銷售給出口商的出口貨物要按零稅率計算。這種方法，使出口貨物在生產商手中是零稅率，到了出口商手中仍然是零稅率，貨物出口后自然也是零稅率。免稅購進實際上是將出口貨物零稅率向前推進了一個環節。
正確把握出口退稅的概念，還應當注意它與增值稅退稅的區別：出口退稅是對出口貨物已繳納增值稅的退還，增值稅退稅則是因進項稅額大于銷項稅額而進行的退稅。進項大于銷項，可能是本期進項稅額太大，也可能是本期銷項太小；而本期銷項太小，可能是由于國內銷項太小，也可能是由于出口貨物太多
第二節出口退稅產生的根源
一、出口退稅問題存在的根源在于國際貿易
出口退稅問題之所以能存在，追根溯源，產生于國際貿易的發展。可以說，沒有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就沒有商品和勞務的進出口，出口退稅也無從談起。因此，為了說明出口退稅的根源，必須首先闡明國際貿易存在的原因。
國與國之間為什么要進行國際貿易？盡管各個國家進行國際貿易的具體原因各不相同，但基本原因有兩個：第一，進行貿易的各個國家經濟（資源、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上存在著千差萬別，當它們各自從事自己擅長的事情時，就能相互取長補短，從這種互補中獲益。第二，國家之間通過貿易能促進生產達到有效規模經濟。也就是說，每個國家生產一種或幾種產品，容易達到大規模生產，實現規模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這時候的生產效率比什么產品都生產時要高得多。
1、技術或資源的差別使各國生產自己的優質高效產品并進行國際貿易
各國在技術（勞動生產率）上的差別導致國際貿易發生的情形可用比較優勢來解釋。如果一個國家在本國生產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低于在其它國家生產該種產品的機會成本，那么這個國家在生產該種產品上就擁有比較優勢。當兩個國家都分別專門生產本國擁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時，則兩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
在現實世界中，各國勞動生產率的不同只能部分地解釋產生國際貿易的原因，各國行業間貿易發生的另一原因是資源差異。加拿大向美國出口林木產品并不是因為加拿大林木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比美國同行業高，而是因為在人口稀少的加拿大，人均森林面積占有量高于美國。因此，現實中的貿易理論不僅要看到勞動的重要性，也要看到其它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和礦產資源）的重要性。一般說來，各國都傾向于出口國內充裕資源密集型的產品。
然而，用比較優勢只能解釋存在技術或資源差異的行業間貿易，而占世界貿易大約1／4的行業內貿易（產業內部的雙向貿易）卻不反映比較優勢。行業內貿易在發達國家的制造品貿易中比較普遍：隨著時間的變化，工業化國家在技術水平及資本和技術工人的資源儲備上變得日益相似，因此在某一產業內部已沒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可言，許多國際貿易也因此出現了產業內雙向貿易的形式。這并非是基于比較優勢的行業間生產專業化，而主要是因為規模經濟的推動。
2、規模經濟對國際貿易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點。
上表列出了某一假想行業的投入產出關系，且該產品的生產只需勞動這一種投入。假定世界上只有美國和英國兩個國家，二者具有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同技術，最初都生產10個單位。根據上表，該產量在每個國家均要15小時的勞動投入，即全世界用30個小時來生產20單位產品。但是，現在假定該產品的生產集中到一個國家，譬如說美國，且美國在這一行業也投入30個小時的勞動。然而，在一個國家內投入30小時勞動，卻能生產出25件產品。顯然，生產集中到美國使世界能以同樣的勞動投入多產出25％的產品。但美國從哪里獲取生產這種產品所需的額外勞動呢？英國那些原先從事該產品生產的工人又去干什么呢？為了得到某些產品擴張生產所需的勞動，美國必須縮減或放棄其它產品的生產；這些放棄的產品將在英國生產，英國則雇用那些因其原先所從事行業由英國轉到美國進行擴張而被放棄的工人來從事這些產品的生產。不防假定有許多產品具有規模經濟，我們分別給其編號：1，2，3，……。為了利用規模經濟，每個國家必須集中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如美國生產1，3，5等類產品，而英國生產2，4，6等類產品。如果每個國家都只生產幾類產品，那么每種產品的生產規模均能比以往各國什么都生產時大得多，世界也因此生產出更加豐富多樣的產品。
國際貿易又是如何因此產生的呢？假定產品1在美國生產，產品2在英國生產。由于消費者希望能消費花色繁多的商品，那么美國產品2的需求者必須購買從英國進口的產品2，同樣，英國產品1的需求者也只能購買從美國進口的產品1。國際貿易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它使各國既能利用規模經濟來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同時又不犧牲消費的多樣性，甚至還增加了可供消費的商品種類。
上述例子充分說明了互利性的國際貿易是規模經濟的結果：各國用比以往更有效的規模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同時，它們之間的相互貿易又使消費所有產品成為可能。
總而言之，技術或資源差異導致比較優勢再加上規模經濟的推動，這就是國際貿易產生、發展和千變萬化的根源和內在動力。
二、出口退稅是國際貿易實踐中稅收協調的結果
稅收管轄權涉及一個國家的經濟權益，所以在流轉稅的立法上，各國普遍采用原產地與目的地雙重稅收管轄權，以維護本國的根本利益。但國際貿易的發展，使商品和勞務在國際間的流動日益全球化，而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帶來的收益又足以彌補稅收權益喪失所帶來的損失。因此，人們在選擇以最少的稅收損失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的有效方法時，逐步放棄了對出口產品的原產地征稅權而實行出口退稅。隨著增值稅實施范圍在全球的擴大，出口退稅逐漸成為處理國際貿易中稅收問題的一種有效形式并為多數國家所接受，從而形成一種達成共識的國際慣例。
第三節出口退稅的基本原則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5
關鍵詞:企業規模;交易費用;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7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028-03
產業組織的發展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由于新的市場機會出現和分工的發展導致一個產業內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加;二是行業內現有企業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生產要素的進一步集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對于產業組織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現有的文獻中存在著兩條相對明確的研究路向:(1)新古典的規模經濟和遞增報酬范式,自馬歇爾(Marshall,1890)以來,新古典范式主要討論在既定的分工結構下如何通過價格機制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在解釋經濟增長的來源和機制時,新古典經濟學強調規模經濟和遞增報酬的作用,企業會隨著規模的擴張而形成規模經濟效應,這種規模經濟效應則是經濟發展的動力(Marshall,1890;Samuelson and Nordhaws,1992;Krugman and Obstfeld,1997)。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狄克西特(Dixit,A)、諾曼(Norman,V)、蘭開斯特(Lancastes,K)、艾瑟爾(Ethier,W)及克魯格曼(Krugman)等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尤其重視規模經濟的思想,基于規模報酬遞增效應,他們建立了內生的經濟增長模型。與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的思路不同,他們更加強調企業內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企業規模的擴大促進了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成本降低,并最終導致長期經濟增長。(2)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傳統,他們遵循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主要從分工演進的角度來解釋經濟增長,并結合了交易費用概念,形成了“分工―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亞當?斯密最早指出促進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分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要解釋經濟增長問題,首先必須說明決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斯密由此發展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取決于市場范圍。阿林?楊(Yang,A,1928)進一步發揮了斯密的分工學說,認為市場容量又是由分工水平決定的,因而分工水平最終決定了分工的動態演進,因此,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就歸結為對經濟系統中分工演進的研究。繼承這一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鮑姆加勒(Baumgarden.J)、基姆(Kim.S)、洛凱(Locay.L)、楊小凱、博蘭德(Borland.J)以及貝克爾和墨菲等人,相繼提出了一條基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增長思路,形成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專業化表征生產條件,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思想。在這一思想背景下,廖伯偉發現1970年以后廠商平均規模逐步下降,而同期這些國家的總產出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斷增長,企業規模變化和產出增長不一致。張永生(2003)用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數量來衡量企業規模,在分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有關時間序列數據的基礎上,揭示了這種意義上的企業規模和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系,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廠商規模無關論”,指出在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廠商平均規模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廠商規模無關論”將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分析結合起來,并且為了便于進行這種分析,用企業雇傭的勞動力人數來表示企業規模。在此條件下,企業規模的變化取決于分工在企業內還是在企業間發生,而這又取決于勞動和中間產品各自交易效率的高低。如果勞動的交易效率較高則分工在企業內發生,企業就會多雇傭勞動生產中間產品,企業規模會隨之擴大;反之,則分工在企業間進行,企業就會選擇外購中間產品,減少雇傭勞動,企業規模減小,企業數量增加。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市場交易效率越來越高,交易費用越來越低,企業規模越來越小,主流經濟理論中的規模經濟效應在現代經濟增長中不起作用。一些新的商業實踐如外包(Contracting out)、特許經營(Franchising)、外購中間產品和服務(Outsourcing)及貼牌生產(OEM)等為這種觀點提供了部分事實上的支持。
1.企業的橫向規模。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企業規模概念實際上是指企業的橫向規模,企業被看成一個投入產出裝置,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從事生產,企業規模就是企業的均衡產量,它由企業的生產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來決定。
古典經濟學通過規模經濟(生產)來解釋企業擴張的機理。有關企業存在與擴張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和馬克思(Marx)。他們主要是從分工深化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來規模效應的角度來解釋企業的存在和擴張的。斯密以制針廠的例子說明專業化分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報酬遞增現象,技術進步引起勞動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種是密不可分的,必須在同一組織中進行,因此企業規模隨著分工的深化而擴大。他還指出“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邊界就是企業規模的邊界。馬克思也認為協作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協作的經濟效果大于單個生產者的經濟效果之和,協作的不可分性決定了協作的規模,這就是企業的最小規模。
在利潤最大化的假設下,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的橫向邊界主要是由生產中的技術因素決定的。當企業依據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去組織生產時,它所選擇的生產規模是最佳的,規模報酬遞增空間的消失與否成為判斷企業最佳規模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已經認識到, 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中, 確定企業邊界時所需考慮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同一行業內部存在著眾多的生產同質產品的廠商,每家廠商是既定的市場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從長期來看,由于資源在各行業間可以自由轉移,因而每家廠商最終只能獲取正常利潤,在產品價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處進行生產,對單個廠商而言,企業的最佳規模是由其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來確定的。完全競爭模型的中企業規模定義并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根據完全競爭理論,當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為傳統的U型時, 企業尚可在市場競爭中選擇最佳規模;而當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線為水平線或向右下方傾斜時(即始終存在著規模報酬不變或遞增現象),企業就無法確定其最優規模了,因為這時它無限地擴大生產,始終會使平均成本等于或低于產品的價格,是有利可圖的。針對上述問題,經濟學家們開始放棄了完全競爭的假設,在其他市場結構中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斯拉法(1920)指出,企業之所以停止進一步的擴張,不是因為這將使產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而超過既定的產品價格,而是因為這將使產品的市場價格下降而低于企業的生產成本,現實中的企業并非完全競爭意義上的價格接受者,在非均衡狀態下, 企業產品面臨的需求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即使市場是競爭性的,但由于差別產品的存在,企業產品面臨的需求曲線也將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市場競爭仍會使廠商按照價格等于平均成本的原則組織生產,但需求曲線與平均成本曲線的切點,不在平均成本線的最低點上,而是在其左側的某一點上。可見在壟斷競爭模型中,企業在確定邊界時,不僅要考慮自己的產品成本,同時還要研究市場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市場需求的增加,可以導致企業規模擴大,當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為水平線或向右下方傾斜時,市場需求的大小制約著企業的橫向規模。
2.企業的縱向規模。企業的縱向規模揭示了企業內部所包含的生產環節的多寡,它由企業所涉及的交易費用決定。自科斯(1937)以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看成是有別于市場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一種經濟交易的治理機制,企業的存在體現了對市場交易費用的節約。科斯以前的經濟學把企業的存在本身作為一個前提,而科斯的貢獻在于對這個前提進行了重新論證。他認為,企業的產生是為了節約市場運行的交易成本,企業組織可以內化市場運行的成本,但同時企業代替市場也是有成本的,即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只有當企業節約的市場交易成本大于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時,企業才有利可圖,規模才會擴大,企業會包含更多的生產環節。企業的最大規模為“企業將傾向于擴張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科斯,1994)。”張五常認為,由于市場交易的對象是商品,“企業交易”的對象是要素,因此,企業代替市場是要素市場代替產品市場。由于要素市場的合同和產品市場的合同都是私有產權借以讓渡的工具,兩者沒有本質區別。當勞動要素的交易費用低于產品市場的交易費用時,企業規模就會擴大,企業就會增加雇傭勞動的數量,直到二者的邊際交易費用相等時為止。
在使用不同企業規模概念的基礎上,他們分別強調了企業的規模經濟性和分工經濟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事實上,無論是經驗證據和理論分析都說明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規模經濟性導致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熟練程度的提高,間歇時間的減少和物質資料的節約都可概括為規模經濟性(盛洪,1994)。不同經濟學家分別將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古典經濟學家將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作為自己分析的起點,而作為回應,新古典之集大成者薩繆爾森認為,規模經濟性很大程度上來自合理的專業化和分工。新制度經濟學通過引進交易費用概念揭示了企業和市場是現實中資源配置的兩種替代機制,企業的出現是為了節約市場的交易費用。在現實中,專業化的生產者個體之所以不通過市場買賣他們生產的專業化產品―中間產品和服務,而選擇聚集在一個企業內,是因為市場的交易成本超過了在企業內組織生產的成本,企業一旦形成便具有超過單個生產者的規模,因而在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看來,由于交易費用的節約而出現了一定規模的企業。因此,在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一定的情況下,規模經濟就是對交易費用的節約;而當我們考慮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規模經濟實質上就是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對生產費用的節約。企業的全部成本表現為生產費用和交易費用的總和,因而規模經濟(分工專業化經濟)實際上表現為企業總成本的降低。
我們在現實中可以看到企業規模的擴大及企業數量的增加和區域經濟增長趨勢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我們就用中國工業發展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來探討企業組織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體來說,我們用工業企業數量的變化來表明行業的分工水平,用企業規模的變化來表示行業的規模經濟狀況,并在此基礎上來具體分析企業數量、企業規模變動與工業產出增長的關系。
由于1978年以前中國實行的是嚴格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沒有保障私人產權確定和實施的法律制度,更沒有自由的價格機制,因此在這種經濟制度條件下,企業的投資權完全由政府實施控制,企業規模和數量的變化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工業產出的變化同樣也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他們都依賴于國家計劃的實施,這一時期的數據不適合我們的分析。為此,我們選擇了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時間跨度從1978―1997年。
為了計算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和平均規模擴張對中國工業GDP的貢獻率,我們設定了一個簡單的回歸方程:
LogGdp=C+B■LogSi+B■LogNi+ε
其中,Gdp表示工業GDP的增長,Si表示企業平均規模的增長,Ni表示企業數量的增長,ε表示殘差項,下面是對數據進行回歸的結果:
logGdp=-14.082+2.818logNi+1.218logSi+ε
(-16.96) (13.15)(8.47)
R2=0.97 F=305.706
我們可以看到方程的擬合優度較好,表明了中國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和規模擴張與GDP顯著正相關,二者的變化共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根據回歸結果,我們分別計算了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和平均規模擴張對工業產出的貢獻率。在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對工業產出增長的貢獻率為53%,工業企業平均規模擴張的貢獻率為46.49%。
企業縱向規模理論上的邏輯起點源自于亞當?斯密的古典分工學說,并結合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決定企業縱向規模的最終因素是勞動和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各種變量的交易效率的不同組合會導致不同的分工水平和經濟績效,分工水平內生地決定了企業制度。楊小凱、黃有光(Yang and Ng,1993)的間接定價理論將張五常(1983)的“企業用勞動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的企業理論形式化了,賦予企業理論以經濟增長的意義。當勞動的交易費用小于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時,企業就從分工中內生出來;在給定的企業制度出現后,如果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下降得比勞動的交易費用快,則企業會在市場上外購中間產品,減少雇傭勞動進行生產的數量,企業規模會隨之變小,分工主要在企業間發生,單個企業越來越專業化。反之,企業規模會擴大,分工主要在企業內部發生,企業更多地是自制所需的中間產品而不是通過市場向外部購買。
“分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對于企業的一體化現象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卻不能解釋企業橫向規模的確定問題。現實中的企業的確具有交易和管理職能,企業進行市場交易和內部交易(即管理)都是要花費成本的。企業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與市場相比較, 企業具有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交易成本的大小決定了企業的均衡。但企業在本質上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不僅僅是一個交易單位,僅用交易成本去解釋企業的邊界是不夠的。實際上,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的集合,是加入契約的各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的集合,是各生產要素交易契約的履行過程, 這一過程融交易功能與生產功能于一體(謝德仁,2001)。交易費用分析僅僅抓住了企業組織的“交易性”一面,而忽視了企業的“生產性”。阿爾欽和德姆塞茨(1972)認為,市場的交易和企業內交易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企業組織與市場的最大差別在于其生產功能,企業組織通過聯合生產(隊生產)創造出更大的經濟剩余,生產的聯合效果和團隊監督與激勵的同時存在導致了資本主義古典企業的形成。因此,無論在企業進行生產活動內部化之前或之后,企業的最優規模都是建立在包括生產成本計算在內的利潤最大化基礎之上的。新古典范式與經濟現實的脫節為交易成本理論的產生預留了空間,但“分工―交易成本”框架并不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企業均衡的分析,生產成本仍然是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的決定因素。企業內部各個生產要素的結合導致生產成本內生于專業化分工的收益,而為了結合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和銷售,企業在不完備的信息世界中必須付出搜尋、談判、簽約和契約實施等交易成本,這種交易成本又內生于生產要素的結合(生產成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內在統一的,二者統一于企業的產出,二者的結合才最終決定了企業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均衡。在這種企業均衡的意義上,企業規模的變動包含了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變化的因素,分工經濟性和規模經濟性才能真正統一起來。正是二者的統一使我們在現實中看到,企業數量的增加和企業規模的擴張共同推動了長期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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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6
當前國際服務貿易主要是以跨境交付、國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四種方式進行。而中國的保險服務貿易的出口主要是以商業存在的形式為主。主要表現在:截至2007年8月,在境外中資共設立了保險營業機構42家,保險代表處或聯絡處9家。但是其“走出去”的困境也日益顯現:一是營業機構主要以產險為主;二是經營地域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區、英國和美國;三是出口額很低。2000—2006年中國保險服務貿易出口額如下:2000年為108百萬美元,2001年為227百萬美元,2002年為209萬美元,2003年為313百萬美元,2004年為381百萬美元,2005年為549百萬美元,2006年為519百萬美元。2000—2006年中國保險服務貿易增長率:2000年為110.2%,2001年為-9.7%,2002年為49.8%,2003年為21.7%,2004年為44.1%,2005年為-5.5%。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國保險業服務貿易出口形式單一、數量少,呈現出急劇的波動狀態。這充分顯示出中國保險服務出口仍處于很低的水平,中國保險公司的潛能尚未得到有效發掘。主要是因為:一是“水土不服”,中國保險業發展時間不長,還不能完全與國際接軌,中資保險公司進入國外市場有些不適應,其本土化需要一個過程;二是中資保險公司風險意識、國際適應能力不足;三是國際壁壘嚴重阻礙了中國保險公司的進入。這樣,從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中國保險業進入國外市場的障礙性因素。
二、中國保險業進入國際市場面臨的進入壁壘的類型和特點
中國的保險業進入國際市場面臨的壁壘主要有:一是來自供給方的技術規模經濟、絕對成本優勢、必要資本量、學習效應;二是來自需求方的產品差別化壁壘等;三是政策性壁壘。
1、政策性壁壘。當前對外國保險公司進入充分開放國家和地區只有美國、加拿大、中國的香港地區,而大多數國家對國外保險公司的進入該國設置多項壁壘,其開放領域和地區依然有限。如歐盟、日本的進入壁壘很高,設置了嚴格的行政性市場準入制度、規制政策壁壘、法律壁壘。從政策的層面上來看,政府認為在一個行業或地域中只適合于一個或幾家保險公司就足以,為了避免出現過度毀滅性的競爭局面,政府往往會對這一行業或地域的國外保險公司經營進行限制。如公司的經營需要獲得批準和執照,注冊資金以及資金的來源也要受到政府的限制。甚至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雖然在某些程度上,保險產品理想的分銷渠道已被本國企業所占據,政府依然對其分銷渠道進行控制。如采用頒發數量、原產地許可證的方式,阻礙別國保險產品進入該國市場。
2、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壁壘。歐美、日韓等國家保險業已經形成了良好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擁有一批相當有實力的寡頭保險公司,他們資金實力雄厚,有著良好的風險防范體系,信用水平高,同時涉足多種金融領域,進行多角化經營,擁有雄厚的資金、技術、經驗開發新產品,無論是從業務類型還是產品的種類,都具有雄厚的分散風險的余地和范圍經濟的利益。同時他們擁有一流的管理團隊,在保險的規模、投資能力、費用控制能力、盈利能力、經營效率和分銷、營銷等方面都有強大的優勢,規模經濟優勢相當明顯。而中國的保險與之相比資金的不足在資金運用率、運用范圍、運用效益無法與國外同行相比,償付能力不足,保險企業的規模較小,聲譽較差,產品的研發能力較弱、險種單一、創新能力很低,風險控制意識薄弱,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低下,服務能力和水平較低。這種不對稱的地位使中國的保險行業面臨相對較高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壁壘,這也是長期以來中國保險國外競爭力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3、產品銷售垂直一體化戰略性進入壁壘。國外本土保險公司通過上下游的集中控制保險產品的營銷渠道,并通過對營銷資源和管理營銷人員最大限度的綜合利用大大降低了其銷售成本。這樣從保險公司企業價值鏈的角度分析,通過運用垂直一體化的營銷方式就可以將不同環節的利潤內部化,促使保險公司利潤的增加;同時又由于通過垂直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擁有了一流的營銷人員和管理經驗,掌握了大部分消費者的意見反饋和產品需求信息,可以為企業產品定價和服務決策提供良好的市場信息。通過垂直一體化戰略,將供應鏈收益內部化,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和效力,同時又可以避免流通中的風險,但是其最大的優勢在于控制了大部分資源,提高了國外保險企業的進入壁壘。這樣,中國的保險企業要想獲得相同的競爭力,至少要同時進入兩個市場,同時生產兩種以上互補的產品,但是由于中國的保險企業缺乏一定的用戶基數和影響力,難以實現協調效應,這樣也進一步加劇了成本負擔。
4、消費者偏好所形成的產品差別化進入壁壘。由于國外廠商進入市場的時間較長,消費者對該公司的聲譽,售后服務,銷售渠道,產品設計等方面積累的偏好就越多,對該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就越忠誠。相反,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廣泛存在,即使進入該國市場的中國保險企業在各方面都比在位企業優勢更加明顯,消費者也不會選擇一個一無所知的產品。因此,即使在位廠商沒有采取阻止,這種消費偏好和不確定性也構成了新進入廠商的進入壁壘。因此,對于中國的保險企業來說,由于進入時間短,所以消費者不可能對它形成一定的偏好,中國保險企業想要獲取或轉移這種偏好所需的成本也可能越高,將必須付出較高的學習成本、雇員重新培訓成本、產品的搜尋成本、消費者的心理成本等。
5、廣告所形成的結構性進入壁壘。廣告是一種有效的實現產品差異化手段。一般來說廣告有兩種效應:一是提供信息,二是勸說購買。對前者而言,廣告通過借助一定的媒體宣傳一個保險產品組合,推出新產品和新品牌;而后者主要是通過廣告誘導消費者購買該企業或目標產品,并有效的將該產品和其他與之相替代的產品區別開來。因此,只要企業能夠實施有效的廣告策略,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對產品的有效宣傳,都可以使消費者對本企業的產品形成偏好并持久維持,從而使得自身更具有競爭力。廣告的這種累積效應可能使消費者持續地對一種產品或品牌產生偏好和忠誠。這樣,中國的保險企業想要獲得同樣的競爭力,就必須支出更多的廣告費用。由于廣告投資完全是一種沉淀成本,這更加重了中資保險公司的成本負擔。三、提高中國保險行業國際競爭力的戰略選擇
鼓勵資產質量高、規模大、管理水平先進的大型保險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努力降低中國保險出口公司的成本,不斷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同時,鼓勵有實力的大公司加快國際收購、兼并和重組步伐,擴大公司規模,增強市場競爭力。
拓寬投資渠道,提高投資收益,防范投資風險。首先,應該根據國際國內經濟金融運行環境,結合中國保險業經營風險的特殊性,借鑒國外優秀的管理理念,遵循保險資金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的原則,逐步放開保險資金運用領域和范圍,分散系統性風險。比如放寬現有投資品種的種類的限制、加大對國外國家重點基礎建設和水、電、交通、通訊、能源等的投資、允許進行股權投資、適度允許投資金融衍生產品。其次,應提高總體風險控制。如完善資產負債匹配管理、投資管理架構設置、投資決策管理系統設計、交易風險流程控制等重要內容。此外,還要健全投資風險預警體系,包括對投資領域、品種和工具的總體和個別風險預警,將全部投資活動納入風險管控制度框架內,使公司經營更加審慎和穩健。
實行產品差異化戰略,加快創新步伐。首先,應該對各個細分市場的規模、需求、競爭狀況進行詳細的了解,選擇能夠發揮資源優勢、規模適宜且前景看好的細分市場,加快保險產品創新,確定產品合理組合的寬度、深度和關聯度,優化產品結構,盡快設計一批品種多、質量高的條款,提高保險產品的科技含量。其次,更新服務理念,樹立大服務意識,設立專職的服務機構,負責保險契約的保全,接受客戶的咨詢、投訴、、查詢,及時了解客戶的意見和建議,并通過研究、開發、設計、改善保險的服務工作,開拓客戶的售前、售中、售后的附加延伸服務,提供專業化、系統化的保險服務使每個客戶都可能享受到方便、快捷、有效的服務,樹立中資保險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此外,還可以逐步建立功能強大、技術先進的綜合客戶服務平臺。
不斷增強市場開拓和維護能力,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一方面通過市場開拓,選準市場定位,制定良好的營銷組合策略,通過建立包括產品品牌的定位、品牌延伸、品牌革新、品牌廣告和品牌公關等一系列組合策略,培養消費者對其品牌的忠誠和偏好,滲透并逐步占領市場,滿足客戶的需求。另一方面通過服務過程中與客戶深入溝通,預見性識別出客戶的潛在需求,為企業的未來產品創新和戰略發展確定方向選擇合適的流通渠道,設立自己的營銷公司,實行垂直一體化的銷售模式,同時實行特許經營權等縱深等營銷模式,增強中資保險企業市場維護能力。
增強團隊學習和創新能力。通過不斷學習,提高企業的組織學習能力,實現資源向能力的轉化,從而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最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核心競爭力。同時應該加強適應國際保險業市場競爭的中資保險專業人才的培養,加強對員工的專業培訓,全面提高員工的素質,緩解保險公司人才瓶頸的制約。
【摘要】當前中國的保險服務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這是當前中國保險業的競爭力較差、進入壁壘高和缺乏國際經驗導致適應能力較差等因素導致的。在中國的保險業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過程中,如何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求得生存和發展,是中國保險業發展必須探究的問題。
【關鍵詞】進入壁壘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產品差別化垂直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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