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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行業稅收優惠政策范文1
服務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發展迅速，成為20世紀下半葉以后世界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據統計，服務業在世界發達國家已經占據了GDP70%以上的份額，且每年都以2%-4%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很多就業機會都源自服務業。服務經濟已經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優勢，是決定各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利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兩大趨勢，及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服務業呈現強勁發展勢頭。近年來，美國生產業的增長遠遠超出其服務業的平均增長水平，占美國服務業總量的70%左右，約占美國經濟總量的二分之一，已成為美國的支柱產業，其中，信息服務業、專業服務業和商務服務業的增幅顯著。美國的專業服務業整體實力全球領先，如管理咨詢公司全球前50強總部全部設在美國；美國的信息服務業引領全球產業發展，其中信息技術服務外包產業主導全球市場，雅虎、谷歌、亞馬遜等一批美國互聯網企業引領整個互聯網產業，不斷推出新的服務形式和商業模式。上世紀80年代末，德國經濟逐漸向服務型經濟轉型。近年來，德國服務業中尤以貿易、旅游和會展業等發展最為迅速，如德國會展業居世界第一位，境內每年舉辦約150場國際性的展會，各行業的領先國際性展會中三分之二來自德國。德國擁有現代化的物流基礎設施和裝備，是當今世界現代物流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全球物流績效指數排名，德國排在第四位。
當前，各個國家都將服務業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主要推動力量，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優化發展環境、推動服務業開放等多種措施予以大力推動。
（一）制定實施產業、稅收優惠政策
通過制定服務業產業政策、形成服務業發展戰略來推動服務行業的快速發展，是很多國家和城市發展服務業的主要策略之一。日本政府2006年頒布的“新經濟成長戰略”提出服務業與制造業雙引擎帶動日本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戰略，重點發展商務服務業、健康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并將提高商業運營效率和生活質量作為服務業的發展目標。稅收優惠政策也是一些政府運用較多的產業扶持措施之一，各國根據服務業發展的目標，將稅收優惠的側重點放在本國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尤其是生產業，較好地引導了服務業的發展。如韓國政府通過稅收減免支持服務業發展，擴大減免稅種，并增加特別稅額扣除，尤其對屬于現代服務業的中小企業給予了大力支持。
（二）構筑高端服務業集聚區
各國政府十分重視營造良好的服務業發展環境，努力打造特色服務，形成區域核心競爭力，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如美國服務業以金融、信息、創意等知識密集型行業為主，形成了紐約華爾街金融業、洛杉磯好萊塢電影業、加州硅谷電子業等完整的產業鏈區。歐盟各大都市將構建核心區域、形成產業集群作為發展服務業的主要策略。亞洲很多城市也高度重視服務業功能集聚，韓國首爾、日本東京、新加坡、中國香港等都形成了高端服務業集聚區。日本政府強調核心區服務業功能集聚的重要性，將東京定位于全球金融和商務中心，并將東京及其附近地區發展成以知識和信息為基礎的服務業基地，目前東京已經集中了金融、物流、信息服務和專業服務等生產業。
（三）積極推行服務業標準化
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對標準的需求日益增強，因此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發達國家的標準化研究機構越來越重視服務標準化工作。為了給各國提供指導，ISO提出“服務標準化指南”，指出各國在制定服務標準時應主要考慮服務組織、服務人員、顧客、合同、支付方式、服務的交付、服務結果等12個要素。2007年以來，ISO加強了服務領域的標準化工作，相繼成立了若干新的工作機構。目前發達國家主要圍繞與消費者密切相關的行業開展服務標準化工作，如日本積極推行信息服務業中的信息技術標準化，在國內推行ISO制定的開放型系統互聯標準，推動了高度信息化社會的進程。
二、世界服務業發展的新趨勢
當前，全球服務業經濟延續增長趨勢。2012年12月，JP摩根全球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4.8%，連續41個月保持在50%以上。其中，美國、俄羅斯、巴西、日本、愛爾蘭、印度、中國香港高于50%。2012年12月，全球服務業從業人員指數達到52.9%，環比上升2.8個百分點，指數創下自2012年3月以來的最高水平，服務業就業增勢強勁。當前服務業的發展態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生產業成為主導產業
生產業技術含量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發展潛力大，成為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典型，不僅改變了以往的服務業生產和經營方式，也帶動了傳統服務業的升級改造，成為現代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的高端環節。近年來，生產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其增長遠遠超出服務業的平均增長水平，金融保險、專業服務、信息服務等生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了三分之一，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競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形態，其產業結構呈現出生產業占絕對主體地位的格局。
（二）高新技術促進服務產業不斷提速
隨著全球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信息化浪潮的興起，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新技術對服務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日漸增強，使服務業不斷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高新技術的加速發展使現代服務業新行業不斷涌現，同時使高新技術向傳統服務業產業不斷滲透。如以健康、教育、法律、咨詢、創意等為主的基于新技術、新管理方式、新經營模式而形成的新興服務業，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商貿、流通等領域由于廣泛應用信息技術，使人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更加便利，如可通過電子銀行付款、電子商務購物等；旅游、運輸等傳統服務業由于采用了先進技術手段，賦予了新的內涵。
（三）服務外包發展潛力巨大
服務外包作為推動全球產業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已經成為一些國家擴大服務貿易出口的重要途徑，對形成新的貿易格局具有重大作用。當前全球服務外包業正逐步擺脫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和全球性通貨膨脹的影響，處于產業恢復和快速發展時期，發展潛力巨大。目前，全球服務外包市場多元化發展十分明顯，傳統的ITO外包近幾年發展依然良好，但BTO和KPO外包迅速擴張，尤其是KPO展現出巨大潛力和升級空間。KP0專注于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其高速成長和縱深拓展的空間十分巨大，充分展示了服務外包高端化的趨勢。外包業務的技術復雜性將不斷提高，外包市場結構將不斷升級，服務外包逐步向高端化、科技化方向發展。
三、對我國發展服務業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服務業的發展。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服務業發展雖已初具規模，但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服務業在規模、結構和質量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結合前文對國外發展服務業的經驗分析和全球服務業發展的新趨勢，并針對我國服務業發展現狀，總結出以下啟示。
（一）政府政策引導是發展服務業的重要保障
從現階段國際經驗看，眾多國家都出臺了相關政策措施推動服務業發展。政策涉及推動產業發展、稅收優惠減免、開放服務業市場等多個方面。日本政府2006年提出的以服務業與制造業作為雙引擎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的新戰略——“新經濟成長戰略”，明確了現代服務業的國家戰略地位。韓國政府為提升本國服務業競爭力水平，專門出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政策，旨在幫助本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服務業，如擴大減免稅種的范圍、增加特別稅額扣除以及增設稅收補貼項目等。我國服務業的發展較發達國家尚處在初級階段，更加需要各級政府在政策法規等方面的扶持，從而為其健康快速發展提供保障。
（二）高端專業人才是發展服務業的核心要素
現代物流、金融服務、商務服務、政務服務、信息技術與網絡通信服務等服務業具有高知識含量和高技術含量的特點，都屬于高端產業，其發展離不開相應的高端專業人才。國外經驗證明，只有加大高層次人力資本的投入，并制定積極的人才激勵制度，才能刺激行業工作效率的提升，例如德國的“綠卡”項目，主要就是為了推動高新技術服務行業的發展，大膽從國外引進人才并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該項目已為德國獲得了數萬名信息技術行業的外國高級人才。韓國企業則通過與高校合作，構筑產學研合作體系，為發展現代服務業培養了大批高素質人才。我國雖然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但服務人才短缺，尤其結構性短缺現象較為嚴重，成為制約我國服務業發展的絆腳石。因此，我國應進一步加強服務業高端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研究探索吸引人才、穩定人才的措施，切實增強國內對各類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三）科技創新是發展服務業的內在動力
金融服務行業稅收優惠政策范文2
上海最近喜事連連。從國務院推進兩個中心建設意見的，到上海世博會倒計時一周年，以及南匯區并入浦東新區、崇明島開發、迪斯尼項目待批等，無不使上海成為全國乃至世界關注的目標。
經濟增長減速
目前上海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國際金融危機給上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上海正在尋求如何擺脫危機影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上海市GDP為3150億元，同比增長3.1％，相比去年同期，增幅縮小了8.43個百分點。相比近年來同期始終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幅則明顯回落。一季度，上海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為1055.23億元，同比下降9.7％，其中，重工業增加值下降11.5％。在上海市統計局的公開材料中，這是工業增加值季度數據首次出現同比負增長。不過，經濟增長仍不乏亮點。在GDP構成中，第三產業占比大幅提高，達到60.1％，成為支撐上海經濟的主力。這預示著上海產業結構調整將有進一步突破。
“雙中心”建設促經濟轉型
在經濟增長下滑的時候，政策的支持可謂是雪中送炭。
《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4月29日正式，這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對上海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支持。
“這不僅對上海經濟轉型和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和轉變發展方式，不斷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戰略部署。”分析人士表示。
在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布局中，加強金融市場體系建設，加強金融機構和業務體系建設，提升金融服務水平，改善金融發展環境是主要任務。
稅收優惠有利上市公司
上海證券最新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從上海“兩個中心”主題的最新動態來看，符合國際慣例的金融法律和稅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兩大要件。
在上海上報國務院的推進“兩個中心”建設的有關文件中，實施優惠稅收政策的建議不在少數。在具體實施方案中，上海有關部門正加緊制訂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稅收優惠措施。此外，鼓勵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適時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產品試點正在醞釀中，上海方面將同財政部、稅務總局、保監會一起研究出臺具體方案。
上海將積極探索建立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研究借鑒航運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航運支持政策，提高我國航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施國際航運相關業務支持政策。
有關部門還將研究從事國際航運船舶融資租賃業務的融資租賃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條件具備后，將在上海試點。同時，還在研究進出口企業海上貨物運輸保費的有關稅收政策問題。
在推進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的過程中。加快推進上海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的發展尤為重要。上海將深入推進浦東綜合配套改革進程，在浦東新區開展鼓勵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發展政策的試點工作。 分析師認為，在上海“兩個中心”建設中，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預期將對上海金融業的資產整合注入新的推動力量，金融行業是未來上海國資整合中的一個重要看點。
因此，在“兩個中心”的建設中，一批與之相關的上市公司將從中受益。上港集團、中海發展、中遠航運、中國遠洋旗下的中遠集運等，都可能不同程度受到政策的恩惠。而金融方面，浦發銀行、中國太保也被眾多分析師看好。世博會拉動上海經濟
在世博會進入倒計時一周年之際，上海世博園也進入了建設高峰期。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世博會的舉行將有助于上海加快走出目前經濟的低迷狀況，促進上海經濟結構的調整步伐。
世博會籌辦期間大規模的建設項目，將給上海經濟帶來較大的投資拉動效應。大規模投資的項目主要涉及到的部分是基礎建設項目以及一些搬遷改造項目，這為建筑類企業和下游原材料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會。
除此之外，每一屆世博會的舉辦，都將給舉辦地的旅游服務、商業零售業帶來一次大發展，進而促進當地第三產業的快速成長，有助于促進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世博會的籌辦和舉辦都會對當地經濟起到很大程度的拉動，上海及周邊城市第三產業將會迎來良好的發展機遇，上海及周邊城市經濟將明顯受惠，而且世博會建設成果仍將繼續成為上海今后的旅游資源。
在興業證券近日舉行的世博主題茶話會上，世博局資深專家、部分機構投資者等共同探討了世博會帶來的投資機會。
根據世博局的估計，上海世博會將吸引7000萬游客前來參觀。也有樂觀的觀點認為，7000萬人可能低估了上海世博會的吸引力。若取平均60萬人次厭，粗略估計世博會參觀人數可達1.1億。相對于2007年5月～10月的上海旅游人數增加50％以上。
上海世博會將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世博會。專家介紹，世博期間，將有2萬多場國內、國際活動在上海舉行。這對上海物流、旅游酒店、零售、餐飲將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
而上海市政府也將致力于服務好游客，留住游客，借此機會推動服務業產業升級。
哪些企業直接受益
目前來看，世博會將有哪些企業直接受惠呢?
據悉，世博會的售票將借助于4家公司的渠道，即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世博會門票采用電子芯片，芯片制造商是上海華虹。
世博會的媒體服務由文廣集團(東方明珠)等提供。世博IT部分將在計算機報(塞迪傳媒)上進行宣傳。騰訊享有網上直播權。中國移動在世博期間將推出3.5G手機的試商用。
在消費方面，伊利股份和可口可樂是世博會贊助商，因此，擁有排他性壟斷供應權。
世博會期間，園區內也可以供應其他品牌的飲料和飲品，但是需由這兩家贊助商。分析師認為，炎熱季節，至少7000萬人次的消費量，對伊利股份的雪糕產品、酸奶等乳制品，將有巨大的帶動作用。
在上海地區的酒店，錦江股份的酒店是世博局的推薦酒店，開往景區的大巴由錦江酒店提供；上海機場、東方航空等受益客流增加；錦江投資是主要的物流提供商；長江投資也有望獲得部分物流業務。
在保險方面，中國太保是主要的產險及壽險提供商。
金融服務行業稅收優惠政策范文3
［關鍵詞］浙江；生產業；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2）03-0091-02
一、浙江省生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行業壟斷現象明顯，無法統籌規劃和綜合協調
目前，浙江省主要生產行業仍以國有資本為主，如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金融業。全省約有1/4的公共性技術服務平臺由政府部門設立，而其中大多數政府設立的公共性技術服務平臺沒有真正實現自負盈虧、自主經營和獨立核算，甚至不同程度地存在尋租現象。而生產業中的一些新興行業普遍存在多頭管理、交叉管理和無人管理現象，這勢必會影響行業的健康發展，導致對行業發展難以進行統籌規劃和綜合協調，不利于形成統一、高效的生產業監管體系，也導致政府對集群服務業的支持難以形成整體合力，甚至會給集群服務業的信息化和基礎設施建設帶來新的障礙。以杭州市為例，服務業引導資金超6億，但均分散在各個部門中，從省到縣，服務業歸口管理不統一，上下不協調，政府綜合性的服務業管理工作由多個部門監管。
（二）生產企業融資困難，稅收負擔較重
浙江省生產企業大多注冊資本規模小、固定資產投入少，通常以擁有知識產權、人力資本和開發工具（軟件）等無形資產為主。長期以來，此類企業辦理銀行貸款時難以提供固定資產抵押，知識產權等又無法進行質押，在現行金融體制下，容易出現融資難的問題。另外，現代生產業的某些行業和高端領域，如現代物流和商貿業等，或投資規模較大、建設和回收周期較長，單靠民間資本難以解決其融資困難；或資產流動性較強，難以在商業銀行取得貸款抵押擔保資格。根據浙江省發改委的一項調查顯示，約有56.2%的科技服務機構和53.6%的專業網站面臨資金不足的困擾。
近年來，中央政府和浙江省政府對生產業已經推出了稅收優惠政策，為生產業的發展注入了動力，但由于稅費優惠政策創新滯后，生產企業的稅收負擔仍相對較重。
（三）生產業供給水平偏低，市場化程度較低
生產業中不少行業要么衍生于政府職能，要么依附于政府機關而生存，導致生產業出現行政壟斷，缺乏市場競爭，創新不足等問題。有的生產業或缺人才，或經營思想不端正，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無法令人滿意。同時，生產業的市場化程度很低，市場機制難以發揮基礎性的資源配置作用，很難形成產業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主要表現在：一是價格形成機制尚未市場化；二是部分行業發展尚未產業化；三是企業服務外包程度不高。
（四）土地資源緊缺，人才儲備不足
都說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土地資源非常匱乏。近年來，浙江省房地產價格漲幅一直居于全國前列，使得標準化的服務經營場地短缺且價格普遍較高，加上生產業用地大都屬于商業用地，取得項目用地格外困難，因此土地因素大大制約了行業的發展。而現行的高等教育中，生產類專業設置時間較晚，數量偏少，專業人才供給總體上難以適應行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另外，現有生產業從業人員中，職業道德教育亟須加強，專業素質也有待提高。人力資源配置不合理，專業人才短缺，特別是領軍型、管理型和復合型高級人才極為缺乏。如在軟件行業，一方面大批本科、碩士畢業生從事國外藍領才從事的編程工作，造成資源浪費；另一方面，能進行系統設計、構架和測試的高端人才嚴重缺乏。
二、加快浙江省生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推進壟斷行業市場化改革，建立健全政策體系
政府要調整服務業管制框架及對其政策，進一步放寬行業進入的限制，合理引導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浙江省生產業發展，利用多種渠道和手段吸引產業要素投向現代服務部門，增加競爭主體供給，推進非基本服務行業的資源配置由政府為主導向市場為主導轉變。
建立健行業法律法規體系、行業規范和行業標準，創造良好的市場秩序，從而提高浙江生產業的服務效率。
（二）合理減輕稅收負擔，加大投融資支持力度
由于調整服務業稅收制度難度較大，且需要時間長，因此可通過一些具體舉措來降低稅收負擔。一是對生產業各領域征稅對象進行全面摸底，研究制定具體辦法，消除對服務外包、科研服務、商務服務、物流和人力資源服務等中間環節的重復征稅，實行差額征稅，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二是把研發、設計、軟件和創意等高技術服務企業發生的技術開發費按實計入管理費，抵扣當年應納稅所得額，將這些企業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享受相應的優惠政策；三是對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服務于各行業以及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服務于農業生產需要的技術成果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和技術承包取得的技術收入，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
（三）提高開放程度，大力促進生產外包業發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浙江省的對外開放一直走在全國前列，但是生產業由于起步較晚，開放程度有待于提高。要促進企業全面了解和掌握服務業領域的國際慣例和規則，學習借鑒國際先進的經營方式，提升企業應對國際競爭的能力。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著力吸引國內外知名生產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來浙江省投資，設立地區總部或分支機構。在引進外資的同時，應更加注重引進先進的運作方式和管理經驗，提升生產業的發展水平。
全球產業戰略轉移的大趨勢正從生產外包轉向服務外包，服務外包是現代生產業產業鏈的延伸和發展，服務外包產業正成為浙江省生產發展的新生力量，對于浙江省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因此，要鼓勵企業實行主輔分離，將一些服務業支持活動（如人力資源、統計、研發、采購、倉儲、運輸和售后服務等）通過外包的形式完成，實行專業化經營。實踐證明，一些外包出去的業務如中介、會計、統計和人力資源等逐步形成了獨立的產業，這些產業在為客戶提供專業化服務的同時，自身的業務水平和服務質量也得到不斷提高，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外包業的發展。
同時，政府也要鼓勵有實力的企業積極承接服務外包，加快培育一批具備國際資質的服務外包企業，形成一批外包產業基地。支持有實力的服務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建立健全國際營銷網絡。加強《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CEPA）下浙港澳臺生產業的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長三角區域合作，在合作中發展壯大生產業。
（四）大力推進生產業的集聚式發展
浙江省是資源小省，同時又是制造業大省，盡管近年來在產業集群改造和產業轉型發展方面始終走在全國前列，但相當一部分產業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處于產業鏈末端，當前發揮服務業的集群式作用已勢在必行。因此，各級政府必須從戰略的高度進一步重視服務業集群的發展，解決其面臨的問題和瓶頸制約。要結合浙江省產業結構特點，將杭州、寧波等中心城市建設成面向全球的生產集聚中心，培育一大批以生產為主要業務的專業供應商。同時，著力打造中央商務區和現代物流園區、創意產業園區等形態的現代服務業集聚區，積極鼓勵生產企業進駐各類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完善區內產業集群的生產體系，充分發揮生產業與制造業的互動作用及支撐作用。浙江省生產業行業內企業集聚程度較高，但地理分布并不均衡，要改善這一格局需，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培育物流龍頭企業，提高物流產業集聚程度；2.引入競爭機制，加大服務業的開放度；3.提高政府在服務業集聚過程中的導向作用。
（五）突出重點，加快生產業的發展
從浙江省生產業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制造業發展的實際需求來看，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發展的重點應落在以下六個行業中：
1.現代物流業。要著力構建以大型物流基地為核心、綜合性物流配送區和專業性物流配送區為節點的物流網絡體系。建立物流標準化體系，逐步建立與浙江省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現代物流服務體系。加快建設杭州、寧波—舟山、溫州和金華—義烏等現代物流樞紐，合理規劃建設一批現代物流園區和專業物流和配送中心。
2.金融服務業。浙江省金融業發展在全國比較領先，但在金融主體多元化、中小企業及農村融資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必須進一步加大改革發展力度，健全金融組織體系，加強金融服務創新，穩步發展農村金融業。
3.商貿流通業。浙江省商貿流通業發展基礎較好，屬于生產業范疇的主要指批發業。應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物流配送等新型交易業態，用無形市場的信息流，帶動有形市場的商流、物流和資金流的集聚，使專業市場逐步成為全國性資源甚至國際性資源配置中心。
4.商務服務業。浙江省商務服務業普遍存在規模偏小、專業化程度較低等問題，必須分類指導加快發展。加大商務服務開放力度，積極吸引國際知名的會計、法律、咨詢和評估等中介企業入駐浙江，扶持有實力、有品牌和有信譽的中介機構向綜合化、國際化方向發展。
5.信息服務業。信息服務業主要包括網絡傳輸服務、計算機與軟件服務以及數字內容服務等，是實現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支撐。浙江省要大力發展軟件產業，完善網絡基礎設施，加快信息資源開發利用。
6.科技服務業。科技服務業是提高創新能力的關鍵，必須大力扶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科技服務體系建設。
［參考文獻］
金融服務行業稅收優惠政策范文4
在西方國家，中小企業的融資活動與一般企業并無二致。依照企業的類型，中小企業的融資可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一是單人業主制企業和合伙制企業。這些企業屬無限責任制企業，其特點是不必支付企業所得稅，只需繳付個人所得稅，稅負相對較輕，但無權以債券和股票的形式向直接融資，并且還要對其經營風險負完全的責任。這類企業一般規模較小，都是些微型企業，或一些初創的企業。它們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業主（或合伙人）的個人資產，一部分是向親戚朋友借來的資金，其它則來自機構的借貸和政府的資助等，但量極少。
從各國的比較來看，意大利和巴西的這類小企業向親戚朋友借來的資金比較多一些，政府也鼓勵他們這樣做。美國和英國的這類小企業則較少靠親戚朋友的錢，他們主要靠自己的積蓄。法國對這類小企業的政府資助則較大一些，一方面政府對個人新建的自顧型小企業給予較大的稅收減免，另一方面還對其雇傭的員工給予直接的就業補貼。
二是公司制中小企業。這類企業屬有限責任制企業，其特點是必須支付高額的企業所得稅（也要繳付個人所得稅），稅負相對較重，但由此得到的好處是有權以債券和股票的形式向社會直接融資，并且對其經營風險只承擔以股本金為限的有限責任。當然，除少數公司制中小企業外，絕大多數中小企業債券和股票都只能以柜臺交易的方式進行，而難以實現公開上市（因為無法滿足公開上市的苛刻條件），即使要到條件要求相對較低的所謂“第二板塊”上市也是不容易的。相對而言，柜臺交易方式的成本是比較高的，而且風險也較大。因此，雖然公司制中小企業同其它公司制企業一樣擁有直接融資的權利，但是，實際上它們在直接的金融市場上，仍然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
總之，無論是單人業主制和合伙制企業，還是公司制中小企業，都客觀地、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融資難的。這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運行，以及中小企業的特點和金融業的特殊性等共同決定的。具體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從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運行規律來看
市場機制講究的是效益和利益最大化，資金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其市場流向也必須符合這一要求。如果沒有其它機制的干預，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在資金市場上是難以與大企業競爭的。
（二）從中小企業的特點來看
1.中小企業易受經營環境的，變數大、風險大，難以吸引投資者的注意。據美國統計，全國近2000萬多個各種不同類型的小企業，其中1/3甚至1/2的企業將在3年內關閉，特別是在衰退時期，小企業關閉率更高，只是由于小企業的開辦率更高，才使企業總數逐年不斷增長。但這絲毫也不能掩蓋中小企業的易變性和其巨大的經營風險。這給其融資帶來根本性的影響。
2.中小企業資產少，負債能力有限。一般而言，企業的負債能力是由其資本金的大小決定的，通常為資本金的一個百分比例數（由法律規定），如80％或60％等。中小企業資產少，相應地負債能力也就比較低。從各國的情況來看，美國的中小企業強調獨立自主和自我奮斗的精神，因此企業的負債水平較低，一般都在50％以下：而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比較注重團隊精神和社會的力量，提倡相互協助，中小企業的負債水平較高，一般在50％以上。
3.中小企業類型多，資金需求一次性量小、頻率高，加大了融資的復雜性、增加了融資的成本和代價。中小企業以多樣化和小批量著稱，資金需求也具有批量小、頻率多的特點。這使融資的單位成本大大提高，在不考慮其它因素的情況下，中小企業少量的資金需求量將使其融資利率比上規模的資金融資利率平均高出2-4個百分點。從各國的比較來看，美國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水平最高，一般可高達3-6個百分點；歐洲為1.5-3個百分點左右。
（三）從金融業的特殊性來看
1.金融業實行的謹慎原則，不利于風險性較高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金融業是特殊產業，經營的是資金這樣一種特殊的產品。由于資金或貨幣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涉及面的廣泛性以及其對國民經濟影響的全局性，各國都對金融業制定了較為嚴格的經營規則，保證其安全性、有效性及流動性，以有效避免金融危機給整個國民經濟及社會帶來的不利后果。事實上，這也是廣大從事金融服務業的人員和機構自身的要求。謹慎原則對國民經濟的健康非常重要，但在客觀上也給風險性較高的中小企業的融資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往往會使一些非常有前途的中小企業喪失極好的發展機會。
2.金融企業融資手續繁瑣，耗時耗精力，影響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積極性。如前所述，中小企業融資量少、頻率高，需要簡單快捷的服務。然而，金融部門為安全起見，必須有一套完整的融資手續，這就難以滿足中小企業融資簡單快捷的要求。繁瑣耗時耗力的融資手續，無數有意融資的中小企業望而卻步。
3.金融企業“嫌貧愛富”，喜歡“批發”，不喜歡“零售”，使中小企業融資處于不利地位。大企業信譽好、融資量大，深得金融機構的喜歡，往往是信用資金追著貸，而且常常用不完；相反，中小企業缺乏良好的信譽，融資額度有限，常常捉襟見肘。
從西方各國的具體情況來看，中小企業融資難具有許多共同的原因，然而從比較的角度看，美國和歐洲之間還是一定的區別的：美國人崇尚獨立自主的自由主義精神，再加上金融管理相對較嚴，因此中小企業融資難主要表現在金融機構的偏好上。而歐洲人更強調彼此間的合作精神，因此中小企業的外部融資傾向較大，融資難主要表現在企業自身的原因（如風險大、管理不善等等）上。
二、國外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和融資方式（金融產品）
中小企業的資金的來源無非是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自籌，二是直接融資，三是間接融資，四是政府扶持資金等。
關于自籌資金。它包括的范圍非常廣泛，主要有業主（或合伙人、股東）自有資金；向親戚朋友借用的資金；個人投資資金，即“安琪兒”資金；風險投資資金企業經營性融資資金（包括客戶預付款和向供應商的分期付款等）；企業間的信用貸款（有些國家對此是禁止的）；中小企業間的互助機構的貸款；以及一些社會性基金（如保險基金、養老基金等）的貸款等等。
關于直接融資。是指以債券和股票的形式公開向社會籌集資金的渠道。顯然，這種籌資方式只有公司制中小企業才有權使用，而且，一般公司制中小企業的債券和股票只能以柜臺交易方式發行，只有極少數符合嚴格條件的公司制中小企業才能獲得公開上市的機會，或進入“第二板塊市場”進行融資。
關于間接融資。主要包括各種短期和中長期貸款。貸款方式（即金融產品）主要有抵押貸款、擔保貸款和信用貸款等。
從總體上看，中小企業的資本構成主要以自籌資金為主（自籌資金的比重相對大企業要高得多）。其中以美國中小企業的自籌資金的比重最高，一般要超過60％左右；歐洲國家，如法國、意大利等自籌資金的比重在50％左右。在自籌資金中，又以業主（或合伙人、股東）自有資金的比重最大；親戚朋友借用的資金次之。其次，是直接融資或間接融資。美英和德國等自由主義意識較重的國家一般是直接融資的比重高于間接融資的比重；而法國、意大利、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則呈現出間接融資比重高于直接融資比重的現象。最后，政府的扶持資金比重最小，一般僅占企業總資產的5％～10％左右。其中以中央集權制國家，如日本、韓國、法國等國家政府扶持資金比重相對較高；德國、意大利、英國等國家居中；而美國政府對中小企業的直接資金扶持的比重最低。
根據各國中小企業資金來源的結構情況，可以將它們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一種是以業主（或合伙人、股東）自有資金為主，注重直接融資的作用，強調企業的自主意識的自由主義類型，如美國和英國等。另一種是以家族融資為重要渠道、注重間接融資的作用，強調社會和政府作用的集體主義類型，如意大利和法國等。第三種是介入以上兩者之間的類型，如德國、日本和韓國等。
三、不同類型和不同階段的中小企業對融資的不同要求
（一）不同類型中小企業對融資的不同要求
不同類型的中小企業融資特點不同，當然對融資渠道和條件的要求也不同。從融資的角度看，中小企業可分為制造業型、服務業型、高型以及社區型等幾種類型。各類型的中小企業的融資特點和要求如下：
1.制造業型中小企業。制造業型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是比較多樣和復雜的，這是由其經營的復雜性所決定的。無論是用于購買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支付工資的流動資金，還是購買設備和另備件的中長期貸款，甚至產品營銷的各種費用和賣方信貸都需要外界和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一般而言，制造業企業資金需求量較大，資金周轉相對較慢，經營活動和資金使用涉及的面也相對較寬，因此，風險也相應地較大，融資難度也要大一些。
2.服務業型中小企業。服務業型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主要是存貨的流動資金貸款和促銷活動上的經營性開支借款。其特點是量小、頻率高、貸款周期短、貸款隨機性大。但是，一般而言風險相對其它中小企業較小，因此是一般中小型商業銀行比較愿意給予貸款的對象。
3.高科技型中小企業。高科技型中小企業除可通過一般中小企業可獲得的融資渠道融資外，比較重要的一個資金來源就是各種各類、層出不窮的“風險投資基金”。這類基金既有政府設立的，又有私人建立的，也有政府和私人共同建立的，其性質一般屬于產權資金。美國、日本和英國的“風險投資基金”比較發達。
4.社區型中小企業（包括街道手工）。社區型中小企業（包括街道手工工業）是一類比較特殊的中小企業，它們具有一定的社會公益性，因此，比較容易獲得政府的扶持性資金。另外社區共同集資也是這類企業的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
西方國家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上是各有側重的：如美國是一個具有創新傳統的國家，因此比較重視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日本在支持中小企業吸收引進技術方面也是具有特色的。意大利比較注重制造業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和融資問題，這與其著力解決南部相對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增加該地區經濟活力和“造血”功能有直接的關系。法國比較重視就業問題，因此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的重點主要放在了就業潛力比較大的服務業型中小企業上。瑞士和西班牙（包括法國）則在解決社區型中小企業（包括街道手工工業）上具有特色。
（二）不同發展階段的中小企業對融資的不同要求
不同發展階段的中小企業對融資有不同要求，從企業創辦一直到企業因種種原因而退出，都有對融資的不同的要求。
1.創辦階段。需要產權（自有）資金，或稱股金，一般來自個人投資者和風險資金也需要商業銀行以舉債方式籌借少量資金。
2.投入經營階段。主要從商業銀行及其它渠道獲得流動資金貸款；優勢仍要從個人投資者、風險資金和小企業投資公司等方面增加產權資金。
3.增長發展階段。外部融資是關鍵，主要從商業銀行及各種小企業投資公司、社區開發公司獲得債務資金；也會從前述渠道籌借產權資金。
4.開始成熟階段。主要以大公司參股、雇員認股、股票公開上市等以及從投資公司、商業銀行籌集發展改造所需產權資金。
除上述四個發展階段外，西方國家對中小企業在退出階段的金融服務，也很具特色。以美國為例，政府和民間設有專門的破產清算基金，目的是盡量減少企業破產給當事人、債權人以及整個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努力合理地安排好有關方面的合法利益，實現企業的順利退出。
從比較的角度看，在西方各國小企業的創建都相對比較容易，但在企業的成長的道路上卻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說，由于美國社會比較重視企業的成長和做大，因此中小企業容易成長為較大的公司；而歐洲的意大利和法國則主要重視的是中小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因此，對企業的成長并不太關心，企業一般難以做大；其它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則介于兩者之間。
四、國外中小企業融資的專業化
，西方國家金融業的發展，既有業務不斷綜合化的趨勢，也有金融機構不斷細分的專業化和金融產品不斷創新的特點。實際上，這兩個相反的發展趨勢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因為金融業務的專業化和金融機構的多樣化發展是不矛盾的。
這里僅就金融業務的專業化和專業性金融機構的發展作一概述。從總體上來看，西方金融業務的專業化主要有以下趨勢：一是主要從事短期流動資金貸款的商業銀行和主要經營中長期固定資產融資業務的投資金融機構的日益分化。近年來，從事消費信貸的金融儲蓄機構也有逐步分離的趨勢。二是從事實業投資的產業基金（包括創業基金）和從事證券業務的投資基金的逐步分離。而且，在產業基金中，不同產業由于經營特點和程序不同，對資金需求的數量、時間和目的也不同，因而也需要專門化的既懂金融業務知識又了解該產業生產和經營特點的金融機構提供十分到位的服務。因此，產業基金的進一步分化也日益明顯。三是從事對大型企業巨額貸款的大型金融機構與從事向中小企業微型貸款的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分化。
這第三種金融機構的專業化，直接導致了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融資機構的建立，其中以美國最為典型。據統計，美國有上萬家專門從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中小企業投資公司。這些中小企業投資公司具有很不一樣的名稱，如婦女投資公司、企業金融服務公司、社區投資公司、街道投資所等等，但它們都是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美國的這些中小企業投資公司，是1958年小企業局按一項國會批準的法案，倡導社會建立的。美國國家小企業局下屬的中小企業投資公司項目署（是一個由國會批準創建的辦事機構），具體負責中小企業投資公司的管理和注冊工作。這些中小企業投資公司極大地彌補了市場上有限的創業（或風險）資本與創辦中小企業及其發展所需的巨大的資金缺口。這些中小企業投資公司都是完全由私人擁有、管理并使用自有資本的投資公司。它們在小企業管理局注冊，并得到有關許可證，在小企業管理局的擔保下向中小企業發放利率優惠的貸款。
五、國外政府中小融資扶持政策的比較
政府的資金支持是中小企業資金來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綜合各國的情況來看，政府的資金支持一般能占到中小企業外來資金的10％左右，具體是多少則決定于各國對中小企業的相對重視程度以及各國企業文化的傳統。各國對中小企業資金援助的方式主要包括：稅收優惠、財政補貼、貸款援助、風險投資和開辟直接融資渠道等。
（一）稅收優惠
稅收優惠是最直接的資金援助方式，有利于中小企業資金的積累和成長。發達國家企業稅收一般占企業增加值的40％-50％。在實行累進稅制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的稅負相對輕一些，但也占增加值的30％左右，負擔仍較重。為進一步減輕稅負，各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有：降低稅率、稅收減免、提高稅收起征點和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等。通過各種稅收優惠可使中小企業的稅收減少一半以上，使其賦稅總水平由占增加值的30％降到15％左右。這筆免稅資金是普惠的，對中小企業的生存至關重要。
應該說，各國都制訂了程度不同的對中小企業稅收優惠的政策，但相對而言，以德國最為典型。德國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是，1984年開始實行對中小企業有利的特別優惠條款；1986年開始稅制改革。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有：對大部分中小手企業免征營業稅；中小企業營業稅起點從2.5萬馬克提高到3.25萬馬克，對統一后的德國東部地區營業稅的起點更是從15萬馬克提高到100萬馬克；提高中小企業設備折舊率，從10％提高到20％；所得稅下限降低到19％；對周轉額不超過2.5萬馬克的小企業免征周轉稅；對大部分中小手工業企業免征營業稅；固定資產折舊率從10％提高到20％等。德國的財政補貼主要做法：按《中小企業與技術政策總方案》設立專項基金，對中小企業的技術開發提供資助，1995年以來，這項資助費已達12.1億馬克；為中小企業承擔培訓任務，可得到政府的補貼，1994年政府培訓補貼支出達1.417億馬克；對在德國東部投資的中小企業提供總投資額15％-23％的財政補貼。
（二）財政補貼
補貼是政府為使中小企業在國民及的某些方面充分發揮作用而給予的財政援助。財政補貼的環節是鼓勵中小企業吸納就業、促進中小企業進步和鼓勵中小企業出口等。主要補貼類型有：就業補貼、研究與開發補貼、出口補貼等。一般說來，政府的財政補貼是有限的，而且是非普惠的（與稅收優惠不同），其功能在于引導。
從各國的比較來看，財政補貼以法國最全最好。法國的稅收優惠主要做法有：新建企業一般可減少80％的稅額；新建中小企業可免3年的所得稅；在老工業區等重點開發區興辦公司免征3年地方稅、公司稅和所得稅，期滿后仍享受50％的稅收優惠；新建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舊率由原來的5％提高到25％。法國財政補貼的主要做法有：中小企業每新增一個就業機會，政府給予2-4萬法郎的財政補貼對3年內新增6名職工以上的中小企業，每名新增加職工由地方領土整治部門補貼1.2-1.5萬法郎；對3年內增加30人以上的服務行業，每增加一個員工由地方領土整治部門補貼1-2萬法郎；對每個雇傭學徒提供1.6萬法郎的補貼津費；對中小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可補貼其投資的25％；對雇傭青年和單身婦女的中小企業也給予一定的補貼；對節能企業，每節約1噸石油補貼400法郎。
（三）貸款援助
政府幫助中小企業獲得貸款的主要方式有：貸款擔保、貸款貼息、政府直接的優惠貸款等。貸款援助環節是中小企業的初創、技改和出口等最需要資金的地方。
對中小企業的資金援助以貸款援助為主國家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中，美國又以貸款擔保形式為主，而日本則以政府建立的專門的機構對中小企業進行低息貸款的方式為主。美國中小企業局（SBA）的主要任務就是以擔保方式誘使銀行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具體做法有：一是一般擔保貸款。SBA對75萬美元以下的貸款提供總貸款額75％的擔保；對10萬美元的貸款提供80％的擔保，貸款償還期最長可達25年。二是少數民族和婦女所辦中小企業的貸款擔保。SBA對它們可提供25萬美元以下的90％額度比重的擔保。三是少量的“快速車道”貸款擔保。對中小企業急需的少數“快速”貸款提供50％額度比重的擔保。四是出口及國際貿易企業的貸款擔保。做法與一般擔保基本相同。
日本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援助以政府設立的專門的金融機構為主。目前，這樣的金融機構有“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國民金融公庫”、“商工組合中央金庫”、“環境衛生金融公庫”、“沖繩振興開發金融公庫”等。它們向中小企業提供低于市場2-3個百分點的較長期的優惠貸款。此外，日本政府還設立“信用保證協會”和“中小企業信用公庫”以向中小企業從民間銀行所借信貸提供擔保。
（四）風險資本
風險基金是政府、或民間創立的為高新技術型中小企業創新活動提供的具有高風險和高回報率的專項投資基金。其中歐美等國家多由民間創立、而日本等國主要為政府設立。
美國的風險基金最為發達，遍及全國500多個“小企業投資公司”，其中大部分主要是向高新技術型中小企業提供基金的。1995年共有7萬多小企業獲得總共110多億美元的風險基金。
日本的風險基金也很發達。70年代后，日本開始實施中小企業化政策，進一步提出了中小企業要實現知識密集化、高技術化的政策，同時鼓勵政府金融機構向新興的高技術型中小企業提供“風險投資”。目前，日本“風險企業”已達2萬多家，“風險企業”已成為日本機器人的主要需求者。
英國則成立了由100多家從事中小企業風險投資的小型金融公司組成的專設“風險資本協會”（BVCA），為高科技“風險企業”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援助。
（五）鼓勵中小企業到資本市場直接融資
中小企業規模小，其股票難以到一般的股票交易市場上與眾多的大企業競爭。為解決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一些國家探索開辟“第二板塊”，為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直接融資渠道。
六、對我國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啟示
我國中小企業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資金的嚴重不足。最近以來國家已采取措施，如要求各商業銀行成立“中小企業信貸部”，并提高了中小企業借貸的上浮利率的幅度，以鼓勵銀行開展中小企業信貸工作。然而，目前效果還不理想。其原因在于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體系和資金扶持政策尚處于起步階段，融資渠道和政策體系還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中小企業的要融資渠道尚未明確；政府扶持政策的作用對象也缺乏針對性或重點。為建立有特色的中小企業正常的資金融通體系和渠道，完善我國政府的資金扶持政策體系，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進一步加快現代規范的企業制度建設，還公司制中小企業符合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要求的的直接融資權。
按照公司制的法理要求，還公司制中小企業的基本的直接融資權。目前，我國各類公司制企業，雖然盡了上繳公司所得稅的義務，但仍然不能完全享有自由發行債券和股票的權力。如果公司想發行債券或股票，必須經過有關部門的嚴格審批，符合一定條件者，才能獲得發行權；而且所發行的債券，特別是股票，必須進入公開市場，不允許柜臺交易的存在。這與國外公司制企業直接向社會募集資金的做法是很不一樣的。在西方國家，公司制企業發行債券或股票只需獲得證券監察部門的審核和備案，所發行債券或股票主要通過柜臺交易進行，而通過證券交易所（或所謂“第二板塊市場”）公開發行的債券或股票只占全部公司債券或股票的極小一部分。因為證券交易所對上市的公司債券或股票是有相當嚴格的要求的，只有表現較好的公司發行的債券或股票才能進入到證券交易所去流通上市。而大量的一般公司的債券或股票只能通過柜臺交易來完成。當然，債券或股票的柜臺交易和證券交易所上的公開上市是有密切關聯的，并且還不斷地相互轉化。一方面，柜臺式交易為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提供了廣泛而堅實的基礎（許多債券或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之前，必須有一定的柜臺式交易的良好記錄）；另一方面，證券交易所的公開市場也為柜臺式交易提供了合理的價格參照體系。
因此，為保證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還公司制中小企業的基本的直接融資權，建議盡快建立我國正常的債券或股票的柜臺交易市場體系。在此，還有必要指出的是，規范的符合市場機制要求的企業融資體系的建立，將為解決我國部分中小企業“過度”融資問題創造條件。
（二）建立專門的中小企業金融機構，鼓勵中小企業間建立互助金融組織
隨著我國金融機構專業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專門服務于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必將應運而生。實踐證明，金融機構是偏愛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的，特別是大型的金融機構更是主要為大型企業提供服務，即使它們設有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機構也往往是一種擺設，并不起什么作用。專門化的中小企業金融機構則不同，它們的金融實力與中小企業相當，或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專門從事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活動，從而有利于不斷積累為中小企業服務的經驗，提高中小企業融資的質量，促進金融業和中小企業的共同健康發展。
中小企業間也可建立互助金融組織，加強共同發展和風險共擔的能力，并為建立專門的中小企業金融機構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第二板塊市場”
目前，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第二板塊市場”的條件已基本具備。首先，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小型科技企業的作用日益增強，為保證這類關系未來我國經濟增長潛力的企業的發展，必須盡快建立符合其融資特點的“第二板塊市場”。其次，是我國證券市場已日漸成熟，國家的金融監管能力大大加強。第三，經過幾年的調查和了解，我國已基本掌握了有關“第二板塊市場”的運行。必要的物質條件上的準備也已基本就緒。
（四）鼓勵中小企業的創業者向親朋好友借資
我國是一個比較重親情的國家，親戚朋友之間的相互接濟是經常發生的，并常被視為一種美德。在新的形勢下，完全有必要將這種親情關系引導到一種正常的規范的創業投資關系上來。借鑒意大利和法國的做法，制定相應的鼓勵和扶持中小企業的創業者向親朋好友借資的措施，以建立一條中小企業便捷有效的融資渠道。
（五）要從稅收、財政支出、貸款援助和直接融資等各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國中小企業資金扶持政策體系
金融服務行業稅收優惠政策范文5
［關鍵詞］金融市場；稅收立法；金融交易課稅；稅收功能選擇；量能課稅
［中圖分類號］F810.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9339(2012)02-0069-11
由于金融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其發展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各國均采取各種措施推動、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次貸危機爆發后，各國紛紛采取多種措施恢復受損害的金融市場。在這些措施中，尤以名目繁多的稅收優惠措施最為典型。然而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為目標而實施稅負減免是否符合憲法上的平等原則，違反量能課稅原則的差別待遇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尤有重新反思和考量的必要。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市場稅收立法的基本趨勢從現代金融市場逐步形成至今，各國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基本上遵循了稅負從輕且不斷調低的基本趨勢，賦予金融主體的稅收優惠措施名目繁多、形式各異。盡管曾有個別國家力圖適當提高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如重新開征證券交易稅或取消優惠稅率，卻仍因隨之而來的金融市場效率的喪失而放棄。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基本趨勢：金融交易的稅負從輕
證券交易稅作為證券市場的主要稅種之一，在多數國家經歷了“先征后廢”的調整趨勢，如美國于1966年、德國和瑞典于1991年、意大利于1998年、日本和丹麥于1999年、新加坡于2001年均相繼廢除了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項目］本文系作者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稅法與公共財政研究所承擔的博士后研究項目“Income Tax Issues on Structured Financial Transactions”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同時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教師科研專項項目（項目編號：182040308）資助。
［作者簡介］湯潔茵（1980-），女，福建漳州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講師,法學博士,德國馬普稅法與公共財政研究所研究人員。
證券交易稅。Tax Note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Tax Daily(省略)。根據美國國庫伯斯•里伯蘭德國際稅收網提供的95個國家和地區的稅收情況來看，對證券交易行為征稅的國家和地區只有27個。即便在開征證券交易稅的國家，其稅收負擔也較輕且呈現下降的趨勢。各國或地區無論是單方或雙方征收，其總稅負一般在0.1%～0.3%左右。除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外，各國僅對買方或賣方實行單邊征收。在中國大陸，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自2008年4月28日起由3‰下調至1‰，并于2008年9月19日實現單邊征收。
各國對金融資產收益的稅收課征通常不單獨設立稅種，而是并入公司或個人普通所得征稅，但多規定各種優惠的稅收待遇。在資本利得稅方面，希臘、奧地利、比利時僅在將本國股權出售給外國公司的情況下，才按16.5%課征稅收。對資本利得給予免稅的待遇。在中國，對股票轉讓所得則免除個人所得稅。大多數國家對資本利得給予特殊的免稅待遇。如法國對短期資本利得并入企業所得按1/3征稅，長期利得可抵減以前損失后按普通所得征稅。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則按不同資產項目和持有期長短規定了減稅幅度遞增的方法。此外，各國大多允許資本損失在資本利得范圍內充抵和結轉。美國、英國等為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也采取諸多措施加大資本市場的稅收優惠力度。在利息所得稅方面，雖然大多數國家對利息所得征稅，但各國一般均對利息所得實行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或實行低稅率，或規定一定的扣除項目。在中國，從1999年開始恢復對利息征收個人所得稅，但為應對金融危機，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稅率先由20%降至5%，并自2008年10月9日起對儲蓄存款利息及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完全免稅《關于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32號）、《關于證券市場個人投資者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40號）。。
為應對此次破壞力巨大的金融危機，各國紛紛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經濟對策，其中，減稅作為重要的財政政策之一而倍受推崇。從各國為救市而實施的減稅政策來看，針對金融市場的稅收減免依然為不少國家所采用，如日本、韓國、中國、羅馬尼亞、巴西等。在日本，個人從股票中獲得的資本利得和股息所得享受10%的優惠稅率的政策延長至2011年。羅馬尼亞2009年度對證券交易的資本利得免稅，個人的資本損失可以用同類型的資本利得沖銷，從2010年1月1日起，未沖銷的資本損失余額可以向后結轉1年。在匈牙利，35%的股息稅稅率被取消。在巴西，個人消費金融操作稅的稅率由3%降至1.5%。在韓國，資本利得稅的起征點從6億韓元提高到9億韓元。
（二）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立法意圖
稅收的課征對各國政府的機構運作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隨著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市場已經成為了一股指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1］，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成為各國、地區政府放棄或削減金融市場稅源的最重要的立法考量。如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轉讓股票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的通知》（財稅［1998］61號）中強調，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其目的在于“配合企業改制，促進股票市場的穩健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息紅利個人所得稅有關政策的通知》（財稅［2005］102號）則稱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目的在于“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我國臺灣地區停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是“為增進公共利益，權衡經濟發展階段性需要與資本市場實際情況，而采取的合理的差別規定”。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對金融市場采取減免稅措施的國家，其目的則主要在于以減輕稅負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交易量得以恢復。
從各國的情況來看，與其他產業不同的是，適用于金融市場的稅收規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宏觀調控職能，而其固有的收入職能卻被大大弱化了。在制定金融稅法規則時，對金融市場征稅能夠為國家獲取多大規模的財政收入并非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相反，如何以稅收利益為誘導，推動和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已成為最根本的制度考量。也正是基于宏觀調控的目標，金融市場成為稅收規則變動最為頻仍的領域，金融交易稅的開征、停征、減征或免征均視金融市場的發展情勢而定。而由于金融市場本身對稅收的潛在排斥性，對金融稅法的修正也主要集中于金融交易稅收的減免或停征。
金融資產發行和交易的成本主要由費用和稅收構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稅負高低將會增加或降低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隨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投資收益將有所降低，由此影響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者數量以及投資者購入金融資產的數量和品種，甚至影響金融資產的資本總量，減少金融資產的交易總量，縮小金融市場的規模。有學者利用美國的經驗數據證明，如果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從28%下降到0，那么，股票的資本成本可以從15.1%下降到12.7%。不僅如此，作為“無對價給付”的稅收，一旦對金融交易征收，也將造成部分資金流出金融市場，并不會直接流回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市場的存量資金。據估算，如在中國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提高2個千分點，以目前每天約3 000億元的交易金額計算，每天上繳的交易印花稅將高達9億元，凈增加6億元。但每個月因此從證券市場上多流出的資金超過120億元，相當于每個月發行一個大盤股。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對其運行效率有著重要的影響，將直接影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減少金融市場的交易規模。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本身創造流動性”的悖論下，各國對金融市場開征任何稅種或采用增稅的措施都極為慎重；相反，停征金融交易的相關稅收或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以稅收成本的降低而減少金融交易成本，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卻成為各國金融稅法制定的基本選擇。
基于扶持和培育本國金融市場發展的考量，稅收也成為各國、地區增強自身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各地區的金融交易逐漸產生同質化，其交易條件、交易規則和交易的金融產品并不存在實質的差別，加上各國、地區紛紛放松對外匯的管制，資金的無國界流動使各國金融市場之間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在此情況下，交易費用的差異，包括對同一金融產品課征的稅收，將對資本的進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可以說，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逐漸提高，稅收將成為影響金融交易產品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為維護并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金融市場也成為各國稅收競爭的重要領域之一。如果一國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過重，將會迫使本國金融市場上的資金轉向稅負較低的相似或類似的金融市場。“除非在全球針對廣泛的金融工具征稅，否則后果只會是異地轉移和所使用工具的變化”［2］，即使對本國金融市場的征稅確實能夠“擠出”一部分窖藏于金融市場的過剩資本，但由于全球金融市場之間的可替代性，從本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本并不會進入本國的實體經濟中，相反卻為相同或類似的其他金融市場所吸納，由此，對金融市場征稅，不但改善本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發展的初衷無法滿足，反而會大大降低本國固有的資金量，對本國金融市場發展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無任何實質性的益處。稅收課征對本國金融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的減損，最為突出的案例為瑞典和我國臺灣地區。為增加稅收收入，并懲罰被視為“非生產性和”的金融服務部門，瑞典從1984年開始征收股權交易稅，交易稅收入占到往返交易本金的2％。隨后，瑞典本土的股票交易量下滑，同時，投資者將交易轉向倫敦和紐約的交易場所。瑞典市場上11家最活躍的上市公司60%的交易量及所有上市公司30%的交易量被轉移到倫敦。為減少“社會不良行為”，1987年瑞典對貨幣市場工具開征了交易稅。結果同樣導致了債券和票據的期貨交易量下降了98％。在現金市場，交易也轉向相似的不征稅的債券工具市場。于是，瑞典于1991年12月1日取消了所有正在征收的證券交易稅。詳細可參見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小組編撰的《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中國稅務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頁。新加坡SIMEX1997年1月推出臺灣股價指數期貨，而臺灣期貨交易緊隨其后在1998年7月推出臺灣加權股價期貨。同樣是臺灣股價指數期貨，由于SIMEX不征收交易稅，臺灣則征收0.05%的交易稅，眾多投資者紛紛投向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導致新加坡的臺灣指數期貨擴大一倍左右。為增加吸引力，臺灣交易所不得不在2000年5月、2006年分別調低期貨交易稅。詳細可參見李瑞林、薛立言撰寫的《交易稅政策對臺灣期貨市場效率績效之影響》。也正因為如此，盡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成為各國的必然選擇，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也因之愈演愈烈。在此競爭壓力下，各國、地區立法中的稅收優惠方式也日益繁多，優惠程度和范圍也日漸擴大。有些國家甚至放棄對創新金融產品制定相應的課稅規則，形成立法的空白，實際上也使其處于無稅的狀態。如1993、2002和2006年，美國政府多次向國會提交征收期貨及衍生品交易稅的計劃，但都引起了各大交易所的強烈反對，導致立法計劃未能獲得通過。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而言，向金融市場提供程度不同的稅收優惠，對推動金融市場的整體運行無疑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單純在金融產業中強化稅收的政策調控功能而弱化其本應固有的財政功能，并由此形成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的差別稅收待遇，這是否能以金融市場發展作為其合理正當化的理由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而在稅收立法中，經濟效率的追求是否應作為最根本的合法性判斷，同樣有待研究。
二、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正當性分析稅負減免成為金融稅收立法的主要趨勢，但以“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為立法意圖，仍不足以成為其合法化的基礎。以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為核心的金融稅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仍需在考察對金融市場稅收優惠的必要性、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及由此所形成的差別稅收待遇對納稅人權利的影響等之后才能予以確認。
（一）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比例原則審查
根據傳統稅法理論，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收的正當合理性在于立法者對于納稅人的經濟行為基于公共利益有誘導促進或管制的必要，因此，有必要采用稅收減免或加重征收作為工具。［3］稅收政策形成對不同主體的差別性稅收待遇時，應當具有“合乎理性的、從事物本質所導出的理由或其他明白的理由”［4］，否則即構成對稅收平等原則的違反。所以有必要對該稅收優惠的目的與手段之間、政策采行與實施效果之間是否合乎比例予以斟酌。
1．金融市場稅收減免措施的必要性審查。金融立法規定，判斷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減免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首先應考察此稅收優惠是否為金融市場的發展所必需。由于稅收減免所形成的差別待遇將構成“稅收公平”這一稅法上具有重大特殊意義的法益的犧牲，因此，只有在除稅收優惠政策外，別無其他可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或根據經濟形勢所確定稅收政策能夠以最小成本、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的方式達成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的時，才可選擇使用。
如前所述，各國在立法中規定，實行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減免措施其基本的前提在于，通過稅負的降低，能夠使金融交易維持低成本和高收益，從而吸引資金進入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市場的高效發展。但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否有必要以低稅負提高金融交易的收益水平，進而增強金融市場的吸引力是值得懷疑的。隨著各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管制，金融交易的收益率一直居高不下，金融市場也實現了膨脹式的發展。以我國為例，據估算，我國工業企業年平均利潤率為1.96%左右，2001年以后，中國的證券市場收益率大約維持在37%左右，證券市場的收益率一般是工業企業年利潤率的8～20倍。［5］在畸高的收益率的刺激下，中國證券市場的總市值達23．57萬億元，市值全球排名第三位。證監會：《截至7月底滬深股市總市值23.57萬億元》，資料來源：省略/jrzg/2009-08/26/content_1401371.htm，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9月21日。從全球來看，1990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為328 818億美元，GDP總量為208 139億美元，金融資產總量相當于GDP的1.6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達到3 169 741億美元，增長了9．6倍，全球GDP總量達到361 698億美元，僅增長了1.7倍，金融資產的總量與GDP的比值達到8.8的高水平。到2009年，全球的虛擬金融資產超過270萬億美元，實體經濟的總資產不到它的2.5%。可以說，稅收的減免并非維持金融市場高收益的根本原因。排除稅收的原因，基于眾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政府所采取的除稅收外的經濟政策，金融市場的稅前收益已經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這是導致貨幣結構扭曲、金融市場吸納過度資金而造成急劇的膨脹式發展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稅收減免并非金融市場發展所必需的政策手段。
2．金融市場稅收減免措施的政策效果審查。對金融市場所采行的稅收減免措施為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一目的所達成的政策效果如何，同樣是衡量其立法正當合理性的重要方面。
就這一目的而言，并不單純意味著金融市場的高速發展，更意味著金融市場發展的安全與秩序，及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稅收優惠通過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場運行效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美國1977年資本利得稅稅率為49%時募集的創業資本僅為0.68億美元，而1983年資本利得稅稅率降低至20%時募集的創業資本高達50.98億美元。優惠的資本利得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資本市場。［6］在實物與金融資產差距如此巨大的稅收負擔下，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收益率差異更加明顯。隨著各國逐漸降低本國金融交易的稅收成本，隨之降低的交易成本和增加的收益水平促使過剩的資金轉向追逐全球范圍內的各種金融資產，最終促成了金融資產的過度膨脹與流動性過剩。據測算，從1996年起全球的流動性快于全球名義GDP的增長。此次金融危機的發展，并非導源于金融市場流動性的不足，而在于全球金融市場的過度無序發展而導致投資者投資信心的喪失進而所引發的市場流動性黑洞當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場參與者寧可持有貨幣也不愿貸款或購買金融資產，市場參與者只愿意賣出債券，持有現金，經濟學上稱這種現象為“流動性黑洞”。。在此背景下，單純交易成本的降低也難以刺激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在采取金融市場減稅政策的國家中，其金融市場并未如期恢復，其政策效果由此可知。
如果說稅收優惠推動金融市場的高速運行乃至形成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話，那么，在金融市場發展的安全與秩序方面，稅收優惠的作用卻極為有限。金融市場的安全與有序發展從總體上看應包括金融資產的安全，金融體系的穩定、正常運行和發展等核心要素。因此，所采用的稅收措施應當能夠對金融交易的價格波動和交易總量予以適度的調節與控制，維持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之間的相應比例，并通過稅收的安排，降低頻繁進出市場的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頻率，從而抑制金融系統中不協調的因素與力量，保障金融制度的穩定、金融體系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狀態，控制和防范金融風險，防止金融動蕩、金融危機的消極狀態［7］，最終有利于金融安全。為實現這一目的，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提出，資本的過度泛濫是金融市場風險的重要根源，為此，必須增加短期交易成本，降低資本流動速度，獲得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8-10］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減免恰恰與此背道而馳。隨著金融交易稅收優惠的增加，金融交易成本降低反而為短期投機行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所蘊藏的無序與風險。
稅收優惠制度不僅在實現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秩序方面差強人意，在促進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同樣備受質疑。只有實體經濟部門與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率大體相當時，資本在兩大部門之間的配置才會大體均衡。投資者在選擇投資項目時，其目標在于實現投資收益的最大化。與其發展規模并不相適應的稅收負擔則進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投資收益率的差異。當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率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部門，那么，就將產生資本對金融市場的過度偏好，導致大量的貨幣流向金融市場。資本在金融市場的大量積聚，使金融資產的交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資本總額既定的情況下，金融市場貨幣規模的極大膨脹必然擠壓實體經濟的發展。當各國立法為金融資產提供更為豐厚的稅后收益時，大量資金將從實體經濟領域中不斷流出，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供給則相對減弱，造成經濟的虛假繁榮和經濟泡沫的不斷累積，形成對生產性投資的擠出效應，造成了金融市場極度繁榮而生產部門相對萎縮兩者失衡的局面。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聯系斷裂的情況下，由于商品和勞務依據價格信號做出反應的速度遠遠低于金融資本流動的速度，由此將形成產品市場的價格扭曲，造成社會福利損失，由低稅負所形成的金融市場“效率”將導致實際的無效率。
因此，在稅法中肯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并非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必要措施；事實上，它只能推動金融市場量的發展，即只能實現金融市場整體市值、交易速度和交易總量的增長，卻無法真正改善金融市場的運行效果，減少金融市場的風險，實現金融市場的安全、有序乃至健康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稅法中肯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這一立法意圖兩者之間欠缺必要的適用性和有效性，因此是無效率的，不具有正當合理性。
（二）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評估
任何稅法規則的適用，均不應侵及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對當前金融稅法的評價，除在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方面的政策效果外，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程度同樣值得關注。
1．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對納稅人自由權的影響。根據傳統的稅法理論，作為資本投資所得，其性質為“非勤勞所得”，與工資等勤勞所得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具有更強的支付能力，因此認為對資本性收益并不適宜給予優惠的低稅率待遇。在金融稅法中確立金融交易的諸項稅收優惠，由此形成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稅收差別待遇，對平等權的損害自不待言，但其對公民工作權、自由權的限制卻往往被忽視。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人舒爾茨對資本的劃分，資本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形式。兩種不同形式的資本投入，其稅收負擔卻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在當前的金融市場的立法選擇下，投資于金融資產的物質資本所取得收益的稅收負擔遠遠低于作為人力資本投入的價值體現即工資或薪酬。以中國個人所得稅為例，個人投資者買賣股票、證券投資基金取得的差價收入無需承擔任何稅收，從上市公司所取得的股息也可以享受減半征收的優惠待遇。由于國家以財政資金的注入拯救金融市場，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投機風險同樣也將轉由政府承擔。在國家將金融市場發展奉為至上目標的情況下，金融主體有強烈的動機投資于高收入、高風險的金融產品中，從而獲取高額的利潤。而在其遭受投資虧損時，由于政府為其提供財政資助，其過度投機的風險成本也將借助財政轉移由全體納稅人承擔。某一特定主體的投資風險由全體納稅人承擔，而收益卻僅由該特定主體取得。相反，個人投入人力資本所形成的勤勞所得則需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在當前的稅制體系下，個人投入人力資本的費用，包括生活費用、教育費用與學習者自己的學習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并無法獲得完全的扣除。個人工薪所得實際上面臨并非針對凈所得課稅的境地。這都使得資金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稅后收益差異尤為明顯。從薪酬水平上看，金融從業人員的薪酬水平遠遠高于其他行業。以北京市朝陽區為例，2006年朝陽區工資水平最高的行業仍屬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為213 391元，是工資水平最低的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10倍。
由于人力資本在當前的稅制結構下必須承擔更多的稅收負擔，對同一納稅人而言，人力資本的投入將面臨更高的邊際稅負，這將扭曲納稅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投資人力資本和做出職業選擇的決定，大大降低實體經濟生產或勞動的積極性，促使納稅人放棄工作轉而專門從事金融資產交易。從社會整體來看，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中低收入階層承擔社會財富的生產的同時，必須承擔遠遠重于資本投資的稅收負擔，也將產生“懲罰勞動、獎勵投機”的社會效果，此“示范效應”一旦在社會廣泛傳播，以人力資本形成為目標的資源投入同樣可能大大削減，導致人力資本產出的不足，卻誘使更多的資金被投放于金融市場，形成投機的羊群效應，導致國民經濟的發展彌漫在投機的氛圍里。因此，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稅負差異必然對納稅人選擇工作或投機形成一定的強制，從而干預納稅人選擇經濟行為的自由。
2．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削弱納稅人基本權利的物質基礎。稅收是文明的對價，公民要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必須向政府讓渡一定的財產。作為現代國民經濟的核心產業之一，金融主體同樣分享了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金融業本身所固有的系統性風險更要求國家以各種監管手段來保證金融安全，對國家的公共服務有著更高的要求。事實上，金融市場發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如市場機制在全社會確立、完備的商業法律體系、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講究誠信的文化成為商業文化的主流、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私人財產權利的憲法保護等［11］，都依賴于國家擁有足夠的資金以履行自身的公共服務職能，從而“為整個社會提供最低社會安全網絡”［12］。因此，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一樣，應當分擔國家為提供公共服務而付出的成本，從而讓渡其部分財產與國家。然而，與此相背離的是，由于在金融稅法中明確規定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優惠，金融交易主體所承擔的稅收負擔遠遠低于其從政府獲得的公共服務所應支出的成本。在政府所需財政規模既定的情況下，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對于一部分人的稅收優惠，其實就是對于其他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的加重。［13］為支應金融市場的公共成本所需，政府不得不將取自各產業部門的稅收用于金融市場的公共產品的提供。金融交易主體本應承擔的稅收負擔轉而由其他產業主體提供，必然大大加重實體經濟中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形成稅負的不公平。
除日常的財政投入以提供金融市場運作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外，為防范金融風險、挽救危機破壞的金融市場，各國更是投入數額巨大的財政資金。在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以各種途徑向金融機構注資，尤其在2008年10月3日提出以授權政府購買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為核心內容的7 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在歐洲，各國直接向金融市場的注資也達到2萬億歐元。在中國，政府向金融業所提供的財政支持更是數額驚人，政府或向其提供大規模的財政注資，或向被關閉的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或為國有銀行提供減免稅優惠。可以預見的是，在危機過后，金融創新所蘊含的風險將對政府的監管提出更高的要求，為此，也將產生大量的財政投入。這些巨額的財政注資最終均必須由其他產業的納稅人來承受。從資金來源上看，各國救市資金一部分來源于稅收，一部分則來源于政府所發行的國債。由于國債是稅收的預先支付，因此，可以說救市資金最終均必須由納稅人以稅收的形式來承擔。各金融市場主體承擔了較其他產業主體偏輕的稅收負擔，卻占用了巨額的財政資金，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對其他產業的納稅人極不公平。在國家財政規模既定的情況下，金融市場所吸納的財政資金多，對其他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就少，從而影響其他產業納稅人所能夠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影響其相關權利的實現。
因此，各國于金融稅法中賦予金融交易主體諸多的稅收優惠，不僅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相去甚遠，對公民職業自由權也形成一定的限制，更在形成稅負轉嫁的同時削弱公民基本權利所賴以實現的公共財政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稅法中的優惠措施欠缺合理正當性的基礎。
三、走下神壇的金融市場：金融稅法立法意圖的再反思如前所述，在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發展”這一立法目標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及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害與限制方面，尤有必要重新反思在金融稅法中以稅收調節功能為主導的必要性。不僅如此，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漸背離的趨勢下，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作為金融稅法的主要立法意圖同樣值得懷疑。
（一）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間的關系背離：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重新定位
各國對金融市場發展的高度重視，假定的基本前提是，金融市場的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增長有著極為關鍵和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金融市場被視作儲蓄與投資之間高效的轉化途徑，為社會閑散資金向各實體經濟部門的自由移動提供了充足的媒介工具，擴大了企業的融資渠道，加速了資本的轉移運動，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同時，金融市場的發展也為資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可能，有利于促進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進，從而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觀經營環境。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的前提下，國家通過在金融稅法中確立的稅收優惠措施能夠積極傳導宏觀經濟發展的意圖，并借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而進一步調節實體經濟的發展。
然而，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一前提卻倍受質疑。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入，金融市場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相關性也在逐漸減弱，兩者之間的聯系正在被割裂，金融市場逐漸脫離實體經濟的制約，呈現獨立發展的態勢。從本質上看，金融交易是一種價值權利的轉移，作為其交易標的的金融資產或者獨立于所代表的實物資產，或者根本不存在相應的實物資產代表，而僅僅代表虛擬化的符號，如債務、股票或期貨指數、天氣，如氣候衍生性產品所聯結的標的資產為全球氣候或溫度指數。如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即推出日高溫指數與日低溫指數。金融資產的價格基本上與生產成本無關，而與人們對其未來收入的預期有關，且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實現的特質。因此，它能夠脫離實體經濟的具體生產過程，利用人們心理預期的變化所造成的短期市場波動來賺取價差收益。由此可見，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其與實體經濟活動的正相關關系正在斷裂，兩者不存在相關性甚至出現負相關。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融通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已經大大弱化，金融市場已經不是實體經濟活動的晴雨表。
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形成了封閉的運行鏈條，大量資金在金融市場中囤積和沉淀，而不流入實體經濟中，形成所謂的“金融窖藏”金融窖藏是指那些用于金融資產投資而沒有對實物經濟活動起融資作用的資金。金融窖藏對實物經濟的影響是沒有定論的，這取決于特定的經濟環境。當金融資產提供的回報率比實物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更高的時候，金融窖藏的增長可能會抑制實物資本的投資，從而造成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背離。［14］。在金融市場上沉淀的資金，僅在金融體系內完成自我循環，促使金融市場呈現爆炸式的發展。在金融市場的資本化定價機制下，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行為逐漸演化為以資本大小和價格博弈情緒為基礎的投機活動。這種投機活動已經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的范疇，獨立于生產循環過程，其收益的取得也具有博弈性。有人甚至認為，非實質交易證券以該證券市場價格決定給付因素，由于證券市場價格受各種不確定因素尤其是投資人心理預期的影響，其價格變動實際上已成為隨機事件，以金融衍生品為內容的交易實際上與“以未來不確定、偶然的事件確定財物分配”的賭博并無差別。［15］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指出：“金融衍生工具不是一種生意，它和預測賽馬中哪匹馬會贏的賭博行為沒什么兩樣”。［16］正如凱恩斯所言，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展變得跟賭場相似，則這種發展是有害的。［17］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對資源流向“穩健性企業”將有不良的影響。金融發展可能造成金融脆弱性加劇進而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出現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背道而馳的局面，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綜合效應和影響方向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變得更加不確定。
隨著金融市場由現代經濟的核心逐漸演化為投機盛行的場所，金融市場的發展能否最終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否會導致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沉積進而誘發金融風險，尚有賴于特定的經濟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以“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作為基本的立法目標，并以此構建金融市場稅收法律規則體系是極不明智的。
（二）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對稅收調節機制的阻斷
以稅收作為政策工具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其前提在于稅負的減輕能夠降低金融交易成本，進而提高其收益。但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產品的回報率與工業生產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剪刀差”，并呈逐漸擴大的趨勢。由于金融產品的收益并不取決于實物經濟活動，而受眾多經濟變量的影響，單純降低金融交易的稅收成本，并不能夠必然提高其收益。因此，降低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能夠實現所預期的“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同樣是值得懷疑的。
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稅收政策的傳導受到更多國際、國內因素的制約，而各種因素的影響力度和方向又不盡相同，因而稅收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效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金融市場投資結構和規模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金融市場的投資需求、信息透明程度、本身的流動性以及投資者非理等多種因素都將影響稅收政策所預期的傳導途徑。隨著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市場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各個市場間諸要素的變化都將擴散并傳導至其他的市場。［18］各市場間的緊密聯系使得針對本國市場實施的稅收政策也同樣必須將國際市場的影響因素納入其考量范圍。從根本上說，在金融創新趨勢下，任何可能影響金融市場主體預期收益的因素都將影響其遵循稅收政策誘導的程度，因此，國內外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短期資本的流動、對本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信息與預期、金融資產價格水平的變化以及任何足以改變投資預期的突發性事件都將影響其政策效果的實現。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在傳統金融工具的基礎上，不斷衍生、組合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創新程度越高，金融產品的交易鏈條也越多，這將使得稅收政策在金融市場的傳導環節隨之增加。在傳導環節中各種經濟變量的互動關系更加復雜，稅收政策的調整對投資者信心及未來收益的預期效應將隨著傳導環節的增加而不斷改變。各市場參與主體對稅收政策在強度和方向上的反應也更加難以預測，各種經濟變量間的互動關系和過程更加復雜。稅收調節的政策效應實現的不確定性也由此產生。
稅收對金融市場發展調節效果的不確定性在投機行為盛行的背景下將進一步加劇。在現代虛擬經濟背景下，純粹以投機為目的的金融交易急劇增加。投機行為主要為非理性的短線金融交易，并不足以對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只會影響金融資產價格的短期波動。在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投機易將對稅收政策引起的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加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的幅度，并縮短資金供求產生影響的實際過程，加快資金流動與調整的幅度。投機交易的加劇將使得稅收政策的實施導致資金短期的過度調整，甚至改變稅收政策預期的資金流向。可以說，投機行為的加劇使得稅收政策僅僅成為金融資產價格的變量之一，無法真正通過稅收利益的讓渡誘導資金的長期投資方向，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投機行為阻斷了金融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配置的傳導作用，使得稅收政策的實施效果更加無法預期。
在金融市場與實物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產品可以不依賴于實物資產，而僅以任何虛擬性的符號為基礎而無限量地被憑空創造，甚至根本僅僅是頭腦中的想象。金融交易以不具有任何實際價值的數字符號或虛擬資產作為交易標的，這就使得金融產品的提供者甚至可以根據風險和收益的變化，精確地調整金融工具的風險特性，以適應交易者對風險的偏好和容忍程度。［19］一旦稅收政策的調整造成不同金融資產的收益乃至風險的相對狀況變化，投資者將改變其持有的金融資產的組合。［20］當稅收政策調整其規制的方向和重點時，新的金融工具便可能被創造出來，以適應新的政策規則所產生的市場風險和收益水平。金融產品之間的替代效應越明顯，稅收政策越難以對某一特定的金融工具的交易給予特定的激勵，其調整預期甚至可能因金融產品之間的替代效應而落空。
如果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那么，對金融市場實施低稅負而減少的稅收收入有可能通過金融發展所帶動的經濟增長得以彌補。但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的情況下，稅收激勵可能僅僅引發金融市場本身的膨脹，無法透過金融市場的資金融通和資源配置功能推動實體經濟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脫離實體經濟控制的金融市場，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對其實施的稅收政策無法通過預期的成本―收益調節機制，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預定的引導效果。因此，在金融稅法中是否肯認稅收規則對金融市場的調節功能，應有必要對金融市場在當前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重新予以評估。
四、回歸正途的金融稅法：量能課稅原則的重新確立無論從該制度對金融市場發展所產生的政策效果、對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影響，還是從金融市場的功能及其在金融市場上的定位，于金融稅法中明確金融交易的特殊稅收優惠，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立法意圖，都是值得商榷的。因此，稅收在金融市場上應當如何予以定位，而這一定位在金融稅法規則中應當如何予以體現，尤其值得關注。
（一）金融市場上的稅收功能選擇
稅收作為公民享受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承擔的強制性公法上的金錢給付義務，原則上，應以“支應國家任務的財政需求為目的”［3］。隨著市場經濟矛盾的加深，國家職能日益擴張，成為社會秩序的重要維護者和促成者。稅收作為經濟調節工具也日漸受到重視，并被廣泛用于調節收入分配和引導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進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予以干預和調節。自此，稅收不僅具有財政收入功能，更形成了市場調節的經濟功能，在稅法中也形成了一部分非財政目的的“經濟調節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下，稅收的調節功能日益受到重視，“經濟調節規則”和“財政目的規則”成為稅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以稅收優惠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顯然是稅收的市場調節經濟功能的重要體現之一。但如前所述，稅收措施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效果極為有限，卻在很大程度上干預了經濟自由權的行使，并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公民基本權實現的財政基礎。就性質而言，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優惠，本質上是對金融交易主體所提供的補助金、補貼或社會給付。［21］在金融交易足以維持遠遠高于實物交易的收益水平的情況下，對金融交易主體給予補貼顯然并無實際的必要。對政府而言，放棄來自金融市場的部分稅收收入，在金融資產規模日益膨脹、金融交易日漸頻繁的今天，卻可能導致稅源的流失，加劇財政資金的短缺。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例，1986年末到1994年末，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合同的名義總值平均每年增長40%，從6 000億美元增加到89 000億美元，年交易量從3.5億份合同增加到11.42億份合同。［22］如此頻繁的金融交易和如此龐大的金融資產，可見，其間必然蘊藏巨大的經濟收益，成為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在稅收成為各國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在西方發達國家，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平均為91.1%，美國為93.7%。從2003年以來，我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8%以上。，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優惠，便可能導致國家機關運作、政府職能履行所必需的財政資金無法得到滿足。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應當受到重視的并非其經濟調節功能，而是其財政收入功能，對金融交易征稅的稅法規范也應同樣以“財政收入目的的規范”為主。
（二）金融稅法的正當合法性基礎：量能課稅
稅收的功能不同，其相應的稅法規范的設計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有所不同。在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法規范中，基于經濟利益的誘導而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一般應當遵循“獎賞原則”。而在以財政收入為目的的稅法規范中，強調的是由全體公民負擔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開支，應當依循平等原則在全體國民間進行分攤。
金融稅法的構建既然應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為主要目的，則應當使稅收在金融市場上盡可能維持中立，盡量使市場機制在金融業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為此，金融交易課稅給金融業帶來的損失只能限于納稅額，不能給金融主體帶來除稅收以外的損失或負擔，避免因為課稅而導致不同主體的交易成本差異，避免稅收對資本投資選擇的扭曲效果。因此，有必要維持各金融主體之間、各金融交易之間平等的稅收負擔，依納稅人個人的經濟負擔能力平等課征稅收，對金融交易的完成所改變的納稅人的“經濟負擔能力”應當予以準確的衡量。
反對向金融市場征稅的學者認為，金融市場的稅基具有整體的零和性，由于證券市場的交易不會產生收益，而只是投資者之間的收益轉移，因此，證券市場的稅基具有明顯的虛擬性，對虛擬的稅基無需予以征稅。更有學者認為，金融市場作為“資金融通場所”而存在，金融交易過程中，價值權利所代表的實物資本的物量和用途并未發生變化，金融交易本身并不被認為能夠創造新增的價值，只是實現交易各方的收入再分配。有學者強調，金融市場的利潤不過是一種分配性的轉移行為，是對實體經濟領域中收入和利潤的掠奪和轉移。［23］根據稅法理論，稅收應僅對財產增值額征收，在經濟總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價值產出，對金融市場則無課稅問題。
且不論金融市場本身能否創造價值，金融交易的發生首先改變了交易雙方的收入分配。金融市場虛擬化的加深，不僅造成金融市場凈產值的虛增，更造成收入分配的扭曲。由于金融市場虛擬化的加深，使得資本化定價的資產越來越多。虛擬資本的運動雖然不創造物質財富，卻創造“國民財富”中的虛擬部分。因此,通過金融工具的投機行為往往可以獲得更多的貨幣收入，而真正創造財富的主體所獲得的收入遠遠不如從事金融投機活動的主體所獲得的收入高，從而造成了收入在不同主體之間的配置。就這些虛擬的國民財富而言，其增減與勞動無關，甚至與自然資源的利用及其技術無關，而僅僅與宏觀經濟政策、貨幣資產的膨脹或收縮有關。就資本利得而言，可以視為對金融市場主體所承擔的風險的補償，是投資者愿意承擔風險而取得的收入。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不能預期的所得，或是意外利得，或是不勞增益。正因為金融市場投機所得的虛擬性及由此產生的對收入分配的扭曲，在對其進行課稅時應當對其與普通所得，如勤勞所得有所區分。在設定相應的稅收負擔時，不應當對此虛擬所得課以低于普通所得的稅收負擔，否則即可能刺激金融投機行為，進一步加深金融市場的虛擬化程度。為矯正因為投機行為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扭曲，對投機行為所得可以適當提高其稅負水平，以強制矯正收入在投機者和其他主體之間的分配，并以此稅收負擔提高金融交易的交易成本，抑制金融投機行為。
金融市場本身不能創造新價值的論調實際上仍是值得商榷的。金融市場的增長本身不僅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其本身也構成現代經濟的財富內容，其自身的增長和擴張也構成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24］越來越多的實證和理論研究認為，金融市場已經形成獨立于實體經濟的價值增值機制。［25］有學者強調，金融市場同樣具有“生產性”，通過及時將各種相關的信息反映在有關金融工具的變動中，讓市場上的各行為主體（金融交易的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加以消化，從而使實際資源的配置更少發生浪費，減少“沉沒成本”，使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這便意味著，隨著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上同一資源所生產的東西增加了，此即經濟的“增加值”或“增量”，構成了所有從事期權或期貨交易的收入來源。［26］不僅如此，金融市場通過帶動一系列服務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通過資本的優化配置使資本的使用效率進一步提高，從而創造出新的財富。實際上，金融資產占私人財富的比例越來越大，占居民總財富的比例甚至將遠遠超過有形資產的比例。［27］如果放棄對這部分私人財富的征稅，將造成國家稅基的巨大限縮，也將大量削減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
“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征納稅能力之實質的經濟事實”，［28］金融交易無論是改變了財產在交易雙方的配置狀態，還是通過資金的重新配置使用創造新增的價值，都改變了金融交易參與者的稅收負擔能力，因此，應有必要重新評估金融交易參與者因其參與金融交易而發生的經濟力量的變化，從而確定其應當承擔的納稅義務。就所得稅而言，金融市場的投資所得，包括資本利得，應當與其他類型的收入如勤勞所得適用相同的稅率，而不應當給與過多的優惠。就流轉稅而言，對金融交易仍應課以一定的增值稅或交易稅，考慮到金融交易本身的特殊性，為保證金融市場的適度流動性，其稅率可以適當低于對實體經濟課征的增值稅的稅率。
（三）金融領域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消除
對各國政府而言，放棄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規則，依照金融交易所引起的經濟負擔能力的改變對交易主體進行課稅，實現從事不同金融交易的主體之間、從事金融交易與實物交易的主體之間的公平課稅，其最大的隱憂在于由此可能導致的本國金融市場國際競爭力的降低。如果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內，金融交易與實物交易實現公平課稅，稅收利益不再增強金融市場對逐利性的資本的吸引力，資本則可以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維持大體的均衡。 但當前的金融市場已經置身于開放的、全球化的經濟體之下，一國如果貿然放棄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從而提高交易主體的稅收負擔，則從一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金并不必然流入該國的實體經濟中，而是撤出該國，進入具有同質性的他國金融市場中，反而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因此，要推動各國在金融市場稅法規則的制定中真正遵循量能課稅原則，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消除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在全球范圍內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課征進行協調，消除各國在金融領域的惡性稅收競爭，確定并保持對金融市場的合理宏觀稅負水平，各國對本國境內發生的金融交易課以相同或大體相當的稅收，并盡量消除資本跨國流動中的雙重征稅，進行廣泛的稅收合作，從而減少從金融市場擠出的資金向其他金融市場流動的機會，迫使其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中。
五、結語金融業的發展在各國都受到了普遍的關注，甚至被視為關系本國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標志。正是在這一理念之下，一味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為目標的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措施將在降低金融交易主體稅收負擔的同時,誘發金融市場的過度膨脹。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促使各國反思其金融監管體制，所奉行的金融稅法實際上也值得各國予以重新審度。稅收在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應當扮演何等角色值得關注。在減稅浪潮中，實現對金融交易的量能課稅，以恢復被扭曲的收益率差異，盡管是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之所必需，但仍可以預見，這必然面臨諸多的經濟或是政治的壓力，加之這一原則在金融稅收立法中的確立和遵循更需各國政府攜手與共，其實現過程的艱辛與漫長并不難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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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hoice on Tax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with the Focus on Function of Tax to Regulate
Tang Jieyin
(Department of Law,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had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risk in the world. Tax policy as one of important fiscal instruments was adopted to deal with this crisis in many states. However,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tax rules which decide the tax burde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has seldom been reflected. The decrease of the tax burde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native financial market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enlarge the diversity of the profitability ratio betwee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sector. The exorbitant profitability from financial transaction has resulted into the expansion of the monetary aggregates in financial marke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lower tax burden fo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tax law of most states and believes there is not legitimacy to provide tax incentive or even exempt to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he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re becoming speculative place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ollect the similar tax on the financial transaction with industrial sector, so that the diversity of profitability ratio between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sector can be decreas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sections in modern economics should develop in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that,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the tax competi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should be avoided since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 substituted for one another.
金融服務行業稅收優惠政策范文6
摘要：當前，全球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在全球貿易總量中的比重不斷擴大,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作用日益提高，發展服務貿易成為各國關注和競爭的焦點。加快服務貿易發展是提高我國對外貿易水平、參與國際分工能力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是我國面對新形勢做出的戰略選擇。
關鍵詞：服務貿易;政策；選擇
服務貿易發展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的重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體現，是提高我國對外貿易水平、參與國際分工能力的重要舉措。當前，全球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在全球貿易總量中的比重不斷擴大,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作用日益提高，發展服務貿易成為各國關注和競爭的焦點。加快服務貿易發展，進一步發揮服務貿易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我國面對新形勢做出的戰略選擇。
一、發展務貿易急需更好的政策環境
國務院在《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中，提出了未來幾年服務貿易發展的目標：到2010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目標是4000億美元，年均增長20%；力爭提高服務貿易出口在我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在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穩步提高。
（一）我國服務貿易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1.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國家的戰略選擇和政策選擇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快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把發展服務業上升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為發展服務貿易創造了基礎條件。
2.世界經濟結構形成以服務經濟為高端，以發展服務貿易為重點，以服務業加快轉移重組為特點的新形勢
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從制造經濟為主向以服務經濟為主的轉變過程，全球產業結構加快升級，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大大快于貨物貿易的增長，國際投資更加傾向于服務業等因素，新一輪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以服務外包和承接服務外包為重點，將推動世界服務貿易穩定快速增長。
3.我國近幾年服務貿易已經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面臨著加快發展的最好時機
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達12165億美元，服務貿易出口和進口分別位于全球的第七位和第五位，其中出口超過意大利，進口超過法國和意大利。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全球占比分別為37%和42%。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各國對中國的開放，將使中國的服務貿易企業獲得更多的市場準入機和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同時，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部分新興服務貿易領域加快發展，出口增速正在趕超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已具備了快速發展的條件。
（二）我國的服務貿易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1.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領域還占據著主導地位
發達國家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全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75%以上，其中美、英、德三國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30%左右。很多發達國家制定了加快服務貿易的發展戰略，建立了完善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立法機構、主管部門、中介機構有機協調。發達國家利用其服務貿易水平領先的優勢，通過各種多雙邊談判要求世界各國開放服務貿易市場，以此來擴大服務貿易出口，服務貿易的國際規則，成為WTO新一輪談判以及區域性經濟合作談判的主要議題。在發達國家，服務貿易越來越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集聚，服務貿易也處于世界服務貿易的高端，創造了較高的價值和附加值，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
2.來自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日趨激烈
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紛紛調整發展戰略，加快服務貿易發展，服務貿易整體出口競爭力逐步增強，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尤其在當前國際形勢下，這些發展中國家承接服務外包與離岸服務貿易的能力迅速提高，使服務貿易的世界格局正發生著變化和調整，成為當今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和轉移中一個新特點。
在服務貿易全球自由化的大趨勢和全新的開放環境下，我國服務貿易仍處于起步階段，總體上仍比較落后，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我國服務貿易存在著層次低、承接服務外包的能力不足、服務貿易部門結構不平衡、市場和地區發展過于集中、統計體系不健全、管理體制亟待完善等問題。這與發達國家和世界整體水平，與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與國家的戰略目標實現都有較大差距，需要采取積極措施，創造更好的政策環境，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充分利用我國各方面的要素資源，推動我國服務貿易加快發展、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二、推動服務貿易發展的政策選擇
總結近幾年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做法，分享發達國家發展服務貿易的經驗，把發展服務貿易上升為國家戰略，制定并實施推動其加快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改善服務貿易結構，擴大服務貿易規模，提高我國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能力，提升服務貿易的質量和效益，推動服務貿易持續健康快速發展，這是新時期對外開放戰略和產業調整的重要內容，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迫切需要。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政策調整：
（一）研究制定更高水平的全國和地方服務貿易發展規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和《商務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經過充分研究和討論，2006年我國出臺了服務貿易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間我國發展服務貿易的發展目標、發展重點和政策措施，對推動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起到重要推動和引導作用。為了滿足加快服務貿易發展的迫切要求，需要盡早研究制定國家“十二五”時期服務貿易發展規劃，提出新的更高的發展目標、發展重點和政策保障。我國必須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戰略思維研究和制定規劃，根據近幾年服務貿易規模速度顯著擴大的實際，確定快于“十一五”期間發展的目標。建議到2015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7000-8000億美元，年均增長20%以上，使服務貿易出口我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在世界服務貿易出口中的比重顯著提高。同時，應提出優化服務貿易結構的方向和比重，提高現代服務業在服務貿易中的比重。與此同時，組織各地根據國家服務業發展主要目標，研究制訂本地區服務業發展規劃。經濟發達的地區可以適當提高服務貿易發展目標，有條件的大中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成服務貿易能力，服務貿易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應先于全國和各地綜合規劃，力爭在國家和地方制定“十二五”規劃時，將服務貿易作為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加快貿易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工作任務。21寫作秘書網
（二）研究制定更加優化的發展服務貿易指導目錄
目前的國家產業發展目錄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貨物貿易上，應該根據貿易結構調整的需要，抓緊細化、完善服務貿易發展指導目錄，明確行業發展重點及支持方向。要根據服務貿易所具有的特殊性，針對其離岸貿易的可貿易、跨度大、領域廣、以創意和高技能、高知識的特點，分門別類地調整和完善服務貿易相關的產業政策，認真清理限制服務貿易產業分工、業務外包和承接服務外包等影響發展的不合理規定，逐步形成有利于發展服務貿易的產業政策體系。在國家“千百十”工程的基礎上，具有發展基礎和經驗的地方，要立足現有基礎和比較優勢，制訂并細化本地區發展服務貿易的指導目錄，突出本地特色，發揮更大的積極性和帶頭作用，使我國在“十二五”期間形成幾個象印度班加羅爾那樣的服務貿易基地。特別是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和中部人力資源密集的地區，在“騰籠換鳥”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中，應把發展服務貿易作為重要戰略。通過服務貿易產業指導，促進服務貿易結構不斷優化，提高我國具有明顯競爭優勢的運輸、旅游等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的水平，促進出口繼續擴大。提高計算機信息服務、通信、保險、金融、文化創意、專有權使用費、特許費、咨詢、廣告等新興資本技術密集型服務占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力爭到“十二五”末期服務貿易達到進出口平衡，改變我國長期處于服務貿易逆差的局面。
（三）研究制定更為開放的服務貿易發展戰略
順應世界范圍內服務貿易發展趨勢，推動服務貿易多層次發展，不斷提升發展質量和水平，就必須使服務貿易領域形成更加開放的格局。修改完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在優化結構、提高質量基礎上擴大服務業特別是服務貿易利用外資規模。吸引包括新建、并購、風險投資在內的多種服務業跨國投資，擴大在通信、保險、金融、計算機信息服務、文化創意和商業領域利用外資的規模，帶動我國服務水平整體提高，國際服務外包承接業務量明顯增加，國際服務貿易市場開拓能力大幅提升。提高已經建立的國際服務外包基地規模和水平，引導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培訓中心，向我國大規模轉移服務外包業務。吸引外資能力較強的地區和開發區，要注重提高層次和水平，積極向研究開發、現代流通等領域拓展，充分發揮集聚和帶動效應。
要加快實施服務貿易“走出去”戰略，推動以商業存在模式為主的服務貿易發展。為發展開放型、走出去的服務貿易創造良好環境，研究采取具體措施，為服務企業“走出去”和服務貿易出口服務。一是積極發展境外服務貿易集群或合作區。鼓勵發展貿易采購分銷、物流航運、研發設計、遠洋運輸、現代物流、金融保險、法律服務、知識產權服務、信息咨詢、人力資源、留學居住、休閑旅游等境外服務，形成幾個境外中資服務企業集群或服務貿易合作區。二是有序促進自然人移動模式下的服務貿易出口。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密切跟蹤國際市場需求動態，鼓勵中醫藥、中餐、漢語教育、文化、體育、對外承包工程等領域企業和專業人才“走出去”提供服務，擴大醫護人員、律師、教師、廚師、農技、建筑、制造、空乘、海運、醫護、農林牧漁等領域人員外派規模。三是加大高技術含量的現代服務業貿易在國外提供服務的能力。順應科技進步和全球產業結構調整趨勢，穩步擴大信息產業、教育、生物、環保、計算機、電信、金融保險、法律、現代流通、旅游等領域的服務貿易出口。增設境外經營網點和分支機構，獲得國際知名品牌、先進技術以及營銷網絡，增強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四是鼓勵優勢企業到境外設立機構。以優勢服務業和大型企業為依托，鼓勵各類有實力的企業和機構到境外從事銀行、保險、證券、期貨、基金管理、電子信息、旅游、教育、文化傳媒和中介服務。五是國家各部門應盡快形成支持保障服務，提供各方面幫助。納入國家有關專項資金扶持范圍，并盡快簡化出入境手續。在嚴格控制風險的基礎上，積極支持國內有條件的金融企業開展跨國經營，為我企業參與國際市場服務貿易競爭提供金融支持，對軟件、流程外包等服務貿易等出口開辟進出境通關“綠色通道”。
（四）研究制定更為有力的支持服務貿易發展的具體政策
著眼于全面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構建充滿活力、特色明顯、優勢互補的服務貿易發展格局，就要認真研究制定促進和支持服務貿易發展的具體政策，象當年支持貨物加工貿易一樣支持服務貿易。
1.進一步擴大稅收優惠政策
國家應通過稅收政策，鼓勵和支持服務貿易發展，借鑒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采取適用于服務貿易的稅收鼓勵政策。按照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有關規定，支持服務貿易企業進行服務產品的研發，企業實際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按有關政策規定享受所得稅抵扣優惠。在蘇州工業園區開展鼓勵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發展所得稅、營業稅政策試點的基礎上，應盡快擴大軟件開發、信息技術、知識產權服務、工程咨詢、技術推廣、服務外包、現代物流等鼓勵類生產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試點，取得經驗后在全國推廣。在服務貿易領域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試點，促進自然人移動模式下的服務貿易出口，對吸收就業多、不占用資源和無污染排放的服務貿易企業，應按照其吸收就業人員數量和創造服務貿易的貢獻給予補貼或所得稅優惠。對國家鼓勵發展的服務貿易重點領域內的投資項目，在規定范圍內，進口自用設備及其按照合同隨設備進口的技術及配套件、備件，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2.實行有利于服務貿易發展的城市規劃和土地政策
根據我國發展服務貿易的戰略需要，國家有關部門在制定城市規劃和調控土地規劃計劃時，應對發展服務貿易留有充分的空間，年度土地供應要適當增加服務貿易發展用地，特別是保障國家級服務貿易承接基地的用地。各地區制訂城市總體規劃也要充分考慮服務業發展和服務貿易發展的需要，中心城市應逐步實行土地上的產業替代，遷出或關閉市區污染大、占地多等不適應城市功能定位的工業企業，退出的土地優先用于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支持以劃撥方式取得土地的單位利用工業廠房、倉儲用房、傳統商業街等存量房產、土地資源興辦信息服務、研發設計、創意產業等現代服務業，發展服務貿易。
3.加大金融對服務貿易發展的支持力度
鼓勵各類金融機構開發改進對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產業政策的服務貿易企業的金融服務，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加快開發適應服務貿易企業需要的金融產品。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服務企業通過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債券等多渠道籌措資金。修訂和完善有關股票、債券發行的基本規則以及信息披露制度，要充分考慮服務貿易企業的特點。符合條件的服務貿易企業集團設立財務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應該優先得到支持和批準。各類金融機構對符合條件的服務貿易給予貨物貿易同等便利，改進服務貿易企業外匯管理，保證合理用匯。抓緊建立中小服務貿易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搭建中小企業融資平臺，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和地方扶持中小企業發展資金，要給予服務貿易鼓勵類企業重點資助或貸款貼息補助。加大技術引進和創新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在業務范圍內應積極開展涉及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貸款業務。保險公司在國家出口信用保險政策范圍內，積極創造條件，為服務貿易出口項目提供保險支持。簡化服務貿易對外支付手續，鼓勵服務貿易企業境外投資。4.加大財政對服務業發展的支持力度
中央財政和中央預算內投資在繼續安排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和服務業發展引導資金的基礎上，根據財政狀況及服務業發展需要逐步增加，重點支持服務業關鍵領域、薄弱環節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立和完善農村服務體系。整合服務領域的財政扶持資金，綜合運用貸款貼息、經費補助和獎勵等多種方式支持服務業發展。加大對國家級軟件出口基地和產業基地的資金投入。中央預算內投資要加大對規劃內重點服務業項目的投入，同等情況下優先支持服務業項目。有關部門應利用現有渠道繼續加大對服務貿易出口的資金支持。鼓勵國外資本、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加大對發展服務貿易的投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通過多種方式籌措資金。地方政府也要根據需要安排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和引導資金，有條件的地方要擴大資金規模，支持服務業發展。
5.加大對服務貿易領域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
鼓勵服務貿易企業實施服務品牌帶動戰略，培育發展知名服務貿易品牌，達到國家有關規定的和市場認知程度的，應將其納入中央外貿發展基金等國家有關專項資金扶持范圍。大力支持服務貿易企業開展自主品牌建設，鼓勵企業注冊和使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商標。鼓勵服務領域技術創新，按照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抓好服務貿易、現代服務業發展共性技術研究開發與應用示范重大項目。建立一批研發設計、信息咨詢、產品測試等公共服務平臺，建設一批技術研發中心和中介服務機構。對服務貿易領域重大技術引進項目及相關的技術改造應提供貸款貼息支持，對引進項目的消化吸收再創新活動應提供研發資助。在政府采購中，應優先支持采用國內自主開發的軟件等信息服務，進一步擴大創業風險投資試點范圍。探索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投入服務貿易領域知識產權交易活動，符合規定的應享受創業投資機構的有關優惠政策。鼓勵服務業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整體素質和競爭力，不斷進行管理創新、服務創新、產品創新。
三、抓緊建立和完善服務貿易發展的基礎工作
（一）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社會化統計體系
科學有效地開展服務貿易統計工作，為國家制定服務貿易政策提供數據信息服務。加快建立科學、統一、全面、協調的服務貿易統計調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完善服務貿易統計調查方法和指標體系，建立政府統計、行業統計、企業統計和社會抽樣調查互為補充的服務貿易統計調查體系，健全服務貿易統計信息制度。建立中國服務貿易統計制度、建設中國服務貿易統計數據庫系統、權威統計數據和深入開展服務貿易統計分析，為國家制定服務貿易規劃和政策提供依據。
（二）建設服務貿易統計數據庫系統
建設中國服務貿易統計數據庫系統，是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基礎工作。要通過開展服務貿易進出口運行狀況的分析，掌握服務貿易發展的總體趨勢；開展分行業的國內外服務貿易狀況分析，引導服務貿易結構及時調整和優化升級；進行企業發展和運行態勢，及時調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確定新的政策選擇；對于雙邊服務貿易和多邊服務貿易的統計分析，把握服務貿易國別（地區）市場發展的重點。建立全口徑、多層次的、實時的服務貿易統計數據庫，其價值不在于數據堆積，而在于數據庫的分析產品的生產。目前，商務部已經不定期服務貿易進出口分析報告、行業分析報告和國別（地區）市場分析報告等，對推動服務貿易起了很大作用，隨著國內外服務貿易統計信息的收集、展示、預警、分析與構建基礎性平臺的建立，我國服務貿易統計工作規范化和制度化，服務貿易信息資源必將得以較好地開發與利用，為國家制定政策、進行宏觀經濟管理和國際交流與談判提供數據支持。
（三）加快推進服務貿易政策透明化
建立更為完善和迅捷的服務貿易信息服務體系，使服務貿易政策透明化，是發展服務貿易的必要條件。建設和提高服務貿易指南網站的水平，為國內服務貿易出口企業和海外進口商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務，特別是適時公開、公布和解讀服務貿易政策。應建立以國務院有關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駐外使領館為主體的境內外服務貿易支持網絡和服務支持體系，為中外服務貿易企業的交流合作提供信息服務和必要的政策支持。這些網絡支持和服務支持體系，要向所有服務行業、企業和自然人公開，使在世界各地的服務貿易經營者，都能獲取最新的和準確的政策信息。
（四）制定與國際接軌的中國服務貿易標準化體系
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必須抓緊研究制定符合國際標準和慣例的服務貿易標準體系，提高標準的整體水平和透明度。制定服務貿易標準，重在引導我國的加工貿易形成先進的經營方式、先進適用技術、管理理念和經驗，要充分借鑒和利用境外在服務貿易中的經驗和做法，加快形成服務貿易出口企業開展國際安全認證、質量認證、環保認證等標準。同時，鼓勵企業從國際上獲得更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資格，為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提出更高的目標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