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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的意義范文1

關鍵詞：經濟增長 制度變遷 關系

目前國內外關于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辯證關系研究的現狀

關于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的關系，國內有些學者做了不少分析。其中將制度變遷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之一是許多學者的共識。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還有的從制度變遷歷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經驗，肯定了制度變遷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一些學者以制度學派的制度變遷理論為基礎將制度變遷作為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之一并對之進行量化分析，以我國為例闡述了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由此得出一些改革的建議，認為制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相當大。在西方一些經濟學家也已有所討論。庫茲涅茲在關于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上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的統計資料基礎上對促進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進行了綜合分析，從數量上和結構方面對經濟增長的趨勢作了說明。他發現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不斷擴大的供應它的人們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經濟商品的生產能力有著長期的提高，而生產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進基礎上，并且進行先進技術所需要的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發展經濟學家和制度學家阿瑟劉易斯則從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出發，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制度促進還是限制經濟增長，要看它對人們的努力是否加以保護，要看它為專業化的發展提供多少機會和允許有多大的活動自由”。新制度經濟學，更是將制度視為研究的重要變量。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諾斯發展出了一種把現代化經濟增長的起源和制度聯系在一起的理論。在諾斯看來在經濟增長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遷，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產權制度體系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的辯證關系之我見

（一）、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的作用不明確

制度變遷是新制度產生、替代或改變舊制度的動態過程：作為替代過程，制度變遷是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為轉換過程，制度變遷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產生過程；作為交換過程，制度變遷是制度的交易過程。因此，制度變遷作為揚棄或創新是對現有激勵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變，具有動態性。而制度有優劣好壞之分，好的制度結構促使人們做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事，不好的制度結構則促使人們做不利于經濟增長的事。也就是說，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給人以激勵，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反之，則是經濟的桎枯。

（二）、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是直接動力還是間接動力認識并不統一

一個經濟系統的增長能力是有經濟系統的基本生產要素決定的，即由資本、勞動力及技術水平所決定，這些要素決定了生產的可能性邊界。經濟制度決定了經濟活動的激勵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才從而決定能否將產生推進到生產的可能性邊界。一個好的制度系統通過對技術進步、勞動力發揮、資本數量和效率作用，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一個有效的制度安排減少了對他人創新進行免費搭車的動機，是技術發明創新者進行創新和發明更有利可圖。同時激勵了人們對技術的投入，也可以引進國外更先進的技術，同樣，資本的數量和效率也受制度的影響，如我國改革開放政策保護了外國資本效益從而促進了資本涌入。而從產權角度來說，在排他性產權中效率高于非排他性產權的效率，同時，制度的安排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勞動力發揮的程度，制度的演進更能激勵勞動力，從而帶動經濟增長。如果一個社會生產已經達到生產的可能性邊界，資本、勞動力及技術水平等已經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制度變遷和創新也不會帶來經濟的再次增長。

經濟制度的意義范文2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比較制度分析；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

新制度經濟學在面對新古典經濟學時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論過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這使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面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現實性與理論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認知方面的假設條件，可以更貼近現實世界，但會導致新古典理性選擇范式的失效，難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論；如果堅持較為嚴格的假設條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釋制度的形成和演變；二是研究缺乏歷史性與社會性，即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為人所處的歷史情景和受到的社會約束。這兩大問題阻礙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反思，新制度經濟學家已經開始了將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認知模式納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進行了一些降低歷史和社會約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嘗試，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為代表的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簡稱為CIA)在這方面的工作最為引人注目。

無獨有偶，政治學家們也遇到了與新制度經濟學家類似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也因其反現實、反歷史和反社會而受到批評。“反現實”，即假設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過于簡化，具有Hall(1996)所說的“無情的優雅”；“反歷史”，即忽視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選擇的影響，認為有效率的歷史過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種最佳解決辦法的過程；“反社會”，即忽視個人身處其中的社會關系對制度產生和變遷的影響。這些問題使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解釋現實政治世界時遇到了很多困難，比如無法解釋無效率制度的存在、對不同制度之間的共時互動和歷時互動也無力駕馭等等。面對這些與新制度制度學相似的問題，政治學領域興起了歷史制度主義(HI)和社會學制度主義(SI)。

本文將從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響行為、制度如何變遷、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在制度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的新發展(CIA)與政治學領域興起的HI和SI進行比較，希望通過這種學科間的對話與交流思考如何推動制度研究的深入發展。

一、制度及其對個體行為的影響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觀

在CIA中，青木將制度概括為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其中“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為博弈規則；格雷夫認為制度是由規則、信念、規范和組織構成的系統。雖然表述形式有差異，但從本質上講，他們都將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參與人相互博弈所達成的均衡。他們認為任何一項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強調它們之間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與信念和規范相一致的規則，才是當事人有激勵遵守的規則，才能成為制度系統的一部分；同樣地，只有與行為協調一致的信念和規范才是制度系統的組成部分。

HI和SI也強調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還包括文化、規范和慣例等非正式規則。其中，SI的制度定義更加寬泛，他們將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僅包括正式的規則、程序或規范，而且還包括象征系統、認知模式和道德模板。與CIA將任何一項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構成的系統不同，HI和SI用“兩分法”的眼光來看待制度，人為地將制度區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們在研究時各有側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關注非正式制度。另外，與CIA將制度看作平等參與人博弈的結果不同，HI特別強調權力和資源的不平衡分配，將制度視為不平等的政治集團之間斗爭的產品。同時強調制度在各社會集團間不平等地分配權力的方式，認為制度給予不同集團的接近決策過程的機會大小是不一樣的。SI則忽略了各方行為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權力沖突。

(二)制度如何影響行為

在CIA看來，參與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過既協助又制約的方式影響參與人的行為以實現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個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幫助理性有限的參與人節約決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過為參與人提供關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協調他們的信念，從而控制著參與人的行為決策規則。在多種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導著參與人朝著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動。格雷夫還進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響行為方面發揮不同的作用，“規則”提供共享信息并協調行為，“信念”和“規范”提供遵循規則的激勵，“組織”產生并傳播規則。

SI和HI則認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參與人的偏好。在他們看來，制度不僅提供信息和認知模板，還影響著行為者的身份認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經過制度過濾后才被構建出來的。“通過創造新的行為者及身份感，通過給行為者提供成功與失敗的標準，通過構建關于恰當行為的規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個人的偏好并構建了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在HI看來，個人行動遵循的是“最優標準”還是“滿意標準”，是受理性驅使還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驅使，要視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構造了政治的情境，決定了行動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為假設與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一)行為假設：薄弱的理性還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認理性是有限的，在他們看來有限理性不僅包括有限信息，還包括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認為個體參與人不可能具備關于博弈規則的完全知識，也不可能對其他人的策略決策和所處的情景做出完備的推斷。相反，他假定每個參與人只擁有關于博弈結構的有限的主觀認知，這些認知來自過去的經驗，只有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認知出現內部危機時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則上承認無論是信息還是認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實際研究中，為了能夠運用古典博弈論(該分析框架假設參與人的決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參與人擁有信息的有限性，認為社會規則能夠為參與人提供信息和協調，幫助他形成關于他人行為的預期，回避了參與人認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與以往的新制度經濟學將有限理性等同為有限信息相比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來，他們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種薄弱(Weak)的理性觀。所謂薄弱的理性觀，是指他們忽視了制度在塑造個人理性過程中的作用，把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研究的先驗性前提。與薄弱理性觀相對應，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觀，即認為制度塑造了參與人的理性(不僅包括信息和認知，還包括追

求的目標)。如SI認為個體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構出來的。他們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設下去談理性選擇，而是在選擇行為是有目的和有意識的意義上來討論它。在HI看來，除非已知相關情境，否則任何關于“自利行為”的廣泛假設都是無意義的。我們需要一個基于歷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們力圖最大化的東西，以及為什么他們強調特定的目標甚于其他的目標。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還是非均衡的

在對制度變遷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側重點有差異：前者強調制度之間共時性和歷時性關聯，致力于提供一個分析經濟整體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的統一框架；后者更傾向于比較不同經濟體中具體制度安排的差異，或研究某項具體的制度安排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遷。但是，CIA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他們看來制度變遷就是從一個博弈均衡到另一個博弈均衡，是“沿著均衡點的演進”。他們致力于解釋從新均衡到舊均衡的過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連接起來。即使在分析整體性制度安排時，青木也堅持均衡觀，他認為各個博弈域的制度之間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機的制度系統；整體性制度的變遷，是各種不同制度之間相互關聯方式的變遷。

HI和SI強調制度變遷是多項制度共同演化的過程，分析各種組織和制度如何相互關聯塑造制度變遷的過程乃至結果。其中HI特別強調多項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質疑將某一項制度安排從整個制度結構中分離出來單獨研究的方法，認為必須將其放在更廣闊的情景(制度結構)中。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與青木相似。與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設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夠互相適應，形成彼此一致的整體。制度之間可能存在矛盾，為行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為邏輯。同時，他們也不贊成用均衡觀來看待制度及其變遷，認為“制度本身是政治沖突和選擇的有意或無意的結果”，相應地，制度變遷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充滿了偶然性和無效率現象的歷史過程。歷史過程不會產生均衡，它會產生獨特的、但是次優的結果。

(三)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在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這一問題上，CIA強調制度自身發展的累積性影響，給出了制度變遷的內生性解釋。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內生規則下，重復博弈的累積性后果可能導致資產、權力和社會角色分配的不平等，當不平等累積到臨界規模時，就會引發內生的制度變遷。在對制度變遷機制的具體研究方面，CIA內部存在差異。青木對制度變遷機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濃，特別強調認知能力有限的個體與制度之間的正負反饋：制度為個體行為提供信息，同時又對個人的行動決策施加“人為約束”；參與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證著制度，或在外部沖擊和內部累積性影響下調整主觀認知尋求新的行動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機。在格雷夫看來，制度變遷機制是多樣化的，可能有較強的理性選擇色彩，也可能有較強的演化色彩，取決于準參數(受現存制度影響而逐漸改變，如人口數量、貿易規模等)的性質：(1)如果準參數可被觀察到，它們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決策者可能意識到過去的行為不再是自我實施的，從而有意識地改變制度。通過公共決策有意識地選擇替代性行為、建立新規則，是制度變遷機制的常見表現。(2)如果準參數是不可觀察的、不確定的、不可識別的，制度變遷機制可能反映了個體愿意試驗和冒險偏離過去的行為，或擁有更多知識的個人出現，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權力不平等的參與人之間的沖突來解釋制度變遷機制。他們將制度演變過程分成制度存續的“正常時期”和制度斷裂的“關鍵時刻”。正常時期的制度變遷遵循著路徑依賴規律，各種政治力量之間保持著某種平衡；但是在“關鍵時刻”，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沖突結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強調制度變化是多種政治力量共同發揮作用結果，否認制度的可設計性，另一方面強調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終形成哪一種取決于政治沖突各方的力量對比，也會受到其它“干擾”因素(如觀念、信仰)的影響。在SI看來，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變遷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用“價值的沖突”來解釋制度變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價值與周圍社會價值之間的沖突。但是，制度的變化又不能簡單地歸因于環境的變化，因為“制度不是現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觀行為和動機的簡單反映，它們把歷史經驗也嵌入了規則、慣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過學習過程來確認和適應變化的環境，忽略了制度變化過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動者之間存在的權力沖突。總之，SI眼中的制度變遷是學習、適應、演化的結果，而不是有意識設計的結果。

三、歷史、路徑依賴與制度變遷

(一)歷史為什么是重要的

“歷史是重要的”，這已成為各流派制度主義者的共識。但在歷史為什么是重要的問題上，他們之間的意見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認為歷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歷史有助于精煉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當現存制度由于外部沖擊或內部累積性因素陷入危機，參與人不得不調整自己的主觀認知，修正對其他參與人行為方式的預期。伴隨著參與人在制度危機下尋求新出路的過程，至少有幾個潛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漸演化出來，相互競爭。究竟哪一種潛在制度最終成為預期收斂的聚集點，進而成為一種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過去的制度即歷史。格雷夫則認為歷史不僅有助于精煉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待精煉的潛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過去的制度影響著新制度的學習和試驗過程，影響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潛在的新制度傾向于與過去的制度相互關聯而不是嚴重地偏離它們。

HI則認為個體的偏好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釋的變量。歷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僅塑造了行為者的策略，而且還塑造了他們的目標和利益，通過建構政治情景影響政治結果。在HI看來，CIA存在的最大問題在于他們研究中的個人是抽象掉了時間和空間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驗給定的。雖然格雷夫也提出了歷史情景分析方法，但歷史情景的作用也僅限于使理論模型的構建更符合史實，至于參與人，不管處于中世紀的穆斯林社會還是處于正走在通向“西方興起”道路上的歐洲，都被先驗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歷史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

諾思認為歷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路徑依賴上，即規模經濟、技術互補性和網絡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就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從而形成對該路徑的依賴。實際上，過去的制度對現在的制度變遷的影響要復雜、深刻得多。格雷夫強調過去的制度影響現在制度的認知基礎，認為個人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進行選擇時會從過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認知的、信息的、協調的和規范的內容。其具體機制包括：(1)環境效應，指過去的制度構成新博弈的外生規則的一部分；(2)協調效應，指過去的制度為當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間進行選擇提供指導；(3)包含效應，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過去已經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還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過去制度，其細節會影響制度變遷的性質：強互補的“群”，制度變遷很難發生，一旦發生更可能是全面的變遷；多個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變遷也很難發生，一旦發生將是革命性的；制度間聯系較弱的“群”，變遷更可能是漸進的、局部的。

HI將歷史看作一個過程，通過追溯事件發生的歷史軌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考察過去對現在的影響。“過程追蹤”是HI研究制度變遷的核心方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對長時間的、大規模但進程緩慢的制度變遷的關注，比如民主化、工業化、國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發展等。如果在短時期內研究，一些變化緩慢的關鍵性變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從而被忽略掉。還有一些因果過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關聯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充分顯現，需要研究者在較大的時間跨度內進行研究。在歷史影響制度變遷的機制上，HI主要強調路徑依賴、時間序列和關鍵枝節點(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諾思所說的路徑依賴現象在政治過程中也廣泛存在，因為一旦某種制度固定下來之后，學習效應、協同效應、適應性預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變越來越困難。而且，由于政治領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權力的非對稱性、政治本身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領域的制度變遷顯示出更強的路徑依賴性。時間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之上的，自增強機制將某些選擇從政治選擇菜單上刪除掉了。關鍵枝節點，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機、多種潛在制度競爭的時期，最終哪一種潛在制度勝出將顯著影響隨后的制度變遷。HI認為抽象地討論多重均衡的精煉意義不大，重要的是識別、探究這些關鍵枝節點，將其放在所處的歷史情景中加以研究，這也是HI更為宏觀的研究視角的一大優勢。

四、意識形態、文化觀念和非正式制度

諾思在運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變遷時，遇到了以下主要問題：為什么多數國家沒有像西歐那樣產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為什么無效率的制度能夠持續存在?作為對上述問題思考的結果，他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引入了意識形態，在《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提出了路徑依賴理論，力圖解釋人類經濟制度的演變與停滯和無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徑依賴意味著“歷史是重要的”，強調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引入意識形態則體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們承認非正式制度(如習俗、慣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將意識形態(指行為人的主觀認知模式)和文化觀念(指共享的價值觀念)這些被新古典理論看作外生的變量帶人了制度研究的視野。這是因為非正式制度(或者稱為“規范”)根植于特定社會的文化觀念之中，深刻地影響到了行為人的意識形態。當我們沿著“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進一步，追問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過什么機制影響行為人的選擇，就不能不關注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否則就無法回答上述問題。現實中制度理論的發展體現了這一趨勢，除了諾思在20世紀90年代后轉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將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CIA將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分析框架的方式與他們的制度觀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統。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體現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過程中，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說，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正是通過影響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進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呢?CIA通常將文化觀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參與人協同修正意識形態來解釋制度變遷，將作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參與人之間策略性互動的內生性結果。具體的機制如下：每個參與人對于博弈結構都有自己的主觀認知，當他們基于自己的主觀認知選擇的行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時，他們的主觀認知將被行動共同決定的可觀察的事實證實，并作為未來行為決策的指南而不斷再生產出來。如果基于參與人主觀認知的行為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一種普遍的認知危機隨之出現，并引發人們尋找新的認知模式。在多樣化的新認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種能成為所有參與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參與人身處其中的文化觀念。文化觀念協調了眾多參與人的意識形態，為新均衡的實現提供了聚焦點。

HI和SI都強調文化觀念的重要性，這體現在他們寬泛的制度定義上。在他們看來，文化進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們“兩分法”的制度觀，即人為地將制度區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關注各種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歷史制度主義者堅持(正式)制度是產生政治結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觀念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等也是他們重點考慮的因素，他們尤其關注制度與文化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HI的中觀和宏觀視角，他們缺少像CIA那樣基于個人認知模式的微觀分析，微觀基礎的缺乏使HI不能夠提供文化觀念如何影響行為的更詳盡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們將文化本身也界定為制度，從僅僅將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態度和價值，轉向了將文化看成是為行為提供模板的規范、象征或劇本的網絡。通過將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響遠不止CIA所認為的協調參與人的意識形態、提供聚焦點那么簡單。他們認為人首先是特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該社會的文化觀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夠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樣的。也就是說，文化不僅影響個體的策略性算計，還影響著他們的基本偏好和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如果用博弈論的語言來描述的話(雖然SI并沒有這么做)，文化塑造了參與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博弈的結果。與CIA相似，SI也注重從微觀層面分析文化與行為的關系(雖然兩者的行為標準不同)。他們強調文化與個體行動之間高度互動和同構性的特征：當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規范展開行動時，個體會自然而然地將自己建構成為社會行動者，參與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并不斷地強化他所遵循的規范。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將經濟學領域內制度研究的最新進展(CIA)和政治學領域內最近興起的HI和SI進行了比較。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學科領域面對相似的問題——缺乏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做出的不盡相同的反應。他們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傳統的基礎上減輕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對不確定性、無知和錯誤預期的抽象和對歷史、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的抽象。這也體現了整個社會科學界共同關注的制度問題的最新研究趨勢。由于不同流派擁有各自的理論淵源，當面對相似的問題，他們所做出的反應很自然地呈現出了路徑差異。一方面，CIA堅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觀，始終把研究的理論性放在首位，強調對自己的命題提供“微觀的詮釋”；而HI和SI則堅持偏好內生和非均衡觀，注重研究的現實性，理論構建上相應薄弱，缺乏微觀基礎。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將歷史、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質上仍然是演繹的，而不是經驗的和歷史的；而HI和SI揚棄了政治學和社會學組織理論的傳統研究方法，主張用社會一歷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驗假設基礎上的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演繹方法，他們的研究在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方面都更強。除了上述差異之外，通過比較也可以看到各個流派在多個方面表現出了趨同性。如CIA更加關注各種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則更加強調為制度分析提供一種微觀行為理論；CIA認識到行為人在做出選擇時受到意識形態、文化觀念和從前的選擇的約束，HI和SI也意識到通過引入厚重的理性觀有可能實現與理性選擇理論的融合。

各流派之間存在的差異為將來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們之間的趨同則或多或少預示了制度研究未來發展的方向。本文認為：

(1)未來的制度研究將是跨學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個學科的內部完成。

(2)未來的制度研究不能單純地地依賴演繹法或歸納法，將演繹法和歸納法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一歷史分析可能成為未來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來的制度研究將著力在微觀行為基礎和宏觀制度結構之間建立起關聯。

經濟制度的意義范文3

81屆奧斯卡頒獎典禮被稱為10年來最為窘迫的一次，晚會預算被大為縮減，曾經光芒四射的明星們也不得不放低姿態。

與此同時，在全球直銷業界尤其是中國直銷行業，則完全是另一番風光。

在金融危機最為兇猛的2008年，安利實現了進入中國以來最高的業績，達到176億元，2009年安利繼續快速增長，200億元已經不再是夢想。就在2009年8月24日，安利北京分公司第10家店鋪――朝陽第二分銷中心，入駐北京CBD商業核心區，逆市擴張勢頭不減。

同樣是2008年，據完美公司總裁胡瑞連透露，完美在2008年全年納稅額達到8.6億人民幣，達到了其歷史最高點。據記者了解到，完美在2009年增長極快，創下其歷史最高業績幾成必然。

已經連續多年占據中國直銷企業業績前兩位的安利和完美，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堪稱完美，他們用成績放大了直銷行業的“特殊性”――逆境中強大的生存能力和適應能力。

快速增長的業績讓眾多傳統行業眼中的2009年寒冷之季變成了直銷行業的一場盛宴，直銷企業們強大的投資能力和人才吸收能力不僅讓其他行業側目，同時也為抵抗金融危機吹響了號角。

據不完全統計，從2008年到2009年，直銷行業在硬件方面的投資規劃超過了40億元。

當我們在為天獅總規劃投資達28億元的宏大健康產業園所驚嘆時，無限極耗資3億元在廣州拿下了富力盈悅國際半層樓，讓廣東的開發商們眼球流轉。

就業、投資、拉動內需，還有高達兩年4萬億的經濟方案，是過去一年多來中國與金融危機之間最為宏大的命題，在GDP中分量頗輕的中國直銷業，一方面默默地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另一方面又因金融危機而取得的快速發展得到了更多的關注。

2009年3月，天獅集團總裁李金元去到湖南長沙，就大型跨國企業如何成為應對金融危機、擔當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就業的“排頭兵”發表了看法，李金元說，尚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恰恰為天獅市場發展贏得了更廣闊的空間，為天獅企業“走出去”拓展市場、收購兼并不景氣企業創造了有利條件；金融危機迫使大企業紛紛裁員，也給天獅引進高層次人才提供了大好機會。

金融危機給了全球―個重新審視的機會，美國華爾街開始反思他們的金融精英是如何踏進自己設計的陷阱，中國在反思出口型經濟存在的巨大風險，而直銷行業同樣也在反思――“我們還有多少優勢和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從表面上來看，直銷行業的低門檻創造了最大化的吸納經營者的機會，但從更深層來看，直銷行業并不依附于過多的產業鏈才是在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的主要原因――直銷行業掌握了自己的銷售渠道、忠誠度極高的消費者、完善的人才培訓系統和管理系統，這是其他任何行業都不具備的優勢。

經濟制度的意義范文4

一、杜威“學生經驗”的性質

1．整體性

在《兒童與課程》中，杜威寫到：“兒童的生活是一個整體，一個總體。……兒童所關心的事物，由于他的生活所帶來的個人的和社會的興趣的統一性，是結合在一起的。凡是在他的心目中最突出的東西就暫時對他構成整個的宇宙”。[1]所以，學生的生活是一個整體，其經驗也具有整體性。杜威認為，如果在學校教育中機械地、生硬地傳授學科知識，就會使得學校教育和學生的實際經驗相脫節，從而產生矛盾。傳統教育就是這樣的，學生經驗從屬于學校里規定好了的、表現為事實和真理的課程，在學習過程中不允許學生表現出自身的活生生的生活經驗，學校教育因此而表現為僵死、機械、形式主義。但是，學生的經驗、學生的生活，以及學校課堂教學中的教材，以至于學生的情感、態度、智慧、行動能力等等，卻都是同一事物的各個部分，它們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強調學科的設置、教材的編寫、教學的過程及方法都必須與豐富的社會生活相結合起來。

2.連續性

經驗的連續性意味著每種經驗既從過去的經驗中采納了某些東西，同時又以某種方式改變未來經驗的性質。杜威曾經寫道：“經驗作為一個活動的過程是占據時間的，它的后一段時間完成它的前一段時間；它把經驗所包含的、但一直未被察覺的聯系顯露出來。因此后面的結果揭示前面的結果的意義，而經驗的整體就養成對具有這種意義的事物的愛好或傾向。所有這種繼續不斷的經驗或活動是有教育作用的，一切教育就存在于這種經驗之中。”[2]這充分說明了經驗具有連續性，并對未來經驗的客觀條件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杜威認為經驗的價值只能由它所推動的方向來評判。而教育者的任務就是指導學生明確這種方向，如果教育者不用其較為豐富的見識去幫助未成年者組織經驗的各種條件，反而拋棄其見識，那么他的比較成熟的經驗就毫無作用了。”[3]因而，教育要以學生的個體經驗為基礎、為中心，教育就是始于學生經驗的，并指導著學生朝著有價值的經驗方向發展，這就使學生獲得了發展。所以，學生經驗的連續性不僅僅是時間上、順序上的概念，它還包含著經驗的內容和方向的連續性問題。

3．交互性

杜威認為學生經驗始終是學生個體和他周圍情境交互作用的產物。認為“任何正常的經驗都是經驗的客觀條件和內部條件的相互作用。二者合在一起，或在它們的交互作用中，它們便形成我們所說的情境。”[3]他指出，傳統教育的弊病，不僅僅在于它著重控制經驗的外部條件即客觀條件，而更多地在于它對經驗的內在因素幾乎不予注意。在這里，經驗的“內部因素”包含了學生個體的經歷、體驗、智慧、情感、興趣、主動性等等。杜威提出這一原則，就是要求在教育過程中尊重學生的現有經驗，尊重學生的身心發展水平，重視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參與教學過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但是不能走另一個極端，不能只重視經驗的內在因素而忽視經驗產生的外部條件。交互作用原則同時也強調客觀條件即外部條件的重要性。客觀條件包含的范圍很廣泛，既包括物質條件，也包括精神條件。可以說，它是對學生發生影響的一切外在條件，它對于教育、對于學生的發展來說具有巨大的影響作用。在選擇、創造客觀條件時，必須顧及學生的內在因素，要根據學生的需要、動機、能力、興趣等多種因素進行合理的選擇與創造。總之，學生經驗是具有交互性的，學生經驗產生的內部因素與外部條件始終緊密地交互在一起，對學生的成長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4．發展性

學生經驗是學生個人在他生活的環境里，通過與環境的交互作用而獲得的。它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正在形成中的、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因而學生所獲得的經驗是不成熟的，它不是自明的，不是終極的，具有發展性。在《兒童與課程》中，杜威這樣寫道：“兒童現在的經驗絕不是自明的。它不是終極的，而是轉化的。它本身不是完成了的東西，而只是某些生長傾向的一種信號或標志。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僅僅限于兒童此時此地的表現，我們就處于混亂和被引入歧途，我們就不能理解兒童經驗的意義。”[4]因而，學生的經驗雖然很重要，但它是有局限性的，需要不斷改組或改造，所以，教育就必須扶持和滋養學生經驗。在教育中，要認識、理解、研究學生經驗，要對學生的各種經驗加以鑒別，根據學生經驗的不同特點給予指導和幫助，學生經驗就能得到不斷的發展。

5．思維性

杜威一直強調，沒有某種思維的因素便不可能產生有意義的經驗。經驗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包含著行動或嘗試和所經受的結果之間的聯結，把經驗的主動行動的一面和被動的經受結果的一面割裂開來，就會破壞經驗的極其重要的意義。而通過思維便能準確地、審慎地把所做的事和它的結果聯結起來。這充分說明，經驗里包含著思維，經驗具有思維性。一方面，沒有思維就不可能產生真正有意義的經驗。杜威認為，如果我們在碰到了許多的快樂或痛苦的事情之后，不知道去分析原因，不能把它與自己的活動聯系起來，那么，這只是偶然的事情。這種經驗沒有前沒有后，既無回顧，又無展望，這種經驗是沒有意義的。另一方面，經驗過程又是培養、鍛煉思維的過程。思維是由直接經驗的情境引起的。在經驗的過程中，學生會由于遇到某種情況而去思考，去尋找原因，這樣經驗就會逐步得到發展，而發展中的經驗就是思維，思維的開始階段就是經驗。思維就是把我們經驗中的智慧要素明確地表現出來。所以，經驗的過程又是思維的過程，經驗對訓練思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杜威“學生經驗”的現實意義

1．強調整體性的課程開發和設計

長期以來，我國的課程高度分化，通過教材呈獻給學生的是分門別類的知識，我們稱之為分科課程。分科課程概括性強，抽象程度高，使學生在生活世界中難以進行整合運用。并且從整體上脫離學生的生活和經驗，缺乏相應的生活意義和生命價值，使教學走入誤區，學生每天都沉浸在枯燥的邏輯演算和被動的接受學習之中。杜威指出學生經驗具有整體性，是指學生生活在一個統一、完整的世界里，他們的生活和經驗是具有統一性和完整性的。因此，新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應該充分考慮學生經驗的特點，具有統一性和整體性。

2．課程目標的設計更加關注學生的心理及現實生活需要

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長期以來目標都指向單一的認知領域，只重視“雙基”的傳授而忽視學生其他品質的發展；課程內容遠離兒童的生活世界，不能滿足學生心理的需要和現實生活的需要；教學方式單一，學生的主體地位受到漠視；教學過程缺乏生活的意義。難以培養學生應對社會生活的能力和社會責任感。杜威認為學生經驗具有連續性、交互性和發展性，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需要進行不斷改組或改造。要關注學生的心理需要和現實生活的需要，通過課程目標的設計來關注學生的需要，重建他們的生活方式。

3．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讓課堂成為學生的樂園

杜威認為學生經驗具有連續性和交互性，是學生主體與周圍環境的交互作用。所以他不僅充分重視學生主體的內部條件，即學生已經達到的身心發展水平，同時也非常強調學生主體活動的外部環境，他把這種外部環境稱作“客觀條件”。這種教學環境對學生的發展起著非常大的影響作用。所以，我們的教學要提供給學生良好的環境，這個環境既包括物質方面的，如先進的教學設備設施、寬敞明亮的教室、完整的實驗儀器、豐富的圖書等；還包括精神方面的，如和諧愉快的教學氛圍、協調民主的師生關系等等。

4．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

經驗具有思維性，經驗的過程又是思維的過程，而思維的開始階段就是經驗。所以，發展學生的智慧，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還必須從“動手”做起。動手能力強了以后，動腦的能力就會加強。杜威因此重視實踐課程，倡導“主動作業”的課程形態，以培養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眾所周知，我國傳統的課堂教學中，教師一直重視的是對知識的傳授，“高分低能”是人們對我們的學生普遍的評價。目前，雖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已歷經了好幾年，但還是存在著只重視學生的考試成績，而忽視他們的實際動手操作能力的現象。因此，在教學上應加強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使他們有機會把所學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做到“學以致用”，更好地實現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美]約翰?杜威.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趙祥麟等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經濟制度的意義范文5

關鍵詞：環境公益訴訟環境公益環境眾益

為了給環境損害后果的補救以及保護環境尋找可行的司法途徑，我國環境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紛紛把目標瞄向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但現有廣受關注的“環境公益”實際上并不是純粹的環境公益，其中包括兩類利益：因環境損害而遭受損失的廣大民眾的人身、財產利益（簡稱為“環境眾益”）和環境公益。這兩類利益之間有何關聯以及是否都能為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之獨立性提供堅實的基礎進而作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目的，仍是值得我們重新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環境眾益在本質上屬于傳統訴訟制度保護范圍

從表面上看，環境眾益和環境公益這兩類利益的損失都是環境損害的后果。環境眾益的損失因環境損害而產生，而環境公益的損失直接表現為環境要素的損害。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兩類利益在法律本質上是屬于同一類型的利益并受同一司法程序之保護。環境眾益的損害雖然受害者一般眾多，但其在法律本質上實為多個人私益的簡單相加，而非公益。環境眾益每個受害主體的利益份額從一開始就是明確清晰的，甲的＋乙的＋丙的＋……＋張三的≠公共的。

此外，與傳統的人身、財產利益的損害不同，環境眾益的損害是經過環境要素這一中間媒介而產生，但環境要素這一媒介只能說明致害手段的不同，而不能說明其對公眾人身、財產利益的損害結果與傳統侵權行為人直接造成對方人身、財產利益的損害結果有什么法律本質上的區別。如果采取法律訴訟的途徑對環境眾益進行保護，環境要素媒介這一致害手段的不同并沒有對保護人身、財產利益的傳統訴訟法律關系帶來本質上的變化。

雖然為保護環境眾益而進行的訴訟在客觀后果上確實能夠帶來保護環境公益的效果，但這并沒有改變環境眾益訴訟的法律本質。環境眾益訴訟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廣大受害民眾的人身、財產利益，本身并不是為了保護環境公益。很明顯，如果排污企業將廠址搬遷或將其污染物通過輾轉運送而排放到另外一個遠離原告方居住或無人居住的地方，此時環境眾益訴訟的目的就達到了，但此時排污企業對環境的損害毫無減少。所以，保護環境公益只不過是環境眾益訴訟的間接結果，其本身并不能夠帶領環境眾益訴訟駛出保護人身、財產利益的傳統訴訟理論與制度的界域。

二、環境公益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獨立性的基礎與目的

在環境公益遭受損害的現實中，其致害主體和受害主體都具有廣泛性，是所有的人。由于所有人的需求及活動而造成了環境損害的發生，所有人都是環境損害的致害人。在這種“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損害中，致害人和受害人在很多情況下是不能夠被特定化的，臭氧層空洞以及酸雨對人類造成的損害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責任感的主體可以把矛頭指向某個或某幾個典型的環境公益致害者而提訟以保護環境公益，但這種原告已經超出傳統保護私人人身、財產利益的訴訟法理論和制度所能允許的范圍。如果按照這種標準去要求為保護環境公益而進行的訴訟的原告，則根本無法確定“合法”的原告。

傳統民事、行政訴訟制度主要是通過對原告方的損害賠償來達到對其人身、財產利益的保護，但這絕對不能夠滿足保護環境公益的需要。環境公益一旦遭受損害，很可能就無法進行補償。環境損害直接客體即環境利益的價值不可衡量性以及后果的難以恢復性，直接決定了保護環境公益只能走預防的道路，而不能夠等到環境損害發生以后再進行救濟。由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有些環境損害已經在某個局部發生但人們還不能及時發現，導致這種長時性和廣泛性更加明顯。但是環境損害后果一旦顯現，往往就難以消除和恢復，甚至是不可逆轉性的。而事后補償的救濟是以損害結果的存在為前提，要求被救濟的損害可以量化，并且最重要的是被救濟的損害可以通過補償救濟得以恢復到無害的程度。這些很明顯都與生態環境損害的無法量化性和難以恢復性、甚至不可逆轉性相矛盾。通過事后的補償救濟去保護環境公益，最后只能導致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

雖然從最終意義上講，環境公益與個人的私益是相符合的，保護了環境公益就是對所有人利益的保護。但從目前的現實意義上來看，保護環境公益的行為大多都是與私人的經濟利益相矛盾，要保護環境公益，就必須對個人的私益進行一定的限制，使其不與環境公益相沖突。傳統行政訴訟法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個人權利免受行政公權力的侵害，但如果把純粹為了保護環境公益的行政訴訟納入到為了保護私人利益的傳統行政訴訟法中，由于二者的法律目的截然相反，難以保證傳統行政訴訟法律制度自身的協調一致性。

即使抽象行政行為最終會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但由于司法權本身的局限性，決定了無論行政訴訟的可訴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法院審查的只能是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于違法的行政行為責令行政機關做出或法院自己做出補救措施，對于合法的行政行為，法院則無權干涉。對此，保護個人利益的傳統行政訴訟制度無能為力。所以，傳統行政訴訟制度沒有足夠大的張力去容納為了保護環境公益而進行的行政訴訟，后者已經屬于新的訴訟制度。同理，專門為了保護環境公益而進行的民事訴訟也應屬于新的訴訟制度。

經濟制度的意義范文6

【關鍵詞】機械加工 質量控制 提升精度

機械加工的工件質量和精度主要是只加工后的零件表面和尺寸符合實際的要求，達到理想的程度。在生產過程中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勢必會產生制造上的誤差。一般情況下制造的精度主要取決于加工時的誤差，同時這些也最終影響著加工的質量。沒一個零件的幾何尺寸都是相對的，所以一半加工中所說的精度也都是相互位置上的尺寸精度和幾何形狀。相互位置精度在加工的過程中多數用來限制加工表面的基準位置誤差，比如零件的平行度，垂直尺寸，相對位置度等等。尺寸形狀的精度主要用來測量工件的表面誤差，一旦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就可以控制好加工零件的平面度，圓度和直線度等精度誤差。

對于所有的機械零件而言，質量的好會決定著機械產品的性能和最終的使用壽命。在機加工的過程中，由于各個方面的因素都會出現或多或少的加工誤差。比如說汽車的傳動軸，由于加工中刀具的位置出現便宜，都有可能讓產品出現誤差。只有加工出零件和實際的參數規格對比之后，才可以判斷這個零件是否在加工標準范圍之內，是否符合加工精度的要求。為了保證機械加工企業的長遠發展，必須提高機械零件的加工質量和加工精度，避免誤差的出現，從而提高零部件的合格率，也提高了企業使用的周期。本文就這些問題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討論。

一、影響機械加工產品質量和精度的幾個因素

所有機械及公眾，根據經驗都可以判斷出對于另加加工精度的幾個影響之處。對于零件而言，加工精度最終就決定了加工質量。所以加工中一般都對零件的誤差進行精準的控制，通過提升精度的方法來保證零件的質量。一般影響加工精度的大致有四個因素，分別是加工精度的定位誤差，工藝過程中出現的幾何誤差，加工流程中出現的加工誤差，由于零件應力分布造成的最終零件偏差。在機械加工中，我們要這四個方面分別加以控制，通過分析每種因素產生的根源才可以做到最有效的控制。

二、機械加工中的定位誤差控制

所有的設計基準都是通過零件圖來最終確定零件的某個尺寸和位置的。定位基準是機械加工的有效保證。所有的工序基準都是通過零件工序圖進行加工，從而控制好零件的表面尺寸。正常情況下所有的另加加工基準都是相同的。在加工中可以選取幾個工件的定位基準進行有效定位，保證設計基準之間的尺寸變化量。保證尺寸的變化在合理的范圍之內。除此之外，定位制造不準確也會影響零件的加工質量。一般在加工中，所有定位原件都有夾具的位置來決定，由于所有的夾具不可能完全按照零件的尺寸來制定，所有或多或多少的都會產生加工的誤差。只要這個誤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就不會影響最終的零件加工質量。定位副是由工件的定位面和夾具共同組成的，兩個機構之間也會產生相對誤差，這也就最終導致了整個定位副夾具的誤差。兩個構成部分的間隙誤差引起工件產生最大的位置變化，這樣的位置變化都是由于定位副不準確而造成的。

三、影響機械另加加工質量和精度的幾何誤差

加工工藝中的集合誤差一般都出現在加工的機床調整和刀具位置上，加工原理使零件在切削刃輪廓加工時出現誤差，這種誤差對加工零件的影響都是可控的，所以在指定加工工藝之初都將其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之內。在加工的過程中，機床的傳動也會纏身誤差，這就形成了機床的整體誤差，如果機床的導軌安裝的不夠準確，就會影響零件的加工質量。刀具的誤差一般都出現在刀具的安裝和刀具的切削這些環節。如果沒有控制好刀具的精度，就會出現精度的偏差，最終影響加工的零件尺寸。刀具，刀刃這些造成的產品精度問題直接影響著零件的加工質量，在加工過程中由于分批加工的原因要求對加工的工序及時進行調整，從而減小每一批次另加的加工誤差。

四、機械零件加工工藝引起的誤差

整個零件的加工工藝都會影響著零部件的加工精度，在加工的過程中難免會因為重力或者慣性等問題，造成零件的變形。從而破壞了零件和刀具之間的切削位置關系。造成了加工上的誤差。在加工的工藝過程中也會因為受力點的電話而影響零件的加工形狀，材質不均勻的地方也會因為硬度不同在加工的過程中造成對切削上的影響，所以在加工中就會產生誤差。當然，在整個加工的過程中，除了上述的種種原因，還有很多環節造成工藝系統的變形，最終致使加工的零件出現誤差。比如熱變形影響，也是造成零件加工精度不準確的主要原因。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機床在加工運動中出現的熱變形，第二，工件在加工的過程出現變形也會產生一部分熱量，第三，刀具的材料在熱變形過程中會出現體積變化，致使大部分熱量都集中在刀具的切削部分，所有這些都是影響機械加工質量和精度的因素，最終都會導致加工誤差的出現。

五、內應力分布引起的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