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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年度工作報告范文1

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集會，召開2006年度全市法院工作會議。主要是總結二OO五年度的工作，對評出的二OO五年度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進行表彰，對二OO六年的全市法院工作進行動員和部署。此次會議的召開，市委領導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今天，市委***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等領導親臨大會進行指導，***書記還要作重要講話，這是對我市法院工作的關心和支持，在此，讓我們用掌聲對各位領導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版權所有

今天的會議分為上午和下午兩部分。上午的議程有六項：一是由***副院長宣讀表彰決定，然后進行頒獎；二是由***副院長傳達省政法工作和綜治工作會議精神；三是由***副院長傳達市政法工作和綜治工作會議精神；四是由***院長作2005年度工作報告，對2006年度全市法院工作進行全面布署和動員；五是由***院長與各基層法院院長簽定廉政建設目標責任書、基層法院目標管理責任書和綜合治理工作目標責任書；六是請***書記給我們作重要指示。下午召開紀檢監察和民事審判工作會議，進行具體的工作布署。

現在大會開始。

一、大會進行第一項：由***副院長宣讀2005年度對全市法院的表彰決定……

下面進行頒獎……

第一組：請獲得＊＊的代表上臺領獎

第二組：

第三組：

二、大會進行第二項：由***副院長傳達省政法工作和綜治工作會議精神……

三、大會進行第三項：由***副院長傳達市政法工作和綜治工作會議精神……

四、大會進行第四項：由***院長作工作報告，大家歡迎……

五、大會進行第五項：由***院長與各基層法院院長簽定廉政建設目標責任書、基層法院目標管理責任書和綜合治理工作目標責任書。按照下列順序進行**********。

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書記給我們作重要指示……

同志們，今天上午的會議議程就全部結束了。我們這次會議，既是一次總結大會、表彰大會，又是一次動員大會、鼓勁的大會。剛才，聽了***書記的重要講話，使我們深受啟發，深受鼓舞，深受教育。***書記的重要講話，寓意深刻，在對我們2005年度全市法院工作成績肯定的同時，對2006年度的工作給我們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為我們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認真貫徹落實。院長的講話，在全面總結回顧過去一年全市法院工作取得成績的同時，對近一個時期以來全市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進行了客觀的分析，并對做好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具體而明確的要求。會后，各單位、各部門要認真傳達、貫徹好這次會議精神，使全市法院的干警進一步認清形勢，明確任務，振奮精神，鼓足干勁，為周口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下面我就會議的落實講三條意見：一是要及時召開全體干警大會，傳達全市法院工作會議精神。二是要遵照***書記對全市法院的工作指示，根據***院長對全市法院2006年度的具體工作部署，結合各自的具體工作實際，對照基層崗位目標責任制的要求，靜下心來，理清工作思路，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詳細的工作措施，并于＊月＊日前報中院辦公室。三是要切實按照這次會議精神和所制訂的措施抓好工作的落實。

法院年度工作報告范文2

一、依法履行監督職責

(1)根據全市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適時對帶有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的重大事項，依法作出決定或決議。

(2)審查年財政決算報告和市審計局關于年度財政預算執行及其他財政收支情況的審計工作報告；審查全市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聽取并審議慶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實施情況的中期評估報告。

(3)聽取和審議市政府關于全市廣播電視、節能減排兩方面工作報告。對年常委會發出的關于我市貫徹《甘肅省石油勘探開發生態環境保護條例》執法監督意見書和對市政府安監、交通、商務三方面工作審議意見書的落實情況進行督查。

(4)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科技進步法在我市貫徹實施情況開展執法檢查。

(5)開展三項調研，一項視察：一是對全市落實糧食直補、農機具補助等支農惠農政策落實情況開展調研。二是對全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使用情況開展調研。三是對全市法院系統落實司法救助和訴訟收費情況進行調研。四是組織代表對慶陽機場4C級改造擴建工程、西長鳳高速公路、慶陽石化搬遷改造、南小河溝調蓄水庫工程和華池縣城調水、慶城西川人飲、環縣南部人飲等重點工程項目建設情況進行專題視察。

(6)積極配合省人大做好各項調研、專項視察和執法檢查工作。

（7）制定常委會貫徹公開監督原則相關問題的規定，對監督議題確定、實施監督程序、研究處理情況、整改措施和結果等公開事項作出規范。

(8)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嚴把任職資格關、材料送審關和任免程序關，依法任免地方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二、認真做好代表工作

(1)舉辦市級代表及各縣（區）人大常委會代工委負責人培訓班；組織代表及人大工作者赴外地考察學習，參加全國及省人大組織的培訓、考察活動。

(2)聯系、協調“一府兩院”及有關部門向代表通報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常委會每次會議，安排縣區人大常委會負責人和2－3名基層市人大代表列席；常委會開展調研、視察和執法檢查等重要活動，安排適當基層代表參加；建立代表履職情況登記通報制度，做好代表聯絡服務工作，維護代表合法權益。

(3)召開市二屆三次人代會代表建議交辦會，落實承辦單位和辦理責任。選擇2至3件事關民生且有重要意義的代表建議，進行現場辦理。

(4)按照“分別受理、綜合分析、統一交辦、限期反饋、嚴格督辦”原則和“四個百分之百”的要求，規范市人大工作，落實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健全網絡，加大督辦力度。

三、積極開展人大宣傳

(1)發揮市人大理論研究會作用，開展專題研討交流活動；及時報道常委會主要工作和重大活動；配合省人大做好隴原環保世紀行采訪宣傳活動；積極參加省內、外人大工作研討交流活動。

(2)召開全市人大理論研究會二屆二次會議暨宣傳工作會議，總結年度工作，表彰獎勵理論研究暨宣傳工作先進集體和個人。

四、切實加強機關建設

（1）以建設“四型機關”（學習型、調研型、創新型、效率型）為重點，落實中心組及機關集體學習制度，認真學習十七大精神，學習憲法、地方組織法、監督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人大業務知識，努力提高常委會組成人員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履職能力和水平。

（2）推行精細化管理模式，進一步明晰工作目標，落實崗位責任制，完善考核程序，注重工作能力和業績。關心干部職工生活，組織開展文化、體育活動，營造和諧氛圍。

法院年度工作報告范文3

一、縣級人大對基層檢察院監督的現狀

目前，縣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基層檢察院的監督基本停留在“老三樣”上。一是檢察官人事任免。主要是縣人大全會對檢察長的選舉和罷免，縣人大常委會根據基層檢察院檢察長的提請，對基層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檢察員的任免；二是縣人大全會，聽取和審議基層檢察院年度工作報告；三是縣人大常委會最多每年一次，聽取和審議基層檢察院專項工作匯報。除此以外縣級人大與基層檢察院的聯系，就只剩下基層檢察院檢察長應邀列席縣人大常委會每年數次的例會了。

二、縣級人大對基層檢察院監督現狀的不足

目前縣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基層檢察院的監督僅僅停留在例行公事式的“老三樣”的淺層，導致縣級人大對基層檢察院工作監督職能發揮不充分，與基層檢察院聯系不多，對基層檢察院的困難和需求了解不深，對基層檢察院工作宣傳支持力度不夠。這樣既不利于縣人大充分發揮憲法賦予的對基層檢察院進行監督、促進基層檢察院公正廉潔執法的作用，又不能發揮人大權力機關權威性的作用，支持和幫助基層檢察院克服困難，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三、加強縣人大對基層檢察院監督支持的建議

筆者認為縣級人大對基層檢察院的監督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監督機制，在對檢察官的任后監督、檢察院的個案監督、檢察院的民行支持、檢察院的職能宣傳等方面大有可為。

（一）、加強對檢察官的任后監督。縣級人大常委會對檢察長提請任命的檢察官應該進行任后的跟蹤監督。建議縣級人大常委會例會每年組織對1位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或者檢察員進行述職評議。對縣級人大常委會任命的其他檢察官也應當要求其每年向縣級人大常委會提交書面述職報告。對那些社會反映比較大的檢察官，縣級人大常委會應當組織由人大常委、人大代表、政法系統、案件當事人和社會各界群眾代表組成的評議組進行評議。通過述職評議，促進檢察官發揚成績、認清差距、忠實履職、秉公執法，對評議結果較差的，應當進行批評教育。對連續兩次評議較差的，應當建議檢察長提請免職。

（二）加強對檢察院的個案監督。對基層檢察院辦理的發案單位或者案件當事人意見較大、辦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欠佳，或者法院判決無罪以及進行了國家賠償的錯捕錯訴案件，縣級人大常委會應該進行個案監督。由縣人大常委會內司委邀請部分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人大常委會法律顧問、部分人大代表、市檢察院人民監督員、基層檢察院特約檢察員、政法系統代表、案件當事人等組成評議組，聽取檢察院的個案匯報，進行認真評議，指出存在問題，提出改進措施，幫助辦案人員提升辦案水平。

（三）加強對檢察院的民行支持。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肩負著訴訟監督的職責，目前檢察院對審判工作的監督還缺乏剛性，失之于軟，審判機關愛理不理。特別是與群眾利益緊密相關的民事行政檢察工作開展還舉步維艱。在法律重大修改或者體制機制大變革前，尤其需要人大的大力支持。建議縣級人大對基層檢察院的民行檢察工作給予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通過縣級人大開會協調，以會議紀要或者文件的形式保證基層檢察院對審判法律文書的知情權、調卷權和審判委員會參與權，從而為基層檢察院開展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創造基本條件。

法院年度工作報告范文4

一是認識不清。監督議題是地方各級人大履職行權的“路線圖”和總綱目，是人大監督工作的重要載體。監督議題選擇的好不好、確定的議題質量如何？不僅關系到人大監督的方向和重點，更決定人大監督的實際效果。然而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人大在選擇確定年度監督議題的問題上，思想認識不統一，原則把握上有偏差。有的思維觀念陳舊落后，把常委會、主任會和專項審議與專題調研混為一談，概念不清，選題不準，監督議題、調研議題、工作安排“一鍋燴”，“胡子眉毛一把抓”；在征集遴選年度監督議題時，有的視野不寬，僅僅局限于人大相關工委對口聯系部門工作的“小圈子”，把議題選擇作為履行工作程序而已，既不重視匯集民意，又不嚴格依法篩選，甚至不動腦筋，等著上級人大常委會確定好監督議題后，再“依葫蘆畫瓢”，盲目性較大；有的仍然習慣按以往傳統做法，年度議題由人大各委室提出，經主任會議討論通過，印發常委會組成人員即可。對于選擇的監督議題程序上是否合法？確定的聽審議題是否和同級黨委、政府的工作合拍？是否關系區域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是否是事關群眾切身利益和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考慮的不深不細。

二是定位不準。依照有關法律規定，“一府兩院”是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的對象，縣區人大主要應圍繞 “一府兩院”及有關部門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和要求報告的專項工作來選定監督議題。但一些地方人大常委會每年在選擇監督議題時，定位不準，有的把本不屬于人大職權范圍的內容納入人大監督范疇，只滿足一般常規性的工作審議，忽視對政府依法行政和專項工作監督，或只重視對公、檢、法、司機關小范圍內司法監督，忽視對社會關切、群眾反映強烈、事關國計民生的熱難點問題的法律監督；有的年度監督計劃，既不安排專題輔導和法制講座，不審議決定重大事項，找不準法律切入點和工作結合點；監督的內容不是區域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社會反映強烈的難點問題和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甚至一些地方人大主次顛倒，各自為政，繞開“一府兩院”監督對象，直接把基層社區、鄉村、企業、學校一些工作錯誤地納入常委會視察聽審議題，盲目進行監督，造成監督“錯位”、“越位”，這樣的結果，勢必會消弱人大職能定位，造成人大工作偏離方向，權力機關的地位下降，給監督工作帶來負面影響。

三是選題不精。人大監督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方方面面，但縣區人大每年選擇監督議題不可能面面俱到、包攬一切，只能根據工作實際，精選一些監督議題，有計劃、有重點、有針對地開展視察調查和審議監督。而一些地方人大在選擇確定年度監督議題時由于顧及各方面工作的平衡，以及在具體操作中的難以割舍，年初工作安排確定的議題內容和一般性工作仍然偏多，聽審重要工作、決定重大事項少；一些地方人大不能堅持“抓大事、議大題、少而精、重實效”的原則，沒有把人大工作放在區域改革發展穩定工作大局中去謀劃，工作重點不突出。有的聽審議題陳舊老套，貪大求多，本末倒置、主次不分，順序排列錯誤，選擇的議題不是涉及面較窄、影響不大，就是偏離主線、沒有重點，缺乏新鮮感，實施監督效果不佳；有的視角不大，只盯一點，不顧其他，甚至一味強調監督議題口子越小越好，法律監督和工作監督重復交叉，一個部門、一項工作連年聽審，“換湯不換藥”，熱衷于吃“回鍋飯”。這不但不利于常委會集中精力抓大事、議大事，而且還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物力、財力，進行視察調研和專題審議，實施監督效果較差。

四是方法不活。按理說，地方各級人大由謀劃制定年度工作安排到確定審議議題，一般有啟動、征集、篩選、確定、公示、實施等六個環節，監督法更是特別強調要根據七個途徑反映的問題加以選擇和確定聽審議題，并要多方征集、篩選，征求同級黨委意見，與“一府兩院”有效銜接，經主任會、常委會后討論審定后加以確定。可實際上，這些程序步驟和工作要求在一些地方人大被人為減化或弱化，有的不傾聽民聲、不順應社會關切、不響應黨委要求、不回應“一府兩院”訴求，不征求人大代表意見，既不向社會公開征集，又不與有關方面溝通協商，更不認真篩選論證，集體研究決定，對外公示。聽審什么議題？具體監督“一府兩院”啥工作？全憑領導興趣愛好和個人情感，搞個人說了算，結果只能是“自編自演”、“自點自唱”、“事與愿違”。

五是機制不全。從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年度審議議題計劃的實踐看，主要是監督議題的征集機制、篩選機制、評價機制、公開機制不完善，有的法律雖有規定，但不夠具體；有的只有原則性要求，缺乏程序性規范。如法律規定，人大 監督應向社會公開征集、多方征求意見、充分討論協商、認真篩選論證、綜合分析評價、集體研究決定、對外公開。但具體怎么操作，規定的不夠明確；尤其是對未履行這些環節和程序選擇的監督議題是否合法有效？如何處置？對選定的議題經人代會或常委會通過后能否修改變動？中途根據情況變化和形勢需要，能否增添新的議題？等等問題，目前尚無一個既合理、又合法的解決辦法。

那么，如何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科學合理地選擇確定好人大監督議題呢？筆者認為：

一是要提高思想認識。監督議題是人大工作的重要載體，監督議題的選定，直接關系到人大常委會監督工作效果和質量，可謂人大工作的“總綱目”。正確選定常委會監督議題，對于人大服務地方經濟社會事業發展大局，監督“一府兩院”依法履職，促進人大有序監督，減少人大工作的隨意性、無序性、盲目性，提高地方人大常委會監督工作水平，都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因此，地方各級人大應把選擇確定好監督議題作為履職行權的基礎和抓手，創新思維理念，切實改變以往舊的傳統習慣和做法，科學合理地選擇確定好監督議題，才能把人大應有的監督職能發揮好。

二是要把握好工作定位。選擇確定監督議題是地方國家機關行使的一種權力行為，主要針對的是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專項工作，內容應涉及人大審議決定重大事項、重要人事任免，對“一府兩院”的法律監督和工作監督。因此，縣區人大選擇監督議題，必須按照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從大局著眼，從宏觀入手，突出“發展”主題、扭住“民生”核心，注意把區域改革發展穩定中的焦點、“一府兩院”工作中的難點、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作為監督重點，統籌考慮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等方面內容，科學合理地安排監督議題，真正做到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相銜接，與“一府兩院”需要集中力量推進的重點工作相銜接，與關系地方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問題相銜接，確保人大常委會會議所選擇和確定的議題，主要應是涉及本行政區域長遠的、根本的、重大的，并且是迫切需要人大審議決定的工作或事項；特別是監督的事項屬于事關最廣大人民利益或是某一社會群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而使監督議題符合黨委總體工作部署、切合地方發展大局、順應群眾愿望訴求，使人大監督更能把握全局、更體現民意、更符合實際、更具現實針對性。

三是要選準選好議題。“一府兩院”工作繁重，涉及面廣，人大的監督不能事無巨細什么都管，監督議題過多可能會給“一府兩院”工作帶來不便，甚至影響人大工作效能。所以，縣區人大選擇監督議題既不能偏離主線、貪大求多，又不能只盯一點、口子太小。在議題的確定上要按照 “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突出重點、講求實效”的原則，有計劃、有重點地選擇若干關系區域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依法實施監督；在議題選擇上，應堅持“少而精、抓大事、議大題、求實效”，多方匯集民意，選準工作重點，找準切入點，關注熱難點，適時將“一府兩院”在年度需要重點推進的工作和要求報告的工作列入人大常委會監督議題的主要選題，將社會關注的、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難點問題及時納入人大監督的范疇，促進“一府兩院”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改進工作；在議題內容上，應針對不同領域、不同內容科學安排監督議題，既要有專項工作監督，又要有法律監督；既要對財政預決算、重點項目建設、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代表意見建議辦理、普法決議貫徹執行等常規性工作做出安排；又要注意審時度勢，緊跟國家政策、緊扣黨委決策、反映人民訴求，突出黨委和政府中心工作以及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的工作；并參考上下人大工作情況提出初步監督議題，經主任會議權衡綜合后，作為全年監督工作內容列入常委會年度監督計劃，使確定的議題統籌兼顧，重點突出，更具針對性、操作性和實效性。

法院年度工作報告范文5

5月16日，省人大常委會代表與選舉任免工委邀請部分省人大代表參加省高級人民法院落實“三項承諾”實施意見征詢會。

“三項承諾”是省高院院長應勇在今年省人代會上所做的省法院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包括訴權保障、公正審判和判決執行這三項涵蓋法院主要司法工作和工作主要環節的承諾。具體指：努力做到不使有訴求的群眾因經濟困難打不起官司，不使有理有據的當事人因沒有關系打不贏官司，不使勝訴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因執行不力、不公得不到保護。

會上，代表們就省高院落實“三項承諾”的實施意見發表了意見和建議。并就實施意見的體例結構、重要詞匯概念、重要措施等方面的內容提出了中肯而切合實際的意見。代表們希望，“三項承諾”的組織實施，一要加大宣傳力度，使之深入人心、鼓舞人心，同時廣泛的宣傳又反過來能增強法院部門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把工作做好做細；二要花大力氣常抓落實、狠抓落實，注重實效，經過不懈的努力，出成效、見成效，提高我省法院司法工作水平。

麗水市出臺代表中心組活動指導意見

最近，麗水市人大常委會下發了《麗水市人大代表中心組活動指導意見》，要求該市人大代表各中心組完善代表活動組織形式，建立健全代表活動制度，不斷豐富和拓展代表閉會期間活動內容與形式，充分發揮代表在加快麗水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該意見包括組織代表學習、依法履行職責、密切聯系群眾、保障代表履職等內容。要求市人大代表各中心組要組織代表深入學習，堅持每次活動前學習制度；圍繞事關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組織代表開展視察、調研、執法檢查、評議等活動。代表活動以小組活動為主要形式，也可以中心組集中活動、若干小組聯組活動、各級代表混合編組活動。要以代表小組為單位，組織代表開展走訪基層單位、走訪群眾活動，加強代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幫助群眾解決一些實際困難與問題。試行一名市人大代表聯系若干名群眾制度，促進代表開展幫扶活動，發揮代表致富引路人與模范遵守憲法和法律作用。

為提高代表活動參與率和活動效果，該市人大常委會代表與選舉任免工委將建立代表小組活動檢查通報制度，市人大常委會將開展先進代表中心組、代表小組和優秀代表評比表彰活動。

余杭區設立鎮鄉街道人大辦公室

杭州市余杭區認真貫徹落實省委和杭州市委關于進一步加強人大工作的意見，近日區委下發《關于設立鎮鄉街道人大辦公室的通知》，決定設立鎮鄉街道人大辦公室并配備相應職級工作人員。規定鎮鄉街道人大辦公室與各鎮鄉街道黨政辦或黨務群團辦合署辦公，同時增設科級領導職數1名。

余杭區的這一舉措，將有利于鎮鄉街道人大職能的進一步發揮，支持和保證鎮鄉街道人大依法行使職權，加強基層的民主政治建設。

上虞市人大召集專家小組評審部門預算

5月16日，上虞市人大常委會召集部門預算專家評審小組，對民政、衛生、水利、計生等部門預算實行專家評審。這是繼去年嘗試對民政、衛生兩部門實行部門預算以來，上虞市人大常委會在深化預算監督上的又一重要舉措。

此次評審重要關注點是部門預算編制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是否符合市委、市政府工作重點和發展方向；預算安排的內容是否真實完整、充分可靠、細化到點，是否體現績效要求；保證預算實施的措施是否到位等。

評審專家組由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工委、市紀委（監察局）、市審計局、社會中介機構中高級職稱人士組成。評審組有權對部門預算審查內容提出質疑，要求相關部門提供預算安排的依據及資料，并對涉及的項目進行專題調研。根據規定，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工委負責召集專家進行評審，并將審查結果及時反饋市財政局。市財政局據此對部門預算內容再作修改、完善后，提交市人大常委會審議。

仙居縣人大執法檢查首次邀請專家參加

日前，仙居縣人大常委會開展安全生產法執法檢查。考慮到醫藥化工產業安全隱患較大、問題不易發現等特點，仙居縣人大常委會專門邀請醫藥化工行業兩名高級工程師參加執法檢查，這是該縣人大首次邀請專家參加執法檢查。

檢查中，兩位專家指出了醫藥化工行業在安全生產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同時針對部分單位安全生產責任主體意識和責任意識不夠強、安全生產管理機制不夠完善、安全生產基礎薄弱、重大安全隱患仍然存在等問題，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醫藥化工行業是仙居縣支柱產業，邀請有關方面專家參加執法檢查，可使問題、建議更具針對性、更切合實際，能夠提高執法檢查的效果。

蘭溪市提前拆除37條機立窯

2006年4月27日，浙江立馬集團投產10多年的一條水泥機立窯的拆除，宣告了蘭溪市37條水泥機立窯提前一年半退出歷史舞臺。

根據省人大常委會生態省決定和環保執法檢查的有關要求，拆除水泥機立窯被列入全省“811”環境污染整治行動計劃。為此，蘭溪市人大常委會專門向政府抄告審議意見，要求落實措施，加快機立窯拆除進度。蘭溪市政府做出了2007年底全部拆除機立窯的承諾，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水泥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出臺《加快水泥行業結構調整的若干政策意見》，斥資2635萬元對拆除機立窯給予相應補助，有力地推動了機立窯的拆除工作。

據了解，機立窯拆除后，蘭溪全市的水泥企業由原來的16家調整為6家，水泥生產線由原來的47條調整為10條，年產量由原來的1500萬噸壓縮到1100萬噸，年粉塵污染量將減少1.2萬噸，水泥生產實現從機立窯、回轉窯混合型生產向新型干法回轉窯生產的根本性轉變，達到了國家對水泥行業實行“控制總量、調整結構、提高質量、保護環境”的總體要求。

富陽市城鎮居民可參加農村合作醫療

近日，富陽市政府下發關于非醫保居民合作醫療實施辦法，該市未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城鎮居民，可以參加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這表明，該市已實現了醫療保障的全覆蓋。這項造福于民的醫療保障制度，是富陽市人大常委會關注和督促城鎮非醫保居民實施醫療保障的結果。

富陽市尚有5萬多名城鎮居民未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他們主要是沒有工作的非農居民、部分下崗失業人員等，大多沒有固定工作，生活相對困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極易發生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該市人大代表多次在人代會上提出建議，要求市政府采取措施，解決這部分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根據代表建議，今年二三月份，富陽市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工委開展了專題調研，市人大常委會專題聽取和審議了市政府的情況匯報，提出5條意見和建議，要求市政府認真制定城鎮非醫保居民醫療保障的有關政策和實施辦法，將城鎮非醫保居民納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統籌范圍，實行統一管理，鼓勵和引導城鎮非醫保居民積極參保，并適當增加醫療管理工作人員，落實好各項保障措施，確保城鎮非醫保居民的醫療保障工作順利實施。

海寧市人大代表聽證會上傳民意

日前，海寧市物價部門就城鎮規劃區居民開征污水處理費，居民生活用水價格調整舉行了一次聽證會。與會的人大代表在事先廣泛收集民意的基礎上，提出了與調價方案不同的看法。

自來水調價是涉及每位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代表們在會前下足了功夫，他們在自己居住的社區和選區，或專門召集座談會，或登門調查詢問，挨家挨戶征求意見聽取建議，并把這些民意帶到了會場。聽證會上，代表們表示，對開征污水處理費原則同意，但對收費方式提出了不同看法。代表們提出，水費應當像電費一樣實行階梯價收費，要在保證居民正常用水不漲價的基礎上，只對多用或者說浪費用水的部分予以漲價；要貫徹“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對排污企業應當讓其承擔更多的責任；對困難戶、低保戶則要充分考慮其實際困難，以支持為主。

市水務集團負責人對代表們的意見十分重視。據悉，聽證會內容將以紀要形式反饋給代表和上級有關部門，作進一步論證后報嘉興市物價局審批。

安吉縣在媒體開設“代表論壇”

近日，安吉縣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安吉縣人大常委會“代表論壇”暫行辦法》，決定在媒體開設“代表論壇”，組織人大代表就本縣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話題展開討論，建言獻策。這是該縣人大常委會為進一步發揮代表作用，促進人大工作更加緊密地服務于發展大局推出的又一項新舉措。

法院年度工作報告范文6

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是一種公開參與的、在多元目標指導下所進行的獨斷型過濾機制。此種類型特征由美國獨特的制度環境所決定與塑造。從結果上看，該機制的運作給美國刑事訴訟帶來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有效降低了錯誤追訴，并顯著提升了刑事司法的整體效率。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錯放有罪”的風險，并降低了刑事司法在事實認定方面的精度。對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的類型、成因和影響的系統研究有助于全面與客觀地認識我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

關鍵詞：案件過濾;公開參與;多元目標

中圖分類號：

DF73

案件過濾機制是刑事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貫穿于案件追訴的始終。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的學術界和實務界從20

（一）提起指控前的案件過濾（pre-chargecasescreening）

當警察將嫌疑人被逮捕的刑事重罪案件移送至檢察官辦公室后，案件就進入過濾階段。美國各版本的《國家公訴標準》中均專章規定如何在此階段進行案件過濾

（1）“初級法院”通常而言是限制管轄權法院（limitedjurisdictiontrialcourts），它沒有審理重罪案件（felonycases）的權力，只能審理輕罪（misdemeanor）和輕微罪（pettyoffense）。此外，初級法院通常還是重罪案件首次聆訊（firstappearance/initialarrangement）和預審（preliminaryhearing）的場所。在名稱上，初級法院一般被稱作countycourt。初級法院的“法官”構成較為多元，它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法官，還包括治安官（justiceofpeace）或司法官（magistrate）。

（2）“一審法院”（Courtoffirstinstance）是普通管轄權法院（generaljurisdictiontrialcourts），它有權審理屬于州法院管轄的所有普通刑事案件。一審法院的名稱五花八門，比如在亞拉巴馬州，一審法院被稱為circuitcourt;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審法院被稱為districtcourt;而在新澤西州，一審法院被稱為superiorcourt。

（3）“上訴法院（中級）”（Intermediateappellatecourt）負責審理針對一審法院判決上訴的案件。上訴法院在美國各州也是體例多元。有些上訴法院對民事和刑事案件均有管轄權;有的州則分為刑事上訴法院和民事上訴法院，比如亞拉巴馬州;有的州則直接沒有（中級）上訴法院，如哥倫比亞特區和緬因州。

（4）“終審法院”（Courtoflastresort）的體系最為統一，通常是一州的最高法院（SupremeCourt）。

（5）與本文相關的法院主要是初級法院和一審法院。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有些州中不存在兩者的區別，也就是說初級法院和一審法院是合一的，如加利福尼亞州。但絕大多數州都存在初級法院與一審法院的區別。

關于美國州法院系統的詳細信息可以參見美國國家州法院中心（NCSC）網站http：//courtstatistics.org/other-pages/state_court_structure_charts.aspx.提出指控（fileacharge）。

（二）正式起訴前的案件過濾（pre-indictmentcasescreening）

美國憲法規定，在嫌疑人被逮捕后，必須“無必要延遲地”接受首次聆訊。在絕大多數司法區中，檢察官若決定對案件提出指控，便會盡快將其移送法院接受聆訊。首次聆訊通常

在有些州沒有設置限制管轄權法院。那么重罪案件的首次聆訊、預審和一審均由一審法院進行。當然，此類州只占少數比例。在限制管轄權的初級法院中進行。審理者可以是法官，也可以是治安官或司法官。此時，“司法官對于‘合理根據’（probablecause）的單方面審查是對于被告人是否在‘事實上有罪’的第一道‘司法過濾’（judicialscreening）”[5]。如果法官/治安官/司法官認為證據不足以支持指控的話，則會駁回對嫌疑人的指控（標號③）。當然，“由于該環節的審查是行政性的（ministerial），而非對抗性的，因此初級法院法官或治安官幾乎不會（seldom）履行對案件的過濾職能”[6]。另外，針對警察以重罪名義移送的案件，檢察官并不會不加區分地提起重罪指控，有些案件會被控以輕罪。此類案件在初級法院的首次傳訊中就可能完成定罪（初級法院僅對輕罪案件有判決權）。上圖的數據顯示，警察移送的重罪案件中有5.5%的比例是被以輕罪的名義提起指控的（標號④）。這在美國的司法統計中被稱為“降等”（slippage），它類似于我國刑事訴訟中將刑事案件改立為治安案件。首次傳訊后未被過濾的案件會在兩周至一個月內進行預審或由大陪審團審查。其間，檢察官還會撤銷部分已經提出的指控（標號⑤）。

二、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的類型特征

在語義學上，“機制”可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者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因此，案件過濾機制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偵查、公訴和審判等主體間，基于特定的目標對案件進行過濾的過程中彼此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要分析案件過濾機制的類型特征，勢必要詳細考察主體、目標和權力運作三大構成要素。也就是要考察誰（who）？在何種目標的指引之下（why）？以何種權力運作方式進行案件過濾（how）？

（一）主體要素：公開參與（publicparticipation）

所謂的案件過濾的“主體”是指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法律關系的參加者。它既包括享有案件過濾權力的“權力主體”，也包括參加刑事案件過濾，對案件過濾結果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參與主體”。從權力的分配看，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的主體要素體現出“公開參與”的特征（與之對應的概念為“國家壟斷statemonopoly”

（二）目標因素：多元目標（multi-purpose）

要正確評價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某項機制，我們必須首先明確該項機制的目標或者主要的功能所在。基于不同的目標會形成不同的過濾標準。從目標要素來看，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呈現出“多元目標”的特征（與之對應的概念為“單一目標solo-purpose”），即糾錯、效率、寬宥和功利等目標的結合。

1.目標之一：糾錯

同樣，美國法官的過濾實踐中也存在著對效率的追求。有學者對預審研究后指出，在進入審判程序之前，就宣布錯誤追究的終止或違法偵查行為和其所獲證據的無效，不僅有利于避免社會資源的無端浪費，也使得追訴方和被追訴人均能及時從高成本耗費的訴訟狀態中解脫出來，從而縮減刑事訴訟的經濟成本和道德成本，使刑事訴訟效率得到提高[16]。

3.目標之三：寬宥

所謂的以“寬宥”為目標是指案件過濾是為了體現對特定嫌疑人的寬宥，并促使其積極回歸社會。這種案件過濾在美國主要表現為轉處程序。前文已論及，轉處程序通常與暫緩起訴合并使用。此種案件過濾的標準并非案件是否錯誤（糾錯導向），而是為了使被追訴人享有不脫離社會權和復歸社會權。它實際上體現的是刑事司法中的猶豫，是國家刑罰權的自我節制[17]。美國檢察官起訴時可能考量犯罪嫌疑人的因素、犯罪受害人的因素、公眾關注的因素、案件時間因素和檢控資源因素等諸多方面[18]。

4.目標之四：功利

功利的目標導向主要發生在檢察官的案件過濾實踐之中。它是指基于案件最終定罪的可能性高低而進行的過濾。若案件很可能在審判中被宣判無罪從而對檢察官良好“定罪記錄”形成影響的話，那么檢察官可能會將其過濾。如果說糾錯、效率和寬宥是美國法律文本明確規定的過濾目標的話，那么功利目標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純實踐”的。盡管在美國相關的法律文本中明確禁止檢察官基于提高定罪率的考量而放棄案件，但在實踐中這種功利的目標追求卻并不鮮見。美國警察對檢察官最大的抱怨就在于檢察官實在是過度地“定罪導向”（conviction-oriented）。檢察官只愿接受那些證據充分并且能夠獲勝的案件。對于其他案件，檢察官十分樂于進行辯訴交易、不予起訴、撤銷案件或者直接拒絕受理[19]。

（三）權力運作要素：獨斷性（self-decision）

四、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的影響

上文的分析已揭示，三大要素的結合形成了美國獨特的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公開、多元與獨斷。從實效上看，美國案件過濾機制的三大要素均對提高美國案件過濾比例提供了正面效應。其一，主體要素的公開參與打破了國家主體對案件過濾權力的壟斷，使得案件過濾實踐得以在相對開放的空間內進行。其二，多元的目標導向大大拓寬了刑事案件中可能被過濾案件的范圍。其三，獨斷型的權力運作方式還客觀上為案件過濾實踐的展開提供了較為寬松的環境。權力主體在進行案件過濾時較少受到來自內部的審批與外部的干擾。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能夠最大化地實現對案件的過濾，因此出現較高的案件過濾比例是機制運行的必然結果。當然，絕對完美的制度并不存在。從結果來看，美國的案件過濾機制給該國刑事訴訟帶來了正面和負面的雙重影響。

（一）美國案件過濾機制的正面影響

1.極大降低了刑事司法系統的負擔

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給該國刑訴帶來的另一個正面影響就在于能夠最大化地避免無辜之人受到追訴。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樣，糾錯是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的重要目標之一。各主體對證據不足案件的充分過濾無疑具有避免錯誤追訴的功能。美國案件過濾機制的“公開”和“獨斷”兩大特征恰恰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對證據不足案件的過濾。一方面，社會主體的“公開參與”打破了國家主體對案件過濾權力的壟斷，從而提升了錯誤追訴被糾正的可能。此外，案件過濾權力運作的“獨斷性”更是為有效過濾錯誤追訴提供了約束較小的制度環境。權力主體在進行案件過濾時既較少受到來自組織內部的層層審批的限制，也較少需要擔憂來自其他主體的抵制、反對和審查。為此，有美國學者宣稱：“美國的刑事司法雖不能保證有罪之人都受到法律懲罰，但卻能保障無罪之人不受法律制裁。”[25]

（二）美國案件過濾機制的負面影響：降低在探尋事實方面的準確性

美國多元目標導向自決型案件過濾機制在給該國刑事訴訟帶來正面效應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負面影響。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國刑事訴訟事實認定的準確性。因為，如果我們接受“絕大多數被指控的人事實上有罪”的假定，那么進一步的推論只能是，與平等對待有罪無罪之人的程序相比，關注保障無辜的程序將會導致更不可靠的訴訟結果[23]27。

首先，在權力運作方式之上，美國的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呈現出顯著的獨斷性。它突出表現在過濾主體之間在進行案件過濾時缺乏必要的溝通和協作。獨斷性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為案件過濾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美國刑事訴訟帶去了案件的無謂“損耗”。所謂的“案件損耗”（caseattrition）是指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之后基于各種原因在正式審判前被過濾。通俗來講就是特定比例的案件在刑訴運行過程中被“損耗”掉了[26]。現有的研究認為，在刑事訴訟中有些案件損耗不可避免，但有些損耗卻是“不必要的”（unnecessary）。美國司法部的報告《警察表現與案件損耗》中就指出，案件損耗比例過高的原因之一是警察無法提供給檢察官以充分的證據，而這又是因為警檢之間缺乏交流[22]34。美國公認低效司法系統的代表是新奧爾良。作為全美兇殺案件最多的地區之一，新奧爾良殺人案件的定罪率常年低于25%。該地檢察官與警察系統緊張關系也是人所共知的。對于偵查部門移送的暴力犯罪的案件，檢察官辦公室通常會拒絕其中的60%――損耗。新任檢察官的年度工作報告中就指出，這些無謂的案件損耗主要來源于長期缺乏合作，并認為改變現狀的第一步就是與警察部門建立系統的協作關系，從而將刑事司法體系完全一體化。

其次，目標導向上的“多元”屬性也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擴大了刑事訴訟案件過濾的范圍，從而為有效過濾提供了可能。但同樣也是因為過濾目標的多樣性，它使得美國刑事訴訟無法有效避免放縱犯罪。在前文的論述中筆者已經指出，效率、寬宥和功利的目標導向均與糾錯有很大的差別。糾錯是為了避免刑事司法中的冤枉無辜。而基于效率和寬宥兩種目標考量而進行的案件過濾在嚴格意義上是“放縱犯罪”――將部分證據充分的案件過濾在刑事訴訟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功利化的目標導向在實踐中可能降低檢察官補充偵查的積極性，從而進一步提高放縱犯罪的風險。

五、美國刑事訴訟案件過濾機制的啟示

（一）啟示之一：應適當增加社會主體參與案件過濾的機會

我國刑事案件過濾的權力完全為國家主體所壟斷，這使得案件過濾在一個“密閉”空間中運作，從而為公安司法機關人為地控制案件過濾比率提供了便利。比如，在檢察機關的考評指標中通常直接對不予起訴和撤銷案件的比例設定了上限，這種強制性規定影響了檢察官的行為選擇[27]。它使得一些原來應被過濾的案件最終仍然受到了刑事追訴。此外，辯護律師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公安司法機關在進行案件過濾時與律師缺乏必要的互動，律師的行為對案件過濾的影響微乎其微。因此，筆者認為美國案件過濾機制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就是應該賦予社會主體以參與案件過濾的權力。外部主體由于自身并不參與案件的準備工作，案件最終的處斷結果與他們并無直接的利害關系。因此外部主體的參與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削弱公安司法機關基于功利目的而進行控制案件過濾的實踐。

事實上，我國刑事訴訟中存在著民眾參與的實踐，比如人民監督員和人民陪審員制度，兩種制度從性質上講都是一種社會權力，并能夠分享一部分國家權力[28]，因此二者也應該屬于社會主體。然而，就案件過濾的權力來看，兩種制度的實踐均有問題。首先是人民監督員制度。雖然在制度發展過程中，人民監督員的職權范圍不斷擴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一方面，人民監督員的監督案件的范圍僅限于檢察院的自偵案件在2007年四川廣安的改革中，也將一般案件的不批準逮捕決定納入到人民監督員的職權范圍之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參見：徐昕.人民監督員制度的廣安模式[J].當代法學，2009（6）;高一飛.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研究[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然而，最高人民檢察院2010年出臺的《關于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的規定》并未吸收此種實踐，仍然將監督案件嚴格限制在自偵案件之中。。

另一方面，人民監督員對檢察機關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可以對擬撤案、擬不起訴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監督，但對于檢察機關不當起訴與不當逮捕，人民監督員則不具有監督的職權。換言之，人民監督員只能對案件過濾進行事后監督，而不能在事前參與案件過濾。其次，根據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最初預設，人民陪審員與法官是“同職同權同責”，因此他們自然可以通過合議最終給予某個嫌疑人以無罪的處斷結果。然而，許多學者的研究已經揭示，這僅是一種“形式參與”，人民陪審員陪而不審，或者淪為“陪襯員”、“沉默的木偶”（silentpuppet）[29]。

雖然，我國的訴訟結構與訴訟體制決定了我國刑事訴訟中在近期內不太可能出現由社會主體決定案件過濾的結果的實踐，但筆者仍然認為賦予社會主體監督不當逮捕和不當起訴，并最終促成有關主體啟動案件過濾機制的改革仍然是將來可以期許的方向。因此，我們應首先擴展人民監督員的職權范圍，賦予人民監督員監督不當逮捕和不當起訴的權力。唯其如此才能充分限制國家機關在案件過濾方面所享有的壟斷權力。事實上，對于公訴權的監督既要關注其玩忽職守不予起訴的行為，同樣也要監督其不當起訴的行為，這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不可有所偏頗。除了賦予社會主體參與案件過濾的權力之外，筆者還認為，應當著力改革，使得這種參與由“形式參與”轉變為“實質參與”。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國家機關對案件過濾的壟斷，從而使得應當被過濾的案件被盡可能地過濾。另外，要加強辯護律師在案件過濾中的作用，尤其要在案件逮捕和起訴之前充分聽取和參考律師的意見。要逐步建立并實際執行在捕前和訴前與律師制度化的交流機制。 （二）啟示之二：應適當擴展案件過濾的目標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