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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1
關鍵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城市規劃理論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07-0020-02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planning, whose premise is developde unde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reform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Only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f the reform can make the planning for urban, and the urban planning need development with ideal. Although the ideal can not be realized completely, by the efforts of action can we reach to the place which is near the ideal. How near we are away with the ideal is depending on our action, and the goal is to promote it future close to the the ideal state.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urban planning theory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任何城市規劃制度或體系都是與一定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相關，因此。其發展是并不一致的，也是不盡平衡的。城市規劃作為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建制之一，直接是在社會、經濟、政治體制運作所許可的范圍內生存、發展和發揮作用的，因此，社會、經濟、政治等因索對城市規劃具有先決定性。在討論中國城市規劃的未來發展時，也就必須從具體的社會背景開始，揭示城市規劃理論在社會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能發揮的作用，用以指導中國城市規劃的未來發展趨向。
1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帶來城市規劃的轉變
1.1 經濟體制改革與城市規劃的作用
我國現階段所實施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在以產品經濟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長期施行過程之后，盡管起因于自下而上的努力但主要還是經過自上而下的倡導而推行起來的。
回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國家經濟計劃及其相關經濟體制的重大改革基本上始于1978年，基本成型于1992年前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是在這一時期逐步建立起來的。雖然至今為止，還不能說完全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但國家主要的經濟體制框架基本上已經完成了這種根本性的轉變，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概括來說，進入改革時期以來，對中國城市規劃體制制度創新影響比較大的相關經濟制度、管理體制變化有：（1）計劃經濟及其相關投資、價格及市場體制等方面的重大變革；（2）土地有償使用及其轉讓制度、管理制度的變革；（3）房地產開發、產權處置、房地產金融以及相關行政體制改革。但是中國城市規劃體制制度改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運行體系中尚未出現根本的結構性變革。城市規劃屬性從過去偏重于作為經濟發展的技術手段向構建和諧社會的公共政策的轉型，是新時期城市規劃改革最根本、最深刻的內涵，也是當前城市規劃工作者轉變觀念和轉換工作思路的基本指導思想。城市規劃編制特別是法定規劃的編制，是體現城市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履行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載體和基本依據。我們要明確新形勢下城市規劃的屬性和職能定位，強化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屬性意識，充分發揮規劃編制咨詢工作對城市規劃公共政策和管理的技術支撐功能，體現城鄉規劃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資源的作用，促進城鎮化和城鎮的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規劃編制咨詢機構和規劃編制工作者要以規劃的公共政策屬性為軸心，以依法編制規劃為支撐，以維護公共利益為主線，推進規劃編制工作和編制咨詢機構的改革和發展。城鄉規劃編制工作要切實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和宏觀調控的要求，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注意城鄉規劃與其他相關規劃的銜接和整體作用的發揮，強化和深化城鄉就業、產業結構、人口轉移、社會發展、節約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環境保護、區域與城鄉統籌和協調發展、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等內容，注意研究和合理解決與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聯度最大的人居環境改善、舊城拆遷改造、中低收入階層住房保障、公共交通發展、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熱點問題，從而為實現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屬性、有效發揮規劃的引導和調控作用提供堅實基礎。
1.2 政治體制改革和城市規劃的地位和相應變革
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是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從更為理想的角度講，這應該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政治體制的改革也就不僅僅是政府職能的轉換，而是一場社會總動員。從比較狹義的角度講，政治體制改革所面臨著的是對各類機構的再界定，以及各類規范的再定義。政府職能的轉變是當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一項比較直接而顯在的內容。在中國，城市規劃管理權的轉變是隨著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而進行的。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財政權和政府管理權，使地方政府獲得了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因此也推動了城市規劃管理體制的轉變。在城市時代即將來臨之際，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將進一步深化，相應地，城市規劃管理的權限也面臨著新的變化：
(1)城市之間的合作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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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蘇深化改革面臨的形勢分析
十以后，國內外形勢的發展都對江蘇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國際經濟尤其是國際貿易之間的競爭，將倒逼江蘇經濟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江蘇經濟開放度大、國際化程度高，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今后幾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世界經濟呈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一是經濟增長動力明顯減弱，風險因素增多，經濟增長處于低速徘徊狀態；二是發達國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重新布局，積極搶占未來發展的制高點；三是在國際市場相對疲軟的局勢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磨擦和爭端明顯增多。江蘇作為對外貿易大省，會受到更多的影響。這一方面與我們產業發展水平相關，另一方面也跟我們的經濟體制尚不完全適應國際經濟的競爭有很大關系，必須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與國際經濟接軌、按國際慣例辦事上邁出更大步伐。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
一定的經濟發展方式，是與一定的經濟體制相聯系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大的瓶頸制約在體制機制障礙，沒有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轉方式、調結構就會落空。江蘇作為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處在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前沿，一方面，國際經濟形勢的最新變化往往先波及到江蘇；另一方面，多年在發展中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往往也會在江蘇提前顯露。這既對江蘇深化改革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條件，同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嚴峻挑戰。江蘇要率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上走在全國前列。
江蘇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和基本現代化的目標，必須以堅定不移深化改革作制度保障
小康與現代化反映的是社會發展的一種狀態，核心的和內在東西是人的素質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此相聯系，江蘇要在全國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和基本現代化，就包括制度的現代化，必須通過制度變革，理順經濟社會關系，為實現小康和現代化掃清制度障礙。
二、對江蘇改革實踐的歷史評估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早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經濟改革
江蘇多年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江蘇以發展鄉鎮工業為特征，創造了聞名全國的“蘇南模式”，就是改革的產物。鄉鎮企業公有化程度低、面向市場調節、行政婆婆少，在當時情況下，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重大突破。在上海浦東開發開放之前，江蘇就在全國較早地形成了“三個為主”（經濟以市場調節為主、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工業以加工制造為主）經濟模式，經濟總量全國第一，并且成為全國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
缺少系統配套和整體聯動，江蘇改革也有教訓
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整體配套。從實踐來看，江蘇改革也有值得總結與反思的地方。一是在缺少上下聯動的情況下，部分地區的改革單兵獨進，結果陷于被動。典型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常州的綜合體制改革，由于在機構和職能改革方面缺少頂層設計，下動上不動，常州撤并了許多機構部門，但上面的婆婆并未減少，結果下面與上面脫節，地方改革成了“孤島”和“斷線的風箏”，最后不得不重新恢復已經撤并的部門。二是隨著改革涉及的既得利益越來越多，加之常州的改革教訓，在一些人們的心目中，形成了“發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改革的步伐。三是開放帶來的經濟高增長，掩蓋了許多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弱化了改革的緊迫感和危機感。近些年來，我們主要實行的是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即通過大規模利用外資、大規模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因此，一方面回避了有攻堅難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避開改革也能發展的表象。
三、江蘇深化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策略選擇
改革涉及的范圍和領域很多，對江蘇而言，在省級層面上，重要的是選擇有江蘇特色和優勢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建立江蘇改革和發展的新優勢。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則：（1）對進一步發展構成嚴重制約的領域，特別是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大障礙的因素，應該作為改革的重點領域；（2）關系民生的重要領域，改革與民生有很大關系，影響民生利益的重點，理所當然是改革的重點。（3）相對而言，磨擦系數較低，阻力較小，易于取得成效的領域。在重點確定以后，再找出其中的關鍵環節加以突破，提高深化改革的有效性。
遵循這樣的原則思路，江蘇深化改革擬選擇這樣幾個重點領域：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完善所有制結構；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理順省市縣關系；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促進可持續發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城鄉一體化體制改革，建立平等的城鄉關系。
在確定的重點領域如何深化改革？就是找準關鍵環節，選準突破口。
在深化所有制改革、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民營權利與責任的界定上。民營經濟是天然的市場經濟，必須在市場經濟中賦予重要的地位。否則，市場對資源要素的基礎性配置作用就難以充分體現。首先，要放開那些不必要實行壟斷的領域，賦予民營企業投資經營的權利，包括融資的權利、就業的權利、分配的權利等；其次，劃定民營經濟的責任邊界，減輕民營經濟的稅費負擔；再次，建立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督促民營經濟守法經營，誠實競爭。
在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進一步明確政府的職能和行使職能的監督約束上。由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決定，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是處在重點領域、居于關鍵環節的改革。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主要取決于政府的改革是否徹底和到位。首先，明確界定政府的職能。為什么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政府越位、錯位和失位的現象，原因就在于政府缺少非常明確的職能定位，存在著較多的主觀隨意性。只有職能明確了，才能賦予政府的權力，進一步確定機構編制、人員以及政府運轉的經費保障。這并非一般的大部制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其次，約束政府的行為。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也不可能無為而治。問題是政府的行為必須受到嚴格的規范。“有形之手”要將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要克服慣性，進一步從市場競爭領域退出，讓“無形的手”充分發揮作用。對現有行政審批事項要進行清理、減少和規范；對政府行政的過程實行必要的全程跟蹤監督，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抓住了政府的職能定位和監督約束，建設一個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就有了基本保證，其他方面的具體完善也比較容易。
在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理順省市縣關系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省與縣事權和財權的劃分上。認真總結已經實行的省財政直管縣的經驗，進一步推行全面的省直管縣，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化的運行機制。最重要的是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形成以縣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發展體系。在改革關鍵點的選擇上，首先是準確劃定省與縣之間的事權，再依據事權劃分財權?？偟氖菙U大縣級的權力，減少對縣級發展的管理層次，應該由縣里干的事讓縣里來干，并匹配必要的經濟、行政權力，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義務。其次，充分考慮江蘇區域發展差異很大的情形，實行有區別的政策。對貧困地區的縣，省里仍然實行必要的傾斜政策。再次，對省轄市，按照中心城市的特點，有獨立性地發展城市經濟，增強聚集和輻射能力。
在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定價機制上。關鍵是建立健全能夠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促進結構調整、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改變長期以來資源價格偏低，甚至無償使用、浪費資源的經濟發展方式。要以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為目標，從資源開采、生產消耗、廢物產生、最終消費等各個環節入手，調整不合理價格，完善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升級轉型。要完善計征方式，將重要資源產品由從量定額征收改為從價定率征收，淘汰落后產能，促進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要引入市場機制，建立健全礦業權和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要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促進資源環境產權有序流轉和公開、公平、公正交易。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秩序上。收入分配是從結果來看的生產關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政府、企業、勞動者三方利益關系，是改革最難攻堅的戰役之一。目前，人們對收入差距過大、基尼系數太高意見較多，從改革開放前的平均主義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收入過于懸殊。更嚴重的是，這種懸殊非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結果，相反是嚴重的分配不公。解決這一矛盾，核心是更加關注公平，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重視市場對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收入的初次分配，同時通過再分配建立最低收入保障機制和高收入者調節機制，將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個相對合理的范圍以內。
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3
摘要：我國國債的擠出效應與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聯，在各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后，我國財政赤字和國債的擠出效應不明顯。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經濟仍然處于轉型期，市場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民間投資對利率的反應還不是十分敏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成熟，民間消費與投資的利率彈性有所增強，并且，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資源得到較充分利用，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逐漸變得稀缺，擠出效應將會相應加強。因此，如何調整國債政策取向，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從2005年開始，我國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從發展趨勢看，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國債發行規模仍將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國債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對長期資本的形成及市場機制的完善均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如何看待國債的擠出效應，如何調整國債政策取向，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一、國債擠出效應的作用渠道
國債的擠出效應，主要是通過資金供給和資金需求兩個渠道發揮作用的。
1.資金供給。國債發行直接減少了民間的可用投資資金總額，民間購買國債的資金并非來源于消費基金。事實上，相當于進行了一次資產組合結構的調整，導致資金使用權從民間轉移到政府手中。國債規模急劇擴張的實質是政府與企業尤其是與民間企業爭奪資金，從而產生了對民間投資的強烈“擠出”，進而預算赤字直接減緩資本積累的速度，因為用于公共開支的赤字可以將私人投資擠出，它的可預見結果是造成資本形成的速度大大減緩。而用于支持預算赤字的公共借款規模的膨脹意味著對可借資金需求的增加，盡管利率的微小的提高可以引起儲蓄總額的增加，但作為可借資金使用的私人部門的需求的儲蓄余額將下降，而政府利用儲蓄支持赤字的做法將擠出私人投資對儲蓄的占用。
2.資金需求。國債發行會抬高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引起債券價格下跌，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相對地降低企業的投資收益率，而若資本邊際效率未能相應提高，企業的投資意愿必然受到抑制，導致投資規模的縮減，資本市場處于一種較低的均衡水平上。所以，政府發行國債會減少私人生產部門對資金的需求，相應地，資本市場也就處于一種低級的均衡狀態。而且，政府從征稅融資轉向債務融資對資本形成率也會產生不利影響。莫迪利安尼（Modiglianli）在其生命周期理論中指出：政府舉債融資，居民以持有政府債券取代私人資本，而被政府所擠出的資金通過政府支出大多被直接或間接地用于當前消費，社會總體的生產能力降低，未來供給減少。在將來國債大規模償還之際，總供求的短缺性缺口將進一步加大，帶來通脹的壓力，而私人資本的縮減也將是持久性的。
二、我國國債擠出效應的階段性表現
我國國債擠出效應的產生與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緊密相聯，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擠出效應體現在國債發行對地方政府與非政府部門資源掌握與使用量的擠出。20世紀80年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始與逐漸深入，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非國有和非公有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加大，這時就出現了社會資源在國有與非國有部門之間如何配置的問題。由于整個80年代我國經濟仍然是相當程度的短缺型經濟，瓶頸部門的存在成為經濟發展的制約，這些問題的解決要求一定量的政府投資，但由于國家財政收支矛盾突出，所以國債發行量不斷增大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率較高，地方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投資需求相當強烈，資源約束強烈，不存在富余資源是當時的一種客觀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國債發行自然是對地方政府與非政府部門資源掌握與使用量的擠出。
1981年以來的絕大部分年份里，國債發行主要是通過行政攤派等非市場化的方式發行，國債的擠出渠道比較單一，即直接通過國債發行擠出了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地方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預算外資金；擠走了銀行等國有金融機構對個人儲蓄安排的投資，擠出了一部分銀行信貸投放和居民個人消費。不容否認的是，當時發行國債的一個主要目的是通過抽走一部分“預算外資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其它形式的社會閑散資金，以便控制通貨膨脹率和減少當時所謂重復性與盲目性投資，集中必要的財力加強能源交通等國民經濟瓶頸部門的投資力度與建設，實現調整與優化國民經濟結構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債的這種擠出是必要的。
（二）隨著金融體制改革取得較大進展，利率對市場主體的行為進而對資源配置的作用不斷加大，國債發行顯然有擠出其它有價證券發行的效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取得較大進展，利率對市場主體的行為進而對資源配置的作用不斷加大。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國債發行市場化的探索也有較大進展，國債市場的培育與發展也令人矚目，對金融市場乃至實體經濟的影響也在增強。隨著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等有價證券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國債發行的多少，直接涉及到社會資金在國債與非國債有價證券之間的分配，也開始影響市場利率水平，尤其在經濟運行和資金緊張的時期，這種影響更為突出。1992年至1993年，投資熱潮使社會出現了“集資熱”，企業債券與其它形式的集資影響到國債發行進度與年度額度的完成。所以，政府曾規定非國債有價證券的利率水平不僅不能高于國債，而且在發行時間安排上，也要以優先保證國債發行為宗旨。在這種情況下，國債發行顯然有擠出其它有價證券發行的效應，進而有擠出非中央財政投資的效應；這種擠出是通過金融市場顯現的，也開始通過利率機制起作用。
（三）“積極的財政政策”擠出效應不明顯。1997年下半年開始，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及其它原因，我國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設備和資源利用不足，經濟“過?！薄榇碳び行枨?，啟動經濟增長，中央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國債發行量劇增。但“積極財政政策”擠出效應不明顯：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沒有影響。中國自1996年5月以來曾先后8次降息，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不是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中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而中央銀行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價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水平的下降。第二，增發國債沒有與民間爭奪有限的資金。近年來，商業銀行存在較大存貸差額，商業銀行的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利潤較低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資就會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屬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提高民間投資的外部效應，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第三，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具有替代關系，即財政增加購買力支出可能擠出居民消費，但這要通過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具體分析來定。某些財政支出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公共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還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比如，國家用于食品和藥品檢驗的支出，既減少了私人的檢疫支出，又增加私人對食品和醫藥的支出。通過分析財政購買支出和居民消費關系的計量模型發現，中國財政購買支出與居民消費總體是互補關系，擴大政府支出對需求具有擴張效應。
三、結論與建議
1.我國國債的擠出效應與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聯，在各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現階段我國財政赤字和國債的擠出效應不明顯。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經濟仍然處于轉型期，市場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民間投資對利率的反應還不十分敏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成熟，民間消費與投資的利率彈性將有所增強，并且，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資源得到較充分利用，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逐漸變得稀缺，擠出效應也會相應加強，國債政策與財政政策作用將進一步削弱，而貨幣政策調控將發揮主導作用。
2.2005年中央決定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決定適當減少赤字，適當減少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但仍要繼續保持一定的赤字規模和長期建設國債規模。這樣做的必要性是：第一，政策需要保持相對的連續性，國債項目的投資建設有個周期，在建、未完工程尚需后續投入。在經濟高速增長和部分行業、項目對國債資金依賴較大時候，“收油過猛”會對經濟造成較大負面沖擊。第二，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確實有許多“短腿”的事情要做，保持一定的赤字規模，有利于集中一些資源，用于增加農業、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公共領域的投入。第三，保持一定的調控能力，有利于主動地應對國際國內各種復雜的形勢。
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4
關鍵詞：轉軌經濟學 華盛頓共識 激進式變革 漸進式變革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叭A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總之，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1.莉.轉型經濟學的“轉型”：超越漸進與激進的兩分法.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2）
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5
關鍵詞：城鄉二元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土地使用權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4－0001－04
一、城鄉二元結構自古有之，城鄉二元體制卻形成于上世紀50年代，并逐漸成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重要支柱之一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實際上有兩個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產權不明的國有企業體制，二是城鄉分割，限制城鄉生產要素流動的城鄉二元體制。這兩個支柱，支撐著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存在和運轉。
城鄉二元結構自古就有。但以前盡管有城鄉二元結構，卻沒有城鄉二元體制。如清朝“關內”人“闖關東”，山東的農民可以到東北的城鎮中做學徒、當店員、開店、辦作坊、購房建房；山東的城里人也可以到東北鄉村租地、種地、購房購地、建房；人們在城鄉之間可以自由遷移。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20世紀50年代前期。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戶籍分為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城鄉二元體制形成了，城鄉也就被割裂開來了。從這時開始，城市和農村都成為封閉性的單位，生產要素的流動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廣大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禁錮在農村中，城市居民和農民的權利是不平等的，機會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種意義上，農民處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開始的。農村家庭承包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并為鄉鎮企業的興起創造了條件。但實行農村家庭承包制只否定了城鄉二元體制的一種極端的組織形式（制度?雪，而沒有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繼續存在的事實，城鄉依舊隔絕，兩種戶籍制度仍然存在。而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直到現在，國有企業體制一直不斷地進行改革。通過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國有資產的重組，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
需要進一步做的，是深化壟斷行業的改革以及加快建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然而，計劃經濟體制的另一個重要支柱，即城鄉二元體制，卻基本上未被觸及，至今只能說“略有松動”而已。這里所說的“略有松動”，主要表現于農民可以進城務工，可以把家屬帶進城鎮，城市中的企業可以到農村組織農民生產（如采取訂單農業形式）等等。但這些依然是在城鄉二元體制存在的條件下實現的，其成果十分有限。
二、城鄉二元體制弊端甚多，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是繼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之后另一項帶有根本性質的經濟體制改革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從此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這是關系到貫徹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協調社會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讓廣大農民共享發展與改革成果的重大舉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可以肯定地說，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是繼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之后另一項帶有根本性質的經濟體制改革。
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目的都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而人民生活的幸福體現于人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體現于人的全面發展，體現于社會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發展和協調。只有改革城鄉二元體制，才能真正使農民走向共同富裕。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是讓廣大農民共享發展與改革的成果。政府對農業投入的增長，農業稅的減免或取消，政府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補貼等等，這些都是必要的，但顯然又是不夠的。關鍵在于改革城鄉二元體制，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的權利，擁有同等的機會。這才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要認真解決的問題。
從社會協調的角度來看，必須做到城鄉發展的統籌，區域發展的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統籌。所有這些，都同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有關。如果不對城鄉二元體制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這五個統籌幾乎都談不上，經濟和社會都難以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社會協調也就難以實現。需要指出的是，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是城鄉協調發展中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中應當著力解決的要點。城鄉二元體制不改革，不僅農民收入無法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城鄉收入差距無法有較大程度的縮小，而且鄉鎮和村這樣的基層單位由于本身財力所限，也無法在鄉風文明建設、村容整潔、環境保護等方面有較大的進展。
從推進城鎮化的角度來看，城鎮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不斷推進的。但在中國，城鎮化的進度相當緩慢，原因之一在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隨著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戶籍一元化勢在必行。農村戶籍的背后是土地制度，包括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和農村宅基地制度。也就是說，城市居民和農民在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差別之一，在于農民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可以在宅基地上蓋住房。他們既是農民的生產資料，又是生活保障。
三、土地使用權問題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核心之一，穩妥而積極地處理好農村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與農民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或抵押，是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戶籍與土地，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不能逾越的兩大核心問題。這里重點探討土地――農田與農民宅基地的權屬性質及如何改變的問題。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民宅基地置換、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權抵押，以及相應的加強農村、農業保險工作等部分闡述。
1．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
農村土地承包制，即農村家庭承包制，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成效的改革成果。中國廣大農民20多年來能夠解決溫飽問題，農村土地承包制功不可沒。但20多年來的農村實踐同樣表明土地承包制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而且這種局限性越來越突出。這些局限性是：
第一，一家一戶對土地的承包，使農業的規模經營不容易實現，農業勞動生產率難有較大幅度提高。同時，對土地的規劃使用也難以落實，這也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第二，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后，農村家庭承包的土地使用效率不高，有些耕地甚至任其荒廢不用。
第三，農村土地承包制的繼續存在不利于有效的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然而，能不能取消農村土地承包制呢?芽在現實情況下，那是不可行的。
一種建議是實行耕地私有化，誰承包的土地就改為誰對這塊土地擁有所有權。但這容易使農村社會發生巨大動蕩。再從經濟上分析，耕地私有化以后更不容易實現農業規模經營，耕地使用效率更不容易提高，因為相當多的農民會特別珍視私有的耕地，寧肯守著這塊私有耕地而不愿意離開它。
另一種建議是改行耕地國有化并在此基礎上實行永佃制。這同樣會導致不少人對此不理解，甚至會激化農民同政府的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永佃制將被解釋為世襲租佃，成為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的新障礙。假定只實行耕地國有化，不實行永佃制，那么問題會更多。因為多年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說明，國有農場的效率未必高于家庭承包制。
因此，目前可行的做法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也就是說，目前可以在農村土地承包制不變的條件下，由農民根據自愿原則，采取轉包、租賃、土地使用權入股等方式，實行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這有利于促進農業規模經營，有助于農業產業化經營和以農產品為經營對象的龍頭企業的發展。
2．農民的宅基地應可置換，使農民及其家屬安心遷入城鎮工作生活
與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密切有關的另一個土地問題是農民宅基地的處置。農民把自家的宅基地看得很重。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蓋的房，成為農民生活保障的一部分，對穩定農村社會有利。
在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時，要妥善處置進城務工農民的宅基地。
目前大體上有以下三種設想：
（1）宅基地隨承包土地的流轉而一并流轉。這種方式看起來比較簡便易行。但問題在于：如何處理宅基地上的已蓋房屋；再有，若外出務工的農民及家屬因故返回農村了，他們又能在哪里安家棲息？
（2）把宅基地出售給農村或城市中的其他人，或出售給企事業單位。但是現行法律對出售宅基地是有障礙的。此外，是否能夠保證通過某種途徑購買了宅基地的個人或企事業單位對購入的宅基地的合理使用。至于已經賣掉宅基地的外出務工農民如果又帶家屬回到村里而沒有房屋住，那又該怎么辦？
（3）宅基地置換。這里所說的宅基地置換，是指在縣市政府的統一安排下，迸城工作和生活的農民及其家屬把自己的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交給縣市政府處理，換取城市戶籍，并得到一套居住面積大體上相當的城鎮公寓住房。在有的縣市，地方政府如果財力許可，還可以再給這些農民以城市低保待遇。這樣，農民及其家屬就可以安心地遷入城鎮工作和生活。綜合各種因素，這種方式未嘗不是處理農民宅基地的較好選擇。
3．應當考慮容許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權的抵押，且應及早予以落實，使之走向規范化
在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應當考慮允許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的抵押。這是關系到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民收入，便于農民及其家屬進城工作和生活，以及使城鎮化得以有序進行和加速進行的一件大事。
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的抵押，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外出務工和準備遷入城鎮的農民，把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出去；二是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為了生活或生產上的需要，把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雪抵押出去。
首先要指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雪的抵押，不等于流轉，因為在抵押之后仍歸原來的使用者使用，而且在償還貸款之后可以贖回。對于外出務工和遷居城鎮的農民，他們應當有權在對自已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和流轉之間作出選擇。主要的問題是：農民如果選擇抵押的話，那么抵押給什么人好。如果抵押給本村的或外村的其他農民，可能引起較多的糾紛，甚至成為變相的私人高利貸。而且一旦到期無法贖回，又會成為私人土地兼并行為。如果抵押給企業，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較好的做法是：組建“土地銀行，之類的農村金融機構，或允許條件較好的農村信用社或鄉鎮銀行兼營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的抵押業務。
對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同樣涉及抵押給農村中的私人或企業還是抵押給農村金融機構的選擇問題。較好的作法仍是由農村金融機構從事土地抵押業務，以避免私人之間發生糾紛或出現變相的高利貸行為、私人土地兼并行為。
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的抵押問題應及早予以落實。當前，無論是外出務工和遷居城鎮的農民，還是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都可能出于生產或生活的需要，急需一些資金，卻往往借貸無門。因此，他們倘以自家的承包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為抵押物，而獲得貸款應急，這是正常的。對準備迸城的農民來說，如果他有可能把承包的土地或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出去而得到一筆資金，可以用于在城鎮中購買或租到房屋，也可以用于在城鎮中作為經營店鋪或手工作坊的資本，然后陸續償還貸款，這樣，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就有保證了。
再以繼續留在農村中的農民來說，如果他有可能把承包的土地或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出去而得一筆資金，就可以用于添置農業機械或農用汽車，也可以在農村興建種植蔬菜花卉的塑料大棚，或興建較大的養豬場、養牛棚，以增加產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收入，然后陸續償還貸款。這樣，今后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狀況也會大大改善。
既然如此，就應當容許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抵押行為，并加以引導，使之走向規范化。
4．為使農民土地抵押順利開展，農村、農業保險工作應當加強
為了使農民的土地抵押業務能夠順利開展，我國農村、農業保險工作應當加強。把承包地或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出去的農民，如果遭遇到重大自然災害，損失慘重，收入銳減，他們如何償還債款？豈不是連承包的土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都要喪失？如果進行土地抵押的農民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因各種原因而死亡、殘疾，他們同樣會落到喪失抵押物的地步。因此，農村保險，農業保險實際上是對農民的土地抵押行為的有力支持，也是農民增產增收的保證之一。
可以相信，一旦土地抵押行為規范化了，以及農村、農業保險工作加強了，農村經濟就增添了活力，不僅外出務工和遷居城鎮的農民受益，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受益，而且城市居民同樣受益，因為農民的收入提高了，城鄉經濟聯系加強了，城鎮化的速度會加快。
四、通過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可望促成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實施和城鄉人民的權利平等
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把城鄉居民都包括在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只要收入低于一定標準的居民，都可以享受此項社會保障。這是由財政撥出經費，由專門的部門負責發放的。它是城鄉居民最后一道生活保障線。其他各種社會保障（如就業保障―養老保障、教育保障、醫療保障、住房保障等）都是社會最低生活障障的延伸。
不能把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視為社會救助體系的一部分。社會救助對象應當是災民、流浪者、乞丐、殘疾人、孤兒等，資金來源可以多樣化。而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卻需要覆蓋全社會的低收入家庭，而且其費用只來自財政，井由專門的部門負責發放。
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以及由于農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實際上包含了社會最低生活保障的內容，所以目前要基本上建立的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須在城鄉二元體制框架內考慮，而不能等到城鄉二元體制結束之后再考慮。
農民如果遷居城鎮，并放棄了承包地、宅基地之后（不管以何等方式放棄的），低收入家庭都應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如果農民進城務工但并未放棄承包地、宅基地的，則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而且只要城市務工收入高于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標準的，也不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費發放范圍之內。
假定我國在工業化中期基本上建立了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那么，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將在這個過程中取得進展，也就等于我國逐步向城鄉最低生活保障統一支付標準靠攏。再說，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財政承受能力的增強，社會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標準是有條件逐步提高的，社會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標準也將隨著職工平均工資和農民平均收入的增長而增長。今后，可能在這方面最先達成城鎮居民與農民間的權利平等。
五、一個可以期待的前景：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將使中國農民實實在在地成為一個數量十分龐大的“待富”群體，從而帶來內需的大突破，其作用與影響誰都無法估量
無論是農民承包的耕地入股、農民宅基地的置換，還是農民以承包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為貸款的抵押物，都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有必要及早解決的問題，且都需要有法律上的明確界定?？梢韵仍诟鱾€改革試驗區范圍內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即使有些做法同現行法律有不一致之處，或者找不到先行法律的依據，也不妨礙繼續試點，以便以后再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正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嗎?芽
可以相信，隨著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推進，隨著農民承包地的流轉和宅基地置換工作的展開，隨著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抵押問題的解決，農民開展自主經營的積極性將得到空前的大解放，我國農業一定會有很大發展，農民收入會迅速增長，整個農村建設，特別是城鎮化的速度也一定會大大加快。相應地，城鄉收入差距將會在農民收入增長過程中逐步縮小，由此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持續推動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6
一、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我國已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進一步發展和改革面臨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務的形勢，我們黨及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導方針，標志著改革開放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黨的十七大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堅持改革開放有機地融為一體，為新時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認識“新時期”，正確把握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我國發展與改革關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也為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這些體制機制障礙既有體制轉軌不徹底，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基礎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場取向”不夠這一原因，產生了復雜的表現形式。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日趨突出，我國經濟在邁上新臺階后，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充分考慮上述問題對體制機制的要求，拓寬改革攻堅的層面，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二是改革開放推動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小康水平，成就偉大，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出現拉大趨勢，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減少的同時仍有相當數量，與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城市發展迅猛、農村相對發展滯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任務艱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統籌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顯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視民生領域的制度創新，重視各種利益關系的統籌兼顧和利益關系調整的制度建設。
三是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配套的諸多新課題，醫療、教育、文化、以及各類社會組織和社會運行體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務。
我國進入新時期所呈現出的新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基礎上的新矛盾，是生產力和綜合國力躍上新的歷史臺階后的新挑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在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經濟體制改革所依據的客觀情勢在總體上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作為30年改革所集中針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復存在，但改革的漸進性特征又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協調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轉軌”任務最集中的改革進程中得到同步解決。因此，轉軌取得初步成功后，解決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協調性問題，就必然成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內容，成為新時期改革向縱深推進的方向。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以建立科學發展觀體制保障為重要內容，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的改革。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標志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本來就是改革開放實踐所呼喚的。黨的十七大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把改革開放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機統一，實際上明確了新時期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基本方向，為我們解決進入新時期面臨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這兩個方面，統一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經歷從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轉折。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標志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性轉折。完善體制是繼續完成“市場取向”為基礎的“完善”，也包括更廣泛和深刻的新內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實現市場配置資源，已經成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決“更好”的問題，就是“完善”的問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決宏觀調控與市場基礎的互動問題，更好地解決城鄉、區域之間改革發展協調性問題，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動力與重視民生的配套性問題；更好地在體制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市場機制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我國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還帶有很大的初興特點，市場機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通過“完善”體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發性和盲目性，更好解決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增長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更好解決經濟社會協調、城鄉協調、區域協調問題，更好地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問題。從根本上說，實現新時期又好又快發展，還是要靠改革開放為動力。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連續進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互動的關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場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場取向，體現經濟體制改革繼往開來的連續性。堅持改革開放方向，決不能離開市場配置資源這一貫通改革開放過程的體制性基礎。建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要著力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實現協調統籌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和注重民生為重點的多方面制度創新。這些向縱深領域推進的改革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進行的，與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協調進行的。僅靠市場機制，固然不可能自發實現科學發展，還要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但離開了市場配置資
源的基礎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學發展。經過30年不懈努力，我國雖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一基礎性領域的改革并沒有完成，一些重要環節仍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決心來推進。已經實現市場機制的部位，進一步完善的任務也十分艱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觀調控、完善各類微觀主體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培育、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打破市場封鎖等等。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必須與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協調，而不能離開這一取向。這就體現了新時期改革向深度廣度拓展的時代特征，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是承繼的、連續的，又是適應發展新時期向深度廣度的拓展。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拓展和強調的新內容很豐富，其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二是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以下對四個層面分別做一些簡要分析。
二、更加重視市場基礎上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
新時期深化改革要著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體現以人為本的出發點，體現發展觀、市場觀與價值觀的統一。這一問題，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得到解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動力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勢，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市場機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帶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駕馭其“自發作用”，將會對社會效益與公平正義價值產生沖擊，這在市場經濟形成初期和工業化加速期相交匯的階段，可能助推經濟、社會各種矛盾問題的產生積累。為此，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必須在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基礎上，高度重視彌補市場缺陷的制度建設，重視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視公平，當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建設。最重要的是重視分配、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設，重視公共服務行業社會效益的制度建設，更加注重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協調。
圍繞“重民生”為重點深化改革，是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相交匯的改革，也是新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之義。民生領域的體制都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緊密關聯的，不可能離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要靠發展，但在特定條件下，發展并不一定能自動解決民生問題。從根本說，解決民生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實現公平正義，要靠繼續深化改革。在這方面的改革，不僅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發展作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就業制度創新、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醫療衛生改革、教育文化體制創新、安居工程建設、直到加強各方面的公共服務等方面，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是新時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著力點。
要重視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觀，綜合處理好再次分配調節與初次分配制度的關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調節的主要領域，是以公平性調節為原則的，當然調節的深度以不損害效益機制為限，我國目前仍有進一步加大調節力度的余地。在我國現階段，完全依賴再次分配調節是難以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與完善，是伴隨整個工業化進程的一個艱巨任務，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全國城鄉范圍到位的保障調節。在這個歷史階段，分配體制的改革必須重視初次分配領域的調節。實際上，群眾對分配意見的直接感受也主要來自于初次分配領域。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這一論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初次分配領域還是要確保效率優先，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進勞動效率的體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須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規范收入差距。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實際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協調，要考慮分類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包括農民工最低工資制度。增加農民收入始終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關注點，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與農業、農民補貼，同時，適時研究農產品價格調控體制，穩定農資產品價格，合理調控農產品價格。
要高度重視就業制度創新。就業既是經濟層面的事，也是社會層面、人文層面的事，體現社會的價值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工程。從我國當前勞動力巨大壓力的實際考慮，如果就業問題解決不好，僅靠擴大社會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調節就難以支撐社會和諧與公平。在我國現階段，發展既應當是可持續的發展，也應當是有利于帶動就業的發展。就業問題既是長期壓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當前現實壓力，決不能因其長期性而忽視當前。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是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經濟社會轉型的特定問題，不能僅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指標，而應當有發展戰略選擇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要作為我國現階段的重要發展戰略之一，真正解決不利于中小企業、非公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這是帶動就業增長的主要領域。促進就業還要研究新思路。對產業工人、包括進城務工者，要嚴格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雙休日，加強勞動保護；對某些產業，包括內外資，可否根據產業特征給予勞動力數量的適當外在調控。該破產、該下崗、該裁員的當然還要進行，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但國家應當扶持對下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教育、轉業培訓。就內外需就業結構看，我國在就業壓力下，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支持了超常規的低價格出口的持續增長，維持了擴大農民工隊伍就業狀態，但這部分就業的過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為相當的國內需求，制約了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內需求增長，反過來也會制約內需性就業增長，這是需要與擴大內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新時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視不夠，突出體現在政府性資金直接投資項目數額偏大，而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確實要進一步提高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轉移支付和財政支持。另一種傾向是脫離現階段實際，對社會保障寄予脫離現階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現階段實現的口號，這同樣是有害的。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幾個核心問題是，一是盡可能擴大覆蓋面。特別要更加重視城市低收入和低就業家庭，更加關注農村社保體系的啟動建設。二是對養老醫療保障加大統籌體系建設。首先要提高統籌層次，養老統籌到省，醫療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遷移所必需的社保轉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轉移方面加強協調支持和監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財政投入。這里的投入并不能對應產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責
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
三、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從總體上擺脫貧困、解決溫飽，步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面向未來，深化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經從推進生存型發展的需要為主轉變為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為主的新階段。其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加快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必須在體制上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關鍵問題。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推動了中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但實現可持續發展仍然面臨很多矛盾。不解決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我國在人口多、資源不足情況下，就不能順利地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進程。進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于解決自主創新、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等方面存在的體制問題。對此，我國已經啟動了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設，出臺了促進自主創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決涉及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體制機制問題。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導、市場驅動下發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的，大量體制性機制性問題需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這是我國發展階段的基礎特征決定的。
黨的十七大提出，新時期推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著力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即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兩個關鍵問題在新時期是一體互動的。一是在新的歷史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要著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內容，但關鍵問題還是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如果僅僅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采取一些權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導的老路，從長遠看反而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重點是要重視市場的約束機制建設。市場本身具有兩個方面的機制：激勵導向機制、約束限制機制。兩個機制都健全，才能構成完整的市場機制，才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我們不能把市場機制僅理解為激勵機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場約束機制的建設，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宏觀調控要起作用，沒有市場約束機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還有什么宏觀調控?過去我們花費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不理想，問題在于體制、機制的角度研究不夠。要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使經濟管理與市場機制相適應。例如資源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未形成、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善、財稅體制不健全等重要問題，要成為新時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強市場主體自身的各項改革，強化市場主體內在約束機制。市場本身就有約束機制，但還要通過市場主體的內在約束機制的健全才可以實現。還要規范市場主體的外部約束，加強市場秩序與市場監管、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市場信息體系建設，正確發揮市場機制的約束作用。
政府“經濟調節”也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機制。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制約日趨突出等，這些問題確實不能夠完全由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自動解決，這在健全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須健全符合需要的經濟調節制度。實際中，對部分高耗能行業投資過熱、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等方面的調控辦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這也是基于當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努力建立基于市場調節，又不放任市場的經濟調節機制。所謂帶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即直接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對某些重要環節按產業導向意圖設置制度性調節機制。一要探討建立資源產權制度。解決資源浪費無節制問題，稅費的辦法、處罰的辦法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礎還是要建立資源產權制度，使資源形成產權約束。我國的礦產資源、城市土地資源歸國家所有，這是我們能夠建立資源產權約束的制度基礎。二是要盡可能在市場基礎上設置經濟調節的制度性節點。減排要探討設立排污費用制度，排污必須列入企業成本，探討建立排污權交易；節能也可以設置相應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要建立有效的價格分攤制度等等；促進節約利用土地，僅靠計劃、項目、處罰也是不行的，關鍵是要規范土地市場，特別是對農村土地要建立與市場經濟接軌的使用和流轉辦法。
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
我國目前城鎮化進程，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方面，工業化已經推動并形成強大的城鎮化趨勢，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經濟經濟結構體制沒有相應轉變，城鎮化又大大落后于工業化。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公布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56157萬，占總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進城務工農民，如果減去1.5億經常性進城務工農民，城鎮非農業人口比重變為30％。這一數據距離我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總產值已達到88.3％的工業化參照數據相差甚遠?？梢哉f，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經極大地開拓了城鎮化空間，但城鎮化的潛力并沒有順暢地釋放出來，我們已經到了必須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階段。二元經濟結構是―個生產力發展階段問題，也是―個體制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在發展中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歷史進程。
進入新時期以后，統籌城鄉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環節，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城鄉關系已經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農民進城務工已形成巨大的規模，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城鄉關系已經到了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夜，很多問題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放在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位置。
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必然要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而城鄉二元結構也只能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逐步消除，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辯證關系。也就是說，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和延續，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發展階段的產物，它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通過某項體制變革來即刻改變。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步伐已經滯后，在部分地區的農村，已經與城市經濟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戶等重要體制上，已經制約了進一步發展。從人口構成看，如果只看三次產業產值，我國第一產業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而我國就業人口大部分仍是農業人口，城市的工業產值在相當程度上是農民工創造的，但這部分工業對城鎮化作用較小。這種情況給我們帶來城鄉統籌發展的復雜局
面。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鄉二元分治的體制會抵消我們提高農民收入的種種愿望和努力，阻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現金收入之比逐年擴大，1985年為1.8倍，2007年擴大到3.32倍。近年我國一直著力于提高農民收入，但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未能改變。這些說明，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進程必須逐步展開。既要反對不顧生產發展條件，把改變二元結構和城鄉關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到了經濟發展和體制創新互動的階段。有的體制已經具備了先行先試、局部展開的要求和條件。只有深化改革，適時出臺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措施，城鄉協調、工業化城鎮化協調才能步入良性軌道。
要穩定和完善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包括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發展要融入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也必須得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要通過改革建立農村集體經濟適應城鄉一體化、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探索適應市場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當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涉及面很廣，必須在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前提下進行探索，把握好穩定和改革的關系。
農村生產方式也已經蘊含深刻變革。有條件的地方正在促進適度土地規?；洜I。沒有適度的土地規模經營，就不可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不可能解放已經離土的農民，也就不可能解決我國城鎮化進程滯后的很多矛盾。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從“有條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條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邊城鄉結合部。在推進土地規模經營過程中，需要解決農民的權利保障、農民離土的權利置換、并逐步改變農村生產生活方式，這就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奠定了重要基礎。
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階段。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大背景下，農村土地制度已經難以孤立運行于農村經濟社會形態了，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核心問題之一，已到了非重視制度創新不可的時候。包括農民承包土地流轉、農戶宅基地確權與農民進城后的流轉問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流轉問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確實要保護耕地總量、保護農民利益，同時也要在逐步破解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相銜接方面積極探索，促進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
要實現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化身份的制度建設。基本內容是建立城鄉能夠對接的身份轉化制度。只有讓進城務工農民逐步轉為真正意義的市民，與原有土地關系脫鉤，才能實質性地緩解農村人地緊張關系、提高耕種效益，改善在鄉農民生產條件，實現城鄉共贏。轉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實施。農民工問題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將長期存在，但身份轉化的工作也應當逐步推進。
要有一個統籌協調的城市化、城鎮化管理機制。目前部門之間協調性較差，多元目標之間缺少統籌。例如空間布局問題，應當統籌我國主導各類空間布局的規劃和法律體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規劃生產力布局的主體功能區設計為主導，加入城鎮化布局的考慮，統籌協調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規劃、城鄉建設規劃之間的關系。新農村建設也要在農村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注重與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統籌考慮，與我國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統籌協調。
五、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會自律、基層自治機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位置。這一任務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觸及，但并未提高到戰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務的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新形勢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必要把自律協調的社會運行機制的改革創新放到重要戰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這既是社會體制，也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從經濟體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的機制，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就必然會過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終也就難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公民，在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運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機制及時解決化解的矛盾，各種利益群體產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時的利益協調機制，在法制的基礎上由社會自身調節矛盾利益。可以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一定階段后，發展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就是必然的選擇。
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基礎。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轉軌，進一步完善這個體制，當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觀調控的配套等等，但這并不夠，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社會自律協調機制的形成?？梢哉f，沒有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就不能順暢實現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使很多本應在市場基礎上由社會自律協調解決的問題維系于政府的干預，也必然不能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一重要改革領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體制更具有基礎性的改革。不要以為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只存在于社會領域，它的基礎實際上在經濟領域，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有之義。比如現在推出的政府行政體制改革要實現“四個分開”，“四個分開”顯然是必要的，但實際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組織的關系上缺少更為基礎的前提，就是把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擺上更前置的位置。從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角度來說，政府要把應該由社會中介組織協調解決的事項移交給中介組織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還在于市場中介組織的建設是否已經具備條件，需要實現政事分開的中介組織目前是什么性質?？梢哉f，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沒有改革到位，行政體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