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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態學的特點范文1

關鍵詞：景觀生態學；教學；課程改革；大學教育

作者簡介：喬衛芳（1980-），女，河南開封人，河南理工大學測繪與國土信息工程學院，講師；聶小軍（1977-），男，山西曲沃人，河南理工大學測繪與國土信息工程學院，副教授。（河南　焦作　454000）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001157）、河南理工大學博士基金（B2010-47）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0079（2012）32-0070-02

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是源自地理學和生態學的一門新興學科，其交叉性和融合性很強，涉及多個自然和人文科學領域。[1]景觀生態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理在資源開發、土地利用、區域規劃、城鄉規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旅游開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發展前景，同時，景觀生態學還與“3S”技術結合緊密，使得該課程已成為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諸多資源、環境、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許多高等院校的生態學、地理學、林學、園林及城市規劃設計、水土保持、環境科學、資源和土地開發利用等相關本科專業都把景觀生態學作為其必修課或專業選修課。由于景觀生態學具有抽象的理論概念和較大的研究尺度以及先進的研究手段，所以如何使學生在課程的學習中能全面地理解和掌握景觀生態學的基礎知識和理論，并能運用有關原理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是教學工作中值得探討的問題。但由于近年來景觀生態學的發展日新月異，科研成果層出不窮，應用領域不斷拓展，給當前相對固定的景觀生態學課程教學模式提出挑戰，無論在課程建設還是教學改革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筆者根據近幾年對河南理工大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景觀生態學這門課程的教學經歷對該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改革進行了嘗試。

一、景觀生態學的課程特點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景觀生態學是現代生態學中內容最豐富、發展最快、影響最廣泛的學科之一。它將生態學中結構和功能的關系研究與地理學中人地相互作用的研究融為一體，把區域和生態系統研究連接起來，運用地學和生態學的基本方法，并結合現代信息技術，以景觀為研究對象，探討物質流、物種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地球表層的遷移與轉換，研究景觀空間格局與生態過程之間的相互關系。景觀生態學充分體現了當前環境保護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時代主旋律，是認識和解決人類面臨的資源、環境等重大問題的有效途徑，在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護、城鄉規劃與設計、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地利用、景觀生態建設等方面具有廣闊前景。從目前景觀生態學的發展水平和研究現狀來看，景觀生態學課程具有整體觀和宏觀性強、交叉性和融合性強、實用性和實踐性強等特點。

1.整體觀和宏觀性強

景觀生態學重點研究宏觀尺度問題，更多通過分析景觀要素之間的空間關系和功能關系來研究景觀的整體屬性，在研究和解決宏觀綜合問題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在景觀水平上可以將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綜合，以可持續的景觀空間格局研究為中心，探討人地關系及人類活動方式的調整，研究可持續的、宜人的、生態安全的景觀格局及其建設途徑，可為區域可持續發展規劃提供理論和技術支持。[2]

2.交叉性和融合性強

景觀生態學作為一門正在發展中的綜合叉學科，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汲取了地理學、生態學及其他學科的現有理論，兼有生態學、地理學、環境科學、資源科學、規劃管理科學等許多現代大學科群系的多功能特點，同時還與遙感（RS）、地理信息系統（GIS）和全球定位系統（GPS）等現代地學信息技術緊密結合，交叉性和融合性非常強，適宜于組織和協調跨學科、多專業的區域生態綜合研究，[3]用以解決人們日益關注的人居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實際問題。

3.實用性和實踐性強

景觀生態學強調多尺度上空間格局和生態學過程相互作用以及斑塊動態的觀點，為解決實際的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了一個更合理、更有效的概念構架，具有很強的實用性。[4]同時，景觀生態學的研究關注現實問題，如優化景觀效果、規范人類活動、改善生存環境等，使景觀生態學成為解決當前諸多人們日益關注的社會、環境等問題的重要手段。[5]

二、景觀生態學的教學現狀

現代生態學的特點范文2

生態學是由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創立了生態學這個學科。生態學是研究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包括植物生態學、動物生態學、微生物生態學、進化生態學、地理生態學、生理生態學、應用生態學。生態學不僅是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學科之一,而且與農、林、牧、副、漁、醫都有密切關系的應用基礎學科之一。從研究的對象來看,生態經濟學是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規律及其應用科學的總稱。包括理論經濟學、技術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經濟數量分析和計量方法、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生態經濟學是從生態學系統來看待社會經濟問題,研究生態變化的經濟因素。包括部門生態經濟學、理論生態經濟學、專業生態經濟學、地域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發展規律及其應用的經濟學分支。

生態學與經濟學兩個名詞同源于希臘字母(Oikos)。分別是指有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問題與管理。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生態學和經濟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與有機結合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邊緣科。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戰略性和實用性特點。在中國它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間,生態經濟學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旨在整合生態與經濟系統,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許多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及時投入這一嶄新的學科研究與應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內容。在推動建立全民生態意識和用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學系統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在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有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價值流循環與轉換。生態經濟系統劃分范圍可大可小,從層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層的生物圈和經濟界復合而成的生態經濟系統、國民經濟總體生態經濟系統、部門生態經濟系統、行業生態經濟系統。按地域大小分:有國土生態經濟系統、區域生態經濟系統、庭院生態經濟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組成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科技四大要素。

“現代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態經濟統體,因而現代社會是一個由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融合而成的生態經濟有機整體。按照這個理論,中國現代經濟不是個封閉系統,而是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之上的巨大開放系統,這個開放系統就是生態經濟的有機整體”。生態經濟學包括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理論、生態經濟有機整體理論、生態經濟全面要求理論、生態經濟生產理論、生態經濟價值理論、生態經濟循環理論。生態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生態學理論為基礎,運用現代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從結構、功能、平衡、效益、調控高度揭示生態經濟系統這一客觀實體的運動發展規律。

現代生態學的特點范文3

    一、尤金?奧德姆及其著作

    尤金?奧德姆(EugeneP?Odum,1913-2002),當代著名的生態學家,伊利諾伊大學博士,曾任職于佐治亞大學,美國生態學會主席。因其對生態學研究做出的杰出貢獻,榮獲泰勒生態學獎,這是美國生態學的最高榮譽獎。

    奧德姆在學業上走向成熟正是在環境保護主義剛剛興起之時,他自己也變成了活躍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環境問題是廣泛而復雜的,如此重要的問題需要宏偉的藍圖規劃。生態學家必須向人們表明,地球的各個部分是怎樣共同組成一個整體的,并分清是哪些東西決定這個整體是健康的或有病的,尤金?奧德姆及其兄弟霍華德?奧德姆,站出來提供了這種統一的理論。從某種程度來說,奧德姆兄弟從其父親著名的區域社會學家霍華德?w.奧德姆那里繼承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思想習慣和個人價值觀,他們相信能夠獲得一種關于世界的整體認識,而不是陷于過分狹隘的零碎分析,他們希望能看到和諧廣泛存在,在人類與自然界之間出現和諧,而不是到處充斥著痛苦的、不相容的爭斗。奧德姆最早認識到把能流應用于生態學原理的重要性,并使生態學與經濟學結合起來,發展了人類生態學,同時向生態學家提供了一本治理這個地球的綜合科學手冊。特別是尤金?奧德姆編寫的《生態學基礎》,為該領域指明了方向,其第五版是奧德姆直到去世之前仍在修訂的著作,某種意義上應該看做是他思想的最后定論[2]。這本著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其邏輯性、概念、綜合性和把數學當做世界通用語言加以運用均對教學與科研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是世界各國公認的最有影響的生態學教科書。

    二、尤金?奧德姆生態平衡論思想的基本觀點

    奧德姆把生態學看做是研究自然界的結構和功能整體性的科學,把生態系統各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作為生態學第一定理,也即研究生態系統生態學。奧德姆認為生態學研究必須形成統一的生態系統理論,并用數學、統計學術語精確描述,這樣的研究才具有實踐應用價值。這種理論必須是整體性的,而不是簡化的。奧德姆認為生態系統包含了研究層次和研究尺度兩重含義,必須拓展研究層次和尺度,重視對整體特性的研究,作為一個整體,不能完全還原為部分特性,對各個部分的加和研究也不能得出整體特性[3]。通過集中精力研究生態系統,奧德姆相信該領域馬上就能從分歧中達成統一,并能提出一致的理論說明。他解釋說,生態系統是生態學中的基本機能單元,涉及一個既定區域內的任何一個包括一切有機體(例如“群落”)在內的單位,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從而便于能量的流動能在這個系統內達到具有非常明確特點的營養結構、生物的多樣性和物質循環的目的。換句話說,生態系統對奧德姆以及這個詞的發明者坦斯利來說,涉及的不僅僅是生物,它包括著生物和非生物兩方面。奧德姆的教材第一部分,也是最長的一部分,預見性地論及了生態系統及其所屬各個組成部分,包括能量轉換、生物地理化學的循環、人類群落、物種群體等。這部書寫道,所有的自然萬物都組成一種等級結構,位居頂端的是生態系統。只有理解了這最高一級結構,才能以最好的方法去理解地球是如何組成的。

    奧德姆認為,所有的生態系統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具有“發展戰略”———能夠給整個自然界及各個單獨的組成部分以總體方向的發展規劃。當然,“戰略”一詞意味著生態系統也是能夠為自己確定目標并能努力達到目標的有意識的存在,盡管奧德姆并不是很想突出這種結論,他只是認為生態系統跟有機物一樣是自我調節發展的實體。它們的戰略就是“在有效的能量供給和占優勢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界限內,盡可能達到大而多樣化的有機結構”[4]。他認為每一個單獨的生態系統要么是正在向目標發展,要么就是已經達到了目標。這一戰略是十分明白清楚、極易觀測的,目標就是達到健康有序的狀態,即他所說的“體內平衡”。

    這種狀態與18世紀的自然學家發現的永恒的自然界秩序不同,體內平衡就像人體的健康平衡,不斷被各種感染打亂并導致各種疾病,但同時身體也通過組織抵抗驅逐入侵。同樣,生態系統經常被擾亂,但始終圍繞著一個穩定點進行波動。一種健康的正常狀態總是處于無窮無盡但很成功的斗爭中以保持著這一穩定點。同時,奧德姆認為,生態系統的健康還要求系統內各種有機物之間達到互惠共引與協同合作狀態。它們從起初緊張的互相競爭向更協同共生的關系方向發展,就像珊瑚礁一樣。可以說,它們知道,要共同努力合作來控制自己所處的周邊環境,并使之成為越來越舒適的棲息地,這樣最終才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免受干旱水澇、嚴冬酷暑、寒冷炎熱的輪流重襲,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到所需營養。換句話說,自然界的統一原則就是有機物明白要協同合作才能控制周邊的自然界,以求最大的效率和互惠互利[5]。奧德姆把生態平衡定義為:“生態系統內物質和能量的輸入和輸出兩者間的平衡”。這類定義指出了評價生態系統平衡的基本因素,而且人們可以無需詳細分析生態系統內眾多組分之間的關系,只根據輸入和輸出就能判定系統是否處于平衡狀態,即所謂的“黑箱理論”。

現代生態學的特點范文4

【關鍵詞】民族生態學；美國；蘇聯/俄羅斯；學科比較

【作 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態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吸引了來自民族學、生態學、植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到其中來。在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存在的理論盲點亦比較多，如國內學術界在學理上對美國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與蘇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之間區分不夠，因此難以整合來自兩個不同學術傳統的學者，從而影響到整個學科的健康、快速發展。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發展起來的，后來才影響到其他學科，從而擴散成一個龐大的學科；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也是由民族學家提倡，但它屬于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的交叉學科，是針對民族地區進行的生態學研究。因此，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有一些相同之處，但相異之處又頗多。本文從理論淵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術影響上對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予以比較，希望能為學科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理論淵源

理論淵源最能說明一個學科的屬性，因此歷來學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個學科發展的必要工作。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在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論淵源上有所區別，才導致了它們之間異同共存的現象。

在美國，民族生態學的誕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早在1875年，鮑爾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學”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學能夠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學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國費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一詞。1914年，美國民族學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頓（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國民族學局組織的“動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調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動物學”這一新詞［1］。從這一學術史追溯來看，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這兩門民族生態學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都比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才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通過考察菲律賓哈努諾人（hamunoo）植物術語的內容和結構，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康克林提供了第一個人類的自然資源概念的真實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學研究首先關注的是記錄人類對生物的應用［2］pp846-848）。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體的人與動植物關系的研究上，人類學家們花費大量力氣去創建動植物的清單，并記述其使用狀況。雖然這樣的研究缺乏理論的框架，但卻有助于發現傳統社會的動植物分類體系的本質。不過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認知理論的影響，民族生態學研究開始轉向民族科學的方法，即把個體視作文化生成體和把語言視為信息編碼的媒介。這樣以來，雖然人類學家的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仍是記述動植物分類及其應用，但是其目的卻是試圖依此透視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的深層結構。鑒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主位立場、民族志方法、認知的視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類學家稱為系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有的學者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術譜系要比上述更為龐雜，如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 Toledo）就認為民族生態學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志意義上的民族科學以及研究自然資源傳統管理體系的環境地理學等的總學科［3］（pp5-21）。最近又有學者聲稱，民族生態學有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和闡釋藝術與科學3個父母：社會科學中人類學發展了主位立場等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態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細節的適應系統的研究報告；闡釋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價值［4］（pp5-15）。當然，這些都是一家之言。總的來說，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最初的理論淵源更多地在人類學內部，雖與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所有的民族生態學家都具備人類學家的身份。只不過最近一二十年生態學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態學的情況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第四部分中詳述。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

與美國式民族生態學一樣，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理論淵源也較為復雜。在蘇聯存續后期，蘇維埃民族學家們認為民族學是一門以研究世界民族為對象的學科［5］（p3）。不過，由于民族總是在一定區域內逐漸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區生態環境的制約，采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樣的自然條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備適應環境的特點。科茲洛夫認為“可以把處于目前這種狀態下的民族學明確為其研究范圍包括民族共同體這一最穩固和最重要的人們集體生活形式之一的產生和存在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學科。”［6］（p215）這樣，摒棄了傳統研究范圍“本位主義”態度以后，民族學家們積極地參加了反映社會需要的新領域的工作，民族生態學的形成正是如此。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勃羅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類似地指出：“當代民族學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課題的多樣性，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會）過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關系。這對于圍繞民族學所形成的日益眾多的相鄰學科――從民族經濟學和民族生態學到民族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尤其如此。”［7］（ p246）事實上，早在1981年，勃羅姆列伊就發表了《人類生態學的民族方面》一文，雖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但其中關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的特點、各民族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態學原理已在這篇論文中得到充分運用。與此同時，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集體編寫的《社會與自然》一書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態學的許多原理，比如該書強調指出了歷代民族文化傳統對保護生態是有意義的［8］。勃羅姆列伊還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學基礎》第三章“非洲各族”單列“地理環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條件十分復雜，各種自然因素及其區域性配合都很協調，為非洲境內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態條件和相應的食物和技術資源。幾千年來，人們適應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過程，構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經濟文化史的物質基礎。”［5］（p155）在借鑒同仁們理論、觀點的基礎上，科茲洛夫充分吸收了來自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科。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是一門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相互滲透而形成的學科。由于其與人類生態學的密切聯系，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的特點，而且這一特點表現在生物方面，也特別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民族生態學形成的比較緩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與人類生態學有關的內容的基礎上形成的。1978年開始的由美蘇兩國民族學家、人口學家、體質人類學家等共同參與的“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體長壽率開展人類學和民族社會學的綜合研究”，對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9］。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產生的，它吸收了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變成了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后來也受到農業生態學、闡釋學以及環境地理學等學科的影響；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是在民族學界內部產生的，是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交叉而產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學科的若干領域，可見其理論淵源之混雜。

二、研究對象

蘇聯民族學家勃羅姆列伊認為：“每個學科的對象是在形成一定傳統的學科實踐中形成的。在確定今天某一學科的輪廓時，不能不考慮到這些傳統……而一個學科研究對象的確定，相應地又同闡明它與相鄰知識領域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7］（p235-236）從勃氏的上述論斷足可得見研究對象對一個學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態學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對象的確定對學科的存續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從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態學”之后，學者們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一直有所爭論。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別重視理論上的研討，因此這項工作留給了后來的民族生態學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詞中的前綴“ethno-”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指的是那些從群體自觀出發的研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就變成了群體自觀下的生物內在聯系［10］（p216）。稍后，美國人類學家布羅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態學時暗示出其研究范圍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其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11］。這樣看來，民族生態學在當時的研究對象是處于傳統社會的群體，范圍則僅限于這些群體如何認知環境，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不過，民族生態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涵攝了地方性群體與所有的自然環境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研究范圍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領域。在研究對象上，民族生態學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環境知識的研究，但他同時也指出，民族植物學家也樂意研究農民傳統的農技實踐，而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土著人［12］（pxx）。當然，一些生態學家、人類學家正試圖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他們認為不僅農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態學存在的空間；不僅要研究特殊群體的傳統生態知識，而且要關注漫長歷史時期內的生態變遷。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家仍然繼續關注傳統居民的動植物利用和資源管理實踐，關注這些傳統生態知識在維護生態安全上的獨特價值。

與美國有所不同，蘇聯式民族生態學最初就是圍繞民族（ethnos）來展開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關的人類生態學問題當然是其職責所在。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語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羅姆列伊的話說就是指“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點、確定獨立的心理特點以及區別于其他類似共同體的聯合意識的人們共同體”［13-15］。一般來說，“ethnos”大致相當于英語學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據這樣的理解，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ethnos）的特點［8］，而且其所涉及的問題超出了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和民族人口學的范圍。“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16］到1991年，科茲洛夫主編出版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的論文集，共匯集16篇論文。除涉及生存保障體系外，它還與地理學、人口學、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相交叉，闡述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各民族的生計、飲食、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體質、人口再生產和心理等方面的影響。科茲洛夫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民族生態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在自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存保障體系的特點，復雜的生態聯系對人們健康的影響；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形成的規律和功能［17］（p43）。實際上講的就是各民族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科茲洛夫接著論述道，首先要研究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生物適應和與他們的經濟活動相聯系的社會―文化適應，這些適應反映在物質文化特點（飲食、服裝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學和民族醫學中；其次研究人們在個體和集團層面對周圍環境和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心理適應的主要方式，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等；再次還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關系，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質資源的傳統進行生態學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與1983年發表的2篇論文相對照，科茲洛夫在1991年的這篇前言中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補充了一些原來尚未涉及的內容，如“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等。對于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中央民族大學任國英教授認為其“不僅僅局限于民族學與生態學兩學科的交叉，他們（指蘇聯/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家）的學術理念是將生態環境與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到本學科的研究框架內。”［17］（p44）堪稱一語中的。

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僅僅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對象也基本上限制在傳統的居民群體，范圍主要圍繞這些群體的植物、動物、土地的分類與利用以及他們資源管理的實踐等傳統生態知識來進行。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研究對象界定為族群或族共同體，范圍是與族群或族共同體有關的生態環境的方方面面，范圍十分廣泛。從這個意義上講，蘇/俄式民族生態學與當前歐美人類學界流行的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基本類似。

三、研究方法

對一個學科來說，確定其研究對象之后，就會面臨著如何去研究的問題，亦即采用何種研究方法的問題。民族生態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要在方法論上有自己獨特之處，方才能得到相關學科學者的承認，在學術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規的資料收集方法。為了解被研究群體對自然環境的認知，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會設計幾個層級的問題，他們首先會問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樹？常綠樹和落葉樹有何差異？這里有哪些不同種類的針葉樹？針杉和松樹有何不同？……這樣一直到最低層級為止［18］（p60）。通過向該群體的不同的人提問同樣的問題，經過分析綜合，基本上就能夠獲知被研究群體對他們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總圖。不過，后來民族生態學家們逐漸發現，由于他們采用這種假設性的分類，一些被訪談者可能會依照訪問者的邏輯去推定，甚至創造出當地沒有的事物來。于是民族生態學家們只好又重新依靠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的方法，雖然這兩種方法費時又費力，但好在這兩種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需要正確記錄動植物的當地名稱、學名、科屬，必須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儀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類的加工技術，甚至還需要了解有關的神話傳說，以便更好地把握它們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時，研究者還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們記錄下來的動植物標本和材料。當然，如今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雖然在資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與以前差別不大，但他們看待這些資料的視角卻有了新的變化。比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從某個點出發的視角”，它不僅要摒棄以前那種無歷史和政治的傾向，而且要看到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民族生態學者才能在跨學科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充當主角［19］（pp1-19）。

蘇聯民族學家們認為直接觀察是獲取民族學情報資料的基本方法，但蘇聯民族學界起初轉向“綜合集約調查法”，后來則以夏季短期的小組或個人旅行來排斥綜合調查，總的來看是逐漸放棄了“定點”的直接觀察方法。鑒于上述民族學調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態學的奠基者之一勃羅姆列伊聲稱一定要堅持直接觀察、定點長期調查的方法，同時還可以根據研究客體變化的實際情況適時采納問詢調查法、歷史比較法、類型學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羅姆列伊的主張未能堅持多久，蘇聯就遭遇了解體。隨后，民族學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正是在這個階段，科茲洛夫總結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學科形成和問題史》一書中，科茲洛夫全面闡述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學科性質、基本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及與其他學科間的關系；其中還對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人進行研究，開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沖突問題納入民族生態學研究的視野［17］（p43）。從前人翻譯的2篇論文和任國英教授的總結來看，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仍然堅持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同時吸收了人類生態學的方法，從而在方法論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撐。20世紀末以來，由于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注意同國際接軌，研究中借鑒和引用西方的理論觀點，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17］（p44）。筆者曾就這一問題向俄羅斯繼科茲洛夫后最負盛名的民族生態學家亞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請教，他認為蘇/俄民族生態學依然堅持經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創造性地發展了民族生態系統的概念，同時注意使用精細的統計數據和自然地理資料。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由于誕生在認知人類學內部，因此它不僅繼承了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等田野調查方法，而且以其獨特的研究步驟和視角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初創于20世紀80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以后才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賴民族學的直接觀察的方法，同時也適當吸納了系統生態學等理論與方法。只有在俄羅斯民族學界與西方人類學界廣泛交流一段時間以后，民族生態學研究才獲得了新的理論與方法源泉，從而推動了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

四、學術影響

一個學科的生命力是否夠強，關鍵還在于它的學術影響力。對美蘇兩種傳統民族生態學的學術影響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看其民族學人類學內部的影響力；二是看其對其他學科學者的號召力；三是看其對境外國家和地區學術的輻射能力。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誕生于人類學內部，本身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雖然認知人類學在20世紀60-7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但隨著實踐理論、闡釋人類學以及反思人類學的出現，民族生態學本身也成為某些學者清算的材料。不過，在文化人類學內部，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方法和視角，還是得到廣泛的承認的。這從《美國人類學家》、《美國民族學家》、《當代人類學》等頂級雜志上刊登的為數不菲的民族生態學研究論文上可以得到證實。在人類學界之外，民族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學科學者的認可，還有的學者針對性地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探討，如墨西哥生物學家托萊多、資源地理學者巴頓（David Patton）都有專門的研討文章問世。不過，最能說明一個學科影響力的也許要看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輻射能力了。由于美國社會科學在當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統治地位，單從其數量龐大的實踐者、分配到的資源以及學科方法論的影響力上就可以略見端倪，因此美國式文化人類學領導著世界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印刷文本的廣為傳播更是奠定了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學術優勢地位［21］。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如今也已在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中國、墨西哥、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因此較早接受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坎特布理肯特大學的埃倫（Roy Ellen）博士更是這一領域中享譽世界的學者，他與《皇家人類學刊》合作出版了名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專門研究于一體，足見民族生態學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影響。事實上，即使在俄羅斯國內，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學者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傳統的影響，如今他們在英語寫作中已把自身原來應用的“ethnoecology”改稱為“ethnic ecology”，且認為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跟美國的文化生態學或生態人類學相差無幾［22-24］。

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創立較晚，但不論在蘇聯時代，還是在俄羅斯時代，都能在民族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還成立了民族生態學部，專門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從1997-2005年，俄羅斯民族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聯合會共舉辦了5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態學專題研究論文參與［22］。在論文的發表上，俄羅斯權威的民族學期刊《民族學觀察》（即以前的《蘇聯民族學》）從1975-2004年共刊發了24篇民族生態學方面的論文，雖然與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學、民族社會語言學等其他新興研究領域一起處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興的是，俄羅斯的學者們還在圣彼得堡創立了名為《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叢刊，專門刊發民族地理學和民族生態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在學術研究之外，學者們還積極參與生態學評估。1999年，民族生態學家斯泰潘諾夫（Valery Stepanov）還主持編纂了《民族生態學評估方法》一書，為俄羅斯民族生態學家參與生態學評估提供了學術指引。由于民族生態學研究在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礎，因此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也深受影響。對此，亞姆斯科夫曾經說道：“在土著人土地權利和傳統居住領域內進行研究的許多專家，他們有著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生物學）以及社會學的訓練背景，如今喜歡稱呼自己為‘民族生態學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議草稿中，甚至流行的術語“傳統自然資源應用領域”（TTUs）也正在轉變成“民族生態學領域”［25］。不過，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學術影響力下降，因此俄羅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對外傳播并不是很廣泛，僅在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內流布。中國從1984年開始譯介相關理論，然迄今為止，僅譯介過科茲洛夫的2篇論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復之處。2009年，任國英教授的《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一文算是稍微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界內部仍充滿活力，都對其他學科造成一定的影響，也都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的輻射力。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具活力，如今已經得到植物學、生態學等領域學者的認可，跨學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向外傳播更為廣泛，如今已經影響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大國。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我們發現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于民族學或人類學界內部，從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兩者之間卻有著比較大的區別。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蘇聯（俄羅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不同的對象所致。我們知道，美國號稱為“文化人類學”，其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這跟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始終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態觀念有著根本聯系。蘇聯（俄羅斯）既然號稱為“民族學”，而且在實際研究中都是圍繞“民族”（ethnos）來進行的。蘇聯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僅表示著與“民族”（ethnos）或族群單位相關，而并不像美國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是一種主位的對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前綴“ethno-”意義的區別乃是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之間的根本差別。鑒于這種意義上的差別，一些俄羅斯學者已經采用“ethnic ecology”來指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

在準備和閱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蘇聯/俄羅斯民族學者都認同這種跨領域的學科。如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認為民族學中出現的民族生態學等之類的亞學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類。因為它們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學者們只是繼續做他們過去做的東西罷了，而且以后這些亞學科的繼承者會為他們抓住的一點皮毛而沾沾自喜起來，甚至會聲稱一切事物離開了生態學無法解釋［26］。切氏的論述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是在學界內部劃分一下勢力范圍，而沒有理論方法上的升華，這種劃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如果民族學人類學者因為沉迷于分支領域的研究，而未能堅持“全貌觀”的基本準則的話，那么這種分支不要也罷。

依上述認知去審視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我們會覺得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其自身的學科特點，而且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工具，是一種人類學生態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不然，它更多的是對人類生態學的一種類比，主要作用在于劃分學術領域，既沒有形成獨特的學科特點，也沒有完善的方法論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一無是處，它所開拓的文化適應不完善的思想、對不同族體的心理適應的研究、景觀民族特點的論述，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生態研究仍然具有其獨特價值。

（致謝：俄羅斯科學院亞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筆者提供他的論文電子版以供參考，還在電郵中耐心地回答了筆者的疑問，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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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態學的特點范文5

關鍵詞：生態學；教學思路；教學方法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4）21-0097-02

生態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交叉滲透形成的、與人類、生物生存現代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息息相關的前沿學科，其知識體系涉及現代科學的各個領域，在21世紀的科技、工業、社會、自然和經濟發展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在我國，自高校擴招以來生態相關專業的人才培養也步入了穩定發展期。

西安科技大學的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屬于生態、環境相關專業，是一門綜合性學科，主要包括資源環境、自然地理、生態學以及地理地質等相關類知識。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具備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能在市政、規劃、環保、能源、旅游、國土資源、工程設計、技術服務等部門從事區域分析與規劃、資源環境評價與管理、城鄉規劃、房地產開發與國土資源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人才。[1，2]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開設的“生態學概論”是一門專業基礎課，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學生可以提高對于當前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水平，掌握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各種關系，特別是生態系統在人類活動干預下的各種運行機制及變化規律，了解如何解決全球面臨的生態環境重大問題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眾多生態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筆者在“生態學概論”課程教學過程中，在充分考慮和結合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特點的同時進行了一定的教學改革與創新，旨在培養學生的環境意識，提高學生對環境課程的學習興趣及實踐能力，同時充分發揮交叉學科的優勢，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并嘗試解決礦區的生態環境問題，達到專業培養復合型高素質人才的目的。

一、“生態學概論”課程的特點

1.課程定位

“生態學概論”課程是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屬于必修課。課程以人類生態系統的基本原理為依據，系統論述了生態因子與生物間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機制，讓學生了解當前生態環境問題及其與生態學研究的關系，明確了解生態系統平衡的現實意義及我國主要生態系統的特點與分布；體現生態學學科的綜合性和復雜性，把握學科發展趨勢、前沿領域、熱點問題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教學目的在于樹立學生的生態保護意識，激發學生對生態環境問題認識、治理以及管理等方面內容的學習興趣，為后續環境相關課程的學習打好基礎，也為日后從事生態、環保相關專業工作作鋪墊。[3]

2.課程內容的綜合性

“生態學概論”課程相較于其他一些傳統專業課程，最大的特點在于學科內容中生態系統和生態環境問題是與人類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因此內容具備了綜合性強、覆蓋面廣等顯著特點。在“生態學概論”課程教學過程中會涉及到許多學科領域，比如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和自然科學等，需要具備生物、化學、化工、物理等多方面的學科知識。同時，生態環境問題是不斷變化和發展更新的，這就要求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和實際生活以及社會熱點問題相結合，更新教學知識內容。另外，西安科技大學的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開設在測繪學院，課程設置也向測繪類課程傾斜，因此在“生態學概論”教學中，還要注意引導學生如何將測繪知識運用到生態環境實踐中，體現多學科的交叉性。

3.課程內容的應用性（與實際生產、生活結合）

相較于一些基礎理論課程，“生態學概論”課程與生產實際的結合較為緊密，教學內容中涉及到的生態系統、群落生態、種群生態等基本概念和一般規律都與當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工程設計等緊密相關。此外，當前社會生活中經常報道的生態環境熱點問題，其本質和機理都與教學中的多個知識點相聯系。[4]

二、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增強教學針對性，提高學生的參與性

筆者所在專業的“生態學概論”課程設置為32個課時，對于該課程的教學內容及實踐環節而言，相對較少。如果在這樣的課時安排內進行通篇講述并且讓學生完全掌握所有內容，對學生而言有一定的難度和壓力。因此，要想達到良好的課堂教學效果和目的就需要在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熱情上尋找有效的方法。筆者通過自身的教課經驗，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活躍教學氣氛，提高教學質量。

1.社會熱點的課堂結合引導式教學

全球生態環境變化與生物多樣性問題是當前研究的熱點問題，生態學科領域相關的理論研究和實驗進展的報道層出不窮，但是授課選用的教材在原則上是要有一定的延續性和固定性的，不可能根據行業發展實現年年翻新，這就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授課過程中，教師在帶領學生掌握好基本理論知識的基礎上，應不斷更新自己的學術研究內容，把一些和課本基礎內容相關的新的熱點研究成果穿插到課堂教學中，使課堂教學緊密結合科研發展現狀，反映生態學的時代性與變化特征。比如在講解生物多樣性問題時，除了講解課本上的定義及相關公約外，還應著重介紹生物多樣性的實際意義，通過對熱帶雨林生物多樣性的分析以及近年來滅絕的野生生物進行舉例來引導學生了解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和間接價值，進一步明晰其重要意義。通過運用真實的照片和相關報道材料可以有效加深學生對于生態環境破壞的認識，并有效提升他們的生態環保意識。通過這些前沿性和熱點研究的知識點引入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結合課上和課下的資料搜索也可以擴大生態環境相關的知識視野，為他們打下良好的學習和科研基礎。

2.緊扣知識點的擴展式視頻教學

目前大多數學校的授課方式已由傳統的板書授課改為多媒體教學方式。采用多媒體教學不僅可以將原先無法在板書上進行展示的一些圖片、動畫等資料很好地呈現在課堂上，有效增加了信息量，同時，也可以使教學實現講授和視頻播放結合。通過放映一些與課程某專題相關的視頻可以增加授課的趣味性，并且學生對于該知識點的學習和掌握會更加牢固。比如在講解海洋生態系統時，首先用一個課時的時間進行視頻教學，讓學生觀看一部生態紀錄片“海洋”，然后再進行課程講述，此時會發現學生能夠主動結合視頻中的內容來理解書本上的相關理論知識。這種方法的應用可以讓學生在課堂上時刻都保持興奮狀態，更易于接受和掌握新知識點，有效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并使學生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由感性了解上升到理性認知，切實將生態理念貫徹到生活、學習的方方面面。

3.案例與專題報告式教學

生態學的知識內容應用非常廣泛，存在于人們生活、工作和科研的各個方面，因此在教學時可以運用案例和專題報告的方式進行，這樣可以讓學生在學習中拉近理論與實踐的距離，通過聽“故事”、看“故事”輕松學習過程掌握知識內容。

三、增強學生實踐認知能力，構建實踐教學體系

除了課堂教學外，為了使學生更好地掌握和運用所學到的相關知識點，可以開展生態環境相關的實踐教學，鼓勵學生在課外進行資料搜集和相關實驗。筆者所在專業在此方面主要從兩個層面對開展教學實踐給予支持。

1.校內實踐安排

可以結合學生在一、二年級所學“地理學”等課程，建設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綜合實驗平臺，并且無條件地向學生開放實驗室，鼓勵學生在課外進行知識點的延伸學習和實驗考證；同時，要多組織課外科技活動。按照不同的專題研究內容將學生分為若干課題小組，對學校內部及周邊環境（學校旁邊的城中村―吊莊）進行初步的認知、調查，要求各小組利用各種途徑查閱相關資料，制作匯報PPT，之后利用2課時的時間讓學生上臺就自己小組的專題作報告。該方式既可以提高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也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培養他們的科研業務能力。

2.校外實踐安排

西安科技大學測繪科學與技術學院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與澄合礦務局簽訂了實踐基地共建協議，由澄合礦務局提供實踐場地，在暑假期間由專業教師帶隊，帶領學生進行實訓。利用礦區的煤矸石進行生態恢復利用的實驗研究。

四、結語

在教學過程中應更加關注學生，將他們視為教學的“主體”之一，針對“生態學概論”課程的綜合性、應用性等特點，充分貫徹先進的教學理念，采用多種教學方法，以理論講述和實踐調研相結合的教學模式有效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思考的興趣，拉近教學中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距離，啟發學生的自主創新和科研意識，注重對學生生態意識的培養。通過對“生態學概論”課程的教學方法進行改革，培養出的學生不但可以滿足當前工作及市場的需求，在今后的科研和生產實踐工作中也會具備更強的適應能力、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1]楊木壯，林媚珍，謝獻春.基于創新理念的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專業模塊化課程構建[J].教育教學論壇，2012，（21）：122-123.

現代生態學的特點范文6

良好的實驗教學平臺是進行生態學實驗的基礎，而實驗教學管理基本以學院、教學系部、實驗中心的三級管理體制，使得各實驗課程都強調本系部內課程的特點，忽視了與其他系部之間的交流滲透。實驗設備使用起來通過種種繁瑣的溝通、協調，增加了正常實驗教學的障礙，極其不利于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專業實驗素質。

2生態學課程實驗教學的改革探析

針對上述問題，為了完善實驗教學過程，提高實驗教學質量，促進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結合筆者自身教學經驗，從教學理念、增加實驗經費投入與改變育人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評價方式等方面進行了改革。

2．1樹立現代教育理念，體現以人為本

高等學校的根本任務是培養高素質的未來社會建設人才，傳統的教育理念難以適應當今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要求，只有樹立學生既是教育活動的客體，又作為教育活動的主體的現在教育理念，教師才能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讓學生懂得自我教育、自我學習，才能是學生既有魚吃又學會捕魚的方法。只有這樣教育活動才能引起學生積極響應，教師的教育才具有極高的價值與作用。

2．2投資與整合資源并舉、加強校企合作育人之路

現代生態學實驗設備與技術都處于不斷創新過程中，研究結果的可靠性不斷提高。改善實驗生態學實驗條件，在加大投入的基礎上，還要對現有的教學資源進行整合，構建大實驗室管理體制。取消學院、系部、實驗中心、教研室管理實驗室建制的管理模式，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成立校“實驗教學部或中心”，承擔全校的實驗實踐教學任務，還可以為科研提供各種實驗服務，真正達到資源共享。要改善生態學的實驗條件，還要借鑒德國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模式，加強校企合作的模式，滿足用人單位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

2．3優化實驗內容，培養學生主動性

由于生態學具有綜合性、應用性和交叉性，在實驗內容上可選擇的空間很大。生態學實驗內容的選擇上，既要反映生態學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學科前沿研究領域，同時也要體現生態學自身的特色。首先，開設必要的基礎實驗，讓學生在掌握基本實驗技能的同時鞏固學過的理論知識，為以后的實驗打下堅實的技能基礎;其次，在學生掌握實驗基本技能的基礎上，開設綜臺性和設計性實驗，通過教師輔導和學生積極主動的查閱文獻，從而培養了學生的全面的綜合素質;第三，指導教師根據自己的科研項目來安排學生參與項目研究的研究性實驗。

2．4實驗教學方法改革

生態學實驗教學方法改革的關鍵是要引導學生主動地參與到教學活動中，在生態學實驗教學改革中，在實驗前應將所有實驗題目交給學生，讓學生全面了解整個課程的實驗內容，并要求學生提前預習實驗內容，結合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所學的生態學理論選擇、設計綜合性實驗和研究性實驗方案。對于這類實驗報告要求按科技文獻的格式撰寫實驗報告，即包括引言、材料和方法、實驗結果、討論、參考文獻五個部分。改革后的生態學實驗教學由僅僅重視實驗結果向實驗過程和實驗結果并重轉變，實現了學生做實驗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實驗小組內成員的自我組織、分工協作、獨立準備和完成實驗，培養了學生獨立分析與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形成和提高。

2．5完善考評體系

實驗評價既是對學生綜合能力的評定，又是促進學生不斷提高綜合素質的動力。實驗成績的考核必須與學生的實驗過程表現的綜合能力相結合。在改革后的評價體系中，必須兼顧實驗報告與理論考試、設計能力與操作技能、協作能力等多種形式的結合、尤其加強學生的實驗動手能力以及實驗設計創新的能力的考評，而實驗結果的正確與否只作為評價的參考。全面而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可以培養學生勤于動手、善于動腦思考的良好習慣，促進學生實踐與創新能力的發展，最終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