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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研究課題范文1

關鍵詞 博士后 管理創新 勞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G644.8 文獻標識碼：A

Postdoctor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Trai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abour Economics Perspective

XIE Zhaoyang

(Personnel Divion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Citizen's intelligence is a kind of national resources,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The aim of postdoctor system are to product talent flow,and to exercise and choose the more excellent talents, as well as found more advanced talents in training and using process, postdoctoral is a very good channels for training and reserve teachers.

Key wordspostdoctor; management innovation; labor economics

博士后制度是指在國內的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或大型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留學人員創業園和科研生產型事業單位設置一些特殊職位，挑選獲得博士學位的優秀年輕人員在規定的期限內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博士后科研流動站是指在高等學校或科研院所的某個一級學科范圍內，經批準設立的可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員的組織。博士后是指經批準并在全國博士后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注冊，在流動站或工作站里從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的人員，不列入正式編制，研究期間一樣計算工齡，除享受國家規定的優惠待遇外，還享受同本單位正式職工一樣的各種待遇。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往往具有探索、開拓和創新性質，博士后作為國家高精尖人才和科研創新生力軍，其創新能力與水平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1 高校博士后管理現狀及特點

博士后制度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學術帶頭人，使年輕的博士從一個非獨立的科研工作者成長為一個能自我選擇研究方向、獨立組織科研活動的學術帶頭人，探索了新的用人機制，在傳統體制中開辟出高級人才培養的一塊特區，突破了傳統人事管理在戶籍、人事關系、職稱評定、人員編制、學科交叉等多方面的限制，促進了我國高級人才的合理流動，在培養和使用好人才的同時，吸引、穩定和儲備了大批的優秀人才。

我國成立了由人事、科技、教育、財政等有關部門領導和著名科學家組成的全國博士后管委會，制定規劃和宏觀政策并協調有關工作，體系獨立，統一規劃與管理。設站單位和專業都是根據國家經濟、科技、教育以及國防事業發展的要求而設，博士后招收數量與研究生教育和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需要相適應。在招收方式上，由國家公費資助，發展到自籌經費、依托項目、企業招收等多種形式。把海外留學博士和國內優秀博士引導、調配到國家建設最需要的地方，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引導其承擔和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凝聚和吸引人才，在使用中培養人才，把人才的培養和使用結合起來。

我國博士后的界定明確，管理統一和規范，招收方式主要是由一部分高等學校、科研院所接受國家、省的資助，設定崗位，自主決定人選和研究課題。博士后制度規定博士后工資標準略高于同資歷的固定工作人員，國家還實行了一系列優惠政策，為博士后研究人員創造較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博士后制度有配套的管理體系，全國博士后管委會辦公室與設站單位的雙向互動模式，保持了較高的工作效率。主管部門采取統一管理現有設站單位和在站博士后的方式，規定一致，報批備案，監督管理，總控質量，取得了較好的管理效果。然而，目前管理沒有考慮流動站自身情況，經費也一視同仁，國家資助的比例僅占博士后在研人員的30%，有些博士后為經費而設定研究方向，學術自主性受到抑制，具有重大理論的科研課題得不到重視。缺乏與之配套的評估體系，統一的指標體系并未考慮到各流動站、各學科專業本身特點。

我國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開始實行，是在借鑒發達國家培養高級人才經驗的基礎上誕生的。美國的博士后制度最初的目的是培訓青年學者和推進科研，是在自然發展過程中形成一套為大多數人認可的習慣做法，招聘和管理模式多種多樣，研究期限、考核制度、工資待遇和經費來源形成多樣化。管理寬松靈活，注重競爭和自我約束，博士后期望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獲得良好評價和推薦，以便找到合適工作。中美兩國博士后制度都是為了加強科技研究，培養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年輕研究人才，研究課題大多代表了科技發展的方向，或多或少具有跨學科的特點，博士后相對獨立或在高級研究人員指導下半獨立地進行工作，具有臨時性和過渡性，得到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然而也有差異，美國政府不介入直接管理，僅在經費投向、科技政策以及在官方機構設立的博士后項目上發揮導向性影響，招收機構的發展方向和規模受科學研究的發展和市場機制的調控與制約。

目前，我國自然科學領域博士后所增款項最多，成就最大。心理學、社會科學博士后投資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博士后數量增長有限，提供的資助也不多。部分設站單位在招收博士后時主要考慮該博士是否從事過本單位需要的研究工作，較少從學科的交叉、人才的培養以及知識和技術的創新等方面去考慮。博士后獲得的資助大量減少，影響博士后的創造熱情，對科研成果重數量和理論水平、輕推廣應用和市場需求，落后地位的一些學校由于地理位置或學校教學、科研水平等方面的因素，對人才尤其是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較弱。博士后研究人員的期刊的影響因子并不是太高，專著和獎項較少。

2 博士后管理效率提高

勞動經濟學研究活勞動這一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效益以及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勞動投入費用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包括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隨著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勞資雇傭關系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勞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資標準及最低工資的制度，勞動時間的規定，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社會就業的指導，職業技術教育，勞動條件的監督，勞資糾紛的調解，工廠法、工會法、罷工法、勞資關系法等等。勞動經濟學研究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勞動力的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工資及勞動效率等等。博士后顯然也是很好的勞動力，而且是國家創新的主力。

加強對進站人員的質量監控，對于預期有創新性、能達到一定的科研目的予以進站，進站前明確研究方向，避免進站后造成研究目標與合作單位不符，造成資源浪費。對于申請做博士后的人員，嚴格審核其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以及研究計劃，博士后批準進站后及時開題，一年后組織中期考核，中期檢查過程中，要指出博士后研究中的問題并幫助其及時解決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難，期滿兩年后對其進行出站學術評議。建立科研硬環境和軟環境相適應并有機融合的良好環境，促進科學研究的良性發展，提高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感召力與吸引力，培養博士后的科研創新能力。博士后聯誼會由博士后組成，它反映了博士后的訴求和利益。目前，除了各高校自己組織的聯誼會外，以省市為單位，也組織起了聯誼會。每年一次的博士后聯誼不能滿足學術交流的需要，可以通過短期的博士后互訪活動，給研究領域相近或相仿的研究人員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通過學術報告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教授舉行講座和專題報告、舉辦博士后科研進展報告會與論壇，支持博士后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搭建中國博士后的國際交流平臺。

對博士后的評價，要有動態分類的評價指標體系。在站基礎時間為兩年，可根據課題性質及任務量來適當調整博士后在站時間，鼓勵博士后加入學?？蒲袌F隊申報攻關課題，博士后要有問題意識，以創新為己任，要有新的思維、理論、觀點、角度和方法，學術研究需要開放，鼓勵流動站之間的交流。在大科研平臺中建立博士后創新團隊，讓優秀博士后在創新團隊中脫穎而出，成為科研團隊的領軍人物。

健全制度保障學術單位的管理權限，擴大學術自主范圍，各流動站或工作站可以設定相應的章程和規則，形成自主學術創新氛圍。對博士后管理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包括管理對象的特殊性、管理流程和方法，建立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員交流平臺，加強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門與各站管理人員之間的聯系和溝通，提高管理人員工作水平。給高校更大的自，健全國家、地方和設站單位分級管理體制，形成權責明確、分工科學、運轉協調、管理規范、服務周到的博士后工作分級管理體制。隨著博士后發展規模的擴大，不斷增加國家財政投入是博士后事業發展的基本保證。采取靈活多樣的薪酬形式，實行基本工資和激勵工資相結合，通過項目負責制參與科研成果分配。打造多元化的科研經費投入主體，保證科研經費落實到位。加大省級政府投入，劃撥專項資金支持博士后工作站，高校從經費中投入一定資金，作為博士后招收培養的專項基金。通過多種途徑拓寬投入渠道，吸引企業研發資金、風險資金和民間資金注入。

建立科學的博士后管理機制，強化過程管理，建立嚴格的考核機制和科學的評價機制。從課題評估入手，把博士后考核與目標管理結合起來，將中期考核與評估結合起來，建立匿名通信評審機制，根據不同學科、不同課題設置不同的考核標準。從事基礎研究的以發表高水平的學術論文為主，從事應用研究的應有專利申請或提出有影響的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從事開發項目的應實現專利申請、成果轉化及一定的經濟效益。建立科學、規范、高效的科研質量評價機制，強調研究的質量及后續性。尊重實事求是的原則，允許博士后對在站研究課題進行試錯，鼓勵創新。健全科研工作制度，拓展博士后課題研究的空間，實行彈性工作制。制定博士后定期交流制度，完善博士后配偶及子女的戶籍、就業安置政策，建立靈活多樣的戶籍綠色通道，探索博士后配偶就業的貨幣補償安置的市場化方式。

3 優秀博士后轉為高校師資

博士直接進入工作崗位，容易造成人力資源高投入、長周期培養的不良配置，高?？梢酝ㄟ^建立靈活開放的博士后人才流動機制，采取柔性流動方式，促進高層次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博士后制度適應了國家促進高級人才流動、學術交流，促進交叉學科發展，博士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人才培養功效和其所特有的流動性、針對性、時效性、機動性等特點，滿足了我國高級人才培養和使用及科研活動的要求。博士后導師大多數是大學杰出教授，為博士后人員提供教育和科研訓練有著濃厚的興趣，博士后大多來自其他大學，給系和研究小組帶來新思想、新觀點和新技術。博士后能夠在非正規的討論或書面的系統討論中給同行諸多啟示。博士后有熱情，有時間和研究能力，博士后成為大學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博士后能使一組精英青年，增加研究訓練的深度和廣度。博士在學術活躍環境中，經二至六年獨立工作漸趨成熟這些精英就能夠得到適合的大學長期教師職位。

加強博管辦與導師博士后共同管理，博管辦作為管理工作的紐帶，為博士后的生活和工作盡可能多提供方便。博管辦主要負責博士后進出站、中期考核等手續的辦理和日常管理，流動站則負責博士后科研等方面的工作等。突破計劃模式，某些具體審批權限，應從國家下放到省市，進一步下放給招收單位并提高工作效率，調動招收單位的積極性。推行以重大科技項目為依托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員，積極發動有條件課題組自籌經費招收。

鼓勵博士后從事跨學科研究，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術手段互相借鑒和利用，促進相關學科和交叉學科研究的縱深發展，培育新的學科增長點，拓展學科研究的新領域。國內派出留學生頗多，獲得博士學位回來后需要一段時間了解國內現況，國內單位也要了解他們的情況，從國外回來的博士，在國內工作一年后，可允許再次到國外做博士后，以保持與科學前沿的接觸。引導和鼓勵博士后參與重大工程項目、攻關項目、基礎理論研究，對基礎性、原創性、重大公益性研究加大資助力度。統籌兼顧，通過政策傾斜扶持西部地區、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地區的博士后事業發展。重獎獲得重大技術發明、科技成果轉化取得重大效益的博士后，激勵博士后從事前沿性、創新性的科研項目。

博士后正處于思想最活躍、最容易出科研成果的黃金年齡段，富有發展潛力和創新能力?？傊?，應用勞動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建立完善管理機制和設定標準，達到這個標準博士后就有優先就業機會，在高校、科研機構或一些企業預留一些職位給優秀的博士后，鼓勵博士后積極向上，免去博士后后顧之憂。采取人才柔性流動方式，為設站單位發現、選拔優秀人才，博士后人員了解、適應設站單位的工作環境與人文環境提供了機會，促進高層次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對優秀博士后設立學校、省或國家級優秀博士后獎勵基金，在職稱評定、住房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傾斜，充分調動博士后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積極性。高校博士后管理工作立足于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博士后管理創新的重點在管理體制創新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激發博士后自主創新的積極性，促進博士后事業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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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丹華.中國博士后制度的制度分析[D].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32.

[3]徐靜.高校博士后管理面臨的問題和對策[J].揚州大學學報,2006(6):30-31.

[4]張斯虹.我國博士后制度管理模式:問題與展望[J].高教探索,2005(4):40-42.

勞動經濟學研究課題范文2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勞動經濟學研究課題范文3

進入90年代末，盡管在經濟學科分類中，把數理經濟學作為應用經濟學學科中數理經濟學一級學科里的二級學科，但是中國經濟學界對數理經濟學還是采取一種不接受的態度，在介紹和引進西方經濟理論和學說時，極少有人予以關注，或一概斥之為“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玩弄數學游戲的裝飾品”。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不管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理論研究，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理論建設，數理經濟學起著或即將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國際經濟學界自不必言，就是在中國，在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軌當中與之后，數理經濟學的重要性不會在我們習慣上所稱的“西方經濟學”之下。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更為重要。當面臨著“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理論危機而研究西方經濟學理論時，中國經濟學界非常注重兩本著作，一是薩繆爾遜與諾德豪斯的《經濟學》，二是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一致的評價是，認為前者將新古典的微觀經濟分析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綜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綜合”體系，后者以微觀經濟理論為基礎，邏輯推導出宏觀經濟理論，使微觀與宏觀經濟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的理論體系，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新古典理論范式的新綜合。我們不得不佩服這種“戴高帽”式的研究方式的渲染作用。

其實，薩繆爾遜的《經濟學》也好，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也罷，都只不過是大學一年級采用的初級經濟學教科書，專為學生學習經濟學方便而提供的一種入門式導論性課程而已。從研究的角度看，真正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并非“范式”，而是西方經濟學家研究問題時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與進步缺少的也正是先進的研究方式與精確的研究方法。因為只有研究方法正確有效，才能真正能夠解決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理論問題。比如說，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性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已被正式提出和認可，但是，采用中國傳統經濟學那種通常采用的思辨式論證方法就不能或根本不可能科學地解決這一問題。從近代經濟思想史可以了解，阿羅（K·JArrow）和德布魯（G·Debreu）采用公理化分析方法最終證明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相容性問題，從1874年瓦爾拉斯提出一種一般經濟均衡模型開始，到1954年阿羅和德布魯共同建立了私有制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首次利用不動點定理證明模型中均衡價格的存在性為止，其間經歷了整整80年之久。那么，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容性問題應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和運用什么樣的工具才能有效

地解決這一問題呢？總不能說問題的提出就是問題的解決！根據不完全統計，就這一問題的討論，全國發表在各種報刊雜志的文章、論文不下500篇，許多人都自稱他們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中央電視臺在中華學人節目中還專門報道了山東某高校一位學者已經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根據本人的研究了解，在找到新的研究工具之前，是不可能圓滿地解決這一問題的。

科斯說過，“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市場經濟制度基礎也只有私有制一種；但歷史并沒有對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證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礎上也能建立市場經濟，則這是真正的中國特色”?？梢?，這個問題并非一個簡單的理論問題，而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一個理論難題。為此，相對于“瓦爾拉斯之謎”，我們可以把科斯的這一論斷稱之為“新瓦爾拉斯之謎”！顯然，一種難題就不可能靠用通常的簡單的方法來解決，反之，能用通常的簡單的方法來解決的問題就不能算是一種難題，這就需要尋找一種先進的研究方式或研究工具，那么它們又是什么呢？根據科學學的觀點，一門學科存在的充分條件是要有自己的難題，一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條件是它能夠解決難題。要問“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它必須找到自己的難題，而且必須解決這一難題。解決難題必須靠嚴密的科學方法，薩繆爾遜的《經濟學》能提供嗎？不能，但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也許會對我們有所幫助。數理經濟學能幫助我們學會如何找到一種正確的經濟研究方法，這正是這門經濟學科的科學價值所在。因此，重視對數理經濟學的研究，不但對數理經濟學學科本身，而且對促進中國經濟學的進步與走向國際化是非常重要的。

二、數理經濟學是一門形式理論經濟學，是用數學形式來表示經濟范疇和經濟規律并進行演繹的精確化經濟學分支。它尋找一組與經濟理論內容相吻合的特殊公理結構，探索經濟理論體系在邏輯上的一致性，揭示經濟學原理中隱含的經濟變量間的函數關系，并提出規范性的原則或定理，進行推導以得出精確的結論。

從研究范圍可以將數理經濟學分為廣義數理經濟學與狹義數理經濟學。廣義的數理經濟學研究經濟理論的數學表達，探索經濟理論體系與結構，研究新的數學方法在經濟學領域應用的相容性；狹義的數理經濟學則研究經濟系統的穩定性、最優性和存在性。

數理經濟學嚴格來說是一門定性的學科，它研究一類可定量化的定性經濟系統。數理經濟中的公理化內容是嚴格定性的，它只追求形式上的同構性。它也研究經濟變量并確定一定的經濟關系，但只是給出它們之間質的聯系，而無須確定其具體量是多少。

三、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演化對經濟理論的需求，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重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傾向于經濟政策逐漸轉到重視對基礎理論、經濟主體行為以及經濟機制的研究。同時，經濟理論工作者也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過去經濟理論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進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難保證對所討論問題的前提的規范性，前后推理的邏輯一致性和嚴密性，同時也就極難保證研究結論的準確性、易實證性和理論體系的精密性，也無法更好地實現中國經濟學科知識的積累與增長。顯然，缺少嚴格的科學研究方法，是我國經濟理論研究嚴重滯后于現實經濟發展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影響我國經濟理論繁榮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學是一門用模型來思維的科學（凱恩斯語），而數理經濟學則恰好是一門用數學模型方式來思維的經濟學?，F代數理經濟學既是經濟理論又是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借助于數學這一嚴密的語言，數理經濟學把自亞當·斯密以來200多年發展起來的現有的經濟理論精確化，把經濟理論的基本概念與術語進行嚴格的形式化定義，構成可供嚴密思考的數學模型，形成嚴密的理論體系，并且在構造理論模型的同時，對理論工具（方法）本身來說，經過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工具（方法）的選擇過程中，逐漸淘汰落后的研究工具與方法，引進新的或改良已有的研究方法，使數理經濟學充滿息息生氣，成為一門繁榮的科學。中國理論經濟學的發展也應該吸取數理經濟學的精華，不但要使自己的理論體系更加嚴密，而且還要使自己的理論也具有選擇工具（方法）的功能，從而更好地實現中國經濟學科知識的積累與增長。

科學進步理論的觀點認為，用不同的方法獲得不同的理論知識之后，理論還要經受檢驗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知識。如果把理論看成是一個相關的系統，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輸入的是一些假設和條件，輸出的是結論或觀察結果，而中間則是一系列從假設推出結論的步驟，一種理論只有經受過對應性、一致性、可精簡性和普適性檢驗之后，才能被認為是正確的，這就是模型構造的過程。模型的這種構造過程同時也是一種選擇藝術。理論是抽象的，從而是現實的簡化。換言之理論就是現實的模型。理論創造的目的是要使現實世界成為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用一個虛構的框架來取代現實世界，因此，理論又是具體的。數理經濟學很好地融進了這種模型選擇的藝術?，F代數理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經濟機制設計理論就體現了這種抽象與具體、科學與藝術的統一。經濟機制設計理論產生的背景與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場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的合理性”大論戰有關。1920年，新奧地利學派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計算》為題，指出計劃經濟由于不存在市場，從而缺乏經濟計算的標準，而沒有計算就不可能獲得維持經濟運轉的信息。

由于社會主義沒有私有制和市場，因此不可能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從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哈耶克更進一步具體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邏輯上雖然可以進行合理計算的，但社會主義經濟機制是個高度集中化的中央計劃，每一個基層單位或企業要先向中央機構傳遞有關技術、成本、消費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由中央機構制定詳細的計劃下達給企業，這就需要知道消費者的偏好、企業的生產技術條件，并且還要列出幾百萬個以上的供給和需求聯立方程式進行求解，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使知道這些信息并能解出這些方程式，但解出并得出結果之后，它們所依據的信息也已經過時了，這又需要重新計算它們。因此，社會主義在實際操作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以蘭格和勒納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社會主義摒棄私有制但可以利用市場機制，而且完全可以通過計劃模擬市場的方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場大論戰雖然以沒有勝負的結果而結束，但是數理經濟學家利奧·赫維茨（Leo·Hurwicz）則通過總結這場大論戰的成果，利用構造模型的方式創立了經濟機制設計理論。

赫維茨注意到，論戰的雙方盡管各執一方，但有幾點卻是共同的，就是信息及其信息分散是什么？它們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在什么意義下認為信息成本是大還是小？數理經濟學家不僅僅需要對這些概念的外延與內涵進行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構造一個模型來討論經濟機制和信息之間的關系。人們需要一個統一的模型來研究什么是信息分散化經濟機制，這一模型應能夠包括信息分散化過程，信息集中過程，市場經濟機制、計劃經濟機制，以及

它們之間的各種組合形式的機制，因為僅僅把一個個的機制如市場機制或計劃經濟機制分別加以研究是不夠的。顯然，模型的構造過程就是一種理論抽象過程，因為它不是簡單地把它們拼湊在一起，而是用一個統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經濟機制放在一起進行研究的。經濟機制設計理論把經濟組織過程中的可設計性高度揭示出來，具有普遍的方法論上的意義。從整體性來說，這個理論是非常抽象的，它能把任何一個經濟機制作為研究對象，例如它不但可以把市場機制、計劃經濟機制或它們的各種組合形式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同時還可以把無窮多種其他機制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從廣度上來說它所研究的對象大到整個經濟制度的一般均衡設計，小到對某個經濟活動的局部均衡設計。從個別性來說，它又非常具體，對所要研究的具體機制，它能得出非常詳細的結果。再進一步地，經濟機制設計機理論推引出這樣一種普遍性問題：任給一個目標（社會的或經濟的）在分散化決策的前提下，如何設計一個經濟機制（方式、規則、法令等），使得經濟主體的個人利益和設計者的預定目標相一致呢？可見，經濟機制設計理論同時滿足了對應性、一致性、可精簡性和普適性的檢驗。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數理經濟學領域中所取得的每一進步，幾乎全部可以概括為逐步改善對模型的選擇，從而使它更加符合真實的經濟世界。同時，我們也將領悟出一種理論創造的真諦。

四、構造數理經濟學模型需要“原型”，這里的原型所指的就是經濟理論的存在背景。在我國經濟理論界，經過十幾年艱難的理論探索，應該說理論的選擇已經完成：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經濟改革時期，各種理論的競爭是必然，理論的替代也是自然的，但是我們可以說，把中國數理經濟學的“理論原型”確定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應該是相對穩定的，現在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建立起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方法論，使構造的數理經濟模型與我國的經濟現實相符合。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的基本性質及其研究的方法論，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及其理論體系的方法論特征。

從理論模型方法的選擇角度看，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過程也就是探索理論選擇的更合理方法的過程，與西方私有制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是以一種完全競爭系統為研究的出發點不同，我們認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是一種競爭合作系統?，F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表明，在整個經濟系統中，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具有較高程度的競爭性特征，而勞動市場則具有合作性特征，所以總體市場的特征恰恰是競爭合作的。競爭合作經濟系統可以較為完備地描述公有制市場經濟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本質特征。與一般的社會沖突行為不同，經濟主體的市場競爭行為的結果并不是零和性的，即一方所失就是另一方所得，而是得失之間有剩余。有剩余是經濟系統與其他系統的主要區別。有剩余就要再次進行瓜分，于是就有商量、協商、談判、勾結等既競爭又合作的行為。再者，從經濟系統的結構來看，作為一種契約結構的企業“可以替代市場”（科斯語），使一種由有組織的基本單位為基礎的經濟體制具有更高程度的合作性質。完全競爭經濟的概念對自由（無組織）的市場制度的描述是恰當的，但是，它對有組織（具有企業結構）的市場制度的描述則顯得相當空泛，只不過是“自由商業領域中的一個空洞無物的花架子”（熊彼特語）。相形之下，競爭合作經濟的概念內涵則要豐富得多。對競爭合作行為，對策論方法可以作出精確的描述與解釋，并直接應用于經濟理論研究。競爭合作經濟正是基于對經濟系統的這種本質認識，以及找到對策論這種恰當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提出來的。以競爭合作系統為研究出發點而得以發展的中國理論經濟學將要證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相容性這一理論難題。

合作對策論方法非常適合于競爭合作經濟系統的研究，是研究該系統的有效理論工具。以數理經濟學家夏普利（S·Shapley）、蘇比克（M·Shubik）為首的耶魯學派在合作對策論研究上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成果。合作對策與非合作對策方法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允許局中人事先形成協議而后者則不能。在非合作對策中，局中人不許事先商定如何選擇策略，對已取得的收益（或報酬）也不許在局中人間進行重新分配。而在合作對策中，對局中人不作這些限制，他們可以進行充分的合作，允許事先商議，交流信息并協調他們的策略，在結局后并可以對局中人所得利益的總和進行重新分配。由此可見，非合作對策集中研究局中人的個人理性決策對博弈結果的影響，而合作對策則側重于探討如何取得合理的或公平的可能性條件對可接受結果的影響。合作對策論方法用來表達競爭合作經濟系統，將會演繹出與傳統經濟理論許多不同的新的性質，為經濟世界中豐富多樣的各種競爭合作現象提供科學的解釋。

五、在完成尋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原型和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的基本性質之后，構造數理經濟學模型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再根據原型，運用“清醒的觀察（凱恩斯語）選擇性態良好的模型，這是數理經濟學研究的一道程序?！扒逍训挠^察”是什么意思？凱恩斯指出，好經濟學家是很少的，因為運用清醒的觀察選擇好的模型的天才看來是非常少的，雖然這樣做并不要求有高度專業化的知識技術。很顯然，他所指的是經濟學家敏銳的透視力，并利用它來理解模型的方法論特征的能力，而這一點，恰恰是非常困難的。正如前所述，一旦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原型和系統的基本性質已經確定，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要整理出認識公有制市場經濟的規律及其理論體系的方法論特征，使所構造的數理經濟學模型與我國的基本經濟現實更加吻合。這也就是說，認識的方法論模式也必須通過篩選而確定下來，才能有利于模型構造者進行清醒的觀察。

從認識方法的角度看，我們認為，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體系的特征是非均衡的、集中化的、控制的和解釋性的相反，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原型的中國經濟學的新理論體系的特征應當是均衡的、分散化的、激勵的和設計性的。

一般均衡理論家哈恩（

F·Hahn）曾經指出，均衡是個未能被人們、甚至未被經濟學家充分理解的基本概念。均衡是一種只與市場相聯系的理論概念，一個市場被看作處于均衡狀態是指買賣雙方都不打算改變他們的出價。然而，一般均衡理論關于均衡的含義卻使用了一個限制性的定義，即認為假如成交價格是均衡價格，那么市場上買方按照價格愿意購買的數量恰好就等于賣方按照該價格愿意賣出的數量，這時市場就處于均衡狀態。但是可以證明，從市場均衡的一般意義來說，市場的供需平衡只是一個充分條件，而不是一個充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單個市場極難保證處于均衡狀態，只有各個市場間的相互作用才能確保均衡狀態的存在。所以，均衡分析方法論主張通過找出一套相對價格，而不是單個的市場均衡價格來了解一個經濟系統的性質。

市場均衡的最準確模型是由瓦爾拉斯的“拍賣喊價”形象地給出的，人們對外在環境發出的信號作出反應而進行討價還價摸索地進行。沒有任何一個集團可以控制這一過程，因為每個人的具體情況是如此復雜多樣，以致沒有一個“能人”能通過某些巨大的交換臺或計算機，有意識作出與之對應的計劃或安排?！芭馁u喊價模型”能體現了均衡概念的最本質特征，不但具有非常廣泛的社會科學意義，契約模型、合同模型、協商模型等多種不同種類的社會科學模型都只不過是它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與社會系統的本質特征是同構的：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系統，系統中的個人間的相互適應，產生出一種“自發的秩序”，與生物過程一樣通過自然過程形成的整體，體現了機能上的有機結合。但是人們的計算能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預測和提供這種多樣性的任務，而多樣性正是自然力量的創造性特征?！扒逍训挠^察”到這一模型的普遍性意義是經濟學對社會科學作出的重大貢獻，正如熊彼特所聲稱的，瓦爾拉斯在120年前所寫的《純粹經濟學要義》一書中所闡發的這一模型，其意義可稱得上是“精確的經濟學的一部大”。

人們計算能力的有限性意味著分散化的合理性是其自然的特征，從經濟學理論上看，這種分散化可以解釋為信息分散、利益分散、決策權分散。特別是信息分散化問題把空間因素納入經濟模型的構造要件中來，通過特定經濟機制的作用，信息從一個經濟活動主體傳遞到另一個經濟活動主體，這就造成了用于傳遞信息的空間。信息空間大小決定著傳遞質量的優劣與成本的高低，信息空間大，傳遞的信息量就大，速度就快，質量就好；相反，就會造成信息擁擠。但是大的信息空間將會提高信息傳遞的成本，影響信息傳遞的效率，因此人們總是在信息空間大小與信息傳遞的成本高低之間進行選擇。數理經濟學家把這種選擇關系抽象為信息空間的維數與傳遞指標之間的關系問題，信息空間的維數決定著傳遞指標的多少，因而可以從信息空間的維數大小來評價經濟效率的優劣。只有信息傳遞方式最為簡潔同時信息空間維數最小的經濟機制才是最有效率的。顯然，分散化是構造市場經濟理論模型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特征。

分散化必然導致激勵的普遍存在。數理經濟學研究的結果表明，激勵是對稱性經濟結構破缺的產物。例如，經濟結構的一種微觀的經濟利益結構就是這樣，凡一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會有利益與代價，這種利益與代價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對稱性的利益結構是利益與代價相等的結構。但是當利益與代價不對稱時就會產生激勵問題：利益大于代價時，他就會做并把它做好；當利益等于代價時，他可做可不做；當利益小于代價時他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顯然，個人、組織和社會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社會中每一個經濟單位都會出現激勵問題。從經濟體制的轉變上看，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原有對稱性的集中結構經歷分散化過程形成了經濟活動中不同層次上的不對稱性，孕育了契約關系，特別是形成了委托關系，這就在體制中產生了一種博奕結構，于是就需要一種能夠激勵經濟主體提供真實信息的內容和手段，這樣就演化出了激勵機制。具有博弈結構的經濟制度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如何通過某種制度的安排促使或誘導人們努力工作。

某種能夠把人們的自利行為和互利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激勵機制就稱為激勵兼容機制，它既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又是一種制度優劣的檢驗標準。一個經濟機制是否運行良好要看它能否提供內在的動力（激勵）使人們努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一個經濟制度如果沒有能夠產生激勵機制，就意味著這種制度力量正在衰竭，這個制度就不可能長期存活下去。但是，在自利的行為下，有效的資源配置和社會成員如實地顯示他們的偏好，即使是在分散化私有制市場機制下也是不可能達到的，這就是著名的激勵兼容不可能性定理。赫維茨證明了，即使對只有私有商品的經濟社會，只要這個經濟社會中的成員數量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經濟機制，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計劃機制，能夠導致帕累托最優配置，并且讓每個社會成員激勵出真實地顯示自己的偏好。但是，有一種結論是肯定的，就是缺少激勵機制的經濟就更沒有效率。集中化減少激勵，分散化增加激勵，而激勵使分散更為有效，分散化鏈條使激勵無限逼近激勵兼容。數理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探索將會揭示出更多令人激勵的嶄新結論。

尋找激勵兼容配置的等價形式導致了經濟機制設計方法的廣泛應用。正如前面分析得出的結論所指出的，設計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論特征，這一特征當然也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所具有的。如何設計出一種方法、方案或機制，使得每個社會成員都不虛報自己的偏好與信息，從而使整個經濟系統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資源配置有效，經濟持續發展，這正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中國經濟體制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從而也就規定了中國理論經濟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內容。

經濟機制的可設計性減少人們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照搬某種現有的模式。經濟學不像物理學一樣具有很強的實驗基礎，經濟實驗的成本太大，代價太高，因而用設計代替實驗，通過模型來理解經濟現實，預測將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關設計合理性的爭論比起“事后諸葛亮”聰明的解釋無疑將體現了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進步。

六、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的偉大實踐，是一場前無古人的宏大制度革新系統工程。正因為如此，外國經濟學家在不同場合、不同地點與不同對象跟中國經濟學家進行學術交流時就同一問題問道：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理論是什么？這是使中國經濟理論界感到十分尷尬的問題，因為直到現在似乎尚沒有明確的答案。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沒有找到自己的基礎理論，但另一方面，卻有如此眾多的中國經濟學家都在極力構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體系，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經濟理論研究最不令人滿意的事情，沒有基礎理論的理論體系不就是一座座空中理論樓閣而已！

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沒有基礎理論？這是中國經濟學界最終要給予明確答復的理論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論證以公有制為主體，促進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存在著其基礎理論，是一項嚴肅的卻又是相當艱難的研究課題，但又要必須極力予以解決。顯然，尋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只能靠中國經濟學家來完成。我們不能期望西方經濟學家來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恰恰是在這一關鍵問題上，數理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可以為尋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這一重要的理論任務服務。

數理經濟學注重分析經濟系統的最優性、穩定性和存在性問題，三者之中存在性問題最主要。一個經濟系統只有明確地說明它具有存在性，系統的最優性和穩定性才有著穩固的基礎。如果一個經濟系統無法找到它的存在性，論證它的最優性或穩定性是沒有什么理論意義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集中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經過前蘇聯和東歐眾多經濟學家，其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康托洛維奇在內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實現這種經濟系統最優性、穩定性的基本條件，但卻無法證明這種經濟系統的存在性。如果說前蘇聯的解體宣告了集中化計劃經濟的失敗（或它的制度運行的生命周期就為70年左右）不是某種政治力量的作用，或制度力量的衰竭，從經濟理論方面來考察，恰恰說明了集中化的計劃經濟系統沒有存在性。這充分顯示了現代數理經濟學方法的預示能力：遵循科學的方法建構的經濟體制具有“永葆青春”的能力，違背經濟科學規律構造的經濟體制只有有限的“生命周期”。數理經濟學理論的預示與現實的啟迪都給予我們一個明確的結論，經濟系統的存在性問題是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于是我們可以推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存在性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問題。

經濟系統存在性的證明運用的是一種經濟公理化分析工具。經濟學的公理化研究由美籍法裔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德布魯首創于1959年，迄今為止已有40年的歷史，但現在尚不為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熟悉。嚴格地說，經濟公理化分析語言不是數學，而是經濟學家用來進行嚴密思維的與集合論語言相類似的一種理論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家必須熟練掌握運用這種嚴格的標準的現代經濟分析方法，通過構造一個準確的公有制市場經濟均衡模型并找到恰當的證明方法，才有可能科學地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的存在性問題。在這方面，數理經濟學家可能會比其他經濟學家做得更好。

七、早在80年代初，赫維茨在多次訪問中國后說：“我所以對這個國家感興趣，不僅僅因為它是一個美麗的國家，還因為我是一個經濟學家。你們當然比我更清楚，最近幾年內中國的經濟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不久的將來還要進行很多重要的改革。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對你們的經濟改革是有幫助的，但現代數理經濟學的幫助可能更大。我不是中國經濟政策問題的專家不打算談這方面的問題。我要講的是一些分析問題的方法和技術，它們有助于研究經濟改革的各種可能性和后果”。赫維茨指出了現代數理經濟學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時期經濟理論建設的作用。很可惜，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理論界有意無意地忽視數理經濟學的這種重要性，使得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不能像其他科學一樣進行有效的分工，推遲了中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研究力量的積蓄。

作為一個完整的學科系統，經濟學也應像其他“直正的科學”一樣，具有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工程技術三個完整的層次。中國經濟學家也應根據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進行有效的選擇，集中有限的研究資源和短暫的生命周期，在一兩個學科領域里真正做點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研究工作。這比現今那種無所不能、包打天下、追逐熱點、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研究風氣，無疑將是一種進步。從學科性質上看，數理經濟應是經濟學的基礎科學，就如同理論物理是物理學的基礎科學一樣。重視對數理經濟的研究，對于中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健全完整的經濟學學科系統，形成經濟研究分工機制，最終促進中國經濟學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稿日期】199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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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研究課題范文4

［中圖分類號］F01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0）07—0025—06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研究價值決定的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這種爭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例如，隨著西方邊際學派用價格論取代價值論之后，價值決定不再是西方經濟學所探討的主題，人們普遍認為價值決定問題不再有探討的意義；又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又該如何看待勞動價值論呢？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實體

這是勞動價值論第一個方面的含義，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它來源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來源于馬克思對勞動大眾的關切和重視，與他一貫地以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一脈相承。這是勞動價值論的精華部分。

在人類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對什么是“財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供自己消費，產品的具體的、直接的使用價值是財富的直接表現，人們既不追究“一般財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隨著交換范圍的擴大，隨著人們對原始資本積累渴望的日趨增長，有了“抽象的”以貨幣為目的的商人，開始把金銀貨幣當做財富的象征，貨幣主義就是這種觀念在理論上的反映。在這之后，又產生了分別把商業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作為創造財富的源泉的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重工主義，他們雖然意識到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從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長一國財富這樣的問題。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從形式多樣、紛繁復雜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這個范疇，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并以探求一國財富如何增長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經濟學。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在“勞動一般”問題上的貢獻，并且科學地闡釋了這項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進展的原因，即：人們之所以能夠對任何種類的勞動予以同樣看待，并且確立勞動在現代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聰明的人腦對由各種具體勞動組成的“具體總體”進行了總結和歸納，而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勞動在現實中形成了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在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中，任何一種勞動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特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無差別的。勞動已經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成了創造財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與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2卷，21—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經濟的產物，對現代社會開辟財富之門具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認為，“勞動”、“抽象勞動”這些作為現代經濟學的起點的范疇的產生，是與以追求貨幣為目的的雇傭勞動制度的產生相聯系的，它打開了現代勞動分工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之門。因為，當工人可以在現實中，通過直接與貨幣相交換，把自己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轉化為被社會承認的抽象勞動的時候，工人就可以不關心自己所從事的“勞動的內容”和“活動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沒使勞動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對于使“自身勞動能力”得到發展的和“預示著”向“較好工資”方向的“任何改變，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準備的”。因此，這將促進“勞動能力品種的發展”，促進“勞動種類”的形成和“工資方法的劃分”，促進新的勞動部門和新的勞動方式的建立，促進整個社會內部的分工和現代勞動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所以，承認勞動價值論，承認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就為現代社會打開財富創造之門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社會必要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方式和途徑

這部分主要是理解勞動價值論中“價值”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的和實踐的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遺產的基礎上得來的，但對價值概念的內涵卻給予了極大的豐富和創新。

首先，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這就揚棄了斯密的“勞動一般”在形式上、內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消耗都算在“勞動”范疇之內，保證了范疇使用的徹底性，擴大了“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就是：“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馬克思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范疇獨具特色地說明了他所理解的勞動價值論是如何確定商品的價值、又如何深刻地說明了商品交換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的。在馬克思看來，形成價值的勞動不是一般的勞動，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勞動，而是經過市場的選擇被證明是社會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因此，決定商品價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界定不但說明了商品交換所依據的量的關系的決定、商品交換的性質，而且說明了價值的實現途徑及其所體現的社會關系。它極大地擴展了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涵，把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和運用推到一個相當高的理論和實踐層次。

1.價值量的決定——理論探索及社會實踐的需要。

關于商品價值量的決定，也即價格的決定問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試圖在理論上搞清楚卻沒能搞清楚的東西。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是雙重標準和混亂的；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徹底的，卻因為沒能說明勞動與資本相交換的關系而徹底破產；在馬克思之后，效用價值理論不再從生產的供給方面探討價值的決定，而是改為從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對消費者效用滿足程度的角度探討價值的決定；但邊際效用價值論在號稱是一場“革命”之后，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價值的均衡價格理論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經濟學當中，并沒有能夠從較深的層次說明商品價格的決定以及商品交換關系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內在矛盾的理論，有的只是對交換以及對價格形成的表面現象加以描述的均衡價格理論。但是，這種說明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們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價值的決定，那么，“兩個商品互相交換的比例，它們的價值，就純粹是一種偶然，從外部飛到商品上面來的東西，可能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這就陷入了不可知論。其次，價值不但在理論上是商品價格的基礎，在實踐中同樣是商品生產者進行商品交換活動的基礎，因為商品所有者在計算各種交換的可能性時，既要考慮到它當做價格波動中心的中等平均價格，也要考慮到價格圍繞這個中心上下波動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勞動價值論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途徑的關鍵。

當我們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對概念，在理論上說明了價值量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們在實踐中真正地解決了價值量的決定問題。“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實是一對在現實操作中看來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樣理解馬克思賦予它們的內涵及作用方式呢？筆者認為，這恰恰是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關鍵所在。這樣一對在現實中難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夠說明市場經濟、交換機制產生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能夠在提出商品交換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在社會分工發展和深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人類社會的勞動由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矛盾——的同時，提供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向必須通過分工和交換而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過程。在商品經濟產生的早期階段，產品的供需比較穩定，生產結構比較簡單，社會似乎能夠像馬克思曾舉例說明的那樣，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中等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者所耗費的時間，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解決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

但是，這并不是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本意。它的本質特征是變化、發展、求新、圖變，而決不是為了尋找中等條件、平均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超越這種變動緩慢的低水平階段，社會經濟結構必然會日趨復雜，社會勞動的供需關系、生產結構、產品結構也會日益復雜，供需鏈條會不斷拉長。這時，由社會分工和交換所產生的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社會勞動交換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問題，就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任何人都無從知曉并確切地說出他生產的商品中凝結了多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法知道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產品，需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他提供什么樣的產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才能構成社會勞動分工體系的一個部分。更明確地說，就是在這樣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他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他的產品一定能夠賣得出去。這是一個無法人為計算、人為控制的問題，同時又是人類獲得發展和進步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以私人勞動為特征的個人能否使自己的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并因此能夠從社會中獲得其生存、發展的資料這一重大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提出這一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因為它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形成了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它找到了一種能夠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分工，容納更高水平的生產力發展，保證全社會的消費者獲得更多樣的、更復雜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滿足，同時刺激全社會的勞動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特長，激發更高的社會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的經濟機制。而這種機制是能夠通過商品的社會屬性、價值及價值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說明的。

我們說，所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本質上是由市場過程來抽象的量，是通過無數買者和無數賣者進行無數次的交換這一社會性的活動，通過“社會”的過程抽象出來的“社會性”的勞動時間。它是把供給、需求、科技水平、生產力變化等一切復雜因素都考慮在內的，由社會過程決定的，能使供求達到平衡的，為社會所必需的、有效的“勞動時間”。這樣，它就有了事后決定的含義，是對市場經濟運動過程之結果的肯定和總結。它既是人力所難以衡量和計算的——人類社會正是通過市場機制、交換機制，來解決人類本身所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完全問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途徑問題，也是不可模擬和復制的。它不是現實的、具體的勞動量，與現實的用小時、分鐘、秒表示的時間不同，它是抽象的、社會性的概念，是經濟學理論分析的需要，是一個用于理論分析的范疇，既無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體的國民經濟體系核算。

3.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他對市場經濟較高階段發展運行規律的理解和認識為基礎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確立及其對社會必要勞動的說明是建立在對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資本關系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了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以普遍的交換為目的的資本式的、社會化的生產，才能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把一切生產變成商品生產，使使用價值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媒介。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通過貨幣所進行的交換行為成為一種有規則的、重復性的活動，才能在高頻率的交換過程中抽象出價值這一范疇，來反映社會必要勞動的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決定交換價值或價格的內在尺度。從而排除商品交換初期那種由消費者的主觀意志、偏好，即主觀效用決定價格的現象，讓生產費用成為調節生產和消費的內在尺度。

對于這個過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一切商品作為價格——作為被計量的交換價值——來規定，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只是逐漸發展的，是以經常的交換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經常作為交換價值來比較為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這樣一個科學真理：彼此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錯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54—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價值關系并不是商品經濟產生之初的商品、價值關系，而是在充分認識了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研究出來的作為一般抽象的商品、價值關系，它必須以普遍的、發達的商品交換為前提。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在論述價值形式的發展過程時指出，與其說在這個過程中“商品開始轉化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價值開始轉化為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價值概念的純粹發展……要以建立在資本上的生產方式為前提，同樣，在實踐上也是這種情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頁。）“價值表現為一種抽象，這只有在貨幣已經確立的時候才是可能的?！@種貨幣流通導致資本”，它“只有在資本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所以，“價值概念完全屬于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說明了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性質、轉化的途徑以及轉化過程中量的決定，說明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交換關系的本質。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交換關系的本質，這就是，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中，每個人不直接生產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產必需品，而是專門為別人生產當做商品銷售的產品。每個人的私人勞動本質上是社會勞動，但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它必須通過交換過程轉化為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必須作為商品交換出去，必須由別人來購買和消費。因此，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反映了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關系，說明了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不同的市場經濟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開創的價值理論，轉向由供需決定的價格理論，雖然省卻了價值決定和價值分析上的麻煩，卻不能揭示商品交換所體現的社會勞動交換這一本質問題，不能說明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經濟運行方式上的本質差別，不能說明市場經濟的歷史性，暴露了其理論分析上的狹隘性。版權所有

其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社會必要勞動”界定“價值”，雖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無數次現實社會中的交換后果來說明商品價值的決定，卻恰恰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堅持了理論分析的徹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價值是通過市場關系這一社會過程，來確定社會勞動的分工體系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方式。通過社會的交換過程，它告訴人們，哪種私人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它在怎樣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為社會所承認？所以，市場、價值、價格等機制，正是人們通過社會關系、社會過程來確定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手段。這正是市場機制的本質，是市場機制的優點，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形式。

可見，“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概念，在說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的區別，說明商品交換過程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的同時，為商品交換過程的實際運作和人類勞動分工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這個問題是說，在明確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更明確地說是由社會必要勞動——創造的、并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前提下，在一個具體的生產環節和階段，如在企業中，商品的價值是由物化勞動還是由活勞動創造的。

眾所周知，在正常的生產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總是比前期投入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即生產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購買勞動力商品花費的成本，即對工人支出的工資；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購生產所需的物質要素花費的成本，如在廠房、機器、設備等上的花費；生產出來的商品增大的價值部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通常稱為剩余價值。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理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就變為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

更進一步，我們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勞動作用在一定的物質實體上生產出來的。由于人類社會現有的物質財富都可以還原為人類勞動的產物，是人類勞動一層一層疊加在最初的原始資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這些物質資本要素看成是人類勞動的物化，稱為物化勞動。這樣，具體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論，或者說剛才提到的具體生產過程中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就轉化為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商品價值的形成過程中分別起怎樣的作用的問題，更直接地說，就是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不同理解。

傳統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僅僅是指活勞動創造價值。在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這一點通過對商品價值構成及形成的說明而具體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產出來之后，其價值是由這樣三個部分構成的：第一個部分與投入的人力資本相對應，即勞動力商品的工資部分，它通過工人的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來，屬于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的一部分。第二個部分與投入的物力資本相對應，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廠房、機器、原料等物質資料的價值。它本身不創造新價值，只能通過工人的勞動把它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稱為物化勞動的轉移，這是物化勞動不創造價值的具體表現。新產品價值的第三個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價值部分，因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以及物化勞動不能創造價值，這部分價值只能是由工人創造的了。順理成章，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就徹底地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但近年來，在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上，出現了一些反對意見。反對者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應該認為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勞動經濟學研究課題范文5

摘 要: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通過判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是十分必要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面臨著更加復雜的環境,只依靠一項或兩項經濟政策不可能實現調控目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從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及其前言,對當今國際上經濟發達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政策協調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我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協調配合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強政策協調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政策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7)08-0003-05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是,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日益凸現｡

從內部經濟運行狀況來講,目前最為突出的,是流動性過剩問題和消費與投資關系失調問題;從外部經濟運行狀況來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對外貿易帶來的巨額順差,使人民幣受到來自外匯市場和外國政府兩方面的升值壓力;低價促貿政策,也引來許多國家的反傾銷,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國經濟蒙受損失的金額也越來越大｡此外,中國經濟還存在產業結構落后､經濟效率低下等眾多問題｡因此,從某種角度看,現在的中國經濟可謂“內憂外患”,經濟增長進入到了關鍵時期｡

對上述問題做一仔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問題環環相扣,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流動性過剩讓人們想到外匯占款過多,而外匯占款過多是由中國僵硬的匯率制度和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引發的;但是如果放開人民幣匯率,將會有眾多的外貿企業倒閉｡如此看來,似乎中國經濟走入了一個死循環｡那么,如何解決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樣因為結構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長,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及時､穩健地完成經濟改革等,這都是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面對上述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或一､兩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協調各種經濟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觀調控中二者的協調配合一直是經濟學家和政府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化,國際收支形勢的改變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逐步完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匯率政策對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將產生直接影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作為調控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間存在諸多結合部;而這些結合部,正是經濟運行中的關鍵環節,對經濟協調､健康運行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本課題組將致力于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發揮作用的相互結合部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并努力尋找各項政策間的協調配合模式以及各項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體協調方式｡希望這種探討和研究,能夠對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深層次矛盾以及與之相關的現實問題的解決,對于充分發揮各項政策作用,減少政策摩擦,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等,提供理論方面的參考和依據,為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微薄之力｡

二､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

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時使用這些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這也是前人在研究經濟政策相互協調問題時,十分重視的｡

(一) 國外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經濟政策協調這一問題,最早是由新古典綜合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問題;后來,經過長期的探索,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配合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并逐步發展成為較為成熟的理論框架｡若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歸納,可發現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如何協調,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如何協調｡

1.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的研究中,新古典綜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財政政策為主的經濟調節過程中,應當輔之以必要的貨幣政策手段的觀點,顯然,他們的分析是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展開的｡

20世紀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繼發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礎上加入BP曲線,即國際收支平衡線,將原模型擴展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模型｡該模型的政策意義相當明顯,用IS代表財政政策,LM曲線代表貨幣政策,BP曲線代表匯率政策,通過曲線的移動即可分析出適宜的政策搭配｡

伴隨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有關政策協調問題的探討也開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開｡但是,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必然要求在中央銀行之外再加入一個財政政策制定的主體,這樣,將使模型變得非常復雜,所以一直沒能深入下去｡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們研究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將私人部門效用､資產市場和商品市場調整速度差異結合在一起時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設計了相應的模型,其特點是將私人部門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雖然在他們的模型中假設貨幣當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該模型中確實已包含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的內容｡

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人們又發現統一的貨幣當局(如歐洲中央銀行)與各國財政當局之間的協調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并越來越重要,因此,現在人們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這兩個機構的協調方面;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很難獨立運行,因而各國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也受到高度重視并推動國際政策協調理論得以蓬勃發展｡

2.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研究

我們知道,現代經濟是在開放的條件下運行的｡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等因素的影響,必然同時存在內部和外部兩個均衡,而這兩個均衡之間是有沖突的｡因此,經濟學家們在研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時,必然會考慮到匯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內外均衡沖突的是英國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國家收支》一書中率先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內外均衡矛盾的問題,即所謂的“Meade沖突”｡Meade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一國干預經濟的政策只能通過調節總需求達到目的,這便可能會出現內外均衡顧此失彼的局面;他列舉了內部經濟狀況與外部經濟狀況的不同組合,其中經濟衰退 / 國際收支逆差和通貨膨脹 / 國際收支順差兩種組合存在內外均衡的沖突,擴大總需求將進一步惡化國際收入,而實行緊縮的政策將進一步增加國際收支順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對內外均衡沖突進行政策協調的原則｡荷蘭經濟學家Tinbergen認為,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必須至少有N個線形無關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內外均衡算作兩個獨立的政策目標,那么僅使用支出增減政策(假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通過改變支出增減來影響經濟)是不夠的,還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國經濟學家R. Mundell則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原則｡Mundell假設不同的經濟政策是由不同的主體做出的,他的結論是,如果每一個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給某一個政策目標,在目標偏離最優水平時按規則加以調控,那么即使是各經濟政策分別由不同主體控制的分散決策情形下,最優目標仍有可能實現｡Mundell認為應當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而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來解決內外均衡矛盾的原則之外,Mundell和T. Swan還各自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搭配建議｡

3.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貢獻的學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對戰略性促進出口的政策進行了研究;Collie(1994)認為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展開壟斷競爭的條件下,會因外國政府的出口補貼而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認為如果諸如技術人員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壟斷性出口產業,則對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會導致其價格上升,可能抵消個別產業的成本削減(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認為,企業針對其他企業產量的變化做出調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貿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認為,如果本國企業向國內供給時邊際成本遞增,則促進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對戰略性的國內產業保護政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二)國內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中國實施計劃經濟體制,政策的協調主要由政府部門通過各種計劃來完成,所以,理論界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少｡伴隨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以及市場運行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再加上對外經濟開放進程的逐步加快,各種政策之間的協調問題日益重要從而也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頗多｡所以,中國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實施之后進行的｡

在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方面,總的看來,我國學者主要以問題導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側重于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協調配合｡蔡一珍和鄭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匯率制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應,使用Swan圖解分析了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除此之外,還比較了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匯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幣升貼水的措施,財政政策則可以采取進口補貼､進口稅,出口補貼､出口稅的方式,兩種政策的不同取決于進口國或出口國進口需求彈性的不同｡鄭超愚和陳景耀(2000)根據鄭超愚(1996)的結構主義模型(由匯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貨膨脹外部響應方程組成)揭示了非均衡匯率政策對貨幣政策擴張性操作的外部約束,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實際貶值是通過通貨緊縮途徑實現的,并提出在通貨緊縮時期,中國的貨幣政策應當采取適應財政政策的貨幣供應管理模式｡劉尚希和焦建國(2000)從中國處于經濟轉軌時期這一特點出發,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出發點應當是總量平衡和資本積累｡王勇(2002)歸納了本外幣政策協調即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六個層次,最低級的是信息交換,即獨立決策的各國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誤判;第二個層次是危機處理,指各國在危機之后進行共同的政策協調以處理危機帶來的不良后果;第三個層次是避免共享目標變量的沖突,避免為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惡意競爭;第四個層次是合作確定中介目標,是說各國在調整可能對國外產生影響的國內經濟變量時,要進行相互協調以避免溢出效應;第五個層次是部分協調,指不同國家就國內經濟的某個部分目標或工具進行協調;第六個層次是全面協調,顧名思義,即將不同國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標和工具都納入協調范圍,從而獲取政策協調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過理論模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下,匯率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的替代取決于政府福利函數對兩種政策的敏感程度和產出對兩種政策的彈性,而他在實證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貨幣政策對產出短期波動的影響大于匯率政策,時滯也更短｡

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注重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相互協調以外的包括貿易政策､產業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內的共同協調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國際收支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對經濟增長率､貨幣供給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的確定和維持造成很大沖擊,所以為實現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資金和經濟的內外協調,既要保證國際貿易和國內貨幣供求之間的均衡,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和國內資金供求的均衡,還要充分利用調整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政策與工具;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實現中國貨幣､資金與經濟的內外協調運行的四點主張,即:調整貿易戰略,改善國際收支結構;改革匯率制度,促進本幣政策與外幣政策的協調;合理引進外資,促進民族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促進資本輸出,大力鼓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龍小海,葉子榮和張呂(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投資函數,制度變遷進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國市場化不完全,IS和LM曲線之間存在同步移動的關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線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政策之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利率政策要與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相配合,才能盡快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由于中國現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并不順暢,所以貨幣政策還需要有財政政策的配合｡

三､經濟政策協調的國際實踐

(一)美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由于美國市場經濟發達,市場機制和體系完善,政策傳導機制健全,所以,美國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運用,就能夠對經濟運行取得良好的調控效果｡也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政府也就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來實施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而且,美國的實踐,也充分地驗證了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就在新古典綜合派學說的指導下,執行以財政政策為主､輔以貨幣政策的政策搭配;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美國經濟一直穩定增長至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

石油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局面,當時執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執政的Reagan政府,實行的基本都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在收到了比較好的抑制失業效果的同時,也使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為了應對由通貨膨脹帶來的公眾不滿,美聯儲從1979年10月開始不得不采取強有力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說,美國政府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基本實施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增快,而且同時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水平,成為美國經濟發展中的佳話,也引起了理論界的普遍關注｡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政策取向中,財政預算盈余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20世紀的最后十年,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衰退的跡象｡2001年剛上臺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過了總額達3300億美元的減稅案;美聯儲也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從2001年開始連續12次降息｡2003年以來,美國經濟開始好轉,生產率節節攀升,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使得美國陷入“雙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國經濟全面復蘇,但通貨膨脹的壓力又開始顯現,于是,美聯儲從2004年6月開始至今,又已經連續17次加息,使基準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開的兩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例會,也都作出了維持基準利率不變的決定｡

(二)中東歐國家轉軌時期政策協調的實踐

中東歐國家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之一是高通貨膨脹,它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并嚴重地影響了經濟轉軌的進程｡所以,治理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就成為中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

中東歐國家部分政黨和經濟學家認為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貨膨脹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就成為克服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通貨膨脹的基本出發點｡那么,運用什么樣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呢?中東歐國家主要運用了以下政策｡

1.運用財政政策調節｡首先,實行嚴格限制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政策｡中東歐國家以強制手段對國家財政預算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實行了大幅度縮減國家行政開支､停止對國有企業財政補貼､取消出口補貼等措施;其次,實行嚴格限制國家投資的政策,以抑制過高的投資需求;第三,實行嚴格遵守計劃預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鈔票填補預算赤字等硬預算政策;第四,提高稅率,取消稅收優惠｡

2.運用貨幣政策調節｡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與中央銀行共同確定發行貨幣量的原則,并使其符合反通貨膨脹的要求;(2)不允許國家銀行以發放無息貸款方式填補國家財政預算赤字;(3)國家銀行取消優惠貸款;(4)調整法定儲備率(或稱法定金準備比率);(5)公開市場業務;(6)提高貼現率;(7)調整銀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銀行貸款利率;(9)提高抵押貸款利率;(10)商業銀行增加在中央銀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實行市場匯率機制,本國貨幣自由兌換｡為抑制通貨膨脹､調整國內價格體系､增加美元儲備､堅挺本國貨幣,一些中東歐國家在90年代初開始實行了統一的､浮動的市場外匯匯率,建立起本國銀行之間的外匯市場｡即使在90年代初沒有實行市場匯率機制的國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與本國貨幣的正式匯率,縮小正式匯率與美元在自由市場匯率之間的差別｡

此外,中東歐國家還通過增加商品市場供給､進一步調整價格體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三)日本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迅速實現經濟的重建,日本采取了“雙松”的經濟政策｡具體體現為: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轉移支付,減免稅收,同時實行“貸款額度優先”政策,對重點行業提供優惠貸款｡“雙松”的經濟政策使戰后的日本經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也陷入“滯脹”之中｡面對“滯脹”,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雙緊”的政策搭配來治理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馬上采取“雙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經濟的停滯不前｡“雙緊”+ “雙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經濟再次進入平穩增長階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紀90年代｡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由于房地產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銀行不得不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同時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但是,當擴張的財政政策引致嚴重的財政赤字時,日本政府又被迫放棄了擴張的財政政策,此舉使得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在整個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見影的好辦法,草率的數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內閣上臺,決心進行結構改革以后,日本的經濟政策才趨于穩定,但財政政策已經基本失去杠桿作用｡2003年下半年開始,受來自中國的進口需求強勁增長的刺激,日本經濟出現復蘇現象,內需保持持續增長,通貨緊縮緩解,出口增長較為強勁,就業形勢也有所好轉｡2006年7月14日,日本銀行政策委員會決定放棄實行了5年零4個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進入緊縮貨幣政策時期｡

(四)德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1990年,民主德國(東德)和聯邦德國(西德)順利合并,實現了德國的統一｡統一后的德國政府,為了盡快發展國民經濟,實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前東德地區的基礎設施投以大量資金,并對前東德地區居民給予了數額龐大的轉移支付｡與此同時,德意志銀行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銀行繼續保持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并對政府擴張的財政政策提出批評｡這種政策搭配,使德國多年來保持了比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但同時也產生了貿易赤字,并且充分就業的壓力也較大｡

歐元的誕生給各成員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歷史性的轉變,維持歐元幣值穩定成為最重要的目標｡為此,各國將貨幣政策讓度到歐洲中央銀行并由它制定歐元區貨幣政策;各成員國喪失貨幣政策后,財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歐盟對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歐盟通過的 《穩定與增長公約》 規定: 歐元區成員國公共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 國債不得超過其GDP的60 %,否則將受到嚴厲制裁｡

公約簽訂后,德國的財政發展大致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98年到2000年),德國為歐元的誕生以最后“沖刺”的態勢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約的標準;第二階段(2001年至今),德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財政政策面臨嚴峻挑戰｡根據黃立華(2006)的分析,德國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財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過條約規定;促進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訴求與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務之間存在矛盾;歐盟經濟政策趨同與德國經濟景氣之間不相吻合｡分析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德統一的后遺癥至今仍舊影響德國的赤字水平;高稅收面臨減稅壓力,而聯邦政府減稅后短期內擴大赤字,長期增長效應又不明顯;社會保障支出壓力過大,政府財政支出難以削減;失業問題嚴重,勞動力市場缺乏活力等｡為解決這些問題,德國政府近年來在積極致力于社會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稅收制度､勞動力市場以及跨國政策協調等各項經濟政策操作層面的改革和配合｡

勞動經濟學研究課題范文6

關鍵詞生態系統服務；生態補償；社會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F205；X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3-013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16

隨著全球經濟的迅速發展，各類生態系統受到了嚴重的損害，草地、森林、農田、河流和湖泊等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均受到破壞，生物多樣性明顯下降，溫室氣體也在全球尺度上產生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國際社會對生態系統保護的重視日益增強，經濟手段成為解決生態與社會兩個系統之間矛盾的重要途徑。生態補償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在近十幾年的時間內被迅速用于全球范圍內。中國也正在逐步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對生態保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生態補償理論的相關研究在中國遠落后于實踐，這也是生態補償效果未達到預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1生態補償的發展與構建過程

國外相關研究中，生態補償通常用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簡稱PES）一詞，或者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簡稱為PES），即生態系統/環境服務付費，其中前者的運用更為廣泛。本文為與中國政策語境一致，均采用“生態補償”一詞。總體來看，生態補償理論的發展與構建過程是基于以下三個階段：即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的提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市場機制的構建。

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 ESs）的概念最早產生于上世紀70年代，其最初的目的是將生態系統功能構建為人類可獲益的服務，從而引起公眾對于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注[1]。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的提出，將不同尺度的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連接起來，并且強調了社會系統對生態系統的依賴性。在這一階段，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僅是用于更加形象地表征生態系統功能，而并沒有在生態保護的實踐領域內起到重要的影響[2]。

從20世紀末期開始，尤其是Costanza等人[3]在Nature雜志上的文章首次評估了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將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研究推向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前沿，起到了里程碑的意義。隨后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4]、基于各國和各類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經濟價值評估[5-6]，使生態系統的價值越來越多地以貨幣的形式體現在公眾面前。生態系統功能非市場價值的貨幣化表示，引起了政策制訂者對生態保護的極大關注，也為生態補償在實際中的應用奠定了基礎。

2000年之后，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的基礎上，生態補償迅速成為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要手段[7]。生態補償的邏輯是，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通過市場機制將生態系統服務貨幣化體現出來，可以促使資源使用者形成保護生態的激勵和行為[8-9]。從理論上講，生態補償被當做是一種保護生態系統的正面激勵機制，通過生態系統服務的受益者向提供者支付費用，既能夠鼓勵資源使用者主動保護生態環境，同時社會整體所獲得的生態服務價值高于支付費用，因此政策實施具有成本效益[9-10]。

范明明等：生態補償理論研究進展及爭論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年第3期鑒于在理論分析上的諸多優勢，生態補償已經成為保護或者恢復生態系統功能的主要政策手段，被應用于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碳匯、生物多樣性保護、流域生態系統服務等眾多領域[11]。如哥斯達黎加的森林生態服務補償體系、美洲國家的森林碳匯補償體系、美國的流域生態補償等[12-18]。綜上所述，可以將生態補償的發展過程總結為：通過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重構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以貨幣化的衡量方式在社會活動中體現生態系統的價值，并最終將其納入到社會經濟系統之中作為生態或者經濟政策決策的依據。

2生態補償的概念及理論研究點

2.1生態補償的概念

Wunder提出了生態補償的經典概念，即“生態補償是建立在某一清晰界定的生態系統服務的基礎上，提供者和買者之間的自由交易，它包括五個方面：①自愿交易；②對生態系統服務有清晰的定義；③存在至少一個買家；④存在至少一個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⑤生態系統服務的有效提供”[8]。這一定義基于科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解決外部性問題，強調了生態補償的市場激勵，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和購買者之間進行自愿交易[9]。

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之中，學者們發現Wunder所定義的純粹市場機制過于理想，由于生態系統服務的外部性、生態過程及社會過程的復雜性，對于大多數的生態服務來說并不存在這樣一個純粹的市場[19-20]。從生態系統服務生產的角度，由于氣候、環境、人為干擾等多方面的作用，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具有很強的時空異質性和動態變化性，很難像其他商品一樣保證穩定的供應[21]；從生態系統服務購買的角度，只有少數類似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交易受益者是直接的購買者，而如生物多樣性、氣候調節等服務，受益者往往數量眾多，因此只能是政府或者一些機構組織成為唯一的購買者[9，19，22]；從價格形成的角度，生態系統服務的價格并不能由經典經濟學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而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財政、政治等方面的影響[23]。Muradian[24]從激勵機制、交易方式和生態服務的類型等三個方面對概念提出質疑，并重新定義：“在自然資源的管理過程中，為了使個人/集體的土地利用決策與社會利益達到一致，而在社會成員之間所進行的資源分配”。這一定義更加強調生態系統的可持續以及資源的正義分配，而不是將經濟激勵放在首位[10]。Vatn從制度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生態補償雖然試圖建立一種純粹的市場機制，但是事實表明在此過程中，具體實施更加依賴社區或者國家的參與[25]。而在我國，一般將生態補償定義為是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為目的，以經濟手段為主調節相關者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26]。

雖然各方學者對定義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對于生態補償的設計來說，可以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內容：①目標確定：所需的生態系統服務，即對于購買者/提供者來說，購買/提供的對象是清晰的；②利益相關者的確定：通過生態系統服務外部性的影響范圍，確定參與的利益相關者，即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和購買者；③實現途徑：在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與購買者之間進行利益分配。

2.2生態補償的理論研究點

現有生態補償的主要研究熱點包括生態補償的標準、補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成本有效性與公平、可持續性等方面。

生態補償的標準是生態補償需要解決的基礎問題，根據Wunder等人對于生態補償的分析，當補償的金額大于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的機會成本，小于生態系統服務本身的價值時，則可以同時對于購買者和提供者形成有效的激勵[8-9]。目前有關生態補償標準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機會成本的確定，另一個是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關于機會成本，補償對象異質性及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兩個問題，使得生態補償的標準往往不能體現公平與效率[27-28]。但由于機會成本的核算更為簡便，目前絕大多數的生態補償標準都屬于基于機會成本的補償，如尼加拉瓜草牧生態系統補償依據最佳土地利用價值作為標準[29]，哥斯達黎加生態補償項目用造林的機會成本作為標準[30]，我國的草場生態補償政策則利用牧戶的放牧損失作為標準。而對于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目前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供求關系的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假想市場法等[31-32]。

交易成本是生態補償實踐過程中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項目設計能否有效進行。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缺乏完整制度框架、明晰產權安排和利益分配機制是生態補償機制面臨的主要問題[33]。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降低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交易成本需要重點考慮，研究表明在這些地區更多地依賴于社區參與和集體行動才能降低交易成本[24-25]。因此，當社區層面被包含在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中時，生態補償建立時的交易成本以及監督執行成本都能夠得到有效的降低[34]。

成本有效性是政策開發和運用的重要標準，生態補償政策作為全球性的環境政策工具，目的在于在資金約束條件下獲取最大的h境收益/效益。成本有效性的研究需要明確兩個方面，即生態系統服務的清晰定義以及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標準[35]。首先，生態系統服務在很多項目中難以明確定義，很多實踐過程中采用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等同為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導致理論的計算結果往往與實際保護效果相去甚遠[35-36]。與此同時，目前缺乏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合理的核算與評估標準，因此導致補償資金使用效率難以衡量，進而影響通過市場手段首先生態系統服務的有效供給[28]。公平往往與上述的成本有效性同時成為研究學者的關注目標，尤其是生態補償項目通常發生在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 在相關的研究中更加強調在公平前提下的成本有效性[37-38]。

能否通過生態補償實現生態系統服務的長期有效供給是很多實踐項目中面臨的主要問題。生態補償政策的可持續性主要受到幾個方面的影響：①生態補償項目的實施與生態效果之間的關系，如果在項目期內沒有實現生態系統的改善或者效果不佳，那么從購買者角度則不愿意進行繼續支付[39]；②生態補償的實施方式，基于個體的補償方式往往具有較低的交易成本和項目初期較高的接受程度，但是基于當地社區組織能力建設的生態補償，更容易得到本地居民的廣泛理解和支持，形成保護生態的長效機制，提升補償計劃的可持續性[9-10]；③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或者資源，以保障當補償項目停止的時候，資源使用者會不會回歸到原有的資源使用方式上[40-41]。

3對生態補償的理論爭議

雖然生態補償的邏輯簡單清晰，并且相比以往的生態保護手段，生態補償有諸多優點：在制度設計上更加簡單；對于購買者經濟上更加有效；對于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來說，增加現金流，生計方式多樣化；可以為生態保護提供更多的資金來源[42]。但是，不少研究學者指出，正是因為這種處理社會和生態之間矛盾的簡單化邏輯，生態補償很多情況下并不能激勵或者產生保護生態的行為，反而會對生態系統以及資源使用者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從生態補償的發展過程來看，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的提出、生態系統服務的貨幣化價值評估以及生態補償的具體實踐中，都反映出如何理解社會和生態二者之間的關系，這種對于社會和生態系統關系的假設前提越來越受到眾多學者的質疑。本文總結了對生態補償質疑的相關觀點，并將其總結為如下幾點。

3.1生態系統服務與生態系統功能的區別

針對“生態系統服務”，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概念，忽略了其他非人類所需的生態系統功能，在生態補償項目中往往要求明確的生態系統服務，這會使生態系統面臨潛在的風險[43]。生態系統服務的產生最初是為了強調人類社會對生態系統的依賴性，生態系統服務往往是利于人類、積極的、正面的，但是實際上，洪水、疾病、火燒等對于生態系統功能的維持具有重要作用，而往往不納入“生態系統服務”的范疇內。因此，在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之中，社會和生態系統之間大多數情況還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一方面可以被人類利用的被稱之為“服務”，另一方面這種服務會因為人類的利用而受到損害。

正如Boyd所說，生態系統服務是受益依賴的（benefit dependent），人們對受益的偏好決定生系統態服務的范圍[43]。比如，一條河流即可以提供清潔的水源，也可以作為游憩的場所，還可以作為水電能源的來源，這些都是對人類有益的服務功能，而最終如何管理這條河流取決于人們更偏好哪一種服務。而不同的管理方式對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顯然是不同的。因此，生態系統服務并不是生態系統狀態的客觀體現，二者之間也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是，在生態補償理論和應用的發展過程中，生態系統服務逐漸成為整個生態系統評價的指標，即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越多代表生態系統狀態越理想。因此，當用經濟手段激勵僅人類所需的“生態系統服務”時，實際是在試圖對有限的變量的控制來為人類提供穩定的服務[23]。

然而，成功控制單一變量極有可能導致系統在其它時空尺度變量的變化，從而對生態系統其它非人類需要的生態系統功能造成破壞[44]，以下一些案例也說明了追求單一或者某種生態系統服務對生態系統的影響。Peterson 等人通過模型模擬湖泊管理的時候發現，以淡水輸出、灌溉、娛樂等生態服務為目標的管理模式，最終會導致該湖泊生態系統的崩潰[45]。再比如，在強調某些生態系統的碳匯功能時，人們將固碳能力強的單一物種取代了原有的生物多樣性，雖然提高了碳匯的服務功能，但卻不利于整體系統的持續[46]。

3.2生態系統服務商品化對生態系統功能存在損害風險

在如何體現生態系統對于社會系統的貢獻方面，將生態系統服務進行了貨幣化的衡量，并以此為依據進行社會決策。但與此同時，生態補償將生態系統服務簡化為單一的貨幣化價值，進行物質化、商品化的交易，忽略了生產生態系統服務的基礎――生態系統功能，有可能造成生態系統功能的損害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19，47-50]。

以生態服務作為商品進行交換的模式，是一種“通過買賣進行保護”的邏輯，這并不能觸碰到生態問題產生的本質。目前，生態環境的破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經濟全球化對于貨幣資本積累的崇拜，以至于忽略了生態系統中其他非貨幣化的價值所導致的[50-51]。因此，將生態服務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的時候，難免又陷入到資本積累的怪圈中，用貨幣去衡量生態系統服務的最大化生產，會造成新一輪的生態系統功能失衡[48]。

Peterson等人[48]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角度，深入分析了生態系統服務的商品化有可能造成對生態系統功能的破壞。馬克思指出市場價格掩蓋了勞動力以及其他資源對于商品的貢獻。與此類似，當生態系統服務作為商品時，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因素就成為了勞動力。正如市場中的其他商品，生產的邏輯會掩蓋“生態系統工人和原材料的痕跡，對“生態系統工人”的忽視，以及用貨幣對其進行替代，與生態系統服務重構生態系統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的初衷背道而馳。

生態系統服務的商品化過程簡化了生態系統的內部組分和生態過程的復雜性，這種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上的保護方式并不能達到目的[19]。在生態補償的實施過程中，一般以對自然資源（或者土地）的產權明晰為前提[25]，以便生態服務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間的交易。從生態系統的角度，這N產權上的明晰將生態系統的功能和過程分割成了不同的交易單元，忽略了某一單元內的生態功能或者過程是依賴于其他單元實現的，人為的物理意義上的分割有可能增強某一種生態系統服務的供給，但是卻損害了生態系統的整體性[47]。如在歐盟的農業環境計劃中，將農場主作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進行補償，以此來保護生物多樣性，但是基于農場尺度的個體補償，并沒有實現在將景觀作為整體進行管理， 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聚集獎勵（Agglomeration bonus）”的方式尋求重新整合個體牧場主的途徑[52-53]。

3.3經濟激勵對個體內在保護機制的“擠出/擠入效應”

生態補償試圖通過經濟激勵的方式，使社會群體產生保護生態或者停止生態破壞的行為，但是基于市場機制的經濟激勵所造成的社會結果是復雜的，尤其對于一些依賴自然資源生存的社區，外部經濟激勵可能對原有內在的保護和利用機制造成“擠出效應”，影響生態保護的效果[20，23，49，54-57]。在長期依賴自然資源為生的社區，其內部所形成的社會規范、宗教文化、制度安排等均與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密切相關，一些案例研究也證實這些內在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使得這些地區避免了公地悲劇，保持了生態系統的長期可持續性[58]。

根據保護動機內在性的強弱和收益特點，Reeson等人將公共物品或者服務的提供動機分為純粹的利他主義、一般的利他主義、公平和信任、他人的認可、互惠、正式激勵，并通過實驗模擬的方式驗證了在已存在內在保護動機的人群中增加外部經濟激勵，存在擠出內部機制的效應，對生態保護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見圖1）[54]。Bowles 等人通過經濟學實驗的方式也證明了這一觀點：市場機制鼓勵競爭與個人主義，這種基于市場邏輯的制度能夠塑造人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從而可能會破壞先前基于道德、文化、合作、互惠、社會關系的保護意愿等[55]。內在機制嵌套在群體的社會生活中，具有持久性和自我約束能力，而現行的生態補償激勵往往來自于社區外部，如政府、組織或者私人企業等，“擠出效應”會使得外部經濟激勵停止時，生態保護的行動無以為繼，形成“no pay， no care”的現象[57]。有的學者也將其稱為“補償邏輯的困境”，即只有當補償金額越來越多的時候，保護生態并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的行為才會持續[20]。

此外，將生態系統服務貨幣化并進行交易的過程，會形成復雜的社會響應，利益群體對于收益、公平、權力的感知變化會對生態保護的效果產生顯著的影響[47]。在生態服務的價格制定、交易等過程中，一般生態服務的購買者（企業、組織或者政府）具有絕對優勢的信息和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所形成的補償機制，會使生態服務的提供者產生抵抗、消極、憤怒、質疑等不確定的反應，導致不理想的生態保護效果。

4研究評述

生態補償的理論研究熱點主要側重在生態補償的實

施層面，如補償標準如何確定、政策成本效益等。對于理論層面的爭議，本文認為無論是社會系統還是生態系統，生態補償在設計與實施的過程中需要了解目標系統的復雜性，并且意識到生態補償機制其簡單邏輯背后的復雜社會生態系統關系。

生態補償的有效實施有賴于兩個層面問題的解決，首先是生態系統服務的生產問題，其次是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問題。第一個問題的解決，源于資源利用社區（通常是生態系統服務補償對象）與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其內在的作用機制，這里我們稱之為生態補償需要解決的“一階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處理資源利用社區和外部社會之間的關系，即通過怎樣的外部干預可以促使社區保持某種理想的利用資源的狀態，這里稱之為“二階問題”。因此，生態補償政策應該首先理解社會生態系統的內部作用機制，即目標社會生態系統如何產生所需的服務，然后通過外部經濟激勵的政策設計保持這種理想的狀態，即解決二階問題。但是，從目前生態補償的研究熱點來看，更多的學者關注的是二階問題的解決方案，如補償標準的確定，生態補償成本效益等問題，而很少討論其一階問題。

生態補償作為一種解決外部性的手段，經常會將外部性的解決轉化為一種簡單化的外部干預，尤其是當政府作為補償方和資本相結合時，這種外部干預的弊端就會更加顯著，其結果就是忽視目標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性與差異性[59]。這種不當外部干預通常的表現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處理紛繁復雜的社會和生態問題，而缺乏對內部資源使用者、生態過程及其相互作用關系的剖析。因此，生態補償的目標雖然是通過經濟手段激勵資源使用者的保護行為，但是實際上卻往往因為這種外部不當干預的視角，導致目標系統不能夠被完全理解，如上文提及的補償標準、補償方式、補償時限和范圍等等一般均由政府決定，補償對象的參與程度很低[19，22，24]。其結果通常是將目標系統內的關系和相互作用簡單化，并可能導致與預期相反的效果[60]。

此外，現有關于生態補償的爭議一般局限在單純的社會系統或者單純的生態系統的討論中，而缺乏將二者作為整體進行考慮。一直以來生態系統服務一般被理解為人類從生態系統所獲得的直接或者間接的收益[4]，這一概念引起了人們對于生態保護的重視，同時人類活動也一直被視為生態系統服務受損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態政策往往過度關注人類對生態系統造成的負面影響[61]。但實際上，純自然的、無人類干擾的生態系統很少存在，人類活動直接影響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動態，關注以往長期的人類活動影響對生態系統的塑造過程，對于生態系統的保護同樣重要[61]。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提出一些新的表述，如“文化景觀生態系統服務”（cultural landscapes ecosystem services）、“社會生態服務”（Socialecological services），以表征人類活動對于生態系統服務產生的作用[61-62]。

基于以上認識和分析，本文認為采用“社會生態系統服務”一詞代替目前中所使用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夠在理論上避免由于僅強調生態系統而忽視社會系統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所導致的不當政策干預?！吧鐣鷳B系統服務”（SocialEcological Systen Service）是指人類能夠從某些特定的社會生態系統中所獲得的直接或者間接的收益，如在草原地區千百年來形成的“人―草―畜”放牧業生產系統，山地民族刀耕火種的生產系統、哈尼族的梯田體系等，這些傳統的社會生態系統都為所在地區提供了長期的可持續的社會、經濟與生態收益。這一概念的提出，其目的不是為了否定傳統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或者創造一個新的概念，而是為了通過此概念在生態補償設計及實施的過程中對于認識和處理生態和社會之間關系，強調兩個方面：第一，區別以往單純強調人類對生態系統負面干擾的生態治理思路，突出人類的文化、經濟活動、觀念等在維持生態系統結構和過程的重要作用。第二，突出社會生態系統自身動態及對政策響應的復雜性，了解生態系統服務的內部機制，特別是社會及生態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

如果以社會生態系統服務作為生態補償的目標，必須要了解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反饋關系、相互作用機制。與單純生態系統服務的補償不同，以社會生態系統服務作為補償的對象不是排除人為因素對生態系統的干擾，而是考慮如何維持人利用資源的活動，保持一種理想的人與自然的反饋狀態，因此會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對這一題的深入探討，有助于走出現有的政策誤區，對接下來更大范圍內的生態補償政策提供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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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1-10

作者簡介：范明明，博士，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自然資源管理。Emai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