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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研究范文1

關鍵詞：老人；家庭支出；勞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C9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2

一、現實背景與理論回顧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人均壽命日益提高，生育率也逐漸下降，據統計人口普查統計，我國2011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老齡化逐漸成為了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根據聯合國人口信息網的統計以及預測數據，在2007年我國65歲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將從2000年的7%增加到2050年的23%以上（POPIN，2006）；更為嚴峻的是，最需要照料的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從2000年的1200萬增加到2050年的一億以上，毫無疑問這，這樣的老年人口增加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費用增加。

當前存在的養老途徑，主要有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兩種。由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社會保障體制起步晚，目前社會養老水平還很低，2011年我國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2.9%（2011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報告），遠低于國際警戒水平線的50%。而近來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老人的照料費用以及醫療費用的分攤上，政府承擔比例還很小。在城市該不到10%，農村更是不到5%，主要的養老負擔還是落在家庭成員的身上。（徐勤，湯哲2007）。換言之，社會養老這一途徑并不能夠保證老人得到充分的贍養，家庭養老依舊是我國解決老人的生活問題的主要途徑，成年子女通過代際間的經濟支持依舊是老人照料成本和醫療開支的主要來源。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長無疑會給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家庭的范圍來看，過高的養老負擔會促使家庭選擇更多的儲蓄以供養老之用，本就不足的消費會被進一步遏制；而在全國范圍內來看，勞動力供給會因為老齡化而減少，相應的再GDP中用于養老和醫療保障的轉移支付比例越來越高，則對于中長期的經濟增長會有不利的影響。所以不論從宏觀還是微觀的角度，研究贍養老人情況對于家庭支出的影響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了解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費用是理解贍養老人如何影響家庭經濟支出的前提。家庭內部對于老年人的經濟支持本質上就是為了滿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近年來對于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費用的研究開始逐漸得到國內學術界的關注。范明林（1998）在其對于上海老人的研究中指出，人口老齡化的逐漸加劇、家庭結構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尤其是家庭觀念的變遷，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的方式不再能適應當前老齡化人口所帶來的問題；然而社會養老保險的機制與水平卻也遠遠落后于當前老齡化所帶來的更高的要求。類似的，潘金洪（2001）則探討了江蘇省老年人對于醫療服務等的需求情況。賈云竹（2002）的研究則更進一步，利用定量的方法探討了影響老年人對于社區助老服務需求的因素，并且利用logistic回歸發現了一些能夠影響老人對于社區助老服務需求的個體層面的變量。其中，老人受教育程度、原工作單位的性質（機關事業單位/非機關事業單位）、老人的自理能力（ADL）都是在α=0.05水平上顯著的自變量，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自理能力越差的老人對于助老服務的需求會越高；也就是說，擁有這些特征的老人會有著的養老需求，其成年子女所需要負擔的贍養的經濟壓力會更大。這為進一步了贍養老人可能對家庭帶來的經濟支出的影響提供了研究的基礎。

二、數據來源以及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通過CLHLS（中國子女動態調查）來研究老人的生存狀況對于子女家庭支出的影響。CLHLS選擇了9個省市對被訪老人的子女家庭進行了調查，被訪子女的年齡在35-65歲之間。每位被訪老人對應一個子女家庭，若被訪老人有多名存貨的成年子女，則在與老人居住在同一縣市區域的子女中隨機抽取一名進行調查。子女調查問卷詢問了被訪成年子女的健康、工作、婚姻、居住、收入支出等較為廣泛的家庭信息，表調查了子女在照顧老人過程中的經濟、生理、心理負擔情況。

該調查分別在2002和2005兩年進行。在2002年時候獲得了4364個子女家庭樣本，即有4364對老人-家庭的匹配數據。在2005年跟蹤調查時，僅針對2002被訪的成年子女樣本進行再次調查，未對死亡或者失訪的樣本進行替補或者新增樣本；在2005年跟蹤調查時獲取的老人與子女配對樣本數為1934對。

本文設想的研究方式有兩種，一是分別單獨選取2002或者2005年的數據進行截面數據的分析；二是利用2002和2005年的數據進行混合截面的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分析。并對兩者的結果進行比較與分析。在兩種方法中，都可以將家庭老人是否存活的情況以虛擬變量的形式放入自變量中，由此來判斷在其他條件一致的情況下家庭中存在健在的老人對于家庭支出的影響。

變量選擇：

因變量：在此處我們將家庭的每年總支出定為因變量（Expenditure）。其中每年的家庭總支出由“家庭每月平均支出”×12得到。對應在問卷編號中，家庭月均支出為i6，故我們在此構造新變量Expenditure=i6×12

自變量：

1.家庭的總收入以及總收入的平方。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對于一個家庭而言，家庭的收入多少決定了其能夠消費的最大規模。而且隨著收入水平的不同，消費的能力與傾向都會有所不同。盡管家庭總收入對于家庭經濟支出的影響并非本文的研究重點，但是將這個重要變量包含在方程內可以減少遺漏變量而產生的內生性問題。在CLHLS中，問題L1調查了了家庭月平均收入。為了將時間刻度統一在“年”，此處構造變量familyincome=L1×12。而由于人們有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傾向，所以此處也將家庭總收入的平方項放入方程內。

2.居住城市的規模。家庭的支出多少很顯然會受到當地的物價水平的影響。但是在CLHLS的數據之中沒有直接表明當地消費情況的數據，但是有著所居住城市的規模，分別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城市郊區農村，一般農村，以及山區農村。通常而言，城市的生活成本會高于農村的生活成本，所以會導致家庭的支出更大。所以，將居住地的規模放入模型中有著一定的合理性。為了方便考慮，本文將受訪者居住地的規模分為兩類：城市以及農村。在本文中，將大城市，中等城市，定義為城市，即1；而將城市郊區農村，一般農村，以及山區農村定義為農村，即0。最終該項的系數表示的是在其他條件都收控制的情況下，生活在城市的受訪者比生活在農村的受訪者多支出的部分，在方程中用City來表示。City=1即表示受訪者居住在城市，而City=0即表示受訪者居住在農村。

3.父母的生存狀況。只有存活著的老人才會需要其成年子女的贍養，想要研究贍養老人對于家庭經濟支出的影響，老人的生存狀況必須要考慮在內。一個需要說明的問題是，雖然我們可以通過直接調查成年子女給父母的金錢支持來了解贍養老人對于子女家庭經濟支出的影響，但是這樣的選擇無疑片面的。父母對于家庭經濟支出的影響不僅僅限于子女贍養父母的資金支出，父母的存活甚至可能在更深的層次上改變家庭的經濟支出方式（比如為了預防突發的養老需求，會減少消費）。所以把父母存活與否作為虛擬變量放入方程中有其合理性。CLHLS中問題g5a1指出了父親是否在世，問題g5b1指出了母親是否在世。根據此我們可以分別構造兩個二值虛擬變量father和mother.其中值為1即表示在世，而0表示已經去世。這樣就刻畫了4種情況：只有父親在世，只有母親在世，父親和母親都在世，父親和母親都已經去世四種狀態。這樣可以更好地刻畫出父母生存狀態對于家庭經濟支出的影響。

據此，我們設立如下的模型：

Expenditure=β0+β1familyincome+β2familyincome2+β3father+β4mother+β6city+μ

本文的假設是，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以及城市規模的情況下，父母的的生存情況會增加家庭的經濟支出。也就是說，β3，β4，的系數應該都是正數。

三、研究結果

經過OLS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果：

（上表中，括號內為穩健回歸的結果）

其中，對于一般OLS回歸，我們得到F（5， 4358） =700.27，Prob > F = 0.0000

R-squared = 0.4455， Adj R-squared = 0.4449該模型整體顯著。

在對該模型進行white檢驗后，我們發現chi2（15） = 106.13，且有Prob > chi2 = 0.0000，故我們可以判斷存在著很強的異方差性，所以在此處一并報告穩健回歸的結果，穩健回歸模型整體依舊顯著。下文對于結果的解釋都依據穩健回歸的結果而進行。

四、結果分析

本文采取的模型非常簡單，但是依舊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基本符合了我們之前作出的假設。

針對家庭收入這一自變量，我們發現。其P值相當小，說明了此變量相當顯著。其系數為正數，是0.43，這就說明了家庭的年收入越高，家庭的年度支出越高，每增加1元的收入，約有0.43元會成為支出。考慮到居民的支出可以粗略地分為消費，投資，儲蓄三個大類；而2012年我國居民儲蓄率約為52%，所以0.43這個系數基本是合理的。

而針對家庭收入的平方這一變量，其系數的確和之前預測的一樣是負數，且十分顯著。但是該系數相當之小這就說明了轉折點相當之大，通過一階導數計算得到是家庭收入684713元/年；而受訪者的平均年收入僅為20478/年，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在受訪者中表現得并不明顯。

關于城市這一變量，它相當顯著，且系數為正數，是3632.86。這說明了在其他條件一致的情況下，居住在城市比居住在農村每年會增加支出3632.86元，這是符合經濟現實的。

至于本文最關鍵的父母是否存活這兩個，結果則并不完全符合預期。雖然father一項的系數為337，mother一項的系數為670；這說明了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僅有父親的存活會使得家庭每年增加337元的支出，僅有母親的存活會使得家庭每年增加670元的支出，而兩者都存活則會使得家庭增加1007元的支出。但是，但是這兩個變量都不夠顯著。Mother的P值為0.1，尚屬于可以接受的范圍；但是Father的P值達到了0.32，則是十分不顯著。另一個較有意思的結果是，女性老人的存活會給家庭造成更大的經濟支出上的增加，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女性老人的平均壽命一般長于男性老人，所以會造成更大的經濟支出。原因的討論會在下文呈現。

五、問題討論

本文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十分簡單，由于時間，資料以及本人能力限制等原因存在著諸多問題，現討論如下。

1.模型的內生性問題

毫無疑問本模型存在嚴重的遺漏變量問題，這會導致不一致性，使得OLS的結果缺乏解釋力。經過Ramsey test，我們在此得到F（3， 4355） = 23.96，Prob > F = 0.0000；很強地拒絕了原假設（沒有遺漏變量），即基本有完全的把握可以說本模型存在遺漏變量。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父母是生存狀況本身就會受到家庭支出的影響。支出越多的家庭，可能對于父母的資金支持會更多，這樣父母的更容易長壽，即在調查時仍存活的概率會變大。一種可能的方式是使用工具變量法來解決內生性問題。

2.遺漏了重要的變量

會影響家庭支出的因素遠不止本模型中包括的這些。比如家庭成員的身體健康情況，年齡，當地的社會保障水平等等。

3.截面數據的單一性

本文僅使用了CLHLS中2002年的數據。很明顯老人的生存狀況對于家庭支出的影響有著明顯的時間延續性，單純地利用一年的數據很難分析出這種時間上的延續性所帶來的影響。所以更好的方式是使用面板數據來研究此問題；

4.沒有使用CLHLS中老人的數據

本文僅用了CLHLS中2002年的子女數據，假如能夠加入更多父母的數據可以更好地刻畫該影響，另外由于有更多的變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方程里加入新的變量以解決內生性問題。

5.理論基礎薄弱

由于學校沒有為學生購買經濟學的數據庫，我沒有能夠查閱相關的英文文獻；而國內的相關的研究不僅十分有限，多關注的是老人的照料需求的，而且質量層次不齊。這些文獻在理論層面和技術層面都很難提供有價值的支持。本文的理論基礎十分薄弱，大部分的推理都是基于簡單的生活常識。

六、政策建議

單從本研究來看，老人的存活會使得家庭的年度支出有顯著的增加。成年勞動力的贍養老人壓力十分巨大；隨著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這樣的壓力會更加增大。更為嚴峻的是，國家建立的社會保險體制并不能提供充足的替代率，而社會統籌的養老基金近年來的投資回報率也并不盡如人意。就現狀來看，家庭養老依舊是主要的養老途徑，國家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比如提高個稅起征點），來減輕勞動者的負擔，以確保老人老有所養。

參考文獻：

[1]賈云竹.北京市城市老年人對社區助老服務的需求研究[J].人口研究，2002（2）.

[2]潘金洪，王曉風，應啟龍.江蘇省社區老年醫療和生活照料需求調查報告[J].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3）.

[3]賈云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資源與社區助老服務的發展[J].社會學研究，2002（5）.

[4]孫菲，湯哲，刁麗軍，吳曉光，劉宏軍，方向華.老年人社區非醫療照料需求調查[J].中國老年學雜志，2005（2）.

勞動經濟學研究范文2

關鍵詞：勞動關系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勞動經濟學；學科；

作者簡介：江永眾，成都理工大學管理科學學院講師、管理學博士；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一些地方勞資矛盾日益尖銳，例如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罷工事件、富士康事件等。如何正確處理勞資矛盾已經成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急迫政治任務。[1]勞動關系在西方通常稱為勞資關系或產業關系。勞動關系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多學科都對其進行了解釋，而這些學科在價值觀、基本前提假定、信念、方法論等方面存在差異，遠未達成共識。勞動關系學在我國屬于“舶來品”，尚處于創設階段，理論界對于該學科基本概念、學科性質認識模糊，研究非常缺乏。勞動經濟學和人力資源管理學都將勞動問題和雇傭關系問題作為其研究核心，是與勞動關系學聯系最密切的學科。但是人們對這些學科關于勞動關系的研究存在一些認識誤區，這嚴重制約了勞動關系理論對我國勞資實踐的指導作用。[2]因此，厘清這些學科的基本術語、基本概念和學科性質，對于我國實現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十二五”規劃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政策含義。

一、西方勞資關系學的基本概念與核心假定

托馬斯·庫恩(ThomasS.Kuhn)的學科范式理論認為“任何一門學科在其早期發展階段，不同的人對同一領域的現象———盡管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具體現象，都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釋”。[3]勞動關系學的學派抗爭和方法論的多樣性恰好折射了這門學科的不成熟性，因此勞動關系學尚處于常規學科的前科學階段。但是西方勞資關系學通常采用正統多元論，屬于狹義的勞動關系學。相對于學派林立的廣義勞動關系學而言，西方勞資關系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為解釋勞資問題提供了研究的參照框架和起點。基本概念和核心假定是其理論發展和衍生的基礎。

(一)基本概念

作為一門成熟的理論研究學科，西方勞資關系學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勞資關系是勞動者與勞動力使用者以及相關社會組織在勞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經濟關系。勞動者、雇主、勞動合同、勞動就業、工資、集體協商、集體行動、三方機制、勞動爭議與沖突、勞動權利等是勞動關系學科的基本概念。[4]西方學者提出了許多勞資關系的基本概念，例如工作場所規則，規則網絡，勞工標準，工會，集體談判，雇傭關系的公平、效率和發言權目標，[5]結構化對立的雇傭關系，政府規制等。[6]其中，工作場所規則是最基本的概念，是由勞資雙方談判來決定，是勞資關系的焦點，因為工作場所規則一方面能夠促進資方的組織戰略實施，另一方面也決定了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環境。[7]

(二)核心假定

勞動力附屬于人類身上，不是簡單的商品，這一思想是西方勞資關系理論產生的動因和基礎，是西方勞資關系學的核心前提。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勞工與產業關系學院院長Katz看來，西方勞資關系學的基本假定包括以下方面：[8]

1.勞動力不是商品。

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勞資關系的研究缺陷是將勞動力與其他生產要素(例如資本、土地、技術等)等同起來，缺少倫理道德與意識形態的關懷，很難解釋和解決社會勞動問題。勞資關系學科的前提假定是勞動力不是商品，具有與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所不同的性質。勞動者在企業中是雇員，是為企業目標服務的人力資源或者生產要素。勞動者同時也是家庭和社會成員，必須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而這些角色也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因此，勞資關系學認為勞動力不是簡單的商品，勞動者通過勞資關系來滿足社會公正、平等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來實現勞資關系的社會福利功能。這一命題是勞資關系政策和制度制定的依據。

2.沖突是勞資關系的本質特征。

從勞資關系的性質來看，勞資關系是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基本社會經濟關系。雇員為企業提供勞動，服從企業管理者的工作安排和權威，并且以此作為獲得薪酬和社會利益，他們要求參與管理決策，得到公平的工資，權益受到保障。雇主雇傭勞動者來進行生產，通過為社會提品和服務，從而獲得經濟利潤。雇主追求的目標包括管理控制、生產效率、靈活使用勞動力、工人不罷工、經濟利潤等。顯然，由于企業利潤等于企業收入減去勞動者工資等成本，員工的工資與雇主的利潤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因此勞動者和雇主在經濟利益上存在根本的沖突。

3.勞資雙方具有共同的利益。

勞資雙方通過契約共同組成了一個組織，因此他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組織目標和共同利益，例如組織的生存發展、競爭力、經濟效益等。[9]因為組織是由個體、群體等組成，當組織目標實現時，個體和群體的目標才能得到實現，例如當企業的總收入增加時，通常員工的收入也會得到提高；反之，當企業總收入下降甚至破產時，員工的收入必然會減少，嚴重時員工還會失業。勞資關系系統的目標就是要在解決勞資沖突的基礎上，實現勞資雙方的共同目標。因此，勞資雙方雖然存在固有的利益沖突，但是雙方也存在一些共同利益(見圖1)。

4.勞動者有自由選擇工會作為其利益代表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

根據西方產業民主理論，產業民主要求建立一種勞動者能夠表達其所關注事務的有效代表制度，勞動者應該擁有集體發言權。因此，自由的集體協商和集體談判制度是勞資關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和雇主可以不通過第三方的干預自行解決雙方的爭議和沖突。政府的目標就是為勞動者和雇主創造公平的政策和法律環境，保障勞動者權益，使得勞動者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選擇工會作為其代表，并且通過集體談判來解決勞資爭議和沖突。

5.政策制定者必須權衡利益相關者的目標。

勞資關系是一個社會子系統，其涉及雇員、工會、雇主、政府、公眾等諸多社會成員。勞資關系政策將影響這些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和目標的實現。勞資關系政策的目標至少應該兼顧效率、公平和發言權的平衡。[10]效率是對資源的有效配置，是雇主最重要的經濟目標。公平由一系列就業的最低標準、程序性公平和分配性公平等標準構成，這些標準與勞動者的工資、福利等物質待遇相關，而且標準的制定要體現對勞動者人性尊嚴和人性自由的尊重。發言權是勞動者在雇傭關系中參與工作決策的能力，它強調對勞動者的人性尊嚴和民主參與，包括個人發言權和集體發言權兩個方面。因此，勞資關系研究必須考慮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在這些帶有沖突的目標之間進行權衡。

二、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和勞資關系學的比較

由于勞動關系領域研究的目標是要解決勞動問題和雇傭關系問題。而這些問題具有綜合性，因此勞動關系領域的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這一點可以從西方勞資關系學科的創始人康芒斯身上得到體現。康芒斯既是西方勞資關系學的創始人，同時也是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和制度經濟學等學科的奠基者。在早期，勞資關系學科的研究范圍包括工會、集體談判、人事管理、勞動法等內容。二戰后，西方勞資關系理論主要研究工會和集體談判。近年來，勞資關系學科主要研究與工作有關的雇傭關系，其研究范圍又逐漸擴大化，與早期的研究范圍相似。因此，勞動關系的研究與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科關系密切。其中，勞動經濟學和人力資源管理學是與西方勞資關系學聯系最密切的學科，這些學科都試圖對雇傭關系和勞動問題進行解釋(見圖2)，但是這些學科在基本假定、概念、研究目標和解決途徑等方面存在許多差異。[11]

(一)勞動經濟學與勞資關系學

勞動經濟學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主要研究企業外部勞動力市場的運行規律。其理論前提包括企業、勞動者和消費者都是理性人，他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勞動資源是一種稀缺資源；勞動是同質的商品以及一般均衡等。為了研究勞動資源的最優配置，新古典勞動經濟學家將企業看成是一個生產函數，勞動是與資本、土地相似的生產要素，主張由供求力量來決定勞動的價格———即工資，他們反對最低工資制度。當勞動的價格等于企業雇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時，勞動資源配置達到最優效率。近年來，勞動經濟學開始關注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在現實世界中，企業的勞動力資源并不是全部通過外部勞動力市場進行配置的，相反，許多勞動力資源是通過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進行配置的，因此勞動經濟學試圖對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原因、特征、方式等進行解釋。例如Lazear對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進行了經濟學分析，認為市場競爭會迫使企業采取一種富有效率的治理結構和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但他不贊成對企業內部雇傭關系進行制度干預。[12]這些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勞資關系問題進行了解釋。傳統勞動經濟學將勞動視為商品，這必然帶來資方單邊主導勞資關系，以及勞資關系沖突的緊張狀態，因此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勞動雇傭問題。

根據西方勞資關系理論的前提假定，勞動不是商品，因此將不能將勞動視為同質商品，這樣完全競爭市場的供求模型就不能成立。勞動者的工資———即勞動的價格就不能僅僅由外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雖然勞動市場力量對個人和企業存在影響，但是勞動者的工資取決于勞動合同，需要通過勞資雙方的個別和集體協商來實現。勞資關系理論摒棄了勞動經濟學關于完全競爭市場能夠實現充分就業，以及工資和工作條件能夠達到公平和效率兼顧的理想假說。

勞資關系學不是將勞動視為簡單的商品以及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同質生產要素，而是將勞動看成是雇傭關系中人類勞動力的交換和使用，這種雇傭關系是嵌入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和層級制企業之中的。勞資關系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受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和道德規范、歷史文化和技術等環境因素的影響。顯然，西方勞資關系理論采取了一種折中的實用主義思想，主張通過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進行增量改革，對資本主義勞資關系進行改良和重組，以建立充滿效率、公平、人性的雇傭關系，從而為資本主義體制進行辯護。基于勞資關系學的基本假定，勞動經濟學與勞資關系學在勞動的性質、生產效率的決定機制、工資決定機制、勞動契約的完備性、交易成本假定、外部性、政府或者制度的角色以及是否存在雇傭關系和勞動問題等方面存在差異(見表1)。

(二)人力資源管理學與勞資關系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發端于科學管理時代。科學管理基于“經濟人”的人性假設，將勞動者視為由雇主操縱的機器，他們為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最大化而進行勞動，因此主張通過工作標準化以實現工廠生產效率最優，通過為工人提供計件工資來對勞動者進行經濟激勵。但是，EltonMayo的霍桑實驗發現工人不僅僅追求經濟利益，而且還有社會需求，由此導致了人際關系學派的產生。人際關系學派強調企業管理中的人性要素，認為雇傭關系就是人際關系。人際關系學派后來發展成為西方勞資關系學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一個分支。隨后的行為科學理論從個體、群體、組織心理、工作、技術等方面對組織中的人的心理和行為進行了系統研究。二戰后，人力資源被視為有助于國家提高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這些思想和理論的發展促進了人力資源管理學的產生和發展。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力資源管理學從勞資關系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與勞資關系學相互補充、相互競爭的獨立學科。[13]

人力資源管理學關于員工與管理者關系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是社會交換理論[14]和誘因—貢獻理論。[15]這些理論認為企業可以通過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和管理權威來協調員工關系，促進員工的合作和競爭，從而實現企業內部勞動力資源配置最大化。根據企業資源基礎理論(RBV)，[16]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于內部優勢資源，而不是外部優勢資源或者環境，因此人力資源管理學的基本命題是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越完善，企業績效就越高。[17]一些學者的研究檢驗了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對企業績效的影響。[18]根據人力資源管理學派的基本邏輯，企業應該不斷擴大規模，取代市場。顯然這個推論與現代企業理論關于企業性質和邊界的解釋相矛盾。在現代企業理論學者看來，企業邊界是由市場交易成本和企業內部組織管理成本共同決定，存在一個最優的企業邊界。

人力資源管理學和西方勞資關系學從產生之初就聯系緊密。在二戰之前兩者都研究雇傭關系，以及與工作相關的領域。二戰后，勞資關系研究范圍縮小，主要聚焦工會和集體談判。而人力資源管理學派則轉向組織內部，將員工視為人力資本，以積極的方式進行管理和開發。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工會運動的衰敗，勞資關系理論研究也明顯進入衰退期。到了21世紀，勞資關系學將員工關系、市場、制度、組織策略和公共政策都納入其研究范圍，試圖擴展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和聯系，以建立一個包括勞資關系和人力資源管理在內的人力資源與勞資關系(HRIR)領域，實現建立基于市場的人性化雇傭關系的目標。[21]這表明人力資源管理學和勞資關系學有進一步融合的趨勢。

人力資源管理學和勞資關系學都贊同“勞動力不是簡單的商品”的基本假定，并且尋求解決工作場所的勞動和雇傭問題。但是，兩者在勞資雙方利益一致性程度、沖突的性質、研究目標、研究視角以及管理者、工會和政府的角色等方面存在明顯的不同。

(三)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和勞資關系學的比較

勞動關系是我國普遍使用的一個中性術語，這避免了不必要的意識形態論戰。勞動關系是勞動者與勞動力使用者以及相關組織在實現勞動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經濟關系。[24]在不同國家或不同情景下，與勞動關系相關的常用術語還包括勞資關系、雇傭關系、員工關系和產業關系等。人們對這些術語的含義和使用存在許多分歧。從學科性質來看，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和勞資關系學關于“勞動關系”相關術語的使用具有其特定的內涵，體現了不同學科對于勞動問題的理論分析差異。

1.勞資關系學。

西方勞資關系學或者產業關系學是以勞動者受雇于資本的所有者，即雇傭關系為前提。狹義的產業關系就是集體雇傭關系，是勞動者集體與雇主之間發生的與勞動條件有關的關系。廣義的產業關系可以使用公式來表示：產業關系=雇傭關系+工會和政府干預，即強調工會和政府對雇傭關系的調節和治理。[25]勞資關系學否定勞動者是商品的簡單假設，奉行“以人為本”的理念，認為勞動力市場和雇傭關系是一種政治性的結構安排，它決定了人們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由于雇傭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資強勞弱)，勞動者需要工會或其他組織的力量來維護其權益，而政府作為任何社會必須具備的一個主體，需要通過立法、政策來指導、規制、平衡勞資雙方的關系，以維護經濟社會發展。勞資關系理論本質上是社會勞動經濟學，[26]強調社會和制度的因素。勞資關系學認為國家宏觀經濟狀況、企業組織特征、勞動者人口統計學特征等因素影響經濟效率。經濟效率因勞動關系不同而存在差異。經濟系統與勞動關系系統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構成整體的社會系統。

2.人力資源管理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認為企業為了調動員工積極性，可以采用不同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并且對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進行了比較合理的解釋。當企業內部勞資雙方合作程度高時，員工工作滿意度增加，員工流動性降低，員工工作積極性得到提高。因此，企業管理者應該采取靈活雇傭實踐，以降低勞動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人力資源管理學一般使用“雇傭關系”術語，雇傭關系是雇員與雇主之間建立的與勞動有關的法律關系。(1)雇傭關系包括市場關系和管理關系。市場關系是指通過市場機制決定勞動力的市場價格，管理關系是指通過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直接溝通和管理權威來進行工作場所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學更關注雇傭關系的內部管理關系。[27]因此，人力資源管理學通常也使用雇員關系一詞，這是一種新型的產業關系，從一體化視角出發，將雇員視為一個整體，并將其整合到一個雇傭組織中，主張通過人力資源管理的方式來調整雇傭關系。

3.勞動經濟學。

勞動經濟學家通常使用“勞資關系”術語，例如勞資關系具有超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內涵的廣義含義，是各類盈利(營利)性企業中資本所有者與勞動力所有者之間以勞動合同為紐帶所形成的基本經濟關系。[28]勞動經濟學認為內部勞動力市場扭曲了市場機制，必然帶來降低經濟效率，因此主張應該盡量實行市場化，即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競爭越充分，資源配置效率越高。由于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和勞資關系學的研究對象都涉及勞動和工作場所的雇傭關系，因此這三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始終交叉發展，相互影響，但是這三門學科在通常使用的術語、研究對象、基本觀點、資源配置方式和效率、勞動問題和雇傭關系性質、人性假設、契約的性質、交易成本和追求的目標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見表3)。

三、結論與啟示

勞動關系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經濟關系。正是勞資雙方充滿合作與沖突的互動關系構成了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知識為解釋和治理因勞動關系運動而產生的勞動問題和雇傭關系問題作出了不同視角的貢獻。其中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和西方勞資關系學是與勞動關系問題研究最密切的學科。

(一)基本結論

勞動經濟學從勞動力是商品的基本假設出發，主張通過外部勞動力市場機制來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往往導致資方單邊控制的勞資對立狀態。人力資源管理學意識到勞動者需求的層次性，認為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和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的完善程度對企業績效有正向影響，因此主張企業應該不斷改進內部人力資源管理、不斷擴大規模，但是這種觀點的邏輯延伸是整個經濟將合并成為一個企業，這顯然與現實和現代企業理論相悖。

針對勞動經濟學和人力資源管理學的不足，西方勞資關系學從“勞動力不是商品”的基本信念出發，以勞動問題和雇傭關系問題的解決為學科目標，兼收并蓄多學科的理論，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嬗變，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勞資關系學的范圍突破了工會與管理方之間的集體雇傭關系界限，涵蓋了所有與勞動、雇傭關系和工作場所有關的各個方面，以及由勞動關系而帶來的相關行為和結果，例如工作生活質量等問題。

勞動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能夠在市場上進行交換，所以具有商品性質；但是勞動與其他商品不同之處在于勞動有靈魂，勞動關系具有人性化特征、具有社會福利功能，這是勞動關系學的基本理論基礎。勞動關系的人性化特征決定了勞動關系學的多學科和多目標性質。勞動關系首先必須關注雇主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效率；勞動關系也要追求勞動者的利益，強調社會和人文價值關懷。勞動關系政策的目標需要包括企業的生產效率、企業管理的程序和分配公平、工作場所的民主參與、禁止使用童工、勞動歧視、強制性勞動、重視勞動者的自我實現和自我發展機會等，必須平衡企業、勞動者、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需要。

(二)政策含義

首先，政府需要用公權力介入勞動關系調整。勞資關系學的基本預設是“勞動力不是商品”，這要求建立人性化的雇傭關系。由于我國政治體制決定了工人是領導階級，是主人翁。這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關系特點的集中體現。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企業勞動關系發生了轉型，企業勞資沖突日益增加。為了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必須重新反思和認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企業勞動關系中勞動者的地位。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經濟商品，其在與資方的談判中天生地處于不平等地位。為了平衡勞資雙方的力量，政府公權力必須介入其中。另外，在我國現有體制下，應該通過工會的民主化和群眾化改革，使其真正成為勞動者的集體代表，逐步建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制，通過工作場所規則網絡的制定和完善來建立和諧勞動關系。

勞動經濟學研究范文3

【關鍵詞】 腦梗死； 老年； 同型半胱氨酸； 頸動脈粥樣硬化

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被認為是蛋氨酸代謝過程中的一個中間產物，許多研究證實，高Hcy血癥患者可早期出現動脈粥樣硬化改變，是急性腦梗死發生的危險因素之一[1]。老年人是發生腦梗死的主要易患人群，腦梗死的主要病理基礎是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AS）。因此，防治動脈粥樣硬化是減少腦梗死發生的關鍵環節。目前已經證明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及年齡因素是引起AS的主要危險因素。而本研究主要探討老年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清Hcy與頸動脈粥樣硬化（CAA）程度之間的關系，為老年人動脈粥樣硬化性腦梗死的防治提供臨床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月-2013年1月在本院住院的急性腦梗死患者80例，男43例，女37例，年齡60～84歲，平均（71.32±10.41）歲。所有患者均為急性發病，均符合《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診斷標準，并經頭顱CT或MRI證實，均除外心源性腦栓塞、急性感染、肝腎功能不全、嚴重營養不良、甲狀腺功能異常、腫瘤及精神疾病病史，服用影響Hcy藥物，如維生素B12（VitB12）、葉酸等。根據IMT值、斑塊情況、內徑狹窄程度及血流速度（PSV），將患者分為四組：A組：IMT

1.2 研究方法

1.2.1 頸動脈超聲檢查 應用美國GE公司生產的彩色多普勒超聲儀，檢測患者兩側的頸總動脈及頸內動脈。檢查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IMT）、斑塊大小、狹窄程度及PSV。

1.2.2 Hcy的檢測 Hcy測定采用熒光偏振免疫分析法（FPLA），使用美國Abbott公司生產的免疫分析系統及配套試劑。清晨空腹抽取肘靜脈血3～5 mL，立即送檢。血清Hcy正常值設為5～15 μmol/L。

1.2.3 一般情況及其他血生化的檢測 所有患者入院后詳細詢問病史，進行體格檢查，測量血壓。采用瑞士Roche公司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血脂、血糖、葉酸及VitB12。

1.3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11.5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對Hcy水平與葉酸、VitB12及其他危險因素之間進行Person相關性分析，以P

2 結果

2.1 各組間Hcy、葉酸及VitB12水平的比較 隨著CAA程度的加重，Hcy水平隨之增高。Hcy在A、B、C、D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2 Hcy水平與葉酸、VitB12及其他危險因素的相關性分析 血清Hcy水平與葉酸、VitB12水平呈負相關（r=-0.328、-0.442，P

3 討論

勞動經濟學研究范文4

從發展進程來看，由初期的引進、傳播逐步轉向獨立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倡導、呼吁建立中國的教育經濟學，爾后通過翻譯出版西方和前蘇聯的教育經濟學著作和教材、舉辦講習班介紹教育經濟學。不久，一批學者便開始以為指導進行獨立的研究。

從研究內容來看，大多數研究都立足于中國的實際，選擇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的進程中面臨的重要而又緊迫的教育經濟、教育財政問題展開研究。如80年代關于多元化教育籌資的研究、關于公共教育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的范圍幾乎囊括了教育經濟學的所有問題。

在研究方法上，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方法論，依據所研究的問題不同，分別采用了規范研究、實證研究以及比較研究的方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運用計量經濟學進行實證分析。

從事教育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隊伍的專業背景初期主要是師范院校教育學科的學者，爾后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學者加入到這一隊伍中來。伴隨著教育經濟學（1998年以后為教育經濟與管理)碩士、博士授予權單位和研究生的擴大與増加，從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隊伍逐步年輕化和專業化。

20多年來，出版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教育經濟學教材、數以百計的學術著作和數以千計的學術論文。其中有一批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教育經濟學理論、拓寬了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范圍，而且己被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經濟決策采納，或者為政府、學校、企業乃至家庭教育決策提供了支持，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益。

我們的研究還有些不足。例如，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宏觀層面為主，關注中國教育發展與改革中宏觀層面的問題，對教育經濟微觀層面的問題，主要是教育機構和組織運行與管理中的經濟問題關注不夠。研究方法，無論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有待于完善。在研究性質上大多是應用和對策研究，理論研究，尤其是具有開創性的理論研究并不多見。對于學科建設這一具有長遠意義和基礎性意義的工作，研究者關注得不夠。對于現實中的教育經濟、教育財政中許多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還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教育經濟學作為新興的交叉學科還不夠成熟。首先，表現在研究對象和邊界比較模糊。國內外不同的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表述和看法，有的從交叉學科的性質出發界定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楊葆火昆1989年）有的強調研究教育中的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還有的沿用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將教育經濟學的對象界定為稀缺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美國]科恩，1989年）任何一門成熟的學科都有其不同于其它學科的獨立的研究對象和邊界。盡管交叉學科研究的客體可能是同一的，區別在于研究視角和所用的理論工具不同，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必定有其特殊的研究對象和范圍。

其次，表現在缺乏獨立的范疇和相對嚴密科學的邏輯體系。目前國內外教育經濟學所使用的范疇，大多是從經濟學科和教育學科中移植過來的，這可能是交叉學科共同的特點，即交叉學科許多范疇都是將被交叉的學科范疇加以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疇，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應有其獨立的不同于其它學科的范疇。從學科體系來看，一方面不同學者沒有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各自的體系都還不夠嚴密。總之，沒有形成規范、嚴密、科學的邏輯體系。

再次，教育經濟學之所以沒有形成嚴密的邏輯體系原因之一在于它沒有較為完整、獨立的理論。西方教育經濟學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前蘇聯和我國學者早期的教育經濟學研究主要以勞動價值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且不說對人力資本理論存在爭議，無論是人力資本理論還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并不能回答教育經濟學的全部問題。于是教育經濟學研究中便借用了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管理經濟學許多相關理論作為工具分析和回答教育經濟中的某些問題。總之，教育經濟學缺乏獨立的、完整的理論。在借用西方經濟學有關分支學科或某種理論作為理論依據時，許多研究，尤其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中往往采取簡單移植或套用的方法，缺乏獨立思考。首先對該理論產生的背景、所要回答的問題未加認真分析。其次，它是否正確，如果是正確的，是否適用于作者所要回答的問題也缺乏認真思考。

勞動經濟學研究范文5

1.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1.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1.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1.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2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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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研究范文6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新、完善之中，我們在進行民族經濟學理論研究之前應該對其研究方法有系統的認知，并將這些研究方法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論價值。學習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運用其做研究，這就要求我們在系統掌握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之后，要將其融會貫通于自己的理論研究之中。

一、科學理論思維方法

任何一門科學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廣度以及效率，同時也體現著本學科理論研究的特質和側重點。事實上，一門學科的研究過程是否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新、完善之中。但是，無論采取何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作指導。因此要將科學的理論思其貫通于民族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等學科研究的全部過程中，以此來指導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的不斷發展。在對一門新興學科進行研究方法探討時，在結合本學科的具體特點的同時，還應該將研究方法加以分類。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結構層次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即理論思維方法、基本方法和具體研究方法。傳統的民族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對研究對象進行系統的觀察與分析,由此而形成了傳統民族學的研究特色。然而，傳統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與唯物辯證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將唯物辯證法這一科學理論思維作為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才能使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趨于科學、完善。這是民族經濟學對傳統民族學研究方法的補充和發展。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是由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嚴謹的思維方法。要想在理論思維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個方面,就必須遵循從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運動發展的整個歷程,就必須遵循由簡單到復雜以及從低級到高級的研究方法。將這兩種方法辯證統一于理論研究中,才能達到科學理論思維的層次，從而也才能對民族經濟學其他具體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導意義。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是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中的指導方法，始終將這一研究方法貫穿到我們的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等全部研究過程中，才能保證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科學性，進而促進民族經濟學這門學科不斷地創新、發展。

二、田野調查方法

民族經濟學是真正立足于中國的現實，緊密聯系民族地區的田野調查的具體探討。田野調查方法是在科學理論思維指導下的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論均來自于實踐，田野調查方法作為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進而通過實地的田野調查來進行理論研究。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區的實地情況和掌握第一手資料。田野調查方法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田野調查方法有助于我們深入地了解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通過進行田野調查不僅能夠增加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感性認識，更重要的是能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詳盡的資料。

三、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對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也可以運用經濟學的方法論來指導民族經濟學的發展，借鑒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來探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經濟學的方法論不斷得以豐富和創新，從而使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統化。首先，明確主體。在做研究時首先應該做到的就是明確主體，明確主體就是明確研究者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的階級都會根據其主體的需要通過其思想代表將本階級的階級利益和意識概括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從而來表達本階級的利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來概括其階級利益和意識，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的。民族經濟學也要明確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識的勞動者為主體。其次，重視矛盾。矛盾是主體之間的聯系，在研究矛盾時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辯證思維的關鍵，同時，在做研究時要體現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運動。概念運動是《資本論》研究方法的核心，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寫作中，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通過概念的規定、展開、改造和完善、轉化等概念的運動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運動。概念體系的建立是民族經濟學的形成的標志。概念是不斷運動的，伴隨著概念運動，概念體系也會隨之不斷進行演化。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學科不可能只是某一個學說的概念體系，而應該有若干個概念體系相互支撐和補充。研究就是要創新，就要在對既有和新的現象材料進行實證的基礎上不斷抽象，進而規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舊概念，充實已有的概念體系，甚至創建新的體系。最后，構造體系。《資本論》的體系并不是雜亂無章，而是非常嚴謹的，馬克思將概念按照從抽象到具體，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在其論述體系中聚合了概念運動各個環節的研究成果，從而使《資本論》的邏輯思維更加嚴謹。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而言，在進行理論研究時也要通過民族經濟概念的運動來構造民族經濟學的論述體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個邏輯嚴謹、論述清晰的體系。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