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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治療方法范文1
[關鍵詞]磁共振；腸癌肝轉移；冷凍消融；CIK生物治療
[中圖分類號] R735.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07（a）-0140-04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agnetic resonance guided argon helium targeted ablation combined with CIK biological therapy in treating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n cancer.Methods 37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n cancer patients，accepted treatment in Jili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2 were selected and were random divided into freeze ablation group （n=15），CIK biological therapy group （n=10） and freeze ablation combined with CIK biological therapy group （n=12）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thod.The three groups were respectively given freeze ablation，CIK biological therapy and freeze ablation combined with CIK biological therapy.The postoperative result in three groups were evaluated.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n cancer decreased obviously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The ablation area obvious increased in freeze ablation combined with CIK biological therapy group than simple freeze ablation group and with less residual tissue；the serum CEA decreased than simple CIK biological therapy group，T cell subsets and immunoglobulin increased，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MR；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n cancer；Freeze ablation；CIK biological therapy
結直腸癌患者最常見的血行播散的靶器官是肝臟，約50%的患者在確診時已發生肝臟轉移[1]，而且在原發灶可切除的患者中，術后有15%～25%發生肝轉移，約80%患者為不可切除肝轉移灶。肝轉移灶的發生嚴重影響患者的肝功能，生存期僅6.9個月，5年存活率為0[2]。多學科的聯合，預防并治療結直腸癌肝轉移，以提高患者肝轉移灶的手術切除率和生活質量。近幾年，氬氦刀冷凍消融術在治療肝實體腫瘤的作用備受廣大醫學工作者認可[3]。生物治療中細胞因子誘導的殺傷細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CIK）具有強大的抗腫瘤活性和限制性腫瘤生長的作用，此治療技術成熟、毒性作用輕微。本研究探討氬氦刀冷凍消融術聯合CIK生物治療結直腸癌肝轉移的臨床效果。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所有患者均為2010年1月～2012年12月在吉林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的腸癌肝轉移患者，共計37例。患者年齡40～71歲，平均年齡51歲，KPS評分均在80分以上，均無其他部位轉移，均屬大腸癌Ⅳ期患者，肝內單發病灶，腸癌術后20例接受常規化療FOLFOX方案，其余未接受化療。2例確診時已發生肝轉移，接受常規化療未見明顯改善癥狀，故接受冷凍消融治療。所有患者手術前后均接受肝臟強化CT檢查和腫瘤標志物的檢查，如癌胚抗原（CEA）、甲胎蛋白（AFP）、CA-125和CA-199等，明確肝臟腫塊大小及腫塊的變化。根據不同治療方式將37例患者分為冷凍消融術組15例、CIK生物治療組10例、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組12例，三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理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具有可比性。本實驗經相關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實驗對象均接受告知，并在自愿的前提下簽署同意書。
入選標準：全部病例經病理學、影像學或腫瘤標志物確診，真實可靠；心肺功能正常，無其他基礎疾病史（如高血壓、糖尿病等）；造影劑過敏試驗陰性。
排除標準：肝功能Child-Pugh C級；合并肝性腦病、黃疸、凝血功能異常、重度食管胃底靜脈曲張；高血壓3級以上；嚴重心臟病、高血糖、腎功能不全患者。
1.2實驗設備
3.0T超導型MR掃描機，0.3T常導磁共振掃描儀配光學導引系統（中國新博醫療技術有限公司），CRYO-HITTM氬氦靶向治療系統冷凍消融系統（以色列Galil Medical Ltd.公司）。
1.3方法
冷凍消融術組、CIK生物治療組、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組患者分別給予冷凍消融術，CIK生物治療和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
1.3.1冷凍消融術 患者仰臥于0.3T MRI床上，行術中成像，完全平衡穩態序列（True-FISP）SPGR 3D，快速掃描線圈19～26 s，矢狀位和橫軸位圖像交替使用。將1.47 mm的冷凍探針在光學導航系統實時導引下，選擇距皮膚最短路徑進針到達腫瘤區域后，依據腫瘤體積決定布針數量，布針滿意后，開啟冷凍消融系統。冷凍參數采用40%氬氣輸出功率，冷凍15 min，復溫3次，每次1 min，重復兩個循環。完成兩個冷凍消融循環后，撤出冷凍探針。
1.3.2 CIK生物治療 細胞采集與CIK培養均由我院細胞生物治療中心完成。采取患者自體靜脈血50 ml，進行單核細胞分離，保證50 ml全血分離得到的單個核細胞活力在90%以上，置于37℃下的5%CO2培養箱中培養，24 h后分別加入CD3單克隆抗體、重組人IL-2及重組人IL-1。培養期間定時更換培養液進行微生物檢測，第13天檢測CD3陽性率>90%，CD3/CD8>60%，且CD3臺盼藍染色計算細胞活力>85%；于第14天將CIK細胞生理鹽水懸浮細胞注入輸液袋。治療組患者接受2個周期共4個療程的治療，每周期2個療程間隔1 d，2周期間隔14 d。輸注結束后分別進行T細胞亞群（包括CD3+、CD4+、CD8+、CD4+/CD8+）、免疫球蛋白（IgG、IgA、IgM）檢測，治療前1周、治療后1個月另行腫瘤標志物CEA水平檢測。
1.3.3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 在進行冷凍消融術后3 d，進行CIK生物治療。
1.4療效評價
患者于治療1個月后復查腹部CT，近期療效按Recist標準統一評價[4]。完全緩解（complete remission，CR）：所用靶病灶動脈期強化消失；部分緩解（partial remission，PR）：同基線相比，所有靶病灶存活腫瘤最大徑總和縮小>30%；穩定（stable disease，SD）：病灶縮小未達PR或增加未到進展（progressive disease，PD）；PD病灶存活腫瘤最大徑總和增加>20%或出現新發病灶。有效率（respone rate，RR，%）=（CR+PR）例數/總例數×100%，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col rate，DCR，%）=（CR+PR+SD）例數/總例數×100%。術后隨訪時間6～12個月。
1.5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2結果
2.1冷凍消融術組與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組腫瘤消融最大直徑和腫瘤消融最大面積的比較
經聯合治療后腫瘤消融最大直徑和腫瘤消融最大面積較冷凍消融治療更明顯，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CIK生物治療組與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組外周血中T細胞亞群和免疫球蛋白的比較
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組的外周血中T細胞亞群和免疫球蛋白經聯合治療增加更明顯（P
2.3三種治療方法的術后評價
三種治療方法中冷凍消融術組和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組更能起到滅瘤的效果（表3），但由于本實驗樣本量較少，不具備較廣泛的統計學意義。
3討論
氬氦刀冷凍消融術，是在影像學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引導下治療腫瘤，它利用高壓氬氣在刀尖急速膨脹，將腫瘤組織冷凍，細胞間形成冰晶后借高壓氦氣升溫，融化冰球，通過反復凍融，使腫瘤細胞崩解壞死[5]，同時裂解的腫瘤細胞可釋放腫瘤特異性抗原，增強抗腫瘤免疫應答。有學者認為，對于腸癌肝轉移的患者最有效的治療手段仍是手術切除肝轉移灶，然而，手術切除轉移灶受到多因素影響，如轉移灶的數量、肝功能分級、患者的身體承受能力等。亦有部分患者由于此前行腸癌根治術，恐懼不愿再手術。微創外科和腫瘤局部治療作為新興技術為肝轉移腫瘤提供了治療手段。氬氦刀冷凍消融術具有微創、對肝臟功能影響小、重復性強等特點，已經逐漸成為無法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治療的一種選擇[6]。李征等[7]的研究表明，氬氦刀冷凍消融術在消除腫瘤的同時有減少腫瘤殘留和轉移、增強機體免疫力、延緩腫瘤轉移和復發、延長生存期等優勢。氬氦刀冷凍消融治療作為微創治療對患者的創傷小，恢復快，住院時間短，保護患者患病器官的生理功能和機體免疫功能，且治療后效果顯著，目前成為廣大患者所青睞的治療手段。本組患者在MRI導航下行氬氦刀冷凍消融術，其優勢包括：定位準確，圖像清晰，可以避免病灶周圍血管、神經的損傷，消融范圍精準，從肝臟的解剖角度最大限度地保護肝功能。由于可多次重復而不受病灶數量的影響，方便可行。本組患者經三種治療方式在影像學角度均見肝轉移灶的縮小，保證了患者近期生存質量。從本組結果還可以看出冷凍消融術從三個角度共治腫瘤的生長：①腫瘤細胞發生脫水、萎縮、細胞骨架結果改變及細胞內電解質改變使瘤細胞變性壞死；②冷凍還能使腫瘤組織血管內形成血栓，阻礙腫瘤組織的供氧，最終使腫瘤細胞凝固壞死；③壞死的腫瘤細胞能夠暴露腫瘤特異性抗原，被機體免疫系統識別，激活免疫效應細胞，增強機體免疫能力[8]，引起冷凍后轉移灶的自發消退[9]，冷凍消融與肝轉移灶切除術相比，冷凍消融能降低并發癥和死亡率，提高生存質量。單純的氬氦刀冷凍消融，對于復雜的轉移灶治療不能取得滿意療效[10]。
Pan等[11]的研究發現CIK生物治療明顯提高結直腸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倪明立等[12-13]的報道顯示，冷凍消融與化療存在著協同作用，通過聯合生物治療的免疫細胞被注入體內后，能夠激活更多的免疫細胞，顯著提高抗腫瘤活性及IFN-γ的分泌，增加CD3+、CD56+和CD3+CD8+細胞的比率，并促進細胞分化[14]，增強細胞毒性及細胞的抗腫瘤能力，增強機體對腫瘤特異性抗體的識別能力，能夠更好地殺死全身隱匿的腫瘤細胞，對腫瘤的轉移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另外，也有利用基因工程修飾的方法對CIK細胞進行體外修飾使CIK細胞特異性的表達嵌合抗原受體獲得了顯著的療效[15]。
本研究中，經聯合治療后腫瘤消融直徑和腫瘤消融面積較其他組更明顯，提示聯合治療能夠更好地消融腫瘤組織。聯合治療組DCR為100%，由于本實驗樣本量較少，與冷凍消融術組和CIK生物治療組相比不具備廣泛的統計學意義。但是通過聯合治療后患者外周血中T細胞亞群和免疫球蛋白增加更明顯，而腫瘤標志物CEA下降顯著，提示MRI導航氬氦刀冷凍的精準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是安全、有效的。兩者聯合應用可彌補單純療法的不足：①聯合治療可以起到從局部到整體的滅瘤效果；②冷凍消融凝固壞死的腫瘤細胞釋放大量的腫瘤特異性抗原，進而刺激腫瘤免疫效應，促進生物治療的效果；③在MRI導航下轉移灶的消融效果是等同于手術切除但無需開刀，避免了諸多嚴重并發癥的發生。由于本組患者隨訪時間短，病例數量較少，目前國內關于MRI下氬氦刀冷凍消融聯合CIK生物治療治療腸癌肝轉移的相關文獻較少，其優勢、副作用、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的臨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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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治療方法范文2
一、查找的突出問題
經過自我剖析，主要存在如下問題：
（一）政治站位不高。
（二）服務意識不強。
（三）想干事干成事，意志力不堅。
（四）自我約束力松懈。
二、產生問題的主要原因
對照以上問題，本人認真剖析問題產生的根源，具體表現在：
（一）經歷少，學習少。對黨的要求上級組織要求理解不深刻，執行力不夠，帶頭作用起的小。
（二）我們為什么叫服務中心的理解有待進一步加深。
（三）我們人人都是營商環境的參與者和帶頭人，更應深刻反思。服務群眾業務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工作作風不夠扎實，對工作中的難點有畏難思想，有維持現狀，不出事應付工作心理思想。
三、具體整改措施
（一）首先要加強學習，明事理辨是非。提升政治站位，增強兩個維護，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對黨忠誠，增強執行力。
（二）增強服務意識，創新意識。
微生物治療方法范文3
【關鍵詞】 炎癥性腸病;潰瘍性結腸炎;克羅恩病;治療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組慢性、反復發作性腸道非特異炎癥性疾病,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 ,CD),其病因和發病機制尚不清楚,可能是腸道的病因和(或)非病原微生物(如感染、飲食等)環境因素作用于具有遺傳易感人群使腸道免疫反應亢進引起黏膜損傷,并反復發生,最終導致腸道慢性炎癥改變。目前IBD發病率在我國乃至亞洲地區呈增高趨勢,主要治療方法是抗炎和調節免疫反應,近年來隨著對IBD發病機制的深入研究,許多全新的治療方法和新型的藥物制劑開始應用于臨床,如生物療法、細胞和基因療法等,本文現就IBD的治療進展情況作一綜述。
1一般治療
及營養支持治療炎癥性腸病的治療需要患者注意休息、飲食及營養,CD患者一定要戒煙。處于活動期的病人應充分的休息,嚴重者需禁食、或予以完全胃腸外營養,病情好轉之后給予富營養的少渣飲食,部分病人的發病與牛乳的過敏或者耐受差有關,所以需注意限制乳制品的攝入。重癥或者暴發型病人入院后及時的糾正水、電解質平衡的紊亂,注意糾正貧血和低蛋白血癥,謹慎使用解痙藥,并給予心理干預[1]。
IBD患者因攝入不足、腸道吸收障礙、能量消耗及丟失增加而導致營養不良。1932年,Crohn氏在其最初報道的所謂“區域性腸炎”時即已指出,肌肉消耗與體重下降等營養不良癥狀是該病的常見臨床表現之一。此后,營養問題即在IBD 的病因學與治療中受到重視。營養支持治療不僅可滿足機體對營養物質的需要,糾正營養不良狀態,又可調節炎癥反應,有助于病變恢復。營養治療方法有腸外營養(PN)與腸內營養(EN),由于EN具有更多的優點,且PN治療效果并不優于EN,因此,PN僅適用于那些有EN禁忌證的患者。營養治療既可以作為其他治療的輔助治療。
2傳統藥物治療
2.1氨基水楊酸鹽制劑包括柳氮磺胺吡啶(SASP)和各種5-氨基水楊酸制劑(5-ASA)。SASP是治療IBD的基本藥物,其口服后約75% 到達結腸,被細菌分解為磺胺吡啶和5-ASA,后者起到主要抗炎作用。目前認為該藥可能通過抑制環氧化物酶,阻斷前列腺素合成控制炎癥,也可能通過抑制脂質氧化酶,減少花生四烯酸及白介素達到抗炎作用。柳氮磺胺吡啶和5-氨基水楊酸都是非選擇性細胞核因子-κB(NF-κB)抑制劑。已證實CD和UC患者結腸中均有NF-κB過度表達。NF-κB是一類具有多向活性的轉錄調控因子,參與多種細胞因子(IL-1β、IL-2、IL-12、TNF等)、細胞表面受體、轉錄因子及黏附分子(ICAM)的表達和調控,在炎癥及免疫反應、細胞生長增殖、凋亡及感染等方面起重要作用。Guidi等研究發現,活動期IBD患者黏膜固有層單核細胞中可檢測到NF-kB增加,也證實了NF-κB 在IBD中調節炎性細胞因子分泌。NF-kB信號系統功能:維持正常的腸上皮黏膜內環境的穩定,又可介導病原特異性應答,對黏膜屏障具有保護和損害雙重作用。SASP是輕、中型UC患者和糖皮質激素治療緩解后的重癥患者的首選治療,不適于暴發型重癥患者,而在CD中僅適用于病變局限在結腸的輕、中度患者。目前臨床上常用其他5-ASA有艾迪沙(etiasa)控釋型,彼得斯安(pentasa)緩釋型,奧沙拉嗪(olsalazine),美沙拉嗪(mesalamine),巴柳氮(balsalazide)等。對于局限在直腸、乙狀結腸的病例可用5-ASA局部制劑,如栓劑、泡沫和液態灌腸劑,全身不良反應輕微。
2.2糖皮質激素糖皮質激素仍是治療UC和CD的常用藥物,主要用于中、重度活動性IBD以及對5-氨基水楊酸療效不佳的患者,尤其適用于氨基水楊酸類藥物治療無效或暴發型急性發作期患者,有關節炎、結節性紅斑、溶血性貧血等腸外并發癥者也常用激素治療。其作用機制為非特異性抗炎和調節T細胞免疫反應。1955年Truelove首先應用強的松龍治療UC取得良好效果。至今皮質類固醇類仍為治療IBD的主要藥物,對控制病情發作和中重度及活動期患者特別有效。傳統的皮質激素有強的松、地塞米松、甲強龍、潑尼松、氫化可的松,但該類藥物長期應用易發生不良反應。現在新合成可局部作用的糖皮質激素(如布地奈德、倍氯美松雙丙酸)等,抗炎作用強,而全身副反應少。對活動性CD療效明確,是目前控制病情最有效的藥物之一,但是只能用于誘導緩解,不能用于維持治療[10]。同時對UC急性發作期有較好療效,主要用于中、重度潰瘍性結腸炎的診療及UC急性發作期、暴發型UC患者和SASP或5-ASA療效不佳的患者。糖皮質激素有口服、靜脈滴注、灌腸3種給藥途徑。但目前研究提示該藥可以維持治療并不能預防疾病復發[11]。
2.3抗生素腸道細菌在CD發病機制中所起的作用一直受到重視,特別在有合并癥者(如膿腫、盲襻、梗阻),合并細菌感染或腸道細菌過度生長會促進病情發展[12]。甲硝唑用于結腸CD,與SASP療效相同;對CD的小腸病變或肛周并發癥可能更為有效;但對UC治療療效評價不一,抗生素用于UC,僅作為術前或嚴重及中毒性結腸炎的治療,對較輕的UC或預防復發均無療效[13]。目前臨床上也常用一些廣譜抗生素,諸如環丙沙星、甲氧芐氨嘧啶、頭孢氨芐等,作為輕、中度CD的癥狀療法之一。
2.4免疫抑制劑包括傳統的免疫抑制劑硫唑嘌呤(AzA)、巰嘌呤(6-MP)、甲氨蝶呤(MTX)等,主要用于對糖皮質激素治療效果不佳及激素依賴型患者,作為激素的輔助治療,可減少激素用量和不良反應。文獻報道硫唑嘌呤治療UC的總有效率為58%~87%,該藥以緩解50%~80%UC患者的激素耐藥性,減少40%患者的大腸切除率[14,15]。但這類藥物起效緩慢,不良反應較大,包括胃腸道反應、胰腺炎、粒細胞缺乏等,臨床應用受到限制。現已有多種新型免疫抑制劑應用于臨床,如環孢素A、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環孢素A能抑制T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使T輔助細胞分泌的IL-2、IL-3、IL-4、IFN、TNF-α等細胞因子減少,降低糖皮質激素治療無效的急性暴發型UC患者手術率。該藥起效較AZA 和6MP快,國外報道應用劑量為4 mg/(kg·d),約60% ~80% 患者有效[16]。但長期療效不佳,且易發生嚴重不良反應,如肝、腎毒性。環孢素A抑制一氧化氮合酶在人結腸上皮細胞和腸微血管內皮細胞中的表達及一氧化氮的產生,而后者可抑制白細胞的黏附,CsA長期療效欠佳可能與此有關。因此CsA只能作為長期使用免疫調節治療方案的一種短期輔藥物[17]。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 其抑制淋巴細胞活性的作用為CsA 的10~100倍,肝毒性較CsA小,但有神經毒性和腎毒性。目前尚缺乏他克莫司治療IBD的臨床對照試驗以及長期使用的安全性資料,該藥用于治療IBD的最佳血藥濃度尚有待確定,亦無證據支持他克莫司對IBD的療效優于CsA。故目前應謹慎使用他克莫司治療IBD,必須密切監控其血藥濃度[18]。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 為霉酚酸(mycophenolic acid,MPA)的衍生物,能抑制T、B細胞中嘌呤的經典合成,進而抑制淋巴細胞的增殖。主要不良反應有胃腸道反應、白細胞減少及感染等。與AzA比較,其發生嚴重骨髓抑制、肝、腎毒性及癌變的危險性較小[19]。一項前瞻性非對照臨床試驗表明對慢性活動性IBD患者給予MMF(2g/d)療程6個月,第4個月起加用強的松5mg/kg,不能誘導和維持病情緩解。目前認為MMF可應用于不能耐受AZA/6-MP治療或療效不佳的CD患者[20]。
3生物免疫治療
隨著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的研究進展,IBD的生物免疫治療顯示出良好療效。生物治療包括針對促炎癥細胞因子、免疫黏附分子、整合素單克隆抗體,重組蛋白質以及反義寡核苷酸等。
3.1抗腫瘤壞死因子 -α(TNF-α )藥物有相關研究表明,腫瘤壞死因子(TNF-α)與IBD的發病有密切的關系[21]。目前治療IBD的抗TNF制劑主要有下面幾種:英夫利昔單抗(infliximab,IFX)、依那西普(Etanercept)、阿達木單抗(adalimuma)和聚二醇化西他麗珠單抗(certolizumab)。目前僅抗TNF單克隆抗體Infliximab(英夫利昔)對UC的療效和安全性已獲得肯定[22]。2003年并在美國批準用于UC的治療。對于可能需要行手術治療的中至重度潰瘍性結腸炎患者來說,英夫利西可作為一種挽救療法可能使患者免受手術之苦。在一項有安慰劑對照的初步研究中Jamerot的研究顯示,71%的激素治療失敗患者經英夫利西治療后在3個月內免除了腸切除術,安慰劑對照組有33%的患者免除了手術(P=0.1017)[23]。英夫利昔單抗治療CD的短期療效較好,也有研究表明,長期使用英夫利昔療效尚可,但仍有爭論[24]。英夫利昔單抗效果不明顯或過敏時,可改adalimuma。
3.2抗炎癥細胞因子IL-10是典型的抗炎與免疫抑制性細胞因子,是拮抗Thl細胞因子的關鍵,對rhl也有直接作用,使IL-2及INF-α的產生降低。在細胞免疫中作為一種重要的負調節因子,IL-10能抑制炎癥細胞的活化,對抗炎癥因子引起的損害。IL-10缺失可導致由Thl細胞介導的類似于CD 的自發性結腸炎。IL-10水平降低與CD 的復發密切相關,而UC患者T淋巴細胞中IL-10 mRNA水平顯著性增高[25]。
微生物治療方法范文4
[關鍵詞] 潰瘍性結腸炎；氨基水楊酸；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微生態制劑
[中圖分類號] R57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4）11（a）-0190-04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種病因和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病變范圍主要累及結直腸的慢性非特異性炎癥性疾病。目前被廣泛認可的影響因素包括遺傳、免疫、感染、環境等[1]。UC患者腸道損傷主要侵及黏膜及黏膜下層，呈彌漫性連續性分布，以慢性、反復發作為特點。臨床上常以腹痛、腹瀉、黏液膿血便為主要就診原因及臨床表現。目前現代醫學以氨基水楊酸、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三大類藥物治療為主，并重視新技術的開發與研究，出現了干細胞移植、生物靶向治療等新技術的試驗與推廣，現就有關UC的治療現狀及前景作簡要綜述。
1 一般性治療
治療原則以盡早控制發作，長期維持緩解，防止復發和并發癥為主，并注意合理飲食及營養物質的補充，避免體力勞動。活動期患者應做到充分休息，給予流質或半流質飲食，待病情好轉后可改為富含營養的少渣飲食。病情嚴重者甚至需禁食，并給予完全胃腸外營養治療。注意情緒波動對患者疾病的影響，可予以心理疏導治療。對于腹痛、腹瀉患者，可給予適當的解痙、止痛、止瀉藥物治療，但在使用抗膽堿能藥物或止瀉類藥物時，應慎重，需權衡利弊，如對于危重癥患者應禁用，因其具有誘發中毒性巨結腸的危險。對于下消化道出血嚴重的患者，可加用止血類藥物聯合治療；對于重癥并繼發感染患者，應靜脈給予廣譜抗生素積極抗感染治療。有貧血、低蛋白血癥等并發癥發生時，可給予輸血、輸注人血白蛋白等對癥支持治療[2]。
2 藥物治療
2.1 氨基水楊酸
臨床上常用的氨基水楊酸類藥物包括柳氮磺胺吡啶（SASP）、5-氨基水楊酸（5-ASA）等[3]。此類藥物主要用于治療輕、中度UC患者或重度UC經糖皮質激素治療已有緩解的患者，其作用機制是通過改變腸道微生物體系、黏膜內前列腺素的合成及電解質的交換，將炎性介質阻止之后再合成釋放，從而阻止黏膜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淋巴細胞和肥大細胞的殺傷作用。
臨床研究顯示，SASP能抑制UC的急性發作，并且延長其緩解期，但由于SASP含磺胺吡啶，因此惡心、嘔吐、食欲不振等胃腸道反應及頭痛的發生較多見，另外粒細胞減少、自身免疫性溶血、男性不育癥、葉酸缺乏及腎毒性等不良反應也常發生。5-ASA主要通過干擾花生四烯酸代謝、抑制白三烯與前列腺合成而在局部發揮抗炎作用，因此其毒副作用較小，逐漸成為取代SASP治療輕、中度UC的首選藥物。臨床試驗將5-ASA腸溶片治療UC患者65例作為實驗組，應用SASP治療UC患者64例作為對照組，結果發現兩組總有效率相仿，分別約為70.1%、67.8%；但5-ASA的完全緩解率較SASP高，5-ASA約為29.5%，而SASP約為13.3%；5-ASA的不良反應發生率較低，約為11.5%，而SASP不良反應發生率約為23.3%，高于5-ASA[4]。以上數據有力的證明了5-ASA應用于治療UC的優越性，但5-ASA價格較SASP高，患者依從性較差，隨訪顯示癥狀緩解后停藥現象較常發生，因此患者常因癥狀反復而就醫。
2.2 糖皮質激素
2012年的《我國炎癥性腸病診斷與治療的共識意見》（以下簡稱共識意見）[5]。推薦對于中、重度UC，糖皮質激素為一線藥，用于疾病的誘導緩解，其作用機制為降低毛細血管通透性、穩定細胞及溶酶體膜、調節免疫功能、減少炎癥細胞浸潤，同時可阻斷白三烯、前列腺素的血管活性物質的釋放，從而抑制炎癥反應。用藥按潑尼松0.75～1 mg/（kg?d）給藥（其他類型全身作用激素的劑量按相當于上述潑尼松劑量折算），達到緩解后開始逐漸緩慢減量至停藥，一般3～4個月停藥，最多不超過半年[6]，注意快速減量會導致早期復發。激素無預防UC復發的作用，加之長期應用糖皮質激素會出現滿月臉、萎縮紋、骨質疏松、機會性感染、水電解質平衡紊亂、高血壓、糖尿病、兒童生長發育遲緩、白內障、青光眼及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等嚴重不良反應，因此不推薦長期用藥[7]。
目前用于治療UC的糖皮質激素的常用劑型包括口服制劑、靜脈制劑和局部制劑。對于直腸型、直乙結腸型及左半結腸型UC患者常應用激素局部灌腸治療，而全結腸型患者則以靜脈給藥為主，也可口服給藥。傳統使用糖皮質激素作為UC誘導緩解的治療藥物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維持治療無效，且激素依賴現象臨床常見。
2.3 免疫抑制劑
持續存在的腸黏膜免疫失調是UC發病的關鍵[8]，免疫抑制劑發揮作用是通過不同機制抑制T淋巴細胞激活與增殖，降低細胞毒性T細胞的作用，從而抑制免疫反應性炎癥[9]。免疫抑制劑主要用于水楊酸制劑或糖皮質激素治療無效及應用糖皮質激素后出現毒性反應或長期持續依賴使用糖皮質激素的患者。在最近幾年中研究最多的免疫抑制劑有硫唑嘌呤（AZA）、6-巰基嘌呤（6-MP）、甲氨蝶呤、環孢素和他克莫司等，最常應用于UC治療中的是硫嘌呤類藥物，AZA歐美推薦的目標劑量為1.5～2.5 mg/（kg?d），有認為亞裔人種劑量宜偏低如1 mg/（kg?d），對此尚未達成共識。
免疫抑制劑具有細胞毒性作用，長期應用可引起肝、腎功能損害及骨髓造血功能障礙等嚴重的不良后果[6]，因此需謹慎使用。
2.4 微生態制劑
目前，雖然UC的病因及發病機制尚不清楚，但多數研究者認為其致病可能與腸道菌群失調有一定相關性。因失調腸道菌群所產生的短鏈脂肪酸減少，而腸道硫化氫產生增多，導致上皮細胞營養失調、能量代謝受損，進一步造成腸道黏膜通透性增高、腸黏膜屏障功能缺陷等不良后果，破壞了腸道的免疫屏障功能，因此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時，常加用微生態制劑，適當地給患者補充微生態制劑能改變腸道微環境，能有效增強腸道免疫功能[10]。
有研究報道，雙歧桿菌、乳酸桿菌是腸道內的益生菌種，適當補充這類菌群能促進腸道內正常菌群的生長繁殖，有利于維持腸道內微生態平衡，阻止致病菌或病毒侵入，減輕和緩解腸道炎性反應，防治UC[11]。一旦患者體內的腸道環境發生改變，會很不利于雙歧桿菌、乳酸桿菌的生存，因此UC患者腸道內這兩類菌群的數量會明顯少于正常人[12]。研究發現UC患者腸道中存在菌群失調，采用雙歧桿菌、腸球菌、嗜酸乳桿菌三聯活菌膠囊輔助常規治療UC患者41例，臨床癥狀評分、結腸黏膜炎癥評分均明顯減輕。王旭霞等[13]通過對大鼠UC模型的研究發現，在應用雙歧桿菌治療后，過氧化物酶活性及IL-6、IL-8、TNF-α等炎性因子水平明顯下降，從而證實雙歧桿菌可以抑制細胞因子分泌，降低腸道通透性，對腸道黏膜起保護作用。
3 手術治療
根據《共識意見》[5]，UC手術治療的絕對指征是消化道大出血、腸穿孔、癌變及高度疑為癌變者，相對指征為積極內科治療無效的重度UC患者及合并中毒性巨結腸內科治療無效者，對于內科治療效果不佳和/或藥物不良反應已嚴重影響生存質量者也可考慮外科手術。根據UC的特點，將全結腸及直腸切除，去除UC發病的靶器官，UC即可治愈，因此，UC的手術方式主要是全結腸加直腸切除術。切除大部分病變的結腸后患者的消化功能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食物不能被完全消化，易在腸道內堆積成殘渣并誘發腸道炎癥。全結腸直腸切除術后結腸吸收水分的功能喪失，患者術后腹瀉嚴重，如直接進行回腸肛管吻合，水樣瀉不但給患者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而且威脅回腸肛管吻合口的安全，還可誘發營養不良、水電解質丟失過多等并發癥的發生，因此，是否手術、何時手術，彈性空間很大，需要消化科、胃腸外科與患者及其親屬共同商量決定[14]。
4 中醫中藥
目前中醫中藥治療UC的常用方法有中藥保留灌腸、中藥內服、中藥內服加灌腸法等[15]。研究發現，云南白藥對于治療UC的腹痛有一定的臨床療效[16]。云南白藥具有止血化瘀、消腫解毒、活血止痛之功效，現代藥物動力學進一步研究表明，云南白藥能調節微循環障礙，抑制血栓形成，疏通血脈，降低血液黏稠度，從而使微循環血流速度加快，通滯祛瘀[17]；此外，對促進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堿性成纖維細胞因子的生成有顯著作用，同時能對抗多種致炎因子造成的炎癥損傷，通過以上藥理作用加速結締組織及血管增生，促進損傷的腸黏膜組織修復，達到促進傷口愈合的作用，因此，對治療UC腹痛有一定功效，也是臨床上較常應用于口服或保留灌腸治療UC患者的輔助藥物之一。此外，針灸、推拿等中醫治療方法在UC的治療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療效。例如，有研究通過針刺足三里、中脘、上巨虛等穴位，配合灸神闕的方法治療UC 62例，總有效率可達100%；采用推拿手法治療UC 65例，其中治愈12例，有效49例，無效4例。隨著中醫藥研究開發的迅速發展，中醫在UC治療中的優點（作用良好、相對價廉、毒副反應少等）越來越凸顯出來，且其治療前景廣闊[18]，特別是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法，值得推廣與研究。
5 生物靶向治療
在UC患者炎癥腸黏膜組織內有大量激活的淋巴細胞浸潤，表達高水平的免疫輔助信號分子、細胞因子受體、趨化因子受體、整合素及分泌高水平的促炎癥細胞因子。生物治療的靶點便是封閉這些黏膜炎性通路，阻斷炎性過程[19]。近年，研究最多、效果比較肯定的生物治療藥物便是抗腫瘤壞死因子TNF-α抗體藥物。因TNF-α在T細胞依賴的腸道炎癥中起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成為細胞因子網絡中的關鍵致病因素。有學者設計通過酶聯免疫吸附法測糞便提取物中細胞因子的濃度，發現TNF-α在疾病活動期糞便提取物中的濃度較對照組明顯升高，而病情緩解后下降，與相關報道在UC患者的血液及糞便中TNF-α濃度和疾病活動度呈正相關性的結果一致。有學者用結腸灌洗液做標本，發現UC患者的結腸灌洗液中，TNF-α等較正常對照組產生明顯增多，此觀點亦支持TNF-α在腸道炎癥期較為活躍的觀點。抗腫瘤壞死因子TNF-α抗體藥物是利用抗TNF-α單克隆抗體能與TNF-α特異性結合，阻斷TNF-α生物學效應的發揮，從而達到阻斷炎癥的目的；同時抗原抗體復合物的形成也促進了機體對TNF-α的免疫清除過程。TNF-α單克隆IgG抗體不但能有效而快速地中和TNF-α，同時還能減少致炎細胞因子及抗細胞間黏附分子的釋放，因此可顯著改善UC的癥狀，降低反應疾病活動性的各項指標[20]。目前抗TNF-α單克隆抗體用于治療UC患者已取得很好的療效，以TNF-α為靶向治療已成為UC治療的新思路。
6 干細胞移植
干細胞是一類具有高度自我更新繁殖和多向分化潛能的細胞。間充質干細胞（MSCs）主要來源于中胚層，存在于結締組織和器官間質中[21]。有學者曾對MSCs的旁分泌作用展開研究，結果表明其具有參與組織愈合及旁分泌的作用。來源于骨髓的MSCs被稱為骨髓間充質干細胞（BMSCs），其同樣繼承了干細胞的多向分化潛能及自我更新的生物學特性；2008年，有學者報道了BMSCs移植治療UC大鼠的實驗，發現BMSCs可以定植入腸黏膜，并發揮修復受損的腸黏膜組織的功效。2009年，Wei等[22]也做了同樣的實驗，將BMSCs移植入UC大鼠的腸道黏膜組織中，檢測發現結腸潰瘍黏膜下層BMSCs含量明顯高于對照組的正常組織，亦可證明BMSCs可以在腸黏膜組織中增生繁殖，這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以上結果表明BMSCs可以通過某些途徑，定向遷移并定植于腸道黏膜的受損部位，從而發揮其多向分化潛能及自我更新繁殖的作用，并達到治療和修復受損組織的功效，因此，可利用BMSCs的這一功能，將其移植入UC患者的腸道黏膜中，BMSCs移植后可分化為腸道上皮細胞，而BMSCs衍生出的細胞往往會聚集在腸道炎癥反應損傷區，并分化為相應的組織細胞進行修復，從而達到促進損傷組織黏膜修復的功效。將MSCs移植后通過受損部位炎性因子的趨化作用，如生長因子、細胞因子、黏附分子等，向損傷部位定向遷移的特性稱之為BMSCs所特有的歸巢特性[23]。
另外，BMSCs還具有低免疫原性和免疫調節性的特性。眾所周知，UC的發病機制主要與自身免疫失衡、腸道菌群失調、環境、遺傳及基因易感性有關，因此可利用干細胞高度的再生分化潛能及免疫調節活性，將外源性BMSCs通過干細胞大循環到達腸道，并定植于腸黏膜隱窩的腸上皮祖細胞定居部位，被誘導分化為腸道干細胞，于腸道炎癥反應部位發揮免疫調節作用，以減少自身免疫反應的發生。
由此可見，BMSCs移植能為治療UC提供足量的腸黏膜干細胞，為修復受損的腸道黏膜屏障提供充足的物質基礎，為徹底治愈UC做出重要保證。這一理論的提出也為治療UC指明了新的方向，但仍然有待于更多的病例研究與隨訪，有待于臨床實踐與研究。
7 其他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與發展，越來越多的藥物及醫療方法的研究應用于UC的治療中，目前UC的治療除上述所述治療方法外，臨床上還經常用到一些藥物的聯合治療，如抗生素、促黏膜修復劑、鈣離子拮抗劑等。研究發現，血栓素合成酶抑制劑、H2受體阻滯劑、超氧化物歧化酶系自由基消除劑及免疫球蛋白亦可應用于UC的治療中，但臨床效果有待進一步科學實驗。另外，高壓氧治療的應用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亦需要進一步研究與推廣[24]。
8 結語
近年來我國UC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有研究報道，近10年來國內UC的患病率是前10年的3倍之多，因此，對UC的研究與治療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希望隨著新技術、新方法的不斷進展，在不久的將來，UC不再是困擾醫學界及患者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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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治療方法范文5
0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分子、基因和細胞生物學的發展，一項以細胞和組織工程技術為主的再生醫學出現了，迅速成為世界各國的熱門研究課題，目前已在皮膚、骨、軟骨、心瓣膜、角膜、泌尿系、神經、牙齒、肌腱等十幾個領域開展了廣泛的研究，部分已形成產品，投入臨床應用，比如美國FDA批準生產的Apligraf組織工程化皮膚等. 但任何一種新事物的出現都有利弊，在全世界一片叫好聲中，也有一部分科學家和一些機構對此提出擔憂，建議要及早規范組織工程研究領域. 我們就組織工程的研究進展及可能存在的問題作一綜述.
1組織工程技術的研究進展
1.1組織工程的基本技術或方法形成組織器官至少有3個關鍵因素： 細胞、細胞外基質和生長因子. 因此，Tabata［1］指出，要形成組織工程化器官起碼需要4種基本技術或方法. 首先最關鍵的是制備有利于細胞增殖和分化的人工支架材料替代細胞外基質. 細胞外基質對細胞不僅起物理支持作用，還提供細胞生長、增殖和分化的天然環境. 支架材料要求有： ①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② 良好的生物降解性；③ 具有立體多孔結構和表面性能，增加細胞附著和生長空間；④ 有合適的機械強度，以利于維持組織器官的外形. 第二個關鍵技術是藥物傳輸系統（drug delivery system， DDS）. 細胞能高效的增殖和分化，以及誘導新生血管的生成，DDS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因為組織工程化器官植入體內后，早期融入的生長因子等生物信號分子迅速被蛋白水解酶等分解，DDS通過緩釋球、基因轉染(病毒或非病毒載體)［2］等技術控制其緩慢釋放或持續釋放，可以長效地發揮作用. 已有實驗證實利用DDS技術成功地導入BMP2，TGFβ1，bFGF，HGF等生長因子，促進了骨、軟骨和血管的再生［3］. 第三是干細胞的體外分離和培養. 干細胞來源主要有胚胎干細胞、骨髓間充質干細胞、造血干細胞、神經嵴干細胞、人臍血干細胞、外胚間充質干細胞等. 胚胎干細胞因受材料來源和道德約束，研究受到限制. 骨髓間充質干細胞和人臍血干細胞因取材方便、損傷小、來源廣泛而日益受到重視［4］. 第四是應用物理屏障保護植入細胞和支架免受機體免疫反應的破壞及纖維結締組織的入侵. 一種水凝膠生物膜（引導組織再生膜）可以阻止纖維的長入，更為關鍵的是，這種膜可以隔絕來自機體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帶來的反應，該反應可以殺傷植入的干細胞，影響組織的再生［1］.
1.2組織工程技術的意義和前景為什么組織工程技術一經提出就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最主要的是它對人類有關疾病的治療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是治療上一種新的理念. 這個理念就是組織工程可以利用機體有分化潛力的細胞在合適的條件下分化和增殖，從形態和功能上真正修復因疾病和創傷帶來的組織缺損或功能障礙，而后者單靠機體本身或其他傳統治療方法目前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近20年內，組織工程技術已在多個方面體現出價值. 第一，目前比較成功的是皮膚的研究和應用. 皮膚損傷在某種程度在上是可以自身修復的，但修復的同時一般都伴有不同程度的纖維增生，出現各種瘢痕，外形和功能上出現差異. 還有很多情況下，皮膚是不可能修復好缺損的，如深度和大面積燒傷、長期臥床引起的褥瘡、糖尿病常見的足部潰瘍等，組織工程化皮膚可以完成這些使命，美國已經有該類產品通過FDA認證并應用［5］. 第二，眾所周知，神經系統尤其是腦和脊髓等中樞神經損傷是難以修復的，外周神經損傷修復能力也有限，而且損傷的功能障礙又相當嚴重，組織工程技術可以用引導管和生長因子等及時有效地刺激神經生長［6］，更有意義的是腦組織退化或病變等疾病如帕金森綜合征，也可列入其研究目標. 第三，還有大部分非感染性疾病和非癌性疾病，尤其是先天性或外傷性組織缺損、組織退行性變和代謝性疾病等，組織工程都有可能實現組織再生. 總之，組織工程潛在的臨床意義巨大，也很有吸引力. 如果這種再生醫學能夠投入應用，就很大程度上給我們提供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同一疾病治療選擇的機會就更多，治療效果可能更好. 如通過組織工程實現損傷組織所需關鍵細胞的植入和血管化的加速，修復或替代組織就成為可能，即使患有糖尿病或高脂血癥等［7］.
2組織工程技術問題
2.1組織工程技術的研究難題盡管組織工程有巨大的潛力和優勢，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工程，包括種子細胞的來源、細胞的增殖和分化、細胞因子的應用、支架材料的選擇、組織器官的表達和植入、機體的反應、組織的成活和遠期療效等，以及相關的道德倫理和法規等（將在后面的部分單獨討論），目前很多還是研究的初步階段. 第一，關于種子細胞來源，主要有3個： 動物、其他人類供體、患者本人. 動物來源屬異源基因，可能會引起免疫排斥和傳播疾病，已經不考慮用于人類，主要用于科學研究；其他人類供體屬同源基因，可以來源于成人、胎兒和胚胎的干細胞，通過培養和分化制備細胞銀行或細胞庫（cell bank）儲備待用，但目前胚胎干細胞的獲取和應用在很多國家受到法律和道德約束，而且干細胞及其子代細胞的鑒定、定向誘導、體外有效擴增和保存技術等仍不成熟，應用受到限制；自體干細胞的提取、分化和培養等研究目前初顯成效，已經可以讓軟骨細胞產生軟骨、成骨細胞產生骨質、神經膠質細胞產生神經、肌細胞產生肌肉等，但如何保證體外干細胞定向擴增和分化直至形成具有一定解剖結構的器官，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相當困難［4］. 第二，細胞的增殖和分化在體內是一個多因子和多因素共同參與的復雜過程，在體外只能部分模擬生物環境. 目前有學者在摸索構建一種有效的生物反應器，模擬細胞生長所需的營養、代謝、微動力環境，有望高效地促進細胞增殖和分化. 此外諸多生長因子，如BMP，TGF，EGF，IGF，PDGF等復合到組織工程產品中，早期對細胞和組織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雖然部分因子得到純化和克隆，主要的功能也有所了解，但各因子更多的作用機制及其相互間促進和抑制效應尚不清楚，在體外和體內構建組織工程器官時還不敢大膽應用［8-9］. 第三，支架材料也是組織工程的核心部分，研究發現可用的材料有兩大類：天然生物衍生的和人工合成的. 但至今沒有一種完全符合要求，主要問題在材料的強度、多孔性、降解速度、產物和表面性能等. 為克服單一材料的性能不足，多種復合材料已經在大量合成和研究，有的還加入生長因子等，有了較大進步［9-10］. 隨著計算機技術和制造技術的發展，利用快速成形工藝制作出仿生支架材料，已取得部分成功. 第四，組織工程化器官能否最終成功，很大部分與血管化有關. 細胞生長所需的營養來源于血供，目前還局限于體外的培養液和植入體內后的周邊組織滲液，不能滿足需求，尤其是構建大塊組織時，中心必須有足夠的血供，而這也正是目前阻礙組織工程研究快速發展的瓶頸. 探索的方法有： 將血管內皮細胞培養，結合VEGF，FGF，BMP等促血管生成因子，選擇鈣磷陶瓷或膠原支架等直接生成血管. 或通過被膜包裹法、顯微外科法等引入外源血管. 但這些都只有初步結果，還沒有一種簡潔和有效的辦法. 故構建大塊或功能完整的器官似乎遙遙無期［11-13］. 第五，組織工程化產品植入體內也相當復雜，如心瓣膜是循環系統的中樞，組織工程產品因不能保證免疫排斥等反應，還不敢替代人工瓣膜；骨組織化產品支架強度和降解性等性能也不足以無需輔助固位就直接植入等；植入過程的損傷、炎癥、免疫、血管生成等結論尚不成熟；此外，植入組織還涉及體內環境下變性和變量的控制，以及功能再替代等問題.
2.2組織工程技術的風險有人認為組織工程似乎有點過熱、樂觀得太早. 從商業角度講，投資公司已經感覺到投資與回報不相稱，大量的資金并沒有預期的盈利效果，目前僅皮膚等小部分產品上市，專利技術也不多，研究結果始終處于初級階段，影響下一步的投入，也必然影響組織工程研究的良性發展. 從患者的角度講，組織工程技術和產品也面臨信譽度的問題，人們可能考慮較大的應用風險和昂貴的費用問題，如果失敗，還能不能行其他治療方法？費用能不能退還？等等. William［14］總結了組織工程可能存在以下風險： ① 與異源基因有關的供體材料可能帶來的微生物學的污染，如潛在的病毒感染；② 可能引起像癌、血液病、基因病等相關疾病的傳播；③ 與產品生產過程相關的污染；④ 在聯合培養過程中可能會摻入額外細胞形成產品并植入；⑤ 可能會把自體細胞培養的組織錯誤地植入受體；⑥ 在涉及基因操作時，細胞的擴增或分化可能會變異；⑦ 組織工程支架材料本身，及其與細胞的相互作用結果尚不明確，植入后對再生組織和機體的反應風險很大，因為我們并沒有完全理解這種特殊的生物相容性. ⑧ 如何對這種有細胞、材料和活性成分的組織化產品消毒；⑨ 產品的冷凍保存后、生產添加劑和其它殘余物等潛在的毒性，以及特殊患者的不良反應，如對抗體或其它物質過敏等問題；⑩ 組織工程化最終產品力學或生理學性能可能達不到完全符合生理需要，有的甚至可以致命，如組織工程化血管或心瓣膜.
歐盟在2003年也討論了組織工程的風險，主要集中在產品的致癌性、感染性和人們接受的程度.
3對組織工程技術的規范
每一項治療人體疾病的方法都必須對其安全性引起足夠重視，雖然早就有細胞、基因、器官和材料等應用于人體的各種治療，但因組織工程是一種新生事物，尤其是可以視為一種“產品”，涉及的領域廣泛、過程復雜、技術不成熟等，世界各國都比較重視，呼吁有一個行業調節規范. 最早的有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稍后有日本，歐盟近來也在加緊討論和制定規范［15］. ① 美國： 美國法律規范里，1993年就有關于細胞治療問題，1996年FDA公布了活體同源細胞應用指南，1997年初步提出與細胞和組織相關的規范，并于2001年正式確定規范，要求細胞和材料的安全性及質量生產過程等必須嚴格按GMP規范執行. 到了2002年，為應對組織工程多種復合結構的變化，FDA成立了一個特別的復合產品辦公室(office of combination products)，負責產品的監管調節. 按照產品的首要運用法則（primary mode of action）執行，如果組織工程產品（tissue engineering product，TEP）的主要成分與直接的生理活動有關，就由生物制劑評估和研究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CBER）監管；如果TEP是通過結構和生理學方式生效的，像器官置換一類的支撐系統，就由設備和放射健康中心（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CDRH）監管；后來又把一部分監管工作調整到藥物評估和研究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CDER）. 因此，所有包含有細胞、生物材料和生物制劑（細胞因子、生長因子、免疫調節因子、酶等）的TEP，都要接受這3個中心的監管和評價，根據產品的主要點選擇以哪個中心評價為主，有爭議的根據情況再協商，但必須保證產品安全. ② 加拿大：200301加拿大頒布了有關人體細胞、組織和器官移植的規范，這個規范遵循了加拿大標準協會的全國安全標準準則，已被執行得相當好. 但這個規范主要針對的是直接人體細胞和組織的植入，而不完全是TEP，后者包含有細胞、組織或器官的復制、改性、保存，以及臨床實驗等復雜過程，因而還要通過食品和藥品器械管理機構評價［16］. ③ 日本： 日本目前已經允許皮膚和軟骨產品按醫療器械進行臨床實驗，但2002年修正的藥物法（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PAL）提出可能要把所有關于細胞和組織的產品都歸于生物制品，新法確立異源性產品屬高風險的特定生物制品，自體源性產品屬主流生物制品. 日本衛生、勞動和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alth， MHLW）旨在將細胞和組織工程產品歸類于傳統的生物制品以便于進行安全監管，因為此時就需要嚴格地執行GMP標準. 但也有個問題就是，進入市場的產品從細胞分離、純化、分化、濃縮、運輸等都可能執行GMP標準，而對在醫院術中應用成體干細胞制備組織工程產品過程的監管就困難得多. MHLW在1999年就發出了關于細胞和組織工程產品的通告，2000年又進一步標準化，隨后又積極地參與國際協調委員會的討論、參照美國FDA的標準，故仍有普遍意義. 日本正視異源性產品的風險，控制使用，保證安全. 但也聲明對實驗研究不執行如此嚴格要求. 對胚胎干細胞（ESC）的提取和應用只能限于基礎研究，臨床研究和醫學應用必須等明確的規范條文出臺后才能進行，但允許利用ESC發展診斷和治療方法. 從事ESC研究的機構需獲得相關執照，ESC及相關材料只能從這些機構或從國家認可的國外公司獲得.
根據PAL的規定，日本的許多公司已經意識到成體干細胞（somatic stem cells）屬于醫療器械類，只要不用血清培養技術就符合要求，而且臨床前和臨床規范也不同于ESC，可以較容易進入市場，成體干細胞已經應用于整形外科、牙科和神經再生等. 為避免出現問題，也許日本將來會按ESC要求規范成體干細胞移植. ④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的治療性產品管理局（therapeutic products agency，TPA）在1989年治療規范基礎上，于1995年增加了人體組織應用條款，2000年修正. 200304 TPA又組織了一個研討會，制定了新的人體組織和生物治療規范，并把組織工程產品分類為小風險、中度風險和高度風險，中度風險產品按GMP要求執行，高度風險產品嚴格控制，須上報獲準. ⑤ 歐盟： 目前對于組織工程產品這個涉及人體活細胞再植入問題的新生事物，歐盟各國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暫時套用的指南有2000/70/EC（針對醫療器械）、2001/83/EC修正文、2003/83/EC（針對某些細胞治療產品）等，最新的有2004/23/EC，是一個關于人體和細胞捐獻、獲取、測試、處理、保存、儲運、使用等質量和安全性的指南，該指南對組織工程前階段相關細胞等方面尚有意義，但對后階段及涉及異種細胞等方面規范仍是一個空白. 2003年底，歐盟各國在芬蘭組織了一個由政府官員、組織工程專家、醫學專家、開發商等人組成的專題研討會，主題是： 組織工程有關的科學與技術；組織工程的生物學風險；關于組織工程商業方面；組織工程的規范. 大家一致認為既往的規范不全面，有的把組織工程簡單地歸于醫藥或器械產品，雖然也是按GMP執行，但考慮到組織工程的高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歐盟國家應該建立一個有關TEP的統一規范條文，包括實驗室、投資公司、患者、醫療機構，從科研、生產到應用等各方面加強與美國等交流合作，借鑒經驗，先在內部形成統一，以占領市場［17］.
4結語
組織工程技術從原理和途徑上講都是可行的，是對再生醫學的發展，而且會伴隨著基因工程的研究進展而發展. 盡管有不同的意見，但出發點都是為了促進組織工程的發展，有了規范，在理性條件下該技術將發展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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