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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縮的經濟政策范文1

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V”型曲線的右端,諸多宏觀經濟指標都呈加快上升勢頭。面對這種情況,經濟政策轉型需積極應對國際挑戰,審慎處理國內關系,推動宏觀經濟政策首先從刺激轉向穩健,進而到緊縮。

應對三大國際挑戰

從國際形勢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增長將面臨三大挑戰。

首先,在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下,中國的產業結構已經明顯不能適應國際市場供求格局的新變化。在金融危機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歐發達國家生產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大量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則大量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高科技產品。

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桿化作用下,美歐國家紛紛改變高負債的消費方式,減少消費,增加儲蓄,由此不斷壓縮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需求。同時,為了改變長期貿易赤字,這些國家還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力度。

這種變化從兩方面給中國帶來了壓力。一方面中國業已形成的以外需為目標的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短期甚至長期內要穩定增加出口越來越困難,因為中國生產了太多世界發達國家目前要減少甚至停止購買的產品;另一方面,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市場競爭力,政府鼓勵發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業也遇到來自美歐等發達國家的挑戰。

在危機中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利用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開始向美歐等發達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大有替代中國之勢。因此,中國產業結構調整遇到“高端”排擠和“低端”擠出效應。

其次,世界經濟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別是資源性產品漲價,使得中國經濟發展成本有進一步提高的風險。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大經濟體紛紛采取刺激性的貨幣政策,向市場大量注入流動性。

隨著世界經濟的回暖,這些流動性正沿著產業鏈不斷向實體經濟傳遞,最終必將引起石油、鐵礦石、銅、鋁、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快速上漲。中國是資源短缺型國家,在經濟發展方式沒有實質性轉變之前,經濟增長需要投入大量資源性產品。

大宗資源性產品漲價,會明顯增加中國的投入成本,給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帶來更大的壓力。

再次,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面臨考驗。在金融危機爆發時,美歐經濟下滑,他們需要中國的合作與幫助,對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相對寬容。

隨著世界經濟的回暖與復蘇,美歐發達國家國內需求上升,經常賬戶得到改善,勢必會采取多種方式加強貿易保護,由此將提高中國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發達國家對中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特殊保障條款和技術壁壘,還有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

面對不斷加強的貿易保護,我們企圖延續危機前以及危機中所實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來越難。

比如,針對美元貶值,中國面臨兩難選擇,如果選擇緊隨美元貶值,不但會使中國既有的外匯儲備相應貶值和蒸發,而且還將遭到世界許多經濟體的強烈反應,他們會采取更加強烈的措施限制中國產品的出口;如果較大幅度實行人民幣升值,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短期內將受到很大打擊,直接影響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就業。

謹慎處理國內關系

從國內形勢看,當前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面臨四大關系需要謹慎處理。

第一,流動性過剩控制與既有投資刺激計劃的關系。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3萬多億元,但M2(廣義貨幣供應量)增加了13.05萬億元,貸款發放了9.63萬億元。按道理,實施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回收多余的資金是正確的,也是應該的。

但是,既有的4萬億投資計劃怎么進一步落實,是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遇到的難題。如果緊縮過快、過緊,勢必會形成半拉子工程、爛尾工程,造成許多不良貸款。

第二,以政府投資打頭的經濟增長與以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為主體的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政府出臺以投資打頭的經濟刺激計劃,這個計劃有效地替代了外需下滑,實現了經濟的較高增長。

正常的經濟增長不能過久、過強地依賴政府推動,必須依靠市場力量,讓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成為增長的主體。問題是,危機過后,政府何時退出,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何時能及時、有效地接替政府去推進經濟增長,這是我們急需處理的新課題。

第三,保平穩增長與防通脹的關系。十七屆四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提出,要努力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很顯然,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就必須有適度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長還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過快、過強、過密的收縮經濟政策,勢必為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帶來困難。

相反,防止通脹,是要實行適度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面對CPI、PPI已經由負變正、通脹預期正在形成的態勢,如果過慢、過弱收縮經濟政策,通脹程度勢必會從輕度轉化為中度甚至重度。

第四,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系。一般而言,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之間既是相輔相成的,又是矛盾的。因為,當短期增長中的許多因子恰好是促進長期增長中所需要的元素,此時每個短期經濟增長相加組成長期的經濟增長。但是,當短期增長中許多因子是不利于未來增長的元素的,此時短期增長將抑制長期增長。

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為了追求短期經濟總量增長,盲目增加投資,結果造成產能進一步過剩,甚至上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項目,這不利于長期增長。在經濟政策轉型過程中,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組合,才能使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相吻合,這是本次金融危機過后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如何轉型需要選擇。

是從強刺激政策首先轉向穩健政策,還是直接轉向緊縮政策;是采取強緊縮還是弱緊縮政策;還有,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搭配上,是同時收緊財政和貨幣政策,還是先緊縮一個方面,都需要科學考慮。

當前,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快車道,但還面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應首先從刺激轉向穩健,進而到緊縮;即使是采取緊縮政策,密度不要過高、力度也不要過大。在政策轉向過程中,最好先采取單邊政策選擇,然后在經濟全面持續過熱時再采取雙邊緊縮政策選擇。

緊縮的經濟政策范文2

[關鍵詞] 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治理；政策措施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B

近些年來，通貨膨脹在一些國家多次發生，破壞了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秩序，將經濟拖入了危機的泥潭。各國政府都將治理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政策，因此，必須結合各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實踐，分析反通貨膨脹的政策效應。與通貨膨脹相反，通貨緊縮也是物價總水平失衡的另一種表現，總需求的萎縮造成商品和勞務價格的普遍下降，使企業的債務負擔加重，失業增加，消費需求萎縮，經濟被拖入蕭條與衰退的境地。

一、通貨膨脹的成因分析與治理政策措施

（一）通貨膨脹的成因分析

通貨膨脹表現為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它是紙幣流通條件下的一種貨幣貶值，在不兌換的信用貨幣制度下，通貨膨脹才開始成為商品經濟社會中的經常性和普遍性的現象。它破壞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使商品市場和勞務市場中相對價格的波動程度加大，使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加。

治理通貨膨脹必須分析通貨膨脹的成因。通貨膨脹按其產生原因的性質，可分為內生性的通貨膨脹和外生性的通貨膨脹。前者是由經濟體系內部的因素造成的，即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后者是政府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造成的貨幣供求失衡而帶來的，也稱為貨幣沖擊引發的通貨膨脹。反通貨膨脹的重點在于治理由總需求和總供給失衡或貨幣失衡引起的通貨膨脹。解決了這些問題，就能從根本上治理通貨膨脹。所以，追求宏觀經濟總量均衡，即總供求均衡和貨幣均衡是反通貨膨脹政策總體目標。

（二）治理通貨膨脹的措施

1.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

一是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出售政府債券，減少流通中的貨幣存量。二是提高再貼現率，使銀行借款成本上升，減少非借入性基礎貨幣投放，進而影響市場利率，市場利率的上升使企業和消費者個人的借款成本增加，以抑制過旺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在利率管制的國家，貨幣當局一般會直接提高利率以緊縮信貸。三是提高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縮小貨幣乘數，通過減少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抑制其貨幣創造能力。四是收回再貸款或壓縮再貸款規模。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效果較好。緊縮性財政政策是削減政府支出，使總需求下降；或增加稅收，抑制企業的投資沖動。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通過降低總需求以減緩通貨膨脹壓力的，但是它同時減少了對勞動的需求，產生了更多的失業，又使工資增加的壓力減小，使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發生的可能性減小，因此，以降低總需求為目的的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可有效的反通貨膨脹。

2.緊縮性的收入政策

緊縮性的收入政策也是一些國家治理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緊縮收入能抑制過快增長的消費支出，也會起到抑制總需求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一是確定工資一物價指導線。“指導線”是政府在一定年份內允許貨幣收入增長的目標數值線，政府根據它相應地采取控制各行業工資增長率的措施。二是管制或凍結工資。這是一種強行把職工工資總額或增長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的措施。三是運用稅收手段。通過對工資增加過多和過快的企業或行業的工資超額增長比率征收特別所得稅的辦法抑制收入增長速度。

3.價格管理

價格管理一般是通過法律形式進行的，為了控制壟斷高價和保護消費者利益，美國政府通過公用事業委員會對公用事業的價格進行管理。全面的物價管制一般伴隨著工資的管制。從管制的范圍上講，物價管制分為全面的物價管制和局部的物價管制；從形式上講，物價管制分為行政性調控和物價凍結。其中，全面的物價、工資管制和全面的物價、工資凍結是物價管制的極端形式。物價管制能有效地控制物價總水平的大幅上漲，同時會對經濟的正常運行產生負作用。物價管制是人為地壓低商品價格，商品的短缺仍然存在，若取消物價管制，價格會出現“補償性”的猛漲。所以，物價管制僅為治理通貨膨脹的應急手段，不可長期運用。

4.有效供給政策

有效供給政策也被一些國家用于治理通貨膨脹，此政策通過增加有效供給縮小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差距，以實現平抑物價的目的。主要的有效供給政策為產業政策，它是政府通過一定的經濟政策措施促使生產要素在各產業部門之間有選擇的重點配置以調節供給結構的經濟政策。此政策適用的條件是通貨膨脹是由有效供給不足導致的總供求缺口引發的。此措施改善了供給結構，增加了社會有效供給，效果較好，而此方法卻見效較慢。

5.指數化政策

指數化政策的含義是收入指數化，它是按物價變動情況自動調整收入的分配方案。指數化的范圍包括工資、政府債券和其他貨幣性收入。實施辦法是使各種收入按物價指數滑動或根據物價指數對各種收入進行調整。其效果：一是可消除政府制造通貨膨脹的動機，收入指數化剝奪了政府從通貨膨脹中獲得的收益。二是能抵消和緩解物價上漲對個人收入水平和現有生活水平的影響，克服通貨膨脹導致的分配不公；能借此穩定通貨膨脹環境下的微觀主體的行為，防范搶購商品、貯物保值等使通貨膨脹加劇的現象。此方法對面臨世界性通貨膨脹的中小國家有積極意義。

6.改變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

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是適應性的還是非適應性的，一般影響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例如，政府的高就業目標使政府在總供給下降的過程中要刺激總需求的上升，這種適應性的政策會出現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企業員工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使他們不斷要求增加工資。相反，如果政府采取非適應性的政策，企業員工就不會產生通貨膨脹預期，也不可能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產生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可能就會降低。

二、通貨緊縮的成因分析與治理的政策措施

（一）通貨緊縮的判別標準及負面影響

在經濟運行實踐中，判斷一段時期是否出現通貨緊縮：一是通貨膨脹率是否由正轉負；二是物價的持續下降是否經歷了一段時限，例如我國以一年為界，通貨緊縮以其發生的期限長短為界可分為輕度通貨緊縮、中度通貨緊縮和嚴重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使商品和勞務的價格降低，因這種價格下降并非是技術進步、效率提高造成的成本下降，必然減少經營部門的收入并減少從業人員的收入；企業被迫縮小經營規模，大量從業人員失業；收入增長變緩，消費水平下降，消費的萎縮又使物價下降。通貨緊縮的發展使人們對經濟發展的預期變壞，民間投資萎縮雖然物價下降能使名義收入水平不變的人們從中得到一些實惠，而收入下降的預期使消費者不愿進行當期消費，經濟不景氣的預期使企業失去投資意愿，嚴重的通貨緊縮會使經濟陷入衰退。

（二）反通貨緩縮的政策目標

政府反通貨緊縮的目標一般是刺激總需求、增加有效供給和保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貨幣供給量。通貨緊縮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總量的不平衡，總需求萎縮造成物價總水平降低，貨幣供給總量下降；貨幣供給結構中強流動性部分的緊縮也造成物價水平的下跌；產品結構性供給過剩也會造成物價水平的下降。有的制度性的因素也影響消費需求水平，例如收入制度、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不確定性，使人們預防性貨幣需求動機增強，減少當期消費。

（三）反通貨緊縮的措施

1.擴張性貨幣政策

要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再貼現利率、進行公開市場購買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量。在實行利率管制的國家，中央銀行要直接下調存貸款利率，刺激企業投資和人們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需求。在通貨緊縮時期，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人們對經濟不景氣的預期抑制了企業的投資動機和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經濟不景氣抑制了銀行的貸款增加，各方因素均阻礙總需求的增長，使經濟很難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

2.擴張性財政政策

政府通過進行一些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能在相當程度上拉動固定資產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投資需求，同時能還可增加就業和部分人的收入，促進消費需求。政府應通過減稅的方式鼓勵企業投資，減稅能增加企業的可用資金，減少由于財務困難陷入破產的企業數量，也可防范由于企業破產而出現的失業。政府應通過增加轉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一部分人的收入，這是刺激消費需求的重要途徑。

3.調整產業政策

政府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壓縮供給過剩的產品生產以抑制此產業的擴張，支持適銷對路的、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產品的生產，可以優化產業結構，對重點產業要給予優惠政策，解決因結構性供給過剩導致的消費需求下降和投資需求下降，抑制通貨緊縮的持續。

4.價格管理政策

政府要對一些行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進行直接或間接管制，如：禁止某些產品的不正當價格競爭，對違反規定者依法罰款或通過道德教育讓廠家放棄降價促銷等做法。此政策僅可在短期內奏效，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參 考 文 獻]

[1]劉慶華，等.正確判斷和認識通貨緊縮[J].市場與發展，2000

[2]趙全新.通貨緊縮的內涵界定[J].價格輯刊，2003（8）

緊縮的經濟政策范文3

《華盛頓宣言》中，除了聲明不提高貿易投資壁壘、不出臺違反WTO規則的出口促進措施等之外，特別強調了宏觀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各國同意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合作，采取措施刺激國內需求，以恢復經濟增長，并承諾由各國財政部排出行動時間表。于是，我們看到了2009年財政和貨幣的全球性大擴張，其中包括中國的4萬億元計劃。同時，也看到了全球性大擴張促使世界經濟迅速走出衰退深淵，實現了2010年世界經濟的大幅度反彈。

在小布什主持第1次G20首腦峰會的10天以前，奧巴馬被選舉為美國總統。G20首腦峰會并沒有因為美國總統換了人而不再舉行，今年6月中旬，馬上就要在墨西哥舉行第7次峰會。在2009年9月第3次首腦峰會上，奧巴馬主持通過了一份《匹茲堡宣言》，將G20設定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首要論壇，并強化宏觀政策的協調機制，出臺“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要求各國進行宏觀政策互評。

近期，宏觀政策協調機制似乎又在起作用，各國央行紛紛降息，全球貨幣大擴張再一次出現。這次的全球貨幣擴張，實際上從去年底就已經開始。先是美聯儲在2011年9月出臺“扭曲操作”，實行一種新型的貨幣寬松政策；接下來是巴西降息，并且從2011年9月到2012年5月連續7次降息；中國則從2011年11月到2012年5月3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然后是歐洲中央銀行在2012年12月和2012年2月實行兩輪長期再融資操作，為歐元區注入流動性；還有印度在2012年1月和3月兩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并在4月開始降息，澳大利亞央行在2012年5月和6月兩次降息，等等。

然而，這一輪看似同步的全球貨幣大擴張，并非各國宏觀政策協調的結果，而是全球經濟增長下行，各國根據國內宏觀經濟形勢，自發決定宏觀政策的結果。

宏觀政策協調其實是非常難以實現的。當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方向一致時，即使沒有協調，也能實現政策同步。只有當各國宏觀政策方向不一致時，政策協調才有必要。比如有些國家要貨幣擴張，有些要緊縮。由于緊縮會提高利率，降低總需求，因而擴張的國家擔心資本流出和外需下降，降低擴張效果；而緊縮的國家則擔心資本流入抵消緊縮效果。這種情況下，宏觀政策協調就會很有必要了。但正是在這種時候，宏觀政策協調會非常困難，因為需要有些國家付出代價。美國在第1次G20首腦峰會中，為了聯手新興經濟體實行擴張政策以應對危機，就付出了代價。美國承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增加新興國家的代表權，只是代表權調整方案到今天為止仍然沒有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

宏觀政策協調機制也并非總是有效的。就在《匹茲堡宣言》之后不久，巴西、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相繼退出刺激政策，與此同時，歐洲和美國繼續執行擴張性政策，美國還在2010年出臺了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美國的量化寬松被認為引發了全球流動性泛濫、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新興經濟體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招致了新興經濟體的強烈批評，巴西還為此加強了資本項目管制，防止資本過度流入。

緊縮的經濟政策范文4

中國經濟出現顯著通脹、經濟決策者開始著手宏觀調控，已經一年有余。這一年間，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政治、自然、社會、國際多起大事交替發生一政府換屆、冰雪災害、汶川地震、奧運召開――人們和政府的注意力也隨之不斷變換。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增長已明顯放緩，雖然從6.3％的CPI數據看通脹下調了，PPI卻創出10％的新高，經濟的內在壓力依然不小。國際環境也使人們對未來經濟的預期愈發撲朔迷離：美國金融危機此起彼伏，美國、歐洲、日本等地經濟滑入衰退，越南、印度等國已經開始面對惡性通脹。世界經濟在經歷長時間的繁榮后，逐步陷入了艱難的滯脹時代。

面對如此復雜局面，中國經濟政策應走向何方，是繼續集中精力穩定價格，還是拯救明顯放緩的經濟?已經相當緊縮的貨幣政策是繼續收緊，還是開始放松?人民幣是否應繼續升值?中國如何以最小的代價度過十年以來經濟最為困難的時期?宏觀政策的走向，對此次涉險至關重要。分析現今通貨膨脹的總需求與總供給本源，筆者認為，對癥下藥的政策組合應該是繼續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同時實行以減稅為主的寬松的財政政策。

通脹壓力同時來自總需求和總供給

要找到最為合適的政策組合，首先要分析導致目前經濟問題的深層原因。中國當前所面對的問題，主要來自迅速啟動的通貨膨脹和2007年的經濟過熱，以及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歷史罕見的金融危機，加之全球經濟可能進入的大規模蕭條狀態。其根本癥結則在于過快增長的物價可能導致的惡性通脹。如本專欄之前所述，由多種原因催生的中國通脹，形成了一個完美風暴，從糧食開始一觸即發，而其壓力一段時間以來同時來自總需求和總供給。

從總需求方面看，中國經濟于2003年走出通縮，開始了本輪歷史罕見的高速增長。由于一直沒有什么通脹跡象，因此，國內的貨幣政策長期處于比較寬松的狀態。從國際環境方面，人民幣兌美元長期實行固定匯率，經濟基本面的發展早已使人民幣處于低估狀態。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FDI、財務投資者、直接或變相的組合投資資金進入國內，這也脅迫中國保持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自美聯儲拯救互聯網泡沫開始，由于美國經濟一直也沒有通脹跡象，美聯儲也實行了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這直接導致了現在的全球性金融信用危機。

從總供給方面看，壓力主要來自國內外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上升。從商品價格看，石油價格直到最近回調之前，一直快速上升，其他原材料如鐵礦石、煤炭等價格也迅速提高。這主要是世界經濟快速增長拉動需求的結果，而原材料與能源的產能提高往往需要一個較長的延時，同時，金融市場的過度炒作也在推波助瀾。國內人力與其他因素如環保等造成的成本上升，則要追溯到本屆政府從2003年以來實行的社會政策，很多可持續發展、節能減排政策的出臺，是造福于整個國家的，然而短期內反映在經濟面上則是提高了生產成本。特別是2007年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更是形成了一次性大幅度人力成本的上升，同時，伴以人民幣升值、海外經濟動蕩，東南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經受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打擊。雖說這也正是多年來我們夢寐以求的產業升級的契機，但經濟蛻變的痛苦正在考驗著政府與企業。

以減稅降低企業成本壓力

針對顯然的總需求問題，央行多次提高了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特別是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了驚人的17％。同時，人民幣兌美元自2005年也已經升值了差不多20％。放眼整個經濟，貨幣政策已經相對比較緊縮了。政府另一個穩定價格的主要手段是價格管制，這使得很多商品與服務價格被人為壓低了，偏離了市場價格。這種人為的價格管制給政府財政造成了巨大壓力。雖說這在表面上控制了價格，但也嚴重干擾了市場供需平衡。人為的壓價會造成供給更加減少，需求更加旺盛，最后會使市場萎縮。現在的燃油、電力等供應不足，正是這種政策的直接后果。價格管制政策雖說可能會在短期之內穩定通脹預期，但對根本解決通脹問題于事無補。這在世界經濟史中已不斷被證明。令人高興的是，政府已經開始向理順價格機制方向靠近。

筆者認為，針對通脹的需求與供給的源頭，政策也要力圖治本。到現在為止，很多政策一直還是針對總需求的緊縮貨幣政策。近來實行的放緩人民幣升值的措施，除了針對進出口行業，也還是局限于貨幣政策。而針對人們非常擔心的經濟增長快速放緩的對策，假如還只是停留在放松貨幣政策上，恐怕會使經濟政策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針對總供給成本提高過快的問題，恐怕最佳的對策莫過于實行以減稅為主、寬松的財政政策。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下，生產與服務企業面對急速上升的勞動力、原材料等成本，只有提高價格，否則只能關門倒閉。這就是在通脹環境下，雖說信用緊張、需求收縮，價格依然會上升的原因。如果以減稅替代補貼，則會全面減小企業的成本壓力，在緊縮貨幣政策的夾擊下，企業自然也就不會繼續提高價格。經過一段時間后，價格體系將會失去上行的慣性，價格體系也就會穩定下來。

緊縮的經濟政策范文5

關鍵詞：R&D投資；貨幣政策；管理層風險傾向；管理層風險認知

一、 引言

將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和企業產出結合起來的研究是財務會計學領域的一個受關注較少的研究方向。經濟學注重對經濟總投入與總產出之間關系的研究，但是，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實現有賴于政策實施對象--微觀企業的行為反應與應對，國家或政府通過一定的政策工具或中介變量來調節宏觀經濟的運行，以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這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作用于微觀企業時，企業是否按照政策的預期進行行為反應呢？這對于政策的制定實施與改進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貨幣政策按照意圖劃分可以分為緊縮貨幣政策和擴張貨幣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起，貨幣政策成為我國調節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緊縮貨幣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壓制投資過熱或盲目投資，而擴張性貨幣政策目的是擴大企業投資。貨幣政策通過中介變量是否作用于微觀企業并達到政策目的，是我們研究的焦點，那么貨幣政策對企業R&D投入是否有影響，其作用機制是怎樣的了？

二、 文獻綜述與假說提出

1.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企業融資環境。貨幣政策信用傳導機制的提出源于引入信息非對稱性引起信用市場的不完全性理論，其有兩個表現形式：一是銀行信貸渠道，又稱狹義信貸渠道；二是資產負債表渠道，又稱廣義信貸渠道。根據以上兩種傳導機制，貨幣政策作用于微觀企業主要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環境及融資成本，具體來說，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渠道提高了利率，依賴于銀行借貸的企業融資成本增大，管理層改變企業的融資決策，進而影響了投資決策（如R&D投資決策），通過信貸渠道，理性的銀行減少了企業信貸，因此總體上企業貸款難度增大。寬松的貨幣政策則降低了貸款利率，企業獲得貸款變得容易，因而也有更多的資金進行投資。國內外學者對貨幣政策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Kashyap等（1993）指出，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減少貸款供給，進而影響企業投資。靳慶魯等（2012）的研究中首先考察了貨幣政策對民營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研究發現寬松的貨幣政策減少了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我們提出研究假設1：

H1：貨幣政策從緊時，企業R&D投資力度減小。

在我國特殊的轉軌經濟背景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具有很高的非獨立性，由于有限的信息和不完全的信貸市場，銀行傾向于稀缺的信貸資金分配給“值得信賴”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夏德仁、張奇，1999），即我國金融機構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存在信貸配給歧視。當貨幣政策從緊時，銀行信貸資源總量減少，由于非國有企業受到信貸歧視和其他政策障礙，因此獲得成長所需資金（包括研發資金）的能力較弱。饒品貴和姜國華（2010）研究發現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受到的沖擊更大，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在緊縮階段獲得的銀行貸款要顯著的少得多，因此，對于非國有企業的研發投入造成一定的約束，由此，提出研究假設2：

H2：貨幣政策從緊時，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R&D投資力度減小得更多。

2. 管理層風險偏愛、貨幣政策與R&D投資決策。唐清泉和甄麗明（2009）通過公式推導得到了管理層風險偏愛及其薪酬激勵對R&D投資決策影響的理論框架，管理層R&D投入力度會受到管理層風險偏愛的影響。R&D項目的外部不確定性（投資前景、融資環境）加大了R&D的投資風險，R&D投資決策的制定者會綜合評估風險后做出決定。

風險偏愛可以從風險傾向和風險認知兩個維度來刻畫（Sitkin & Weingart，1995；）。劉運國和劉雯（2007）以我國2001年～2004年披露了R&D支出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與R&D支出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R&D支出同高管任期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年齡段不同的高管，任期內對R&D支出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表明了管理層風險傾向對R&D投入起到一定的作用。

貨幣政策的調控對微觀主體的影響首先體現在政策的改變使得企業面臨的信息環境發生了變化（饒品貴、姜國華，2011），具體來說，緊縮貨幣政策（Tightening Monetary Policy）增加了企業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程度，因而加大了企業價值的波動性，管理層會根據這一信息來調整自己的風險認知，改變對未來的預期，進而改變企業行為（包括R&D投資力度），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研究假設3和4：

H3：管理層風險傾向與R&D投資力度正相關；

H4：貨幣政策改變了管理層的風險認知，進而影響了R&D投資力度。

三、 研究設計

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從2006年到2011年間在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剔除掉其中的ST、*ST公司；剔除在海內外交叉上市的公司；剔除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類公司；剔除R&D數據缺失或為零的公司，最終得到1 213個觀測。R&D投資數據主要通過閱讀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報表附注、公開信息披露報告等方式手工搜集，其他財務數據則全部來自于WIND與CSMAR數據庫。

2. 關鍵變量定義。

（1）研發投資強度（RDI），本文用研發支出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代表企業研發投資強度；（2）貨幣政策（MP），虛擬變量，若處于2006年、2007年和2011年則為1，代表貨幣政策適度從緊/穩健；若處于2008年和2009年，則為0，代表貨幣政策適度寬松；（3）產權屬性（Holder），虛擬變量，若為非國有企業則為1，國有企業為0；（4）管理層風險傾向（RiskPro），具體包括個體特征（高管團隊的平均年齡、平均任期和平均上任時間）、慣（上一年度從企業財務風險指標，包括上一年的流動比例和資產負債率、營業周期）和團體異質性（高管團隊年齡的異質性），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管理層風險傾向指標；（5）管理層風險認知（Riskrec），具體包括外部董事的監管（本年度董事會會議次數）、外部競爭程度（HH指數）和企業發展潛力（Tobin Q），綜合構建管理層風險認知指標；（6）潛在投資機會（ROE），采用凈利潤與凈資產的比值，比值越高，反映企業的獲利能力越強，潛在投資機會越大；（7）企業規模（SIZE），用企業的銷售收入表示；（8）股權激勵（Opinc），虛擬變量，反映企業股權激勵狀況，即當企業股權激勵方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或已經實施取1，否則取0；（9）稅收減免（TAX），虛擬變量，享受稅收減免則為1，不享受則為0；（10）資產負債率（Lev），企業的負債比上總資產；（11）市場化進程（MKT），企業經營所在地的市場化進程，取自樊綱等編著的市場化指數；（13）行業特征（IND），按照證監會2001版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的規定對公司所處行業進行分類，當樣本屬于某一行業時，其取值為1否則為0。

結合以上理論分析，我們分別構建以下三個回歸模型：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ROEi，t+？琢4Sizei，t+？琢5Opinci，t+？琢6TAXi，t+？琢7Levi，t+？琢8MKTi，t+？琢9INDi，t+？酌i，t（1）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Holderi，t+？琢4MP*Holder+？琢5ROEi，t+？琢6Sizei，t+？琢7Opinci，t+？琢8TAXi，t+？琢9Levi，t+？琢10MKTi，t+？琢11INDi，t+？酌i，t（2）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Holderi，t+？琢4MP*Holderi，t+？琢5ROEi，t+？琢6Sizei，t+？琢7Opinci，t+？琢8TAXi，t+？琢9Levi，t+？琢10MKTi，t+？琢11INDi，t+？酌i，t（3）

四、 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1. 相關性分析。Pearson相關性分析表明：解釋變量MP與因變量RDI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解釋變量Riskpro與因變量RDI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與我們的預期一致，也初步印證了假設1和假設3，即貨幣政策從緊時，企業R&D投資力度減小；管理層風險傾向與R&D投資力度正相關。解釋變量Holder與因變量RDI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解釋變量Riskrec與因變量RDI負相關，但不顯著。控制變量Size、Roe、Opinc分別與因變量RDI在10%，10%，5%上顯著正相關；Lev在5%水平上與因變量RDI顯著負相關；而TAX、MKT變量則與因變量RDI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

2. 多元回歸分析。從表1可見，在控制行業變量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變量（MP）在三個模型中都與R&D投資強度顯著負相關，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渠道提高了利率，企業貸款難度增大，理性的銀行減少了企業信貸，依賴于銀行借貸的企業融資成本增大，管理層改變企業的融資決策，進而影響了投資決策（如R&D投資決策），即在貨幣政策緊縮時降低公司R&D投資，假設1得到驗證。模型2中，Holder變量與R&D投資之間正相關但不顯著，而MP*Holder與R&D投資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受到的沖擊更大，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在緊縮階段獲得的銀行貸款顯著減少，因此，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趨緊時，消減了公司的研發投入，假設2得到驗證。三個模型中管理層風險傾向變量（RiskPro）都與公司R&D投資間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管理層風險傾向越高，公司R&D投資越大，即管理層風險傾向與R&D投資力度正相關，假設3得到驗證。模型3中，管理層風險認知變量（RiskRec）與公司R&D投資負相關但不顯著，MP*RiskRe交乘項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緊縮的貨幣政策增加了企業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程度，加大了企業價值的波動性，管理層會根據這一信息來調整自己的風險認知，改變對未來的預期，進而改變企業行為（包括R&D投資力度），因此在貨幣政策緊縮時，管理層會更高的估計未來的潛在風險，對風險會更謹慎，因而做出更為保守的R&D投資決策，假設4得到驗證。三個模型中企業投資機會變量（ROE）都與R&D投資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說明當面臨好的投資機會時，公司便會加大R&D投資力度。公司股權激勵變量（Opinc）與R&D投資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高管持股有助于企業開展研發投資活動，實施股權激勵顯著地提升了企業研發投資的積極性。除了模型3外，稅收優惠變量（TAX）與R&D投資顯著正相關，表明政府對高新科技企業實施稅收優惠能夠促進這些企業的研發投入。財務風險變量（Lev）與公司R&D投資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負債率高的企業傾向于降低R&D投資規模。企業規模（Size）和市場化水平（MKT）變量都與R&D投資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表明企業規模大小，企業經營所在地市場化程度對企業R&D沒有顯著影響。

模型1、模型2、模型3的F值分別為9.37，13.64，11.57，說明回歸模型變量之間關系較好，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顯著，模型整體的顯著性較好。三個模型中，雖然調整的R2都低于0.2，但總體上還處于可接受的范圍之內，模型的解釋力較好。

五、 結論與啟示

本文緊緊圍繞中國新興市場制度背景，結合A股上市公司2006年～2011年間的R&D投資數據，從企業這一微觀主體入手，研究了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影響及其作用機理問題。結果表明：（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能夠影響企業研發投入，具體表現為貨幣政策從緊時，企業會降低自身的R&D投資強度，并且相比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R&D投資強度減小得更多；（2）管理層風險傾向與企業R&D投資正相關，即管理層越偏好風險，企業的研發投入則越大；（3）貨幣政策影響管理層的風險認知，改變其對未來的預期，進而影響企業的R&D投資強度。

我們的研究揭示了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幅度與作用機理問題，為國家和政府制定相關宏觀經濟政策推動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利于政策制定者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相關政策。相關實證檢驗結果也有利于我們更好、更深入的理解在新興市場背景下，貨幣政策影響企業融資和管理層認知，進而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作用機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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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全球經濟波動背景下R&D投資決策行為心理效應與政策誘導”（項目號：70972112）。

緊縮的經濟政策范文6

【關鍵字】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對一個國家來講，它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政府在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出于協調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是出于穩定物價、擴大就業的需要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預經濟或參與經濟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成為現實。

一、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場失靈在所難免。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正常運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

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宏觀政策的選擇與應用上。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增進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改進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來制定解決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等。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含義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對稅收、政府購買、政府轉移支付進行調整以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國民收入和產出的政策措施。財政政策包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支減收，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收減支。

2.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

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為例，它發揮作用的傳導過程是：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購買或增加轉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資津貼來實現。假設增加政府購買，政府購買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總支出（Y = C+I+G+X-M， G，Y）；而當產品市場均衡時，總收入應該等于總支出，由此，總收入也增加。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以引起國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實施同時也會產生反作用：當國民收入增加時，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預防需求隨之增加，在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投機需求就必須減少，而投機需求與利率是負相關的關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為投資的成本，導致私人投資下降；而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支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購買增加導致私人投資減少的作用，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擠出效應”。同理，政府運用另外兩個工具，即稅收和轉移支付，其變化會引起個人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從而影響消費，而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又影響了整個支出與收入。當然它們在實施的過程中同樣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3.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IS和LM線密切相關。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LM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無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LM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有效。

擠出效應也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因素之一。當擠出效應效果大時，貨幣政策不明顯；擠出效應小，則效果明顯。擠出效應體現在圖形上就是IS與LM線的斜率，IS線平緩，LM線陡峭，代表著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因而擠出效應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在本質上仍可歸結為IS和LM線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含義。貨幣政策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量進行調整來改變利率，進而影響國民收入與產出的政策措施。貨幣政策也分為兩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增加貨幣供給量（放松銀根），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減少貨幣供給量（緊縮銀根）。具體實施時，央行可以通過調整（再）貼現率，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

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為例，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的傳導作用是：當央行擴大貨幣供給量，利率就會隨之下降，以利率為成本的投資便會增長，從而拉動總支出，使總收入增加（Ms，i，I，Y）。與財政政策相似，貨幣政策的實施同樣具有反作用：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導致人們手中的錢增多，從而交易預防需求增加，交易預防需求與收入是正相關的，因此貨幣需求也增加，貨幣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導致私人投資下降，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之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同樣取決于IS與LM線。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不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不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IS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有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IS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綜上，從直觀角度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與IS線及LM線的斜率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若一國IS曲線比較陡峭，而LM曲線比較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線平坦，而LM曲線陡峭，則貨幣政策效果好。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實踐性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然而在執行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實踐性問題：

1.執行政策的時機問題。從理論上講，執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時一般執行擴張性的政策，在經濟過熱時實施緊縮性的政策。而實際執行過程中，即前面所述的傳導過程，在實際經濟中真正發揮作用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從政府意識到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到制定政策再到實施政策及政策發揮效果，其間存在時滯。每個國家都有經濟低谷與高峰交替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在經濟低谷時執行了擴張性的政策，而政策時滯時間長，經濟已經向高峰邁進的時候才充分發揮作用，那么擴張性的政策將推動經濟的過熱，這違背了政策實施的初衷。因此，準確地預測好時滯，把握好政策實行的時機，非常重要。

2.執行政策的綜合運用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往往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過度使用其中一種而忽略另一種的作用。如片面強調財政政策，通過過多的政府支出來調節經濟，忽視相應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往往會造成人為的經濟失衡。

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不夠健全。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政策的傳導機制的作用發揮緩慢，政策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4.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利率機制的調節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監管水平低，政策的實施效果有時會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如貨幣政策效果會因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而變化，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難以避免等。

四、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果的建議

1.政府盡可能的提高決策的效率，減少各環節占用的時間，盡量減少時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提高經濟調控的效果。

2.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更有助于發揮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蕭條的時候，政府會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來增加國民可支配收入，拉動經濟，同時會采取較為溫和的貨幣政策甚至是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防止政府拉動經濟可能帶來的通脹。

3.改善微觀基礎。健康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減少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使政策效果更為充分地發揮。因此，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就必須重視和充分發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同時要優化經濟結構，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內，通過最初政策變量的改變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4. 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場，是實施有效地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在前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傳導機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市場上諸多因素如利率等對于政策實施效果有著顯著影響。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市場化的利率機制，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充分發揮調節作用，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要注重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監管水平，使金融市場向著完善、穩定的方向發展，保障政策實施的健康環境。

5. 提高、刺激消費的有效性。財政政策的實施中，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拉動國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覷，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費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們最終是否會增加消費，取決于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來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這些是加強消費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建設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這樣才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消費領域。

總之，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之中，人類選擇了市場，但市場機制的發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為依托。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必須要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與思考。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三版，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