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范文1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間所發生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成為大蕭條，在此情況下，商業和經濟運營普遍衰退。首先農產品價格下降，導致農業衰退，引發了金融行業的惡化，大蕭條所引發的經濟衰退比以往經濟衰退的影響更為深遠。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引起經濟的衰退，進而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失業增加，工業化國家中資木的短缺引發國內消費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間搭配存在多樣性的特點，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乘數都存在不確定的情況,政府所采取的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數不確定的情況下，考慮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選擇，最佳的解決辦法是采用政策組合的工具。實施多樣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機會使一個乘數的估計誤差被其他乘數的誤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額情況下，制定政策的誤差會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中的微調是指存在于宏觀調控中，針對現實社會運行的經濟中存在的小沖擊、小波動、小十擾而做出的相應的小調整。不斷地試圖穩定經濟的政策行為。對財政政策而高，長時間的內部時滯，使得采用相機選擇的微調措施在實際的經濟調整過程中存在不可能性。盡管社會中存在的自動穩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經濟政策中的微調效果。對于貨幣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是經常運行的，內部存在的時滯較小，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觀貨幣政策的實施所起到的影響一直是在應對曉得波動，則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恰當的。

相機抉擇是政府根據經濟市場所發生的情況和各項調節在采取過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點，進行需求管理從而機動靈活的采取一種或幾種措施，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實行相機抉擇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總需求，又不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根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決策速度，作用速度，預測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個方而的差異，相機抉擇一般有三種搭配方式: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單一政策規則是指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政策學派，關于貨幣供給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長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建議的唯一政策是貨幣供給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長，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單一政策規則的目的在于是貨幣供給量不要限制國民收入的自然增長的速度。貨幣主義者主張的這一政策被稱為單一的政策規則。

積極地規則是指對重大的經濟沖擊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質的規則，在討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達到的效果時，要把對重大經濟沖擊做出反應的政策行動與微調加以區別。而對重大經濟沖擊時，決不能主張不應該積極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不同目標，及時采取反周期性質的政策措施在未來政策的確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之間的權衡中國，積極地政策制定者重視政策實施過程所表現出的靈活性，而那些贊成難以變動規則的人則重視中央銀行在過去競技場反錯誤的政策措施。

三、動態不協調與規則及斟酌使用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范文2

【關鍵字】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對一個國家來講，它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政府在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出于協調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是出于穩定物價、擴大就業的需要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預經濟或參與經濟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成為現實。

一、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場失靈在所難免。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正常運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

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宏觀政策的選擇與應用上。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增進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改進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來制定解決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等。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含義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對稅收、政府購買、政府轉移支付進行調整以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國民收入和產出的政策措施。財政政策包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支減收，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收減支。

2.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

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為例，它發揮作用的傳導過程是：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購買或增加轉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資津貼來實現。假設增加政府購買，政府購買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總支出（Y = C+I+G+X-M， G，Y）；而當產品市場均衡時，總收入應該等于總支出，由此，總收入也增加。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以引起國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實施同時也會產生反作用：當國民收入增加時，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預防需求隨之增加，在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投機需求就必須減少，而投機需求與利率是負相關的關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為投資的成本，導致私人投資下降；而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支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購買增加導致私人投資減少的作用，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擠出效應”。同理，政府運用另外兩個工具，即稅收和轉移支付，其變化會引起個人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從而影響消費，而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又影響了整個支出與收入。當然它們在實施的過程中同樣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3.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IS和LM線密切相關。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LM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無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LM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有效。

擠出效應也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因素之一。當擠出效應效果大時，貨幣政策不明顯；擠出效應小，則效果明顯。擠出效應體現在圖形上就是IS與LM線的斜率，IS線平緩，LM線陡峭，代表著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因而擠出效應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在本質上仍可歸結為IS和LM線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含義。貨幣政策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量進行調整來改變利率，進而影響國民收入與產出的政策措施。貨幣政策也分為兩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增加貨幣供給量（放松銀根），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減少貨幣供給量（緊縮銀根）。具體實施時，央行可以通過調整（再）貼現率，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

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為例，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的傳導作用是：當央行擴大貨幣供給量，利率就會隨之下降，以利率為成本的投資便會增長，從而拉動總支出，使總收入增加（Ms，i，I，Y）。與財政政策相似，貨幣政策的實施同樣具有反作用：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導致人們手中的錢增多，從而交易預防需求增加，交易預防需求與收入是正相關的，因此貨幣需求也增加，貨幣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導致私人投資下降，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之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同樣取決于IS與LM線。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不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不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IS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有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IS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綜上，從直觀角度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與IS線及LM線的斜率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若一國IS曲線比較陡峭，而LM曲線比較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線平坦，而LM曲線陡峭，則貨幣政策效果好。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實踐性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然而在執行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實踐性問題：

1.執行政策的時機問題。從理論上講，執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時一般執行擴張性的政策，在經濟過熱時實施緊縮性的政策。而實際執行過程中，即前面所述的傳導過程，在實際經濟中真正發揮作用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從政府意識到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到制定政策再到實施政策及政策發揮效果，其間存在時滯。每個國家都有經濟低谷與高峰交替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在經濟低谷時執行了擴張性的政策，而政策時滯時間長，經濟已經向高峰邁進的時候才充分發揮作用，那么擴張性的政策將推動經濟的過熱，這違背了政策實施的初衷。因此，準確地預測好時滯，把握好政策實行的時機，非常重要。

2.執行政策的綜合運用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往往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過度使用其中一種而忽略另一種的作用。如片面強調財政政策，通過過多的政府支出來調節經濟，忽視相應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往往會造成人為的經濟失衡。

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不夠健全。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政策的傳導機制的作用發揮緩慢，政策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4.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利率機制的調節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監管水平低，政策的實施效果有時會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如貨幣政策效果會因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而變化，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難以避免等。

四、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果的建議

1.政府盡可能的提高決策的效率，減少各環節占用的時間，盡量減少時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提高經濟調控的效果。

2.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更有助于發揮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蕭條的時候，政府會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來增加國民可支配收入，拉動經濟，同時會采取較為溫和的貨幣政策甚至是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防止政府拉動經濟可能帶來的通脹。

3.改善微觀基礎。健康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減少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使政策效果更為充分地發揮。因此，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就必須重視和充分發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同時要優化經濟結構，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內，通過最初政策變量的改變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4. 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場，是實施有效地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在前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傳導機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市場上諸多因素如利率等對于政策實施效果有著顯著影響。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市場化的利率機制，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充分發揮調節作用，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要注重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監管水平，使金融市場向著完善、穩定的方向發展，保障政策實施的健康環境。

5. 提高、刺激消費的有效性。財政政策的實施中，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拉動國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覷，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費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們最終是否會增加消費，取決于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來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這些是加強消費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建設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這樣才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消費領域。

總之，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之中，人類選擇了市場，但市場機制的發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為依托。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必須要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與思考。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三版，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范文3

【關鍵詞】通脹 貨幣政策 未來走勢

2010年來，為截止通貨膨脹預期，我國央行連續5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2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凍結過多的流動性資金，存貸利差已達到3%的較高水平，而大中型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達到了21.5%的歷史高點，然后物價上升勢頭仍似乎沒有得到緩解。本輪通脹是在我國經濟結構面臨大調整，內需相對不足，同時國際初級產品供給也發生變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因此具有復雜性。針對目前的通貨膨脹，不同層面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通脹主要成因是貨幣因素為主，非貨幣因素為輔的貨幣與非貨幣市場“雙失衡”。貨幣超發為主導，內需增長等非貨幣要素推波助瀾。第二種觀點認為通脹主因是公眾預期的變化。理由是我國擴大內需政策引致了公眾對所有商品包括資產在內的價格攀升的預期，這種預期對通脹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短期內甚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第三種觀點認為其他非貨幣的要素才是引發通脹的主要原因。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消費支出、政府支出、投資支出以及外資擴張等需求沖擊，勞動生產率或部門差異導致的結構性沖擊，因原材料、大宗商品價格變動引發的外源性成本沖擊，因國內工資水平變動等原因引發的供給沖擊都有可能是引發通脹的主要原因。單純通過貨幣、預期以及其他非貨幣要素中的一個方面來分析通貨膨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困境

由于我國當前量化性的貨幣工具對通脹的調控空間和效果都已經收窄的現狀，經濟增長與抑制通脹之間的矛盾開始變得尖銳。面對目前的通脹形勢，貨幣政策實現其目標面臨著多方面的約束，從而加劇了反通脹的困難程度。

（一）宏觀經濟的失衡困擾了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

目前經濟滯脹的壓力對貨幣政策反通脹的目標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因為反通脹的政策強弱會對就業目標產生很大的影響?，F階段內需不足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克服，從投資需求來說，政府投資占多數，而且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這對經濟增長與帶動就業的效果并沒有持續性。中小企業的發展滯后，并且受到很多限制。就消費需求而言，收入差距懸殊導致了消費需求結構扭曲，也限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可能，居民消費傾向下降，也進一步虛弱了消費需求的增加。出口的增長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由于市場經濟體系不完整，競爭不充分，資金融通受到阻礙，企業資金運用效率低，這些都加大了反通脹的難度，制約了反通脹政策的力度。

（二）通貨膨脹壓力成因的特殊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現階段的通貨膨脹具有需求拉上與成本推進共同作用、外部輸入性、明顯的需求拉上的滯后性三大特征。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加息、上調準備金率對于需求拉升的通脹能夠起到明顯的作用，但是對于成本推動的通脹卻沒有很大的幫助，甚至緊縮產生的供給效應還會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反而會進一步增大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外貿依存度已達較高水平的情況下，來自于國際社會的通脹壓力會對我國經濟造成越來越大的影響，而對于輸入性的通脹壓力，國內的貨幣政策表現出來的作用是被動的而且也是有限的。由于現期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時滯，所以對前期的通脹需求壓力限制是有限的。由于這些復雜的成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三）貨幣政策的約束條件的特殊性抑制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當前“松緊結合”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反方向組合方式，削弱了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應?？v觀此輪金融危機前后及抗擊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方式的一個特點就是，財政政策始終是擴張性的，只是擴張的力度有所變化而已。貨幣政策則有所不同，在2003年，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開始調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即反方向的緊縮性政策。到了200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才做出方向性逆轉，由從緊的政策轉向“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在2010年貨幣政策方向又重新回到從緊的狀態。目前的政策組合實際上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在面對經濟滯脹的情況下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也有可能導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互間的效應抵消。我國目前的財政模式是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相配套的，這樣一來就支持了貨幣擴張，抵消了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四）國際收支失衡影響了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現階段我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進而對貨幣市場的供求關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此阻礙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應。隨著全球經濟復蘇的可能性加大，我國出口需求的擴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同時內需不足的問題又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樣就使得我國國際貿易順差的增加變得具有客觀性。同時，由于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提高進而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樣，大量的QFII以及國際熱錢會流入國內，因此，在貿易順差加大同人民幣升值預期提高的雙重壓力之下，外匯占款將進一步擴大并成為基礎貨幣增加的主要推動因素，這將直接抵消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果。因此要加強外匯管理，增加央行票據對沖外匯占款量，增加短期的基本流入成本。

貨幣政策在以上幾個方面遇到的種種困境，導致了在抗擊通脹的過程中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目前的困難，提高針對性，增加有效性，協調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緩解經濟失衡的問題。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范文4

沒有宏觀調控就是大蕭條

對于在這次宏觀調控中，很多民營企業都感到壓力很大，從已經采取的宏觀調控手段來看，有沒有所有制歧視的問題，樊綱認為：理論上沒有，但是實際上有。比如貸款先停的是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這也是目前體制下很難避免的事情，國有企業現在受到的保護越來越少了，但是總歸還是有一些。理論上是不存在所有制歧視的，比如現在好的民營企業仍然可以獲得貸款。

這次宏觀調控，應該說很多行政政策是“一刀切”的，說是五一節期間不貸款了就不貸款了，民營企業、國有企業都一樣。但是實際操作上，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產業在政策的掌握上還是會有一些不同。

但樊綱對宏觀調控已經對一些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造成了不利影響，從而對投資者的積極性產生影響的看法有不同的見解，他說：需要大家弄清楚的是，不是宏觀調控導致了這些問題。首先的問題是經濟出現了波動，才需要宏觀調控，如果不宏觀調控的話，所有這些企業將受到更大的打擊，那時候的問題就不再是積極性問題，而是生存問題，特別是中小企業，會受到重大的打擊，這是首先必須說清的一個問題。

至于說到這不讓搞那不讓搞，因為這是一個宏觀調控的時期。而且同時還出臺了一個投資政策，規定將來大家都可以去投，不用審批了，這是一個體制的變化。這不是我在為政府辯護，現在有些人的一個錯誤觀點就是宏觀調控把大家給砸了，但如果沒有宏觀調控，我們就是大蕭條，是經濟危機，現在是大家都受點沖擊，但是可以把經濟波動調過來。

對于這次宏觀調控的措施，在手段上有什么問題，樊綱認為：這次的手段基本正常。大家說得比較多的是行政手段，但中國現在很多經濟主體不是市場主體，市場手段對它們不起作用，就得行政手段才能起作用。所以說這個東西不能唱高調，學者、記者、政府官員都不能唱高調，不能說我們現在是市場手段，你還不是市場主體呢，怎么讓市場手段起作用？那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不能光說美國日本怎么樣，那是我們將來可能達到的，但現在還不是。對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來說，很多經濟手段不起作用，只有行政干預、產業政策才可以起到作用。

樊綱說：但是，現在有些確實是過度的行政手段，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需要的，不過現在有些過度。包括執行一些過去的不合時宜的法規，因為過去要審批，現在不要審批。這個需要從長期的制度發展變化的角度來看，積極推進制度的變化，包括怎么貫徹現在新的投資管理規定。

反思導致經濟波動的制度

對這次宏觀調控，我們需要進行什么樣的反思，樊綱認為：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政策本身，而是為什么我們要進行宏觀調控。比如說有的地方政府現在還在寅吃卯糧，把幾代人的地都批出去，沒有制約；一些地方不管破產不破產，還是投資大搞開發區；我們的銀行制度還是這種不負責任的銀行體系；包括過去政府的產業政策、投資審批政策，是這些制度使得經濟很容易波動。

這些是真正需要反思的，然后才是政策需要什么，我們需要多少行政手段、多少經濟手段，當然這些也需要反思，有沒有過度的東西，有沒有不符合現在的法律和規則的東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反思我們現在的制度――導致經濟波動的制度，反思經濟波動對大家造成的損害，宏觀調控是經濟波動之后不得已的事情。

對于從政策的力度來看，前段時間的措施是否有點太猛了的問題，樊綱說：那倒不見得，有些措施很猛烈，但也不是很長時間的，有些是臨時的措施，有些是隨著情況的變化相機抉擇，但是我現在也很難判斷是否過猛了，因為現在還沒有見到效果。即使是猛藥，如果時間不長，也不是過猛，宏觀政策、GDP永遠是一個時間的概念，不能光看它當時的力度，應該看這個力度持續了多長時間。

對于當前是否需要加息，樊綱說：確實應該加息，我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的。目前的利率水平，會給人們造成錯誤的價格信號。

如果要加息的話，存貸款利率結構應該怎么調整，樊綱表示：對這個我還沒有具體的想法，這需要具體部門來操作。但是總的來講，利率水平需要不斷進行調整，不能把它僵化。美國成天0.25、0.5地調來調去，我們也要根據宏觀情況的變化、經濟情況的走勢來調整利率，把利率當作一個經濟杠桿、政策變量來調整，把它真正當成一個價格機制、價格信號來看待，這才是市場經濟。現在我們把別的價格都放開了，反倒把利率管得死死的，而且管得死死的不是因為人為要管的，而是因為一些利益集團扛著，這是需要討論的問題。

而如何評價財政政策在這次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是否應該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樊綱則認為：現在說穩健的財政政策，實際上現在的財政政策是緊縮性的――減少支出、財政盈余很大，已經是非常積極的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這是對的，應該說我非常贊成。去年我就提出民間投資上來的時候，政府就少投點資；如果民間投資不足，政府就多投點，這才叫積極的財政政策。

積極不一定老是擴張性的，積極也可以是緊縮性的。當應用財政政策的時候，它就是積極的，不用，它就是消極的。而且財政政策永遠都是短期相機抉擇的政策，需要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加以調整，就像貨幣政策也要不斷加以調整一樣，不應該有一個長期不變的制度性的宏觀政策，那就不叫宏觀政策了。

經濟正在軟著陸當中

宏觀調控進行到現在，如何來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一步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調控措施，樊綱說：我相信現在正在軟著陸當中，下一步應該把已經采取的措施貫徹下去，來觀察經濟形勢的變化，相機抉擇，根據形勢的變化來調整政策。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范文5

關鍵詞：貨幣政策；金融危機；穩健；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職能以來，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地位不斷提高，進入21世紀后，更成為熨平經濟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央行在制定、執行貨幣政策方面日漸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相結合的新一輪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將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伴隨著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舉措，央行事實上已經傳遞了緊縮銀根的信號，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首次對貨幣政策進行大方向的調整，這可能預示著將從調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人手，逐步退出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本文從多個角度，對1997年和2008年以來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加以比較，并對2011年新一輪“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提出改進建議。

一、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經濟環境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即使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同時經濟結構調整也不斷深化，金融市場的制度、結構不斷完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這使得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環境與1997年相較存在巨大差異。

(一)國內因素

1.經濟主體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不同

就中國的經濟規模而言，在兩次金融危機發生前夕，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78973億元，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為265810.3億元，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從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從1997年的59％增長到2007年的65％；在經歷稅制改革后，1997年財政收入為8651.14億元，2007年則為51321.78億元，增長了4.93倍，接近GDP增長速率的1.5倍。經濟成果的積累充分說明，相對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從宏觀到微觀，從政府到家庭，中國經濟抵御危機的能力都在增強。

2.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來，以銀行系統改革為代表，我國不斷完善金融體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業銀行貸款限額控制，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不良貸款，使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恢復了準備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強了商業銀行資金平衡、自我發展的能力。同時，進一步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形成新的貼現、再貼現利率的生成機制，兩次擴大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逐步放開政策性金融債券和公開交易國債的利率管制等。這些舉措在降低金融風險的同時，促進了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完善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此后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揮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礎。

3.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性不同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均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水平相對落后，規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貨幣政策工具單一，基本只能通過銀行信貸渠道對宏觀經濟發生作用。1998年以來，公開市場的債券交易恢復，債券市場逐漸活躍；同時大力整頓銀行間拆借市場，增強了金融機構資金的靈活性；發展以實物貿易為背景的商業票據，增加票據的承兌主體，降低票據市場的風險，增強了央行再貼現對貨幣總量和經濟結構調節的功能。這些積極推進貨幣市場發展的舉措，增強了金融機構活力，為貨幣政策運用提供了更加多樣靈活的調控工具。

4.貨幣政策受體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正處于攻堅階段，銀行體系中大部分不良貸款來自國有企業，這類企業對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低，這就使貨幣政策的力度在實施過程中被削弱。伴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強的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作為將貨幣政策傳導到實體經濟最終環節的企業，對于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隨著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繁榮，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形式更為多樣，投資方式更為靈活，從而增強了居民消費與投資行為對貨幣政策變動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不同

亞洲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有限，受影響的國家主要是亞洲的新興經濟體，它們大多與中國一樣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國家，相互之間的貿易關聯程度較低。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美國，主要發達經濟體均遭重創，它們大多與我國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從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難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更為深遠，從外需的方面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動力。

2.人民幣匯率變化不同

從匯率角度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承諾人民幣堅決不貶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匯率基本不變。1997～2000年出口總額分別是1827.9億美元、1837.09億美元、1949.31億美元、2492.03億美元，可以看出亞洲金融危機后出口總額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時期的增長停滯后，1999～2000年又恢復了快速增長。

面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元大幅貶值，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甚高，200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平均水平為7.60，2010年年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62，進入2011年則達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4.5％。人民幣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國出口競爭力，出口對于國民經濟的貢獻直線下降。2009年，外貿出口下降了16％，而進口只降低了11％，順差減少了1020億美元，出口減少的損失比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更為嚴重。

二、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效果比較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出現經濟增長放緩、出口大幅回落、消費與投資低迷、國內外市場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態勢，宏觀經濟有通貨緊縮的風險。1997年到2002年間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的擴張貨幣供應量，著重國內經濟結構性調整，改革國有企業，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貨幣增長過快而積累在銀行系統中的金融風險。亞洲金融危機對我

國產生的負面影響時間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間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7.8％、7.6％、8.4％和8.3％，實現了經濟的平穩增長，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則保持平穩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速度為9.7％，零售物價的平均增長率為6.2％，而廣義貨幣和貸款的增長都在年均20％以上。廣義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呈現上升的趨勢，與同時期的美國、日本和印度等國橫向比較，我國M2與GDP的比值處于高位，市場在溫和的貨幣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動性。

而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國內經濟正面臨通貨膨脹風險，2007年12月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至2008年6月間，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回收市場的流動性，以防止國內出現投資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擴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貨幣政策從“適度從緊”轉向“適度寬松”。面對全球經濟低迷的頹勢，我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強勁增長，同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較2008年下降了0.7個百分點，城鎮就業人員比2008年凈增910萬人，國內經濟運行總體企穩向上。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實現39.8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3.3％。

我國經濟在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均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平穩增長，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穩步提高，同時通貨膨脹的水平則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內。但應注意的是，與1997年宏觀調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為投資拉動8.7％，消費拉動4.1％，出口拉動-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時，投資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積極財政政策下財政支出的大規模增長)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200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顯偏低，同時這個水平也顯著低于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的平均水平。從這一點來看，本輪宏觀調控的結構性調整力度不夠，“惠民”效果不佳，經濟增長更多依賴于擴張政策中大規模增加的投資推動，在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能否像亞洲金融危機后那樣實現長期穩定增長，能否在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情況下也不出現增長乏力的情況，還有待時間檢驗。

三、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工具比較

(一)貨幣政策目標

1997年以前我國的貨幣政策為“適度緊縮”，到1997年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為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試圖實現“增加信貸和貨幣供應，擴大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間穩健中略顯寬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實施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逐漸把重點轉向對抗金融危機沖擊，2008年底央行調整貨幣政策，從“適度緊縮”調整為“適度寬松”，表現激進，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保持市場信心，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

(二)調控工具與力度

受金融市場發育程度和經濟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多采用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等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穩健”貨幣政策，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選擇略為寬松的政策取向，對于經濟的刺激作用溫和；2008年底貨幣政策則是從“適度緊縮”進入“適度寬松”，此番調整相比于1998年更為激進。例如，1998年我國連續三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而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內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調整的頻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開始實施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使基礎貨幣從2008年8月的11.76萬億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萬億元，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礎貨幣存量18.5萬億元，同比上漲了28.7％。廣義貨幣M2在2008年底為47.52萬億元，2009年底為60.62萬億元，2010年底為72.6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19.7％。2009年底各項貸款余額為41.39萬億元，比2008年末增長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貸款的增速有所放緩，增速為19.9％。

如表1所示，兩次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中比較密集的降低存貸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機發生后的一年內。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資以外，還向市場強烈地傳遞了寬松的政策信號。從降息的幅度來看，1998年開始的那輪調整幅度更大，持續時間也更長，而2008年開始的調整更傾向于高頻率小幅度的微調。但這并不能說明2008年實施的貨幣政策更為溫和，事實上從降息的頻率和基礎貨幣擴張的規模來看，2008年政策擴張的力度更強，但由于2008年新一輪降息開始時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間不大，在執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處于20年來最低點，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點。

從表2來看，我國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次數和幅度，都比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更顯劇烈。這同傳統金融理論的結論差異較大，存款準備金率以乘數作用于貨幣總量，對于基礎貨幣的擴張和收縮作用均十分劇烈，應屬謹慎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而我國自1998年完成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就成為貨幣政策制定當局慣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期間，運用更為頻繁，2003年至2008年間的20次調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進行的(在2007年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后，就先后運用過10次)。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與我國宏觀經濟有擴張要求時更為倚重積極財政政策有關，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各種基建項目達到拉動經濟的目的，為配合財政政策而實行的信貸擴張往往期限較長，市場對于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更為敏感，調升貸款利率以控制市場中的信貸額增加，將會給企業造成相當沉重的財務負擔，因此為避免寬松的貨幣政策退出時出現“硬著陸”，央行更多選擇了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緊縮性政策目標。

四、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我國應對兩次金融危機中均采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其基本指導思想是大體相似的，短期內均立足于通過政府投資擴張迅速刺激經濟回升，而長期目標則都著眼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兩次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推進稅費改革、調整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運用預算、稅收、投資等手段活躍經濟，實現經濟總量擴張，從而促使經濟重回穩步增長的軌道。

在財稅工具的具體選擇方面，兩個時期的財政

政策則有所差異。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發國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國有銀行資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稅支持外貿出口三個方面，刺激經濟恢復的意圖直接且明確。2008年，除發揮投資、稅收、收入分配、財政貼息、轉移支付等政策組合優勢以外，另一重點則放在“增值稅全面轉型”等稅制改革上，這說明現階段宏觀政策的制定更為側重于短期經濟恢復與長期合理發展的統籌考慮。

在1998-1999年間，政府共發行長期國債2100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在本輪金融危機期間，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發行2000億元債券外，并在很短時間內系統地推出了規模高達4萬億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比兩個時期的財政政策不難看出，本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更強勁，這與同期貨幣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適應的，因為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輔以擴張的貨幣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費和投資出現“擠出效應”，從而保證經濟恢復增長的目標能夠盡快實現。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情況，從1998―2009年，積極財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時間，而貨幣政策保持穩健的僅有7年，這說明在兩次金融危機中，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更多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由于貨幣政策在多個層面都表現出非對稱效應，例如在時間層面，經濟衰退期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弱于繁榮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區域層面，金融發達地區貨幣政策效果強于金融欠發達地區；產業層面，貨幣政策對有形資本比重大的行業作用較弱等，針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有限，第一、二產業比重大等特點，選擇以財政政策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角，貨幣政策輔助的政策配合與我國的國情相適應。此外，現階段經濟轉軌時期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而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結構調整的能力較財政政策略顯遜色。但應注意的是，過多的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刺激可能導致財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機、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等多種負面效應。事實上，2010年出現在眾多歐盟國家的債務危機，促使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在2011年開始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減少財政赤字，恢復政府信用。與2011年美國積極財政政策不同，歐洲國家的宏觀政策旨在管理財政平衡，也是“經濟二次衰退”與“信用危機”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

五、總結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促使基礎貨幣持續增長。根據宏觀經濟理論，超出實體經濟增長的貨幣供給總會傳導給價格，表現為物價總水平的上漲。經驗顯示，從貨幣供給較快增長到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可能需要1年左右時間。2009年貨幣供給的大幅度增長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運行，這是經濟對擴張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應，且這種情形的慣性作用在2011年仍將顯現。面對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預期，央行從2010年底開始實行新一輪穩健的貨幣政策，并在短期內相繼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9.5％的歷史高點)等系列調控工具組合，貨幣政策趨于緊縮的態勢已然明朗。就長期而言，可以從健全資產和貨幣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推動利率市場化、提高央行獨立性等方面，優化更有利于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經濟環境。從短期來看，筆者認為針對新一輪穩健而偏緊的貨幣政策，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加以謀劃：

1.根據IS-LM模型分析，當采取“一松一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組合時，寬松的財政政策使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得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新的均衡點可以出現在原均衡點的右上方，即可以實現利率上升，同時是國民經濟總產出不變或增加的政策效果。為配合偏緊的貨幣政策實現銀根緊縮、抑制通脹的目標，積極財政政策要保持調控的方向不變，但力度應逐步減弱，從貨幣需求的源頭降低對流動性的要求，增強貨幣政策回收流動性的效果。

2.當前的通脹預期除了有國內需求拉動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特點，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抑制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更有效，對成本推動型通脹的作用則相對有限，因此在實施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的同時，應輔以產業政策、就業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進企業自主創新、推進產業升級、提升就業水平，減弱成本推進型通脹的壓力。

3.由于我國經濟轉型的過渡期略顯漫長，經濟結構性調整也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之一。從GDP貢獻率來看，消費、投資、出口三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不夠協調，以消費為代表的內需增長依然十分脆弱；從產業結構來看，低技術含量的產業仍占主導；從發展方式上看，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轉變尚未完成；從收入分配來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這些情況都反映出我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之下存在著嚴重的結構問題，而這可能會成為經濟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過信貸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勵居民進行實物資產消費，結合國家產業政策引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等方式，讓貨幣政策更多的參與經濟結構調整，將有利于國民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

4.2011年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2011年1月廣義貨幣M2為73.39萬億元，同比上升了17.3％，環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長率為1.36％，意味著M2的增速將下降，市場利率將逐步上升。與此同時，雖然眾多新興經濟體紛紛采取緊縮政策以抑制大規模通脹，但美國仍然保持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國“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公布將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6000億美元回購長期國債。未來美國將繼續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費投資，所以在新一輪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觀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掛，導致國外熱錢涌入，削弱緊縮銀根的政策力度。

5.隨著中國近30年的高速發展，國內居民手中掌握的財富不斷增長，2009年底居民儲蓄存款為260771.7億元，較1999年增長了3.37倍。面對2010年高位的CPI數據，在市場的投資、消費熱情不減，股市表現低迷的情況下，成交額創歷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國各地甚至出現居民搶購黃金的現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脹預期下，國民害怕財富縮水因而更傾向于金融投資，希望通過資本增值來抵消通脹對財富的侵蝕。這種消費和投資需求會加快國內貨幣的流通速度，而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對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貨幣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應考慮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的影響。政府部門應該充分發揮窗口指導作用，向市場傳遞緊縮信號，勸導居民理性消費、投資。

參考文獻：

[1]許光建，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的變化趨勢和政策取向分析[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0，(1).

[2]劉頌根，后危機時期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J]，福建金融，2010，(10).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范文6

美國《世界日報》8月18日發表社論說，美債危機，各方都在猜測，中國這次將會如何應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國際金融形勢，定調“冷靜觀察，沉著應對”。輿論對領導層這次取態極表贊賞，稱為經過風雨后的淡定。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7月份我國CPI達到6.5%，創37個月新高。步步攀升的通脹壓力，又正好交織著愈演愈烈的美債危機。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政策選擇，是應對高通脹與美債危機雙重壓力的前提條件。

在美債危機爆發之前，按照慣常的思路，面對新高不斷的物價指數，中國央行必然會斷然采取加息或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的做法，以遏制通脹勢頭的進一步抬頭。事實上，自去年1月份以來，央行已經連續五次加息、十二次提高銀行準備金率。通過多種組合政策的疊加，實際回籠的資金總量已經超過了4萬億。但令人遺憾的是，即使是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打壓下，物價指數卻出現了一邊調控一邊繼續上漲的怪象。

就在中國的通脹形勢日益嚴峻之時，美債危機又開始爆發。在標準普爾罕見地將美國長期債務的評級下調后，全球的金融市場陷入了一片暴跌之中，而且由美債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正在不斷發酵。除了罕見的全球性股市大跌外，美債危機最終會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由于美債評級被下調，短期內美國的實際借貸成本可能會增加，這對美國的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是一個不利的消息。同時，全球股票市場的大幅下跌還會通過負面財富效應和信心傳導渠道沖擊實體經濟。在歐美市場上，一些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歐美經濟陷入再次衰退的概率已經在過去10天內上升到了30%～50%。這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極為不利的消息。

與此同時，國內經濟在持續一年多的緊縮中本來就矛盾百出，這次再加上美債危機的沖擊，可謂是“禍不單行”。在一系列緊縮政策的打壓下，中小企業的生存危機凸現出來。由于融資難，再加上人民幣升值與勞動力成本上升，一些出口型中小企業被迫停產或倒閉。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制度上的優勢和壟斷，緊縮政策還導致了大量的資金和資源不斷向政府和壟斷企業集中，不公平競爭的市場體制不但沒有得到扭轉反而進一步加強。而地方債務負擔的加重則又使加息等緊縮性貨幣政策工具“投鼠忌器”，很難發揮其應有的功效。

為了應對美債危機的沖擊，新一輪的全球性量化寬松政策隨時可能再次推出。比如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均先后發表聲明，在必要時將聯合行動，保障市場流動性，確保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美聯儲對推出QE3本來就準備充分，這次美債危機恰好為其出臺提供了極好的借口。不僅如此，評級巨頭還將矛頭指向韓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和諸多發展中國家，威脅說隨時可能降低對他們債務的評級。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中國仍刻板地奉行單純的緊縮性政策，極有可能與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相違背，進而對國內經濟發展造成不應有的傷害。

其實相對于2008年的次貸危機，本次債務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沖擊小得多。原因主要來自兩方面：

其一，在次貸危機之前，中國經濟是“過熱”，危機襲來直接導致中國劇烈受創，而目前中國經濟經過2010年下半年以來的主動收縮，承受外部沖擊的能力大幅提升。從產能角度看，次貸之前的中國經濟受到多年來持續的產能擴張導致實體經濟風險敞口過大，一旦需求收縮，只能迎接痛苦的被動去產能過程，從而導致經濟跌落谷底;而現在由于海外需求還未恢復到次貸危機前的狀態，經歷了上一輪需求縮減之后，產能風險敞口已大大縮窄，料想需求再度降溫引發的產能收縮反應將相對可控。

其二，經歷了次貸之后的再平衡，中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度已大幅下降，內需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的首要動力(上半年凈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率還是-0.7%)，在未來遭受外需沖擊時，中國經濟的緩沖能力也會大幅提升。7月出臺的經濟數據，說明中國經濟依然穩健，這使得中國在全球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當下，能夠占據十分有利的地形。

基于這兩點背景的差異，綜合全球未來通脹演變、經濟形勢和金融風險，中國大可靜觀其變，以待形勢明朗。不妨把全球債務危機看做中國調整國內經濟結構的良機――中國應該利用危機，倒逼國內經濟結構調整，而不是匆忙上陣，跟隨歐美國家大搞經濟刺激。經濟轉型再也經不起結構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