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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價值哲學范文1

（西北大學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單純將價值觀視作主客體之間的滿足與需要是片面的、孤立的，是有失偏頗的，同時也導致了長期以來只重主體價值輕客體生態價值的傾向。因而，應切實把握好價值與主客體間的關系，準確協調主體價值與生態價值的關系。本文立足于環境哲學視域，分析生態價值應有的地位，及其對人類價值的意義，并結合生態危機，探究生態危機下的生態價值與人類價值取向問題，促進主客體間的協調互益，開拓人與自然和諧共贏的新型生態環境之路。

關鍵詞 ：環境哲學；生態價值；人類價值取向

中圖分類號：B018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7-0240-02

環境哲學是探尋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協調共存的智慧之思，是應對近年來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而生態價值又是其中的重要哲學范疇，其中，應將價值視作主客體間的協調性、互益性關系，注重主體價值與生態價值的協調對等。明確生態環境在人類社會中的經濟、文化、審美等多維度價值，同時，以生態危機為著眼點，將人與人的價值，生態價值與人類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合理協調，實現主體與客體之間協調共處，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和諧共贏的良性局面。以環境哲學為中心對生態價值進行深入研究，對深化價值哲學的理論研究，樹立正確的人類價值取向具有的重要意義。

一、價值的傳統定義與生態價值地位

近年來，人類對環境肆意的破壞，關鍵誘因在于人類過于強調自身價值，對生態價值及其相關的內容不重視甚至持否定態度。而這些又與長期以來價值觀念的模糊界定密不可分，將價值的定義為客體對主體的需求及滿足，即客體對人這一主體的用處。換言之，有價值的就是能切合主體需求、且對主體有益有用的，反之則是無價值的。這種理論將客觀事物的價值及價值大小，都歸結于主體需求及其實際有用性，這種價值衡量方式存在幾大不足之處。首先，用需要滿足和實際有用性對價值進行定性，必然導致功利與實用主義色彩的彌漫，人類會為了獲取更多的實用價值而對生態環境進行肆意的擭取，而絲毫不顧及生態環境本身的供給能力。其次，就滿足需要和實際有用性而言，主體的需求總在動態發展，主體本身也是具有差異性的，在人類還未形成普適性的需求標準之前，客體價值也很難建立一個公認的價值準則。從主體的多樣需求和客體的自身屬性來看，要獲得有益的東西，必存在一個有弊的東西。再者，就主體需要而言，也有遠近、長短、實際與潛在之分，滿足近期需要就會犧牲長遠需求，所獲得的價值也將是短暫的。而且對主體的滿足，不僅要考慮現當代人，更要考慮下代人、未來人的需求。立足于主客體關系，會將現實的價值等同于當代人需求，但若以此為標準，則是對價值動態性與歷史性的忽視，使得人類只關心眼前利益而忽視了長遠價值，重視本身本國利益而忽視別人別國利益，從而導致為實現所謂價值而對生態環境肆無忌憚地進行破壞。

從價值的關系范疇來看，價值產生于主客體的相互作用與活動中，主客體的價值也是相互依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強調以人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堅持人類是價值的形成的來源，將人類價值置于自然價值之上，脫離了人的需要，外界生態環境也將失去自身價值。這種只注重主體自身價值的理論，脫離了客體實際，實質上是一種虛無縹緲、子虛烏有的價值。另一方面，非人類主義者強調以生態為中心，認為生態自然及人以外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環境倫理學則把人類道德提升至生態層面，不僅強調人的價值，同時注重外界生物及生態價值，這種觀點相較于上述論點，更具哲學意義，更有利于人們理解價值關系。因此，就價值關系范疇而言，主客體是具有互補對等性的，不能片面的以任何一方為中心。

那么主客體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是傳統觀念中的滿足需要與實際有用性關系嗎？筆者認為，并非如此，既然價值為主客體關系范疇，那么主體價值的實現必須建立在承認客體價值基礎之上。這種主客體關系被稱為價值的協調性、互益性關系。其主要表現在，價值的定量是主客體的相互協調與相互得益，若主體有益，那么客體則無益，反之亦然。通常而言，主客體互益性與價值呈正相關。基于這種互益性關系，價值應依附存在于主客體之上，而價值的實現體現于主客體共同的獲益。人作為主體，要想在生態環境中獲取價值，就應承認并尊重生態環境的價值，否則，人類價值將無從談起。可以說，生態價值與人類主體價值存在相關性與一致性。從認識論角度出發，人類是有意識的存在物，而生態則是無意識的，更沒有追求價值的意識，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態環境的價值意義，因為生態環境是人類主體系統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支撐著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客觀系統，是幫助人類實現價值的基礎和前提，因此，重視生態價值猶如重視人類自身價值一樣重要。

二、生態價值對人類價值的影響

從主客體間的協調性、互益性來探究生態價值，便可明晰其與人類價值間的關系。生態價值指生態環境中的動植物、微生物與周遭環境的關系。而人也屬于生態環境中的存在物，所以，對人類價值的研究也應置于生態環境之中。對二者系統化的研究，將二者充分的結合起來，有助于揭示生態價值對人類價值的作用與意義。

（一）保障人類社會的有序生存與發展

生態系統作為人類生存、生產、生活的基礎環境，對人類生存發展起著基礎性和決定性價值的作用，是人類價值存在的基礎性條件。人類是生態環境長期作用下的產物，人類要想生存與生活，需從生態系統中源源不斷地獲得物質與能量，同時與生態系統之間進行循環式的物質能量輸入輸出，從而為自己的生存確定生物學意義，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項社會活動。所以，人是自然與社會屬性的集合體。生態既提供了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同時又為人類精神、道德、社會等提供發展空間。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存在，而這些人的肉體組織又制約著其與自然生態間的關系，歷史記載也應從這些自然對人類活動的影響變更出發。因而，不管人類多么偉大，也只是生態大系統中的子系統之一。人類的所有生產生活活動都應遵從、受制于整個生態系統。倘若生態環境被破壞，人類連最起碼的生存都會出現問題，又怎能進步發展。

（二）為人類提供經濟價值

人類經濟價值依賴于人類的實踐活動，通過發展生產力創造經濟價值。生產力本就是實在具體的內容，并非是抽象無形的概念。同時生產力本是由主客體組成的系統，而生態系統則是這個客觀系統的核心內容，直接影響著生產力的質與量，是生產力發展的先決條件和物質基礎。勞動對象是人類生產發展正常進行的客觀因素，勞動對象的好壞對生產力質與量同樣起著直接性的作用，而生態環境又是極為重要的勞動對象。因此，良好的生態環境對生產力的持續健康高效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是推動人類物質財富持續增長的關鍵所在。人類作為生態主體，在利用生態創造經濟價值時，也彰顯了自身價值。但是若在這一過程中打破了自身與生態間的平衡，勢必會受到生態環境的報復，生態所提供的經濟價值將不復存在，同時對人類健康也會造成嚴重影響。近年來的水污染、大氣污染等嚴重影響著人類的健康與正常生活，而且破壞后的生態系統很難還原，生態破壞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損失難以評估。

（二）為人類提供文化價值

人類對生態的改造與呵護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屬性，對生態系統的破壞無疑就是在糟蹋文化。文化在生態與社會的雙重環境的交互作用下產生，文學、藝術、哲學、科學、美學等既是社會意識內容，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會存在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反映，生態環境是文化發展的載體和源頭。良好的生態環境為人類提供健康優美的審美環境，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滌蕩人的心緒氣質，激發人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引領人類樹立積極健康的思想人格，是人類創造文化的源泉。因此，保護生態環境也是文化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

三、生態危機下的人類價值取向

生態危機持續加劇，已經成為威脅到整個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原因。生態問題究其本質是人的問題，由于人類肆意妄為的生存、生產、實踐方式，使得生態環境問題愈演愈烈，人類成為生態危機產生的源頭。鑒于此，人類應改變傳統價值觀，認真反思，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促進人、自然、社會的協調共存，和諧共處，以保障人類自身有序的生存發展。

在生態危機的大背景下，人類應明確主客體間的關系，充分尊重生態與人類價值，兼顧人類與生態之間的雙向價值與利益，保障二者間的和諧共榮。以可持續發展為契機，以生態價值為基礎，在追求現代人利益或價值的同時兼顧后代人的利益與價值，在追求本國人利益價值的同時兼顧別國利益價值，實現代際互益，保障人類生存的延續性。

全球性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了重重危機與挑戰。因此，我們應充分重視生態價值，正確處理好人、社會、自然，本國與別國、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價值關系，在環境哲學的視野下，正確認識生態價值、人類價值，樹立正確積極的人類價值取向，用科技的、理性的態度處理生態危機，創建生態文明、和諧發展的新時代。

參考文獻：

〔1〕余謀昌.環境哲學是生態文明的哲學基礎[J].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6，(4):48-51.

〔2〕莊穆.生態環境哲學之思:趨向、性質與意旨[J].哲學動態，2004，(5):17-20.

人的價值哲學范文2

關鍵詞：儒學；人文精神；道德理性；人類文明

在探討中國傳統文化時，儒學人文思想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根據儒學人文思想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特點，更多地看到其強調人的群體性和塑造理想人格的方面，卻忽略了它維護和發展個體的理性及人格尊嚴的一面。實際上，儒學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揚人文理性的哲學。儒學的這種品格是儒學思想長期發展的產物，它已經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和社會生活中積淀下來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而今，正確看待這一傳統，發掘儒學的這種文化內涵、道德倫理，對于推動現代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鑒此，本文試從政治哲學的視閾對儒學的人文理性及其當代價值進行解讀，并請教于方家。

（一）

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學問，強調人與人的關系，重視現實的人與人生問題是其最根本的特質。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更是注重探討人的本性、人的價值以及人的實現等問題。儒學的人文思想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中逐漸形成的。

儒學的人文思想奠基于孔子“仁”的學說。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論語》中出現最多，但其內涵總離不開“人”，如人性、人道、人生價值、人際關系等。孔子主張“愛人”，其基本要求是尊重人，他要求通過“敬”即人格的尊重來凸現人不同于物的人文本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孔子強調愛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則應以孝悌為基礎，從家庭敬愛父母兄長做起，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遠，以至于達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的廣大境地，由此定下了儒學重人文的基調。

孟子沿著孔子仁者愛人和能近取譬的思路向前推進人文思想。他強調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公孫丑上》），即人類的同情心，這就是“性善論”的內容和成人之道。他還把仁愛從人推及于萬物，進而發展為“仁政”學說。他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謂仁政。這樣，從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學人文思想便表現出一個深化的過程：它開始由一般的倫理要求，進一步提升為社會政治生活的準則。在孟子這里，儒學人文的價值取向已進一步趨向于定型。

重視人的價值和尊嚴，不僅是孔孟的主張，也是戰國至漢唐儒者的共識。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董仲舒也說：“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禮之所為興也。”（《春秋繁露·服制像》）萬物的存在，不過僅僅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人具有高于萬物的價值，“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春秋繁露·天地陰陽》）。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所生所養的萬物日臻完善，“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唐中期韓愈對孔孟的仁者愛人更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博愛之謂仁”（《原道》），可以說它是對孔孟泛愛說的人文思想的發展。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歷史時期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學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文化需要，從“天人感應”的角度，強調“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義》），從而將儒家倫理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孔孟儒學執著現實的人文思想路徑，也使得儒學被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但是，董仲舒所講的“天人感應”是一種被人格意志化的自然與人之間的感應關系，他所精微論證的“天”仍是為了說明和解決現實的“人”的問題。有學者指出，董仲舒神學化的儒學中所透露出的是“要求君王實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期望借助帝王推行儒家仁政以有助于人的實現這樣一種向往”，即便是其后興起的以名教與自然之辨為核心思想的魏晉玄學，也是“希望建構起一種無違于倫理名教，又能使每個人的自然之性得到充分伸展的理想模式”[1]67-68。雖然思維路向不同，但它們都是希望建立一種能盡量滿足人性發展需要的理想的社會秩序，體現了儒學在特定時空下對現實的社會和人生所作的理論探索。

魏晉以后，特別是隋唐時期，佛、道二教風行，其間雖有韓愈等人極力捍衛儒家道統的努力，但社會上下對神的膜拜趨向漸漸使人自身的價值變得模糊，儒學的人文原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于是，對人自身價值的重新確認，便歷史地提到理學的面前。從肯定人文價值出發，理學對仁的內涵作了更多的考察。如張載認為，宇宙是一個大家庭，天地如父母，養育萬物，人類如兒女，因而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要求愛一切人如愛同胞手足一樣，并進而擴大到“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他認為人的生命活動不僅有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意義，而且有調節人與自然界之間關系的超道德意義，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包含了人與宇宙、人與人的雙重和諧。這種“民胞物與”的觀念，上承韓愈的“博愛之謂仁”之說，再現了先秦儒學從親子倫常關系向外輻射的思路，同時又使儒家的仁道原則獲得了更為寬廣的內涵，強化了儒學的人文精神。王陽明對這一觀念也作過發揮：“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王文成公全書》卷2，《傳習錄中》）相對于先秦儒家較多地注重親親的基礎而言，宋儒和明儒則更多地由家庭關系的泛化即民胞物與，而將仁道原則引向天下之人，使儒學的人文精神進一步獲得了超越宗法親緣關系的意義。

（二）

儒學人文思想，起自先秦，歷經漢、魏晉、隋唐到宋元明清，延續不斷。仁的發展過程，也是儒學理性原則指導下的對人的本性、人的價值、人的實現等問題不斷深入探索的過程。重人文，尊理性，是儒學的一貫品質。這里的“理性”，不僅指狹義的認知領域的邏輯思維，而且也指一種本體意義上的道德理性及其與這種道德理性相貫通的實踐理性。道德理性是儒學理性的抽象形態，也可稱之為觀念性形態或理想形態，而實踐理性則是抽象的具體，或稱為道德理性主義的實踐。

具體而言，道德理性是指儒學追求理想人格的主體的精神力量，它是以主體對天道的認識和體悟為前提，是主體靠理性認識掌握了“道”與“義”而形成的。理想人格是具體的，而“道”則是超越的、永恒的。

轉貼于

作為一種本體意義的“道”，在先秦儒學里主要講的是“人道”，即做人的最高準則。孔子在《論語》中多次提到“道”、“天道”、“天命”等范疇，其真實的內容就是有相當普遍價值的道德倫理。后來孟子講“性善”，認為“盡心、盡性、知天”，人類善的內在本質可與天道相通，故《禮記·中庸》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在宋儒那里，“道”范疇又被進一步形上化為宇宙的本體，其“天理”的一面又被直接突出。由此可見，儒學中的“道”兼具道德仁義和道理即天理的雙重內涵，具有某種信仰色彩的超越層面。

儒學的道德理性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具體化為價值追求的目標和價值選擇的標準。孔子主張為仕應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道的價值高于一切，甚至“朝聞道，夕死可矣”。荀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提出了“道高于君”、“從道不從君”的命題，指責那些只知“從君”卻“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茍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者為“國賊”（《荀子·臣道》），主張儒者“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荀子·儒效》），儒者必須時刻以道自律，隨時保持道的獨立價值，從而也就保證了自己的獨立人格。

宋明理學家繼承了傳統儒學的弘道精神，并將其發展為以天理制約權勢的道德人文走向。關于這一點，明學家呂坤曾作過較為詳備的論述：“天地之間唯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之尊之又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既奪焉，而理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圣人之權也。帝王無圣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以恃以為存亡者也。”（《語·談道》）人世間惟理即道與勢最尊貴，其中理又尊于勢，并且勢之存在的合法性依據正在于理。而儒者的行為是應當遵循“理”這一最高準則的，故敢于且應當“任斯道之南面”而不屈于帝王之權勢。儒學雖然主張儒者應當入仕輔佐人君，但絕不贊成作為人君的馴服工具。所以，儒學所謂的“理想人格”并非是某種純然主觀的東西，因為它有客觀的基礎和來源，這客觀的基礎和來源就是天道。這是一種人的理性自覺，這種主體的精神力量，我們稱之為道德理性。

所謂實踐理性，是指主體修身養性過程中以理智引導情感的自制力量，是以道德理性為導向，以體現和實現天道為特征的理性具體。從根本上說，儒家的實踐理性，主要還是道德理性。為了論述方便，這里把“實踐理性”區分出來單獨論述，主要是為了分析儒家在理想人格概念中如何處理理性與非理性因素關系的問題。

中國儒學很早就探討了理性與、意志的關系問題。應當說，先秦儒學大都強調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要求培養知情意相結合的完美人格，孔子說：“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有了智慧、廉潔、勇敢和才藝，又用禮樂來美化，才是完善的人格；孟子講人的善的本質包括仁義禮智四端，并說“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孟子·盡心下》）；荀子也講“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荀子·勸學》），含有要求人格全面發展的意思。關于“志”，儒學也十分重視。孔子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孟子則有“士尚志”和“持志”之說。不過，孔孟均強調“志向”，注意的是意志的堅韌品格。宋明理學對“志”和“意”作了區分。張載曾指出：“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正蒙·中正》）明儒王夫之在注解《正蒙》時對此說作了進一步發揮：“意之所發或善或惡，因一時感動而成乎私；志則未有事而豫定者也。意發必見諸事，則非政刑所能正之；豫養于先，使其志馴習乎正，悅而安焉。則志定而意不純，亦自覺而思改矣。”（《張子正蒙注·中正篇》)“志”是預定者，與“天下之公是”即天道、天理相聯系，故為“公”；意即意見、動機，因一時的感動而產生，與個體的內在需求相聯系，所以是“私”的。王夫之注意到“意”之所發有自主性特點，非政刑所能正之，故強調“教者尤以正志為本”，“志正而后可治其意”，而反對“無志而唯意之所為”，亦在其理想人格中貫徹了理性主義和自覺原則，而否定了意志的自由選擇功能。這一點與先秦儒學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

可見，無論是先秦儒家還是宋明理學，在追求理想人格，體現和實現天道的過程中，都注重突出理性的價值和地位，而壓制和排斥作為理想人格精神主體的非理性層面，進而逐步凸顯了儒學的理性原則。

如果說道德理性表現為道德意識的自我認識和本體意義上的理想狀態，那么實踐理性則主要表現為實踐經驗的內心體驗。二者在它們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天道的匯合處達到一致，是知與行、理想與理性的統一，是“抽象”和“具體”、超越性和內在性的統一。正是這種理性精神使儒學擯棄了宗教神秘的玄想和狂熱，使人們在日常倫理生活中以理智來引導情感，從而使儒學成為現實主義的人生哲學。中國歷史上始終沒有出現歐洲中世紀那樣的神權統治人間的宗教化時期，實根源于儒學重人文、尊理性的價值取向。

（三）

如上所述，儒學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主體自覺精神的強調，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視，都有其獨到之處。固然，儒學在歷史上曾經被賦予了神學形式并不斷得到政治上的強化，因而使得它的一些主要內容被異化為強制人們接受與遵守的道德戒命和外在規范，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儒學主體的理性自覺和自由選擇，禁錮了人們的思想，維護了封建統治，扭曲了儒學注重人文的哲學形象。但是，由于儒學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宗法血緣關系的倫理思想，其基本信仰是“仁”、“禮”、“孝悌”。更何況，儒學士大夫們不惜經受風險與磨難，在千錘百煉中極力尋求適合現世的儒學本身的發展途徑與形式，這一過程實際又進一步弘揚了儒學人文主義的道德氣質和理性精神。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儒學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而解體。現代社會已經改變了傳統儒學賴以存在與生長的社會土壤，其存在形態與社會地位都隨之發生了變化。此后，儒學則是作為歷史文化遺產被研究、改造與利用。今天我們研究儒學，就是為了從傳統儒學遺產中批判地吸收可取的、有益的思想資料，以重建人類新的精神文明。

特別應當指出，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具有二重性質，它既體現了進步與發展的歷史趨勢，又往往蘊含著負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業社會已越來越嚴重地顯露出來。由于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人被物化，道德失衡的現象十分嚴重。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蹈襲西方產業化道路之后，盲目地追求物質利益，因之導致了利益關系上的個體化趨向，個體原則空前突出。個體原則的注重誠然為主體創造性的發揮、個性的多樣化，及競爭機制的引入等提供了活動空間，但由此而過分地劃定個人權利界線，并以無情的競爭作為實現個體權力的方式，卻很容易導向個人主義乃至利己主義。個人主義與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與人之間只有契約、業務及競爭的關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的聯系紐帶，其結果即是人際關系的疏離、淡漠，乃至緊張、沖突。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一項調查表明：當代歐洲“十分之六的人認為，就他們所經歷的十多年的經驗而言，人們很少愿意彼此幫助。這是人們不相信他人的原因。一半以上的歐洲人表示，當他們同他人打交道時，從來都相當謹慎。”[2]125這種心態，正是植根于冷淡、緊張的現實人倫。相對于此，中國傳統儒學偏重于道德人倫范圍，即使是作為政治化儒學所倡導的帶有封建性的“三綱五常”，也多少體現出對道德作用和協調人際關系的重視。儒學這種重視人倫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價值取向，正有助于引導人體認自身的內在價值，避免一味向外逐利，并進而拒斥人的商品化。現代社會，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使人類的利益越來越趨向于一致性，一利俱利，一毀俱毀。人類越來越多地面臨著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的矛盾、小集團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的矛盾。如果只追求個體利益、小集團利益的滿足，那么，人類將有可能走向自我的毀滅。所以，我們應該借鑒儒學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弘揚儒學的人文理性精神，從我做起，修身養性，立人、達人，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積極有效地防止異化，克服異化，使人們在理性情感上走出自我封閉的樊籬，走向寬容、和諧，使人們真正生活在仁愛的環境氛圍和理性情感之中。

但是，在現在乃至未來，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態環境并不容樂觀。現代文明的基本進路是征服與利用自然，它不斷地打破人與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斷實現對自然的支配。這種原則雖然拒斥了對自然的宿命態度，為改造、利用自然奠定了價值觀的基礎，然而，它同時也引發了對自然的片面占有，由此造成了天人之間的緊張和隨之而來的生態危機：資源的日益枯竭，環境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某些物種的滅絕等等。這種全球性的問題使人類面臨嚴重困境。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憂心忡忡地指出：“一種不停頓的殺戮生機勃勃事物的行為最終將導致全面性的破壞。”[3]121這并非危言聳聽。事實上，天人之間的失衡，在今天確實使人類的存在受到了威脅。為此，人類必須以理性的自覺控制自己的活動，做到既合理地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又能夠積極地保護和建設人類生存環境。

儒學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其人文精神也以自覺追求人的天性到德性的完滿為歸宿，這種道德理性主義無疑有助于抑制對自然對象的支配和征服意識，特別是宋明理學那種萬物一體的天人觀，確乎表現了一種博大的胸懷，超越了實際造成現代生存危機的狹隘的人類中心論。這既不同于西方文化傳統注重人與自然的區分與對抗的思想，又不同于道家“無為”的自然觀和佛教“一切皆空”、“無我”出世的虛幻主張，它堅持“盡性知天”、“生物成物”、“為天地立心”等，流露出強烈的宇宙意識、生態情感、人類責任心和積極入世的精神，對于合理地調整天人之間的平衡，同時又在總體上不斷重建天與人的統一，確實可以成為一種內在的范導原則。

人類文明是全人類自古以來共同創造的文化成果，當今整合與重建人類文明仍是全人類所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東西方各種不同的文化、信仰各異的多種宗教等等都會在整合與重建人類文明中做出自己的貢獻。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共創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既表現出驚人相似的共同價值、共同理想，又各有自己對人生終極關懷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因而應該創造條件使不同文化展開對話，相互協調，以討論發展一種“普世倫理”， “這種倫理必須是全球性的，只有某種西方人的共同倫理，或非洲人的共同倫理，或亞洲人的共同倫理等等，那肯定是不夠的”[4]141-142。這是全人類的創新性文化活動，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需要，是人類為解決生態環境危機的生命呼喚，也是為了實現社會現代化或后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道德危機所凸顯出來的歷史重任。歷史在革新中運動，文化在創造中發展。中國儒學的優秀文化遺產，必然在參與解決全球性的倫理問題上，在人類智慧的創造與積累中被更新的文化所吸取和弘揚，因為它有濃厚的人文理性追求，鮮明的道德倫理價值，易于溝通東西方文化，因而有更多的普世性和超越性，必將在人類未來的文化發展過程中做出特殊的歷史性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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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讓·斯托策爾.當代歐洲人的價值觀念[M].陸象淦，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人的價值哲學范文3

摘 要 目的：觀察家庭醫生責任制服務對高血壓病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方法：虹口區四川北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責任制服務簽約的148名高血壓病患者，采用問卷進行調查。結果：在家庭醫生責任制服務后，高血壓病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生理功能、心理/精神、社會關系、治療4個維度評分均較簽約前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實施家庭醫生責任制有利于改善高血壓病患者的生活質量。

 

關鍵詞 家庭醫生責任制 高血壓病 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R197.1/R54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33（2013）12-0050-02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doctor

system service on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LIU Deqi， SHI Tingzhang， WU Ping

（Sichuanbeil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200080， China）

 

高血壓作為一種疾病，不僅危害健康，更是腦卒中、心臟病及腎臟疾病等致死、致殘性疾病最重要的危險因素[1]。高血壓病患者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血壓，更多的是高血壓帶來的身體、心理、生活各方面的相關問題，與基本醫療的服務模式也有密切的聯系。為探討家庭醫生制度對高血壓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我們對社區高血壓患者在家庭醫生簽約前后的生活質量進行對比分析，報告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2012年7月試簽約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高血壓病患者，根據自愿原則和對身體狀況和服務體驗有獨立判斷能力者，共入選148人。

1.2 方法

1.2.1 測評工具

參照糖尿病患者生存質量特異性量表（diabetes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scale，DSQL），根據高血壓病特點進行修改。共有4個維度，22個條目，包括：①生理功能（7個條目） 了解高血壓引起的軀體不適情況、疾病對感官功能的影響以及并發癥的影響；②心理/精神（8個條目） 了解高血壓對患者心理總的影響、患者的不良心理問題以及對治療疾病的信心；③社會關系（4個條目） 了解高血壓對人際關系的損害程度，對經濟、社會和家庭地位的影響；④治療（3個條目） 了解患者對治療的滿意度、藥物不良反應的影響以及生活方式的影響情況。每道題評分從1分至5分：1分代表無影響或擔憂，總體滿意；5分則表示影響很大，從不滿意；得分越低說明糖尿病對其生活影響越小，生存質量越好。

 

由經過培訓的護士擔任調查員，在提供家庭醫生責任制服務前及提供服務8個月后分別對入選對象進行面對面調查，兩次分別回收有效問卷量表148份，回收率為100.00%。

 

1.2.2 家庭醫生服務的內容

①建立健康檔案 入選的患者均建立健康檔案，進行動態管理，記錄就診情況；②預約門診 簽約患者可預約門診，方便就醫；③上門診療 行動不便者，責任醫生隨叫隨到，提供上門服務；④轉診 責任醫生診療后，認為需進一步診治者，責任醫生聯系轉至上一級醫院；⑤慢病管理 定期隨訪，記錄病情變化；⑥健康宣教 定期發放宣教資料，對個體進行有針對性的健康指導；⑦咨詢服務 患者有任何疑問可隨時咨詢責任家庭醫生。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148人中男69人（46.62%），女79人（53.38%）；高血壓病分級：1級106人（71.62%），2級34人（22.97%），3級8人（占5.41%）。在家庭醫生責任制服務過程中，提供預約門診960余人次，上門診療350余人次，雙向轉診13人次，接受電話咨詢300余人次，滿足了患者的基本醫療需求，血壓控制率為97.30%。

 

2.2 患者生活質量及各維度前后對比

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生理功能維度、心理/精神維度、社會關系維度、治療維度，在提供家庭醫生責任制服務后的得分較服務前明顯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3 討論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生活質量定義為：個體根據其所處的文化背景、價值系統對自身生活的主觀感受，它受個體的目標、期望值、標準和個體的關注點等因素的影響[2]。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壓的發病率越來越高，與此同時，患者對自身健康也日趨關注，高血壓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容小覷。

 

從此次的調查中可以看出，高血壓病患者接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供的家庭醫生責任制服務8個月后，生理功能、心理/精神、社會關系、治療以及總的生活質量都得到了改善。

 

家庭醫生責任制服務，即是由家庭醫生負責對一定數量的人群開展疾病管理和健康管理[3]。本中心的家庭醫生為高血壓病患者建立疾病相關信息檔案，隨時掌握患者的病情，根據患者血壓水平的變化，適時調整藥物及其用法用量，血壓控制率達97.30%，從而明顯減輕了患者的軀體不適癥狀。同時，醫生還跟進對患者的健康指導，幫助患者正確認識疾病本身及疾病對生活的影響，讓患者客觀看待疾病，解決疾病為患者帶來的心理問題，進而減少疾病對患者造成的心理/精神影響及社會關系的損害。在家庭醫生提供責任制服務的過程中，醫生與患者的關系更加融洽，形成了良好的醫患溝通方式，患者更加信賴醫生，治療的滿意度也明顯提高。在本次調查中，家庭醫生提供的預約門診、上門診療、電話咨詢等服務滿足了高血壓病患者的基本醫療需求。

 

家庭醫生責任制改善了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提高了醫療服務水平，讓患者病有所醫、就醫方便，滿足了社區居民的需求。同時家庭醫生對患者的疾病實行全程管理，患者的病情變化也可以隨時掌握，有利于疾病的轉歸。在家庭醫生與患者的互動模式中，患者對疾病的認識更加客觀，對治療的依從性也更加良好，當然生活質量也就能夠得到改善。

 

開展家庭醫生制服務是落實醫改政策，也是承擔居民健康“守門人”職責的現實要求[4]。隨著醫療改革的深化，家庭醫生必將成為居民健康的守門人，不斷提升社區居民的健康素質，不斷提高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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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instrument[R]. General： WHO， 1993：1-8.

 

[3] 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EB/OL]. [2011-05-14]. http：//sh.eastday.com/qtmt/20110316/u1a864679.html.

人的價值哲學范文4

【關鍵詞】 臍動脈收縮舒張比值；彩色多普勒；妊娠高血壓綜合征

Abst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onitoring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syndrome(PIH) and predicting the condition of fetal in perinatal period by measuring fatal blood flow velocity kinetic indices of fetal umbilical artery with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Methods: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fetal umbilical artery in 126 PIH and 50 normal controls was measured with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and systolic/diastolic(S/D) and pulsitive index(PI) were examined.Results: the S/D and PI in PI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D and PI in those with 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IUGR)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ose without IUGR.at the same time S/D in perinatal period fetal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one.Conclusion: S/D and PI in PIH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group.So to study the fetal umbilical artery blood flow is very important in evaluating placenta and in calculating foetus.

Key words The ratio of umbilical artery systole to diastole；Color doppler flow image；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syndrome

妊娠期高血壓是導致圍產兒預后差、圍產兒疾病以及死亡的主要原因。由于病因和發病機制至今尚未清楚，臨床上缺乏有效的治療措施，目前主要以對癥治療和終止妊娠為主，這常常導致部分病情嚴重的患兒臨床療效差，增加圍產兒風險。本文通過應用彩色多普勒檢測126例妊高征孕婦臍動脈血流動力學參數并加以分析，探討臍動脈血流參數在了解胎盤功能以及預測圍產兒預后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以2003年9月至2006年10月在內蒙古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分娩的126例妊高征(PIN)孕婦為觀察對象，其中伴有宮內發育遲緩（IUGR）者40例，不伴有IUGR者86例。隨機抽取50例在內蒙古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分娩的正常孕婦做對照組。妊高征孕婦年齡23～39歲，平均28.6歲，孕周32～42周，平均38周；對照組孕婦年齡21～36歲，平均26.9歲，孕周32～41周，平均36.4周。兩組年齡、孕周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檢查距分娩日期3周時進行，每周一次，取平均值，并將126例妊高征者分成2組，S/D＜3者80例為A組，S/D≥3者46例為B組。

1.2 研究方法 采用GE公司Vivid 7超聲儀，對胎兒臍血流進行檢測，探頭頻率3.5MHz，取樣容積小于2mm，取樣線與血管走行之間的夾角小于60°，在獲得連續5個以上滿意血流頻譜時凍結圖像，測得胎兒臍動脈收縮末期最大血流速度和舒張末期最大血流速度之比S/D和搏動指數（PI）。

1.3 診斷標準 妊高征（PIH）、胎兒宮內發育遲緩（IUGR）、胎兒宮內窘迫診斷標準見周永昌主編的《超聲醫學》［1］。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軟件包進行t檢驗、χ2檢驗以及確切概率法處理數據。

2 結果

2.1 三組間臍動脈血流參數的比較 伴有IUGR和不伴有IUGR的PIH組S/D值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PIH不伴有IUGR與PIH伴有IUGR以及對照組臍動脈血流S/D、PI參數的比較（略）

*與對照組比較P

2.2 PIH組S/D值與圍產兒預后的關系 常見的圍產兒不良預后疾患IUGR、胎兒宮內窘迫、Apgar≤7分和低體重兒等S/D值，A、B兩組相比有顯著性差異。見表2。

表2 PIH組S/D值與圍產兒預后的關系（略）

*與A組比較P

3 討論

正常妊娠時，隨著胚胎的發育，胎盤絨毛分支及其內三級絨毛小動脈的數量和管徑均增大，血流灌注增加［2］，臍動脈血流舒張末期流速增加更快，故S/D逐漸下降，對照組在32周以后，S/D值為2.21±0.31就說明了這一點。而PIN時，尤其重度PIN時，滋養細胞和胚胎的種植較淺，子宮肌層和蛻膜其它部分血管都發生急性動脈硬化，組織學可見絨毛毛細血管周圍大量蛋白沉積，局灶性絨毛壞死、梗塞且有胎盤絨毛小動脈痙攣、水腫等，因而使其管腔直徑縮小到正常妊娠時的一半，胎盤循環阻抗極度增高，使臍動脈舒張末期血流急劇減慢、停滯甚至返流時，S/D升高，有的為無限大，這必然使胎盤供血不足，影響胎兒的生長發育，嚴重者出現IUGR。PIN組中，隨著妊高征升級，S/D逐漸增大，妊高征與對照組S/D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正常妊娠時，隨著孕周增加，三級絨毛及其中細小動脈數也逐漸增多，胎盤血管阻抗降低，S/D和PI值也隨之下降［3］，文獻報道，臍血流增加或減少更多地依賴胎盤血管阻抗大小［4］，絨毛小動脈是阻抗的來源，當絨毛小動脈管徑有微小改變時，循環阻抗即有明顯增大，同時血流灌注量大大減少，胎盤功能減退，胎兒處于慢性缺氧狀態，圍產兒預后不良。妊高征時由于胎盤絨毛血管痙攣、水腫、血管狹窄，阻力增大，臍動脈舒張末期血流減少，胎盤功能減低，從而導致IUGR和胎兒宮內窘迫的發生［5］，同時妊高征時血液濃縮，導致微循環障礙，使胎盤組織缺血、缺氧甚至出現局部出血、壞死、梗塞使胎盤循環障礙［6］，胎兒臍血流阻力升高，因此妊高征時胎兒臍動脈血流阻力指標隨孕周增加而逐漸升高［7］。本組研究表明PIH組的S/D、PI值明顯高于正常妊娠對照組（P

參考文獻

［1］ 周永昌.超聲醫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8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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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價值哲學范文5

[中圖分類號] R4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4062（2017）09（a）-0107-02

Evaluation on Effect of Individual Nursing on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Complication and Gestation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YU Yan-qio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Jinji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Jinjiang， Fujian Province， 36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nursing on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complication and gestation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thods 6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4 to June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cases in each，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individual nursing， and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and gestational outcom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and observ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FPG， 2 hPBG， HbA1c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natural delivery rate of 30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ht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53.33% vs 23.33%）， and the advanced abortion， premature， and cesarean section rate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Individual nursing；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Blood glucose control； Complication； Gestational outcome

在臨床上妊娠糖尿病是一?N內合并癥，會導致孕婦在妊娠期間增加相關并發癥，影響孕婦妊娠，危害孕婦與胎兒健康[1-3]。據報道稱妊娠糖尿病的發病率不斷增加，畸形胎兒發生率與巨大胎兒發生率也在不斷增加，同時還會增加圍生兒死亡率。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治療和預防妊娠糖尿病。臨床研究表明，在妊娠糖尿病的臨床治療中，通常采用藥物治療和飲食控制的方式開展治療。據報道稱，有效的護理能夠控制妊娠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隨著醫療水平與護理服務質量的不斷提升，個性化護理逐漸應用于妊娠糖尿病的臨床護理中，護理效果理想。該次研究收集2014年6月―2016年6月期間該院收治的妊娠糖尿病患者60例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分析了個性化護理對妊娠糖尿病者血糖控制、并發癥及妊娠結局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該院收治的妊娠糖尿病患者60例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對照組孕婦年齡為24～34歲，初產婦17例，經產婦13例；觀察組孕婦年齡為25～35歲，初產婦18例，經產婦12例；兩組孕婦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接受常規護理，包括：簡單的健康宣教、密切監測體征等[4-7]。觀察組接受個性化護理，主要包括：①飲食干預，控制妊娠糖尿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飲食控制，護理人員要對孕婦進行飲食干預，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攝入，防止餐后高血糖。②運動干預，根據孕婦情況為孕婦制定運動計劃，避免劇烈運動，通常在餐后30 min散步30 min[8-10]。③并發癥護理，妊娠糖尿病者容易感染并發癥，護理人員要指導孕婦保持個人衛生，防止感染。

1.3 評價指標

觀察記錄兩組孕婦干預后的血糖水平、并發癥發生情況以及妊娠結局。

1.4 統計方法

使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量資料用（x±s）表示，計數資料用[n（%）]表示，t用以檢驗計量資料，χ2用以檢驗計數資料，P

2 結果

2.1 血糖水平控制

觀察組孕婦干預后的FPG、2 hPBG、HbA1c水平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孕婦妊娠并發癥

對照組孕婦并發癥發生率明顯高于觀察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妊娠結局

觀察組30例孕婦的自然分娩率（53.33%）明顯高于對照組（23.33%），晚期流產、早產以及剖宮產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臨床研究表明，對早期確診的妊娠糖尿病患者進行有效的護理干預能夠有效的控制其血糖水平，影響妊娠結局[11]。個性化護理中的飲食護理干預能夠控制患者飲食，將患者的體重增長控制在合理范圍內。運動干預能夠有效的降低血清胰島素水平，同時還能夠對患者的糖耐受情況進行改善，并發癥護理，能夠有效的降低并發癥的發生率，降低妊娠風險。因此，個性化護理效果十分顯著。

人的價值哲學范文6

【關鍵詞】 胎兒宮內窘迫；妊娠期高血壓；應用價值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2.020

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發生在臨產期， 其主要為胎盤血氧交換減少， 母胎間營養供給不足， 臨床表現為蛋白尿、高血壓、水腫， 是妊娠期專有的疾病之一[1]。臨床上， 胎兒宮內窘迫是導致圍產兒死亡最重要的原因[2]。伴隨醫學的不斷進步， 胎兒宮內窘迫已能在早期夠檢查出來， 彩色多普勒超聲被應用于早期胎兒窘迫， 效果良好。作者研究了彩色多普勒超聲在診斷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患者胎兒宮內窘迫中的臨床價值，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5月～2015年8月在本院進行檢查的100例健康孕婦作為對照組， 另以同期在本院進行檢查的患有高血壓疾病且胎兒宮內窘迫的100例患者作為觀察組。對照組年齡22～34歲， 平均年齡（25.4±11.5）歲；孕周37～40周， 平均孕周（38.7±1.2）周。對照組所選孕婦均為單胎、月經規律、妊娠期的各項檢查記錄完好。觀察組年齡22～34歲， 平均年齡（26.4±11.2）歲；孕周38～41周， 平均孕周（39.0±1.3）周。觀察組患者中無雙胞胎等情況， 且其他情況亦正常。兩組研究對象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方法 應用美國GE公司 VOLUSON E8型超聲診斷儀。使用二維超聲定位臍帶位置， 選取最靠近胎盤的臍動脈，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進行診斷， 取樣的容積為2 mm×2 mm， 逐漸調整脈沖多普勒取樣線， 使其和血管的夾角在30°以內就能獲取血流頻譜圖， 在獲取穩定又連續的標準波后固定圖像， 儀器自帶的程序功能會測量RI、PI及S/D。在脫機上處理數據和圖譜。保證行多普勒檢查的為同一醫生， 以保證測試結果的準確性。

1. 3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胎兒大腦中動脈、臍動脈和腎動脈RI、PI及S/D， 并于新生兒出生后1 min， 評價羊水污染狀況、嬰兒胎心率、阿氏評分及新生兒異常情況， 新生兒1 min阿氏評分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胎兒的大腦中動脈、臍動脈和腎動脈RI、PI及S/D比較 觀察組臍動脈和腎動脈S/D、RI、PI均高于對照組（P

2. 2 兩組新生兒相關指標比較 觀察組新生兒1 min阿氏評分

3 討論

孕婦由于患高血壓， 體內的微小動脈血管供血量不足， 會影響胎兒的發育， 導致胎心出現變化[3]。特別是胎兒在缺氧嚴重時， 胎動活躍異常， 此時應當考慮是胎兒宮內窘迫所致。彩色多普勒超聲可以從血流得動力學方向對患高血壓的孕婦胎兒宮內窘迫做出正確、及時的判斷。胎兒的臍動脈S/D比值可表現胎盤的功能現狀及胎兒的血流情況， 隨著孕周增加， 胎盤內的血液灌注量會慢慢增加， 則S/D比值隨之減少。特別是在妊娠晚期， 若臍動脈S/D比值>3.0， 則胎兒可能已缺氧[4]。正常的胎兒其大腦中動脈的PI、RI和S/D會逐漸下降。但若是出現胎兒宮內缺氧， 母體會調節， 使腦、心等的血流量增加， 故胎兒宮內窘迫的大腦中動脈PI、RI和S/D均較正常妊娠胎兒高。胎兒腎動脈的PI、RI和S/D可以用來監測體循環阻力。若胎兒在宮內出現窘迫時， 則其腎血管的血流量會減少， 阻力則隨之相應增加， 這會減少腎小球的濾過率， 使得尿量減少， 羊水減少， 從而使胎兒缺氧更為嚴重。所以， 腎動脈的血流量也可用于監測胎兒宮內早期的窘迫。本文使用彩色多普勒超聲來監測大腦中動脈、胎兒臍動脈和腎動脈RI、PI和S/D， 可較準確地檢測出發生宮內窘迫的胎兒， 對確定分娩時機、挽救胎兒均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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