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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中的哲學思想范文1

關鍵詞：交際翻譯；孫子兵法；軍事文化

作者簡介：吳海燕（1986-），女，江蘇南京人，理工大學外訓系，助教。（江蘇 南京 210042）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16-0231-02

軍事著作作為宣揚一國軍事理論，展現一國軍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已被廣大學者所學習。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一大批軍事著作，更是老一輩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軍事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孫子兵法》在國內外享有盛譽，被世界各國公認為是最富哲理性和具有深遠影響的兵法。然而，如何通過翻譯工作傳播這些寶貴的軍事思想和文化？運用何種翻譯策略能最大程度保留原著作的思想精髓，不僅保留源文特色又使目標語讀者感受中國的特色軍事文化？這些都是翻譯工作者亟待研究和挖掘的問題。

一、《孫子兵法》翻譯現狀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掀起了“孫子熱”，也出現了眾多的《孫子兵法》英譯本，國內外學者對《孫子兵法》的英譯研究也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景象。現今已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在世界上廣為流傳，其中英譯本就有至少十余種。

“它不僅內容博大精深，說理透辟，而且在語言的運用上也十分講究，行文簡潔明快，讀起來瑯瑯上口，鏗鏘有力。”[1]著名翻譯家袁士檳也曾表示：“《孫子兵法》在世界軍事史上久負盛名，被西方推崇為‘兵學圣典’”。然而要將一部在理論上和文字上都很有特色的軍事著作譯成外文，讓外國人讀起來也有中國讀者同樣的感受，是一件很不容易辦到的事情。

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化，從深層次上更意味著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變通。通過翻譯中語言轉換的過程，讓不同語言文化的人們在知識、思想、情感上得以交流。奈達表示“對翻譯而言，掌握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重要”；[2]“翻譯意味著交際，而這過程中則依賴于人們如何通過聽和看到的翻譯”。[3]《孫子兵法》是孫吳對自己軍事生涯以及前人軍事思想經驗的總結，蘊含了大量的軍事戰略精華，體現了他的軍事戰略思想和中國傳統軍事文化。因此，在著作翻譯中如何保留源文中的文化含義，傳播源文化是翻譯時所要重點把握的地方。

在諸多英譯本中，本文選取目前使用較多的袁士檳[6]（以下簡稱“袁譯”）和林戊蓀[7]（以下簡稱“林譯”）《孫子兵法》英譯本作為對象，基于交際翻譯視角，節選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強調孫子軍事思想和辯證哲學思想的語句進行比較，探索更適合目標語讀者思維的譯本，從而達到傳播軍事文化思想的目的。

二、交際翻譯與語義翻譯理論

交際翻譯是紐馬克提出的兩個翻譯模式之一。紐馬克（Peter Newmark）在1981年出版的《翻譯方法》一書中首次提出了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兩個概念。“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是一般性翻譯理論的主要觀點。”[4]語義翻譯以源文本為基礎，盡量保持源語言特點和源語言文本的表達方式，然后組織形成目標文本，與源文本非常接近，從而重現作者的語義意義。這樣可以讓讀者更加了解源文本。[4]交際翻譯則是以目標語讀者作為中心，其目的是“努力使譯文對目標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與原文對源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相同”。[5]這種翻譯模式忠于讀者，便于讀者接受。它主張根據不同的文本使用不同的翻譯方法。

交際翻譯的關鍵是傳遞信息，讓讀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動，為目標語讀者“量體裁衣”，發揮了語言傳達信息以及產生效果的功能。在進行交際翻譯前，深入分析了解源文的特征是幫助譯者采取翻譯策略從而達到效果對等，實現跨文化交際的目的。《孫子兵法》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最有價值的軍事典籍，該書總結了春秋時代的戰爭經驗，強調“慎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等軍事思想，解釋出戰爭的本質和一些重要規律，對后世的政治、軍事、哲學思想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巨大影響。因此，軍事思想文化的解讀和傳播是該典籍的精髓，在翻譯時需最大程度上展現。《孫子兵法》的軍事文化特性可大致歸納為軍事思想和辯證哲學思想的傳播。

三、交際翻譯在《孫子兵法》中的運用

1.重戰、慎戰、備戰的軍事思想

例1：“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計篇》

孫子說：戰爭是國家的大事，是軍隊生死的所在，國家存亡的途徑，不能不認真考察。

袁譯：War is a matter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te；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the road either to survival or to ruin. Hence，it is imperative that it be studied thoroughly.——《Estimates》

林譯：War is a matter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te，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the road to survival or ruin. Hence，it is a subject which calls for careful study. ——《Making Assessments》

“不可不察也”這一雙重否定的表達表示充分肯定，袁譯使用“imperative”一詞表示勢在必行、必要的，語氣與源文相符；而林譯則使用“call for”，表示要求、需要，語氣稍弱。此外，《計篇》的翻譯袁譯直譯為“Estimate”，表示預測、謀算的含義；而林譯則使用“Making assessment”這一動賓詞組來表示，更具有動作性。

例2：“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

孫子說：國家亡了就不能賦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所以，明智的國君要慎重，賢良的將帥要警惕。

袁譯：A state that has perished cannot be restored，nor can the dead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Therefore，the enlightened ruler is prudent and the good general is warned against rash action.——《Attack by Fire》

林譯：A state which has perished cannot be restored，nor can the dead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Therefore，the enlightened sovereign approaches the question of war with utmost caution and the good commander warns himself against rash action.——《Attacking by Fire》

“明君”、“良將”的翻譯袁譯使用“enlightened ruler”及“good general”是對源文國君、將領的直譯；而林譯則使用“enlightened sovereign”及“good commander”這兩個照顧西方讀者思維的交際翻譯的方法，向讀者傳達本句的內涵。

例3：備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

孫子說：用兵的法則，不要寄望于敵人不來，而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準備；不要寄望于敵人不進攻，而要依靠自己擁有力量使敵人無法進攻。

袁譯：It is a doctrine of war not to assume the enemy will not come but rather to rely on one’s readiness to meet him，and not to presume that he will not attack but rather to make oneself invincible. ——《The Nine Variables》

林譯：It is a rule in war that you must not count on the enemy not coming，but always be ready for him； that you must not count on the enemy not attacking，but make yourself so strong that you are invincible.——《Varying he Tactics（jiu bian）》

袁譯對法則的翻譯使用了“doctrine”一詞，而林譯則使用了大眾常用的“rule”一詞，考慮了目標語讀者的理解能力。此外，兩譯者對《九變》的翻譯大有不同，袁譯直接通過直譯的方式將其譯為”The Nine Variables“，這樣模糊的翻譯顯然沒有將源文含義表達出來，讀者會感到陌生；而林譯則是在深入理解語義后利用交際翻譯方法將其譯為“Varying he Tactics”，并結合拼音的方式向讀者傳達源文的含義。

2.辯證哲學思想

例4：“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虛實篇》

孫子說：五行沒有哪一個固定獨勝，四季沒有哪一個固定不變，白晝有短有長，月亮有缺有圓。

袁譯：Of the five elements（water，fire，metal，wood，and earth），none is always predominant； of the four seasons，none lasts forever； of the days，some are long and some short，and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 This is also the law of employing troops. ——《Void and Actuality》

林譯：None of the five elements of nature（wuxing 五行）is ever predominant，and none of the four seasons lasts forever. Some days are longer and some shorter.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Weakness and Strengths》

袁譯翻譯“五行”時運用了直譯加解釋說明的方法，并在譯文中明確指出是哪五行；而林譯則使用了腳注的方法并在翻譯后進行進一步的解釋說明，“wuxing，a terminology first used by philosophers of the yin-yang school to characterize the universe……”。如果只運用英語中文化接近的表達來翻譯，那么源文中文化特性可能會流失，為了準確闡述源文中的文化含義，林譯采用了直譯、腳注、與拼音結合的方式，全面的傳達并保留了源文文化內涵。此外，“虛實”表示弱勢和優勢的意思，漢語中是一對反義詞，在翻譯時應保留其原有特性，林譯用了“weakness”和“strengths”這一對互為反義的英文詞語表達；而袁譯則就字面意思直譯為“void”（空虛）和“actuality”（現實），這明顯沒有將源文中的文化內涵及深層含義表達出來。

四、結束語

從以上《孫子兵法》兩英譯本的比較中不難發現，袁譯大部分采用了語義翻譯的策略，而林譯則運用了交際翻譯結合腳注、解釋說明等方式進行。著作的翻譯在做到忠實于原作的基礎上更要保留和傳達源文的文化特征。語義翻譯要求忠實于原作，但也不能忽視向目標語讀者傳達原文的信息。由于著作翻譯的特殊性在于向目標語讀者傳遞信息并使譯文對目標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與源文對源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相同，譯文的成功與否在于讀者的反應和精神認同。

翻譯是一門跨文化交際的活動，這一活動不僅要譯出源文的內容和思想，更要傳達源語有的文化特質。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軍事著作翻譯是對外介紹中國軍事思想，傳播軍事文化的有效途徑。通過分析對兩英譯本《孫子兵法》中重點語句的翻譯，可發現交際翻譯在著作翻譯中是一個可用又有效的策略，在介紹中國文學、傳播思想文化方面作用顯著。然而翻譯中有時也不能孤立地使用一種方法，常常原作的某些部分用交際翻譯，其余部分用語義翻譯，二者結合使用，只是側重和所用語境不同而已。

參考文獻：

[1]鮑世修.形神兼備，功力不凡——讀林戊蓀譯孫子兵法[J].中國翻譯，1996，（3）.

[2]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22，39.

[5]Newmark Peter.A textbook of 2001.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孫子兵法中的哲學思想范文2

【關鍵詞】傳統武術;價值;價值觀

On the Values Embodi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YANG Ying-yi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Henan)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value, exercising value, moral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wushu, the author hopes to make som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wushu.

【Keywords】 tradition wushu, value, values

中華武術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一朵奇葩,它深深地根植于中華民族文化的沃土里,是中華民族一項優秀寶貴的文化遺產。〔1〕武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技擊動作為主要內容,以套路和格斗為運動形式,注重內外兼修的中國傳統體育項目。“武術”一詞最早見于南朝《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中。武術強烈地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武術的運動形式分為套路運動和格斗運動兩大部分,武術的拳理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武術之道體現了傳統的倫理觀念;武術的基本理論和中國傳統醫學、養生學密切相關。

中國傳統武術具有哪些價值?不同的專家與學者的觀點存在較大的差異。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專家與學者認為其價值主要集中在傳統武術的文化價值、健身價值與技擊價值。

1 傳統武術的文化價值

中國傳統武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在它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和浸潤,如中國傳統哲學、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古代兵法等,無論是運動形式、技術要領、習練過程,還是拳理、拳法、道德規范(武德),都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光芒。蘊含豐富文化精髓的傳統武術,是中國最具特色的民族藝術,而優秀傳統文化就是一種“軟力量”〔2〕

1.1 中國傳統武術中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維

中國古典哲學推崇“天人合一”,所謂“天”并非是神靈主宰,而是指自然。“天人合一”有兩層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指大天地,人則是一個小天地。二是天人相應,或天人相通。即一切人事皆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的高度和諧。“天人合一”的自然價值觀不僅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宇宙觀和自然觀,而且也影響到中國武術發展的方向。〔3〕“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重和諧、重整體的思維特點,這種思維特點表現在武術中則是追求動作的“合”。“合”就是說明動作的和諧、協調。最為典型的是所謂“內外三合”,即“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肩與胯合、肘與膝合、手與足合”。實際上是要求演練時由內在的心思對動作理解而產生的精神和意念聚成的武術意識,以意主導控制氣息隨意流注,控制勁力隨意氣運轉,控制各部位肢體,以內引外,以外倒內,意識、氣息、勁力、肢體達到相互協調。可以說,“合”是中國傳統武術特有的技術要求和獨具特色的理論。

1.2 中國古代兵法與中國傳統武術思想

武術與兵法早在先秦時代就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莊子?說劍》的著名擊劍理論,如誘敵來攻,因敵應變,后發制人等,即體現了先秦兵法之道。《吳越春秋》記載越女關于劍道的動與靜、攻與防、虛與實、內與外等方面的論述,也與兵法倫理相通。《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的兵法著述精品,在世界軍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著名軍事家孫武提出“知己知彼”這一最為重要的戰爭指導原則,被直接汲取為武術技擊的指導思想,古今拳家均極為重視這一原則,強調“知己知彼”在實戰技擊中的重要性,并對如何做到“知己知彼”有不少獨到精辟的論述。王宗岳在《太極拳論》中強調“人不知我,我獨知人。英雄所向無敵,蓋由此而及也”。只有在交手中,達到“知己知彼”,才能做到引進落空,粘連粘隨,立于不敗之地。

《吳子》和《紀效新書》等兵法著作中注重“膽氣”的培養,同樣,膽氣也是武術技擊臨敵制勝的重要因素。拳家講“一打膽、二打眼、三打身法四打閃”。即是對武術技擊中膽氣為先的強調。還有《孫子兵法》所倡導的“兵之情主速”和“先發制人”、“避實擊虛”的戰術方法在武術技擊中有著比較突出的體現。

2 傳統武術的健身價值

武術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涵攝了我國傳統醫學、養生學、仿生學的諸多精華,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健身項目之一。現代競技武術在健身價值上與傳統武術不可同日而語,是因為現代競技武術被賦予了更多的體育競技成分,是以“發揮運動員的最大潛能,提高運動技術水平,獲取最佳運動成績為目的”的競技項目,殘酷而又激烈。相反傳統武術在演練的過程中十分注重“氣血”的運行,講究“動靜結合”或“內外兼修”,從而達到練養結合,去病延年的目的。太極拳則柔和、緩慢、均勻,演練起來自然流暢、圓活連貫,用意不用力,韻味無窮,引人入勝,是內外兼修、抗老益壽、怯病健身東方式健身的運動。它的健身思想、動作規律、運動方式,可謂民族傳統武術文化中的精品之作。〔4〕

3 傳統武術的道德價值觀

“武以德立”,“德以藝先”。歷來習武之人把武德放在首要位置,甚至成為終生恪守的信條。傳統武德規范的內涵十分豐富,它是以孔孟儒家的“仁學”為倫理核心,這種“仁”的思想貫穿于習武、用武、授徒乃至武術技術的創造與運用之中。歷來武術大家無不注重習武與修身的統一,內外兼修,倡導以愛國、俠義為內涵的英雄主義的人生理想,獻身于國家民族之大義,除暴安良,扶正抑邪。傳統武德規范還崇尚信義忠誠、尊師重道、孝悌守禮、儉樸謙遜的高尚品德與作風。

3.1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武林信條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是傳統武術的特色之一,帶有比較濃郁的親情成分。具體表現為在傳統武術道德規范里,將老師稱之為“師父”,對武術老師要“事師如父,執役如子”。老師的同輩人稱之為“師伯”或“師叔”,老師之師稱之為“師爺”,眾弟子之間,年長者稱“師兄”,年幼者稱之為“師弟”,或者以投入師門先后順序稱兄道弟。

3.2 “憂國憂民”、“精忠報國”的社會責任感

武林中人受傳統武德及傳統文化倫理觀念的影響,一般都具有“憂國憂民”和以“弘揚中華武術”、“精忠報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霍元甲于1909年創辦精武體育會時,以“愛國、修身、正義、助人”作為辦會的宗旨,并明確以“不準以我拳頭加以同胞身上”為根本戒律,被武林譽為“精武精神”。

3.3 “修身”養性的修養理念

歷來武林人物十分注重培養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這種行為謂之“修身”。儒家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個人的道德修養對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具有重要的作用。習武者要成為“一方仁者”或希望做出“兼濟天下”的業績,絕非一蹴而就,其中不但要精練武功,更重要的是須經長期的“修身”,在刻苦練功的過程中,努力履行武德規范,不斷修正謬誤,認真思索,從而悟出做人處世的哲理。

4 傳統武術的技擊價值

4.1 傳統武術的技擊價值觀

傳統武術所推崇的技擊價值觀是“止戈為武”,是達到“和平”的最終目的,而不是征服或者殺戮。張藝謀的大片《英雄》的主題是對傳統武術技擊價值觀最完美的注解,即真正的武林英雄應該是“手中無劍,心中亦無劍”,是對天下蒼生的仁愛之心。這和中華民族傳統的倫理文化及社會政治結構有著必然的聯系。中華民族對本民族的勞作生息強調的是“安居樂業”,以“耕讀傳家”為自豪,所以人們希冀的是“孝治天下”、“貴一道而同風”。傳統武術的技擊價值觀的另一個表現是注重“防身”而不是“進攻”。

4.2 實戰技擊中“以弱勝強”辯證觀

武術大家一生“行走坐臥、不離這個”,其中的“這個”即練功,使練功具有日常生活化的特點。特別在傳統武術的太極拳體系中,這一價值觀得到充分體現和發揚。王宗岳《太極拳論》中說:“斯技旁門甚多,雖勢有區別,概不外壯欺弱、慢讓快耳!有力打無力,手慢讓手快,是皆先天之能,非關學力而有為也!察‘四兩撥千斤’之句,顯非力勝;觀耄耋能御眾之形,快何能為?!”正是在這種武學價值取向的影響下,“小巧功夫”受到推崇,而技擊中憑蠻力勇武制勝的往往為武術大家所不齒。《水滸傳》中浪子燕青巧搏任原和武松醉打蔣門神的打法充分體現了傳統武術的技擊特色。

4.3 “點到為止”的和諧觀

傳統武術在技擊中注重“制服”而非“制死”,即“點到為止”。歷來習武之人十分重視個人的武學修養,鄙視“逞兇斗狠”,推崇“好仁惡殺”,將武術作為物化的“至善”情感,講求仁愛為懷和自強不息的浩然正氣。這一點是其它任何技擊體系所不具備的。“點到為止”的技擊價值觀是傳統武術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融洽,一交手從神態、勁力、蓄勢上邊可分出高下,并不需要數十個回合的搏殺。但“點到為止”的技擊方法是建立在高超、精湛的武藝基礎上的,只有平時刻苦修煉,才能在實戰中運用自如。

5 結束語

武術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思想和內容,是具有很強的健身、文化、防衛價值的武學體系。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武術的科學性不斷增強,文化屬性和體育屬性快捷發展。武術運動正在以穩健的步伐向世界性體育項目邁進,在未來發展中,武術的文化價值、健身價值、道德價值、技擊價值將會對人類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曾秀霞,張瑞潔.中國傳統武術文化價值和發展方向探驪〔J〕.體育科技文獻通報,2008,16(7):103-105.

〔2〕郭玉成.武術傳播的文化自覺:從走出傳統到發現傳統〔J〕.中國體育科技,2007,43(1):25-28.

孫子兵法中的哲學思想范文3

2.管子學刊 孔子評管仲新解沈素珍，ShenSuzhen

3.《管子》財富哲學思想初探沈尚武，袁岳，ShenShangwu，YuanYue

4.《管子》的天地人和合觀探析李長泰，LiChangtai

5.齊文化法治思想與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研究張愛民，ZhangAimin

6.先秦齊國休閑娛樂文體活動探微劉瑛，LiuYing

7.先秦齊國音樂繁榮原因之我見唐藝，唐寧，TangYi，TangNing

8.齊地音樂之音地關系探微董蕾，盧乃鑫，DongLei，LuNaixin

9.齊都臨淄空間形態演變的功能性導向胡方，HuFang

10.山東東周鼎簋制度初論——以中原地區為參照畢經緯，BiJingwei

11.重論孔子的歷史文化定位問題葛志毅，GeZhiyi

12.戰國俠義精神張彥修，ZhangYanxiu

13.儒學與社會轉型期的新舊對決——以麗末鮮初的社會轉型為例邢麗菊

14.論孔子的孝道觀及對當代大學生思想道德建設的啟示褚兆勇

15.儒學普及與傳統美德教育的現狀與發展趨勢許宏，XuHong

16.談古琴歌的演唱藝術劉海莉，LiuHaili

17."以人為本"與現代陳列設計理念張寶

18.高青陳莊西周遺址與齊都營丘王恩田，WangEntian

19.高青陳莊銅器銘文與城址性質考方輝，FangHui

20.陳莊西周城與齊國早期都城魏成敏，WeiChenmin

21.陳莊考古發現比較摭談孫敬明，SunJingming

22.莒國亡年辨杜勇

23.讀《儒行》札記管子學刊 宋立林，孫寶華，SongLilin，SunBaohua

24.西漢銅鈁的整形與修復畢延銘

25.淄博考古工作之匯結地方史研究之精粹——讀張光明研究員新著《齊地考古與齊文化研究》徐學琳，許志光

26."商周文明學術研討會"綜述阮明套

1.論管仲學派生態倫理思想的層次結構王文東，WangWendong

2.管子社會控制思想及其現實意義王博識，WangBoshi

3.《管子》公平思想研究牛喜霞，張生元，NiuXixia，ZhangShengyuan

4.試析管仲的改革思想與實踐宮芳，GongFang

5.論管子"以人為本"生命學說對和諧社會建構的文化觀照張鵬飛，ZhangPengfei

6.《管子》的"管人"思想與現代人力資源管理董青霞，DongQingxia

7.《晏子春秋》中晏嬰的廉政實踐及意義周云釗，ZhouYunzhao

8.盲視與洞見——《荀子·非十二子》今讀劉劍，LiuJian

9.論《荀子》的幽默藝術特色魏裕銘，WeiYuming

10.黃老學派"類法治"思想探析張繼，ZhangJi

11.試論慎子的學術思想范國強，管祥久，FanGuoqiang，GuanXiangjiu

12.齊秦兩國軍事制度之比較齊廉允，QiLianyun

13.莊子安頓生命的策略王焱，WangYan

14.倫理與審美的雙重奏——儒家之禮的人類學解析毛新青，MaoXinqing

15.管子學刊 孔、孟所論"圣人"異同考魏忠強，WeiZhongqiang

16.海岱地區古代文明的地理環境與遠古居民宣兆琦，XuanZhaoqi

17.從山東地名解讀齊魯文化季麗莉，JiLili

18.西周音樂教育及其歷史意義賈劍蕾，JiaJianlei

19.中國古代法律文明的特質及現代意義趙玉環，ZhaoYuhuan

20.論漢代孝倫理的刑法化李文玲，LiWenling

21.高青陳莊遺址M18出土豊簋銘文考釋及相關問題探討任相宏，張光明

22.從傳世山東藏家的藏品看高青出土的青銅器陳青榮

23.從南河崖看魯北商周海鹽考古現狀李慧冬，趙光國，LiHuidong，ZhaoGuangguo

24.關于《道德經》第七十九章部分注譯與陳鼓應先生商榷劉長欣

25.于慎行、馮琦文學思想略論張秉國，陳件輝

26.郯城徐氏家族文化試探馬納

27.論張積中的三教觀許東，XuDong

1.《管子》風險防范思想探析房曉軍，胡業福，FangXiaojun，HuYefu

2.論《管子》"德""法"并重的治世思想李哲，LiZhe

3.對《管子》中和諧思想啟示作用之管見張海蓉

4.論明代士大夫對管仲的評述張艷麗，ZhangYanli

5.《管子·內業》篇道之形象化探析袁岳，沈尚武，YuanYue，ShenShangwu

6.試述《管子》的五大教育成就郭秋菊

7.《管子》治國思想的淵源探析瓦永乾，馬森，WaYongqian，MaSen

8.晏嬰音樂思想初探石蔚，ShiWei

9.晏嬰的禮治思想與春秋后期的社會變遷鄭曉華

10."以道制欲,樂而不亂"——試論荀子的音樂教育思想陳陽，ChenYang

11.齊俗尚"悍"新議谷玉梅，王瑞芳，GuYumei，WangRuifang

12.再釋"齊"劉海宇，韓偉東

13.齊地陶器藝術文化研究二題王百靈

14.孔子的仁與禮樂唐藝，Ta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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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論漢人義利觀與漢代家庭關系管子學刊 秦鐵柱

17."齊魯十二圣"文化現象在推動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楊宗杰，劉要停，劉若斌

18.禮法并重:先秦和諧管理思想的新篇章郝翠榮

19.傳統道德文化中的"心"與當代道德教育的人心工程劉興清

20.五音戲源流新探王藝玲，WangYiling

21.華夏歌唱史擷英——兼議歌舞的認識史價值林海

22.中國軍事透明的歷史起源及發展探析釋清仁，李學俊

23.卜筮對早期中國至上神信仰的影響王汐朋，WangXipeng

24.獨尊儒術與儒學獨尊是一回事嗎?任懷國，范秀美

25.中西文化互釋與世界根源性精神楊育華，王彩霞，YangYuhua，WangCaixia

26.中西方古代"性善論"比較研究賈玉潔，JiaYujie

27.管子學刊 貞觀之治與齊文化宋玉順

28.莒城·莒墓·莒鼎——莒文化三事劉興林，LiuXinglin

1.從戰國秦漢古籍看《管子》的早期流傳鞏曰國，GongYueguo

2.《管子》國土資源管理哲學思想初探劉煜瑞，LiuYurui

3.《管子》與漢初法制重構呂華僑，LvHuaqiao

4.管子的"禾變"君子觀及儒家的"合變"傳承——以《管子》為中心李長泰，LiChangtai

5.管子經濟思想散論王正立，WangZhengli

6.管仲治國思想的突出特點孟凡濤，MengFantao

7.虞舜部族早期活動區域和西遷史跡的考古學研究張光明

8.東夷文化中的體育文化因子推闡張樹軍，王寶珍，ZhangShujun，WangBaozhen

9.對齊國《韶》樂內容的探討邵彬

10."薛譚學謳"與先秦民間聲樂教育探微高梅進

11.從孔子的評論中看齊《韶》的"善"與"美"李紅云

12.論先秦"軍事軟實力思想"劉慶，LiuQing

13.《論語》文體形式的文化闡釋呂逸新，董梅，LvYixin，DongMei

14.孔子論"言"代國璽，DaiGuoxi

15.孔子"忠恕"思想發微邢培順，XingPeishun

16.柳宗元對道教"真經"的理解與評價張勇，ZhangYong

17.管子學刊 《孫子兵法》為何可用于商業經營等經濟活動鄭杰文，ZhengJiewen

18."齊魯十二圣"文化現象的客觀基礎、文化條件和精神特質楊宗杰，賈斌昌，劉若斌

19.齊魯文化的社會和諧思想卓成霞，ZhuoChengxia

20.傳統齊魯文化與當代山東書風鞏緒發，GongXufa

孫子兵法中的哲學思想范文4

相對于技術的創新，我們管理創新還一直沒有重大突破，這確實讓我們從事管理工作和研究的國人汗顏。不服氣是不，那你就瞧瞧：企業戰略管理培訓一般是安德魯斯優勢、劣勢、機會、威脅（SWOT）理論、波特行業五種競爭力量理論、波士頓矩陣圖、麥肯錫矩陣圖；企業營銷是“恩格爾定律”、科特勒營銷、安利模式、戴爾直銷；品質管理是戴明PDCA循環、QC新老七大手法、六西格瑪；生產管理是5S、十分鐘快速換模（SMED）、全員生產管理（TPM）、戴爾柔性化生產、豐田精益化生產……這些理論一直占據了我們管理的主要陣地。

在我國一些優秀的企業，也進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創新，如海爾的OEC管理模式、三工并存等；奧克斯的“小狗經濟”承包制、民主選舉。確實讓我們眼前一新，也給企業創造了經濟價值，但中國企業的現狀不同，推廣起來很難。就拿海爾的“三工并存、動態轉換”來說，如果在一般的企業，特別現在用工緊張，試用員工轉為合格員工，合格員工轉為優秀員工，這上轉可以接受。但如果是下轉為試用員工，或者是臨時工，企業吸引力不強，下轉的員工不炒企業魷魚才怪呢？這應該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難道我們創新的管理理論通用性真這么難嗎？管理創新路又在何方呢？

中國管理理念的創新，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它關系到中華民族企業是否真正能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位，關系著國家經濟的命脈。國外的專利已掠奪了我們不少的財富，我們也為學企業管理交過了巨額的學費，管理理論不要一直依賴進口。我們要行動起來，要有廣泛國人的參與，管理創新就會像填地基一樣。大家填層浮土，眾人踩踏實；大家再填層浮土，眾人再踩踏實，這樣的管理創新就會又牢又高。所以管理要創新，就必須要有創新的基礎，要做好管理創新的基礎，有以下幾個方面，我想這就是我們管理創新之路吧！

一、向國外學

國外的工業化歷史比較長，他們創造了很多優秀的管理理論，我們應該對他們的創新成果，虛心的進行學習，特別是歐美和日本。作為企業管理者或進行管理理論研究的學者，在自己從事的這塊領域，更應該進行深入的學習了解。

筆者曾有一個朋友，在他剛從事品質工作不久時，開始自學摩托羅拉的六西格瑪品質管理。這可苦了他，學得云里霧里，怨氣沖天，說這不是騙人嗎？每百萬次的出錯機會控制在3.4次，怎么能做到呢？學習興趣也慢慢下降。后來在一次聊天中，我告訴他，不要先去學六西格瑪，先學自己從事的品質工作流程，再去學PDCA、5W1H，求實用。隨著自己知識的增長，品質理論會一步步自然而然學下去。這朋友還算長臉，現在說起品質，理論一套一套的。

我們在進行學習時，應該根據自身的知識結構，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教材。在學習時，要揣摩它們的精華核心是什么？有什么不足之處？他們當時所處的是什么樣的環境？如何能借鑒引入到我們的工作中來？不要為學習而學，要為應用而學；學習要從淺入深，從簡單到復雜再到簡單。

二、向老祖宗學

五千年的華夏文明，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它們當中的管理精華，更值得我們學習。如一本《道德經》，洋洋五千余字，教給了我們為人與修養，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但并不影響《道德經》的魅力，筆者也曾把一些理念理解為：攻防象水，無息滲透；功不獨享，得益非凡；以柔克剛，無堅不摧。我們老祖宗真是偉大，一本《道德經》一直感悟著華夏兒女！

說到企業管理，也許有些人認為，我們的管理理念不行，熱衷于學習國外的管理。其實國外的一些管理理念，我們老祖宗在幾千年前就形成了，如QC新七大手法中的PDPC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把它和《孫子兵法》的始計篇去比較研究，發現它的最優決策分析方法不及《孫子兵法》的始計篇完整；QC新七大手法中的系統圖法，可以去和《三國演義》中的第四十三——五十回火燒赤壁的故事比較，就會發現我們老祖宗的思維，真是太偉大了！火燒赤壁的系統思維，真是環環相扣，我想日本人創造的QC新七大手法時，是否也吸取了我們古代的哲學精華！

管理學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藝術。如果想在中國做好企業管理工作，就一定要學習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這正成為很多從事企業管理人員的共識。

三、要有實踐精神

每一種管理理念的產生，它都是創造出了不俗的成績，然后再整理成理念。我們學習管理理念，就是要再把它轉化為現實的工作方法，再為企業和管理創造經濟或社會價值。

如果沒有實踐精神，僅管我們學習了很多的管理理論，但在企業工作中沒有成效。這就是肚中有奇謀，現實前發黃，成為一論大師。在工作中，我們應該讓理論指導我們的實踐工作，但又不要被理論套牢，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創造，在理論中引出新意。如關于品質的理解，我就把它理解為：質量=良心+責任心，直指中國人性的深處，產品的質量控制不難，就是看操作者的良心和責任心了，就好像我們經常在說要憑良心說話，那質量的好壞就是憑良心做事了！作為管理者，一定要有實踐精神，用理論指導實踐，再用實踐完善理論！

四、要有開放的心態

管理要創新，我們必須要有開放的心態，把我們的管理經驗和管理理念傳播，不要怕別人學去了。只有懂管理理論的人多了，我們從事管理創新的基礎才牢固。

首先是企業要有開放的心態。現在有些企業，對員工培訓比較多，我們應該對這種企業表示敬意。但也有些企業，是拿來主義者，舍不得對員工培訓，不想自己培養人才，只想在外招一些這樣懂那樣懂的員工回來，馬上就能給企業創造效益。這是典型的損人利己者，筆者就曾碰到一位在企業工作上十年的員工，對5S是什么都不知道，這不能不說明是我們國家產業工人的悲哀。因為每個人，除了第一個學習途徑是學校，第二個學習途徑就是工作中，如果企業不對員工培訓，那就會把他們變成產業文盲。還有一些企業，害怕自己培養好的員工跳槽，其實企業有吸引力，員工怎會跳槽呢？退一步來說，員工在學習的過程中，也會給企業創造價值。再退一步來講，企業培養好的員工他還是在國內工作，也是在為國家創造財富。如果每個企業都對員工培訓，不僅可以為國家培養牢固的管理創新基礎，而且每個企業招聘回來的員工，立即可為企業創造利益，何樂而不為呢？

其次管理培訓機構和管理專家學者要有開放的心態。對熱愛學習管理知識的人，要給他們平臺。因為現在管理培訓的授課門票，價格都是不菲，不是每個人的經濟都能承受。如果我們的管理專家學者，每人每年都能進行一、二場免費的公益企業管理講座，這可是我們民族之福。同時也可以更加激勵一些有志青年，攀登企業管理的珠峰！

再次個人要有開放的心態。做為為企業的管理者，心胸要開闊，要把自己的一些管理經驗，和自己的同事分享。在和同事分享自己的經驗時，自己也是在再一次的總結和提升。同時有管理經驗的同事，要發揮傳、幫、帶的作用，把管理理念傳遞給每一位在企業工作的員工。

經過企業、管理專家學者和個人的共同努力，使管理理念分享給每一位企業員工。對于想學習更多管理理念的人，我們能有人幫他一把，這樣我國懂管理的人多了，管理創新的力量就更龐大。涓涓細流，終會匯成大海！

五、要有合作與悟道的精神

在管理創新時，大家更應該有合作與悟道精神。因為每個人的管理經驗和知識結構不一樣，想法也會不同，還是老話說得好： “三個臭皮匠，挺個諸葛亮”，這是合作的體現。我們千萬不要是“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再次是悟道精神，我們不能一輩子做學生，更應該做導師；我們不是學得少，而是創新成果少。

在管理創新中，中國的家電企業就是用合作與悟道的精神，曾給了國人自豪與期待。04年之前，國外彩電巨頭在中國家電市場橫沖直撞，目空一切，牢牢占據著中國70%的市場份額。中國的家電企業就是以合作與悟道的精神，從研發、生產到銷售，進行創新，在04年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國產彩電牢牢占據了當年70%以上的市場份額，海爾、創維、康佳、長虹、TCL、廈華、海信……一個個熟悉的品牌已經排在了飛利浦、LG、松下、索尼、三星等國外品牌的前面。接著是空調和手機等，也取得了不俗的戰績。后來，又因個別家電產業的合作與悟道精神，出現了問題，把一個個傷心的理由，留給了國人。

孫子兵法中的哲學思想范文5

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理論概述

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實質上指的是通過文字、圖片、影像等形式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思想文化。傳統文化符號具備指代、認知、顯現、自律以及溝通的作用。學者張授一通過對傳統進行研究，認為傳統中的“傳”指的是流傳、傳布，而“統”指的是綜合統一的整體。傳統文化融合了我國民俗思想道德、人文藝術、社會制度、藝術風格，體現出中國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國傳統文化涵蓋了兩大文明體系，分別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具備一定的延續性和傳承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文化在傳承和流傳過程中，需要對社會發展、藝術創作、科技進步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藝術設計來講，文化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藝術保障。同時，文化通常以符號的形式存在，這就造就了產品設計中涵蓋了文化符號。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大致包含兩類：一是從“源”而分，表現出宇宙的統一整體；二是從“體”而分，表現出人類社會的分支系統。此外，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從天、地、人三個層面進行劃分，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為自然符號，表現為江、河、湖、海等自然存在的；另一類為人類符號，表現為人類所創作出來的特殊符號，用以代表人類物質、精神文明以及對待生活的態度。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要意義第一，有利于產品價值的提升和意義的實現。現代產品設計作為藝術與技術的統一體，所以其藝術含量較高、價值和意義巨大。價值作為產品設計的首要目標，同時作為人們物質、精神層面對產品的基礎需求。通過將中國傳統文化符號有效運用于產品設計過程中，一方面有利于產品價值的提升和意義的實現；另一方面有利于人們基礎藝術審美需求的滿足。從一定程度上來講，人們在使用產品的過程中，不但進行產品的使用，而且對產品的藝術價值進行品賞，是物質文化與藝術文化的交流互動，是精神文化價值意義的顯現。所以說，傳統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運用，能夠從本質上提高產品的價值，實現產品設計的真正意義。第二，有利于產品體系的完善。現代產品的設計，一方面需要堅持運用傳統文化符號；另一方面需要超越傳統文化，有效融入現代化新型文化元素。唯有此，才能在確保傳統文化元素有效運用的同時，體現出時展的本質需求。可以說，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關系密切，二者相輔相成，傳統文化為現代文化的可持續發展而提供物質保障，只有將二者有機關聯起來，方可在產品設計中發揮基礎作用。產品設計中傳統文化符號的運用，直接關系到產品的生命周期，倘若能夠充分利用傳統文化符號，那么產品的生命周期將更長，從而能夠滿足更多客體的各類需求。所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有效運用，有利于產品體系的進一步健全和完善。

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1.哲學意識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首先，簡樸主義思想。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家老子曾經說道：“少則多，多則感”。也就是說，哲學中通常以少為多，通過較小的數量來獲得較大的成效，與西方發達國家學者所提出的“少就是多”的思維理念存在一定的同一性。哲學意識符號在現代產品設計中的重構，可以從簡樸、簡單的層面來彰顯產品設計的目的和意圖，從簡單的外形來突出產品的豐富內涵。例如：隨著電子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國內外手機生產廠商在手機外形設計過程中，逐漸取消了鍵盤等繁瑣的按鍵，這樣一來，在功能不變甚至增多的情況下，手機的外形更加飽滿、細膩，線條更為流暢，藝術質感氣息更為強烈，這便體現出產品設計的簡樸哲學意識。其次，含蓄主義思想。基于藝術形態下的含蓄，即就是在確保事物本質特征和基礎形態不變的前提下，采取較為間接、簡便和含蓄的手段，進行事物本質的完整呈現。《孫子兵法》中提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可以隨變化而取得勝利者可謂神人”，作為一種對立統一的哲學理念。現代產品設計中融入傳統含蓄主義思想，能夠完整體現出產品的設計用意和設計目標，有利于產品真實性的完整體現。例如：蘋果手機、電腦的設計趨于人性化、個性化，其外觀更為簡單，功能更為強大，含蓄、超薄的外觀形態與豐富的功能和良好的性能形成鮮明對比，在彰顯尊貴和特殊的同時，為人們提供更為良好的體驗。此外，隨著汽車消費品質量的不斷提高，其形態設計更為理想，各類概念車的應運而生，其優美的造型、優質的性能以及高標準的質感，在符合適用的基礎上，表現出豐富的哲學含義。第三，和諧主義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思想，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彌足珍貴。自古以來，便有天人合一、天地合一、陰陽平衡的哲學思想，作為儒家、道家思想文化的根基，和諧思想影響深遠。倘若在現代產品設計中，能夠有效融入和諧思想，那么在滿足產品設計質量需求的基礎上，能夠達到產品完整、和諧的根本目的。可以說，現代產品設計從一定層面上呈現出哲學和諧主義思想。產品的尺寸大小、長短比例、對稱協調、自然平衡等均作為和諧的主要影響因素和組成部分。傳統文化哲學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正是產品藝術形態、人與自然和諧為一、哲學意識等的完整體現。

2.形態、線條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傳統文化形態符號作為人們審美理念和意識的集中體現，線條符號作為藝術形態的處理方式，形態、線條符號均體現出特定的含義。同時，形態、線條符號與自然、人文、地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中國傳統形態、線條符號分布、搭配方式十分靈活，處理方式較為多元化。中國傳統文化中將天的形狀視為圓形，地的形狀視為方形，所以在文化符號和產品設計過程中，人們十分注重方與圓的有效搭配。文字作為線條符號的主要組成部分，作為藝術文化的重要形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文字的裝飾，文字符號可以說是人類迄今為止最簡潔、最直白的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過程中，通過運用文字符號、圖像符號，一方面能夠體現出傳統文化的真正魅力；另一方面能夠突出傳統文化的藝術氣息。比如：戲曲臉譜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其產品設計中需要濃重的色彩配對，給予觀眾一種強烈的視覺沖擊感。所以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形態、線條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其意義和作用深遠而重大。

3.色彩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研究表明，色彩符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主要組成部分，傳統藝術作品創作過程中，創作人員非常關注色彩符號的有效運用，通過形態多樣、豐富多姿的色彩元素，塑造了形形的藝術作品。比如：綠樹紅墻、金色大殿等人文景觀，深得世人的贊賞。同時，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符號主要涉及到赤、橙、黃、綠、青、藍、紫七種顏色，同時以赤、黃、黑、白、青色為吉祥顏色，象征著中華民族五個方向和五種神獸。此外，在陶瓷等裝飾上面，主要以紅色為主，代表喜氣洋洋、大吉大利，五顏六色的色彩圖案組成富有中國特色的色彩文化符號。

4.材料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由于文化背景、自然地理等外界客觀環境的不同，所以導致材料有所不同，材料符號呈現出多元化特征。竹子、木材等自然材料作為我國傳統藝術作品的主要材料，我國古代文人騷客十分注重竹子選材的運用。同時，竹子、木材作為家具等日常用品的主要原材，作為一種普通的生活用材，并且富含綠色象征意義。此外，竹子、木材等材料符號運用于產品設計中，一方面有利于產品本質特征的完整體現；另一方面有利于產品綠色、低碳理念的提升，是人與自然和諧為一的基礎保障。

結語

孫子兵法中的哲學思想范文6

〔關鍵詞〕中國傳統思維；整體思維；辯證思維；直覺思維

〔中圖分類號〕B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7）03-0126-08

回溯人類的歷史與文化，我們可以發現：在全球化、一體化來臨之前，全世界的主要民族，其文化發展的歷程都走過了一條大致相同的道路，即由“原始思維”而進入“近代思維”，由“形象思維”而進入“抽象思維”，由“前科學”而進入“科學”，由“野蠻”而進入“文明”，由“巫術”而進入“宗教”，由“宗教”而進入“哲學”。

眾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哲學思想。哲學是時代思想的精華，也是民族文化的精華。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指出：一個沒有哲學的民族，就像一座神廟里沒有神像。①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斷言，“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1〕

中華民族是有哲學的民族，中華文化是有理論思維的文化。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華文化在哲學思辨層面、理論思維領域的建樹頗為豐碩，而原其大端與指歸，則可以整體思維、辯證思維、直覺思維三者為代表。

清人云：“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一）本文據以考察三大思維的資料，除少量經書外，其主體就是子書（含道教、佛教和中醫文獻）。

一、整體思維

所謂整體思維，是以普遍聯系、相互制約的觀點看待世界的思維方式。整體思維方式將整個世界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認為構成整個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并且每一個事物又是一個小的整體，除了它與其他事物之間具有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之外，其內部也呈現出多種因素、多種部件的普遍聯系。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或部件發生變化，都會引起整體的變化；任何一個環節或部位受到損害，其整體都會受到傷害，從而影響其正常的運作。西人所說的“關聯思維”（correlative thinking）①、“關聯宇宙論”（correlative cosmology）〔2〕、“有機宇宙哲學”②或“有機主義宇宙觀”③，今人所說的“系統思維”〔3〕，實際上就是“整體思維”。

早在西周時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經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④，“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體思維觀念立論的基本依據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與天地、自然的相互關系，從而合理指導人之所作所為。在《周易》看來，人與天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嵇康認為這是“自然之分”⑤）；因此，人應當隨順天地之道而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易?乾?文言》）。“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國的“一個突出的共同命題”，“《易經》對這一命題的發揮無疑起了歷史性的作用”。〔4〕

|周以降，道家的列子、莊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張載等不但合理繼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發展和創新。道家認為，天、人同類而合一，“天地萬物與我并生，類也”（《列子?說符》），“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董仲舒對天、人問題作了詳細的論證和明確的表述，明確指出“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即天人本來合一，故“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至宋代之時，張載正式將“天人合一”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明確提了出來，“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正蒙?乾稱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張載在《正蒙?乾稱篇》中提出了寶貴的“民胞物與”思想⑥，為合乎德性的實踐行為提供了一種觀念闡釋，將儒家的天人觀、物我觀、知行觀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層次。⑦

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華傳統醫學（中醫），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等思想觀念為立論的理論依據，并且將這一整體思維觀念具體化、實踐化。中國醫學理論將人體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認為人體內部各個組成部分及各個組成要素之間既是相互聯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約的、互為作用的。并且，“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歲露論》），因此人之保健養生等都應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臨床治療中，中醫反對單純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強調整體而觀、全面診斷、辯證論治，亦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說“治病必求于本”。進而言之，中醫學不僅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且認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也是一個統一體，亦即人體-自然-社會是統一的有機整體。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種宇宙觀或世界觀，又是一種倫理道德觀（生態倫理），代表著一種人生追求、一種精神境界。中國傳統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諧”為根本特點的整體思維觀念和思維方法，對于保持人類的生態平衡，促進社會的協調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法國著名哲學家、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史懷澤（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在對西方的天人觀進行深刻反思之后，對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示了由衷的敬佩與贊賞。他認為，這種哲學以“奇跡般深刻的直覺思維”體現了人類的最高的生態智慧，是“最豐富和無所不包的哲學”。〔5〕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國先賢在闡述“天人合一”思想時，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類比法（analogy）。他們所枚舉、所闡釋的天地、萬物與人、我的關系，是基于豐富的聯想與獨特的比附（“類”），所揭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內在邏輯關系，只可意會而不可實證。雖然在立意與眼光上有其沉潛與高明之處，但與近代科學的精神主旨、研究方法是格格不入的。

二、辯證思維

辯證思維是人類思維發展的重要階段和重要方面，古代中國、印度和希臘都曾有過極其豐富、異常發達的樸素的辯證思想。

中國古人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處于普遍聯系之中，萬事萬物都是變化發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著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所有對立的兩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轉化的，萬事萬物既相互對立而又趨于統一。這都是合乎辯證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聯系和對立統一思想堪稱中國辯證思維的主流。

古代中國的這一辯證思維，廣見于東周以后的歷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孫子兵法》、法家的《韓非子》、醫家的《黃帝內經》以及佛教的《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百論》等。貫通諸家諸派的陰陽學說，有集古代中國辯證思想大成之勢。〔6〕誠如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稱》所說，“凡論必以陰陽〔明〕大義”。〔7〕

老子的辯證思想復雜而有系統。老子所說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老子》第二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講的都是矛盾雙方既相互依賴而存在、相互對立而統一，并且矛盾雙方又可互相轉化。老子所說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則合乎質量互變規律。

魏晉唐宋時期的道教重玄學派（以成玄英、李榮等為代表），吸收佛教三論宗和天臺宗的思想闡發老子思想，發展了道教的教理教義，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論性。李榮著有《道德真經注》等，但其書業已亡佚。蒙文通（1894-1968）耙梳鉤稽，多有所得，詳見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蒙文通文集》第六卷），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另外，蒙文通又命筆撰文，先后寫成《輯校〈老子李榮注〉敘錄》、《校理〈老子成玄英疏〉敘錄》等文，詳見蒙文通《佛道散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蒙文通對重玄學派著述之鉤稽、思想之表章，有導夫先路之功。成玄英對《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滯于有；無欲之士，又滯于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于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滯于滯，亦乃不滯于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道德經義疏上》）〔8〕，是道教重玄之學的經典言論。

《周易》所講的“八卦”以及兩卦相疊而為六十四卦的學說，就是從正反兩方面的矛盾對立來說明事物的變化和發展。《周易》經文所說的“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周易?泰》九三爻辭），所強調的即是“平”與“陂”“往”與“復”的對立統一。對于《周易》的辯證思維，郭沫若（1892-1978）給予了高度評價，“《易》的出發點原是一種辯證觀”〔9〕，“從《易》的純粹的思想上來說，它之強調著變化而透辟地采取著辯證的思維方式，在中國的思想史上的確是一大進步”。〔10〕見諸《系辭上》的“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語，既是《易傳》辯證思維的核心命題，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絕唱。朱伯（1923-2007）極度褒揚“一陰一陽之謂道”命題，它“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哲學中兩點論的代表”，“是對先秦以來辯證思維發展的總結”。〔11〕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辯證思維。《禮記?中庸》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說“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執兩用中”）。所謂“時中”，即“隨時以處中也”；所^“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12〕總之，所謂“中”，其確切含義即孔子所說“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更詳細的論述，請參看呂紹綱《論孔子“中”的哲學》，《庚辰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0-53頁。“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對立統一起來”，“這也是辯證法的實質”。〔13〕

先秦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家），對辯證思想多有繼承與發揚，如張載（1020-1077）的“一物兩體”《正蒙?參兩》：“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在《橫渠易說》一書中，張載又集中表述了“一物兩體”思想。另外，張載在描述事物矛盾運動的一般過程時，提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著名論斷（《正蒙?太和》）。這就是說，“氣”是統一的物質實體，“一”是矛盾的統一性，“兩”是矛盾的對立性，“參”是矛盾的既對立又統一，“反其為”是矛盾的一方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就淵源而言，張載的“一物兩體”思想，來源于《易傳?系辭上》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程顥（1032-1085）的“物極必返（反）”朱熹《近思錄?道體》引程頤曰：“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朱熹（1130-1200）的“理一分殊”（或“一本萬殊”）朱熹論說“理一分殊”的文字比較多，如《朱子語類》卷十八、二十七、九十四等。等。王夫之（1619-1692）繼承和發展了張載“一物兩體”的辯證思想，認識到事物都有矛盾對立而又互相依存的兩個方面，“一之體立，故兩之用行”，“非有一，則無兩”（《張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凡是相對相待的東西都不是絕然的對立，而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對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無有此也；求之于萬物，無有此也。……金煬則液，水凍則堅，一剛柔之無畛也”（《周易外傳?說卦傳》）。

《孫子兵法?勢》所說“奇正”“日月”“四時”“五聲”“五色”“五味”等，都無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雙方的對立與統一，“閃爍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光輝，奠定了我國古代軍事科學理論的基礎”。〔14〕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義，“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其后，《李衛公問對》又補充了“奇正相互轉化”的內容，闡述了“奇正”和“虛實”的辯證關系，“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茍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李衛公問對》卷中）。

戰國末年，韓非用“矛盾”故事就對立統一規律進行了描述和概括（詳見《韓非子?難一》、《難勢》），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身的矛盾和人類思維中的矛盾。當然，韓非的矛盾學說，也有過分強調對立，把斗爭絕對化的傾向，這也是不能忽視的。

陰陽是中醫的基礎理論，也是中醫理論的核心，“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黃帝內經》雖然確立了中醫的陰陽學說，但沒有給陰陽下定義。明朝末年，張景岳（1563-1640）為陰陽下定義，“道者，陰陽之理也。陰陽者，一分為二也”（《類經?陰陽類》）。張景岳為陰陽所下定義的“一分為二”四字，“抓住了陰陽的要領”，“可謂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陰陽最一般的規定性”〔15〕，“清楚地闡明了樸素的辯證觀點”。〔16〕

中國佛教亦蘊含了豐富的辯證思想。比如說，三論宗對諸法性空的中道實相論的闡發、宗密對“遮詮”與“表詮”的思辨，便深具辯證色彩。三論宗依龍樹（Nāgārjuna）《中論》卷首“八不偈”（“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之意，以顯發中道實相。《中論?觀四諦品》所說“三是偈”（“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便是通過對空、假二諦的審視而歸諸中道。三論宗所說“中道”（madhyamāpratipad），意在揭示緣起事物的存在就是性空，但不是除去緣起的事物而后說空。誠如《十二門論?觀因緣門》所說：“眾緣所生法，即是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圭峰宗密（780-841）對“二詮”（“遮詮”與“表詮”）妙義與奧旨的暢論與思辨（詳見《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一等），可謂深得“辯證思維”之個中三昧。呂（1896-1989）指出，宗密“把當時佛學最高思想統一于自身”，“代表了中國佛家最高峰的思想”，“也代表了當時正統佛教的最高學說”。〔17〕

克羅齊說：“在直覺中，我們不把自己認成經驗的主體，拿來和外面的實在界相對立，我們只把我們的印象化為對象。”（〔意〕克羅齊著，朱光潛等譯：《美學原理?美學綱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0頁。）古代中國的陰陽學說，用相互對立的陰陽二氣的交互作用來說明天地萬物的產生和變化。陰陽學說認為，天文氣象、時令變化是由陰陽二氣交感引起的，世界是由陰陽二氣構成的，一切世事的變化都與陰陽二氣這兩個對立面的相互作用分不開。在中國先哲看來，陰陽雖然相互對立、關系緊張，但絕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①；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先哲還認為本來相互對立、關系緊張的陰陽亦可互濟互補，從而通過動態運動以至達“和合”的和諧狀態②，這“證明了中國人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尋求一種根本的調和與統一而不是斗爭與混亂”。〔18〕質言之，“陰陽”一開始就是一組對立概念（相待而有），“二分對比”的思想是陰陽觀念的本義。若就中西之比較而言，西方是傾向于排他的“二元對立論”，中國是傾向于互補的“二分對比論”。〔19〕

中國的辯證思維以追求和諧、協調、統一為目的，講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學，崇尚矛盾的調和統一，不太注重矛盾對立面之間的差異、排斥、斗爭，尤其不提倡矛盾對立面之間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這種思維的優點是有利于人與人的和睦相處，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和人類的和平發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視斗爭性，容易導致思想的封閉保守，阻礙新事物。

三、直覺思維

所謂“直覺”（直觀感覺，intuition），即未經邏輯推理而得的認知，是將“自己置于對象之內”，交融于對象之中的體悟③，“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朱子語類》卷九十八）。具體說來，“直覺是一種經驗，復是一種方法”，“為方便計，可以簡略地認直覺為用理智的同情以體察事物，用理智的愛以玩味事物的方法”。〔20〕

所謂“直覺思維”，是相對于“邏輯思維”而言的。“直X主義”（intuitionism）是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思潮與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和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86-1952）。直覺主義者推崇“直覺”而貶低“理智”，肯定“直覺”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認識世界的方式，認為“理智”必須依賴“直覺”才有意義（克羅齊），故哲學應以“直覺”為基礎（柏格森）。這種思維的特點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形式，不需對外界事物進行分析，也不需經驗的積累，而是憑借主體的神秘的自覺、靈感、體驗、感悟，在瞬間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質。

“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是人類認識的兩者基本形式，二者其實并非水火不容。就本文論題而言，“直覺思維”是中國傳統思維的重要特色之一。在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湯川秀樹（1907-1981）看來，“中國人和日本人所擅長的并以他們的擅長而自豪的，就在于直覺的領域”，“這是一種敏感或機靈”。〔21〕

中國作為邏輯學的三大發祥地之一（另外兩大古典邏輯是古希臘的形式邏輯和古印度的因明邏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豐富多彩的邏輯思想、邏輯理論，它們表現在惠施、公孫龍、后期墨家、荀況、韓非等人的著述中。但由于政治、文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邏輯在中國古代并未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并未成為人們思維方式的主流。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特別重視的是經驗，而分析性的邏輯則被排斥在主流之外，邏輯思維在中國始終不發達。相反，直覺思維則有長足的發展和廣闊的市場。在中國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都特別重視直覺思維。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運用直覺思維。道家認為，“道”是宇宙的本體、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終極，但“道”是不可聞見、無以名狀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認識的，只能靠直覺或體驗加以感悟或體認，是為“悟道”“體道”。《莊子?知北游》：“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作為先秦道家學派重要代表的莊子，倡導“心齋”和“坐忘”。所謂“心齋”，就是排除一切知識之后，保特心的虛靜（“虛者，心齋也”），從而對“道”予以全體把握、整體感悟（《莊子?人間世》）。所謂“坐忘”，就是“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莊子?大宗師》），即毀棄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達到“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從而造成一種心理上的渾沌狀態（“曠然與變化為體”），以便全體把握、整體感悟大全之“道”（《莊子?大宗師》郭象注）。究其實，這就是一種自發狀態下的神秘直覺。

佛教也重視直覺思維。佛教所講的“般若”（prajn～ā），其實也就是一種直覺思維。佛教的直覺思維，既排斥感性認識，又排斥理性認識，強調通過“般若”的虛靜智慧而一覽無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禪宗吸收了莊子和玄學的方法，并與佛性的本體論相結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的“頓悟成佛”理論（相對于北宗的“漸悟”而言）禪宗認為人人皆有佛性，“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要做到不迷而悟，必須在思想上恪守“三無”（“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在修行方法上，禪宗提倡“頓悟成佛”，“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以上引文，均出自流通本《六祖法寶壇經》），把直覺思維發展到了極點，從而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禪宗的“頓悟成佛”理論，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學，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

儒家也很重視直覺思維。先秦時期，孔子所說的“默而識之”（《論語?述而》），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盡心上》）《孟子?盡心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都具有直覺思維的顯著特點。宋明時期，程朱所說的“格物致知”（《大學章句》），陸王所說的“求理于吾心”（《傳習錄》卷中）等等，更是直覺思維的展示。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說的不慮而知的良知，不學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們謂之直覺”，“此敏銳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22〕賀麟（1902-1992）進一步指出，“陸王所謂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謂格物窮理，……是探求他們所謂心學或理學亦即我們所謂哲學或形而上學的直覺法”，“朱子與陸象山的直覺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陸象山的直覺法注重向內反省自己的本心，發現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覺法則注重向外體認物性，讀書窮理”。〔23〕

直覺思維是一種創造性的思維，能有效地突破認識的程式化，為思維的發揮提供靈活的想象空間，對于倫理學、美學、文學、藝術學等學科的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甚至對于注重實證的自然科學而言，直覺思維亦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之發現放射性元素釙和鐳，其中就不乏“大膽的直覺”（bold intuition）。1935年11月23日，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講中說，“她一生中最偉大的科學功績――證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們分離出來――所以能取得，不僅是靠著大膽的直覺，而且也靠著在難以想象的極端困難情況下工作的熱忱和頑強”。（〔德〕愛因斯坦著，許良英，范岱年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339頁。）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曾經敏銳地指出，“科學知識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當比重是體力的和直覺的”。〔24〕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11-2009）亦嘗明言，“光靠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不能創造，不能突破；要創造要突破，得有靈感”。錢學森：《關于形象思維問題的一封信》，《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2期。按：錢學森所說的“靈感”，即直覺思維。物理學家湯川秀樹（1907-1981）熱情展望，“如果我們更加注意直覺或大膽的想像，來作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趨勢的一種補充，基礎物理學的又一次返老還童就是可以期望的”。〔25〕

直覺思維是思維過程沒有中間推理階段，不進行邏輯論證就直接得出結論，具有直接性、自發性、非邏輯性等特點。雖然說直覺思維具有邏輯思維不能替代的優勢與特質，但同時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覺思維重靈感、輕邏輯，重體驗、輕思辨，重直覺、輕論證，容易導致思維的模糊和不嚴密，不利于思維向形式化、定量化發展，容易導致經驗主義、教條主義，還有可能妨礙自然科學的發展。

張岱年（1909-2004）曾經指出，朱熹所說的“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事實上就是一種直覺思維，這種直覺思維“只是一種主觀的神秘體驗”，而“真正進入物中究見其理，只能通過科學實驗”；可惜的是，“中國傳統中缺乏近代的科學實驗方法”。〔26〕蒙培元進一步指出，直覺思維“必須同邏輯思維相結合，以邏輯思維為前提，才能發揮其創造性作用”。但非常遺憾的是，“中國的直覺思維恰恰缺少邏輯思維作為前提條件，因而具有整體的模糊性和神秘性”。〔27〕也就是說，由直覺思維獲得的認識，還必須進行邏輯的加工和整理，同時接受實驗的檢驗。如此，方能由知識的毛坯，升華而為科學的成品。

總w而言，中華民族的整體思維、辯證思維、直覺思維，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對科學技術的影響尤其深重。許多研究者在解答“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即中國雖然在15世紀前的科學發明和發現方面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但歐洲卻在16世紀以后誕生了“近代科學”，而中國文明在亞洲卻最終沒有產生出與此相似的“近代科學”〔28〕）時，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集中于中國的傳統思維。比如說，在中國傳統思維中，重視整體思維而忽視分析思維（長于綜合而短于分析），注重辯證思維而忽視實證思維（重思辨而輕實驗），推崇直覺思維而忽視邏輯思維（重模糊而輕定量），凡此等等。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頗多，在此不便詳細臚列。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以下評述文字：范岱年《關于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原因的討論》，《二十一世紀》，1997年第12期；胡化凱《中國古代科學思想二十講》第二十講《中國未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3年，332-348頁。誠如何兆武所說，“中國古代的思維方式，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是撇開機械的分析而徑直要求把握道體之大全。這或許就是中國之所以沒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學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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