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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動癥康復培訓范文1
【關鍵詞】兒童訓練;感覺統合;智力開發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practice in children's menta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2712 cases, the method: Using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not using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of childr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 mental intellig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onclusion: a clear role in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Key words】 Children HTK HT training; Feeling concord,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R5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515(2011)01-0221-01
感覺統合失調是影響兒童心理智力開發的重要因素之一，臨類型有多動癥、焦慮癥、精神衛生問題等，感覺統合失調的患兒因注意力不集中，好動、不安、粗心、固執、脾氣暴躁、怕別人碰觸身體、攻擊性強、容易吵架、纏人、愛哭鬧，膽小害羞、缺乏自信、動作不協調，笨手笨腳，做事、寫作業磨蹭、學習成績不佳。偏食，餐飲習慣不好。眼睛容易酸，討厭閱讀，毫無原因懼怕某些學科，自言自語無法和人溝通，咬手指、無法戒除奶嘴、寫字不在框內、筆畫經常顛倒。④發音不佳，語言發育緩慢，喜歡爬高卻不敢走平衡木，愛玩旋轉游戲，時間長不會眩暈等。眾所周知，我們每個人都是從“感覺學習”起步的，人類通過視、聽、嗅、觸、重力來感覺外界事物，從而了解和認識外部世界，通過感覺學習這種自然又不被重視的要求人類的自身也得到發展。只有感覺統合被協調，相互默契配合，身心才能實現平衡。因為我們的遺傳基因中保持著這種能力，所以從生到死，生命中的每一刻我們都在進行著感覺統合。但如果孩子的“感覺學習”嚴重不足，就會導致其大腦所接受的感覺信息缺乏，從而影響孩子大腦的全力發展，產生一些行為異常，這就是感覺統合失調。
臨沂市婦幼保健院自2000年6月1日起根據感覺統合理論，即感覺統合訓練，正式開始咨詢，評價及訓練兒童，對兒童多動癥，孤獨癥及精神衛生問題等進行規范診治訓練，同時開展智力測驗等，收到了滿意的效果，現介紹如下：
自2000年6月1日~2009年6月1日，筆者從事兒童保健工作多年來，兒童查體27120余例，其中感覺統合失調2712例，本文對2712例感覺統合失調患兒中，使用感覺統合訓練（觀察組）與未使用感覺統合訓（對照組）在開發兒童心理智力方面進行了對照研究。
1 臨床資料
1.1 對象:2000年6月1日~2009年6月1日筆者兒童查體感覺統合失調患兒2712例，年齡6月~7，7歲~14歲.
對象構成情況如表Ⅰ。
1.2 方法：
1.2.1 觀察組為對象中同意并堅持使用感覺統合訓練者，對照組為對象中不使用感覺統合訓練者，在兒童查體過程中落實兩組患兒感覺統合訓練情況。
1.2.2 感覺統合訓練治療方法：是一套以滑板，圓桶，平衡臺，吊攬為主的消息運動訓練療法，治療過程孩子感到十分快樂，訓練過程中，可根據每個孩子的不同特點制訂感覺統合訓練計劃，諸如空間知覺，瞬時記憶，數字及語言能力特殊能力訓練計劃，對兒童學習能力進行調整，富教于樂，極易為兒童接受。
通過感覺統合訓練，能夠培養了孩子以下10項能力:①客觀思維能力；②創造性思維能力；③決斷能力；④解決問題能力；⑤有效的溝通交流能力；⑥有效的學習能力；⑦適宜人際交往能力；⑧移情（角色互換）；⑨處理感情互動能力；⑩處理壓力的決策能力。經觀察，兒童經過3~6個月的訓練治療，較好地開啟了兒童心智，顯著有效率達85％，改善了兒童膽小害羞行為，多動，注意力不集中及情緒不穩定現象，提高了學習成績。
1.2.3 正常感覺統合訓練。
1.2 統計分析方法:采用χ檢驗，測算P值范圍，歸納結果有無統計學意義，論證使用感覺統合訓練對感覺統合失調患兒的作用。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2712例感覺統合失調患兒中，接受使用感覺統合訓練患兒1944例，占77．73％未使用感覺統合訓練者604例，感覺統合訓練者1944例，占92．22％，感覺統合失調者164例，占7．78％，在604例為使用感覺統合訓練中，正常感覺統合訓練者148例占24．50％，非感覺統合訓練患兒456例占75．5％．
2.1 對照結果:觀察組與對照組比較，見表2。
根據表中數據計算出χ＝1220．76，遠遠大于26．52，P＜0．01具有非常顯著的統計意義，可以說明，感覺統合訓練有利促進感覺統合失調恢復的作用。
3 討論
感覺統合訓練是美國加州大學臨床心理博士愛爾絲（AyresA.J）根據多年腦功能研究成果，終于在1972年提出感覺統合失調理論，認為感覺統合失調是人類社會發展到現代，多子女家庭日益減少，少子女家庭結構導致嬰幼兒感覺學習不足造成．具體原因可為：胎位不正，早產，剖腹產，搖抱少，嬰幼兒期活動空間不足，爬行不足，依賴學步車，對孩子過度保護，過度放縱，過度干涉，也有一些原因不明，我國最新研究調查發現，近年來，隨著國內都市化生活步伐的加快和獨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大中城市孩子感統失調率達到80%，其中30％為重度感統失調．這一問題已日益受到廣大家庭，老師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進行了感統的感覺統合訓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社會信譽.對兒童的智力開發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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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解腦癱康復技術與管理主編陳旭紅P143~233
多動癥康復培訓范文2
據青島市精神衛生中心對2008年至2010年進行心理咨詢的7319人調查顯示：居首位的人群是學生，占29.18%，其次分別為公司職員、無業人員等，其中最突出的心理問題是情緒，占30.77%，其余依次為睡眠、焦慮、抑郁和學習等心理問題。
據青島市精神衛生中心院長逄淑濤介紹說，統計數據顯示精神疾病的發病年齡趨于年輕化，青少年發病率快速上升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據了解，2008年青島市曾對青少年進行心理問題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發病率為15%至20%。與今年的調查結果——15.3%的發病率相比，短短兩年時間里，中學生的“心病”發病率增長近5%。在心理咨詢門診中，病人年齡已突破傳統認為的“12歲危險年齡”，最小的只有8歲。這一連串觸目驚心的數字應引起社會的反思和關注。
心理問題不能等同于思想問題
“以前總說‘年少無心事’，可如今恰恰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因心理問題離家出走甚至自殺，已成心理疾病高發人群。”市精神衛生中心逄淑濤院長介紹，市精神衛生中心對2008～2010年進行心理咨詢的7319人的調查顯示:居前五位的為學生、公司職員、無業人員、普通工人、退休人員。其中，學生就占了前來咨詢人數的第一位，平均每3個前來咨詢心理問題的市民中就有1個是學生。
逄淑濤介紹，青島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治療室日前接診了一名初中一年級學生，在其入院之前，他的情緒極不穩定，發火時會和父母“動粗”，打起架來什么東西都往父母身上砸，直到看完心理醫生，他的父母才知道孩子已經有“心病”一年多了。這是典型的親子溝通不暢，也給每個家庭敲響了警鐘。
據了解，目前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多集中在厭學、早戀、網癮、焦慮、多動癥等。其中抑郁癥占36.5%，焦慮癥占26%。而困擾青少年的抑郁疾病主要表現是失眠、焦慮、學習不專心、脾氣暴躁等。
今年10月10日是第19個世界精神衛生日，宣傳活動主題是“溝通理解關愛，心理和諧健康”，宣傳的目標人群為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和教師、職業人群、社區居民，目的就是提升民眾對人際交流的關注度。
在傳統觀念里，對中小學生出現的一些諸如厭學、學習不專心、脾氣暴躁、多動癥等問題，家長和教師主要從思想上、品德上找原因，而忽視從心理疾病上分析。專家認為，隨著社會發展，學校、家長在教育青少年成才的同時，還要幫助其成人，讓青少年有一個健康的身心。繼續把中小學生的心理問題當成思想或品德問題去解決，顯然是不妥當的，難以對癥下藥獲得實效。
蹲下身子和孩子平等交流
調查發現，60%的年輕人發生心理問題都與父母有一定的關系。因為現在95%以上家庭都是獨生子女，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孩子受到的溺愛、保護和壓力也與日俱增，家長往往忽視了對孩子進行生活自理能力培養和情操教育，從而導致孩子心理脆弱、抗壓能力差，一旦遇到挫折和打擊，極易產生心理問題。
很多孩子明明出現了心理問題，寧可采用跟同學說、寫日記、自殘等形式發泄，也不會跟家長、教師交流，這中間不僅僅是代溝的問題，更需要作為成年人的家長或教師蹲下身子，與孩子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和孩子交流，讓他們感到我們是可以交心的朋友，而不是動不動就會板起臉訓斥的長輩。
父母是孩子的啟蒙老師，父母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都會在孩子的心里刻下深深的印痕。在一個人的成長道路上，盡管會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影響，但父母的影響力，無疑是最強的，也最持久。
為人父母，我們需要一顆善良的心，如果我們希望孩子也擁有：我們需要寬容地對待他人，如果我們希望孩子也能與人友好相處；我們需要勤勉工作，如果我們希望孩子將來也能這樣……因為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必將在今后的某個時間顯現。
所以，為人父母者，要多照照孩子這面“鏡子”，切切實實承擔起教育好孩子的使命。孩子有了“心病”，父母首先要反思自己的不足，不能把責任都推給學校推給老師，這樣做，不僅是對自己對家庭的一種責任和承擔，更是對社會對國家做出最好的貢獻和回報！
健全心理咨詢制度 成立健康教育基地
在每個人15年左右的學習生涯中，遭遇到的困惑實在是太多了，學習壓力、擇校困擾，考試焦慮……而進入青春期以后，開始跨越童真與成熟，沒有人教他們該如何面對“漸漸長大的自己”，他們摸索著前進，跌倒、爬起、委屈、擔心、來自異性同學異樣的眼神和自己那砰然心動時的茫然無措…… 他們以為自己是大人了，可卻沒法跟爸爸媽媽老師等交流，忽然之間父母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了，然而，純真的他們還是那么的脆弱，很多時候他們需要呵護和關愛……所有成長中的孩子就在這樣的跌跌撞撞中傷著、痛著、前行著！
復雜微妙的師生、同學、異性和家庭等關系，使得青少年“心有千千結”，內心充滿了困惑或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心理健康教育就成為解決問題的良藥。
然而，即使這樣，現實還是不容樂觀。除了那些時有耳聞和見諸媒體的有關學生因心理原因犯罪或輕生的極端事例，還有更多權威機構針對青少年展開的心理調查的數據，都在提醒我們：雖然社會在進步，物質生活在日趨富裕，但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卻似乎有滑坡之虞。
目前，青島市大中小學校都在不斷建立健全心理咨詢制度、培訓專業的心理咨詢教師，以集體或個別輔導的方式及時發現學生的心理問題，旨在加強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同時，政府對心理咨詢的關注和投入也在逐年提高。2007年青島市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基地。該基地突破咨詢室、電話間和教室的局限，把心理健康教育與學科教學、課外活動、社會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構建了新的家庭、學校、社會交互作用的心理教育模型，為學生心理健康成長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和氛圍。另外，青島市還在每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置了一名精神疾病防治醫生，為社區重癥精神疾病患者建立健康檔案，并開展定期隨訪和康復指導，目前市內四區已有6000余名精神疾病患者被納入社區管理。這些做法有待進一步加強和推廣，尚未開展的地區也應借鑒學習。
多動癥康復培訓范文3
關鍵詞：催眠治療；腦電生物反饋；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22-0063-03
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與其年齡不相適應，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動和沖動行為為特征的心理行為性疾病，在學齡兒童中廣泛存在[1]。按照美國精神病學會《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兒童ADHD臨床診斷標準，ADHD分為三個主要的亞型：注意缺陷型（ADHD-I）、多動―沖動為主型（ADHD-HI）和混合型（ADHD-C）[2]。
腦電生物反饋是生物反饋其中的一個分支，它是用α波或者SMR為反饋信息通過聲、光等反饋信號指示求助者反復學習訓練，提高腦電中的α波或SMR水平，減少異常腦波的出現[3]，一般用于醫院中臨床治療，特別對失眠癥和ADHD等常有顯著的療效。目前國內外研究均表明：ADHD兒童在EEG上表現出θ活動增加、功率比增加，而α和β活動減少。因此，多數人認為θ慢波活動增加、θ/β功率比增加是ADHD兒童EEG的主要特征[4]，θ慢波活動增加表明神經系統抑制功能遲緩，皮層下釋放增強，表現為興奮、易沖動、注意力渙散和動作增多[5]等，對腦波的自我控制和調整，可以達到治療的目的。
本研究中第二項治療技術――催眠療法，實驗假設催眠對于ADHD的孩子有一定的作用，原因在于催眠的主要原理：意識和潛意識在催眠狀態下統一起來。人的大腦一開始只有原始機制：戰斗――逃跑反應，而成長的過程中認識事物的方式是：定義―聯系―反應，兒童一直到8歲左右才形成批判區，形成意志力、判斷力等。在催眠的過程中通過暗示，可以讓意識層面的內容通過批判區這層“過濾網”到達潛意識層面，從而解決孩子的注意力缺陷問題，讓孩子獲得專注的能力，從而使孩子注意時間延長，理解能力相應增加，一步一步地使其行為障礙得到緩解甚至消失，幫助他們建立正常的人際溝通能力。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選取江蘇省Z市某兒童注意力咨詢有限公司的15名6～14歲的學齡兒童，被試是在韋氏兒童智力測試（WISC）、整合試聽連續執行測試（IVA-CPT）、家長描述以及醫生評估下確診的ADHD兒童，并不是有部分ADHD癥狀或行為疑似ADHD的高風險學生，均符合美國精神病學會《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兒童ADHD臨床診斷標準，并排除精神發育遲緩、情緒障礙、孤獨癥等器質性疾病。整合視聽連續執行測試（IVA-CPT）是目前國內外較為常用的診斷ADHD的輔助工具，是通過反復的聲音和視覺刺激，測查受試者的反應情況，它包括四個認知變量：遺漏、錯擊、反應時、穩定性及28個與認知變量相關的商數指標[6]，有一套客觀嚴格的診斷標準，通過其測得的結果可以較為明顯的反映受試者所存在的問題。被試性別均為男，智力水平基本一致，智商經過測試均為85以上。并且將其隨機分配到控制組、實驗一組和實驗二組，每組各五人。
2.研究方法。三組ADHD兒童在實驗之前沒有接受過任何治療，均診斷為ADHD混合型。實驗一組被試采用加拿大Thought公司生產的Infiniti 4000A型多參數生物反饋儀進行腦電生物反饋干預；實驗二組被試除了實施腦電生物反饋外，還要施以催眠治療，其他活動內容與實驗一組相同，控制組在此期間不進行任何干預。本實驗前后均進行一次IVA-CPT測試，來反映實驗的治療情況。
3.統計方法。全部數據用SPSS 20.0統計軟件分析，采用非參數檢驗中多個獨立樣本的Kruskal-Wallis H檢驗、秩變換技術、SNK事后檢驗等方法比較綜合反應控制商數、綜合注意力商數實驗干預后三組之間的差異情況。
二、結果
1.綜合反應控制商數（FRCQ）的差異比較。分別對三組ADHD混合型兒童所測得的實驗前與實驗后的綜合反應控制商數（FRCQ）進行多個獨立樣本Kruskal-Wallis H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針對實驗后數據，進一步實現對完全隨機設計多組樣本秩和檢驗的兩兩比較，采用秩變換技術，用樣本求出的秩次代替原變量進行參數分析[7]，結果顯示，三組ADHD兒童在實驗前FRCQ差異不顯著（Χ2=0.096，P=0.953），而實驗后，這三組被試呈現顯著差異（Χ2=12.299，P=0.009）。數據顯示，秩變換以后方差分析的結果與前者多個獨立樣本Kruskal-Wallis H檢驗的結果一致。經過SNK事后檢驗后，實驗二組的得分顯著高于實驗一組和控制組；實驗一組的得分顯著高于控制組。
2.綜合注意力商數（FAQ）的差異比較。對三組ADHD混合型兒童所測得的綜合注意力商數（FAQ）進行多個獨立樣本Kruskal-Wallis H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采用秩變換技術、SNK檢驗進一步實現對完全隨機設計多組樣本秩和檢驗的兩兩比較，結果顯示，三組ADHD兒童在實驗前FAQ差異不顯著（Χ2=2.765，P=0.251），而實驗后，這三組被試呈現顯著差異（Χ2=8.012，P=0.018）。秩變換以后方差分析的結果與前者多個獨立樣本Kruskal-Wallis H檢驗的結果一致。經過SNK法進行事后檢驗之后，控制組顯著低于實驗一組和實驗二組；實驗一組和實驗二組之間無顯著差異。
三、討論
選取整合視聽連續執行測試（IVA-CPT）所測得的綜合反應控制商數（FRCQ）和綜合注意力商數（FAQ）兩項主要的指標來反映治療ADHD兒童的效果。通過對數據的分析，探討在腦電生物反饋行為治療過程中，結合催眠干預的療效是否有效。
綜合反應控制商數（FRCQ）是反映控制力的一項指標，它包括聽覺和視覺上的謹慎商數、一致性商數、毅力商數三個子維度，主要是用來測量機體的整體協調能力和意志控制能力。研究結果表明在實驗前實驗一組、實驗二組和控制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但經過六個月的實驗干預之后，三組被試之間差異顯著，事后檢驗結果顯示實驗二組FRCQ的得分顯著高于實驗一組和控制組。以上結論表明，相比僅使用腦電生物反饋治療，催眠結合腦電治療在FRCQ上的治療效果更為顯著。此外，實驗一組的得分顯著高于控制組，這也說明，利用腦電生物反饋療法對于治療兒童ADHD來說也能達到顯著的療效。
綜合注意力商數是反映注意力的一項指標，它包括聽覺和視覺上的警醒商數、注意集中商數、速率商數三個子維度，主要是反映機體注意能力的情況。三組ADHD兒童在實驗前FAQ差異不顯著，而實驗干預后，三組被試總體呈現顯著差異，事后檢驗結果顯示，控制組顯著低于實驗一組和實驗二組，實驗一組和實驗二組之間無顯著差異。以上結論表明，相比腦電治療，催眠結合腦電治療在注意力商數（FAQ）方面沒有明顯的優勢。但是相比控制組而言，催眠結合腦電治療的分數有顯著提高。根據IVA-CPT自身的診斷標準來看，實驗二組的均值（M=89.6）和實驗一組的均值（M=89.0）大于正常標準85，這說明腦電生物反饋治療結合催眠治療和僅用腦電生物反饋對于FAQ均有提高，但是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可能是因為在進行腦電生物反饋治療時，學齡兒童對于動畫和游戲形式的治療手段一開始會很感興趣，并且參加催眠的被試跟主試“玩”得很好，有助于當主試提醒被試需要認真做練習時，被試更愿意聽從指令，但是方案設計里指導語會重復進行一個星期，兒童對同一個動畫的新鮮程度降低，反而會導致其在治療過程中注意力不集中。而且跟兒童過分熟絡也會可能使得孩童有的時候會興奮過頭，“自來熟”、“人來瘋”時常可見，有時候被試的注意力得不到提高，呈現反復狀，因而兩組實驗組的均值雖然達到了標準值，但催眠結合腦電生物反饋治療沒能顯著優于單純腦電生物反饋治療。
綜上所述，在綜合注意力商數（FAQ）上，腦電生物反饋治療能夠幫助ADHD兒童減少對外界干擾的影響，縮短ADHD兒童的反應時間，加強反應能力，提升應變能力，提高對自我世界的關注能力和感受性，同樣能夠減少其多動次數，緩解ADHD兒童的多動癥狀，對綜合提高兒童的注意力有著不錯的療效。相比單純的腦電生物反饋治療，催眠結合腦電反饋治療能夠在提高個體注意集中商數（聽覺和視覺）以及速率商數在聽覺方面有明顯的療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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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動癥康復培訓范文4
【關鍵詞】特殊教育 特殊學校 借鑒
一、加拿大特殊教育概括
特殊教育的目的和任務是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要求和特殊兒童的教育需要，發展他們的潛能，使他們增長知識、獲得技能、完善人格，增強社會適應能力，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加拿大的特殊教育不但包括因生理和健康障礙而產生的特殊教育，而且包含學習障礙、語言障礙、孤獨癥、多動癥、心理學等多方面的教育。他們認為所有學生天生就有各自的學習強項、弱項和各種需求。學習潛能受到來自生理、智力、文化、情感、社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以關注學生的強項及其喜愛的學習方法就顯得尤其重要。
對于那些有學習障礙的學生要達到甚至高于平均認知水平，并需要額外的教學策略、糾偏方法或者一些適應性調節來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因此他們沒有工讀學校，他們認為那些在學校有各種不良表現的學生只是具有某種學習障礙，并且這種障礙所導致的特殊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那些在我們這里應該進入工讀學校的學生依然在普通的學校里接受教育。具體操作過程如下：
班主任和各任課教師將具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情況匯總，上報學校領導及董事會研討。
研討后確定的名單上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等候評議。
各學校按照上級主管部門審議后的名單，將學生集中（學生數量很小的時候）或在各自學校開設“特殊教育班級”。每個班級安排專門的“輔導員”。
輔導員負責學生的思想教育并按照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安排學生到不同年級進行不同課程的學習。（如：學生A可能學習高一的數學，初三的物理，初二的語文；星期一第三節課，這個班有學生去高一學語文、有學生去高二學化學、也可能有學生在初二學語文等）
這些學生修滿相應的學分（不需要通過高三學生參加的考試），并通過教育管理部門對其心理、思想等進行的測評后，獲得畢業證書，然后再參加技能培訓，走向社會。
這種制度下的學習很像我們提倡的因材施教，在普通學校進行這種轉化教育的最大好處是它使這些學生較少地受到外界的歧視，保護了學生成長過程中的心理需求，促進了學生的轉化，甚至有少數學生通過這種學習考上了大學，最終脫胎換骨。
二、特殊教育具體實施
（一）圣心社區學校
由于歷史的原因，加拿大的初等教育系統分為公立學校和教會學校。兩類學校均由省政府撥款提供經費，不過由不同的校董會管理。住在里賈納市城區的居民多數為原住民，貧困家庭，問題家庭較多，人口流動性較大，因此多數城區的學校學生學業水平低，打架、課堂秩序混亂等現象極為普遍，老師上課也很辛苦，所以教師隊伍通常也不穩定。圣心社區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也是少數辦得較為成功的城區學校之一，該校的年級跨度為1至8年級相當于國內的小學和初中。他們用了大致7年的時間逐步摸索出成功的經驗：一是獨特的上課方式。他們將高年級與低年級結成對子上課，相應地老師也是以團隊的形式一同工作。高年級同學照顧低年級的小同學，老教師與新教師結對，很有點家庭氣氛加拿大的小學初中與國內有很大的不同，10年級才開始實行學分制，9年級及以下學習的內容和方式更講究實用和快樂。比如6年級有門叫家庭經濟的課教室，其實是個大廚房，學生模擬家庭的有關經濟活動。二是提供午餐。三是因地制宜制定作息時間。四是精心總結“學校文化”。學校將學校創始人安徒生的小矮人故事揉到一塊編了個故事并將宗教的仁愛思想融入其中，鼓勵學生勇敢面對過去，把握今天。校門入口處的展板上，貼著這個象征學校文化的小故事和圖片。
（二）藍艾學校
1965年一位叫杰夫鮑森的社會工作者，當時兼任里賈納某男童學校的監事，注意到一些在心理、情感、學業等方面存在障礙的所謂“問題少年”，在學校不能得到有效的指導和教育，最終被社會所遺棄，因此積極發起成立了非營利機構——Ranch Ehrlo Society（藍艾學校），專門針對問題少年，幫助其回歸學校。
藍艾學校屬非營利機構，資金來源除社會捐款外，主要來自社會工作者將問題少年送入藍艾時所提供的經費。具體而言，這些社會工作者的經費來自省政府的社會服務部和印第安事務部，還有各個部族或部落管理委員會。學校沒有固定的政府撥款，一個學生每個月的經費是5000加元，一年就是6萬加元；而2005年加拿大人均GDP還不到2.8萬加元可見費用不菲。費用高昂的原因是因為學校需要負擔學生學習、生活的全部費用。有關學者的理論，如果這些孩子得不到及時幫助和糾正，放任自流其成年后很可能淪為罪犯。全社會將為之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這樣的花費是值得的。
孩子們在藍艾一方面接受心理治療，另一方面接受個性化的學業教育，因而是一種全面治療的方案。進入藍艾的孩子普遍自卑，很多孩子來自“問題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家庭成員酒精或成癮。有的孩子本身也有暴力傾向或物質酒精或依賴的問題。對于這樣一些特殊的孩子，心理治療顯得非常重要。藍艾配備了具有社會工作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專業背景的咨詢專家，對孩子進行心理治療，并有目的地組織各種活動，幫助孩子樹立自信心、學會與他人相處、學會生活技巧。藍艾的格言是“帶著自尊向前”。
三、結語
從文中的經驗中我們看到加拿大的特殊教育的某些理念和操作方法是很人性化，不把人放到一個硬性規定的尺度上去比較，像我們所提倡的“因材施教”，看重每一個人的哪怕是一丁點的提高，我國特殊教育發展在結合中國國情和國外科學發展中不段提高對特殊人群的教育，使特殊更富特殊意義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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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動癥康復培訓范文5
[關鍵詞]家庭照顧者；社會支持網絡；社會政策；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863（2013）08-0049-04
一、家庭照顧者概念界定
Anderson將家庭照顧者界定為“與患者生活在一起，主要負責患者家庭照顧的人”[1]；哈里斯在Anderson 定義的基礎上細化“照顧者”的含義：那些為其老年父母、親戚朋友提供照顧或其他形式的支持服務的人。[2]2000年美國家庭照顧者支持法案（National Family Caregiver Support Program）為家庭照顧者（Family Caregiver）下的定義是：在居家環境下負責為需要照顧的家庭成員提供經濟、生活和情感照顧的人。
本文對腦癱兒童的家庭照顧者定義為：與0-19歲的腦癱兒童生活在一起，主要負擔患兒家庭照顧或提供其他支持服務的、具有血緣關系的親屬。
二、家庭照顧者壓力狀況的文獻研究
George在1966年首次提出“照顧者負荷”：“家庭成員在照顧患者時經歷的生理、心理、情感、社會和經濟問題”[3]。國外的相關研究（如Gregory，S.1995；Wolfendale，S.1996）重點關注特殊兒童家長的壓力來源。Faria[4]歸納出家庭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主要來源于他們自身的照顧能力、經濟狀況、自身的和患者的健康以及安全。臺灣學者呂寶靜[5]則認為，家庭照顧者的壓力來自不知道如何照顧、遭受排斥和挑剔、得不到社會支持或體諒，更可能因為照顧工作而感受到社會疏離和被孤立。我國現有對家庭照顧者壓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照顧經歷給家庭照顧者帶來的負面影響，如Dunst、Trivette 以及Cross[6]指出，殘疾兒童的母親比健康兒童的母親的精神和身體健康狀態要差。第二是對照顧壓力的歸類，如學者張寧生。[7]學者張艷丹和唐詠則引入一個較新的研究視角——社會性別視角，他們將女性照顧者這一群體作為研究對象，指出由于社會性別意識的影響，女性承擔了更多的照顧責任和壓力，導致社會地位愈發下降。
筆者根據現有文獻將家庭照顧的照顧壓力和負荷劃分為三類：
第一，家庭照顧者的健康與精神壓力。1999年，我國學者張寧生編制了《殘疾兒童父母心理壓力問卷》，這是我國第一套專門為特殊兒童家庭照顧者測量心理壓力的工具。張寧生的研究結果顯示，特殊兒童家庭照顧者的精神壓力主要來源于終生照顧、經濟負擔、個人與家庭問題，缺乏成就感和過分保護。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常見的心理壓力，主要表現為焦慮、緊張、懷疑、抑郁和自卑。尤其是重度殘疾兒童因需要終身照顧，導致家庭照顧者的身體健康狀況明顯比普通家長差。
第二，家庭照顧者的就業與經濟壓力。擁有正常工作的家庭照顧者，會采用犧牲休息時間、調整工作狀態、加快生活節奏來適應工作與家庭照顧的多重責任。有的家庭照顧者“主動”離開有償的勞動市場，只能從事兼職或間歇性就業，降低了家庭的經濟收入而出現經濟困難，尤其使女性照顧者會在經濟上產生脆弱性和依賴性。
第三、家庭照顧者的社會壓力。Doogle認為，家庭照顧者承擔照顧角色，必然會減少與社會的聯系和休閑時間。[8]主要表現為“角色轉換導致無所適從”、“照顧孩子而導致社會隔離，失去親戚朋友的關心、遭遇歧視”以及“失去自由，感覺被束縛在家庭”。[9]臺灣學者吳圣良對臺灣省內家庭照顧者負荷的實證研究顯示，在身體、心理和社會功能三項符合中，照顧者的社會功能符合較為嚴重，或者說最受影響是的部分是社交活動方面。
三、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調研情況
2011年12月-2012月2月，筆者在廣州市揚愛特殊孩子家長俱樂部、廣州展智痙攣住宿訓練中心以及廣州康復實驗學校對20位腦癱患兒家庭照顧者進行了深度訪談。
資料顯示，承擔腦癱患兒家庭照顧任務的主要為女性，共15位（75%），主要是腦癱患兒的母親和祖母；照顧者為男性的共5位（25%）。因此，患兒的主要照顧者以母親最多（50%），其次是奶奶或外婆（25%）和父親（25%）。受訪者的平均年齡43.5歲，年齡層由27到70歲，平均照顧年限為5.2年。受訪者中大專及大專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較高，有13人。一般而言，城市地區的受訪者受教育水平較高，農村地區的受訪者受教育水平較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約有14位受訪者（以母親為主）為了照顧患兒主動退出勞動市場、從事不固定工作或申請提前退休，由此降低了家庭的經濟收入而出現經濟困境。
結果顯示：首先，從家庭照顧者個體層面分析。20位家庭照顧者認為自己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100%）；16位家庭照顧者（80%）認為在照顧孩子過程中身體狀況明顯下降，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疲憊、失眠、胃潰瘍、高血壓等生理疾病。特別是年紀較大的家庭照顧者對自身的健康狀況覺得堪憂；18位家庭照顧者（90%）認為自己的精神狀態比較差，尤其是年輕的家庭照顧者無法接受孩子患病的事實，經常產生抑郁、焦慮、自責等消極情緒；約10位家庭照顧者（50%）表示曾經遭遇到社會排斥或歧視，覺得街坊鄰里“瞧不起”自己，或者主動將自己和孩子封閉起來，他們認為“別人的關心也是一種莫大的壓力”。
其次，從家庭照顧者的社會層面分析。約18位家庭照顧者認為他們需要得到更多有關特殊兒童康復訓練和救助政策的信息，由于繁重的照顧任務或認知水平有限，大部分家庭照顧者認為沒有時間去了解更多的康復信息、不了解廣州市有關特殊兒童的救助政策。約14位家庭照顧者希望有人能協助自己照顧孩子，讓自己有“喘口氣”的機會，尤其是年紀較大的家庭照顧者，身體健康每況越下，對繁重的照顧任務感到“無能為力”；認為需要獲得心理輔導和情感交流的家庭照顧者約有9位，主要集中在較年輕的家庭照顧者，他們覺得前路迷茫，承受的心理壓力更大，需要和有經驗的家長進行溝通交流。
最后，僅有7位家庭照顧者認為需要更多的社會保障，其中5位家庭照顧者認為他們迫切需要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
四、家庭照顧者的壓力狀況調研分析
（一）經濟壓力
從家長的訪談中可以了解到，腦癱兒童的照顧任務繁重，耗時長，家庭照顧者無力承擔工作和照顧的雙重任務。本調研中的經濟壓力主要來自兩個原因：第一，家庭照顧者為了更好地照顧腦癱兒童或無法兼顧繁重的照顧任務，“主動”離開有償的勞動市場或從事兼職或間歇性就業，由此降低了家庭的經濟收入而出現經濟困境。第二，是由于腦癱兒童的治療康復費用過高，家庭照顧者對巨大的開銷感到無能為力。
（二）生理壓力
由于腦癱兒童常伴有其他如智力低下、學習困難、癲癇、多動癥、孤獨癥等語言、情緒和肢體上的并發障礙，所以照顧患兒耗費了家庭照顧者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根據訪談得知，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通常會感到精神疲憊、失眠、心悸、胸悶、眩暈感、頭痛、記憶力下降、胃潰瘍、高血壓等癥狀，年紀稍大的照顧者會有風濕、肩周炎，甚至白內障等慢性病。
（三）精神壓力
在獲知自己孩子的診斷時，家庭照顧者會產生抑郁、焦慮、自責、孤獨、愧疚、厭煩等消極情緒。家庭照顧者的精神壓力主要來源于兩方面：第一是家庭照顧者難以接受自己的孩子“有病”，尤其是母親從懷孕間對未來充滿希望，到孩子出生后確診為腦癱的失望，情感落差異常大。第二是有些家庭將腦癱兒童的問題通通歸結于母親的身體隱患或遺傳，使母親感到巨大的委屈，特別是對孩子的未來、自己年老后無人照顧而產生擔憂。
（四）社交壓力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里，家里有多重病癥的特殊兒童會被視為“上帝對家族的懲罰”，是“祖先罪惡的因果循環”，腦癱兒童的家庭照顧者經常遭遇到外界的歧視和排斥。腦癱兒童的病態行為也會給家庭照顧者帶來“羞辱感”，使他們感到社會、他人的排斥，甚至主動將自己和孩子封閉起來。本調研與學者呂寶靜的研究結論相似，家庭照顧者的壓力主要來自不知道如何照顧、遭受排斥和挑剔、得不到社會支持或體諒，更可能因為照顧工作而感受到社會疏離和被孤立。
五、社會支持網絡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分析
本調研根據社會支持網絡的來源，將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的社會支持網絡劃分為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和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筆者使用自我報告法，分析家庭照顧者的支持網絡的構成，即是讓家庭照顧者回顧在過去的半年當中，經常向哪些人/組織尋求支持，從哪些人/組織那里獲得了什么類型的支持，這種支持的程度有多大，對這種支持的看法和評價。
（一）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分析
1.家庭和親人。在本次訪談中發現，家庭以及親人所組成的支持網絡給予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最大的支持，可以分為三類：實質性的支持，包括經濟援助、共同照顧以及協助處理突發事故；情緒性照顧，包括精神上的鼓勵、安慰以及情感交流；資訊類支持，主要是給家庭照顧者提供有關康復、政策方面的信息。
結果顯示，配偶對家庭照顧者提供社會支持的范圍是最廣泛的。來自親人的支持則集中在經濟上的援助、協助家庭照顧者看醫生、買藥、提供相關的醫療和政策信息。由于對腦癱癥缺乏了解，親人存在不能理解家庭照顧者的生存困境，甚至會覺得他們是負累而“敬而遠之”，這種情況無論是城市地區還是農村地區都明顯存在。
2.鄰居。在中國的傳統中，有句俗語“遠親不如近鄰”。鄰居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主要集中實質性支持，包括協助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給予情感上的安慰，但較少涉及經濟上的支持。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總體上還是“熟人、半熟人”社會，以居住地形成的地緣關系相對穩固，很多時候只要不是涉及到經濟問題，就近的鄰居也愿意為家庭照顧者提供支持。但城市的分割式居住格局則容易形成“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鄰里關系，使家庭照顧者難以與鄰居建立較為深厚的支持網絡。
3.朋友。調查顯示，部分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照顧者會自發組織一些小規模的家長聯合會，不定期組織各類家庭交流活動或邀請醫院專家教授開展講座，互相提供幫助和鼓勵、共同尋求腦癱癥的治療和康復方法。同時，由于自身所處的城市區域距離和照顧任務繁重、時間長等原因，家庭照顧者較少得到家庭以外的非正式社會支持。本調研中，約13位家庭照顧者都提及到“自力更生”一詞，表現出他們既希望得到來自非正式支持網絡的幫助，但又懼怕遭遇歧視的無奈。
4.民間社團組織。民間社團組織支持的主體是指由民間自發組織形成的、以救助特殊兒童為目標的非政府性社團組織，主要包括各種志愿者團體、民間慈善組織和社區服務機構，作用主要在于對特殊兒童及其家庭照顧者提供康復服務、政策咨詢等方面的服務。本調研中涉及的民間社會組織包括廣東獅子會、廣州市揚愛特殊孩子家長俱樂部、廣州展智痙攣住宿訓練中心以及綠苗快車義工組織。其中，廣東獅子會、廣州展智痙攣住宿訓練中心以及綠苗快車義工組織主要關注的是特殊兒童的康復訓練，為孩子提供物質（如日常生活用品、補貼）的援助。廣州市揚愛特殊孩子家長俱樂部是全國第一家專門為特殊兒童家庭服務的非營利性、民辦非企業單位，也是目前廣東省內唯一一家重在“服務家長”的單位，其服務宗旨是“支持照顧者”。調研中發現，家庭照顧者普遍表示對此不太了解，當筆者問及“是否有關心、幫助其他有需要的特殊兒童家庭等志愿服務經歷？是否接受過志愿者的服務？”，大多數家庭照顧者表示從未接受過類似的義工志愿服務，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一般沒有類似的志愿者組織和服務。
（二）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分析
構成家庭照顧者的正式支持網絡包括：醫療機構、公立的康復機構和特殊學校社區居委會、政府部門（如殘疾人聯合會、民政局）。
1.醫療機構
醫療機構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內容首先是診斷，當家庭照顧者意識到孩子發育異常，第一個求助的地方就是醫療機構，而且家庭照顧者傾向于在多家醫療機構接受診斷，甚至有家庭照顧者帶上腦癱兒童在全國的醫院“到處跑”。醫療機構的第二個支持內容是為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提供“鑒定”。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特殊兒童及其家庭申請享受政府的救濟和扶持政策，需要提供由醫療機構出示的健康鑒定證明。
2.公立康復機構和特殊學校
在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中，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最經常求助的機構就是康復機構以及特殊學校，這是由于康復機構和特殊學校為家庭照顧者提供專業的康復技能培訓。此外，輕度殘疾、有學習能力的腦癱兒童可以在特殊學校或普通學校隨班上課，對于家庭照顧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喘息機會。家庭照顧者對康復機構的評價各不相同，基本上家庭照顧者都承認康復機構或特殊學校的訓練有一定效果，距離自身期望還有一定差距。
3、社區居委會
城市社區作為城市社會的基本單元，是不同群體的聚居點，各種利益的交匯點和各種社會矛盾的聚集點。在調研中發現，社區居委對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內容主要是實質性支持，例如派發政府實物補貼、現金補貼、協助家庭照顧者申請相關社會福利、組織文化宣傳和家長交流活動等，是溝通政府和家庭照顧者支持網絡的重要橋梁和紐帶。
值得注意的是，街頭官僚的專業水平、服務態度以及如何行使手中的自由裁量權，都會影響到家庭照顧者對正式支持網絡的求助愿望和次數。尤其在農村地區，當地基層政府的執政理念、鄉鎮干部能否做到全心全意為民服務。能否保持一顆“善心”，這也自然影響到正式支持網絡對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所起的作用。
4.政府部門
政府行政部門（如各級社會保障部門、殘疾人聯合會、民政部、教育部以及衛生部門）的正式支持具有穩定性和持續性，是對家庭照顧者一種制度性介入。
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尋求社會支持的政府部門主要是殘疾人聯合會。調查顯示，殘聯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主要是實質性的支持和資訊類支持。當訪談者繼續追問“為什么不信任政府？為什么不嘗試向其他部門求助？”，大部分家庭照顧者普遍表現出對政府及社會政策的不信任。
六、支持家庭照顧者之政策建議
在西方國家，支持家庭照顧者的政策主張從20世紀80年代逐漸受到重視。歸納西方國家和我國臺灣省已實施的關于家庭照顧者的社會政策，主要分為四類：勞務類社會政策（如居家喘息服務、日間喘息照顧）；心理類社會政策（如提供教育課程和講座、信息咨詢、家長交流和支持組織）；經濟類社會政策（如免稅、減稅以及照顧津貼）；最后是就業類社會政策（如專業技能培訓、帶薪或彈性休假）。[10]
（一）心理輔導和信息支持服務
為家庭照顧者提供各種心理輔導和信息支持在國際上是較為普遍和常見的支持項目。1998年，英國政府以“支持家庭”為主體的家庭政策咨詢書，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是“保證所有的父母都具有接受指導和幫助的渠道”。2000年，美國國會建立全國家庭照顧者支持項目等。我國政府可以通過購買社會工作服務，讓專業的社會工作者成為政府、康復機構以及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之間的有效橋梁。如社會工作者可以根據家長的具體需求提供個性化家庭支持，例如提供心理輔導、政策咨詢；建立照顧者支持小組（caregiver support groups），使面臨相似照顧困境的家庭照顧者獲得互動并建立非正式的支持網絡；組織專業人士為家庭照顧者提供心理輔導、康復知識培訓、康復資源及慈善資源鏈接的專業服務。
（二）喘息照顧服務
喘息照顧服務是指為了減輕長期照顧老人、殘病患的家庭照顧者的壓力、緩解突況帶來的危機而提供的短暫照顧服務，以使家庭照顧者有更多自己的時間，暫時放下照顧責任去休息、參加娛樂活動等，從而獲得喘息的機會和自由。大多數學者們認為，對于家庭照顧者來說，最實用的支持就是喘息照顧服務。
目前，可以通過暫托照顧服務或家務照顧服務兩種形式的喘息照顧服務，為家庭照顧者提供給喘息機會，使他們得到適當的放松。
（三）經濟性支持服務
在承認家庭照顧者的照顧勞動具有社會和經濟價值的同時，調查表示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者都有參加社會保險的強烈意愿，卻無法承擔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繳費，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實現。如將這一特殊群體的保障方式以法律形式納入《社會保險法》，建議政府考慮減少或免除特殊兒童家庭照顧者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費用等。
（四）就業性支持服務
在面臨照顧危機的西方國家中，部分工時制度和彈性照顧假期是平衡家庭照顧者工作與家庭沖突的重要手段。美國政府通過建立家庭照顧者彈性工作制度，緩解女性面臨的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的沖突；英國政府亦鼓勵雇主制定有利于職工行使家庭責任的工作安排，如家庭休假制度、彈性工作時間以及帶薪休假。在我國，建立家庭照顧者彈性工作制度還需要相關制度的配合，有待政府的重視和社會政策制度的改革，如實行照顧者資格審查制度和需求評估制度，以避免出現政策漏洞而降低勞動效率。
關于特殊兒童家庭照顧者的研究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本文試驗性地研究了腦癱兒童家庭照顧者的壓力現狀及社會支持網絡因素。針對特殊兒童家庭照顧者的支持性政策，在國外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已經發展得較為完善，但在國內仍然處于完全空白狀態，筆者謹此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其合理性與適用性亦有待將來探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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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動癥康復培訓范文6
一、我國現有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分析
近十年來我國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實踐雖有區域性差異,但畢竟形成了一些模式化產物(盡管現行模式仍存在一些問題)。理論研究者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3](P.39),提出了關于構建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各種理論,同時各式各樣的模式也在不同程度地運用于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實踐。觀瞻十年來,運用于我國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實踐的基本模式大致有五類,分別是生物-醫學模式、心理學模式、教育學模式、社會學模式和針對復雜巨系統的“綜合集成研討廳”模式[3](P.40)。生物—醫學模式基于生物心理學的觀點把心理問題看成是一種疾病,更重視特殊兒童生理軀體上的問題表現,主張通過診斷、干預和治療等技術解決兒童的心理問題,以減輕兒童的心理壓力和精神痛苦,促進其心理功能的恢復和協調。20世紀70年代前,我國對特殊兒童的類別診斷、鑒別與心理評估主要依賴于生物—醫學模式;70年代后許多研究指出,醫學疾病評估測試系統難以精確地反映特殊兒童的心理障礙程度,尤其是對特殊兒童情感和社會適應能力的忽視,直接弱化了對特殊兒童心理問題的干預程度。心理學模式以心理健康為取向,以普通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為理論基礎,以消除或緩解某一方面、某個層面的心理問題為目標,重視運用心理技術,多采用心理輔導、心理咨詢、心理治療的方式方法。這一模式雖重視特殊兒童的心理特點與身心發展,但運用于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實踐中難免會聚焦問題矯治,易陷入被動的心理治療策略應對。況且該模式對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者本身的要求較高。既要有專業的心理學知識,又要有特殊教育的知識儲備[4](P.46-55),否則,其實際作用將大受限制。
教育學模式強調將心理健康教育滲透在學校教育的各環節中,促進兒童各種心理品質的協調發展[3](P.41)。學校教師要主動把心理健康教育的原理、要求納入教育過程,以學生的發展為目標,主要采用心理輔導的方式方法。通過相關課程講授、活動的開展、心理素質的訓練、心理潛能的開發以及教以簡單的自我調適方法等來提高兒童的心理健康水平。這一模式運用于特殊兒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實踐中,需要對教師進行專門培訓,使其能在教學中針對特殊兒童的心理問題實施心理健康教育,或是配備專職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師擔此重任。社會學模式依據社會心理學關于人際交往和社會影響的原理,注重教育活動雙方的社會角色、性別差異、文化素養、價值觀念、個性傾向、社會習俗等多種社會因素的影響[5](P.11-13),以及社會環境對教育結果的影響[6],認為心理健康教育必須重視家庭、社會資源的利用,實行家校合作、學校與社區合作[7]。由于此模式特別關注兒童出現的行為、情緒等問題,因此,運用于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實踐中,往往是當出現問題時才進行干預。建立在復雜系統觀和WSR系統方法論基礎上的“綜合集成研討廳”模式[2](P.8),特別適合于復雜巨系統(即社會系統)工程設計和家庭—學校—社會(社區)或城鄉一體化建構分析研究,已在汶川地震災后兒童心理重建[8](P.4273-4276)、農村留守兒童及流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創新、自閉癥及多動癥等兒童心理康復實踐創新中發揮了突出作用,值得在今后的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科研、教學、管理中深化與完善,重點是建立長效機制和突破方法論瓶頸[9](P.4630)。
不可否認的是,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我國還是一個新生事物,還處于探索階段。但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不失為心理健康教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規模化產物。現有的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均存有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其局限性。局限性主要體現在:(1)以單一學科為基礎。上述前四種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主要是依據某些學科理論或一般系統論來劃分的,只有最后的系統“綜合集成研討廳”模式基于復雜系統科學理論及其方法論,均具有一定的適應性。(2)針對性不強。現行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多半是在普通兒童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基礎上提出的,最后的系統“綜合集成研討廳”模式則合理配置了普教模式與特教模式兩種優質資源。從共性上說,特殊兒童首先是兒童,依此觀點將普通兒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嵌入特殊需要兒童心理健康教育中,固然有其合理成分。但從差異性上看,特殊兒童與普通兒童相比無論在行為、情緒、個性等方面都有相當大的不同,照搬模式顯然不足以應對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需要。(3)實踐操作性弱。科學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應該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如果缺乏實踐操作的平臺,而只有理論架構,那只能是流于形式或表面化,即使名義上設立了心理咨詢室或開設了課程,但囿于教育者自身觀念束縛、知識儲備不足、模式運用單一等,心理健康教育并沒有真正發揮其對特殊兒童的成效。
二、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多元整合
1.多元整合的學理探析
當今世界正處于一個多元文化互相激蕩、碰撞的時代,各種文化并存并相互影響。教育、心理與文化唇齒相依,使教育、心理各個方面都深受多元因素的影響。面對社會的進步和知識的不斷更新,人們意識到傳統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已不能適應時代的挑戰,必須走向多元視角,倡導多元主體、多元視角、多種方式和多樣內容已成為當前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一種主導有效的方式[10](P.17)。心理健康教育是培養人、引導人的一種社會活動。人的心理活動復雜性、教育活動的復雜性以及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動的復雜性。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不可能是單一的、線性的,必然是多元的、非線性的。每一種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都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在一定條件下都是合理的和有意義的,但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對象是人,人是隨著時間和環境不斷變化和成長的,那就要求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也要隨著主體不斷的變化。每當一個模式固定下來、僵化了、不變化,必然出現阻礙發展的現象[11]。理想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應當是經多元整合的、形成系統的整體結構,惟有此才可能發揮更大的整體功能作用。所謂“多元”是指生物學-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文化學、系統科學與系統工程等跨學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各有特色,各有側重,要從多學科的角度去構建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從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所謂“整合”是指要強調一個系統整體的協調和綜合優勢的發揮。其實質就是力求避免用靜止的、孤立的、片面的觀點來看待心理健康教育因素,而要用動態的、整體的、聯系的觀點來認識心理健康教育過程[12](P.172)。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多元整合是系統論、整體論等的充分展示,客觀上反映了人的心理、教育活動和社會發展中復雜性的必然要求或選擇。多元整合的系統模式強調整體性的協調,并不是簡單的拼湊或是合并,而是各類型、各層次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機結合與和諧發展,取長補短,靈活運用。
2.多元整合的主要內涵
(1)視野的整合。人,可以從生物、精神與文化等各個層面來定義,或是這些層面定義的結合。生物學上,人被分類為人科人屬人種,是一種高級動物。精神層面上,人被描述為能夠使用各種靈魂的概念,在宗教中這些靈魂被認為與神圣的力量或存在有關。文化人類學上,人被定義為能夠使用語言、具有復雜的社會組織與科技發展的生物。心理健康教育的對象包括特殊兒童,那就不能將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簡單地定位于心理學或特殊教育學研究領域,而是要把基于生物學-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系統科學與系統工程等學科視野對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成果與實踐經驗加以整合,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式、集約型的心理健康教育體系結構。
(2)目標的整合。心理健康教育在特殊教育領域占有一席地位,源于人們對心理疾病危害性的認識。家長和學校教育工作者都關注到特殊兒童的心理問題,一般是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個體心理問題上,目的是促進其心理健康。多元整合模式要求人的現代化和個性社會化,要求不僅僅解決特殊兒童單一的心理問題,而是要塑造特殊兒童的健康人格,發揮特殊兒童的潛能。學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特殊兒童發展,在目標設置上,要做到全面性、發展性、整體性,充分考慮到特殊兒童知、情、意、行的協調發展,提高特殊兒童主動性和適應能力。
(3)資源的整合。特殊兒童的心理成長是與學校、家庭、社會(社區)三方面綜合教育分不開的。僅僅單方面地依靠學校教育,是很難有效促進學生心理品質健康發展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要相互配合,達到資源的整合。學校可對家庭進行教育指導,也可通過互訪、家長會或家長委員會等方式與家長保持聯系和互助[12](P.173);學校也可與社會教育相配合,鼓勵和組織兒童參加校外機構組織的活動,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和要求,為特殊兒童爭取更大的社會支持;家長可通過政府部門、慈善機構和社會團體尋求更多的專業支持和幫助。只有實現家庭、學校、社會(社區)三大場域里心理健康教育資源與自我適應資源的整合,才能探索和建構起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合力機制[10](P.17)。
3.多元整合的實施途徑
(1)學科滲透整合。教學是學校的中心工作,要將心理健康教育滲透在特殊教育學校的全部課程中。除了特殊學校專門開設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外,還要整合學科課程、活動課程和潛在課程,使心理健康教育在學校得以全方位的展開,通過學科教學滲透進行。較之于一般兒童而言,特殊兒童存在更多、更復雜的心理問題,對其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創設活動平臺,促使其直觀感受和活動參與,盡可能在體驗、合作和自我反思中優化其心理素質[13]。教師應善于挖掘各科教材中的學科資源,結合特殊兒童心理特點設計心理健康教育活動,為特殊兒童創造適宜的學習環境,寓心理健康教育于文化知識教育和生存能力教育之中,減少其負面情緒,以利于調整其學習狀態,提高教育效果。
(2)方法滲透整合。鑒于特殊兒童的身心障礙特點,以各種適合特殊兒童的活動為載體,來提高兒童自我教育的能力。活動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專項的心理咨詢或輔導活動。要及時觀察特殊兒童的表現,及早進行干預,通過矯正特殊兒童偏差行為和消除心理問題,達到促進特殊兒童身心健康和諧發展的多元化目標。輔導活動要采用多種方法整合,除心理談話法外,可整合適合特殊兒童的繪畫療法、音樂療法、戲劇療法等非言語層面的治療方法。另一類是校園活動。教師可開展體育競賽、藝術表演、手工活動以及各種形式的班隊活動,將心理健康教育的原理、目標納入到各類活動過程中,通過活動來培養特殊兒童良好習慣、個性、交往能力等多方面的健康心理[4](P.275-296)。
(3)資源滲透整合。特殊兒童的心理發展受到其自身身心特點和學校、家庭、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搜集特殊兒童的心理資料、建立心理檔案,有利于掌握特殊兒童的心理健康狀況。全面、系統、準確的資料有利于確立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具體目標,設計活動方案,保證有效指導。心理健康檔案不是單向的、靜態的文件保存,而是多元的、動態的資源整合。要根據兒童的發展狀況,及時完善心理健康檔案,而且要注意家庭、學校、社區等資源之間的互動情況,充分發揮資源合力的優勢,做到師生合作、師師合作、家校合作和社校合作。
(4)目標滲透整合。心理健康教育要獲得真實效果,就必須統一規劃和合理安排,與其他課程或活動有機結合、多渠道融合,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圍,而不能游離于學校原有工作范圍之外。學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僅僅緩解特殊兒童的心理問題,而是要達到培養特殊兒童健康人格全面發展的多元目標。注重潛能開發和心理素質培養的發展性目標、通過心理輔導和咨詢解決心理問題的預防性目標、定位于心理障礙的診斷和治療的矯治性目標,應整合在特殊兒童心理健康教育實踐中。
4.多元整合的實施條件
(1)教育行政部門大力支持。開展心理健康教育,需要由領導、教育科研工作者、教師等組成緊密結合、高效精干的團隊。若把心理健康教育視為一種學校行為,則領導的親自參與和全力支持顯得尤為重要。鑒此,要求教育部門和行政領導在認識到位的前提下進行有效的組織和強有力的支持(包括物質上、精神上和政策上的支持),只有領導的態度明確而堅定,行動果斷而穩健,并建構起生態化支持系統,才能迅速打開心理健康教育的局面[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