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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設經濟發展范文1
中圖分類號 F323.2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1-000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02
隨著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的增長，我國城市化率不斷提高，從2000年的36.2%增加到2009年的46.6%，未來一段時期，我國仍處于高速城市化階段。城市化進程伴隨著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農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和集中，導致大量的農地向城市用地流轉和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增加，同時也使得各種非農業發展的經濟要素向城市集聚，從而促進了經濟發展，并且經濟的發展也會進一步提高城市化率，引致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進一步增加。
目前關于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研究文獻較多，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與經濟增長機制的研究或者兩者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1］，巴曙松［2］認為城市化可以通過影響總供給和總需求兩方面的基礎性因素而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和模式轉變產生持久性作用。李金昌［3］利用時間序列數據，運行兩變量協整的理論和相關的計量經濟方法，檢驗了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在此基礎上，高魏［4］將農地城市流轉納入到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系統來研究三者之間的動態關系；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5］考察了城市化、產業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關于城市建設用地的研究，學界主要集中于城市建設用地的驅動力［6-8］、城市建設用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9,10］ 兩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灰色關聯分析和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主的計量經濟分析。雖然上述角度的研究文獻較多，但將城市建設用地與經濟發展和城市化作為一個系統進行研究的文獻較少。本研究利用我國1981-2007年的時序數據，利用動態計量分析中的協整檢驗、脈沖響應及方差分解模型，對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之間的長期均衡和短期變化關系進行檢驗和分析。
1 理論框架、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
1.1 理論框架
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和城市化三者之間相互影響，關系非常復雜。根據西姆斯的理論，如果在一組變量之中有真實的聯立性，那么這些變量就應平等地加以對待，而不應該事先區分內生和外生變量［11］。因此，研究將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同視為被解釋變量，考察其滯后值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其之間關系的計量模型如下：[KG)]
式（1）中，UJS、GDP、URB分別表示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α、β、χ、ε、、φ、η、ι、κ為各變量回歸系數，δt、γt、λt代表各方程的隨機擾動項，并且與解釋變量和自身滯后值不相關。
1.2 研究方法
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是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來描述變量關系的模型，但是經濟理論通常并不足以對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提供一個嚴密的說明，而且內生變量既可以出現在方程的左端又可以出現在方程的右端，使得估計和推斷變得更加復雜［12］，VAR模型能夠很好地解決上述問題，并具有易操作性。
1.3 變量選擇
（1）城市建設用地（UJS）。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以及經濟的強勁增長，還會使更多的農地轉變為建設用地，其中主要為城市建設用地，并且城市經濟在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地位，城市建設用地是城市經濟的載體。因此選取城市建設用地面積（km2）作為研究對象。
（2）經濟發展。研究選擇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為剔除價格影響因素，根據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將當年GDP調整為以1978年為基年的實際GDP，折算公式為：GDPt=GDP1978×(當年GDP指數/100)，單位為億元。
（3）城市化（URB）。對于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標，學者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有單一指標法、綜合指標法等，角度不同，指標也不一樣，綜觀各類指標，還是從人口角度衡量得到廣泛的認同，一般來說，中國有兩個城鎮人口的統計指標：“城鎮總人口”和“非農業人口”［4］。二個指標無論選擇哪個作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標準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研究選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測度城市化水平，單位為%。
1.4 數據來源與處理
1981 -2007年的城鎮人口、全國總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摘要2009》，國內生產總值（現價）、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可比價，1978=100）、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數據均來自于《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07》，只是其中2005年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含北京市和上海市。為此進行了如下處理：
UJS2005=UJSother+UJSBJ+UJSS（2）
式(2)中，UJSother表示2005年除北京和上海外其它省、直轄市以及自治區的城市建設用地面積；UJSBJ、UJSS分別代表2005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因為統計數據中查找不到，只能根據2004年和2006年統計數據進行推斷。依據《2005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2007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推斷2005年北京市的建設用地面積為1 254km2，上海市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以2004年數據作為替代。因此2005年中國城市建設用地總面積為32 715.8km2。
為了消除異方差，使得研究結果更有實際意義，對UJS、GDP和URB三個時間序列分別進行了對數化處理，這并不改變三者之間的協整關系，變換之后的序列分別為lnUJS、lnGDP和lnURB。計量分析軟件采用的是EViews5.1。
趙可等：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關系的計量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1期2 計量分析結果
2.1 平穩性檢驗
本文利用ADF檢驗和PP檢驗對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表明lnUJS、lnGDP和lnURB三個時間序列在10%顯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穩的，而其一階差分序列dlnUJS、dlnGDP和dlnURB則全部平穩。因此，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和城市化三個時間序列均是一階單整序列，即lnUJS～I(1),lnGDP～I(1),lnURB～I(1)。表1為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和城市化三個時間序列的檢驗結果。
2.2 協整檢驗
本研究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的方法來檢驗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之間的協整關系，選擇序列有確實性線性趨勢，但協整方程只有截距項，做協整檢驗。表2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根統計量都表明在1%顯著性水平下，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根據檢驗結果，將協整方程寫成數學表達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VECM=lnUJS-0.6lnGDP-0.39lnURB-2.52（3）
采用ADF方法對VECM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其是平穩的，進一步驗證了協整關系的正確性。式3清楚地表明了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增加。城市建設用地對經濟發展的彈性為0.6，即經濟增長1%，城市建設用地增加0.6%；而城市建設用地對城市化的彈性為0.39，表明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城市建設用地增加0.39%，后者的彈性小于前者，說明城市建設用地的增加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引起的，而城市化所起的作用較小，這是因為我國城市化的進程還落后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步伐，農民轉變為市民還存在著一些制度、經濟等方面的障礙。研究結果還表明城市建設用地的增加是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
2.3 誤差修正模型
協整關系反映的是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如要反映變量之間的短期變動關系，則需要建立誤差修正模型[CM)]
-3.1273(C,0,1.18)-2.9862(5%)平穩[BG)F]注：dlnUJS、dlnGDP和dlnURB分別表示UJS、GDP、URB的一階差分序列；(C,,K)代表ADF檢驗時包含截距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滯后階數由EViews5.1根據AIC準則自動給出；括號中的百分比為檢驗的顯著性水平；(C,,B)表示PP檢驗時包含截距項、時間趨勢項和采用Bartlett kernel估計方法時根據Andrews Bandwidth自動選擇的帶寬。
表2 變量的協整檢驗結果
ab.2 Results of co-integration test of variables
零假設0特征根Eigenvalue[B(][BDG6mm,K63mm,K]跡檢驗 race statistic最大特征根檢驗 MaxEign statistic[BDG6mm,K21mm。5，K] 統計量5%臨界值Prob.統計量5%臨界值Prob.[B）] r=0*0.685 737.501 029.797 10.005 327.780 121.131 60.005 0[BD] r≤10.331 19.720 915.494 70.302 89.650 214.264 60.2359（VEC）,VEC模型是含有協整約束的VAR模型［13］。下面建立lnUJS、lnGDP和lnURB三個變量的誤差修正模型：
VEC模型整體檢驗結果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較好。城市建設用地的誤差修正項系數為-0.45，符合反向修正機制，表明在短期偏離長期均衡時，將會以45%的力度被調整到均衡狀態；經濟發展的誤差修正系數則不顯著，且為正值；城市化方程的誤差修正系數為正，在滯后4階的條件下，誤差修正系數為-0.12，而此時，經濟發展誤差修正系數及其顯著性無太大變化，城市建設用地的誤差修正系數為-0.71，跟滯后2階相比，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增加，非均衡狀態被調整到均衡狀態的力度更大。
2.4 脈沖響應函數
脈沖響應函數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14］。圖1為lnUJS、lnGDP和lnURB對各自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函數，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數，縱軸表示因變量對解釋變量的響應程度，圖中實線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正負2倍標準差偏離帶。
首先考察lnUJS對各變量標準差沖擊的響應情況。圖1第1行表明城市建設用地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信息立刻有較強反應，但影響的時間不長，到第3期即回復到原來的水平。這說明當前的城市建設用地面積與其滯后值有一定的關聯性，城市建設用地擴張具有一定的慣性特征。對來自lnGDP信息的沖擊，lnUJS的響應函數呈正弦波狀，第1期沖擊為0，第3期沖擊達到第1次波峰，之后衰減，直到第6期達到波谷，第8期又達到了第2次波峰。[KG)]
再考察lnGDP對來自各變量標準差沖擊的響應情況。圖中第2行說明當lnGDP受到來自lnUJS標準差信息的沖擊時，響應為正向的，而且持續的時間較長，比較穩定，表明城市建設用地增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比較大，而且持續的時間比較長。lnGDP對自身標準差信息的沖擊的響應在滯后期內也一直是正向的，第2期達到最大值，之后雖有起伏變化，但總體是衰減的。lnURB對lnGDP的沖擊力度很小，直到第8期之后，力度才有所增強。
最后考察lnURB對來自各變量標準差沖擊的脈沖響應函數。圖中第3行顯示當lnURB受到來自lnUJS標準差信息的沖擊時，lnURB的響應力度先是增加，后是減小，5-7期之間保持穩定，而且力度最大，lnUJS帶給lnURB的沖擊一直是正向的。lnGDP對lnURB的沖擊雖然為正，但力度較小，呈現先遞減后遞增的態勢。lnURB對來自自身標準差的沖擊的響應，總體上呈減弱趨勢，并在第9期之后變為負向。
總的來說，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變化與其滯后值、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有著非常強的關聯性，特別是與經濟發展表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特征。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城鎮土地仍然是一種重要的投入資源，加上土地市場的不完善，地價的不合理，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績，以及高耗地企業的普遍存在，經濟增長對建設用地的沖擊力度非常大。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漸提高，產業結構的調整，農地特別是耕地資源的進一步稀缺，經濟發展對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沖擊將會減小。
2.5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的變化（通常用方差來度量）的貢獻度，進一步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12］。表3、表4、表5分別是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方差分解的結果。
表3表明lnGDP對lnUJS變動的影響在前4期增長較快，平均每期增長達到7%，之后基本穩定在28%左右，最大貢獻度為30.1%；而lnURB對lnUJS的影響在前4期增長很快，5-8期基本穩定在13%，之后影響程度又以較快的速度增長；lnUJS變動主要還是來自其自身的沖擊，貢獻度達到55%。表4表明lnGDP的主要影響因素是lnUJS,前5期貢獻率增長很快，從23.5%增加到52.1%，之后保持相對穩定，最大貢獻率達到55.2%，說明城市建設用地對經濟發展最為重要，而城市化的影響不大，最大貢獻度也只有1.6%。表5分析結果表明lnURB的變化主要受到lnUJS的影響，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增加，吸納了更多的農業人口到城市就業、居住，逐漸轉變為城市人口，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對城市化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第1期貢獻度最大，之后以較快的速度降低，第5期最小，然后又以1%的速度增加，第10期貢獻度達到10%，在預測期內并未出現較為穩定的狀態。
3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1981-2007年我國城市建設用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三個時間序列的計量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城市建設用地lnUJS、經濟發展lnGDP與城市化lnURB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長期均衡關系。
（2）誤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建設用地在短期偏離長期均衡時，會以45%的力度被調整到均衡狀態。
（3）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結果表明城市建設用地變動主要受到自身沖擊的影響，與其滯后值關聯度很大；城市建設用地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擴張有利于城市化的進程。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建設用地擴張是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因此，未來一段時期，城市建設用地面積還會進一步增加，但鑒于新增加的城市建設用地的主要來源是農地流轉，而這些流轉的農地多為優質耕地，會危險到我國的糧食安全。因此，城市政府應該：①嚴格遵循城市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控制城市增長的范圍；②清理轄區內非法和違法建設用地，目前城市邊緣區存在著大量的農地非法流轉為建設用地的現象，不利于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也不利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③提高城市范圍內土地利用強度，城市政府不僅從外延上尋求建設用地面積的擴張，更應該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約程度，向“空間”要土地；④積極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改變過度依靠投資推動型的發展模式，曲福田［14］研究發現，固定資產投資很大一部分用于城市和工業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場地的購買，這直接拉動了土地非農需求量的擴大。另外還應積極鼓勵節地型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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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vel of Urbanization
AO Ke ANG Anlu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 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han ubei 430070, China)
城市建設經濟發展范文2
關鍵詞：生態城市；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產業結構升級
我國的生態城市研究起步較晚，但隨著城市生態問題的日益嚴重，與生態城市相關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楊志峰等認為生態城市是一個經濟發達，社會公平、繁榮、自然和諧、技術與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鄉環境清潔、優美、舒適，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穩定、協調與持續發展的復合生態系統。
1 生態城市建設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1.1 生態城市建設表面化現象嚴重
由于受思想觀念和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城市政府往往強調生態城市的表面層次，即城市外在環境的改善，在一些生態城市的建設過程中，盲目仿照西方發達國家生態城市的建設模式，建成一批與當地自然、人文環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觀，影響了城市生態環境的綜合效益。一些城市為達到生態城市建設的外在化指標，將生態城市建設停留在城市景觀生態化的層次上，單純依靠增加城市綠化面積、改善城市環境質量等方式建設生態城市，顯然無法真正實現生態城市生態良性循環的目標。
1.2 生態意識普及推廣不足
現階段我國的生態城市建設存在上熱下冷的現象，對于生態城市相關規劃的落實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往往是生態城市建設的口號響亮，但卻沒有具體實施的時間框架和建設指南，生態意識在全社會普及推廣的力度不夠，缺少必要的實施規劃及細則，來指導城市建設和配合生態化發展。城市居民生態城市理念欠缺，環境保護意識淡漠，在建設過程中群眾參與力度不足，生態城市建設延續性不夠，沒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態城市建設公眾參與機制。由于生態城市建設水平難以定量化表征，使得人們對生態城市經濟高效、環境宜人、社會和諧的特點沒有清晰的認識。
1.3 城市政府對生態城市建設管理缺乏力度
由于管理機制不健全，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之間關系難以協調，城市政府在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的政策引導和組織協調力度薄弱，各相關部門協作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力度不夠，信息資源分散在各個部門，使得城市政府無法完成對生態城市的整體協調調度，工作效率較低。在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雖然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生態城市的建設向良性發展，但整體來看，我國關于生態城市建設的法律法規、政策以及管理保障體系仍不完善，對于與生態城市建設有關的法律問題研究較少，相關法律、政策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對生態城市建設的支持力度不足。
1.4生態城市內部產業結構布局不合理
我國的產業結構布局相對落后，整體來看還屬于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能耗大、污染重的產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基礎設施薄弱，第三產業滯后等問題突出。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環境惡化、資源枯竭等問題日趨嚴峻，城市發展和城市資源承載力之間的矛盾突出。生態城市建設與城市生態經濟發展不協調，大量企業存在工藝落后、設備陳舊、浪費嚴重的問題，直接影響到城市及其周邊的環境、資源質量。高技術產業在我國是資源密集度較高、知識密集度和附加值較低的產業。信息技術的高技術產業，基本上是一個缺乏技術含量的組裝產業。核心技術、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在生態城市的建設過程中，對綠色GDP評價指標的認識存在偏差，重視程度不夠，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生態城市的經濟高效性優勢不明顯。我國生態失衡、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是我國產業結構低度化、增長方式粗放導致的必然結果。我國產業結構低度化的特征突出，經濟增長對資源消耗的依賴程度高，在這樣的產業結構下維持經濟快速增長，必然給生態環境帶來嚴重后果。
1.5 生態城市規劃不合理
生態城市建設目標的可實施和可操作性不足，往往僅是打著生態城市的旗號，好高騖遠、急功近利的現象嚴重，使城市的生態建設與城市自身基礎設施建設脫節。生態城市的空間規劃不合理，對城市的擴張和城市自身結構優化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注意開放空間的利用和保護，使城市開放空間日益減少，生態質量隨之下降；交通組織形式混亂，公共交通系統不發達；土地集約利用能力不足，盲目擴張城市用地范圍，土地浪費現象嚴重，直接影響到生態城市的建設進程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1.6 缺乏科學的生態城市評價標準
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態城市評價指標和評價體系，使得生態城市的建設缺乏必要的指導原則以及建設過程中對原有生態結構的維護規則。單純重視城市綠地面積指標的完成和生態景觀的建設，城市綠化沒有為城市生態的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沒有將生態城市的內涵融入到城市的復合生態系統之中，淡化了生態資源培植，考慮經濟建設過多，考慮生態資源再造少，其綜合效益較低。
2 解決問題的對策
（1）實現“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目標。
“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是生態城市區別于傳統城市的主要特征，三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諧的社會運行為經濟的長效發展創造了條件，高效的經濟運行為居民財富的積累奠定了基礎，而生態的良性循環是城市持續發展的前提。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現出矛盾性，城市作為一個社會經濟系統，“社會、經濟、生態”是共生的客觀存在，但“和諧、高效、良性循環”的目標沒有相應的基礎和條件卻難以共存。城市經濟學應在區分城市特征的基礎上，研究在保證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實現城市社會內部關系協調和生態良性循環的基礎與條件。
（2）生態城市的空間特征。
城市的空間結構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關系到城市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已有的城市經濟學理論認為，城市的內部空間結構大致可分為同心圓型及其軸向結構、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變形形式，其中同心圓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結構。然而生態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在城市地理空間概念上，它區別于傳統城市獨立于周邊鄉村的特點，是一種城鄉融合的城市化區域，因而在空間特征上，生態城市必然會與傳統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經濟學應該在生態城市的空間特征上，研究適應于生態城市特點的空間結構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規律，找到最適合生態城市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空間結構和土地利用模式。
（3）要素稟賦與生態城市建設的途徑選擇。
要素稟賦是城市在特定的區位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城市是區域空間上多種要素大規模聚集的結果。在長期的建設發展中，城市已經形成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目標的相對完備的要素構成及資源配置方式。然而，生態城市作為新興的城市形態，需要充分考慮環境、社會、經濟等眾多方面的生態化要求，根據自然條件、區位條件、資源條件、人文條件等要素稟賦的不同，選擇適宜的建設途徑與方式。城市經濟學研究應能揭示要素稟賦與生態城市建設途徑選擇之間的內在聯系和規律，為決策者提供科學的路徑選擇判定標準。
（4）生態城市的經濟運行規律。
城市經濟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間范圍內的開放性經濟，它不是封閉的，因而城市經濟的運行需要依靠外部環境。生態城市打破了傳統城市的地域界限，將城市與鄉村融合到了城鎮化區域之中，具有更廣闊的經濟運行環境。因而，城市經濟學應該研究生態城市的經濟構成，生態城市的經濟運行所遵循的特有規律，已有的傳統城市經濟運行規律有哪些可以運用到生態城市的發展之中，現有的經濟運行規律怎樣指導生態化的經濟運行，如何促進生態經濟發展等問題，尤其應該特別關注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經濟運行規律。
（5）生態城市的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模式。
生態城市的空間特征，決定了其產業結構不同于以非農經濟為特征的傳統城市，將是一、二、三次產業相互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新模式。又由生態城市復合式生態系統的特點所決定，其集約內涵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將與傳統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應研究符合生態城市內涵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包含第一產業在內的新型城市產業結構的發展問題、滿足生態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態城市產業結構的構建問題、城市三次產業布局的合理分配問題、如何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效益二者之間關系的問題、如何促進傳統工業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產業及第三產業轉型的問題等。應特別關注對生態城市區域產業傳導機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態、經濟、高效的產業鏈，在城鄉一體化條件下發揮生態城市產業的帶動機制，加快生態產業的發展。
（6）生態城市經濟運行管理體系與評價指標體系。
城市經濟運行管理體系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是評價城市經濟運行管理體系是否有效的依據，對城市經濟運行管理體系的優化具有引導作用。生態城市的經濟運行有其特有的規律，應該構建不同于傳統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應從生態城市自身經濟運行特點著手，重點研究生態城市經濟運行的特殊性、生態城市經濟運行過程中各部門的協調方式和責任分工、進行生態城市發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問題。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為目標，充分考慮節能、降耗、環保等內容構建適宜生態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
（7）重視城市間、區域間的合作。
城市和區域是密不可分的。城市是區域的核心，區域是城市的基礎。兩者相互依存、互相促進。城市及區域間不斷地在進行著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生態城市的建設特別要強調城市間、區域間的分工協作、協調發展。
3 生態城市建設的重心和方向
（1）產業是現代城市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城市發展的動力。
產業的發展狀況不僅直接決定了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對城市文化、環境等各個方面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根據我國目前的產業發展模式，必然造成大量的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改善產業發展模式，使產業發展“生態化”，是我國實現生態城市的必要條件和核心內容。或者說，只有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在發展循環經濟的框架中繼續優化產業結構，才能為生態城市建設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發展生態工業是生態建設的重點，而循環經濟是生態工業的發展方向。因此，在產業方向上，要堅持不污染環境、不破壞資源、不搞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原則;在企業生產過程中，推行清潔生產和使用清潔能源，減少單位經濟產出的廢物排放量，實現達標排放。應把生態環境優化作為衡量工業發展質量的基本標準，并把產品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的損害程度降至最低。同時，多層次利用“廢棄物”，把經濟生活中傳統的側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轉變為生產全過程控制的污染防止，即實現清潔生產。在管理上，將不同部門和地區之間的資源開發、加工、流通、消費和廢棄物再生過程進行系統組合，優化系統結構和資源利用的生態效率。
把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作為推進我國環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力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環保戰略的總思路。
（2）生態建筑是生態建設的重要內容。
生態建筑體現了以人和自然為本的生態觀，是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協調的結點。它是由自然基礎設施、生態代謝設施、人工設施（和人類生態服務體系，通過物理過程、化學過程、生物過程、經濟過程和人文過程及其相互關系耦合而成的結構合理、功能完善的人居生態系統。生態建筑是解決城市發展中所面臨的污染和健康問題的有效途徑，也是推動生態城市建設的一個關鍵因素。
（3）發展生態服務業是生態建設的保障。
所謂“生態服務業”也可稱為“生態第三產業”，也就是指第三產業的生態化。生態城市必須重視第三產業的發展、因為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形成完備的功能組合。如商業、交通通訊等流通部門保證了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正常運轉，是城市經濟生態系統運行的動力，同時也對城市的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生態系統構成重要影響。交通的密集和擁堵會加劇城市環境污染（主要是大氣污染），飲食服務業造成的油煙及消費過程中嚴重浪費現象等也會造成城市環境污染。在重視實體生態產業發展同時，要重視城市生態服務管理和生態文化建設，通過加強環境公益建設為生態城市建設奠定服務基礎，通過新型社區和企業文化建設，提高人的素質、技能和生態意識。
（4）綠色消費是生態城市建設不可缺少的環節。
消費是實現生態循環的重要環節，它和社會生產之間存在促進和制約關系。因此，在生態城市建設中，要實現消費方式的轉變:一是要引導消費者向無污染、無公害、有助于身體健康的“綠色消費”方向發展;二是在消費的同時就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對垃圾進行有效的處置，提倡“綠色生活”;三是引導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提倡“綠色家園”;四是提倡適度消費，實現可持續消費。
4 選擇生態城市的經濟發展模式
經濟發展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基礎，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始終是人類社會急需解決的迫切問題。二者的關系從“經濟優先發
展、先污染后治理”發展到“清潔生產，污染零排放”，又發展到“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城市發展要遵循“可持續發展”建設“生態城市”。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這種背景下，結合經濟的全球化，一體化要求，各大城市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經歷一次大的調整。而基于生態優先原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緩解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根本出路；是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迫切要求；是順應知識經濟潮流，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1 國內外不同經濟發展模式比較
西方的工業化是20世紀主導生產模式，以不可再生的石油作為能源。“石油經濟”傾向于集中趨勢、規模化生產，生態壓力超過生態承載力，帶來環境負效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采取了自主創新為主，日本采取了模仿創新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東亞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樣各具獨色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類型：（1）新加坡、南韓、我國臺灣、我國香港新興工業化經濟體（ANIES~4）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2）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東盟三國（ASEAN-3）外擴內聯綜合型經濟發展模式；（3）菲律賓拉美型二元斷裂性經濟發展模式；（4）處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中國、越南社會主義過渡型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煤炭經濟”，與人民群眾的物質與精神需求之間的矛盾很大。因此，在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生態保護中應采取有力的對策與措施：倡導節能型經濟，加速再生能源對石油的替代。循環再生產模式與節耗經濟應成為追求目標，把前向關聯產業廢物作為后向原料資源，使有害物質的排放減少到最低程度。目前，我國大中城市需要實現從粗放型發展模式向集約型發展模式的轉變。 2 循環經濟模式
生態城市的經濟是一種循環經濟，它是仿照生態體系中的生產、消費和“廢物”處理過程的機制，將現行的“資源一產品一廢物排放”開環式經濟流程轉化為“資源一產品一再資源化”的閉環式經濟流程，實現資源的減量化、廢物的資源化，使園區經濟和環境同時優化。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的必然選擇。這首先需要在城鎮體系規劃上、在產業布局上，把相互之間有較強“食物
鏈”關系的各產業主體放在一個園區內，并進行生態環境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形成產業生態園區。這既可大大節省建設投資，又可以有效地利用廢物，創造一個優美的生態環境。 3 面向生態城市的經濟發展模式
可持續發展是生態城市建設與管理的主題，其實質是以人為中心，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面向生態城市的經濟發展模式要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基礎上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建設生態型工業園區。具體設計需要遵循四化原則，即工業園區化、園區循環化、產業知識化、企業清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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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設經濟發展范文3
關鍵詞:人居環境；經濟發展；協調度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1）04-0011-04
一、引言
城市人居環境與城市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的復雜關系。一方面，城市人居環境是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載體，沒有良好的人居環境，城市的經濟就不可能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也為城市人居環境的改善奠定了物質基礎，是城市人居環境建設的前提和保障，沒有城市經濟的繁榮發展，城市的人居環境建設就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只有保持兩者的協調發展，才能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由于城市經濟發展和人居環境都是關系城市長期發展的重要方面，任何顧此失彼的做法都會給城市的長期發展帶來隱患，因此，國內外很多學者都就如何把握這兩方面的平衡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美國學者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格魯斯曼（Gene Grossman）和克魯格（Alan Krueger）[1]對66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內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之間的發展關系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大多數污染物質的變動趨勢與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變動趨勢間呈倒U型關系，即污染程度隨人均收入先增加后下降，并據此于1991年發表文章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假說，此后，很多學者都開始圍繞EKC假說是否成立開展了大量研究。一些學者的研究支持了EKC假說，認為人們根本不用關心環境保護問題，因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環境污染水平自然就會下降了（Holtz-Eakin、Selden（1995）[2]、Panayotou 和Sachs等（1999） [3]、Galeotti（2006） [4]等。也有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經濟的發展只能為環境改善提供一定的經濟基礎，但不能自動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必須依靠加強環境保護才能改善環境質量（Martin Wagner（2008） [5]等。而Richard 和Christopher（2001）[6]則認為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之間并不是矛盾的關系，重視環境保護并不會影響城市的經濟增長，經濟與環境應保持協調發展，這對于城市的長期發展很重要。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礎上，綜合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數學方法建立協調度指數，對大連市1995年至2009年的人居環境建設和經濟的協調發展關系進行了定量評估，分析了大連市經濟發展與人居環境建設的互動發展歷程，并據此提出了一些城市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
城市人居環境系統和經濟發展系統都是涉及多方面的復雜系統，筆者認為構建一套指標體系，采用一定的方法來合成一個綜合的指數來代替兩個系統是科學可行的方法。對于城市經濟發展指數，考慮指標的重要性和可獲得性，本文選擇以下幾個指標來反映：地區生產總值GDP，人均GDP，年實際利用外資額，年旅游外匯收入，限額以上工業總產值，第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城鄉居民儲蓄年末余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共8個指標來綜合反映。對于城市人居環境綜合系統，參照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成果，本文確定所選的指標體系（見表1）。各指標數據可從1995年至2009年大連市統計年鑒和中國區域年鑒中獲得。
三、計算人居環境指數和經濟發展指數
為了消除各指標變量在各期受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本文將上述指標中除比率型指標以外的所有貨幣類型指標都按1990年不變價進行折算。此外，為了消除各指標量綱不同的影響，還將各指標均作了標準化變換處理。然后運用SPSS軟件對上述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跟大于等于1的原則確定兩個系統的主成分個數均為2個，最后再按照主成分合成方法計算得到大連市人居環境系統綜合指數和經濟發展系統綜合指數，結果見表2。為了便于后續分析說明和協調度指數計算的方便，我們以字母Hi代表人居環境指數，以字母Ei代表經濟發展指數。
四、兩系統間協調度的計算
協調就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之間的一種良性發展的關系（李雪銘、李婉娜，2005）[7]。城市人居環境與經濟系統均處于整個城市生態系統之中，由于系統間作用具有開放性，且系統間存在著物質、能量流動和經濟聯系，因此在一定時期內系統會表現出超前或滯后的特征。通常認為城市人居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在不確定因素的作用下，可以產生4種基本模式，即經濟環境協調發展模式，環境滯后經濟發展模式、經濟滯后環境發展模式和經濟與環境均落后模式。其中第一種模式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模式是最理想的情況。當然，在城市運行的不同階段，經濟發展與環境發展之間的關系往往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具體表現為，有的時期經濟發展快于環境發展，有的時期環境建設要快于經濟發展，有的時期則呈現兩者協調發展的良好態勢。
我們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得到的城市人居環境發展指經濟發展指數分別為數 Hi和Ei ，由于兩個指標合成的原理相同，因此，人居環境指數的單位分值與經濟發展指數的單位分值代表的指標發展水平具有相同的分量。因此，可以認為當 Hi>Ei 時，表明該年經濟發展滯后于人居環境的發展；當Hi =Ei ，表明該年經濟發展與人居環境建設同步協調發展；當 Hi< Ei 時，表明該年人居環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由兩個系統協調發展的意義可知，理想狀態是 Hi= Ei ，但實際上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干擾，兩者往往很難達到完全同步，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并不應該籠統地就斷定兩個系統是不協調發展的。一般地，我們認為當Hi與Ei之間的差異處于某種可接受的范圍內時便可看作兩個系統是協調發展的，對此，我們可以通過設定一個可接受的區間變量來消除或減少不確定性的影響。李雪銘、李婉娜（2005） [7]根據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創建了一種狀態協調度函數，分析了大連市20世紀90年代的環境經濟協調發展關系，本文將繼續引用該方法測度大連市近年來的人居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關系。具體的協調度函數為：
F（i/j）=exp[-（Ti-Ti'）/S2]
式中：F（i/j）表示i系統相對于j系統的狀態協調度；Ti表示 j系統對i系統的實際值；Ti'表示 j系統對i系統要求的協調值；S2 表示 i系統的實際方差。一般來說，當回歸系數為0.8～1時即可認定兩個系統為協調狀態。上述公式是指數形式的，因此，實際值越接近于協調值，狀態協調度F（i/j）越大，兩系統的協調度就越高。通過狀態協調度 F（i/j）可以對系統間協調發展程度進行評價，計算公式為：
F=[min{F（i/j）,F（j/i）}/max{F（i/j）,F（j/i）}]
式中，F 表示i 、j 兩個系統的協調度指數；
F（i/j）表示i系統對j 系統的狀態協調度；F（j/i）表示 j 系統對i系統的狀態協調度。F（i/j）與F（j/i）的值越接近，F的值越大，兩系統間的協調發展程度也越高，反之，F（i/j）與F（j/i）的值相差越大，F的值越小，說明兩個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程度越低。當 F=1時，表明兩個系統間完全協調發展。
五、協調度等級劃分及其標準
為了便于更清楚地反映大連市人居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程度，本文仍采用李雪銘、李婉娜（2005）提出的協調度等級及劃分標準（見表3）：
六、大連市人居環境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間協調度測量
按照上面設定的系統協調度公式，利用前面主成份分析計算得到的1995年～2009年的大連市人居環境綜合指數和經濟發展綜合指數數據，計算得到大連市人居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協調度如下見表4：
七、結果分析
由表4中的協調度數據，我們看到大連市1995年至2009年城市人居環境建設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整體上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協調度，說明城市人居環境建設與經濟發展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城市各項事業平穩均衡的運行。從協調度變化的情況來看，大連市人居環境與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5年～2000年，人居環境滯后經濟發展，但協調度水平大幅上升。
從表4中，我們看到，“九五”期間大連市人居環境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度呈逐年遞增之勢，從1995年中級協調度0.7478到1997年的良好協調度0.8359，再到1999年的優質協調度0.9241，大連市的人居環境與經濟協調度發展幾乎每隔一年就上升一個層次；1999年之前，大連市的人居環境綜合指數Hi為負數，且明顯低于經濟發展綜合指數Ei，說明1999年之前，大連市的人居環境建設是滯后于經濟發展的，但兩個系統指數之間的差距正在急劇的縮小，從1995年的相差9.6個分數，到1998年的只相差4.7個分數，到了2000年末，城市人居環境指數突破性地領先經濟發展指數，兩者的差距也縮小到了近1.3個分數，說明這段時期大連市在人居環境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結論與李雪銘、李婉娜（2005）[7]的結論有差異，這可能與選取的指標體系不同和研究期間不同有很大關系。
第二階段：2001年～2004年，經濟發展滯后人居環境發展，協調度開始降低。
從表1，我們看到，2001年至2004年期間，城市人居環境指數Hi大于經濟發展指數Gi，且兩者的差距逐年增大，說明這段期間，大連市經濟發展顯著滯后城市人居環境發展。分析其原因，大連市加大了對城市人居環境改善的力度，使城市人居環境整體水平均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城市人居環境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拉動了城市經濟的增長，但影響大連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相比人居環境的改善程度，城市經濟增長略顯落后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個階段：2005年～2009年，經濟發展滯后人居環境發展，協調度繼續下滑。
2005年～2009年，大連市的人居環境指數仍然顯著大于經濟發展指數，兩者間的協調度也呈繼續下滑的趨勢，且兩者間互動發展的趨勢預示經濟發展水平滯后人居環境發展的趨勢在未來還將越來越突出。經濟與環境發展失調，必然影響到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這必須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
八、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大連市1995年至2009年經濟發展與城市人居環境建設之間協調作用關系的研究，發現大連市在平衡城市經濟發展和改善市民生活方面是成功的。相比以往城市的經濟發展普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狀況，大連市在實現城市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非但沒有損害城市的生態環境，相反卻使得市民的人居環境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充分說明了堅持生態人居環境建設的理念是正確的。但同時，研究也發現大連市人居環境建設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城市經濟發展與人居環境建設交替失衡問題等。對此，本文認為大連市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國內其它城市在今后的人居環境建設中都應注意改善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堅持以人為本，切實提高居民生活質量
城市的主體是人，離開了人，城市不可能獨立存在，離開了人，城市的一切經濟活動也就失去了意義。城市建設人居環境的最終目的無非是要使居民生活得更幸福。因此，各項人居環境建設活動都應該堅持以人為本，切實關注市民的生活狀況，了解市民的疾苦，改善市民的生活質量。
（二）堅持可持續發展觀，創建生態宜居城市
城市的發展要著眼于未來，城市建設必須考慮各項環境資源的整體承載能力，任何超負荷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生產都將損害城市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因此，城市建設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改變傳統的資源消耗型生產模式，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同時應注重環保，堅持創建生態宜居型城市。
（三）編制科學合理的人居環境規劃，指導城市人居環境建設實踐
城市人居環境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想保證這個工程順利完成，必須事先制訂一套科學合理的規劃方案，并嚴格按照規劃方案有條不紊地完成每一個目標，而事實上，國內很多城市在竭力倡導建設人居環境的同時，卻很少制定相應的規劃方案指導人居環境建設實踐，這對于提高城市人居環境建設質量，保障城市人居環境建設與經濟協調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編制科學合理的人居環境規劃是各城市開展人居環境建設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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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Dalian
Feng Yu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3，China）
城市建設經濟發展范文4
關鍵詞：會展業；國際旅游島；優勢；問題；城市建設
素有“二十一世紀朝陽產業”的會展業是一項涉及經濟發展多個方面并能產生1：9的經濟拉動作用的綜合性強的服務產業。縱觀一個城市的會展業來看，會展業的發展對主辦地的硬件和軟件都有較高的要求。要么是經濟發達、基礎設施完善、各項輔助設施與服務水平較高；要么具備高度的國際開放性和關聯性；要么處于有利的地理區位和貿易、資本流動的中心位置。海南在發展會展業方面具備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四季皆可辦展，會展業和旅游業可以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一、優勢
1、自然條件
全省環境空氣質量總體保持一級水平，地表水環境質量總體良好，森林覆蓋率達60.5%，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廣布的優質沙灘，年平均氣溫23.8%，在開發生態型、健康型、度假型會展旅游項目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2、區位優勢
對外海南毗鄰粵、港、澳等經濟發達地區，位于連結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交通要道上；對內有粵海鐵路、東西線環島高速公路、海上船運、海口美蘭機場和三亞鳳凰機場，使得海南具備了便利的內外交通網，為舉辦會展活動提供了區位優勢。
3、基礎設施
（1）硬件設施在逐漸完善，會議場館數量逐漸增多，規模逐漸擴大，擁有海南國際會議會展中心，三亞亞太國際會議中心，以及擁有數量眾多的會議型酒店，這將吸引大量會議展覽在海南舉辦。如世界500強企業公司將年會紛紛選擇在三亞的各大星級酒店中召開。值得一提的是，具有海口地標意義的海南國際會展中心于2011年投入使用，使得海南具備了大型會議展覽場所，且展館設備均達到國際展管標準。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已經舉辦了數十場大型展覽和會議，該中心已成為海口會展業的一個“支撐塔”。（2）辦展環境不斷優化。海南政府部門提出要加快發展海南會展業，已出臺《海口市展覽業管理試行辦法》和《海口市會展業發展專項資金使用管理暫行辦法》，并拿出專項資金扶持會展發展，相關部門也在努力做好會展協調和開展服務等工作，注重加強引導海南會展業同周邊會展地的交流與合作。
4、國際旅游島戰略定位與博鰲等相應品牌論壇的影響效益
海南建設國際旅游島上升為國家戰略后，會展業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一批國際性和全國性大型展會和論壇紛紛來海南舉辦。如 “中國森林旅游博覽會”、“第11屆世界廁所峰會暨世界衛浴潔具、環衛設備展覽會”、金磚國家峰會等大型會議、中國會展經濟國際合作論壇、博鰲亞洲經濟論壇、博鰲國際旅游論壇。每年10月后，大小展會年會也一個接一個。據統計2011年，僅海口會展中心舉辦的商業展覽、賽事活動就有61個，使用面積169萬平方米，成交金額541億元人民幣。亞洲最大展覽公司之一的世展展覽集團于2011年在海口成立了中外合資展覽公司。
二、存在的問題
1、雖然硬件上海南已經具備會展業發展的多重優勢，但不可以忽視的是海南的會展業規模小、發展慢，在場館的建設上相對滯后，會展中心的配套設施也不夠完善，基礎較為薄弱，還不能滿足參展參會方的多重需求。
2、軟件環境上，海南會展業目前整體上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大多會展企業缺乏科學的發展戰略及舉辦大型會展的經驗；相關專業人才尤其是高層次人才缺口比較大；會展業市場比較缺乏品牌觀。
三、立足國際旅游島建設，會展業和旅游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1、優化環境
從德國、新加坡等世界矚目會展目的地的發展經驗看，海南要想成為成功的會展目的地需具備三大關鍵要素：一則擁有良好的會展業基礎設施；二則需具備完善的配套設施，包括便捷的交通、舒適方便的酒店及相關的服務業配套；三則需持續不斷的投入。
2、聚集區位布局優勢
縱觀國內外先進會展中心城市可以得知，每個會展中心城市都具備自己的辦展特色。海南在城市會展發展方面也需要根據城市經濟發展特點及會展發展要求做好城市會展定位。海南三大會展中心城市海口、博鰲、三亞需有機組合互為補充。海口作為海南省的省會，是海南省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在會展業發展方面主要以綜合性會展為主，博鰲借助于“博鰲亞洲論壇”影響力瞄準國際市場打造“亞洲會都”，三亞則作為國際濱海旅游城市側重會展與旅游相結合。
3、加大體育國際市場的發展
海南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日漸形成的旅游國際影響力，一些國際性體育賽事和大型活動都紛紛選擇在海南舉辦。如世界小姐選拔賽，環海南島國際公路自行車賽、環海南島國際大帆船賽、國際斯諾克海南邀請賽、世界沙灘排球巡回賽三亞公開賽、高爾夫球賽等相繼在海南舉辦。根據海南目前特色，國際市場影響力要比國內市場大，為更好地發展會展業，我們需多關注國際市場方面的需求，以國際市場影響力帶動更多國內賽事來海南舉辦。
4、政府主導、以會促展，論壇推動
近幾年來，海南會展業得到一定發展，特別是海南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的建成，會議產業正處于蒸蒸日上的發展態勢，而展覽業則處于剛剛起步狀態。海南會展業應該以政府為主導、以會促展，以論壇推動模式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培育節慶和國際會展品牌，積極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民俗特色的節慶活動，創新辦好具有海南特色的歡樂節，搞好博鰲亞洲論壇等高品端論壇。
5、引進人才、發展會展教育
為了更好地提高會展辦展水平，人才是關鍵。會展業發展需及時引進會展人才，抓好會展教育培訓工作。政府、會展企業可先行引進一批辦展經驗豐富且理論知識強的會展人才，加大會展從業人員資質認證培訓工作，以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高水準會展公司進軍海南會展市場，引領和激勵海南會展公司的發展，一同參與海南會展業發展。各大高校可成立會展管理等相關專業，為海南會展業發展培育一批高起點會展從業人員。目前海南各大高校未開設會展管理等相關專業，這是海南會展業人才發展中極其欠缺的一面。另外城市會展業的發展需要較強的英語普及率，海南目前雖然作為國際旅游島在大力發展建設中，外語導游人才越來越多，但就島內目前人員的英語普及率是滿足 不了海南會展業發展的。所以，海南在發展會展業同時需加大會展人員英語普及率，為海南會展業的發展壯大增足馬力。
會展業是綜合性極強的行業，根據海南會展業現狀，海南會展業的發展壯大需要多方面的介入進行會展服務和宣傳，為會展業發展大造聲勢。目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已經在多方面對海南會展業發展帶來了積極影響，而會展業的成功發展也可以影響帶動海南城市經濟發展，影響海南旅游發展，形成會展旅游。
四、會展業的發展將成為海南城市經濟發展新引擎
素有：“城市面包”、“城市經濟助推器”的會展業，有人曾經形象地稱道：如果在一個城市開一次國際會議、展覽，就好比一架飛機在這個城市上空撒錢。從這句風趣的話語中不難看出，會展業的發展對城市發展的作用有多大。隨著國際旅游島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海南在國際上的旅游影響和地位正在日益擴大。會展業的發展無疑會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城市經濟的建設帶來積極的作用。
1、較強的產業帶動力。會展業特點之一就是它與旅游業相似，是一個產業帶動能力強的行業，可產生強大的產業帶動效應和產業聚集效應。因為它不僅可以帶動旅游、商業、物流、通訊、餐飲、住宿等多方面受益，而且能進一步發展成帶動區域產業聚集的“動力引擎”并提升區域產業品牌價值。海口、博鰲、三亞將形成海南會展業三足鼎立格局，帶動海南沿海周邊縣市經濟發展。
2、較高的綜合效益。（1）經濟效益。會展業具有低成本、高收入、高贏利優勢，能為舉辦城市帶來20%至25%以上的經濟利潤，這是許多城市大力發展會展業的一個關鍵所在，也是會展經濟迅速發展的直接推動力。（2）社會效益。會展是集商務活動、信息交流、觀光游覽、娛樂休閑于一體的綜合產業，是新思想、新觀念交流的平臺。外來文化、思想、技術、產品可以給發展中的城市帶來啟示，可以與外部世界進行密切聯系，促進城市發展，培育城市獨特魅力和影響。而會展業的發展對海南城市建設產生了一定影響。一些大型會議和展覽在海南的舉辦為海南市民傳播了新的國際觀念，對海南會展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3）環境效益。被譽為“無煙產業的”會展業，由于無污染特點是有利于環境的保護,這正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3、有利于提升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城市整體形象。大型會展在提升城市整體形象方面能產生三大作用。（1）推進市政建設。近幾年，海南市政府興建了大型會議展覽中心、東環鐵路等基礎設施，促進了城市基礎設施的更新和建設，為海南會展業發展創造了條件。（2）提高城市知名度。會展展銷的是產品是技術，而會展城市也可以作為一個產品來經營和推廣。眾所周知，海南是個旅游城市，在國內國際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如果海南也能成為一個會展知名城市，那么海南在國內國際上的形象和知名度將會更加提高。（3）提供就業機會。會展業屬于服務行業,需要多方面的服務人才，而這點可以為海南當地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
時代在發展，海南也將隨著國際旅游島的大力建設快速發展。在擁有了自然和人為創造的條件下，海南的會展業也將迎來快速發展的時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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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設經濟發展范文5
以省部產學研合作為契機，建設企業工程技術研發中心
建設企業工程技術研發中心作為科技與經濟發展密切結合的重要橋梁，以及作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重要平臺，一直在廣州市自主創新能力建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建設企業工程技術研發中心作為廣州市完善區域創新體系，增強企業創新能力的重要舉措，按照“鏈接產業、面上推進、省市聯動”的思路，選擇有行業特色、技術創新能力強的大中型企業，在電子信息、先進制造、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與節能、資源與環境、農業等領域組建一批具有較強帶動作用和科技成果工程化、產業化能力強的企業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培育一批掌握行業核心技術、技術創新能力與國際同類企業水平相當的骨干企業，提高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同時也培養一批高水平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十一五”期間，廣州市計劃在省部產學研辦公室的支持下，與部屬高校緊密合作，新組建企業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100家，培育省級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20~30家，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5~10家，在條件建設、項目研發、人才培養、國際合作等方面給予重點支持，通過省部產學研合作，使工程技術研發中心成為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和提升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中堅力量。
以創新型企業為基礎，培育優勢產業集群
在建設企業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實施“面上推進”的策略基礎上，利用好省部產學研結合的各種資源，在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領域選擇一批已建有工程技術研發中心的企業與部屬高校對接來開展創新型企業示范工作，大幅提高其自主創新能力，為企業自主創新產品的產業化提供必要的金融與政策支持，鼓勵企業對技術開發進行持續高強度投入，以點帶面，重點突破，輻射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技術升級，最終形成具有特色和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建設創新型企業以產品創新、品牌建設、發明專利和技術標準創造為突破口，引導企業由下游向產業鏈分工的中上游方向發展，在技術創新中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發展；既要擴大產業總體規模，更要提高技術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既要做大，更要做強，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培育一批具有示范性的創新型企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按照“一核三極”（一個核心區是以廣州東部的科學城、天河軟件園為中心的高新技術產業群，形成以電子信息和生物醫藥為龍頭的高新技術產業群；三個增長極是發展沿海港高新技術產業的南部沿海港增長極、發展與物流相關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北部空港增長極、發展信息服務產業的城市中心建成區增長極）的思路積極引導產業逐步走向規模化和集約化，支撐和引領廣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
以市場為導向，推進“產學研”無縫銜接
在省部產學研合作的大框架內，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鼓勵和支持企業同部屬高校建立雙邊與多邊協作關系，開展成果轉讓、技術服務、技術咨詢、技術入股、聯合辦學方面的合作，大力促進企業與部屬高校之間共建研究開發機構、工程類重點實驗室、中試基地等，對國內外先進適用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工程化能力和產業化能力，提高其科研成果的工程化、商品化水平。
通過強化科技計劃的引導作用，圍繞高新技術發展重點領域，整合科技資源，將廣州市重點學科建設、人才培養與科技計劃項目相結合，建成了一批能直接面對廣州市經濟建設重大需求的應用型學科，構建起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科技型企業“三位一體”的、無縫銜接的“產學研”體系，充分發揮企業與部屬高校的集成優勢，全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如由華南師范大學、香港健隆投資有限公司承擔的廣州市科技攻關重大項目“廣州市LED工業研究開發基地”，總投入為1.2億元，其中廣州市科技經費支持2000萬元，香港健隆投資有限公司出資9000萬元、華南師范大學出資1000萬元。該項目的開展形成了一個研發中心和一個生產基地。其中生產基地已完成設備的調試和安裝，已開始小批量生產包括數碼管、背光源、LED封裝等產品，已產生了約1600萬元的銷售收入，初步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研究、開發、應用產業鏈條，在較短的時間內成為國內有重要影響的LED芯片研發和生產基地。
由教育部重點建設高校華南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承擔的廣州市重大科技攻關項目“汽車用高性能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關鍵技術與裝備”，經過研究開發，將粉末冶金最新成形技術與機械設計制造技術、液壓及液力傳動技術、傳熱技術、物料輸送技術、微機控制技術等進行集成，研制成功汽車用高性能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關鍵技術與裝備，可用于成形汽車用高性能粉末冶金零件、家電產品零件、辦公機械零件等高檔粉末冶金零件，可大幅度降低這些零件的制造成本，提高相關產品制造業的競爭力。具備5000萬元以上高性能粉末冶金制品的生產能力，形成全自動粉末成形裝備的設計生產能力。獲授權發明專利7項，實用新型4項，登記計算機軟件著作權2項。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一項。
以政策為保障，制定鼓勵自主創新的配套措施
為貫徹落實《廣東省人民政府教育部關于加強產學研合作，提高廣東自主創新能力的意見》，提高廣州市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推進廣州市的省部產學研工作和創新型城市建設，由我局牽頭制定了《廣州市人民政府關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城市的若干政策規定》，其中包括促進自主創新的產學研合作、財政、金融、稅收、人才、政府采購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多項相關扶持政策。此稿經征求相關職能管理部門意見，已按反饋意見修改完畢并交市政府進一步討論后正式。
以專業機構為依托，構建校企技術創新的服務支撐平臺
城市建設經濟發展范文6
【關鍵詞】成都 雙創生態 城市品牌 西部經濟
一、成都市“城市品牌”的打造背景
據四川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在2017新的一年中，成都市將致力于打造轉型發展“助推器”，奮力建設創新驅動、后勁充足的“活力之都”，成都市計劃在2017年將新增創新創業項目和企業500家以上。同時，為了深入落實成都國際化城市建設2025規劃和融入“一帶一路”行動，成都市計劃大力開展專題招商、沿鏈招商、以商招商，加快引進一批大企業、大集團和大項目；積極幫助區內企業破解融資、人才和土地等發展瓶頸，著力打造“零障礙、低成本、高效率”的投資發展環境，推動大企業“頂天立地”、中小企業“鋪天蓋地”的局面。創建成都“創業之城、圓夢之都”的城市品牌，也更是為了西部創業者營造更優質的事業平臺，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發展。
二、成都“創業之城、圓夢之都”城市品牌構建的政府支持情況
為了打造“創業之城、圓夢之都”的城市品牌形象，成都市鼓勵區內龍頭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境園區和重大工程建設，建立生產基地，開辟國際市場。成都“首席生態花園”奧特萊斯等簽約項目注冊落地，太陽馬戲團、地中海俱樂部等在談項目加快簽約，同時計劃新引進重大產業化項目20個以上，到位省外資金330億元以上，實際利用外資、外貿進出口均達9億美元以上。整體來說，成都市政府，對于構建“創業之城、圓夢之都”這一城市品牌出臺了多項鼓勵政策，積極引入了多種新型項目，也投入了大力資金進行建設。可以說，政府是推動城市品牌建設的第一助推器。
三、成都“創業之城、圓夢之都”城市品牌的構建基礎
（一）教育資源基礎
在教育部2014年的《2014年全國十五個副省級城市教育現代化水平評價與比較研究》中，成都市的教育發展水平指數名列第一，教育公平指數名列第三。成都市的教育資源數量也較高，擁有高等教育院校53所，包括四川大學等5所重點院校。國家級科研機構30家，有中國科技院成都分院、西南電子技術研究所等。成都市的在校大學生多達70萬，畢業人數每年平均28萬，擁有較大的教育和人才優勢。人才資源的充足，教育資源的豐富，是成都市打造“創業之城、圓夢之都”城市品牌的基礎之一。
（二）科技資源基礎
成都市科技實力雄厚、學科資源豐富，擁有60多個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全國排名第四。2015年成都市新增1.1萬家科技型企業，創造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達7858億元，科技進步貢獻率高達62%。其中，高新區現有680家高新技術企業、6730家在孵企業以及27家上市企業，在全國國家級高新區內，上市企業數量位列第三。目前成都市的科技人員達49萬，兩院院士9人，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中青年專100人。在電子、生物、光纖通訊、核技術應用、激光等領域，展現出強大的科研和開發能力。由此可見，豐富雄厚的科技資源，也是成都市打造“創業之城、圓夢之都”城市品牌的基礎之一。
四、成都城市品牌建設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
（一）充足的Y源優勢，推動西部地區的城市化與文明進程
成都的建設與發展，提高其自身與周邊區域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相應減少人均城市建設用地。成都周邊較為密集的市鎮，將縮短轉移運距，減少交通用地。并且優勢資源的密集性和流動性的提高，促進技術和思想的創新。成都市處于長江上游和南北鐵路大動脈的交叉口，是西南最大的通訊樞紐。以成都市的發展實力和潛力，帶動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協作，擴大現有以成都市為協作區的規模和范圍，進而深入西部內陸地區。同時，建設城市品牌，有利于實現長江上中下游整體信息樞紐的聯結，改變現有長江西部流域信息不通的局面。
（二）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提供西部經濟發展機遇
成都的資源分布、工業基礎、生產規模等，在西部地區處于優勢地位。成都市的建設會引起需求上升，為東部的產品提供廣闊市場。通過梯度轉移和資源開發，以成都市為中心，帶動周邊城市，有利于大型商業形態的發展。可見，利用產業轉移和統一發展，可推動西部建設，縮小東西部差距，提升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
五、建設成都“創業之城、圓夢之都”城市品牌，促進西部經濟發展的新路徑
（一）培養立體化人才機制，打造西部創業人才基地
人才資源作為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也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最終基礎。成都城市品牌建設過程中，需加強對立體化人才的培養力度，打造西部創業人才基地。可以通過導師培養模式，積極引導本地高校大學生創業，充分挖掘本地科技人才資源，并提高大學生創業成功率。同時，采用契約合同、提高待遇福利等方式，引進外界更多創新創業人才。
（二）構建全方位的信息通道，深化科技金融創新
全方位的信息通道，是促進城市科技金融創新的重要保障之一。積極建設成都科技金融信息服務平臺，進而完善西部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同時，積極創辦跨國，增強成都創業信息平臺的資源優勢。政府應出臺更多相關優惠政策，鼓勵創業企業與創業者到各交易中心與交易所掛牌金融，以完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此外，可通過啟動“創業天府”廣場建設，促進西部創業推廣交流，推動西部科技金融發展，進而打造西部地區成為全國一流的創業服務聚集區。
（三）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區域特色產業集群
積極推進成都產業結構化升級，促進西部區域的特色產業集群。在生產力持續提高的產業化時代，商品愈加多樣化。在此背景下，需要以西部生產結構與要素為中心，提升西部經濟核心競爭力。積極發展西部特色經濟，通過短期建立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長期開展高效的服務產業的結構模式，全面發展西部特色優勢產業集群，進而提升西部地區的區域競爭優勢。此外，在長期發展服務業基礎上，需可通過極化效應增加西部服務產業產值，進而采用產業溢出效應外延，整體促進西部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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