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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的特征范文1
關鍵詞:城市圈 因子分析 聚類分析
中國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0)09-114-02
大武漢城市圈,是指以武漢為中心,以100公里為半徑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漢以及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潛江、天門等8個中小城市,面積達六萬平方公里,是目前武漢的七倍多。形成湖北乃至長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合力打造之下的“武漢城市圈”,將形成以大武漢為核心,與周邊8個中小城市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市場共通、利益共有的城市圈經濟一體化格局。世紀,經濟的主要動力將越來越源于城市圈特別是大都市圈。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決定新的世界經濟格局。
在這一背景下分析我省、我市情況,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專家認為,建設武漢城市圈勢在必行,機遇在前。為此,我們有必要對武漢城市圈的經濟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掌握武漢城市圈的大體情況,便于我們采取有利措施加快城市圈發展,早日實現城市一體化。
1、指標和數據的選取及標準化
為了觀察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我們從湖北統計年鑒中找到了武漢城市圈的幾個經濟發展指標,用SPSS統計軟件將樣本值標準化后,再進行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這些經濟發展指標為:土地面積(平方公里)、年底總人口數(萬人)、地區生產總值(億元)、第一產業(億元)、第二產業(億元)、工業(億元)、第三產業(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產值(元)。
由于我們所選取的經濟指標的單位各不相同,這不利于我們對它們進行比較,因此有必要對這些數據標準化。可以直接利用SPSS軟件的得到標準化后的數據,見下表。
2、數據處理
2.1 因子分析
在實際問題的分析研究中,為了全面客觀地分析問題,往往要考慮從多方面觀察所研究的對象,要收集多個觀察指標的數據。因子分析就是考慮各指標間的相互關系,利用降維的思想把多個指標轉換成較少的幾個互不相關的綜合指標,從而使進一步研究變得簡單的一種統計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據相關性大小把變量分組,使得同組內的變量之間相關性較高,不同組的變量相關性較低。每組變量代表一個公共因子,原來觀測的每個變量就可表述為公共因子的線性函數和特殊因子之和。通過構造因子分析模型來研究因子載荷矩陣、分析變量的共同度,再根據公共因子的方差貢獻大小選擇主要的公共因子,在對因子進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轉后,用回歸法估計因子得分,最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比重對各因子進行加權匯總,得出綜合得分進行評價。
現在對以上提到的8個指標(下面所有用到得數據都是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因子分析,利用SPSS軟件計算的結果。
根據因子分析的有關信息,在做因子分析之前,我們要對數據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做檢驗,以得出的因子分析具有實際意義。通過檢驗,我們采用因子模型分析數據是適宜的。
表2是未進行旋轉的的每個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每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是其特征值占全部主因子特征值總和的比率,此次分析全部主因子特征值的總和為8(即主因子個數),如第一主因子的貢獻率為71.281%,是其特征值5.702和8的比率。在提取公因子數量時我們沒有選擇特征值大于l來決定公因子數的方法而是直接選擇提取前三個公因子,就是提取三個因子的因子載荷矩陣。可得前三個因子可以解釋總方差的累計比例達到99.425%(其實2個公因子時有98.536已經可行,但為了分析更方便我們取三個公因子),其余的因子所占比例相對很少。也就是說三個因子可以解釋總方差的絕大部分,在此我們選三個主因子時可行的。
圖1是一個比較直觀的特征值碎石圖,可以看出從第三個主因子以后,曲線變得較為平坦了,所以我們拙取三個主因子還是比較適宜的。用四次方最大旋轉法可以得到旋轉后因子載荷矩陣如表4。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個變量與每個因子的相關系數。
表3是旋轉前的因子載荷矩陣,我們為了使因子之間的信息更加獨立和更加容易對因子做出解釋,進一步對因子載荷矩陣施行方差最大化旋轉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變量較過程末進行旋轉之前要好,更加直觀明顯。從上表的公共因子來看,8個變量的幾乎所有信息都能別這3個公共因子說明。且我們可以看出地區生產總值、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這4個指標主要在第一個主因子上的載荷較大,而土地面積、年底總人口數、第一產業對第一個主因子之間有絕對值較大的相關系數:剩下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則對第三個主因子有較大的因子載荷。經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因子1上具有較大載荷的4個指標較集中的反映了一個地區工業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將因子1定義為工業因子:在因子2上具有較:
大載荷的3個指標反映了一個地區農業及地理對經濟產生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將因子2定義為農業因子,而因子3我們可以定義為生產平均量因子。
利用SPSS軟件,我們可得武漢城市圈中9個城市的經濟指標在三個因子上的因子得分,如表5。
2.2 聚類分析
我們認為,所研究的樣品或指標變量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相似性。于是根據一批樣本的多個觀測指標,具體找出一些能夠度量樣品和指標之間的相似程度的統計量,以這些統計量為劃分類型的依據,把一些相似程度較大的樣品(或指標)聚為一類,把另外一些彼此之間相似程度較大的樣品聚為另外一類,關系密切的聚合到一個小的分類單位,關系疏遠的聚合到一個大的分類單位,直到把所有的樣品(或指標)都聚合完畢,把不同的類型一一劃分出來,形成一個由大到小的分類系統。最后再把整個分類系統畫成一張分群圖,用它把所有的樣品(或指標)間的親疏關系表示出來。聚類分析不僅可以對樣本進行分類,也可以用來對變量進行分類。對樣品進行分類稱為Q型聚類分析,對變量的分類稱為R型聚類分析。聚類方法一般有:系統聚類法、模糊聚類法、K-均值法、分解、加入法和有序樣本的聚類。
本文中我們將用到的是系統聚類。系統聚類(HierarchicalClusteringMethod)是聚類諸方法中用的最多的。按照不同的類與類之間的距離計算方法可以是不同的系統聚類。
用SPSS軟件可以得到按因子得分的不同類別的分類,表5為利用因子得分將各個地區劃分成2-5類條件下不同的分類結果。
從表6和通過因子和聚類綜合分析得到的圖2中我們看到對聚類得出的各類我們結合實際情況分析知,分成4類的結果是比較合理的,具體分類為:
第一類:武漢――長江中游地區最大的先進制造業基地、金融商貿中心、交通物流和通訊中心、科教文化中心及區域性的旅游目的地。它也是整個武漢城市圈的中心,即作為城市
圈發展極核的武漢都市發展區。
第二類:即以武漢東部組群、鄂州市區、黃石市區、黃岡市區為主體,共同構成的武鄂黃城鎮連綿帶,這是武漢城市圈城鎮化的主體和核心密集區。
第三類:三區,即西部仙潛天、西北孝應安、南部咸赤嘉3個城鎮密集發展協調區,是武漢城市圈城鎮化發展的重點和二級密集區,成為城市圈的重要支撐。
第四類:四軸,以交通為導向、以城鎮為依托、以產業為支撐點的4條區域發展軸,以此促進產業空間集聚,成為區域發展的脊梁。四軸均以武漢為起點,分別向鄂東、西部江漢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發展延伸。東部發展軸輻射九江等城市,對接昌九景城市群、皖江城市帶,聯系長三角城市群;西部發展軸輻射荊州等城市,對接宜昌都市區,聯系成渝城市群;西北發展軸輻射隨州等城市,對接襄樊都市區;西南發展軸依托京廣大動脈,輻射岳陽等城市,對接長株潭城市群,聯系珠三角城市群,將作為兩湖地區兩個城市群的聯系紐帶,成為中部地區經濟長廊和國家級區域發展軸的重要組成部分。
3、結 論
本文選取武漢城市圈可反映經濟的8個指標,運用多元統計中的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對這9個地區按經濟發展分類,以便對武漢城市圈的情形有一個從總到局部,再從個體到整體的認識,為我們最近幾年發展武漢城市圈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但由于經濟發展的情形并不是單方面的反應,它涉及的范圍很廣,包括地理位置、人口、資源、政策等眾多人為和非人為因素,而此文并不能將所有的因素包含在內,只能選取其中某些指標或某一方面的某一個或某幾個指標進行分析,同時在數據上某些地區存在缺失值,故本文的分析會出現一定的偏差。但本文所選用的方法和思想是可取的,同時本文選取指標時盡量從多方面去考慮,從而得出的結論大致看出與實際結果出入并不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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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的特征范文2
關鍵詞:城市;貧困人口;分布特征;經濟生活狀況;恩格爾系數
中圖分類號:C912.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5-0062-05
貧困是人類社會出現階級分化以來一直伴生著的社會問題。近些年來,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我國城市貧困問題日益嚴重。據《2005年民政事業統計發展報告》公布,截至2005年底。全國低保對象已達2234.2萬人,如果加上應保未保人員,實際數字應該更大一些。若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很好地解決,必將影響黨的十六大確立的在21世紀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的實現。研究和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已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無可回避的最為重要的任務之一。
一、調查方法與過程
東北地區是國有經濟成份較大的地區。也是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所造成的下崗、失業最嚴重的地區。因此東北地區也是城市貧困問題最嚴重的地區。為了解城市貧困人口的特征及生活狀況。筆者分別于2003年9月和2004年7月,采用多階段整群抽樣的方法,對哈爾濱市和沈陽市的貧困人口進行了調查。分析單位是領取低保的貧困家庭,訪談對象是領取低保的申請人。當申請人本人不在或無法回答問題時,由其配偶或父母代為填答。綜合兩個城市的調查結果,共訪談了443名貧困人口。該樣本的統計結果可以向哈爾濱市和沈陽市的貧困人口進行定量推廣。哈爾濱和沈陽兩個城市的城市貧困情況對整個東北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次調查的結果對于認識東北地區的城市貧困問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城市貧困人口的分布特征
(一)城市貧困人口的性別及年齡分布
被調查的443名貧困人口加上他們的家庭成員共為1257人。年齡分布如圖1所示。20歲以下的青少年占26.2%。這些人中除個別的孤兒外,大都是貧困人口的子女。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15.8%。年齡為30-60歲的青壯年的勞動力人口占了城市貧困人口的52%,這是轉型期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年齡分布的一個突出特點。值得注意的是,貧困人口的年齡出現了雙峰分布。20歲以下的貧困人口多是中年貧困人口的子女,如果父母的社會地位對子女社會地位的獲得具有較強的影響作用的話,他們將來陷入貧困的概率也會比較大。因此加強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支持不僅迫在眉睫,也是確保未來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
從城市貧困人口的性別分布上看,男性為553人.女性為662人。男女性比例為:54.5:45.4,女性明顯多于男性。x檢驗的結果是,男女兩性所占百分比的差異的顯著性為0.002。這就是說,與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陷入貧困。但在不同的年齡段中,男女比例的差異則有不同的表現。在30-40歲的貧困人口中,女性略多于男性。在40-60歲的年齡段中,性別比例幾乎無差異。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中女性遠遠商于男性。也就是說,60歲以上的老年女性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更大。
(二)城市貧困人口的文化程度分布
15歲以上貧困人口的文化程度分布如表1所示。從表1的累計百分比一欄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在初中和初中以下的人數占調查總數的75.69%。由該表估算的城市貧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31年。2002年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表明,在5歲以上的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率在黑龍江是6.54%。在遼寧是5.16%(國家統計局,2003)。樣本中文盲的比率是13.52%,遠遠高于這兩個省的比率。這是由于在貧困人口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的比例比較大。在這個年齡段的人口中,文盲的人數比較多。用黑龍江省2002年抽樣調查的數據估算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222年,分布的標準差為2.564年;用遼寧省2002年抽樣調查的數據估算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309年,分布的標準差為2.758。不論以黑龍江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總體指標,還是以遼寧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總體指標,z檢驗的結果都可以接受原假設。也就是說,貧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與一般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能認為貧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社會平均受教育水平。而且,由于貧困人口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較大,在老年人中文盲率較高。使得樣本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偏低。因此,可以認為中年貧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絕不會低于同齡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三)城市貧困人口的身體狀況與就業狀況
成年貧困人口的身體狀況的調查結果為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占8.1%,“生活能自理但無勞動能力”的人占31.6%,“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占20.7%,而“身體正常”者僅為39.5%。對于大部分貧困人口而言,并非是他們懶惰,或不積極的生活態度導致貧困。在他們中間,老弱病殘所占比例相當大。對于這部分貧困人口而言,脫貧致富只是奢望。政府及親友的經濟支持僅能維持其最低生存需求,僅能起到使其貧困狀態不再進一步惡化的作用。因此,政府對貧困人口的經濟支持是一項維護社會長治久安,保證城市貧困人口生存權利的重要的社會事業。
從就業狀況上看,沒有穩定收入的人數所占比例高達77%。在這些人中,有2.7%的人在做臨時工,23%的人打零工,還有5.5%的人在做小買賣。三項總計的人數為259人。但樣本中有68.8%的人什么都不干。可能有人會認為這是貧困人口不積極不努力的證明。但實際上,在貧困人口中,只有39.5%的人是身體健康,具有勞動能力的人。這部分人中去掉6_3%的在職人員,還有33.2%的人屬于有勞動能力的人,總數約為330人。在這些人中,有259人.占78.5%的人都在盡力而為。從這點可以看出,這些貧困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不是好吃懶做的頹廢人群。
在貧困人口中,有一部分人比較特殊,就是在職和退休人員。本文統稱他們為在職貧困。對他們的收入情況進行分析發現,在職人員的月平均工資收入為280元,退休人員的月平均退休金為275元。盡管有固定收入,但收入都很微薄。對他們的原職業的分析發現,這些人中76.2%是工人。對其原工作單位的分析發現,37.7%的人是集體企業,49.2%的人是國營企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職貧困者主要是集體企業和國營企業的工人。
貧困人口中的在職人員加上非在職人員中做臨時工、打零工和做小買賣的人共為319人。由此計算的戶均就業人數為0.72人。2002年,全國城市戶均就業人數為1.58人(國家統計局,2003)。貧困家庭的戶均就業人數還不到城市家庭戶均就業人數的一半。
(四)城市貧困人口的婚姻狀況
表2是婚姻狀況與性別的交叉列表。從總計一列中可以看出,填答婚姻狀況的440人中,喪偶的比例為21.6%,離異的比例約13%,未婚者占8%。三項總和為42.5%。也就是說,4成以上的貧困人口沒有完整的家庭。2003年黑龍江省和遼寧省合并計算的喪偶、離異、未婚人員占1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3》108-109頁數據計算)僅為25.2%。可見,貧困人口中家庭不健全的比例遠遠高于一般市民。在女性貧困人口中,有健全家庭的只占32.3%,而男性的這個比例則是78.7%。在家庭不完整的188人中(離異、喪偶、未婚三項人數的總和),女性占72.3%。x檢驗的結果是。x值為134.7,顯著性水平是0.000。說明不同性別的貧困人口的婚姻狀況是有顯著差異的。在調查中也有相當一部分貧困女性表示離婚是導致她們陷入貧困的重要原因。單身女性或單親母親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與其他類別的群體相比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更大。不僅在發展中國家是這樣,在發達國家也是如此(David Brandon,1995)。
三、城市貧困家庭的收入與支出狀況
由于家庭是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基本單位。關于收入與支出的研究內容皆以貧困家庭為分析單位。在調查中要求被調查者對上個月家庭的消費與收入情況進行認真回憶并詳細填答。這種回憶法所獲取的資料比起記賬法要略顯粗糙,對富裕家庭其效度可能要差一些。但是,由于貧困家庭的收入額度少,消費支出需要精打細算。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能夠很清楚地描述上個月的收入和支出情況。因此,調查結果是比較有效度的。
(一)城市貧困家庭的收入狀況
表3是城市貧困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貧困家庭平均月收入為537.92元,人均月收入為153.4元。2002年全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 703元(國家統計局,2003),據此計算的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41.92元。貧困家庭的人均收入還不及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1/4。表3是貧困家庭在1個月內各項收入的平均值。其中勞務性和經營性收入(表中的固定工資、退休金、打零工、做生意四項總合)占總收入的57.1%。這部分收入是貧困人口靠自身能力獲取的。社會救濟性收入(表中的低保金和其他社會救助兩項之和)占28.56%。轉移性收入,即親友的資助占13.8%。如果認為他們目前的收入狀況還能夠滿足他們的基本生存需求的話,靠他們的自身能力所獲取的收入僅能滿足其基本生存所需資金的一半。從這個角度上說,這些城市貧困人口都處于絕對貧困狀態。
(二)城市貧困家庭的支出狀況
城市貧困家庭的平均月支出為704.8元。人均月支出為241.86元。表4中的前兩項是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27.3%。這是將樣本作為一個整體計算的恩格爾系數。而2002年城市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0.377(國家統計局,2003)。城市貧困家庭的恩格爾系數比一般城市家庭低很多,更遠遠低于國際通用的0.6以上的貧困標準。這使得用恩格爾系數作為描述貧困程度的指標出現了失效的問題。從表4中還可以看出,貧困家庭衣物支出的費用極少。還有一項令人驚訝的調查結果是貧困家庭的人情費支出竟然高于衣物的支出,而且高于贍養父母或補貼子女的費用。在中國現有的情況下,人情費在社會關系網絡中多是逆向流動的。也就是說,人情費是從底層向禮會上層流動,從相對弱勢群體向相對強勢群體流動。根據阿馬蒂亞?森的弱傳遞公理(阿馬蒂亞?森,2001),由貧困人口向非貧困人口或者向比自己富裕的貧困人口轉移收入的話。會使貧困程度的度量值增加。也就是說,這部分支出會加深他們的貧困程度。
(三)城市貧困家庭的負債情況
占總數51.1%的城市貧困家庭都有負債。有負債家庭的平均負債額為14 763元。16.9%的貧困家庭負債在萬元以上,負債最高的家庭負債額達到36萬元。這么高的負債對于人均收入僅為153.4元左右的城市貧困家庭而言無疑是天文數字。
貧困家庭的借債用途見表5,看病(包括生孩子)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為子女上學來舉債。買房、租房、修房借債是排在第三位的原因。
四、城市貧困家庭的耐用消費品的擁有與住房情況
(一)城市貧困家庭耐用消費品的擁有情況
為清晰描述城市貧困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狀況,以明確其貧困程度,將耐用消費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維持基本生存的必需品,包括床、衣柜、書桌、飯桌椅子、燃氣灶和電飯鍋。第二類是城市一般家庭必備品,包括沙發、電視、冰箱、洗衣機、排油煙機、電話。第三類是用于提高生活質量的耐用消費品,包括電風扇、微波爐、電腦、影碟機、音響、手機和摩托車。由于貧困家庭幾乎都不擁有第三類耐用消費品,極個別擁有第三類消費品的家庭也基本上是屬于不貧困家庭。因此,我們僅對其擁有前兩類耐用消費品的情況進行分析。
下頁表6是城市貧困家庭所擁有的維持基本生存必備的耐用消費品的情況。貧困家庭中的這些耐用消費品大都是舊的。50.8%的家庭中沒有書桌,40.2%的家庭中沒有燃氣灶,15%左右的家庭連床、飯桌、椅子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具備。而且除燃氣灶和電飯鍋外的物品中30%以上都是別人給的。
下頁表7是城市貧困家庭所擁有的一般家庭必備品的情況。除了舊電視的擁有率比較高以外,大部分家庭沒有沙發、洗衣機、排油煙機和電話等物品。而且在有這些物品的家庭中有近三成或三成以上都是別人贈送的。至于電風扇、微波爐、電腦、影碟機、音響、手機和摩托車的擁有率分別為16.9%、1.1%、0.9%、4.7%、2.2%、2.3%、0.5%。現將貧困家庭擁有的電視、冰箱、洗衣機這三類物品的擁有量與全國城市的平均情況進行比較。2002年,全國城市中洗衣機的擁有量是每百戶92.9臺,電冰箱的擁有量是每百戶87.38臺,彩色電視機的擁有量是每百戶126.38臺(國家統計局,2003)。而城市貧困家庭的擁有量是洗衣機為每百戶49.2臺,電冰箱為每百戶43.3臺,電視機為86.4臺。可見貧困家庭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與城市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巨大。
由于貧困家庭中基本沒有電腦,也很少有影碟機、音響等現代化的家電設施。在他們的消費生活中也基本沒有上網等內容。因此,可以初步認為,被學者們所擔心的“數字鴻溝”已經在貧困家庭和一般市民之間出現。由于現代信息技術未能進入或較少進入貧困家庭的生活中,因而這些家庭不僅存在經濟上的貧困,也存在著“數字貧困”。這種“數字貧困”使得貧困人口難以進入現代生產和服務領域中,而且“數字生
活”內容的缺乏使他們與主流社會的鴻溝越來越大,這種鴻溝也將成為貧困家庭中的孩子與現代信息技術之間的障礙,進而成為他們將來進入主流社會的障礙。
(二)城市貧困家庭的住房狀況
城市貧困家庭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積為12.66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積為18.86平方米。2002年全國城市人均住房的建筑面積為22.8平方米(國家統計局,2003)。由此看來,貧困家庭的居住面積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還不是太大。也可以說,中國目前城市貧困的特點之一是,雖然貧窮但還基本安居。貧困家庭住房面積的具體的分布情況見表14.55%的貧困家庭居住在使用面積為20-40平方米的住房內。17,2%的貧困家庭居住在2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中。也有5.3%的被調查對象住在60平方米以上的較大的住房中。在這些住房中。有24.1%是平房,26.5%的貧困家庭住在樓房的一樓或頂層,也有49.2%的貧困家庭住在比較好的樓層中。有43.6%的房屋是有產權的,40%的房屋沒有產權,13.8%的貧困家庭靠租用或借用房屋居住,有2.5%的貧困家庭住在自建的房屋中。i5.8%的房子是1970年以前建的舊房,50.2%的房子是在1970年到1990年期間內建的房子,也有近30%的貧困家庭居住在1990-2000年之間建的較新的房內,甚至有4.1%的被調查者住在2001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有67戶被訪者對房屋進行了簡單裝修,還有17戶對房屋進行了精心裝修。從其自報的裝修費用上看,裝修費用在1000元以下的有37.9%,裝修費用在1000元到5000元之間的占51.5%,有三戶家庭的裝修費用在6000元到8000元之間,有三戶的裝修費用為10000元,還有一戶花了20000元進行裝修。
五、問題與分析
(一)城市貧困已出現和女性化和青少年化傾向
在貧困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明顯偏高。青少年的比例也在逐漸增長。兒童、少年和女性作為社會中的相對弱者,在社會劇變和轉型過程中更容易陷入貧困。兒童、少年和女性的貧困是離婚率增高和家庭解體的必然結果。令人憂慮的是,我國目前的城市的離婚率正在迅速攀升。2004年哈爾濱市共有72 000對新人結婚,有5 000對夫婦離婚。與2003年相比,結婚率上升了33.3%,而離婚率則上升了87%(王建威,2005)。高離婚率的結果將造成單親家庭的比率迅速提高,而單親家庭的女性和兒童是最容易陷入貧困的。貧困的青少年化也對我國城市貧困的代際延續提出預警。很多家庭的孩子由于缺乏教育投資,不能夠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進入成年后也很難獲取較好的就業機會。這造成了相當一部分成年子女家庭內滯留,這種情況進一步發展必將導致貧困的代際傳遞。
(二)應保盡保的目標尚未達到。有一成以上的家庭不符合領取低保的條件
不同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不盡相同。沈陽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線是205元,哈爾濱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線是2005。在樣本中,在拿到低保金后,沈陽的貧困家庭中有146戶,占71.7%的貧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仍低于205元。哈爾濱的貧困家庭中有183戶,占77.9%的貧困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200元。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貧困家庭實際總收入仍然達不到當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線。如果考慮到執行低保政策時,對于身體健康的,沒有就業的勞動力人口都以最低生活保障線為標準確定了虛擬收入。即便是加上虛擬收入后,沈陽的樣本中仍有63.1%貧困家庭人均月收入達不到205元。哈爾濱的樣本中仍有69.4%貧困家庭人均月收入達不到200元。這說明.目前最低生活保障的狀況離政府“應保盡保”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在對貧困家庭的收入進行調查時,貧困人口為了保住低保金,或是為了爭取更多的低保金,往往有自報的收入會低于實際收入的傾向。盡管如此,在貧困家庭的全部收入中去掉了親友資助、其他社會救助和其他收入三部分后,在沈陽的樣本中,有21.2%的被調查者報出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205元。在哈爾濱的樣本中,有17.6%的被調查者報出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200元。我們不能說這些人都是假貧困戶,因為人均月收入稍高于低保線也是比較貧困的家庭。但是它們是不符合領取低保金條件的家庭。在樣本中有11.02%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240元,最高的人均月收入達750元。這些家庭基本上可以視為不貧困的家庭。
城市經濟的特征范文3
關鍵詞:房地產 融資市場
,我國的房地產業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國民的支柱產業,然而,與房地產業的重要地位和發展速度極不相稱的是,房地產融資市場的發展卻步履蹣跚。作為典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房地產業對金融市場具有天然的高度依賴,而發展滯后的房地產融資市場必然會危及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當前,如何加快房地產融資市場的發展已成為整個房地產業所面臨的最緊迫課題。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房地產業逐步實施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特別是日趨嚴格的土地和金融信貸政策使房地產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資金困境。為了因應融資困局,房地產業開始探求多元化的融資渠道,諸如信托、基金、上市以及私募融資等形式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公眾視線當中,而房地產融資也成為業內最受關注的議題,房地產金融創新的探討與實踐嘗試將成為今后一個時期房地產業的主旋律。
一、房地產融資市場格局的形成背景
當前房地產融資市場格局的形成有著其深刻的政府政策背景和產業發展背景。認清融資市場格局的形成背景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地產融資市場的游戲規則,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及時地把握地產融資市場的發展趨勢。
(一)政府政策背景
政府政策背景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配合宏觀調控,政府在房地產領域實施了比較嚴格的土地和信貸緊縮政策;二是出于防范金融風險的考慮,金融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的房地產信貸業務做出了進一步的限制,諸如停止流動資金貸款、提高資本金比例、嚴格貸款審批等。
1、宏觀調控政策仍將持續
從宏觀經濟形勢來看,近年來我國的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狀態,但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失衡,突出表現就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尤其是房地產投資。2003年房地產貸款突破1萬億大關,同比增長29.7%,占同期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的23.7%。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對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出現了諸如信貸規模極劇膨脹,原材料、能源等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過快,產業結構失衡等方面的經濟。為了抑制這種不正常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政府有計劃地出臺了相應的緊縮調控政策。
具體到房地產業而言,政府將繼續執行嚴格的土地與信貸政策,從土地和資金兩個方面對房地產業的發展進行調控,尤其是接連出臺的信貸緊縮政策更是有力地限制了銀行系統對房地產業的資金支持。一方面是土地價格的不斷高漲,另一方面是銀行系統的資金閥門被逐步擰緊,面對調控的雙重夾擊,原有單一的房地產融資市場格局受到嚴重沖擊,供血不足的房地產業被迫尋求多元化的融資渠道。
根據經濟周期理論與慣性理論,宏觀經濟運行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不可能迅速被降低。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政府的緊縮政策將在一段時間內(3-5年)持續下去,而打造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也將成為房地產融資市場的核心任務。
2、緊縮信貸意在化解金融風險
除了配合宏觀調控政策而實施緊縮金融政策之外,緊縮金融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防范房地產金融風險。根據央行的《房地產業發展和金融的支持》(央行研究局,2004)以及《2004中國房地產金融報告》(央行房地產金融分析小組,2005)這兩份研究報告,目前我國房地產金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風險:
第一,土地購置與房地產開發資金過分依賴銀行信貸,超過60%的開發資金是直接或者間接來自于銀行系統,房地產投資的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集中于商業銀行。一方面,較低的融資成本與貸款門檻容易誘發企業利用銀行信貸杠桿來進行高負債經營,這在增加企業財務風險的同時也加劇了貸款企業的違約風險;另一方面,部分地區由于市場過熱而存在較高的市場投資風險,一旦泡沫破裂房地產價格下跌,作為抵押物的房地產將會大幅度貶值。
第二,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機構經營不規范、管理不嚴格,金融機構之間缺乏合作,特別是信息共享程度很低。這突出表現在:貸款審查不嚴格、抵押物管理不規范、利用“假按揭”騙貸等等。與房地產業市場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金融業的壟斷與落后,由于缺乏與市場經濟相符合的經營機制、監管機制與激勵機制,因而造成銀行系統存在許多經營漏洞,這是導致近年來金融機構在房地產業務方面頻繁出現大案要案的根本原因。
第三,由于土地儲備制度不完善,再加上銀行監管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擔保措施等問題,向政府土地儲備中心發放的土地儲備貸款也面臨著較大的市場風險與信用風險。
通常情況下,上述這些潛在的風險可以通過業務創新、強化管理以及改進經營機制等更加積極的方式來進行化解,但由于近年來房地產金融業務發展過猛,金融資產規模與風險同步迅速累積,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金融監管當局便借助宏觀緊縮調控的時機對房地產業實行了更為嚴格的緊縮信貸政策。
結合國內金融市場改革的發展進程以及國際上房地產業通常的資本構成狀況,我們認為這種嚴格的銀行信貸政策在商業銀行系統完成市場化改革之前很難有所松動,但是監管當局在限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的同時也將有意識地積極推動建設其他的融資渠道,特別是信托以及房地產產業基金。
(二)產業發展背景
產業發展背景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由市場競爭引發的行業集中度提高,房地產企業在大規模擴張的同時對房地產融資市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房地產行業運作模式的轉變,使得房地產運營重心向金融運作傾斜。
1、市場競爭引發行業集中度提高
由于存在規模經濟效應,房地產業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必然導致行業集中度越來越高。與此同時,房地產暴利也將終結,素質低、實力差和經營不規范的企業將被淘汰出局。據權威部門預計,今后5至10年,現有近3萬家房地產公司將有90%以上在競爭中消亡,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形成一批年銷售規模過百億元的跨區域經營的特大型房地產集團,事實上,這種全國性的地產大鱷早已浮出水面。行業集中度的提高使得融資主體對于地產融資市場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而其影響意義非常深遠。
伴隨著行業集中度的提高,企業資產規模的迅速膨脹,一方面房地產企業迫切需要金融機構能夠提供數額龐大的、穩定的、低成本的融資服務,而傳統上以商業銀行為主渠道的單一地產融資體系根本無法滿足企業擴張的需要,這就迫使房地產企業必須打造自己的金融平臺,包括發行信托計劃、收購上市公司、參股金融機構、發起設立地產基金以及海外上市等等;另一方面,房地產企業又要在擴張的同時竭力規避融資風險,保持財務穩健,實現企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對其資本結構進行合理調整,通過諸如降低資產負債率,擴大股權融資比例等,保持穩健而靈活的資本結構。
2、房地產行業運作模式的轉變
隨著房地產行業專業化分工的日益深化,傳統的“開發商主導”運作模式正在逐步向“投資商+發展商+建筑商”三位一體的運作模式轉變。在該運作模式下,投資商為項目提供資金但不參與具體項目的管理;發展商除了組織實施投資之外,還要負責項目的選擇、評估、協調以及項目建成之后的運營管理;建筑商負責項目的規劃與施工建造。如果不考慮資產證券化以及定向投資等其他因素,單從運作模式上看,這種三位一體的運作模式已經具備了不動產投資基金管理運作的基本雛形。
行業運作模式的轉變可以說是房地產企業在行業競爭過程中走向分化的一個必然結果。隨著行業競爭的加劇,房地產金融職能將得到不斷強化,房地產業的運營重心逐步由地產項目運營向金融運作傾斜,房地產業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是一種金融運作。從發展趨勢來看,那些善于借助多種融資渠道、諳熟金融市場運作并具有深厚的行業運作背景的開發商將有望轉型為房地產投資商或者不動產投資基金管理人,與此相對應的是投資商和不動產投資基金也將成為主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兩種主流業態,房地產行業的競爭最終將集中體現在投資管理能力與金融運作技巧方面的競爭。
綜上所述,無論是市場競爭引發的行業集中度提高還是行業運作模式的轉變,都深刻地影響著房地產企業的融資需求,而融資主體需求的轉變則是推動房地產融資市場再造的決定性力量。未來房地產金融市場必將呈現出融資渠道多樣化與資金性質多元化的局面,而走產融結合的道路將是未來房地產金融市場最顯著的發展趨勢。二、當前房地產融資市場的主要特征
監管當局不斷出臺的緊縮政策削弱了對銀行信貸的依賴,在客觀上帶動了信托、地產基金等金融創新工具的;而產業自身升級與分化則決定了未來房地產融資市場的嶄新格局。在這些復雜因素的綜合下,當前房地產融資市場呈現出以下主要特征:一是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單一融資格局;二是其他融資渠道雖然總量不大,但是卻代表了房地產融資市場的發展方向;三是房地產融資市場體系不健全。
(一)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單一融資格局
2004年我國房地產開發資金總額為17168.77億元,同比增長29.9%,相應地,房地產融資總規模也在逐年攀升。房地產開發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信貸、自籌資金、定金及預售款和其他資金②。受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銀行信貸增長幅度一路下滑,2004年銀行信貸只占開發資金總量的18.4%,自籌資金與定金及預售款增幅較快,分別占資金總量的30.3%和42%。由于預售款中大部分是銀行對購房者發放的個人住房貸款,因此總體上看至少有60%以上的資金是來自銀行系統,融資渠道過分依賴商業銀行。
由于融資渠道單一,所以在銀行信貸被收緊之后,沒有相應的融資渠道能夠進行有效的資金彌補,因而造成房地產企業的嚴重貧血。這種現象并不意味著房地產市場資金匱乏,而是缺乏資金注入房地產業的高效渠道。
(二)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日趨活躍
其他資金來源盡管占開發資金總量的比例不到10%,但是它們對房地產融資市場的意義卻是不容小覷。
盡管仍存在障礙,但是業內對于房地產產業基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還是有著難得的高度共識,而市場中已成功發起設立的幾家準地產基金正在積極地進行探索式房地產產業基金道路的有益嘗試。可以預見,隨著《產業基金法》的出臺,產業基金合法地位的確立,產業基金模式必將成為房地產融資市場的中流砥柱。
資金信托計劃是近年來最活躍的地產融資工具,雖然其融資額在整個房地產融資總量中僅約占1%,但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創造性、靈活性與適應能力卻讓我們嘆為觀止。為了改善房地產融資市場的疲弱局面,2004年10月銀監會公布了《信托投資公司房地產信托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該暫行辦法將對符合規定條件的房地產信托業務放寬限制,這將有可能把資金信托計劃變為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信托。
此外,上市也是近年來業界非常關注的一個融資話題。上市融資雖然門檻較高,而且上市后要接受較嚴格的監管,但是從規范經營管理,實現企業長遠發展戰略規劃的角度看,走上市的道路是一個必然的選擇。由于現階段我國股票市場正處于變革的攻堅期,國內企業通過證券市場直接融資的難度較大而且不穩定因素較多,因而紛紛尋求海外上市融資。
(三)房地產融資市場體系不健全
盡管房地產融資渠道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但是這些渠道所提供的產品卻難以滿足市場需要。例如,單個資金信托計劃不得超過200份信托合同的限制,而且需要提供齊全的項目手續文件。房地產項目的銀行信貸審核就更為嚴格、貸款條件也更為苛刻。由于市場存在嚴重的資金供求失衡,從而直接導致了房地產融資成本的高企,相當多的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被迫出讓項目,有的企業鋌而走險借助地下金融或者進行資金“尋租”。這些不正常現象反映了由于房地產融資市場體系的不健全所導致的諸如金融創新不足、監管限制過多、政策引導不利等諸多。監管當局在強調防范房地產金融風險的同時,卻忽略了構建一個適合國情的、符合發展需要的、健全的房地產金融市場體系。
三、 房地產融資市場的發展趨勢
通過深入細致的市場,并諸多房地產行業數據指標,我們認為就整體而言,房地產業的發展是合乎邏輯的,是符合市場的。同時,鑒于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戰略地位,政府不可能對其進行打壓或者對房地產業的生存困境不予理睬,肯定會考慮在銀行信貸緊縮環境下房地產業的融資出路問題。從短期來看,由于政府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成效并不理想,有可能繼續出臺不利于房地產業發展的土地與金融政策,諸如增加經濟適用房供給來平抑房價,提高首付比例限制投資性購房等等;但是從中長期來看,政府必然會適時地放松相關的調控政策以支持房地產業的發展,房地產業仍然是極具活力與投資價值的行業,而房地產融資市場的發展前景也將非常樂觀。
根據前文的研究,我們預計房地產融資市場將呈現以下重大的發展趨勢:
(一)融資市場格局多元化
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單一融資格局將會逐步被多元化的融資格局所替代。隨著房地產行業的不斷發展以及融資政策的逐步放松,除銀行信貸之外的各種融資渠道的發展空間將被進一步打開,預計房地產信托業務管理辦法也會在近期有所突破,而直接融資環境的改善將很快提上議事日程。屆時,我們會看到融資市場將出現產業投資基金、銀行信貸以及房地產信托三足鼎立之勢。
(二)房地產融資體系逐步健全
房地產融資體系的健全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圍繞房地產融資而構建的具有不同市場功能的金融機構體系,二是構建提高房地產金融資產流動性的市場體系。就金融機構體系而言,除了原有的商業銀行、信托公司以及保險公司之外,還將出現專業化的房地產投資基金、抵押資產管理公司、互助儲蓄銀行以及儲蓄貸款協會等金融機構。就構建市場體系而言,關鍵是要建立房地產金融資產的流通市場體系。通過借助資產證券化、指數化、基金化等金融手段,房地產金融資產才能順利地實現流通和交易,流通市場把本來集中于房地產信貸機構的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有效地分散到整個金融市場中。
(三)資產證券化積極推進
資產證券化是構建房地產金融資產流通市場的前提條件,巨額的房地產資產經過證券化之后就可以實現分割交易,極大地改善了資產流動性。由于住房抵押貸款信用風險相對較小,資產質量較高,因而證券化的住房抵押貸款將成為流通市場的主流品種。房地產抵押貸款的證券化過程應由抵押債權者、政府擔保機構、債券發行人、投資者以及中介機構共同參與完成。
(四)金融產品創新層出不窮
房地產市場中不斷變化的投融資需求是金融創新的原動力,隨著房地產業的不斷發展,未來房地產融資市場中的金融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如何滿足企業日益多樣化的融資需求,例如目前市場中資金信托計劃的花樣就層出不窮,資金的性質可以是債權或股權,資金的期限可以是單期或多期滾動,資金的投向可以是定向或非定向;二是如何幫助企業規避融資風險,通常融資主體都會面臨利率風險、期限配比風險③,有時還會面臨一定程度的匯率風險。金融產品創新在客觀上降低了房地產企業的融資成本,提高了融資市場的效率,有助于融資市場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綜上所述,房地產融資市場的健康發展是決定房地產業興衰成敗的關鍵。隨著房地產業的不斷深化發展及其融資環境的逐步改善,我們相信中國的房地產融資市場必將步入快速、健康、持續的發展階段。:
1. 央行房地產小組,《2004房地產金融報告》,2005.8
2. 央行局課題組,《中國房地產業和金融的支持》,《金融時報》,2004.3
3.張紅,《房地產學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9
4.王希迎等,《房地產融資新解》,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2
5.特瑞斯·M·克勞瑞特[美],《房地產金融:原理和實踐》,經濟出版社,2004.12
城市經濟的特征范文4
一、對監管者缺乏監管的證券監管博弈分析
證券監管博弈模型的博弈雙方是證券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從證券監管的實踐來看,證券監管者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證券業協會或者證券交易商協會,還可以是證券交易所或者別的什么機構。不過幾乎各國的證券監管都是由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和證券交易所共同完成。我國采取的也是這種模式: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派出機構代表政府進行強制性監管,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等自律性組織進行自主監管。至于被監管者,籠統的說就是整個證券市場,即證券市場的參與者以及他們在證券市場上的活動和行為。不過絕大多數國家都把證券監管的直接對象定位于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具體包括發行各種證券的籌資者(政府、企業)、投資各種證券的投資者(政府、企業、個人)、為證券發行和證券投資提供各種服務的中介機構(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所、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證券托管公司、證券投資咨詢公司、證券律師、會計師和評估師),以及為證券發行和證券投資提供各種融資、融券業務的機構和個人。
實施證券監管對于監管者是有成本的,即監管者的行政成本。為了實施監管,監管者需要設立監管部門來專門負責制定和實施有關條例和細則(如證券發行審核、證券稽查等),這一過程中自然需要耗費人力、物力以及監管人員進行知識更新所必需的時間和精力,并且監管越嚴格行政成本越高,為了分析方便,假設監管者只有兩種純策略選擇,分別為低成本(low cost)的普通監管(監管成本為cl)和高成本(high cost)的嚴格監管(監管成本為ch.chcl) 。
實施證券監管對于被監管者也是有成本的,即被監管者的奉行成本。被監管者為了遵守或者符合有關監管規定不得不承擔額外成本,如為按照規定保留記錄而雇傭專人的費用、提供辦公設施和材料的費用、聘請專門中介機構的費用等,只不過這種奉行成本以抵減收益的形式存在。在利益的驅使下,被監管者有可能為了增加收益(包括一非法收人)、降低成本(包括奉行成本)而進行違規操作。所以假設被監管者的純策略選擇是遵紀守法或違規操作。若遵紀守法則可穩定獲得收益凡(已扣除了證券監管的奉行成本);若違規操作且未被查處,則可獲得超額收益(違法所得或降低的奉行成本)r ( reward ),但若被查處則不但要沒收非法所得,而且還會被處以罰款,此時的罰沒總成本為p( punishment )。進一步假定,在被監管者出現違規行為的情況下,低成本的普通監管是查不出來的,而一旦監管部門采用高成本的嚴格監管,就一定能予以查處并處以罰款。
基于前述假設,考慮到證券市場上博弈雙方得益信息的可獲得性,建立證券市場上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并用矩陣形式示如表1。
利用劃線法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該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監管者實施普通監管,被監管者進行違規操作。最終結果是:監管者雖然付出了一定的監管成本卻毫無作用;一部分被監管者違規操作獲得了超額收益但卻使其它的證券參與者遭受損失。顯然,這是一個低效率的組合,只會加重證券市場的不規范性,違背了實施證券監管的初衷。
二、對監管者實施監管的證券監管博弈
若我們對證券監管部門實施監管,那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呢?這里讓我們進一步假設,如果監管者通過嚴格監管查處了被監管者的違規行為,就會得到一定的鼓勵b(bonus),這種鼓勵既可以表現為物質獎勵(比如來自違規者的罰款,用以增加辦公經費),也可以表現為社會公眾對其褒揚帶來的精神鼓勵,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如果監管者為了節省成本(或偷懶)只進行了普通監管而導致被監管者的違規操作得以成功,則要對其施以一定的懲罰f(fine),這種懲罰可以是行政上的、法律上的或是經濟上的。如此一來,上述博弈模型就發生了較大變化,新的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陣如表2。
仍然利用劃線法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當對監管者的監管力度較大、使得對其的鼓勵與懲罰的量化絕對值之和大于監管者實施普通監管和嚴格監管的成本差時(即f+b>c-c}),該博弈不存在純策略納什均衡,從而避免了(普通監管,違規操作)這種低效率策略組合的出現。這種情形下,博弈雙方都將在博弈中采取混合策略,即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各自以一定的概率隨機選擇嚴格監管或是違規操作。讓我們定義: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遨纖二幾登三尋多籠罐熟:弓多雀諾態咬乏導鑄泉錄名室圣聆多石殺漣返絡題透漢蛋定召磚羅亨惡璧三兮概率為r,進行普通監管的概率為(1-r);被監管者選擇違規操作的概率為e,遵紀守法的概率為(1-e)。
給定e,監管者選擇普通監管r=0和嚴格監管二1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即,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小于(c‑-c,)/(f+b),監管者會選擇普通監管;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大于(c‑-c洲(f+b),則監管者選擇嚴格監管;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等于(c‑-c,)/(f+b),監管者就隨機地選擇普通監管或者是嚴格監管。
給定r被監管者選擇遵紀守法e=o和違規操作e=i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即,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小于r/(r+p),被監管者的最優選擇為違規;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大于r/(r+p),被監管者的最優選擇為遵紀守法;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等于r/(r十p),被監管者則可能違規也可能遵紀守法。
因此,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是:r=r/ (r+p).e=(c,}c,)/(f+b)即,監管者以r/(r+p)的概率進行嚴格監管,被監管者以(c‑c,)/(f+b)的概率選擇違規也可以解釋為,市場上大量的被監管者中(c,}-c}/(f十b)比例的被監管者選擇違規,(f+b-c‑+c,)/(f+b)比例的被監管者選擇遵紀守法;監管者隨機地對r/(r+p)比例的被監管者進行高成本的嚴格監管,而對剩余的被監管者則僅采取普通監管。
三、結論
城市經濟的特征范文5
1. 關于生態城市的認識
生態城市(eco-city)是由蘇聯城市生態學家亞尼茨基于1981年提出的一種理想城市――自然、技術、人文充分融合,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環境質量得到保護,建立生態、高效、和諧的人類聚居新環境。
對于生態城市的概念,國內外學者有著不同的詮釋。美國生態學家理查德?雷吉斯特認為生態城市的全部內容是追求人和自然的健康和活力。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人與生物圈(MAB)”計劃中指出,生態城市是城市生態化發展的結果,是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居住環境,是自然、城市與人融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結構。
我國的生態城市研究起步較晚,但隨著城市生態問題的日益嚴重,與生態城市相關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黃肇義等(2001)提出生態城市是全球或區域生態系統中分享其公平承載能力份額的可持續子系統,它是基于生態學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諧、社會公平和經濟高效的復合系統,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與人工協調、人與人之間和諧的理想人居環境。楊志峰等(2008)認為生態城市是一個經濟發達,社會公平、繁榮,自然和諧,技術與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鄉環境清潔、優美、舒適,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穩定、協調與持續發展的復合生態系統。王如松(1987)將生態城市定義為在生態系統承載力能力范圍內,運用生態經濟學原理和系統工程方法去改變城市生產和消費方式、決策和管理方法,挖掘城市內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潛力建設的一類經濟發達、生態高效的產業,生態健康、景觀適宜的環境,體制合理、社會和諧的文化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富足、健康、文明的生態社區。戴天興(2002)認為生態城市是一個經濟發達、社會繁榮、生態保護三者保持高度和諧,技術與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鄉環境清潔、優美、舒適,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力與生產力,并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穩定、協調,有利于持續發展的人工復合生態系統。
2. 生態城市的內涵
生態城市是以實現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以及自然系統和諧,即“人―社會―自然”和諧為其發展目標的。彭曉春、李明光(2001)認為,生態城市的內涵包括三個層次:其一自然地理層次,是城市人類活動的自發層次,是城市生態位的趨適、開拓、競爭和平衡過程,最后達到地盡其能,物盡其用;其二社會功能層,重在調整城市的組織結構及功能,改善子系統之間的沖突關系,增加城市這個有機體的共生能力;其三文化意識層,旨在增強人的生態意識,變外在控制為內在調節。馮端翊(2001)認為生態城市應包括八個方面的內涵:確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目標和城市規劃;嚴格控制城市人口規模,提高人口素質;大力推行清潔生產,發展環保產業,倡導清潔消費;建立城市清潔交通體系;搞好市區立體綠化;發展生態農業,改善城區周邊環境,緩解中心城市的生態壓力;控制區域城市密度,保護綠色城市間隔;改進和完善城市發展考核辦法及指標。
關于生態城市內涵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認識。從系統學的角度看,生態城市是一個由社會―自然―經濟組成的復合生態系統;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生態城市是一個以生態技術為基礎、建立生態產業為手段、發展循環經濟為目的的理想經濟運行系統;從地理學的角度看,生態城市是一城市化區域、城鄉二重體,是全球或區域生態系統中分享其公平承載能力份額的可持續子系統;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生態城市是一個以生態價值觀、生態倫理觀、生態意識觀為主導觀念,社會公正、平等、安全、舒適的人居環境。
3. 生態城市的產生與發展
現代生態城市思想直接起源于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迅速發展,人類對生態城市的理解隨著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的升華而不斷加深。國內外典型的生態城市建設措施及其取得的成果見表1。
生態城市的建設發展,在國外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其關于生態城市建設的相關理論、經驗也較成熟。而我國的生態城市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成熟的經驗不多,且在國際上的影響相對較小。
二、生態城市建設與城市經濟理論
1. 生態城市建設需要城市經濟理論的指導
城市經濟學是研究城市在產生、成長、城鄉融合的整個發展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及其規律的經濟學科。通過分析城市經濟運行,解釋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空間經濟、外部經濟、聚集和擴散經濟以及分布等一系列實際問題,揭示城市經濟發展規律,研究城市系統和城市經濟結構,以指導城市建設的學科。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基本任務正是通過闡明城市經濟發展規律,為經濟政策、對策等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系統地研究城市經濟產生的基礎和條件,研究城市的性質、功能和產業結構升級,預測城市經濟發展的總趨勢,協調城市內部經濟結構間的比例關系,協調城市之間、城鄉之間的經濟關系,對城市的經濟要素、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規律進行分析,回答有關城市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問題,揭示城市經濟的本質和發展的動力與條件,為管理好宏觀和微觀的城市經濟、形成有效的調節和控制系統奠定理念和方法基礎。
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兩大主題,生態城市的建設適應了這兩大主題的要求,是城市發展的新模式,代表了未來城市的發展趨向。與傳統城市相比,生態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點,見表2。
生態城市作為新興的城市建設發展模式,具有與傳統城市不同的特點,較傳統城市的建設更為復雜,甚至在一些層面,生態城市的理念與原有的城市理念是沖突的,有其特有的內在規律。因而,需要根據生態城市的內涵與特點,進行城市經濟理論的創新,建構與之相適應的理論體系,以指導生態城市的健康發展,否則生態城市建設就會流于形式,失去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2. 城市經濟理論創新是生態城市建設的客觀需求
我國的城市經濟學興起于改革開放以后,但是呈現出迅猛發展的勢頭。20世紀80年代,我國城市經濟學集中研究了城市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的城市化道路等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內全方位展開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論的研究,并對城市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學科體系以及具體的城市問題、城市經濟政策等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
概括而言,近年來國內城市經濟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個方面: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的關系研究;都市圈發展與城市之間經濟合作及協調分析;區位選擇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演進研究;產業集群與城市經濟發展分析;城市政府職能與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中國的城市經濟學研究涉及了中國城市化道路、城市經濟區域發展、城市現代化、城市經濟的協調運行、城市經濟結構、城市可持續發展、城市經濟管理等問題。
生態城市作為一種新型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模式,從城市發展歷史的角度來看,可以借鑒的成功案例很少,又由于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情不同,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不能拿來照抄照搬。現有的城市經濟理論主要是以傳統城市為研究對象的,其理論成果為傳統城市的開發和發展提供了參考依據,而針對生態城市特點所開展的理論研究卻存在著不足,無法滿足生態城市建設的需求。因而,為滿足生態城市建設的需求,客觀上要求城市經濟學必須進行理論創新,需要結合我國的實際全面研究生態城市經濟發展規律,研究其產生的基礎與條件、內部經濟結構及其未來的發展趨勢,為實現生態、經濟、社會的協調健康發展目標和生態城市的建設實踐提供理論支持。
三、生態城市建設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我國的生態城市建設起步較晚,且多數生態城市的建設以外在的城市形象和環境的改變為主要目標,考慮眼前目標多,長遠目標少,出現了與生態城市內涵相背離的情況,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 生態城市建設表面化現象嚴重
由于受思想觀念和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城市政府往往強調生態城市的表面層次,即城市外在環境的改善,在一些生態城市的建設過程中,盲目仿照西方發達國家生態城市的建設模式,建成一批與當地自然、人文環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觀,影響了城市生態環境的綜合效益。
一些城市為達到生態城市建設的外在化指標,將生態城市建設停留在城市景觀生態化的層次上,單純依靠增加城市綠化面積、改善城市環境質量等方式建設生態城市,顯然無法真正實現生態城市生態良性循環的目標。
2. 生態意識普及推廣不足
現階段我國的生態城市建設存在上熱下冷的現象,對于生態城市相關規劃的落實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往往是生態城市建設的口號響亮,但卻沒有具體實施的時間框架和建設指南,生態意識在全社會普及推廣的力度不夠,缺少必要的實施規劃及細則,來指導城市建設和配合生態化發展。
城市居民生態城市理念欠缺,環境保護意識淡漠,在建設過程中群眾參與力度不足,生態城市建設延續性不夠,沒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態城市建設公眾參與機制。由于生態城市建設水平難以定量化表征,使得人們對生態城市經濟高效、環境宜人、社會和諧的特點沒有清晰的認識。
3. 城市政府對生態城市建設管理力度缺乏
由于管理機制不健全,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之間關系難以協調,城市政府在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的政策引導和組織協調力度薄弱,各相關部門協作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力度不夠,信息資源分散在各個部門,使得城市政府無法完成對生態城市的整體協調調度,工作效率較低。
在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雖然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生態城市的建設向良性發展,但整體來看,我國關于生態城市建設的法律法規、政策以及管理保障體系仍不完善,對于與生態城市建設有關的法律問題研究較少,相關法律、政策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對生態城市建設的支持力度不足。
4. 生態城市內部產業結構布局不合理
我國的產業結構布局相對落后,整體來看還屬于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能耗大、污染重的產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基礎設施薄弱,第三產業滯后等問題突出。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環境惡化、資源枯竭等問題日趨嚴峻,城市發展和城市資源承載力之間的矛盾突出。
生態城市建設與城市生態經濟發展不協調,大量企業存在工藝落后、設備陳舊、浪費嚴重的問題,直接影響到城市及其周邊的環境、資源質量。在生態城市的建設過程中,對綠色GDP評價指標的認識存在偏差,重視程度不夠,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生態城市的經濟高效性優勢不明顯。
5. 生態城市規劃不合理
生態城市建設目標的可實施和可操作性不足,往往僅是打著生態城市的旗號,好高騖遠、急功近利的現象嚴重,使城市的生態建設與城市自身基礎設施建設脫節。
生態城市的空間規劃不合理,對城市的擴張和城市自身結構優化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注意開放空間的利用和保護,使城市開放空間日益減少,生態質量隨之下降;交通組織形式混亂,公共交通系統不發達;土地集約利用能力不足,盲目擴張城市用地范圍,土地浪費現象嚴重,直接影響到生態城市的建設進程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6. 缺乏科學的生態城市評價標準
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態城市評價指標和評價體系,使得生態城市的建設缺乏必要的指導原則以及建設過程中對原有生態結構的維護規則。單純重視城市綠地面積指標的完成和生態景觀的建設,城市綠化沒有為城市生態的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沒有將生態城市的內涵融入到城市的復合生態系統之中,淡化了生態資源培植,考慮經濟建設過多,考慮生態資源再造少,其綜合效益較低。
總之,現階段我國的生態城市建設存在著諸多背離其獨特內涵的問題,涉及城市建設的諸多方面。這些問題的產生很大程度上緣于缺乏生態城市經濟理論的指導,因而創新城市經濟理論的研究,形成適宜生態城市建設需求的城市經濟理論成果,糾正生態城市建設中的各種偏差,為構建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的城市生態體系,促進城市的良性健康發展做出貢獻,已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
四、以生態城市為目標的城市經濟理論創新的思考
生態城市建設對城市經濟理論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但基于城市經濟理論研究的實際和生態城市建設面臨的現實問題,筆者認為目前以生態城市為目標的城市經濟理論創新應重點圍繞如下方面進行:
1. 生態城市的本質與內涵
對生態城市本質和內涵的正確認識是城市經濟理論研究的出發點。關于生態城市內涵的解釋,學術界尚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城市經濟學應該在已有的關于傳統城市本質與內涵研究的基礎上,完善城市經濟學基礎理論體系,通過與傳統城市的比較研究,深入研究生態城市的本質特征和具體內涵,明確生態城市運行的目標和城市經濟學的研究范域。
2. 實現“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目標的基礎和條件
“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是生態城市區別于傳統城市的主要特征,三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諧的社會運行為經濟的長效發展創造了條件,高效的經濟運行為居民財富的積累奠定了基礎,而生態的良性循環是城市持續發展的前提。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現出矛盾性,城市作為一個社會經濟系統,“社會、經濟、生態”是共生的客觀存在,但“和諧、高效、良性循環”的目標沒有相應的基礎和條件卻難以共存。城市經濟學應在區分城市特征的基礎上,研究在保證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實現城市社會內部關系協調和生態良性循環的基礎與條件。
3. 生態城市的空間特征
城市的空間結構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關系到城市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已有的城市經濟學理論認為,城市的內部空間結構大致可分為同心圓型及其軸向結構、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變形形式,其中同心圓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結構。然而生態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在城市地理空間概念上,它區別于傳統城市獨立于周邊鄉村的特點,是一種城鄉融合的城市化區域,因而在空間特征上,生態城市必然會與傳統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經濟學應該在生態城市的空間特征上,研究適應于生態城市特點的空間結構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規律,找到最適合生態城市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空間結構和土地利用模式。
4. 要素稟賦與生態城市建設的途徑選擇
要素稟賦是城市在特定的區位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城市是區域空間上多種要素大規模聚集的結果。在長期的建設發展中,城市已經形成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目標的相對完備的要素構成及資源配置方式。然而,生態城市作為新興的城市形態,需要充分考慮環境、社會、經濟等眾多方面的生態化要求,根據自然條件、區位條件、資源條件、人文條件等要素稟賦的不同,選擇適宜的建設途徑與方式。城市經濟學研究應能揭示要素稟賦與生態城市建設途徑選擇之間的內在聯系和規律,為決策者提供科學的路徑選擇判定標準。
5. 生態城市的經濟運行規律
城市經濟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間范圍內的開放性經濟,它不是封閉的,因而城市經濟的運行需要依靠外部環境。生態城市打破了傳統城市的地域界限,將城市與鄉村融合到了城鎮化區域之中,具有更廣闊的經濟運行環境。因而,城市經濟學應該研究生態城市的經濟構成,生態城市的經濟運行所遵循的特有規律,已有的傳統城市經濟運行規律有哪些可以運用到生態城市的發展之中,現有的經濟運行規律怎樣指導生態化的經濟運行,如何促進生態經濟發展等問題,尤其應該特別關注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經濟運行規律。
6. 生態城市的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模式
生態城市的空間特征,決定了其產業結構不同于以非農經濟為特征的傳統城市,將是一、二、三次產業相互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新模式。又由生態城市復合式生態系統的特點所決定,其集約內涵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將與傳統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城市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將生態城市與傳統城市區別對待,研究符合生態城市內涵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包含第一產業在內的新型城市產業結構的發展問題、滿足生態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態城市產業結構的構建問題、城市三次產業布局的合理分配問題、如何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效益二者之間關系的問題、如何促進傳統工業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產業及第三產業轉型的問題等。應特別關注對生態城市區域產業傳導機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態、經濟、高效的產業鏈,在城鄉一體化條件下發揮生態城市產業的帶動機制,加快生態產業的發展。
7. 生態城市經濟運行管理體系與評價指標體系
城市經濟運行管理體系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是評價城市經濟運行管理體系是否有效的依據,對城市經濟運行管理體系的優化具有引導作用。生態城市的經濟運行有其特有的規律,應該構建不同于傳統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應從生態城市自身經濟運行特點著手,重點研究生態城市經濟運行的特殊性、生態城市經濟運行過程中各部門的協調方式和責任分工、進行生態城市發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問題。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為目標,充分考慮節能、降耗、環保等內容構建適宜生態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
五、結語
城市經濟的特征范文6
一、體育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現狀
從研究體育與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關系來看,首先要清楚“體育”的基本概念。國際公認的體育概念,其內涵可分為“大眾體育”和“運動競技”兩大部分。我國的競技體育自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并為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城鎮居民“大眾體育”的發展卻不容樂觀,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總體發展水平處于極不平衡的狀態。
1.城鎮居民的體育健身意識淡薄,興趣和熱情欠缺。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休閑和娛樂的時間相應的增加,人們的鍛煉身體,提高健康水平的意識在不斷增強,但目前居民的健身意識卻令人堪憂。雖然受到某些客觀因素的限制,但多數人的鍛煉熱情不高。據調查資料反映,對體育無興趣的居民接近不參加體育鍛煉人數的一半,這也充分反映出對體育鍛煉,提高健康水平的宣傳力度不夠,城鎮居民的鍛煉身體的意識有待加強。
2.城市中體育基礎設施存在明顯差異。
大城市主要是省會,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是高校、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集中之地,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經濟水平較為發達,基于城市建設發展的需要,在資金的投入以及體育場館的修建,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是中、小城市,特別是鄉鎮所無法比擬的。尤其是社區、居委會、鄉鎮的體育健身中心和健身點,由于受到經濟因素的限制,發達城市和較發達城市及不發達的地區之間的體育設施差距十分明顯。一些省市政府十分關心人民的生活質量和人體健康狀況,對公共體育基礎設施條件正在不斷的加強和改善。
3.城鎮居民健身活動場地嚴重不足。
從全國的體育場館開放和經營情況來看,體育場館數量和利用率水平還很低。有數據表明,我國目前體育場館遠沒有達到國家相應的建設要求水平,在城市的體育場館中,只有44.1%對社會全部開放,21.3%部分開放,34.6%的體育場館尚未開放。從居民活動點看,目前平均每個街道、鄉鎮只有2.77個體育活動點,體育活動人數一般為31-100人,而且是鍛煉者自發組成,缺少體育社會輔導員的幫助,這些均無法滿足城鎮居民對體育健身的要求。
4.居民的健身、休閑、娛樂消費水平存在明顯差異。
我們來看一種新的消費指標“體育消費”,在我國還處于相當低的狀況,人均體育消費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僅為0.5元,而我國的鄰國日本達到了20元人民幣的水平,雖然我國居民娛樂、教育文化費用的支出,從1985年至1997年的12年間,占工資支出的比例提高了2.6%,但是增長的幅度緩慢,并且地域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從全國的形勢來看,大部分中部或西部的中型城市,特別是小城鎮居民的體育文化水平還遠遠低于全國消費水平的平均值。分析我國城市體育這種狀況的原因:
4.1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人們的舊思維模式認為,體育是一種公益性事業,是國家的投資行為,這種慣性思維阻礙體育在城市經濟中的正常發展;
4.2政府機關人員對體育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認識不夠充分、深刻;
4.3體育的資金投入有限,公共基礎設施缺乏,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率較低,許多居民的體育健身因場地設施客觀條件的限制難以實現;
4.4人們普遍參加簡單的運動,所以在體育文化消費支出方面比較低。
二、體育對城市經濟建設發展的作用與影響
1.體育運動的普及與大力發展,對推動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等事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和作用。在國家經濟許可的范圍內,發展體育事業將促進綜合國力的發展和增加國民的收入,與其它需要大量投資的經濟部門相比,體育的發展具有更大的優勢。體育可以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體育事業的發展能夠帶動和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
首先,由于體育的功能具有健身、娛樂、休閑、競賽等特點,它能夠推進和帶動城市旅游、商業、交通、電信、新聞、餐飲等相關服務行業的發展,從而吸引更多的人參與體育運動,通過消費,城市取得可觀的經濟收入。其次,體育最明顯的經濟作用就是促進體育產品的消費,而主要的消費人群集中在城市。最后,體育能夠增強人們的體質,提高身體素質,提高人的基本勞動技能,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效益,以達到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目的。
2.發展體育可以加快城市化進程,大型的體育賽事是塑造城市形象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它不僅能打造城市文化、體現城市活力、優化城市經濟結構,更能夠加快城市建設和發展的步伐。東北地區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建設和發展的步伐與內地各大城市比較相對滯后,但是我們的自然環境及體育冰、雪項目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通過一些大型的國內、國際賽事,可以促進和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大大提高我們城市的知名度,帶動經濟的快速發展。
3.體育的發展能夠加強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通過國內、國際各大城市舉辦大型賽事的實踐已經證明,其都能夠加快城市建設的步伐,比如,體育場館、道路交通、城市綠化、賓館、飯店等等,極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品味,同時也改善了城市的軟環境,引起了很多外商的興趣,既加大了資金的投入,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為城市經濟增添了諸多的活力,又為各個行業的發展充滿了生機。
4.體育事業的發展可以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機會。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的休閑、娛樂的時間也在增多,因此對體育需求也就越來越高,體育產品的需求量也就會不斷加大,為了滿足全社會所有參與體育活動的人們對體育產品的需求,就必須增加體育產品,如體育服裝、鞋類、運動器材等生產數量,因此需要增加勞動力從事體育產品的加工工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增加了城市就業人員的數量,帶動了相關行業人員的就業機會,無疑為緩解日益突出的城市就業壓力提供了最為有利的條件。
5.體育的發展有利于城市的經濟合作與交流。〖HTSS〗我們都知道體育運動是國內,外大量人流,物流,信息流交匯的過程,是城市之間相互溝通交流的"紐帶",同時可以吸引外來資金,設備,技術,管理經驗等,提高地方特色產品知名度,通過媒體及信息交流打入國內,國際市場。
體育事業的發展為城市經濟建設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潛在動力,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和注意到它的負面影響。首先,是競技比賽大型體育場、館,專業性很強,承擔賽事以后,有可能處于閑置狀態。因此要充分考慮到它們的公益性及后續效應。其次,是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大型賽事人流聚集,空氣污染、噪音、廢物垃圾等問題不容忽視,故此要充分宣傳“綠色體育”理念,最后,每次賽事要有適度的商業運作。如國際上的奧運會,第21屆蒙特利爾就負債20多億美元,不僅沒有帶動經濟發展,反而給城市經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第23屆洛杉磯奧運會,民間主辦的奧運會,在金融界人士彼得•尤伯羅斯的領導下,一改虧損局面,獲得了2.5億美元的盈利。但過分的商業運作還會傷及賽會和運動員偏離奧林匹克宗旨,因此商業運作要適度。
三、體育開發與城市經濟的協調發展
1.體育應與城市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一道共同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
2.一個城市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人文環境等自然人文因素,必然直接影響到城市的生存與發展。每個城市的歷史淵源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也不盡相同,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氣質。因此體育開發要符合當地人們的心理特征和人文特征,以便普及、推廣和提高。另外,不同城市可以利用其地貌特征和氣候特點發展不同的體育項目,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不同城市體育文化。
體育開發要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我國不同的城市形成了一定的經濟差異,正確制定和有效實施區域體育政策,對于體育的發展與城市經濟的協調具有深遠的意義。以沿海地區和中部省會為中心的周邊經濟發達地區,資金雄厚,信息快捷,全民健身運動及體育基礎設施相對普及,形成體育與經濟同步雙贏格局。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人口眾多,資金匱乏,體育產業以國內大眾需求的體育用品為主進行生產,在各自管理的轄區內,給群眾提供一些必要的體育健身場地與設施。經濟不發達地區,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少數中部及邊遠山區,地廣人稀,交通不便,他們以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為主,體育用品業的生產則應以生產少數民族體育用品為主,人們以開展少數民族傳統項目為主要內容。
四、體育開發與城市經濟發展中應注意的問題
1、項目的開發要統一規劃,因地制宜。
城市開發體育項目要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預測市場需求,調研摸清開發項目的經濟效益和公益的社會效益,注意超前發展戰略研究和制定正確可行的長遠發展計劃,切不可盲目的進行開發,影響城市的整體經濟規劃。
2、發展應與相關部門大力配合。
發展體育需要其它相關部門與行業的支持與配合。為了使人們更好地從事體育鍛煉、休閑、觀賞,就需要取得道路交通、服務接待、社會治安、餐飲、檢疫等部門的有機配合,形成以體育為中心的服務網絡,讓人們在鍛煉與消費過程中,心情舒暢,身心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