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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非遺文化范文1

關鍵詞：聊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郭氏家釀

一、問題的提出：

按照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之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系指各種能夠被社區、群體及個人視為傳統文化構成的觀念表達、技能、知識、表現形式、文化場所甚至是社會實踐等，而與之相關的藝術品、輔助器具、文件等，也被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我國而言，伴隨悠久歷史沉淀下來諸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保護工作之重要性也就愈加凸顯。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聊城，因其交融于運河文化與黃河文化，且是燕趙文化與齊魯文化碰撞之處，故擁有十分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于聊城沙鎮黃屯的郭氏佳釀，便是聊城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典型代表。

郭氏家釀可追溯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時期。據史書記載，被唐肅宗皇帝封為 “汾陽郡王”的郭子儀，每逢打勝仗，總要設宴犒賞三軍將士。而“汾陽郡王”設宴所用之酒，則是其通過設置釀酒作坊，精選民間釀酒工匠，采用獨特的釀制技藝釀造而成，取名“郭府家酒”。至明初，郭子儀后代郭城響應朝政，自山西汾陽遷至東昌府沙鎮屯（今沙鎮），秉承祖上的傳統白酒制作工藝，依靠沙鎮優良的地下水資源和特有的釀酒微生物群，開始釀制郭氏米酒，憑借釀酒工藝獨特，釀出的白酒甘洌醇厚，口感獨特，酒香四溢，極為當地百姓所稱道。后經歷代演變，便成為今日之“郭氏家釀”。如今，聊城沙鎮黃屯依然矗立著一座立于1900的家族碑，碑碣楹聯：“子孫振振遠紹汾陽傳一脈，歲月悠悠當論伏生恰同年”，記錄了郭氏家族變遷及其與郭氏家釀的傳承。

2010年10月，郭氏家釀代表聊城非物質文化遺產參加了全國文博會，具有悠久歷史的郭氏家釀再次引發人們的關注。盡管如此，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郭氏家釀之價值依然有待開發，其生產性保護更應引起關注。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是指在具有生產性質的實踐過程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資源轉化為物質形態的保護形勢。[1]

二、郭氏家釀生產性保護之重要性：

我國的非遺保護已走過了十幾年，作為手工技藝的郭氏家釀是以人為本的精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文化內涵和技藝價值要靠人的手工創造來發揮，這只有在生產實踐中才能真正實現。因此“生產性保護”尤為重要。

（一）自然環境優越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郭氏家釀，之所以能夠經受歷史的考驗而得以完整保存，與其精湛的質量和獨特的風格不無關系。聊城市著名的釀造專家張懷申，在郭氏家釀原產地所做的多項考察和多次試驗，得出構成郭氏家釀獨特風格的關鍵所在，在于原產地綠色無污染的釀酒生態，其空氣和土壤有利于郭氏家釀所需的多種微生物的生長，經過多年的選擇，繁衍、淘汰，形成了一個獨有的“郭氏家釀生物體系”―水是酒的血液，曲是酒的骨架，郭氏家釀原產地地下水資源豐富，水質優良，含有多種對人體有益的礦物質：鍶、鈣、鉬、鋅、鐵、鎂等，非常利于釀酒。現有的老窖池七口，窖池深度為三米，寬兩米，長3米，略微呈倒梯形，利于微生物充分發酵。下為青磚和條石鋪就，中間留有黃水坑，黃水坑建在中間以30CMX60CM為標準，黃水坑以一厘米厚的桐木板覆蓋，窖池的四壁同樣以青磚和條石所砌，底部和四周采用郭氏自家配制窖泥均勻涂抹，底部鋪設厚度達5，涂抹窖泥時，泥板按照順時針方向，表面光滑無明顯凸起。窖池下面土質為粘土質，窖池上方采用高約1.5米左右的緩坡性遮雨棚，這樣發酵過程中有效地保留了郭氏家釀特有的香味物質。涼堂鈞采用當地特有的粘土燒制的紅磚鋪就，中間采用酒糟灌縫，充分利用了沙鎮黃屯特有的氣候環境和土質特點。

（二）釀酒技藝獨特

郭氏家釀現有釀酒技藝的形成，是多年經驗積累的結果，它秉承并堅持著傳統的手工釀酒技術，生產技術難度大，習藝周期較長，完整地保存了古老的釀酒工藝，獨成特色，郭氏家釀從原料的選擇到制曲、發酵、蒸餾都極為講究。它以優質有機小米、高粱米為原料，糊化熟而不粘，內無生心;用小麥、豌豆制成高溫曲，為保證酒曲的特色和質量所有作曲工藝均是人工，根據季節更替和溫度變化，合理調整水分和發酵日期;入窖發酵低溫入窖，緩慢發酵，而用曲量多于原料，用曲多，發酵期長，多次發酵;裝甄穩、準、細、凈，薄鋪輕撒，探氣撤賠，緩氣蒸餾，看花摘酒。此外，郭氏家釀在傳統工藝的基礎上，采用百年固態泥池發酵，現有的老窖池七口，內為百年古窖泥所砌，古窖池中有多年形成的微生物和香味物質，釀制過程中要經過兩次加生沙、八次發酵、九次蒸餾，生產周期長達八九個月，再貯存三年以上，使酒質更加和諧醇香，綿軟柔和，酒體醇厚豐滿，回味悠長，空杯留香持久。

三、郭氏家釀生產性保護之困境：

盡管郭氏家釀已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優越的生產環境和獨特的釀酒技藝也使得郭氏家釀重新受到關注，然而，受以下因素影響，郭氏家釀之生產性保護面臨前所未有的新困境。

（一）生產所需硬件設施較差

聊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多散落在民間，規模較小。郭氏家釀原產地沙鎮黃屯遠離市區，是東昌府區，莘縣，陽谷三縣市交界處，郭氏家釀歷史上經過幾次變革，原有的釀酒作坊規模為15畝，而今變成其生產場地不足1.5畝，原有古窖池近60口，現僅存7口，現有傳統蒸餾器1套，由于年代較為久遠，有些已經不能正常使用。近幾年由于經濟發展較快，人口增加，加上周圍民居發展較快，遇雨天，窖池周圍積水不能及時排除，長此下去，會影響古窖池的原有風貌和微生物群。為保護這一古老的工藝和家族文化，郭氏后人對原有的窖池和釀酒設備在不改變原有風貌的基礎上進行了維修加固，但是由于場地面積過于狹小，無法建設匹配的給排水系統，原有的一些資料無處存放，使得這一優秀的技藝無法向世人充分展示它的光輝。

（二）傳承人面臨斷層危險

傳承人沒有保障性傳承制度，同時缺乏社會相應的關注，致使傳承人的技藝難以傳承。郭氏家釀的技藝是家傳技藝，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有無數輩人的經驗積累而成。生產技術難度大，習藝周期長，在日漸工業化的今天，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郭氏家釀這一傳統工藝由于缺乏社會的關注和相應的保障傳承制度，失去了傳承的動力，年輕人不愿學，而今老技師的平均年齡已過60歲，有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比較匱乏，中青年骨干藝人出現斷層。

（三）產品商品率低，推廣受阻

郭氏家釀雖具有極好的市場可開發行性，但因缺乏相應的產品市場規劃，故呈現商品率較低的特點。以本地優質原糧為原料的郭氏家釀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只管保護性生產，沒有專門人員對產品進行市場規劃，家族式幫忙，家族式的營銷，缺乏產業化的市場運作，所以知名度較低，使得這一優秀的傳統工藝多年來“養在深閨人不知”，失去了良好的市場效益。

（四）地理位置成為制約郭氏家釀生產的新因素

聊城市非遺產品的不均衡制約著整體發展。有的非遺產品已經做到市場化，但是還有一些優秀的非遺產品極少被人熟知。截止到2014年，聊城市已有35項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尋求經濟利益目標指引下，地處市區或城市邊緣地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越來越好，而遠離市區以郭氏家釀為代表的非遺工藝和產品，則缺乏相應的保障，絕少有人問津。盡管郭氏家釀所處地理位置，以優越的自然環境成就了其歷史地位，但在新形勢下，地理位置又成為制約郭氏家釀生產發展的新因素。鄉村是非遺依附的最后土壤，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村保護已成為體制外被忽略的地方。

四、郭氏家釀生產性保護之舉措探析：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越來越凸顯出它的復雜性。面對諸多困境，拓寬思路積極探索有效可行的“非遺”保護之路，對于推動聊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發展公共文化事業、建設歷史文化名城意義重大。

（一）保護性生產的基礎上合理整合，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價值

在郭氏米酒原址基礎上，建設非物質文化體驗中心，將聊城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民俗文化整合入園，建立一個集民俗旅游、綠色文化于一體的文化產業園，以此來推動整個聊城非遺文化產業向大規模、高層次、高品位的方向發展，形成聊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獨有的風格。

（二）建立與時代相符的郭氏家釀傳承、推廣機制

建立與郭氏家釀陳列室，普查、搜集、搶救整理和展示相關資料，建立檔案，數據庫建設，編輯出版圖書、畫冊，錄制音配像，組織開展理論研討，進行專家咨詢等，維修和購置傳承工具、設備、材料，整理資料及帶徒授藝的等。借助郭氏家釀的圖片和相關實證資料，向世人展示非遺文化文化的歷史和傳統工藝家族的傳承。

（三）成立郭氏家釀非遺文化發展基金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引導是關鍵，2014年《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已進入立法程序，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在城鄉規劃和建設中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進行保護，郭氏家釀在專家論證的基礎上，由政府引導，吸引社會資金參與，使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步產業化，合理利用，帶動旅游，產生經濟效益的潛力是巨大的，必將吸引廣大農村老百姓投身其中。

參考文獻：

黃河非遺文化范文2

長安―天山廊道路網與世界貫通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項目， 作為線路文化遺產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新疆北庭故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蘇巴什佛寺遺址、克孜爾石窟、克孜爾尕哈烽燧等6個遺產地成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遺產。

絲綢之路是一條橫貫亞洲、連接歐亞大陸的著名古代陸上商業貿易通道，又是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和技藝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國、印度、希臘三種主要文化的交匯橋梁，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經濟貿易上，中國的絲綢是東方輸往西方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當然還有其他種類繁多的貨物，有從東方運往地中海的貴金屬和寶石等，以及從西方貿易到東方的棉花、紡織品、玻璃、紅酒等。除此以外，還有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出產的優良馬匹也從此條線路銷往東西方。

與此同時，佛教也沿著絲綢之路從印度傳播到東方，甚至遠達日本，以及西方的土庫曼斯坦等地區。沿著絲綢之路傳播的還有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從地中海、祆教和摩尼教從波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科學技術成就、醫藥知識、農作物種植等也沿著絲綢之路得以傳播。

新疆首批6個遺產地獲準進入世界遺產

“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是指“絲綢之路”東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獨特性的遺址點串聯而成、并具備突出普遍價值的跨國系列文化遺產，屬文化線路類型。它作為“絲綢之路”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在公元前2世紀至16世紀期間東亞古老文明中心的中國的“中原地區”和中亞區域性文明中心之一“七河地區”之間建立起直接的、長期的聯系。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期間古代亞歐大陸間以絲綢為大宗貿易的、開展長距離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動脈，是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以中國長安/洛陽為起點、經中亞向西到達地中海地區、向南延伸至南亞次大陸、南北寬約3000公里的區域內，是人類歷史上交流內容最豐富、交通規模最大的洲際文化線路。在中國境內包括了分布于黃河中游地區，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3個文化地理區域的交通路網。

絲綢之路東起西安（洛陽），經中亞、西亞直達歐洲，穿越27個國家，全長近8000公里，中國新疆段2600多公里，約占全長的三分之一。這次申遺項目涉及的新疆6個遺產地分布在天山南北，在歷史不同時期都曾發揮過區域性重要作用，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高昌故城，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以東約30公里的三堡鄉，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頭溝溝口（勝金口）約6.5公里；東距鄯善縣城55公里；北距阿斯塔那古墓群3公里；東北距勝金口石窟7.5公里。高昌故城是高昌歷史上的政治、文化中心，曾是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是西域最大的國際都會、宗教中心以及亞洲巨大的印刷中心之一，同時也是“東連東土、西通西域、南扼絲路、北控草原”的交通樞紐之地。作為中心首府的高昌城，是歷史上政權交替、文化交融、中西交通、多教并存、商旅輻輳之重地。

故城遺址主要包括城墻與建筑基址，其中外城城墻相對完整，內城城墻大半缺失，城門遺址大都毀壞；現存地表可見的建筑遺跡占地面積約40公頃，為故城遺址面積的20%左右；基址保存狀況普遍較差，僅少置基址保存了較完整的形狀。外城城墻平面輪廓呈不規則方形。周長5440米，圍合面積198公頃。殘存的墻基厚9～12米，墻體最高約達10米余。墻體為夯筑和土坯壘砌，大多殘缺，普遍存在裂隙，可見多次維修痕跡。墻體上留有上下數層木孔，孔內襯方形土坯或生土塊。墻體外附墩臺和馬面。宮城（小城）位于內城城內北部，僅存南、西、北三面城墻。城內北部有一面積約900平方米土臺。土臺上有塔形建筑遺址。土臺西側有下沉式庭院遺址；南側正中和西北角有臺階；南側有大片建筑遺跡。

交河故城，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西10公里處的雅爾乃孜溝中的一座臺地上。臺地呈柳葉形，長1750米，最寬處300米，周長約4100米，面積為37.6萬平方米，遺存的建筑面積約22萬平方米。臺地高出溝底約30米，四周壁立陡峭的斷崖就成了交河城天然的屏障，西南邊緣殘存有城墻遺跡，而在崖壁上開出的豁口，就成了交河城的城門。雅爾乃子溝的西面和北面臺地上均有墓地，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為晉、唐時期的平民家族墓葬群；溝北墓地為漢代車師國貴族墓地；雅爾湖石窟位于交河故城溝西黃土沉積地帶的河谷西崖壁上，與交河故城遺址隔河谷相望相距僅0.8公里，雅爾湖石窟開鑿于公元五世紀間，為交河故城所屬寺院。

交河故城地處東西交通的要沖，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是西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整座城市的建筑，利用自然地勢，從原生土中或掏挖窯洞、或減地為墻，再輔以少量的版筑干打壘而建成，規模之宏偉，保存之完整，堪稱世界之最。交河故城以其重要的歷史、文化、科學和藝術價值，成為人類文明史、人類文化交流史上重要見證。

北庭故城遺址，位于新疆吉木薩爾縣城以北12公里的沖積平原上，東臨東河壩，西接西河壩。北庭故城遺址是唐代北庭大都護府遺址，分內外兩重，平面均呈不規則的南北長方形。內城位于外城中部略偏東北。城的四角建有角樓，城墻外部筑有敵臺和較密集的馬面，外繞護城壕，外城之北還有羊馬城。外出西側有回鶻寺院遺址。北庭故城形制、布局和構筑特點除具有唐代中原和回鶻時期的風格外，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內外兩重城，城外四面環水的布局，這種形制在新疆古城建造史上是非常獨特的。

克孜爾尕哈烽燧，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縣城西北11公里的鹽水溝臺地上，克孜爾尕哈是維吾爾語，“克孜爾”是紅色，“尕哈”是哨卡，意為“紅色哨卡”。烽燧殘高13.5米，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約6米，南北寬約4.5米。自下而上漸收，至頂殘缺。南側由于剝蝕，呈現一自上而下的尖凹面。北側尚保存附屬建筑坍塌后的土包堆積，原或許可以從此登臨烽頂。

烽燧的構筑方式是庫車古代土木建筑壘筑得最為古老的方法，四周圍板夾之，然后層層夯筑，每層厚10～20厘米不等，每層中再夾以樹干、枝杈或中或橫以之為筋骨。它對研究古代歷史、絲路交通、軍事通訊、文化、建筑等學科都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科學價值。

位于新疆拜城縣克孜爾鄉東南7千米木扎提河北岸明屋達格山斷崖上，克孜爾千佛洞始鑿于公元3世紀，經過公元4世紀中―5世紀末葉的發展，于公元6―7世紀達到繁盛，最后衰落于公元8―9世紀中葉。

石窟開鑿在明屋達格山斷崖上，自西向東綿延約3千米。洞窟按所處位置分為四個區域：谷西區、谷內區、谷東區和后山區。克孜爾石窟洞窟形制多樣：禪修用的僧房窟，禮佛觀像用的中心柱窟和大像窟，講經說法用的方形窟。雕塑和壁畫的主要集中在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壁畫題材內容豐富，主要是圍繞釋迦牟尼事跡的本生、因緣和佛傳故事及彌勒兜率天宮說法等。本生和因緣故事均有100余種，佛傳故事也有60多種，被譽為“故事畫的海洋”。天相圖、天宮伎樂、飛天和供養人也很有特色。克孜爾石窟壁畫主要反映的是“惟禮釋迦”的小乘佛教思想，晚期洞窟出現了“千佛”等大乘佛教內容。克孜爾千佛洞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它作為絲綢之路在中國新疆境內公元3～9世紀時線路交流的產物，見證了龜茲石窟產生、發展、繁盛和衰落的過程。

蘇巴什佛寺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阿格鄉欄桿村南2千米，庫車河（又稱銅廠河）出卻勒塔格山口的東、西兩岸沖積臺地上。兩岸寺院遺址隔河相望，扼守山口，北依群山，南眺庫車綠洲，形勢險要。蘇巴什佛寺遺址分為河東和河西兩個區域，總面積20萬平方米，分為東西兩個部分。河西遺址，又稱西寺，遺址呈南北向分布，南北長700余米，東西寬190余米。有佛殿、佛塔、僧房、洞窟等建筑分布其間，地面建筑均由土坯壘砌而成。河東遺址，又稱東寺，分布于庫車河東岸的山梁上。遺址總體南北方向分布，但很不規則。遺址南北長535米，東西寬146米。

蘇巴什佛寺遺址于3―10世紀持續沿用，是西域地區保留至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歷史最悠久的佛教建筑群遺址。它是天山南麓古龜茲地區的重要佛教建筑群遺址，展現了絲綢之路上古龜茲地區長期作為西域佛教傳播中心的歷史。出土的絲織品、古錢幣、器物和文書等遺存，見證了絲綢之路古龜茲地區燦爛的歷史文化。

“絲綢之路”申遺歷時9年

“絲綢之路”串聯了一系列國家，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引起了沿線許多國家的興趣，國際組織積極的參與也促進了申遺工作的開展。由于社會發展、文化背景、經濟形態等差異，跨國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歷經了一個相當長周折，長期的籌備過程磨合這些差異，使聯合申報成為可能。

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該項目通過組織國際性科考、研討會、會議等活動，采取跨學科手段以促進與絲綢之路研究相關的課題研究。1990年至1995年間，該項目組織了以絲綢之路為對象的5次國際科考活動，相關主流媒體深入參與了該項目的活動，并積極地向社會報道了活動情況。這一項目引發了世界范圍對絲綢之路的濃厚興趣，從而有人開始考慮將絲綢之路整體或部分地申報世界遺產。

2005年11月，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地區研討會上，來自該地區的成員國會議代表一致通過了將絲綢之路中亞段作為線性遺產申報的計劃。2006年8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的推動下，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中亞五國共同啟動了絲綢之路跨國系列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在吐魯番市召開了絲綢之路申遺利益相關者國際協商會議。會議就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相關事宜進行磋商、協調，形成通過了《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遺吐魯番行動計劃》，正式啟動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同年12月，絲綢之路、吐魯番坎兒井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2007年6月17日―19日，國家文物局在烏魯木齊市召開了絲綢之路聯合申遺工作會，與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遺有關的河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6個省區代表出席會議，對絲綢之路聯合的預備名單的認定初步達成一致。2007年8月，國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對新疆提交預備名單的遺產地進行實地考察，同年12月，國家文物局確定了絲綢之路沿線6個省區共有48處遺產地，新疆有12處遺產地正式列入預備名單（即：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及阿斯塔那墓地、臺藏塔、蘇巴什佛寺遺址、樓蘭故城、尼雅遺址、克孜爾石窟、庫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溝石窟、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墓）。

與此同時，自治區成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專人負責與新疆“申遺”相關的工作協調、資料收集和宣傳工作。組織完成了各遺產地的文物保護規劃編制、管理法規的修訂頒布，開展了遺產地環境整治與基礎設施，實施了遺產地的本體保護工程，以及遺產地人才培訓、檔案建設、申遺宣傳等大量的工作，為新疆絲綢之路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國內緊鑼密鼓的開展工作的同時，中亞對絲綢之路申遺有興趣的國家也在聯合國的框架下進行了有序的準備工作。2006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會議上，從技術層面討論了絲綢之路中亞段的申報方式，形成了“絲綢之路概念性文件”。討論了絲綢之路中亞段和中國段遺產首次申報的策略和時間表，形成了絲綢之路聯合申遺最初的概念設計。2007年4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申遺地區研討會”上，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5個國家通過了該概念文件。

2011年12月27日，國家文物局在烏魯木齊召開了“絲綢之路跨國申遺協商會”，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代表研究推動聯合申遺工作，并形成《絲綢之路跨國申遺工作備忘錄》，建立了絲綢之路聯合申遺和協調保護管理的有效機制。會議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哈、吉三國以“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作為首批絲綢之路申報項目，在201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根據與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協商確定的技術路線和我國絲綢之路遺跡的現實情況，國家文物局初步確定了絲綢之路首批申遺的大名單。

2012年，確定了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的計劃及時間表，定名為“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確定了第一批33個遺產點的大名單（哈薩克斯坦8個、吉爾吉斯斯坦3各、中國22個）。中國段：陜西省的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張騫墓；河南省的漢魏洛陽城、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新安漢函谷關遺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甘肅省的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彬縣大佛寺石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遺址、蘇巴什佛寺遺址、克孜爾石窟和克孜爾尕哈烽燧遺址。

列入首批申遺名單的各遺產地先后完成各遺產地申遺文本、管理規劃，以及遺產地環境整治、解說、展示方案的編制、報送、報批工作。同時開展了遺產地信息采集的測繪、價值研究的考古勘探、設施建設的方案編制、環境整治的征遷準備等大量前期工作。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項目，作為線路文化遺產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絲綢之路走過了艱辛漫長的申遺過程。新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遺址、克孜爾尕哈烽燧、克孜爾石窟、蘇巴什佛寺遺址等6個遺產地成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遺產。

追溯“絲路”淵源

絲綢之路的提出，最早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19世紀70年代提出的，后得到廣泛認同，簡稱 “絲路”。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歷經長期過程，肇始于兩漢，興起于隋唐，衰落明后。

絲綢之路主要跨越隴山山脈，穿過河西走廊，通過玉門關和陽關，抵達新疆，沿綠洲和帕米爾高原通過中亞、西亞和北非，最終抵達非洲和歐洲，全長8000多公里，而中國境內總長4000多公里，儼然是連接歐亞內陸的交通大動脈。其主干道東起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則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