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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的頂層設計范文1
關鍵詞:電子信息產業 產業鏈競爭力 競爭力結構要素
電子信息市場價值的創造能力,能有效決定電子信息產業鏈競爭力的強弱,通過簡要分析電子信息產業鏈競爭力的六要素,其中包括:政府影響力和產品吸引力、市場價值和學習與溝通、商業模式和人才競爭力等[1],探究電子信息產業中,哪些競爭力結構因素相對較強。
1、構成電子信息產業鏈競爭力的六要素
假設在產品競爭中,產供銷人財物是其主要內容,那么,政府影響力和產品吸引力、市場價值和學習及溝通、商業模式和人才競爭力等方面,便是電子信息產業鏈間相互競爭的關鍵內容,換句話說,上述提出的六個方面,是電子信息產業鏈競爭力的主要六個要素。
(1)產品吸引力。產品本身具備的吸引力,是產業鏈間競爭的關鍵,產品只有具備吸引力等特點,才能完成銷售,使企業獲取利潤,從而才能發展壯大產業鏈[2]。
(2)商業模式。它是指將公司價值傳遞與對客戶價值予以創造的系統,此模式的包括以下幾方面:關鍵流程和贏利模式、客戶價值主張和關鍵資源。
(3)學習和溝通。因產業鏈存在相互價值交換與上下游關系,所以,不同個體間學習和溝通,都能對整個產業鏈的協調發展產生影響。
(4)人才競爭力。能對產業鏈和企業競爭的成敗起到關鍵性決定因素。
(5)市場價值。產業鏈市場營銷的大小取決于市場價值大小,若市場影響力較強,產品則是很容易被消費者理解與認同。
(6)政府影響力。通過法律法規的頒布、制定政策和直接干預等手段,能嚴重影響電子信息產業鏈的競爭,此外,政府影響力還包括:資本市場、法規法律和政策等。
2、構成電子信息全產業鏈競爭力的要素
和電子信息聯盟產業鏈競爭力模式,以及電子信息平臺產業鏈競爭力模式比較,在產品吸引力方面,電子信息全產業鏈競爭力模式相對較弱,除此之外,在商業模式方面、市場價值方面和人力競爭力方面等,都相對較弱,但在政府影響例方面,具有較高的競爭力。
(1)產品吸引力較弱,具體體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對電子信息全產業鏈而言,產品與技術是最大的技術獨特性;第二,不同功能產品的指導與設計,在產業鏈上都有不同企業承擔。
(2)商業模式競爭力較弱,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實施行政手段,對各企業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予以顯著,實現低成本交易;第二,缺乏溝通頻率,放慢市場反應[3]。第三,組織文化與戰略目標較為統一,具有較差的產品競爭性,無不同文化的創新交融。
(3)學習和溝通競爭力較弱,具體表現以下幾方面:第一,因信息流動屬于前向反饋單向流動,使其不能及時把市場需求與競爭態勢變化反應出來;第二,調整系統產業鏈規則,易導致厚此薄彼現象發生,使產品制造與設計難度增大;第三,因溝通方式屬于單項信息流動,易降低內部學習機制競爭力;第四,和外部接觸的成員除分銷成員、終端產品制造和集團頂層外,與其他成員的交流都相對較少,從而降低學習機制競爭力。
(4)較弱的市場價值競爭力,具體體現以下幾方面:第一,和市場接觸成員只有終端產品制造成員及組織頂層成員,導致其他成員接觸市場接觸相對較少,使市場影響競爭力整體降低;第二,傳統營銷方式的應用,易縮小市場影響面,降低忠誠用戶數量。
(5)人才競爭力較弱,具體體現以下幾方面:第一,因人力資源數量相對較少,使其很難形成龐大的知識流;第二,因技術能力與知識結構較近,很難使產品研發能力與及時具備創新性與前瞻性;第三,因管理方面具有集權特點,易造成人力資源治理彈性缺乏。
(6)較強的政府影響力,具體體現以下幾方面:第一,因電子信息全產業鏈企業能夠推動社會就業,以及帶動產業發展,所以,對于產業發展,政府都是有針對性的扶持與規劃;第二,依照發展階段的不同,為其制定針對性的優惠財稅政策;第三,政府提供低息貸款、增發融資和資本注入等支持。
3、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探究電子信息產業鏈競爭力的六要素,發現:在電子信息全產業鏈競爭力中,產品吸引力和學習和溝通競爭力、商業模式競爭力和人才競爭力以及市場價值競爭力等,都相對較弱,只有在政府影響力方面相對較強。
參考文獻:
[1]劉烈宏,陳治亞.電子信息產業鏈競爭力構成要素分析[J].電子技術應用,2015,41(02):18-22.
商業模式的頂層設計范文2
我國處在新舊產業和動能轉換時期,“互聯網+”是轉型的核心動力。過去20多年,互聯網經歷了爆炸式生長,互聯網技術影響了各行各業,但以國家戰略推動新技術與傳統產業的全面嫁接,這是首次。以歷史眼光看,這是一場國家推動的新技術革命,具有歷史開創性。
國家推動新技術革命,政府必然要主動迎接和適應新技術浪潮,甚至勇立潮頭。“互聯網+”所帶動的經濟和社會的升級改造,使整個產業的生態、甚至社會形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政府的管理和服務手段當然要與此相應。特別是頂層設計之下,互聯網的自然生命力被整合為國家力量,服務于各行各業的信息化轉向,政府作為設計的執行者、推動者,必然首先要改變自己的角色。
這是一次影響深遠的角色改變。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各行各業的直接生產經營者;改革開放后,市場化時代到來,政府開始厘清和市場的邊界,成為市場秩序維護者、宏觀調控者;“互聯網+”時代,幾乎可以定義為一個新的時代,政府定位面臨一次系統性的重新調試。會有什么改變?答案也許是開放的,但一個基本方向已經隱現:政府的職能組織方式要實現數字化。
以信息化為標志的新技術革命,在全世界帶來了一場“新公共管理運動”,“互聯網+”既是信息化的縱深發展,也幾乎是一場全新的新技術革命,可以預言它會催促新的政府理論產生。這是趨勢,不可避免,主動迎接和有所準備,是極速搶灘,乃穩抓時勢之舉。這一次,我們不再是等待和吸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我們已經主動謀劃、順勢而為并站到了歷史潮頭,看待這一改變,必須有歷史的眼光。
商業模式的頂層設計范文3
翻閱科特勒關于價值驅動――營銷3.0時代的論述時,滿心歡喜。在科特勒看來,消費者所尋找的產品和服務不但要滿足自身的基本需要,更希望能發現一種可以觸及其內心深處的體驗和商業模式。換句話說,營銷3.0已經把營銷理念提升到了一個關注人類期望、價值和精神的新高度。然而把書本一扔,回到現實,一切都變了味。
不久前發生在美國資本市場的中國企業的表現,讓本已不堪的中國企業的信任資產幾近負數。回想近期有關國內企業惡斗、誠信缺失的案例,以及公關業遭遇的社會負面評價,真不知道到底是公關助長了當下市場經濟中企業行為的丑陋,還是我們有特色的市場經濟環境把公關拖下了水。我感覺科特勒營銷3.0,不屬于我們的時代!
記得若干年前,一位公關理論界的學者在比較廣告與公關時表述道:廣告的調性基本是斗爭的,公關本質上應當是和諧的。言外之意,在市場經濟中,廣告強調自我,以我之長來比人之短,頗有斗爭意味;而公關則強調彼此共識共贏,所以和諧當道。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掉進了逆反的邏輯。公關似乎愈來愈具有殺傷力和干預性,公關公司的身影總是在風口浪尖上輾轉騰挪。在很多人看來,公關公司要么是一堵防火墻,要么是隱蔽的第三只手。以公關為業的道德焦慮已然成為考驗從業者的一個重大課題;同時,公關業在公共價值層面的合理性遭遇普遍質疑。
盡管公關業的GDP在一年年突飛猛進,但是,公關業卻真的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行業危機管理自我拯救的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如何作為?這讓我聯想到今年兩會期間很熱的一個話題――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何謂頂層設計?改革開放30年總體是實用主義原則,摸著石頭過河,缺乏整體戰略設計。由于后發優勢我們速度確實很快,但回頭一望,社會整體依然坑洼不平、疏漏甚多,甚至有些課題相互糾纏形成死結,對未來發展構成嚴重滯脹拖累效應。現在要補課――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通過所謂的頂層設計,站在新的戰略高度重新設計梳理。
回顧現代公關業在中國近30年的發展歷程,我們有同樣的感受。從公關業態來看,現代公關業態應當是國家公關(公共外交)、公共事務傳播、商業公關的集合,然而,20多年來我們幾乎完全浸泡在商業公關的利益世界中。在社會文明的進程中,公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擁有一個均衡開放的價值觀,在于達成一個利益與意義的共同體,不能只會坐在客戶的另一端,這樣公關業無法向社會整體輸出價值。
由于缺乏頂層設計,立業之本、價值輸出、專業素養、行業規范乃至社會認同均嚴重落后于我們的GDP。公關何為?公關為何而為?這些本質上的大問題早已被忙得昏天黑地的公關人摒棄在日常思考之外,大部分人將事務障礙當作問題,問題卻不再是問題。
商業模式的頂層設計范文4
今年年初,經有關部門推薦,中國商業企業管理協會組織有關專家對吉林金塔集團進行考察和專家評審以及公示認定后,授予該集團“中國辣椒第一家”榮譽稱號。調研中,專家們對公司采用“公司+農戶+基地”的先進種植經營模式,以及公司建立從辣椒育種、育苗、種植基地到產品收購、初加工、精深加工、物流、銷售為有機整體的全產業鏈給予了高度評價。
一個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可以帶動一個行業的發展變革;一個典型案例的理論升華,可以為企業轉型發展提供豐富的啟迪。管理學家德魯克曾經說過,當今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商業模式是企業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國內復雜的經濟形勢,需要企業系統地進行戰略選擇和模式設計。通過調研,我們認為吉林金塔集團辣椒全產業鏈模式從八個方面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
(一)創新性、差異化:吉林金塔集團辣椒全產業鏈模式是中國辣椒產業中一種創新的商業模式,企業經過近10年的發展,具有顯著差異化特點,其競爭優勢對手難以模仿。
(二)盈利和抗風險能力:吉林金塔集團辣椒全產業鏈模式具有平滑盈利的波動性,尤其是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這種模式可以帶來較高的、持續的、穩定的、成長性好的盈利。
(三)戰略協同效應:吉林金塔集團整個公司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價值鏈各環節之間、不同產品之間實現戰略性有機協同。產業鏈涵蓋的辣椒種苗培育、種植、收購、加工、銷售、科研全過程,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了金塔在品種、品質、質量、規模、成本、安全等方面處于領先地位。
(四)規模、效應和成本優勢:吉林金塔集團與3.5萬戶骨干椒農建立了以信托為基礎的合作關系,保證辣椒生產基地的規模和辣椒產量、質量的穩定,體現了明顯的上游供應鏈的優勢。
(五)信息傳遞順暢:吉林金塔集團辣椒全產業鏈模式可以快速反映消費者的信息,促進上游環節的創新與改善,使整個企業對市場的反應更敏感、更及時。
(六)食品安全:吉林金塔集團辣椒全產業鏈模式可控度高、可追溯性強,食品安全更有保障;集團對3萬畝現代化農場生產全過程實施機械化作業、信息化管理,搭建覆蓋“從農田到餐桌”食品鏈全過程質量安全可控及可追溯平臺,確保辣椒的質量和安全。
(七)行業領導力和產業優勢:吉林金塔集團辣椒全產業鏈模式以終端消費引領產業鏈,可以形成產業領導力與產業優勢;幾年來,公司創造了優質品牌辣椒種植基地規模、辣椒粉生產能力、冷凍辣椒出口量和辣椒紅色素單機日產規模等4個全國第一。
商業模式的頂層設計范文5
隨著旅游大眾化時代的到來,以及移動通訊、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為了更好地滿足大眾旅游消費群體的需求,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多樣化、個性化的旅游服務,“智慧旅游”應運而生。
一、現狀與問題
無錫智慧城市建設起步早,成效顯著,作為國際IEEE智慧城市試點城市,已經形成獨特的“無錫模式”。在此基礎上,無錫先后成為全國首批18個“國家智慧旅游試點城市”之一,江蘇“智慧旅游城市聯盟”成員,智慧旅游建設快馬加鞭。
從總體建設進展來看,基于頂層設計理念的較成熟完備的智慧旅游框架體系尚處于研發階段。在具體構建上,存在著多角度出發的各類模型。到目前為止,無錫市還沒有明確的建設主題和框架結構,換言之,就是缺乏整體性的頂層設計,已經存在相關部門和旅游企業單位各自為政、條塊林立、信息孤島的現象。
二、智慧旅游頂層設計理念
(一)立足城市與區域。“立足城市與區域”首先,在“智慧無錫”和“智慧江蘇”建設的大背景下,無錫市智慧旅游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頂層設計就應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種資源,將其發展戰略、建設目標和建設舉措等方面與之相呼應,避免重復建設。其次就是要結合江蘇和無錫的實際情況、符合無錫的城市特點、凸顯無錫的城市個性、文化內涵,堅持從城市與區域出發,又回歸區域與城市的理念。
(二)面向市場與產業。首先,智慧旅游作為一種經濟行為,也要尊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注重智慧旅游項目的產業化運營。充分利用市場和激活各類資源要素,為智慧旅游項目運營提供有力的市場支持。其次,要避免項目靜態化和孤立化的傾向,從產業體系層面進行設計,拓展智慧旅游空間,催生智慧旅游產業鏈,拉動智慧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的良性互動,希望早日建立無錫市智慧旅游產業聯盟,為全省乃至全國智慧旅游建設提業模式借鑒。
(三)基于系統開發與運營。首先,智慧旅游作為“智慧無錫”和“智慧江蘇”大系統的一部分,在進行頂層設計的編制時,應當以系統論的觀點和方法進行指導和考量,確保智慧旅游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結構性,進而提出無錫市智慧旅游系統的概念和技術架構圖。其次,智慧旅游系統的開發和運營過程中,要系統地對涉及的各類軟件進行規劃設計。
三、基于頂層設計理念的無錫智慧旅游發展路徑
(一)以無錫智慧城市平臺大數據體系為基礎,設計和構建無錫旅游公共信息服務平臺
目前,無錫市已基本形成了“一中心(城市大數據中心)+四平臺(電子政務服務平臺、經濟運行綜合服務平臺、城市管理綜合服務平臺以及民生綜合服務平臺)”的智慧城市建設基礎信息平臺布置格局。無錫旅游公共信息服務平臺建設,必須依托城市和?^域的大數據生態體系,以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等現代通信技術為基礎,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務云平臺和數據庫,實現旅游行業信息的收集、分類、處理、的自動化。
(二)以行業建設規范標準的頂層設計和研究制定,推動旅游業態“智慧旅游”服務體系建設
需要頂層設計、進一步優化的智慧旅游規范標準涵蓋旅游業主要業態,包括智慧景區、智慧飯店、智慧旅行社、智慧鄉村旅游建設的規范化標準化要求。在此基礎上,以行業要求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推進智慧旅游景區、智慧酒店和智慧旅行社試點示范建設,強化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在景區、酒店和旅行社中的應用,促進和提高其智能服務水平,提升其智能服務質量;推動和逐步完善旅游鄉村信息化、智能化建設,進一步引導旅游鄉村旅游環境與公共服務建設,促進旅游鄉村電子商務建設和推廣。
商業模式的頂層設計范文6
但翻譯成中文的智慧城市后,這個概念就被廣義化了,通過信息通訊等現代技術的幫助提升城市整體的效率、生活質量逐漸成為共識。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說過:“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那么,城鎮化與高科技相疊加,則將迎來智慧城市的大趨勢。 回歸城市發展本源
從智慧城市概念提出以來,世界各國的主要城市都在相關領域有所嘗試,但由于各國家、各城市發展階段的不同,其發展模式和側重點也各不相同。
發達國家由于已經處于城鎮化后期階段,城市管理、運營水平較高,制度較完善,所以其智慧城市建設更多是通過信息技術的應用,提高其公共設施與服務效率或實現綠色低碳等目標。例如,英國在《智慧倫敦規劃》中就明確了要通過發展智能電網提高能源效率,通過技術應用減少交通污染50%等;而巴塞羅那則通過建設無處不在的傳感器來實現公共設施和服務的優化和提高。 在“互聯網+”時代,商品交換、思想交換方式的變化產生了新的業態,以及新的城市空間組織模式。
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自2012年以來逐年升溫,從城市規劃機構到IT廠商到通信公司,各行各業只要能沾上邊的,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和產品,而各地方也紛紛上馬智慧城市項目,“大數據產業園”“云計算中心”建設此起彼伏。但由傳統IT企業主導的智慧城市建設熱潮卻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由于大部分項目并未基于城市具體的需求和問題,缺乏對市場的考量,將技術落地作為目的,再加上自上而下地按照傳統基礎設施的行政命令進行建設,缺乏明確的基于城市產業發展、服務提升的目標和戰略指導。
要回答未來智慧城市如何發展,會出現哪些業態等問題,還要回歸城市發展的本源,正所謂“欲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城鎮化本源是二三產業和人口向城鎮的集聚。而人到城鎮主要就是做兩件事情:一是交換商品,二是交流思想。智慧城市將對這兩件事都帶來極大的變革。
人類社會進入互聯網時代后,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電商就對傳統的商品交換帶來了顛覆式的變革,讓城市商品的交換變得極其便利,不再需要面對面交易,給傳統零售業帶來了極大壓力。
與此同時,思想交流也迎來了變革。在互聯網興起之初,曾有人預言大城市將因此衰落,因為即時通訊工具讓人們不用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流。但現實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全球的大城市都迎來了進一步的人才和資源聚集――因為真正有深度有價值的思想交流一定是要面對面進行的。肢體語言、眼神溝通傳達的信息沒有通訊工具能取代,而通訊工具卻讓人們能夠更加便利地安排、組織面對面的會面。
所以,在“互聯網+”時代,商品交換、思想交換方式的變化產生了新的業態,以及新的城市空間組織模式。例如,國內傳統商業中心越來越多從商品的販售中心逐步轉變為體驗式的交流中心。而強調體驗、交流的新業態無疑會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主流方向。更進一步講,與商品交換是“一物換一物”的零和交換不同,思想交流了,大家都同時擁有了彼此的思想,可以充分共享,而思想的交流還能產生新的思想,是1+1>2的交換。這樣勢必會為城市帶來全新的發展模式和產業模式。而這正是在“互聯網+”時代智慧城市發展要重點關注的領域。 冷靜看待頂層設計
在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以及在新型城鎮化戰略推進中,市場的作用至關重要。國家明確提出了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讓企業發揮主導性作用,讓政府發揮引導作用。所以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從政府來講,主要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智慧城市發展思維如何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低層次思維解決不了高層次問題。所以首先政府要轉型,要從計劃經濟下追求大包大攬的大政府思維轉到市場經濟下法無授權不為的小政府思維。這方面中國在“互聯網+”的探索中已經付出了一些代價,換來了一些經驗教訓。例如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建設的人民搜索,以及一些交通主管部門主導的路況信息系統,今天已被市場機構完全取代。所以政府明確在智慧城市發展中“做什么,不做什么”至關重要。
在全球化時代,城市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政府在進行智慧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要打破地方一畝三分地的行政壁壘,打通城市間的數據孤島,發展互聯互通的智慧城市。中國正大力推進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就是要實現這一目標的典型案例。
智慧城市發展的核心是需要解決產業在城市里更智慧發展的問題。在城鎮化過程中,不同產業有不同的發展規律,產業的空間變遷、人口的空間移動在智慧城市發展中都會有新的規律出現,如何把握這些規律是政府面臨的很大挑戰。
創新驅動、創新主導是大家的共識。而創新來自針對不確定性的冒險,在發展智慧城市中更是如此。但不少城市仍然希望將一切都確定下來,自上而下地安排智慧城市要怎么建,如何“科學”地實現智慧城市的發展,缺乏對不確定性的重要性的基本認知。
“科學”的決策和安排往往意味著中庸、意味著保守,而市場上出現的真正的變革與創新,都來自于企業家在不全面的信息和高度的不確定作下做出的戰略判斷和決策。
政府要倡導創新驅動、創新主導,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從傳統的將一切經濟資源配置都“確定”下來,“科學”規劃的計劃經濟思維,轉化到市場經濟下把市場的“不確定”交給市場,讓市場去配置資源,這是當前諸多地方都面臨的難題。人類已經用20世紀100年的計劃經濟實驗表明了,一旦經濟進入高度確定性的狀態就將毫無活力,我們不能重蹈覆轍。
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引導作用,政府的引導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規劃。這就涉及到智慧城市領域的熱門詞匯――頂層設計。而我們亟須的是冷靜看待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實際上是來自于軟件科學的工程詞語,其使用的必要條件是邊界條件明確。當邊界明確時,使用這種自上而下的框架設計可以實現整個系統效率最大化。但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產業在不斷轉型升級,人口在向城市間流動、聚集、分散,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城市的邊界條件是高度不確定的,從而頂層設計的思維其實并不適合智慧城市的戰略規劃。
戰略規劃的判斷是對戰略城市未來發展價值觀的判斷,來自綜合各方面考慮的目標導向的價值選擇。所以做智慧城市戰略規劃的核心不是解決怎么做,而是做什么。
未來智慧城市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讓物質的交通網絡和虛擬的互聯網絡二網有機融合,讓物質和信息在城市的流動更加便捷高效;如何讓符合城市發展的產業在空間上效率更高,讓各種要素在城市空間內組織、配置更高效更便捷。 企業面臨著新挑戰
智慧城市戰略規劃要處理的核心關系,是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如何通過制度設計解決政府和企業各自的行為邊界,明確兩方的角色和職能:哪些領域該讓企業充分發揮作用?哪些領域是政府必須的責任?哪些領域應該雙方合作?回答好這些問題才能做好智慧城市的戰略規劃。這對政府是責無旁貸的責任和極大挑戰。
政府負擔了極大的責任,企業也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全方位轉型升級的挑戰。現在主導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企業都是中國過去30年成長起來的大型IT企業,這些企業的實力和資源不容置疑,但也要清晰地認識到,智慧城市的發展涉及到理念、模式、技術的全方位轉型升級,這一過程中的首要挑戰往往來自企業自身。
豐富的商業案例已經表明,上一輪競賽的優勢和資產會成為下一輪改革的障礙與負資產,正如當銀行開放一個新的窗口,最先到達的往往是之前隊伍中靠后的人。我們的企業在進行智慧城市發展探索中要時刻警醒自己。
商業模式轉型的挑戰。傳統的智能城市項目,例如智能交通,企業主要為政府優化其內部職能服務,例如優化交通管理、監控違章、處理罰款等。而智慧城市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對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務提供的優化,而這也與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思路是契合的,是行業發展趨勢所在。企業應明確這點,在為政府提供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時應改變傳統商業模式,從城市問題出發,從公共物品和服務的優化升級出發。
技術主導思維轉變的挑戰。從幾年前智慧城市的概念傳入中國,IT硬件廠商就主導了智慧城市的建設。一時間大數據園區、云計算中心的建設遍地開花,但大部分的類似建設都是為了建設而建設,而未針對任何具體的城市問題或發展方針,將技術落地作為了智慧城市發展的目的。
但在事實上,技術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在“互聯網+”時展智慧城市,切忌就大數據論大數據的IT工程導向思維。要從城市產業發展需求出發,從城市的問題出發,從城市公共服務的提升出發。這樣,才能發展出真正的智慧城市,也只有這樣,才能有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智慧城市產業才能更有競爭力,獲得發展。
從產品供應商向服務運營商轉變的挑戰。智慧城市發展,光有信息技術和響應的基礎設施遠遠不夠,還需要有經驗、有實力的運營商進行運營和維護。這正是智慧城市與以往城市建設升級的區別所在,也是關鍵的增值領域所在。
企業要把握機遇,從過去提供一次性的產品向提供長期服務轉變,通過公私合作PPP模式的探索和應用,實現可持續的長期的政府企業合作提供公共設施與服務的商業模式,發展出一批有實力,有經驗的智慧城市運營商。 中國智慧城市大有可為
“互聯網+”時代,中國智慧城市的發展大有可為,對未來發展的判斷至關重要。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重點關注:
新的經濟學理論的誕生。互聯網發展至今,在傳統經濟學關注的核心領域,如信用、定價等領域都帶來了顛覆性的改變。例如Uber通過大數據分析及時考慮天氣、交通等多種因素實時靈活定價,解決了困擾出租車領域多年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各種問題,這為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帶來了諸多新的觀察素材。
如何解釋“互聯網+”時代的經濟現象,如何在“互聯網+”時代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經濟學有了新的待回答的問題,需要新的理論來解釋、分析,并指導行動。個人電腦出現的時候,美國經濟學家就有過論斷,將來成功的IT企業不是制造計算機的企業,而是利用計算機創造新的服務、新的價值的企業。梳理30年來IT行業的發展正是如此,戴爾通過革新銷售渠道取得了成功,思科作為IT基礎設施的“管家”取得了成功。新的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了滴滴、Uber以及Airbnb等,新的經濟理論是什么?我們拭目以待。
全球經濟版圖的重構。過去30年,全球要素布局的版圖是歐美等發達國家研發,非洲、南美、澳大利亞等資源國家輸出資源能源到中國,在東部制造加工完成后進入到全球價值體系。中國承擔的是中低端的制造業,高附加值產業基本還是由歐美、日本等經濟發達國家占據。而產業的轉型升級正是中國在新常態下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如何突破中國物流成本高、交易成本高、服務業成本高的束縛,如何走創新驅動的經濟之路,智慧城市的發展建設會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
城市治理將是重要議題。中國雖然很早就有了城市,但那更多的是基于農業商品交換的城市,真正的現代基于二三產業聚集的城市在中國只有很短的歷史,我們的治理經驗也相對不足,而這限制了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也限制了智慧城市的發展。國務院總理在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論壇上就強調,我們要多向歐洲學習,學習其城市治理的經驗。發展智慧城市,利用“互聯網+”的方式,解決好城市治理、優化公共服務體系,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強大,是重要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