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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市場的特殊性范文1

【關鍵詞】供給誘導需求 道德風險 聲譽機制 管辦分離

一、引言

“看病貴”的問題已成為目前醫療領域的突出問題，此現象的根本癥結在于醫生的道德風險問題。醫療市場由于其特殊性使得醫生在這個市場中具有絕對的信息優勢，醫生作為理性經濟人為獲得更高的收入，往往利用其信息優勢對患者進行過度檢查、過度用藥和過度治療等，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供給誘導需求的行為。對此，國家與社會希望通過醫療體質的改革來解決“看病貴”的問題。本文聚焦于“看病貴”的原因――供給誘導需求，分析醫生道德風險行為的原因，尋求約束供給誘導需求的出路。

二、供給誘導需求的界定

供給誘導需求最早由沙因和羅默（Shain & Roemer，1959；Roemer，1961）在他們的統計研究中提出。他們發現了醫院費用和床位供給間的正相關關系，床位供給的增加將會導致床位使用的增加，即床位的供給創造床位的需求。我認為對此現象的解釋是與醫生的行為有關，即醫生誘導患者需求。隨著床位的增加，甚至出現閑置病床，醫生可能會讓那些可住院，也可不住院的患者接受住院治療，這樣就可以增加醫院和醫生的收入。

在醫療市場，醫生具有雙重身份，既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又是患者的人。醫生作為醫療服務的供給方具有壟斷的特點，其收入水平與醫療服務的供給成正相關，并且醫患雙方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醫生可能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損害患者的利益，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誘導需求，創造出消費和提供過的的醫療服務。醫療市場的供給誘導需求可以歸結為醫生的道德風險問題。

三、供給誘導需求的成因分析

（一）供給誘導需求的經濟學原理分析

在自由市場中，醫療服務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其市場價格應由“供求定理”來決定。如圖1所示，D代表初始的醫療需求曲線，S代表供給曲線，交點E為均衡點, P和Q為對應的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在醫療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增加醫療供給,供給曲線

圖1

向右移動到S1，產生新的均衡點E1。此時醫療數量由Q增加到Q1，而醫療價格下降到P1。我們知道醫療需求缺乏彈性，矩形OP1E1Q1的面積小于矩形OPEQ的面積，供給增加后醫生的收入小于原始狀態下的醫療收入,即醫生的收入減少。而醫生作為市場中的“理性人”，他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會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向患者誘導需求，使需求曲線向右移動至D1，此時產生新的均衡點E2，對應的醫療數量增加到Q2，醫療費用也有所提高，結果是醫療服務數量的增加與價格的上升共同導致了醫療費用的增長，醫生的醫療收入不會減少。

（二）醫療市場中醫生的道德風險

醫療市場中，對供給誘導需求問題的研究歸結于醫生的道德風險問題。醫生的道德風險之所以能廣泛存在于醫療市場中，主要取決于醫療市場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是道德風險產生的根本原因，醫生的委托身份以及供給誘導需求的行為都是基于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醫療服務是一種專家服務，疾病的嚴重程度、治療手段的有效性等信息只有極少數專家（醫生）了解，患者由于缺乏必要的醫療知識往往處于醫療信息的劣勢。在醫療市場中，醫生作為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和患者的人具有天然的信息壟斷優勢其處方權決定著患者能夠實現醫療消費以及如何消費。一般而言，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越高，醫生誘導需求的能力越強。

2．醫患雙方利益不一致

如果雙方的利益一致，醫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自動實現了患者的利益，就失去了道德風險的動機。事實上，患者的目標是得到的醫療服務效用最大化，而醫生的目標是自身效用最大化，在贏利的條件下，等同于利潤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很可能做出損害患者利益卻增加自己收入的行為，即誘導需求。

3. 治療結果的不確定性

關于醫療產品的不確定性，肯尼斯?阿羅（Kenneth J . Arrow）早在1963年發表的《不確定性和醫療保健的福利經濟學》中做過深入研究。盡管現代醫療衛生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已經能夠有效地克服諸多常見的疾病，但由于疾病個體的差異性，對于疾病的治療結果，醫生并不能給予100%的準確預測。此外，對于疾病的治療結果，第三方難以鑒定，這些都為醫生的道德風險提供了“避風港”。

（三）醫療體制的問題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醫生同樣具有誘導需求的能力，在我國卻表現得非常突出，這表明醫生的道德風險與我國現存的醫療體制有關。一是“第三方付費”制度的影響。在醫療保險中，醫療費用的支付與醫療服務的消費相分離，由第三方支付醫療費用，醫療供方具有了提供過多醫療服務以獲取更多費用補償的動力，道德風險由此產生。二是“管辦不分”的醫療衛生體制使醫療供方缺乏自律的動力，而醫療衛生行政部門對醫療供方的監督也極易產生“管制俘獲”，為醫生道德風險的產生提供了寬松的環境。三是“以藥養醫”的醫療衛生體制下，醫院為鼓勵醫生的工作積極性，采取“工效掛鉤”，“開單提成”等激勵方法，使醫生具有誘導需求的動機。

四、約束我國醫療市場供給誘導需求的路徑選擇

一般而言，遏制道德風險的主要途徑為自律與監管。醫療領域的特殊性使得對醫生行為的監管不易實現。所以，約束我國醫療市場供方誘導需求的路徑在于自律而不是監管，應依賴于更加完善的醫療市場體制。

（一）建立醫生聲譽機制

聲譽機制是醫療市場正常運行的重要保證。在我國，醫生濫用醫院聲譽，醫院則濫用政府聲譽，而醫院的聲譽都是由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負責評定，這使得醫院聲譽的市場價值得不到體現，還容易引起醫生濫用，誘導醫療需求的行為。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都已經形成了醫療供方聲譽機制，并通過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帶動醫療衛生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聲譽的形成實質上是一種投資過程，雖然減少了當期收益，卻增加了未來收益。在市場聲譽機制建立以后，醫生誘導需求濫用的是個人聲譽，將影響個人未來的收益，醫生的最優選擇自律，為患者提供適當的治療，形成自己的個人聲譽。

（二）實行“管辦分離”

我國絕大部分醫院是國有醫院，各級衛生行政部門與國有醫院呈“父子關系”，由衛生部主辦，且接受衛生部的監管。管辦不分的局面既不利于對醫院的監管，也不利于醫院之間的競爭。建立醫療市場聲譽機制的切入點就應該在“管辦分離”，將各級國有醫院移交給各級國資委，使國有醫院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為市場聲譽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解除衛生行政部門和國有醫院之間的“父子關系”，真正發揮其監管職能，在此基礎上實現醫生的自律行為，尋找出約束供給誘導需求的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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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市場的特殊性范文2

關鍵詞:政府;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資源配置;行為失當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醫療是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兩大民生問題,是人生存發展的基本要求,是現代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有學者形象地把它們比作社會這輛高速奔跑的大車的兩個輪子,一個管公眾的生命安全,一個管公眾精神與靈魂的健康發育。如果基本醫療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

改革開放以前,盡管中國經濟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領域,人們少有微詞。單就公共醫療而言,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創造了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跡,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這個背景下,公共教育和醫療本應得到更快的發展和完善,但結果卻令人失望。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的評估,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資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為什么經濟發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狀況卻惡化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醫療資源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狀況與經濟發展的脫節,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有:

一、政府過于強調經濟發展,對教育和醫療有所忽視,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投入不足

改革開放后,我們一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這里的“發展”本應是經濟社會全面的進步。但在實際工作中,各級政府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理解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更進一步,“經濟增長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為了追求經濟盡快增長,其它一切都要讓步,包括生態環境、職工權益、教育和公共醫療。對于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總是希望“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認為只要經濟持續增長、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改善,只有當經濟增長的成果為全社會各階層共享時,它們才會得到改善。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中,盡管政府從未公開說過公共教育、醫療不重要,但從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看,它們不是政府關心的重點。

在教育資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圍而言,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4.9%,發達國家為5.1%,欠發達國家為4.1%。和國外相比,我國教育經費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國經濟平均增長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有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沒有達到4%這個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對經濟增長,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教育和醫療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導致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醫療經費增長跟不上規?？焖僭鲩L和質量提高要求的問題日益嚴重。以九年義務教育為例,我國并沒有真正做到“免費教育”,因為投入不足,許多農村地區依然存在嚴重的“上學難”問題;而高等教育也同樣面臨經費困難,學校自身發展能力不足,導致高?！案呤召M”、“亂收費”現象相當普遍。醫療方面,同樣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醫療高收費亂收費,醫療成本更多地百姓擔負,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的醫藥費用讓不少人無力求醫、覆蓋率極低的醫保制度使大部分群眾沒有享受到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而使社會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醫療投入方面,從醫療衛生總費用這一國際指標來看,1997-1998年低收入國家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其財政支出的平均比例為1.26%,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比例為2.25%,而我國1996年的比例為2.36%,2000年下降到1.71%。這反映出我國公共衛生服務支出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長比例是極不協調的,至少沒有保證趨勢上的一致性。這和國際上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徑庭。與此同時,在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構成中,居民個人的醫療衛生支出比重節節攀升。1980年居民個人醫療支出占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不過23%;到2000年已高達60.6%。換句話說,過去這些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的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個人負擔的。

二、政府對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認識,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上的市場化導向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但是,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中是難以實現的,市場失靈不可避免。公共產品領域是市場失靈的一大表現。

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必須由政府提供。按照薩繆爾遜的公共產品理論,教育、醫療都屬于公共產品。義務教育是純粹公共產品,就是高等教育,雖然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但同時,它又有著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應,比如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進社會物質與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而公共醫療同樣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實現社會公平、提高整體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教育和醫療的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教育醫療的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同時,還必須看到,醫療和教育不單是公共產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權和健康權,維系著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功能就顯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遺憾的是,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特殊性,這些年并未得到我們的政府的重視,這導致我們這些年來教育改革、醫療服務體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場化道路。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商業化、市場化取向已經顯現出嚴重后果,帶來諸多社會矛盾。以醫療改革為例,20年來醫療體制改革的市場化策略,導致醫療衛生事業喪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質,甚至淪為贏利的工具,一再暴漲的醫藥費用讓普通百姓承擔了過于高昂的醫療成本。和醫療市場化方式改革失敗一樣廣受詬病的,還有市場化征兆明顯、追逐經濟利益的沖動十分強烈的教育事業。中國教育產業化改革的結果是過高的教育成本幾乎完全由民眾自掏腰包,收費節節攀升,上學難的問題日益困擾著整個社會。把公共產品和準公共品的運作完全托付給市場機制,必然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失敗。

教育和醫療市場化改革的失敗,證明了以市場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醫療資源行不通。政府必須充分認識到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發揮政府在公共教育和醫療中的主導作用,通過制度性的措施,強化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職能,對教育和醫療資源進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讓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三、政府擺脫不了“城鄉二元結構”思維定勢的局限,按城鄉分割的“雙軌”制配置資源,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極不合理

在義務教育方面,本來,義務教育作為純粹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免費提供,不應因地域或個人政治經濟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長期以來,國家財政只負擔城市義務教育經費,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農村、農民自己負擔。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后,把原來由鄉鎮負擔的農村義務教育投資責任收歸為“縣統籌”,但由于我國縣級財政不平衡,60%左右的縣級財政無力保證義務教育支出,農村義務教育進本還是農民自己負擔。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形成社會經濟“城鄉二元結構”分治格局。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形成了一種忽視地區和城鄉差別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甚至只體現城市人的利益。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了一道道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經濟格局雖然發生了明顯變化,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已經有較大改善,但在現實社會決策中,“城鄉二元結構”劃分的思維定勢并沒有多大的改變,其關鍵性體制因素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城鄉二元結構”的思維定勢,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上存在極大的差距。

在醫療資源配置上,據調查,占總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衛生資源配置,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享有20%的衛生資源配置,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5億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國家公共衛生和醫療投入是8億農村人口的6倍,顯示出政府在公共醫療方面的投入表現出極其嚴重的城市偏好。從醫療衛生投入來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醫療衛生費用為587.2億元,用于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92.5億元,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基本解體,絕大多數農民成為自費醫療群體,在沒有醫保、醫藥費用迅猛增長、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為1:6的狀況下,看病就醫大大超過了農民承受能力。據衛生部基層衛生組織的有關資料顯示,農村36%的患病農民應就診而未去就診,65%的患病農民應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農民一旦有病只能聽天由命、自生自滅。

當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的種種問題,目前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政府也正在著手進行一些政策的調整。雖然這樣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導思想的誤區,充分認識到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對其進行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加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建立起來的經濟基礎,我們完全可以在教育和醫療事業上再造輝煌,使人民群眾的教育權和健康權切實得到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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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市場的特殊性范文3

關鍵詞：醫療；政府；監管體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療衛生領域步入市場化的發展模式，市場化、商業化帶來了醫療衛生領域的進步，但同時，醫療衛生的公益性、公平性卻并不盡如人意。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國醫療監管體制不健全。醫療監管體制中包括對醫療服務各方的監管，本文著重討論對醫療衛生機構及其人員的監管，監管的主體一般有政府相關部門、授權機構和公民，但政府的監管責任是至關重要的。

一、我國醫療管理體制存在的不足

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化的發展還并不成熟，醫療衛生服務市場仍存在價格虛高、醫務工作者誘導需求等情況，醫療衛生的公益性在逐漸淡化。二十世紀末以來，國家出臺了一些醫療監管措施，不過并未產生太大的作用。

在利益的趨勢下，一些醫療機構為了創收，亂收費、開大處方、大檢查、分解項目收費等等大肆泛濫。為了增強市場競爭能力，購置很多大型醫療設備，而購置設備和儀器的費用最終由受眾買單，但實際利用率卻不高，造成了醫療衛生資源的浪費。我國醫療機構具有集中于發達地區、集中于城市、醫療資源集中于公立醫院這樣的特點，而農村或者說基層的醫療資源是匱乏的，這使導致了普通群眾“看病難”的形勢一直沒得以改善。受個人趨利行為的影響，一些醫務工作者職業道德低下，拿回扣的現象在不健全的監管體制下屢禁不止。我國出臺的臨床診療指南也在現實中被反映操作性差，醫療糾紛升溫，但監管體制的不健全使得醫療糾紛在“舉證倒置”下并沒得到真正的好轉。

二、我國醫療監管體制存在不足的原因

（一）相關法律不完善

我國現有醫療衛生方面的法律法規可操作性不高，通常碰到問題會出現沒有合適的法律依據或者法律漏洞大，使得醫療衛生監管機構在監管工作過程中無從下手。

（二）監管隊伍能力有待提升

醫療衛生具有特殊性、準公共產品屬性的特點，醫患雙方會存在信息上的不對稱，對于監管機構來說，醫療衛生服務的特殊性使得他們也存在信息和知識上的不足。同時，醫療機構發展迅速，醫療活動更是數不勝數，監管隊伍的壯大和管理勢必需要更多的支持，但目前來說，監管隊伍各方面的能力是不足的。

（三）監管體制中的政府失靈

政府是公立醫院的所有者，我國公立醫院在醫療服務市場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公立醫院的行政級別、院長任命以及醫生職稱都是根據衛生行政部門的控制。公立醫院和衛生行政部門因為利益的趨同有時候會使監管形同虛設，政府在其中存在缺位、失位的情況。辦事的是醫院，管理的是政府，但衛生行政部門與其他部門間由于職能的劃分而不能很好的協調同步和配合。對醫療衛生的監管不是一個單一的事情，沒有相應配套措施的支持，衛生行政部門的監管就寸步難行，比如財政部門的支持。

（四）醫療衛生機構自我角色紊亂

醫療機構不同于市場上的營利性機構，由于醫療衛生資源的準公共產品屬性，醫療衛生機構與公民的健康權息息相關，醫療機構應該具有公益性質。但當前我國的醫療服務機構是實行的獨立經濟核算，醫療機構的虧損盈余是由它們自己負責，醫療機構為了維持自身的運轉，加上很多地方政府用經濟指標來考核醫療機構負責人，導致逐利現象普遍，重復檢查、“開大處方”等問題的出現。由于醫療衛生機構的自我角色定位發生變化，還造成其缺乏自我監督的決心。當今一觸即發的醫患關系下，醫患矛盾通常是一開始鬧的沸沸揚揚，但后續的處理卻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這是因為醫療機構事故處理的透明度低，常常希望私下解決而免影響醫院的正常工作和榮譽，但這會造成監管效率的低下，同時錯誤的傳達給公眾信息：只要有醫患糾紛，患方都能得到賠償。政府監管的有效推行還需醫療機構自律性的支持，醫療機構自身角色的紊亂加大了監管的難度。

三、完善我國醫療監管體制的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醫療衛生機構隨著市場化的潮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醫療機構需要同營利性企業真正的區分開來，這就是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律的不健全會導致監管的無效或者失效：監而不管、管不了、管不好，必須完善與醫療機構、衛生執法部門、藥品機構等有關的法律法規，使監管能夠有法可依。

（二）提高監管隊伍的能力

由于醫療衛生具有特殊性，因而要注重醫療監管隊伍的培養和支持。除了要培養他們專業的技術能力，還要培養他們處理醫療衛生方面事情的敏感性和能力。醫療衛生的監管工作并不少，應該引起科學技術將醫療機構、保險機構等的服務信息聯網、綜合，最總提高監管工作的效率。

（三）合理定位政府醫療監管體制中的角色

政府的社會職能決定政府要保護人民的健康權，這就需要政府明確其在醫療衛生中必要的責任，其中就包括履行好其監督職責。醫患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在治療中大多患者只能聽之任之，這樣看來，患者是弱勢的一方。所以，需要政府介入，監督醫療機構的行為，保護好人民的利益不受損壞。雖然公民或者媒體對醫療機構也有監督的權力，但力量分散、容易出現判斷失誤，易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但政府監督除了這是政府的責任，它還很有經濟效益。對醫療機構的監督是個復雜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各部門和相關政策的支持和配合。對于不合時宜的政策或制度要廢除，并根據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制定一些新的合理的政策。醫療市場中的趨利行為要嚴厲的打擊，處置衛生行政部門人員的腐敗行為，不能姑息養奸，逐漸恢復公立醫療機構的公益屬性，重新取得公民的信任。同時，也要鼓勵公眾或者專業組織的參與監管之中，形成更為強大的監督網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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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市場的特殊性范文4

1．國內醫藥流通制度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藥流通業得到了長足發展。據統計，僅“九五”以來，我國醫藥流通規模擴大了2.53倍，銷售額年均增長14.1%。2002年，醫藥流通企業17萬多家，其中批發企業13262個，零售藥店16萬余個（其中藥品零售連鎖企業已超過500家，連鎖門店逾3萬家），從業人員53.5萬人,醫藥產品銷售總額2034億元。資產總額1004億元,利潤總額9.4億元。較好地保障了全國醫療單位和廣大人民群眾用藥的及時有效供應。我國醫藥行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流通領域中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不斷出現，已影響到了整個醫藥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我國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副司長、研究員陳文玲博士指出:藥價虛高的實質是制度安排，是由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新出現問題及歷史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疊加而造成的：藥品現代流通目標模式不夠清晰，導致藥品流通改革存在較大的盲目性，藥品交易成本長期居高不下。我國醫療機構是藥品銷售的主渠道，80%以上的藥品在醫療機構銷售。多數醫院藥品銷售收入占醫院總收入50%左右，個別醫院達70一80%。王淑靜指出，藥價虛高最終是在流通過程中形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流通過程中各種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嚴，尤其是流通的前端環節中，注冊、審批、核價監督不嚴，為藥價的過高定價種下了禍根。而顏少君和樊瑞莉從藥品的特殊性指出：我國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過程上忽視了藥品的特殊性，把藥品僅僅看作是一種普通的商品，在打破藥品三級批發加零售的流通模式后，藥品流通市場尚沒有形成新流通方式，從而導致了假冒偽劣藥品充斥市場，藥品流通領域秩序混亂。他們認為，我國藥品市場缺乏現化的市場流通主體，充分認識藥品的特殊性是合理設計藥品現代流通新體系的前提。

2.國外藥品流通制度改革現狀

全球范圍內經濟復蘇、人口老齡化日益顯現、疾病譜悄然變化正在積極拉動全球醫藥流通市場。根據統計數據，2015 年全球醫藥市場銷售額達到10,688億美元，2010 年到2015 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6.2%。受人口增長、老齡化和新興醫藥市場醫療可及性改善等因素的影響，到2020 年，全球醫藥支出預計達到14,000-14,300 億美元。從全球來看，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國外藥品流通行業的先進經營模式對我國藥品流通行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美國連鎖藥店發展歷程及現狀

   隨著美國藥品零售業的發展，20 世紀初，美國開始出現連鎖經營模式藥店且發展迅速。20 世紀90 年代開始，美國連鎖藥店企業之間、連鎖藥店與獨立藥店之間開始大規模的兼并活動，形成了多家跨地區的全國性醫藥連鎖企業。目前，美國連鎖藥店具有規模大、分店多、分布廣等特點，在美國醫藥零售業中占據主導地位。2015 年，美國前三大連鎖藥店門店數量均超過4,000 家，最大的連鎖藥店公司CVS 已擁有超過9,000 家門店，銷售額1,533 億美元。

   為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以沃爾格林等為代表的美國連鎖藥店很早采取“藥店加便利店、前端加后端”的多元化經營模式，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美國連鎖藥店以打造“健康美麗產品專賣店”為經營主旨，其經營品類擴展至與健康、美麗相關的產品。

 （2）日本連鎖藥店發展歷程及現狀

  日本連鎖藥店的發展源自1955 年，大多是從車站前的藥店、藥局發展而來。為順應消費者對健康、美麗和低價的追求，日本現代連鎖藥店經營品類已涵蓋了醫藥品、健康食品和化妝品，日本的醫藥零售業已從疾病產業轉向健康產業。

過去，為了適應以疾病產業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日本醫藥零售業的商品銷售構成中，醫藥品占據70%左右的份額。隨著醫療重心從治療向預防轉變以及日本國民的自我預防意識增強，日本醫藥零售業開始不斷涉足健康產業領域，并在藥店經營機能性食品、營養輔助食品等產品。到2015 年，在日本零售藥店的商品類別銷售構成中，醫藥品僅占據32.1%的份額，化妝品占據21.2%的份額，日用品、食品等其他產品占據46.7%的份額。

    綜上所述，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國外連鎖藥店，其專業化、多元化、個性化以及“藥店+便利店”等模式的特點值得我國醫藥零售行業借鑒，為我國醫藥零售企業向“做大做強，差異化經營，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專業化服務”的方向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

一、本課題擬突破的主要問題和觀點

本課題擬通過研究深圳市藥品流通制度改革以及通過對搜集到的數據資料進行分析，了解了深圳市藥品流通制度的發展歷程及概況，對比國外發達國家的現狀對其進行弊端分析，以醫保、醫療、醫藥內在關系緊密相連為基礎，通過加大醫療體制改革的力度、規范藥品流通秩序、優化藥品流通渠道等措施，從而進一步優化深圳市的藥品流通制度。

二、學術價值

1、理論意義近年來，我國處于社會發展快速階段，我國醫藥流通制度中藥品流通秩序需要進一步加以規范，對于造成我國藥品流通機制不合理，從而導致藥價虛高。本文通過對深圳市的醫藥流通制度改革進行研究和分析，提出建立以三醫聯動為核心“醫藥流通、醫療機構、醫療保險”三項改革應建立起相互制約、相互推進、良性互動的關系。在進行藥品流通體制改革的同時，要加強醫療機構和醫保改革，降低醫療機構成本，強化醫療保險監督作用。構建優質醫藥流通渠道，在藥品流通及管理方面,只要充分利用法律法規,加強執法力度,重視群眾的監督作用。一個具有活力的、欣欣向榮的藥品流通機制將在我國逐步形成。

2、現實意義

盡管深圳市了解決醫藥流通制度存在的問題已經出臺了許多政策和措施，但仍然存在藥價虛高，假冒偽劣藥品充斥，本文根據深圳市醫藥流通制度的發展狀況，加上通過實證搜集調查等方法，分析目前深圳市醫藥流通制度存在的問題，從實際出發，提出解決的方法，為醫療保障制度建設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建議。

三、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本文通過在知網上查閱大量的書面資料和相關的理論方法，分析總結了其他學者關于醫藥流通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為本課題提供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同時也為本課題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啟示作用。

醫療市場的特殊性范文5

【關鍵詞】 醫院 收入支出 確認原則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衛生事業改革與發展的需要,1998年衛生部根據《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頒布了《醫院會計制度》,新制度將醫院會計核算劃分為資產、負債、凈資產、收入、支出五個要素,首次采用權責發生制對醫院會計要素進行核算。由于新制度對醫院服務特殊性以及市場化發展認識不足未能擺脫《事業會計制度》收付實現制的影響,醫院在主營業務收入、支出確認上仍然存在明顯的收付實現制痕跡,違背了《醫院會計制度》采用權責發生制對醫院會計要素進行核算的原則,不利于醫院收入、支出的真實、正確反映。

一、醫院財務的構成

醫院收入,指醫院在開展業務活動過程中取得的業務收入和從事其他活動依法取得的非償還性資金,以及從財政和主管部門取得的補助經費。醫院取得收入的途徑包括國家預算補助和向受益者收費。[1]向受益者收費主要包括門診收入和住院收入,構成醫院的主營業務收入。醫院支出是指醫院在開展業務及其他活動中發生的資金耗費和損失,分為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醫院的成本包括醫療服務成本和藥品經營成本,構成了醫院主營業務支出。[2]由于對病人收費產生的收入、支出在醫院收入、支出中占有絕對地位,對醫院主營業務收入、支出確認原則進行探討對正確計量、反映醫院會計成果具有重要意義。

二、分析對醫院收入的確認

1、從醫院主營業務收入經濟利益流入時間看收入的確認

廣義的收入是指企業銷售商品,提供勞務及讓渡資產使用權等日常活動中形成的經濟利益的流入,不包括為第三方或客戶代收的款項。[3]醫院確認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也應滿足收入的基本條件:所有權上的主要風險和報酬轉移給買方――病人,沒有保留與所有權有關的繼續管理權,也沒有對已售出的商品實施控制,與交易有關的經濟利益能夠流入醫院,有關的收入和成本能夠可靠計量。

醫院對病人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并不能確定經濟利益就一定能流入醫院。目前逐年增加的醫療糾紛、病人欠費逃逸、健康查體欠費、醫療保障費用拖欠撥付等情況就說明了這一問題。病人對提供的醫療服務不滿意或無力支付以及其它一些情況,都可能產生拒絕付款的現象,經濟利益無法流入醫院,醫院收入無法實現。

醫院的社會責任決定醫院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沒有經濟利益的流入,也要墊資為病人治療。在這種情況下,確定無法收到的收入,不符合收入確認原則。

因此,目前在醫療服務發生后即確認醫院收入的做法是欠妥當的,它夸大了醫院收入,從而擴大了醫院結余,造成對醫院經濟效益盲目的樂觀。

確認醫院收入最恰當的時點,住院收入應在住院病人出院并且已結清醫療費用時確認收入最為恰當。在結清住院費用前,病人已對住院費用的總額、治療的明細項目及治療效果有了一個充分的了解,并且只要病人結清住院費用,說明病人已對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全部無條件接受,這一服務的風險及所在權才能說轉給了病人,收入中的經濟利益才能夠流入醫院,這時才充分滿足了收入實現的條件,才能確認收入實現。

門診病人付費接受服務離開醫院后,就可以認為病人對服務效果滿意,經濟利益已流入醫院,因此門診收入只有在病人支付醫療費用后才能確認收入,對門診掛賬病人由于其是否支付費用仍有不確定性,只有在其支付醫療費用后才能確認收入。

2、從醫院主營業務收入的特殊性看收入的確認

由于醫療服務的特殊性,醫院的主營業務收入的確認不但要滿足廣義的銷售收入確認的標準,還存在其特殊性。醫療服務產品的生產過程、交換過程和消費過程雖然是同時進行的,服務的提供者和服務的接受者在時間、地點上是同一的,但是醫護人員對病人進行檢查、診斷和治療后,并不像企業產品銷售出去后,已經轉移了與產品所有權有關的主要報酬與風險,在病人康復結算醫療費用前,醫院對醫療服務的效果仍然具有“繼續管理權”,對相關醫療風險仍然負有責任;在暗含的醫療服務合同中,醫療服務過程中存在著特定的病人拒絕付款條款,只有在病人對醫療效果表示贊同并支付醫療費用后,醫院對醫療服務的“繼續管理權”才會終止,相關醫療風險才會消失,拒付條款才會失效,所以醫院主營業務收入應在醫療服務已經提供,病人對醫院醫療服務全部無條件接受后,也就是在住院病人辦理完結算手續當日,門診病人支付完醫療費用的當日,確認收入實現。

三、由收入、支出配比原則分析醫院支出的確認

配比性原則是根據收入與支出的內在聯系,要求將一定時間內的收入與為取得收入所發生的支出在同一期間進行確認和計量。醫院收入與支出確認、計量應按配比原則進行,它包括時間上的配比與因果上的配比兩部分。

1、醫院收入、支出在時間上的配比

醫院藥品、材料等成本的耗費,是根據月末藥房及材料倉庫的出庫情況進行匯總形成匯總表,財務部門以匯總表為依據進行支出確認的;醫療收入是在每天發生時由收款處、住院處匯總報財務部門記入收入的。醫療收入當日記入收入,醫療成本月末記入成本,造成收入與費用在時間上不配比,醫院收入與其成本在賬務中沒有及時形成對應關系,違背了醫院會計制度中收入、支出的配比性原則。要完善醫院收入、支出的配比,在計量時間上,要以病人結算費用確認收入時,對其消耗的可以直接區分計入病人費用的成本進行確認,月末將科室的間接成本計入支出實現收入支出的配比。

2、醫院收入、支出在數量上的配比

由于各種情況造成科室每月領用的材料,并不等于病人當月的實際消耗數量,造成醫療收入與同期記入的醫療成本在金額上不對應。面對這一情況,只有在病人進行醫療費用結算時根據病人的實際耗用列支成本,才符合收入、支出配比原則,才能加強科室對消耗的管理,提高醫院服務水平。

醫療市場的特殊性范文6

作為關系基本民生的重要服務產業，對醫療衛生行業進行的改革和調整在各國發展和轉型中都極具標志性。在我國，除了醫療衛生服務行業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外，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階段性特征也使醫療衛生行業的改革表現出更為突出的復雜性和緊迫性。一方面，我國的醫療衛生行業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逐漸從完全封閉的國內市場和集體所有制保護中走出來，不得不開始謹慎面對民營資本和外資資本的競爭。另一方面，整個社會正處于深刻的改革進程中，來自于財稅、金融等領域的變革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醫療衛生行業的政策選擇，在其內部形成了各類利益群體錯綜復雜的局面，推行改革必須通盤考慮，具備長遠視野。

二、衛生行業稅制設計的理論基礎

衛生服務一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已經出現的各類疾病進行治療，使人體恢復健康的臨床醫療服務;另一類是提升人群整體健康水平、改善公共衛生環境的公共衛生服務，包括衛生監督、傳染病免疫和檢測、健康教育、水質檢測等。后一類服務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有限的非競爭性，將其納入準公共產品范疇，由政府承擔主要責任是無可爭議的。對于前一類服務，就其經濟性質而言，具有私人性，但由于醫療服務所具有的特殊性，若任由私人市場供應，勢必會造成供給不足，必須要求政府介入。

其一，醫療服務市場供需雙方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性。醫療市場中存在著醫患信息不對等問題，相對于醫生來講，病人缺乏足夠的醫學知識，無法判斷醫療質量的好壞以及與價格是否相符，必須面對不確定的治療結果，若醫療機構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就會藉此對病人收取高價格，實際上卻提供低質量的服務，導致醫院與病人之間的契約失效。這種市場失靈決定了政府參與的必要性。

其二，醫療服務具有外部性的特征。對外部性的討論開始只局限于一些傳染性疾病的防疫小，這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討論后來逐漸擴展到了基本醫療服務，甚至只有小規模人群購買的衛生保健服務。這是由于，人們對急救、住院服務的需求具有不確定性，人們能從他人得到適切的治療從而獲得健康這件事中獲得極大的心理效用。在這種情況下，保證醫療服務的可及性需要有公共補助。

三、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稅收制度選擇

(一)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稅收制度變遷

正是出于對醫療衛生行業特殊性的考慮，我國一直對其采取比較特殊的稅收政策并經歷了幾次較大調整。

1950年，中央財經委發出《關于醫院診所免征工商業稅規定的通知》，規定公私立醫院診所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下免繳工商業稅①。1955年，《關于貫徹醫療機構免征工商業稅的通知》進一步完善了對醫療機構的稅收優惠政策，并擴大了受惠面，將享受優惠政策的醫療機構擴展至門診部、衛生院、個體開業醫師、鑲牙所，而且取消了私立醫院診所的三個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在此階段，不論是公立還是私立的醫療機構，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行為都是免工商統一稅的。

(二)對醫療衛生行業現行稅收政策的評價

依托于我國稅收制度改革的大背景，我國對醫療衛生服務的稅收政策經歷了統一免繳工商統一稅到統一免繳營業稅，到分類征收營業稅，再到統一免繳營業稅的轉變過程。在最初，對醫療衛生服務統一免征營業稅的政策能鼓勵社會資本投資醫療衛生領域，有其可取之處。但是，隨著增值稅擴圍試點的展開，交通運輸和部分現代服務業范圍，并于2014年8月1日在全國鋪開，征收營業稅的行業和范圍正在迅速減少。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對于醫療機構、患者還是對政府來講，對醫療衛生行業繼續實行免征營業稅的政策都具有明顯的負面作用。 對醫療機構來講，在購買醫療器械等中間投入產品時，要繳納銷售方隱含在價格里的增值稅銷項稅，成為醫療衛生機構的進項稅，但作為營業稅納稅人，無法對其進行抵扣，這實際上是把醫療機構當成醫療服務的最終消費者，承擔了本應該由患者承擔的稅負。醫療器械等中間投入的價值是在醫療行為中持續實現的，對醫院征收營業稅實際上是對醫療器械轉移價值的再次征稅，即便營業稅在實際征繳中已經予以免除。

(三)醫療衛生行業征收增值稅的合理性

在新一輪稅制改革的背景下，將醫療衛生行業納入到增值稅的征收范圍具有諸多必要性。

首先，從增值稅的概念上說，只要是生產流通環節中發生的生產和銷售行為都應當屬于增值稅的應稅范圍。醫療衛生機構從事的是以醫療衛生服務為生產對象的生產活動，這一行為本就該包括在增值稅的稅基當中。

其次，從增值稅轉型和擴圍的角度看，把醫療衛生服務納入增值稅符合我國稅制改革的趨勢和要求。我們針對增值稅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盡可能擴大增值稅稅基，消除服務業發展中的稅收制度性障礙，促進服務經濟轉型，調整經濟結構。若對包括衛生行業在內的部分行業繼續征收營業稅，是對增值稅稅基的極大侵蝕，不利于總體的減稅效果，直接違背了改革的本意。

再次，從醫療衛生行業發展的政府責任看，將醫療衛生機構納入增值稅的征稅范圍，不僅能避免對醫療器械等中間投入產品的重復征稅問題，真正實現對衛生部門減輕稅負，實現對醫療衛生部門發展的扶持，還能恢復稅收對資源配置的中性作用，矯正由于中間投入代價過高而導致的衛生部門向產業鏈上游轉移行為，減少低效率的生產擴張，符合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求。

四、我國醫療衛生服務征收增值稅的政策建議

由于公共衛生服務的準公共品性質，以及醫療服務信息不對稱性、外部性的特殊性，再加上醫療衛生服務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基礎性作用，對醫療衛生服務的發展給予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在理論上具有正當性。我國雖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堅持對醫療衛生服務業采取免征營業稅的政策，但隨著整體稅制的變革，增值稅的開征、轉型和持續擴圍，導致醫療服務業的稅收優勢逐漸喪失，反而承受了比其他行業更高的稅負。我們的測算也顯示，增值稅擴圍后醫療衛生行業的稅收負擔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將增加1.1%。相反，如果改征增值稅，當稅率在8.46%以下時，醫療衛生機構實際的稅負為負值，只有征收17%以上的稅率時，才會與當前的稅收水平持平?，F有的稅收制度的確增加了醫療衛生機構的負擔，這一方面不利于醫療服務業自身的發展和技術提升。另一方面，對醫療服務的剛性需求導致醫療衛生機構將過高的成本負擔向消費者轉移，這是醫患關系持續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導致政府向政府繳稅的問題難以避免。在如此多的問題束縛下，我國對醫療衛生體系展開的改革難以取得實效。只有以財稅改革為抓手和動力，才能改變新醫改處處被動的局面，將各項政策落到實處。

基于這些考慮，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改革醫療衛生行業稅收制度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