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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1

論文摘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政策的開展雖讓農民喜出望外，但是參保率不高。其影響因素甚多，但隨著農村老年人勞動能力的降低、經濟收入的減少，老年人在家中的經濟地位也相應的降低，子女的支持程度成為制約老人保障意愿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子代的行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回顧國家60年的農業惠農政策的改革歷程，形式一直在不斷演繹變化，但其核心思想都是讓農民得到真正的實惠，滿足農民的切實需要，讓農村得到實實在在的發展的方向沒有變。然而現階段，農業雖一直處于高產狀態但是速度趨緩，現形條件下能激發農民生產、生活積極性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全面推進農村的社會保障建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開展和普及，以及其他救濟、扶助政策的落實都不同程度地惠及到農民的需要，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政策的出臺雖讓農民喜出望外，但現實情況是參保率不高，結果著實有些讓人出乎意料。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隨著農村老年人勞動能力的降低、經濟收人的減少，老年人在家中的經濟地位也相應的降低，子女的支持程度成為制約老人保障意愿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本文為深人研究子代的參與行為對農村養老保險實施情況的影響，隨機地選取了菏澤市及金鄉縣部分村莊為調查研究的對象。通過調查，子代在25周歲左右都已成為已婚人或準婚人，也都有了相對穩定的經濟收人，而60周歲以上的人群將一輩子的積蓄花在了子代身上，隨著年齡的增長勞動能力逐漸下降甚至失去了勞動能力，經濟來源變少甚至沒有，因此，為了使調查更有參考性和說服性，特選取農村年齡為25周歲以上到59周歲以下的中青年人群，以期找到子代對養老保險參保率的影響。

1、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子代狀況調查分析

    為了使調查地區更具有代表性，確保調查的有效性和針對性，隨機選取的村莊必須滿足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當地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可供農民選擇;二是農民的投保行為出于自身的意愿無強制性政策的干預。在此基礎上，筆者選取了兩個村莊，共200戶農村家庭，考慮到農村整體文化的水平，避免無效問卷的產生，調查以口頭訪談的形式進行。全文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察子代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的意愿;農村子代家庭的生活狀況、養老方式與心理。

1.1子代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況及目前農村家庭的養老負擔情況

    首先了解一下子代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況對父代老人的養老情況.了解一下目前農村家庭的養老負擔情況.目的是想弄清楚在農村是否會存在其他的更合適的養老方式。在調查訪談  中得知，子代家庭目前的土地已經不能滿足農村家庭生活所需，收人來源主要為外地務工、小本生意等。在s村，按每戶4口人來算，也僅僅是866.68 m地。而且1995年以來出生的男孩子也沒有了宅基地，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子代為兒女建房的經濟負擔。同時25-40周歲的中青年是外出務工的主力，是家庭經濟的支柱;老人除了照顧孩子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更不用提有其它收人的來源;土地經濟地位的削弱，讓子代更忽略了土地的分量。因此，土地養老已經不能像過去一樣保證老年人的生存需要，而且在訪談中了解到老人也不愿活到老，干到老，也顯示著老年人更加依靠子代經濟收人養老的趨向性和必然性。

    通過訪談獲悉，由于子代每口為生計奔波，長年在外，看望父代的日子少之又少，其中算是具有孝心的子代也僅僅是隔三差五的為父代送些日常用品，相互溝通感情的時間屈指可數。養兒無望成了子代的一大感慨，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多子多福的傳統觀點，因為子女越多，在養老的責任上彼此就會產生一種僥幸的推卸依賴行為。由此可見，隨著生存緊迫觀念的轉變，子代更趨于是血緣的延續，贍養老人的義務被單薄化，子代養老已經不是一種可靠的長期的唯一的養老方式，巫待一種新的養老方式的產生來彌補現行的不足。

1.2農村家庭的養老方式

    通過訪談，每戶家庭一般要負責4個老人的養老，老年人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根深蒂固并且嚴重地影響著子代的家庭，兒子養老基本上成為代代傳承下來的思想。據調查，每戶至少有一個兒子的家庭占85%，兒子是每戶家庭正常生活的開始，所以子代不惜采取一系列逃避計劃生育的措施僅僅是為了生個兒子，并為此花去了家庭的大部分收人。在父代到了養老的階段，子代的經濟跟不上，有強烈責任感的子代基本因此在心理上產生了強大的自卑感，造成思想上的負擔，甚至有的子代承擔不了父代的養老義務干脆讓老人僅保持到吃飽穿暖的水平，有的老年人甚至無奈地進了養老院，這不但沒有讓老人享受到養老的意愿反而精神生活每況愈下。這反映了子代盼望社會提供更多經濟幫助的迫切需要。

    在訪談的過程中，還了解到家庭目前的養老方式主要是老人自己獨居，子代定期提供物品和金錢.而且這些物品和金錢在毫不影響子代生活消費地極小部分。無子代的老年人不愿意進養老院，靠政府補貼艱難的維持著生存，揣著“走一步算一步，活到哪算到哪”的想法，殘酷地剝奪了老人享受養老地權利，有90%地子代與老年人獨居，原因是方便、自由、規避一些生活上地矛盾。因此，子代在日常地生活中，與父代溝通甚少，使老年人陷人了孤寂地狀態。

   在“家庭每年花在家庭老人身上地養老費用”的調查中，100元以下的占4% ,101-300元的占25% , 301一 500元的占50% , 501-1000元的占10% ,1000元一2000元的占90% , 2000元以上的占2%，在200戶子代的調查中，這筆費用剛好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90%的子代聲稱養老是有心卻無力的迫切需要解決的負擔。

1.3子代的學歷程度分析

    通過訪談，學歷越高的子代更容易接受理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本質內容，經常外出務毛的子代比在家務農的子代更容易考慮社會養老，在相同學歷中，男性子代比女性經濟意識強，更容易算清社會養老的經濟帳，眼光更長遠。。原因是女性一直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家庭經濟收人大部分都來源于男性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意識里更趨向于接受新事物，更愿意嘗試農村社會養老。

    綜上所述，在子代調查過程中發現的以上特征可以綜合為二點:一是子代急需一種新穎快效的養老方式，二是子代的經濟能力薄弱，承擔不了太高的養老繳費標準，后者是決定是否參保的關鍵因素。因此，抓住子代的行為特征，從子代的經濟能力為突破口，扎扎實實地保證落實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使農村老年人生活得體面，有尊嚴，不再向往城里人的生活。

2、解決農村社會養老問題的建議

2.1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在農產品價格飛速提高的現階段，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充分做好農民外出務工的工作，避免拖欠農民工資等不良情況的出現。給農民營造一個勤家富路的氛圍，鼓勵農民做好自己家鄉的特色產業，勇于挖掘出自己家鄉的潛在特色產業，將產業做大、做強。因此，鄉政府要加大地去農村調研的力度，為致富當地農民盡一切力量，保證農民參保的經濟可行性。

2.2因地制宜，積極穩妥地制定合理地農村養老繳費標準

    在調查的兩個村莊中，發現每個村莊都是制定出統一的繳費標準，規定每年繳納1700元，由于養老金制度是一項投資周期性為20年的長期制度，50周歲左右參與投保的積極性高達85%，這意味著這些人群需要在5年左右的時間繳足34000元，對于那些子代消費很高的家庭來說，保險根本就是一場場美麗的夢，毫無實際。因為調查發現，同一個村莊里，每戶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都不同，統一的繳費標準讓相當多的人群徘徊在外，違背了農民意愿的原則，失去了保險本身的意義，因此，政府在制定繳費標準時，應該充分結合當地的實際，靈活地制定出兒種不同的可選擇性的繳費標準，即使一個村莊也不例外。

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2

[關鍵詞]寧波高校 貧困生 發展支持 社團

[中圖分類號] G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11-0082-02

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經濟資助力度，設立了國家獎、助學金制度，其中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和國家助學金是高校比較重視的資助方式。2006年至2011年，我國資助學生人數從1530萬人次增長至4170萬人次，增長近2倍；資助金額從162億元增長至501億元，增長2倍多，極大改善了高校貧困生經濟困難狀況。當下貧困生的物質生活需求得到了有效滿足，但是他們的心理、思想、能力、素質等方面的發展問題卻日益凸顯。

一、寧波高校貧困生教育的現狀與主要問題

寧波各高校對“貧困生”的認定沒有統一的標準，主要靠審核相關材料來判斷學生是否為“貧困生”。寧波高校為貧困生織就了“獎、勤、補、貸、免”資助體系，設立的獎學金包括本專科生獎學金、研究生獎學金、國家級獎學金和國家助學金等四種類型。

目前，寧波高校對貧困生教育工作開展得相對遲緩，極少開展針對貧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教育方式也是比較單調。對貧困學生的發展支持主要是以經濟救助為主，教育為輔。高校針對貧困生開展的教育也是采用普通的教育方式，效果低下，缺乏行之有效的、以人為本的精神。調查發現，不少高校在貧困生支持教育甚至在貧困生救助工作中缺失，只是單純地采取物質支持，很難做到將貧困學生的經濟困難與人文關懷相結合，關注貧困學生精神需求、思想、心理、能力、素質等個人發展問題。高校成立的學生社團極少涉及貧困生教育與管理，沒有為貧困學生發展提供發揮的舞臺，對貧困學生的個人發展缺乏有效的方法。

二、社團組織模式對貧困生發展支持與管理可行性

（一）消除貧困學生的無助感和孤獨感

有研究表明，因家庭經濟困難所引發的大學生人際交往問題、情緒情感問題以及行為問題等是非常常見的。家庭經濟困難致使貧困生在應對大學生活時，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困惑和困擾。貧困生不僅在情緒情感方面感到更多的孤獨，而且在社會交往中也存在孤立狀態。高校學生社團可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擴展活動空間，增強他們的自我認可度及被他人認可度；通過參與特色社團，形成多層次多方位協調發展的良好機制，引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健康良性地成長成才，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同時實現貧困生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

（二）有利于貧困學生綜合能力的提高

鼓勵貧困生加入社團組織，參與社團活動獲取自信，不斷促成學生的全面發展。由于貧困學生受不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的影響，其個體心理素質不高，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他們很少參加校園文化活動、班級集體活動和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因為如此，貧困學生的表達與溝通能力、組織協調能力、社交能力等方面沒有得到鍛煉。所以，貧困學生可以通過加入社團、參與社團管理、參與社團活動等多種途徑，充分鍛煉自我，在參與活動中不斷增強自信，提高溝通、交際、組織、實踐等綜合能力。

（三）構建學校與貧困生的橋梁，提高助學幫困工作效率

社團是以自立自強、服務他人、回報社會為宗旨建立起來的學生組織。目前，寧波高校內都存在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教育培養模式，這種模式管理單一，使貧困生的教育、管理處于被動局面，缺少互動與溝通。各個高校采用的貧困生的教育支持只是采用講座、宣傳等說教式，其內容也只是介紹國家對貧困生的經濟救助政策。再加上貧困學生的心理特點，更加造成溝通不暢，形成自閉現象。社團的建立方便了學校與貧困生們的溝通，他們的想法可以通過這些社團集中反映給學校，使學校的教育管理更加優化，同時更有針對性。

（四）促進和諧校園建設

學校是引領社會發展的機構，是孕育新思想、新知識、新科技的重要園地，高校貧困學生通過社團活動將潛移默化地培養出良好的道德品質與能力素養，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目標，培養健康心理，鍛煉堅韌的品格，引發他們的歸屬感、認同感和集體榮譽感，促進校園的和諧與穩定，為學校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的保證。

三、寧波高校開展貧困生社團組織模式的探索

（一）系統構建與分析――基于社團組織模式的寧波高校貧困學生發展支持與管理體系

應為貧困學生搭建一個溝通的橋梁、心靈的家園和展示自我的舞臺，將國家對貧困生的經濟幫扶政策與他們的能力提升、心理滿足相結合，重視學生心理需求，改變一貫采用經濟資助的方式，通過參與社團活動、組織社團活動，在活動中提高自我。在社團中，共同的興趣愛好使他們凝聚起來，圍繞共同關注的領域，一起投入主題活動，比如專業知識的講座、專業競賽、學術沙龍等，使被動的知識學習成為主動，滲透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社團也正因其實踐性特點較好地促進了貧困學生知識、專業甚至特長的發展和提升，使不同學生的思想、視野、能力等在社團活動中得到交流、擴大與升華。

能力不足是影響貧困學生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貧困學生就業處于不利地位的最大問題，加強和實施能力救助成為國內外各類助學基金關注的重點。參與社團，貧困學生彼此可以互相溝通交融、互相滲透，通過各種各樣的實踐教育活動，促進貧困生之間、貧困生與非貧困生之間的交流，彼此之間排除經濟困難的陰影，互相傾訴遇到的困難，使學生的心理訴求得到極大滿足。

（二）應用案例的經驗總結

為了更好地對貧困生實施教育，浙江萬里學院成立貧困學生社團實體組織――浙江萬里學院鴻志社，開展貧困生教育，讓貧困生參與管理與組織。其開展的品牌活動有勵志訪談錄、學子講壇。作為勵志萬里的重要組成部分，勵志訪談錄主要采取訪談的形式，結合視頻文件，對主人公的事件和經歷進行簡述，主人公的事跡形象化，更易被大家了解，更加能夠打動人心，更好地達到教育激勵的目的。通過貧困生社團發掘學生身邊的榜樣，讓大家得到那平凡中的感動，體會那永不言棄的精神，激勵眾多的千千學子在這充滿誘惑的生活中樹立正確的目標，養成良好的習慣，走出“忙、盲、茫”的生活狀態；同時，讓貧困學生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如何去面對挫折。鴻志社團第四期勵志訪談錄的主人公――吳全忠，通過發掘和申報，他的感人事跡得到了社會媒體廣泛的關注和集團的關注，他的孝心感動眾人，吸引了社會9家媒體爭先報道，他還獲得了寧波市“勵志標兵”等多種榮譽。

在貧困學生社團活動中深入挖掘思想教育因素，開展一系列勵志教育、自強教育及社團實踐，能培養學生的愛心意識、感恩意識，強化思想意識的滲透，解決貧困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綜合能力培養、心理健康等問題。我們在總結貧困生群體發展支持的社團組織經驗， 分析存在問題， 探索新時期寧波高校貧困生發展支持管理體系時，也為貧困生群體搭建了溝通橋梁， 構建發展平臺， 共建和諧社團與和諧校園。

四、結語

本文立足貧困生發展支持問題，改變以往采取的經濟資助形式研究，以社團組織模式為新的視角，系統研究怎樣通過貧困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社團管理，促進貧困學生全面發展，怎樣通過貧困生參與社團工作實踐，將貧困學生的發展支持逐漸替代物質救助，探索貧困生教育的新途徑、新思想，滿足貧困生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通過社團組織模式開展各種貧困生實踐教育，可以幫助貧困生在組織活動中找到自我價值，加強自我認同感，消除封閉心理，走向自強自立，提高綜合素質，從而探索對貧困學生發展支持與管理的新模式。

[ 參 考 文 獻 ]

[1] 高潔，付靜.創新高校貧困生教育方式探析―以社團模式開創貧困生教育新途徑[J].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11，（12）：110-111.

[2] 陳志丹.高校貧困生非經濟資助體系的構建[J].高校輔導員學刊，2010，（4）：34-27.

[3] 馬雯，詹萍.高校貧困生提高全面素質的新嘗試[J].教育長廊，2009，（11）：61-162.

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3

[關鍵詞]失地農民；保障措施；草橋村；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1)07－0030－03

近年來，伴隨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快速推進，大量農業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失地農民群體由此產生。目前全國失地農民已近5000萬人，根據我國城鎮化發展速度以及建設用地需求預測，到2020年失地農民數量將超過1億。然而，現行的對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政策往往難以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他們的權益受到了極大的侵害。第一，經濟保障水平低。目前，失地農民獲得的土地補償金遠遠低于政府從中獲得的巨大經濟收益，有限的失地補償和勞力安置費難以發揮其保障功能。征地所獲的補償費普遍上只能維持一戶家庭3－5年的基本生活，根本無法解決大多數農民的長期穩定生活出路及養老問題。第二，社會保障缺失。由于政府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方式大多是以一次性貨幣補償為主，因而，失地農民在獲得貨幣形式的經濟補償后難以享有社會保障。目前很多失地農民基本被排斥在社會保障制度范圍之外。加之市場就業競爭激烈、企業招工門檻高以及吸收就業能力減弱等原因，導致了失地農民再就業困難，生活每況愈下。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有相當一部分被征地農民處于“耕無其田、業無所崗、保障無份”的困難境地。第三，征地過程中民主程度低。目前很多地區在征地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公開、暗箱操作等問題。盡管國家相關法律規定了政府的權利范圍，但其在征地問題上的壟斷地位導致農民喪失話語權。由此可見，對于因城市擴張而造成的社會問題，政策制定和執行者往往有見物不見人、以強凌弱的傾向，在這場政府、村集體、土地使用者與農民之間的博弈中，農民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失地農民數量的激增與失地后農民喪失話語權、就業艱難、無經濟保障的鮮明對比，反映了失地保障措施的局限性，以及失地農民生存狀況的脆弱性。北京市豐臺區草橋村在解決失地農民保障問題上作出了表率，當地科學的保障措施解決了失地農民的住房、就業、社保等一系列生活問題，充分做到了讓利于民。鑒于此，本課題組選取草橋村作為調查對象，以此探討當地失地保障措施的特色和成功經驗，并提出完善失地保障措施的政策建議。

一、草橋村失地農民保障狀況及滿意度調查

本課題組對北京市豐臺區草橋村失地農民進行了抽樣調查。并采用“結構式訪談為主、非結構式訪談為輔”的方式，共收集有效訪談記錄30份。調查樣本構成中，50歲以上21人，40－50歲6人，30－40歲2人，20－30歲1人。調查對象均于1994年草橋舊村改造中失去自留地的農民。

(一)土地征用前草橋村民保障狀況。

草橋村緊鄰西南三環路，地處城鄉結合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草橋3.98平方公里轄區范圍內，本村村民有3700多人，當時的草橋村環境污染嚴重、經濟發展滯后、村集體的財政能力有限，難以支付村民足夠的生活保障。同時，土地一定程度上擔負著養老和就業的功能，因為土地的存在，村集體無需提供村民過多的生活保障。上述兩個原因，使得當地村民在土地征用前未獲得或者獲得極低的生活保障。調查顯示：30名村民中，僅有12人(40％)獲得了村集體提供的生活保障，包括養老保障、醫療補助、困難補助、生活補貼等。其余18人(60％)未獲得任何保障。事實上，隨著90年代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村民外出打工的人數增加，人們的收入逐漸多元化，在北京這樣的發達城市，家庭土地的使用率下降，土地所肩負的養老、就業功能逐漸減弱，村集體提供的生活保障對于村民的意義表現得更為突出。在問及村集體提供的保障對家庭的影響時，50％的村民認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活水平”；16.6％的村民認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25％的村民認為“有些許影響，但不明顯”；8.3％的村民認為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由此表明，土地征用前，村集體提供的保障水平與村民對于生活保障的需求是不對等的。

(二)土地征用后草橋村民保障狀況

草橋村于1994年進行舊村改造，率先進行了一場自主開發建設的嘗試，解決了失地村民的生存發展問題。首先，草橋村民由簡陋的住處搬上了樓房，享受到了“城里人”一般的生活。30名受調查者中有28名被轉居上樓，轉居上樓率高達93.3％。其次，草橋村成立自己的實業公司，不僅安置年輕的村民就業，也將其納入了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經調查，30名失地農民中，19人家中有草橋實業公司的在職員工，其月平均工資水平多集中在1000－3000元，占75％，其次是3000－5000元占25％。可見，草橋實業公司的月平均工資水平較為合理，大部分年輕的村民在失地后獲得了就業安置。再次，仍為農業戶口的老年人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每月可以領取養老金或退休金，生病就醫享受一定的報銷待遇。據調查，30名村民中，納入城鎮或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村民有26人，占87％，僅4人未享受任何保障，占13.1％。與此同時，草橋村依靠花卉產業積累的資本，為村民提供優厚的福利待遇，包括長壽獎，子女教育補助，學校、社區活動中心等社區各項福利。最后，在股權分紅方面，草橋村同樣作出了表率。被調查的30名失地農民中，擁有草橋實業公司的股份者22人，高達73.3％，其中8人未獲得股份，占26.6％。對股權分紅的滿意度的調查顯示，認為“非常滿意”者占27.7％；認為“比較滿意”者占38.8％，認為“一般”者占22.2％；認為“不太滿意”者占11.1％；認為“非常不滿意”者為0％。股權分得的收益對于家庭經濟生活的影響的調查顯示，認為“不太重要，對家庭收入沒有較大影響”的僅占29.2％；認為“重要，是家庭經濟來源的途徑之一”的占33.3％；認為“很重要，股權分紅的收益會影響到家庭的生活水平”的占29.2％；“不了解”的占8.3％。可見，草橋失地農民普遍獲得了股權分紅，且滿意度很高，股權對于家庭的經濟生活有較大的影響。

綜上，本課題組得出，土地征用后，當地村民獲得了住房、就業、社保、股息、福利等多項生活保障，與土地征用前農民獲得的極低的保障待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經調查，30名失地農民中，土地征用前，享有養老保障10人、醫療保障12人、子女教育補助5人、困難補助4人、生活補貼(煤火費等)3人、生育

補助2人。獲得保障的人數共12人，無保障18人；土地征用后，獲得保障的人數普遍增加，享有養老保障16人、醫療保障15人、子女教育補助10人、困難補助8人、生活補貼(煤火費等)8人、生育補助3人。獲得保障的人數共20人，無保障10人。

(三)土地征用后草橋村民生活滿意度

土地征用后，得益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村集體優厚的福利待遇，當地村民普遍感到生活水平越來越高。課題組調查顯示，30名村民中，認為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12人，占40％，認為“略有提高”8人，占26.6％，認為“基本無變化”5人，占16.6％，認為“略有下降”4人，占13.3％，認為“有明顯下降”1人，僅占3，3％。然而，盡管人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但是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卻一般。調查顯示：被征地后，農民對生活狀況感到“非常滿意”6人，占20％，認為“滿意”4人，占13.3％；認為“一般”13人，占43.3％，屬于大多數；認為“不滿意”3人，占10％；認為“非常不滿意”4人，占13.3％。造成村民生活幸福感一般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在于生活開銷大、居住條件簡陋、股權收益不均、貧富差距大等。因此，村民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希望村集體提高補償水平、困難補助；增加退休費、養老金；建養老院、老年活動中心等公益設施；提高股權分紅水平，獲得戶籍股；提高工資水平以及希望轉居前的務農工齡得到相應的待遇等。事實上，上述問題不僅是草橋村民的真實感受，也是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人們的普遍感受，不能據此而否定草橋村失地農民保障措施的成功之處。

二、草橋村失地農民保障措施的特色和經驗

本課題組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并利用各類媒體的二手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總結出草橋失地農民保障方面的成功特色及經驗，以供參考借鑒。

(一)自主開發建設，解決住房保障

城鄉一體化建設中，舊村改造是農民失地的主要原因。然而舊村改造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僅靠一個村、一個鎮乃至一個區的力量，推進起來也會困難重重。因此，村集體更傾向于選擇讓渡部分土地利益，借助“開發商”這樣的外力來助推。而這往往造成了村集體與開發商之間的博弈，一些開發商在農民的土地上建設商品房，拿走了巨大的利潤，而對改建的回遷房一拖再拖，最終，農民失地又難以回遷。鑒于此，上世紀90年代城鄉一體化改造工程中，草橋村率先進行了一場自主開發建設的嘗試。當地依托原有花卉種植產業的積累資金，作為拆遷、開發的資本，同時充分調動農民積極性，以村民集體經濟組織為主導組織施工建設，同步完成回遷房和商品房建設，完成小區規劃的市政道路等市政設施建設，2004年，回遷房全部建成，并采用1:1的置換比例，解決了村民的住房問題。草橋“以我為主”，讓利于民，值得借鑒。

(二)土地變資產，農民成股民

在對失地農民的補償方式中，“土地變資產，農民成股民”，失地農民分享土地集中開發、規模化經營的收益，是一項重要的創舉。農民可以真正免除通貨膨脹所引起的一次性補償金的貶值，獲得土地的增值收益。此方式比一次性貨幣補償更能切實維護農民的長遠利益。1999年，草橋探索實行股份制，將土地變資產，70％的集體資產量化到個人，每個村民都成了草橋實業公司股東。從此，村民擁有了兩份收入：工作崗位上的勞動收入和作為集體股民的分紅收入。2008年，草橋人均年收入3萬元，每個村民股東平均身價達50萬元。同時，本課題組對30名村民進行的結構式訪談記錄顯示，有近66.5％的村民對股權分紅水平較滿意以及非常滿意；近62.5％的被調查者認為股權分紅對于家庭經濟生活有重要影響，是經濟來源的途徑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生活水平。事實證明，草橋村土地入股型的安置模式很大程度的提高了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是一項成功之舉。

(三)土地換社保，農民養老、醫療有保障

眾所周知，土地具養老和就業等功能，在擁有土地情況下，大部分農民無需參加養老保險及其他保險項目。但是，當土地失去后，農民便喪失了轉移生、老、病、死、傷殘、失業等風險的能力，因而對社會保障的渴望自然強烈，草橋村最終滿足了村民對于社會保障的需求。目前，草橋居民3000多人，其中農業戶口330多人，他們主要是50歲以上的老人，失去土地后，按照政策，均參加了新農合、新農保，并獲得村集體的優厚福利。到2002年，75歲以上老人每年領取3000至30000元不等的長壽獎，目前已有91位老人領到了長壽獎；65歲以上老人住院醫療、村民大病醫療、小孩上學都免費；退休老人月均退休金超過1500元；最低養老金1000元(指沒有參加過集體勞動的老年村民)。同時，對于轉為非農業戶口的年輕人，他們不僅獲得了在草橋實業公司的就業機會，而且均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中，享受與其他城鎮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待遇。“農業戶口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非農業戶口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這一思路解決了草橋村民的養老、醫療、失業等問題，免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

綜上，草橋地區立足本土，創新開發，采取將“自主集中開發安置”、“土地入股安置”、“土地換保障安置”相結合的混合安置模式，可以說，草橋村的保障措施符合當地的客觀情況，成功回應了當地村民的多種需求。然而，失地農民的保障問題始終還是個圍繞利益展開的問題，在實踐中難免存在很多的困難和不足。首先，拆遷補償標準有待進一步提高。草橋采用一比一住房置換方式，除了對住房面積差額的經濟補償外，并未涉及一次性貨幣補償。調查發現，半數以上(57.1％)村民對拆遷補償不滿意，認為標準過低。實際上，在拆遷后，村民除了獲得新的住房、相應的股權外，沒有任何直接收入，這是造成村民不滿意的主要原因。其次，政策執行過程中宣傳不到位。有53.8％的村民對村干部及相關工作人員在舊村改造中的表現評價較低，認為“政策執行中不夠公開，宣傳不到位，對村民的回應不夠及時”。除上述問題外，還涉及股息收入差異過大，社區福利設施不完善等問題。值得說明的是，以上問題不僅僅是草橋舊村改造中所暴露的缺陷，也是整個社會所暴露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給予失地農民更好的生活保障，必須引起廣泛重視。

三、失地農民保障措施之政策建議

在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基礎上，課題組提出了失地農民保障措施的可行性建議，以此完善失地農民保障措施，維護失地農民權益。

(一)落實住房安置保障，使失地農民“住有所居”

在農民失去了原有的土地，轉移到多層住宅的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農民獲得的只是和原有居住面積一致的住

房，而在安置農民之后，余下的住房存在著被轉化為商品出售的現象，大量的利潤被開發商和村委會瓜分，這種住房安置顯然是有失公平的。因此，可以借鑒草橋村的經驗，依靠村集體原有資金積累，或者適當借助“外力”進行自主開發，這樣就免除了利潤全部由開發商獲取的風險。村集體在建成回遷房的同時，可以建設商品房，兩類住房都要保證居住環境及建筑質量，其中商品房可按照市場價格對外出售，村集體留存部分收益除供社區建設、村民福利外，余下的收益應該以股份的形式全部轉給村民。或者將商品房低價售給有需要的村民，讓利于民。

(二)推行“逢征必保”，完善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

推行“逢征必保”，凡被征地農民，自被征地之日起就轉入農村或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對于已經具備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失地農民，要盡快轉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對于暫時不具備條件的失地農民，可以建立保障水平低一些的農民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擴大覆蓋面，提高保障標準。對于經濟發展水平高、財政能力較強的村集體，可按照草橋村的經驗，征地后，一定年齡以下的農民全部轉為非農業戶口，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中，并采取政府、集體、個人三方負擔的方式，一次性補繳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金；對于仍為農業戶口的失地農民，全部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需要強調的是，在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方面，對于老年人，不應該強制性地將其轉為城鎮戶口，納入城鎮社保系統，而應充分尊重老年人的意愿，由其自主選擇。

(三)推行土地入股，加快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建設

按照“土地變資產、農民成股民”的原則，在土地集體所有權和農民土地經營承包權不變的前提下，將農民承包的土地和農村集體的資產按比例折合為股份，部分或全部量化到個人，由國家等征地主體組成經濟實體并進行投資，用地單位和農民個人共享土地增值收益。同時，農民擁有的股份可以合法繼承、轉讓、抵押、贈送等。通過土地入股，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的建立，可解決失地農民未來生活的后顧之憂，也促進了農民的自由流動。

(四)開辟多種就業渠道，提供失地農民可持續的生計保障

農民失去土地便意味著失去了可持續的生計保障，因此，政府不僅要為失地農民解決好住房、社保、福利等問題，還應將著眼點放在失地農民就業安置方面。可以參照草橋村的經驗，在當地興建村集體自己的企業，集中安置村民就業。同時，鼓勵失地農民自謀職業、努力通過勞動力市場尋找勞動機會。針對失地農民職業技能不足、知識水平較低的問題，要通過建立完善的就業培訓體系來解決。

(五)探索“混合安置模式”，推行全方位的失地保障措施

“混合安置模式”這一概念由本課題組提出：將“貨幣補償型安置、自主集中開發型安置”、“土地入股型安置”、“土地換社保安置”三種方式相結合，對失地農民提供全方位保障的新型模式。該模式結合了四種模式各自的優勢，具體指由政府或村集體成立專門部門集中管理土地。統一進行拆遷補償，集中安置農民住宅，統一進行綜合開發，統一安排農民就業。不僅根據農民在土地上從事生產生活的收益情況，一次性支付給貨幣形式的收益補償費，而且將農民承包的土地及集體資產折算成股份，量化到個人，使農民獲得增值收益，同時，將轉為城鎮戶口的失地農民全部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仍為農業戶口的失地農民全部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混合的安置模式是一種理想的模式，在現實操作中，還需要結合各個村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村集體的經濟發展水平，財力、物力資源，失地農民的意愿等因素，制定出靈活的安置模式。

(六)構建透明化、制度化的征地拆遷程序，維護失地農民民利

就現實情況看來，村級自治組織并沒有發揮在征地事務上民主管理的作用。草橋村同樣面臨上述問題，也這是當地村民對于村干部在征地過程中的表現普遍評價較低的主要原因。解決上述問題，需嚴格按照國家規定建立征地聽證制度，做到在征地過程中的公開化、透明化、制度化。可利用網絡、新聞媒體等通信方式及時公布補償內容、補償標準等關乎農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信息，并對于有疑惑的村民及時予以回應，以維護失地農民的民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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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世偉，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問題的實證研究――以江西省FL縣為個案[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

[3]黃華玲，失地農民就業出路問題的思考U]，甘肅農業，2005，(6).

[4]文學禹l我國失地農民權益保障存在的問題、原因與對策[J]湖南社會學，2009(1)：184－187.

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4

自20世紀70年代我國推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各個方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方面，從以往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在以往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增加了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農業發展方面，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轉變成為；與此同時，在政治方面，國家法治得到健全，知識分子的地位得以提升[1]。中部地區作為國家地理位置的中間地帶，起著“承東啟西”的重要作用，生活在這里的回族有著不同于西北地區以及寧夏回族自治區回族的生活環境，對國家的政策有著極大的適應性。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

作為生活在我國中部地區的一名回族，多年的生活經歷讓筆者對周圍的一切習以為常，對于筆者生活多年的這個社區，其他群體通常會將我們歸于城市中的“污染者”（聚居在清真寺周圍的回族通常會經營肉類屠宰，餐飲等行業），憑借著自身較低的文化背景和“家族產業”在城市的夾縫中生存。恰逢筆者畢業在即，面臨尋找工作這一契機，選擇對自己歸屬的這一群體進行職業分層的研究，試圖通過分析散居回族職業分層的現狀，驗證散居回族在改革開放的大洪流中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均勻。本研究不僅可以幫助筆者更好地了解歸屬群體的社會地位，所得結論可以用于其他類似群體的研究，同時對當地政府部門的相關工作也有一定的幫助。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河南省Z縣為研究個案，旨在考察城市社會中散居回族職業分層的現狀及所呈現出的結構特點，進一步了解該群體獲取職業的途徑和影響因素；通過對其職業分層的研究，揭示該群體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地位及資源的獲取情況。

2.研究意義

（1）現實意義

就目前散居少數民族的生存現狀來看，由于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在各民族間的差距拉大，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的流動速度加快，再加上國家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扶助等，使少數民族獲取社會資源的機會和能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研究中部地區回族的職業分層結構，可以了解該群體的社會地位；對于影響其職業分層的因素研究，可以幫助該群體了解自身，自覺地融入正常的社會生活，也可以幫助政府部門制定政策，加快少數民族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條件的改善；研究該群體職業獲取的途徑，則從側面反映了其社會資源的占有與獲取情況。

（2）理論意義

在當代社會，職業地位已經成為人們最重要的社會地位，并將人們社會地位的高低通過職業分成準確地表現出來[2]。對于社會分層的研究，國內眾多的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出發，分別從城鄉二元社會分層現狀對其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論述，并從傳統意義上的地位、聲望、權利三位一體的社會分層劃分模式和收入、職業、教育程度、權利因素來描繪當代的社會分層情況。

本文將從社會分層研究視角出發，以“散居回族群體在日常生活中的職業分層現狀和職業獲取途徑”為出發點，側重經濟和文化因素對散居回族職業分層現狀的影響，為推動Z縣的合理社會分層發展提出一點點看法，為豐富我國少數民族分層理論盡綿薄之力。

（三）文獻綜述――關于我國少數民族社會分層的研究現狀

從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來看，關于少數民族的社會分層研究呈現出以下研究特點：研究多民族聚居區的社會分層現狀，如《甘肅民族社會分層現狀分析》《甘肅民族社會流動狀況》《西藏社會分層研究》等；研究某一少數民族聚居區內典型少數民族分層狀況，如《探析新時期涼山彝族社會分層狀況及特點》；關于某少數民族的傳統社會分層研究，如《侗族傳統社會分層的特殊結構及其成因》。

從研究內容上看，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分層標準的變遷，如在涼山彝族的研究中，主要探討了原來以血緣等級為基礎的分層標準隨著經濟、政治等原因發生弱化，關于佤族的社會分層研究則考察其在改革開放后以韋伯的多元分層模式為依托，形成了四個典型的階層類型；研究某民族社會分層在不同時期的情況，如侗族和涼山彝族的社會分層研究分別只論述其在改革開放前和新時期的社會分層情況；涉及民族社會分層的特點的相關研究，主要從民族自身的民族觀念、經濟發展狀況、職業結構轉變和教育程度等方面總結現狀；也有涉及少數民族流動現狀的研究。

二、研究設計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社會轉型期

目前關于社會轉型期的概念界定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社會轉型期是從1840年的開始的；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社會轉型期的起始點是1978的改革開放[3]。嚴振書、寧向陽對社會轉型期的起始時間進行研究，指出社會轉型期是指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性進行轉變的過渡階段[4]。并提出社會轉型期以改革開放為起點的依據為：之前傳統因素占主導地位的狀況未改變[4]。筆者在此使用的社會轉型期這一概念正是借鑒了以上兩位學者的觀點。

2.中部地區回族

本文中所使用的中部地區回族這一概念，主要是指散居地區的回族，它區別于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回族。這一群體作為少數人群長期生活在漢族等其他民族的周圍，已在較大程度上融入了社會生活。

3.職業分層

職業分層作為社會分層的基礎[2]，既可以作為社會分層的一個劃分標準，又在某種程度上作為獨立的社會分層概念。它主要通過職業地位反映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并輔助于職業地位測量、職業聲望和社會經濟地位量表等方法。目前，職業分層已經越來越普遍地被用于測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

（二）研究方式與方法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運用調查研究和實地研究的研究方法，采用抽樣調查的研究類型。對于資料的收集則使用問卷調查法，主要采用自填式問卷的方法，在整個問卷的填答過程中均有調查人員在場，保證了問卷的回收率；考慮到調查對象中存在著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再加上小城鎮居民對問卷的接受程度不高等原因，對少量由于年齡和文化程度原因不方便填寫問卷的調查者使用當面訪問法的形式，以保證問卷的質量。同時，還從該社區和行政村中隨機抽取10人進行訪談，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職業分層的結構及特點。

此外，本項研究以描述性和解釋性研究為主，同時涉及少量探索性研究；以定量研究為主，以定性研究來幫助解釋相關現象。

2.調查對象的確定

由于本研究著重調查中部地區散居回族的職業分層，因此，研究對象的年齡區間應為16至60歲適齡勞動人口；同時，本研究著眼于社會轉型期的時代背景下，某一群體的職業結構狀況，在這兩項前提條件的約束下，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也就定格在1962年至1996年之間出生的人群，即研究對象的年齡區間為16歲至50歲Z縣回族中就業人員。

3.樣本的確定和抽樣方法的選擇

本調查總體為Z縣城關鎮的回族，樣本框為Z縣縣城共計3 000名回族群眾，從中抽取100名回族群眾組成調查樣本，本次研究將選擇多階段抽樣的方法，在城關鎮下屬的三個街道（涅陽、雪楓、玉都街道）中抽取涅陽街道辦事處，并從該辦事處的15個社區居委會、5個行政村中選擇中山街社區居委會和北關村，分別從中抽取60人和40人，最終組成100個調查樣本。

4.樣本的回收、檢驗和評估

本調查實際發放問卷100份，回收問卷96份，其中有效問卷96份，問卷的有效回收率達到96%。對樣本的初步評估如下。

（1）樣本的性別構成

本次調查共涉及男性52人，占總數的54.2%，女性44人，占總數的45.8%。男女比例相對平均。

（2）樣本的職業類型構成

本次調查樣本的職業類型百分比構成如下：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占4.2%；經理人員占1%；私營企業主占2.1%；專業技術人員占19.8%；辦事人員占11.5%；個體工商戶占26%；商業服務業人員占26%；產業人員占9.4%。

（3）被調查者月收入情況

本次調查被調查者的月收入百分比構成如下：800元以內占1%；800-1 200元占7.3%；1 200-2 000元占45.8%；2 000-3 000元占32.3%；3000元以上占13.5%。

本次調查所回收的所有問卷均經過筆者的認真檢查與核對，逐一地輸入SPSS軟件進行分析，并結合excel工作表進行圖表的建構。分析與評估主要包括單變量的統計分析（頻數分析與百分比分析）和雙變量的交互統計分析。

三、分析與討論

（一）Z縣回族職業分層的基本現狀

1.職業階層情況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所做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研究者們將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人員、農業勞動者和城市無業、失業、半失業者[5]。筆者根據以上劃分，通過調查與統計分析：在Z縣回族的職業構成中，所占比例較大的職業類型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和商業服務業人員，以上四項職業類型分別占據19.8%、11.5%、26%和26%。由此可以得出：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目前從事著商業或與其相關的服務業活動。

2.產業情況

經過SPSS數據分析，我們得到關于樣本的產業構成百分比如下：第二產業占14.6%；第三產業占85.4%；從以上數據中，我們不難發現，縱然在樣本中存在著大量的農業戶口（占據樣本總數的39.6%），但是從就業者的產業構成表中，我們沒有看到作為農業的第一產業的成分，這充分說明隨著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在城市中存在著具有農業身份的城市人。其次，從構成第三產業的就業者占到85.4%的比例來看，城市中的回族大多數從事著服務性行業。

3.工作的強度與工作環境

在此，筆者將工作的強度分為：工作的勞動強度與工作的時間強度。被調查者從工作的勞動強度來看，腦力勞動者占25%；體力勞動者占31.2%；兩者兼有占43.8%。而從工作的時間強度來看，工作4-8小時占40.6%；工作8小時以上占37.5%；視工作需要而定占21.9%。

從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可以看出：目前，城市中的回族由于工作的限制，在勞動強度上表現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同時存在的局面，而兩者沒有呈現出較大的強度區分；再者，就勞動時間而言，40.6%的被調查者工作時間在4-8小時，在國家規定的8小時工作時間的范圍內，另外還有21.9%的勞動者工作時間根據工作的具體需要而定，表明其工作在時間上有一定的隨意性。

此外，被調查者的工作環境情況如下：室內工作者占59.4%；室外工作者占13.5%；兩者兼有占27.1%。被調查者的工作環境情況，則從側面反映出大部分的回族就業者的工作在室內，也就避免了室外的奔波與勞累。

4.職業報酬獲得情況

關于職業報酬的獲得情況，筆者主要通過調查樣本的月收入來說明就業者因為職業分層而產生的經濟地位情況。

根據樣本的月收入情況分析的調查結果清楚地向我們呈現出在所調查的樣本中，由于職業（或其他收入）狀況所造成的就業者月收入情況：有45.8%的被調查者每月收入達到1 200元-2 000元，32.3%的被調查者月收入在2 000元-3 000元。若從收入情況看居民的生活狀況，則可以說目前城市中回族的經濟生活尚好。

5.除正式職業外的收入分析

在筆者進行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調查樣本中不乏少數人（41.7%的調查者存在來自正式工作外的其他收入）存在著雙重收入的情況，即收入的一部分來自于上述調查的職業所得，另一部分則來自于其他的活動。經調查分析，除工資外的收入所得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房屋出租所得（占調查總數的37.5%），為他人辦事回扣所得（占調查總數的12.5%），農業勞動所得（占調查總數的7.5%），從事商業活動所得（占調查總數的12.5%），依靠技術勞動所得（占調查總數的5.2%）。作為城市中的一員，市民租賃自己的房屋雖不能作為一種職業，但是卻可以在無形中增加自己的月收入；再加上商業活動的靈活性與隨意性，也被不少的市民選擇作為自身的第二職業。

（二）Z縣回族職業分層的影響因素及其職業獲取途徑

1.影響Z縣回族職業分層的因素

在當代社會，影響職業的因素有很多，客觀方面來說：社會生產狀況、市場結構和社會勞動分工都會影響到職業結構；主觀方面來看：一個人的年齡、性別、種族也影響到職業結構[6]。就筆者所了解到的Z縣情況來看，筆者在原有的影響因素上加入了文化程度、個人能力、家庭經濟基礎、父母職業和關系網絡五個變量，全面地考察影響到Z縣回族職業分層的多種因素。

調查結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影響Z縣回族職業選擇的主要因素。影響職業選擇各因素的百分比構成如下：年齡24%，性別25%，民族20.8%，文化程度80.2%，個人能力45.8%，家庭經濟基礎22.9%，父母的職業28.1%，關系網絡50%，其他3.1%。

通過對影響職業選擇的因素進行頻數百分比分析，在筆者列出的九個影響因素中，文化程度居于首要地位，文化程度直接影響到個人職業選擇的范圍和類型；除此之外，關系網絡和個人能力也是影響個人職業選擇的重要因素，這兩個因素分別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制約到個人的職業選擇；而家庭經濟基礎、民族、性別和年齡四個因素并未對職業選擇產生較為突出的影響。

2.職業選擇時的人為影響情況

經過統計調查分析，筆者注意到83.3%的被調查者在職業選擇時受到了他人意愿的影響，筆者將影響職業選擇的人群分為：父母、伴侶、親戚、朋友和其他五類。

調查結果向我們清楚地展現出五類對他人職業選擇產生影響的人群。其中，父母和親戚對個人的意見較易被求職者采納，64.6%的人在選擇職業時會聽取父母和親戚的意見，14.6%的人則會聽取伴侶的意見，不管是父母，伴侶還是親戚都是作為求職者所屬的初級群體，因此，可以說，初級群體在個人求職過程中將發揮著引導的作用。

3.影響個人職業選擇因素的主觀評價

上面已經講到影響個人職業選擇的客觀和主觀因素，并通過調查檢驗各影響因素在實際選擇中的影響程度。除此之外，本研究所證實的影響因素排名卻與邱澤奇學者在書中探討的有所出入，是否是當下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發生變化，抑或是人們主觀評價與實際影響之間有所沖突？筆者對此進行了探討。

各因素對職業選擇重要性的主觀評價百分比構成如下：年齡46.9%，性別30.2%，民族23.9%，文化程度86.5%，個人能力87.5%，家庭經濟基礎70.8%，父母的職業47.9%，關系網絡87.5%。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人們的主觀評價中，性別和民族因素對職業選擇仍具有不明顯的影響，這與之前的分析結果相一致；父母職業、年齡和家庭經濟基礎三個因素在實際的職業選擇中并不具有絕對性影響，但是在人們的主觀評價中，這三個因素會起到比較重要的作用，這說明人們在求職中會主觀性地傾向于依賴于父母和家庭經濟狀況，同時也會因為年齡問題而產生一定的主觀回避，而這種主觀性的意識則與事實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在實際的影響因素中，關系網絡、個人能力和文化程度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而人們主觀意識中對三者的評價也與事實相符。

4.職業的代際流動情況

一些研究表明職業存在明顯的代際流動性，受到社會變遷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子女會理性地選擇從事與父母職業相同或者相近的職業，或者選擇不從事與父母職業相同或者相近的職業。那么在Z縣的回族中是否也存在這種現象？經統計分析，在調查者中，有39.6%的人選擇從事與父母的職業相同或者相近，同時也存在60.4%的人不愿意從事與父母職業相同或者相近的職業。為何同一群體在職業的代際繼承性上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何種因素又導致了該現象的出現？筆者進一步給出了答案。選擇與父母職業相同或相近的原因分析百分比構成如下：“父母最大限度地幫助自己”占23.7%；“自己較為熟悉該類工作”占39.5%；“現有關系網比較強”占18.4%；“工作環境好”占13.2%；“工資收入高”占5.3%。

在以上五個影響因素中，本人對父母職業的熟悉程度是其選擇與父母職業相近的主要原因；同時，父母對自己的幫助，現有穩固的關系網和父母較好的工作環境也是吸引個人從事父輩職業的原因。

同時，超過一半的人群（占有調查總體60.4%的樣本）會選擇不從事與父母職業相同或者相近的職業。對該群體來說，又有哪些因素影響其做出該項決定，而放棄現有父母積累的關系網呢？不選擇與父母職業相同或相近的原因分析百分比構成如下：“對該工作不感興趣”占14.6%；“經濟收入不高”占19.8%；“工作環境差”占15.6%；“勞動強度大”占3.1%；“并非職業趨勢所向”占7.3%。經上述數據的分析，我們看到經濟收入不高、工作環境差和個人興趣成為影響個人放棄與父母相近職業的三個主要因素。

四、結論

經過以上的分析討論，通過對Z縣回族的職業分層基本現狀，職業選擇時的途徑探究以及影響職業分層的因素辨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當前Z縣回族職業分層的現狀與特點

1.職業分層結構

按照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所劃分的十大階層來看，在調查的樣本中沒有涉及農業勞動者和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者，縱然有7.5%的人會從農業活動中獲取利潤，同時也有39.6%的調查者從戶籍類型上看屬于農民范疇，但是在職業調查中卻沒有標明自己的農民身份，這與長期生活在城市中有關（將自身歸于城市人）。如果將十大階層按照等級進行劃分，Z縣回族職業分層呈現出“橄欖球”的等級結構，從事個體工商業和商業服務業人員占據大量比重。

2.重商主義傳統的延續

關于回族的各種典籍中都有涉及回族喜愛經商的記載“在回族經濟生活中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商業活動，有相當數量的回族投身于商業活動，并以善經商營利而著稱于世”[7]。在上述分析中我們已經得出占樣本總體52%的人在從事與商業有關的活動，這種職業群體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是傳統重商主義模式的延續，另一方面也表明該模式延續的時代背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的存在和市場調節機制的形成，都為商業的繁榮提供了支持。社會大背景的支撐和傳統重商主義盛行的雙重機制的制約下，該群體的商業活動也就興旺起來。

3.雙重收入現象的存在

商業活動的靈活性和自由性，使從業者的工作時間得到縮短，擁有自由掌控的時間越來越多，也就為從業者在工作之余從事其他牟利活動提供便利，在本次調查中，筆者經過調查已證實了這種假設，41.7%的被調查者表明自己擁有著除正式職業外的其他收入，如：租賃房屋，為他人辦事，進行農業勞動，從事商業活動和依賴技術勞動。被調查者會承認存在上述收入，但不愿意將其歸為自己的職業，一方面是因為上述職業通常不被人們列入正式職業的范疇，另一方面是與被調查者承認的正式職業相比，這些職業的職業聲望不高。

雙重收入情況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雙重職業身份的存在，這種現象的存在是市場經濟的結果。

4.經濟利益的主導地位

在美國社會學家和社會統計學家鄧肯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中，其測量的主要內容是人們的收入地位、教育地位和職業地位[2]。而收入的高低則通過職業反映出來，同時，在現代社會，職業地位已經成為人們最重要的社會地位[2]。在人們的職業選擇中，經濟利益始終作為主要因素對人們的職業選擇進行誘導，即人們進行職業選擇是為了提高自身的經濟地位，改善自身的生活條件，因此，收入較高的職業通常成為人們選擇職業的首要選擇。在本次調查中，我們發現大部分人選擇從事商業活動，一部分原因是自身的文化程度限制其進入其他領域，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商業活動的高回報。而且，2.1%的調查者會因為父母職業的收入較高，而選擇從事與父母相同的職業；也有19.8%的被調查者因為經濟收入不高而放棄與父母相同的職業。可以說，在職業選擇的過程中，經濟利益占據著主要的地位。

5.初級群體的參考價值

在一個人的職業選擇中，有主觀方面的影響因素，也有客觀的影響因素，同時也有影響職業選擇的人為因素（主要是影響他人職業選擇的群體）。其中，父母、伴侶、親戚和朋友四類人群對個人的職業選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父母、伴侶和朋友三類人意見的影響程度竟高達79.2%，從成員的親屬程度看，該三類人群均屬于初級群體的范疇，這也表明初級群體成員的意見在個人職業選擇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6.重視文化教育與疏離文化教育的矛盾

被調查者教育程度百分比構成如下：小學占21.9%，初中占38.5%，高中占16.7%，中專、技校占5.2%，大專占9.4%，本科以上占8.3%。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高達60.4%的被調查者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水平，而77.1%的被調查者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這也表明該群體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但同時，對影響職業選擇因素重要性的主觀評價中，86.5%的被調查者認為文化程度在職業的選擇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影響性。較高的影響因素與實際較低的文化程度的背離，呈現出一種矛盾的選擇性。而這種矛盾也對該群體職業結構的形成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對于Z縣回族職業分層的一些感悟

第一，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從當前回族的職業分層結構來看，第三產業的就業者占據著較大的比例，當前國內也在極力推行第三產業的發展，對于回族來說，其傳統的重商主義在該群體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回族中推行第三產業是有著先天優勢的。同時，在短期內改善群體的職業結構具有較大的難度，在原有基礎上進行結構優化卻有著現實意義與可能性。此外，在該群體內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也可以在短期內提升其社會經濟地位，對其教育程度的限制性也比較低。

第二，注重文化教育，致力于提升群體的教育水平。經過多次的分析與探討，不可否認文化教育在個人職業選擇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美國經濟學家的文憑理論（篩選假設理論）把教育作為職業選擇過程中的一種篩選機制，該理論認為，在雇主選擇職員的過程中，其初次接觸到市場上的勞動力時，并不了解求職者的能力，也無法在短期內對其能力進行了解，唯一的途徑就是以文憑作為參考，即該理論把教育看作選擇雇員的重要信息，研究雇主在勞動力市場上挑選工人的原則。李強學者在研究中也指出現代社會把教育作為篩選社會分層的最主要機制，同時這種機制最早起源于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2]。

第三，未來該群體的職業分層結構會有所改善。這種改善不僅是指職業結構上的優化，也包括教育程度的提升。通過對代際職業的繼承意愿分析，我們已經知道60.4%的人由于各種原因而不愿意從事與父母相同或相近的職業。同時通過分析影響職業選擇各因素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承認教育程度在職業選擇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該群體已經意識到教育對其生活現狀改善的必要性。據此，我們可以推測，未來該群體的職業結構會得到優化，該群體的整體文化程度也會得到提升。

第四，對其社會地位的若干思考。對Z縣回族的職業分層所進行的研究表明，該縣大部分的回族所從事的職業與商業活動相關，且大部分被調查者的社會地位不高，結合職業聲望調查[8]表，我們不難發現，從現有的調查中，該縣回族群體的職業聲望普遍不高（被調查者中職業聲望排名較前的為電視節目主持人排第23位）。而當下社會權利的獲得主要通過個人所從事的職業，對于該群體，其職業現狀決定了在社會資源獲取方面并不處于優勢地位。因此，改善該群體的受教育狀況，擴寬其職業向上流動的途徑，可以有效地促進其社會資源的獲取，改變其社會地位不高的現狀。

（三）本研究的局限與不足

由于筆者自身的能力有限，本文主要著眼于研究Z縣回族群體職業分層的結構、職業分層的特點，以及影響該群體職業分層的因素分析，所進行的各種探討也比較淺顯。此外，由于時間和調查條件的限制，關于Z縣回族職業選擇的途徑分析僅限于主客觀因素，而沒有深入地研究各因素的具體影響程度。筆者的初衷是將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相結合，并加之以適當的探索性研究，而最終的研究報告中則主要圍繞著描述性研究，并輔之以解釋性研究，在探索性研究部分則涉及甚少，這也將成為筆者今后學習與努力的方向。

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5

關鍵詞：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影響因素；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中圖分類號：F323.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4）05-0102-06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統計顯示，中國的城市化率已從1993年的28%提高到2011年的51.27%，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1]。而伴隨著城市化發展的是大量農村土地被征用，由此產生大量的失地農民。據《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統計：1991～2005年中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面積總計約為5 391萬畝，其中70%以上是征地，按照每征用1畝土地約帶來1.5個失地農民進行估算，期間由于土地征用產生的失地農民數量為5 660.55萬人；2006～2020年期間，新增建設用地占用耕地面積為4 500萬畝，由此產生的失地農民數量將達6 750萬人。由此估測，1991～2020年期間失地農民數量累計約為1.24億。對于世代依賴土地生存的農民來說，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之一，同時土地承擔著基本生活保障、養老保障、就業保障、財產繼承保障等多種保障功能，一旦失去土地，農民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依靠，失地農民問題由此產生。

失地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失地和進城[2]。目前關于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分析維度。目前尚沒有形成統一的衡量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的維度及指標體系，學者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3]，文化適應、社會適應和心理適應[4]，身份歸屬層面、經濟生活層面、社會交往層面[5]，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6]等維度對失地農民城市適應能力進行分析。（2）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存在的問題。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表現在從失地到轉化為城市市民整個過程的各環節，如：失地農民戀土情結較重、與市民存在隔閡、受城市主流社會的排斥、身份認同存在偏差、知識與技能儲備不足、城市就業困難、社會支持不足等問題[3，7]。（3）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影響因素。葉繼紅[8]實證研究表明個體特征如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等，失地農民觀念和意愿，社區環境和社會支持網絡是影響失地農民城市適應能力的重要因素。龔縣卿、錢忠好指出人力資本嚴重短缺、物質資本較為薄弱、社會資本尚未充分構建是導致失地農民城市適應性較差的根本原因[6]。我國目前實行的征地補償制度是建立在債權性的農村土地經營權基礎之上的，忽視對失地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單獨進行相應的補償，土地補償標準低[9]，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物質基礎較為薄弱。而失地農民自身綜合素質較低以及政府職能缺失等原因，使得其難以順利實現再就業[10]，進一步阻礙了其城市融入。

綜上，目前我國尚未建立起統一的衡量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的指標體系，且沒有從失地農民個體因素、社會環境因素和政府政策因素多主體視角分析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影響因素。此外現有實證研究更多集中在城市化發展較早的東部沿海城市，對城市化發展相對較晚的中部地區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問題研究較少。本文是在城市化不斷發展、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問題更為突出的背景下，以中國中部中心城市武漢市城郊失地農民為研究對象，從經濟狀況、社會互動和心理認同三個一級維度構建失地農民城市融入衡量指標體系，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狀況及特點進行實證分析，進而提出促進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的對策建議。

一、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概念及指標體系

“城市融入”是指非市民群體獲得在城市的生活空間和權益的一種動態進程。“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是指農民失去土地之后隨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開始適應并逐漸融入城市生活的過程。學者較早對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進行研究，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內容集中在經濟、社會和心理三個層面，而且這三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失地農民和農民工都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傳統農民群體中分化出來的兩個子群體，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傳統農民的特點。基于此，本文借鑒農民工城市融入現有研究成果，構建由經濟狀況、社會互動以及心理認同三個一級維度和相應的二級指標構成的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指標體系。

如表1所示，失地農民家庭經濟狀況反映在家庭收支和家庭收入來源方式變化，社會互動由與市民交往意愿和參與社區活動積極性兩個二級指標來反映，而心理認同則通過失地農民身份認同和城市生活認同來衡量。

二、調查樣本描述及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狀況

（一）調查樣本描述

本研究以武漢市郊區失地農民為調查對象，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以戶為單位進行入戶調查，共發放問卷1 200份，回收有效問卷997份。被調查的997戶農戶中總人口數為4 138人，其中男性人數為2 188人，女性人數為1 950人，男女比率為112∶100，男性人數略高于女性人數。被調查失地農民樣本中，0～20歲的人占13.46%，20～40歲和40～60歲所占的比例基本相當，分別為34.46%和32.79%，60歲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為16.63%。根據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大于10%的標準判斷，被調查失地農民群體人口老齡化較為明顯。失地農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其中小學以下水平占386.9%，初中文化水平占37.64%，高中、中專、職高共占19.17%，大專及本科以上文化水平只占6.3%。失地農民總體健康狀況較好，健康狀況較好和一般所占的比例分別為77.36%和13.46%，只有7.64%和1.04%分別患有慢性病或者殘疾。

（二）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現狀

從經濟狀況、社會互動、心理認同三個維度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狀況進行衡量，能夠更為全面地分析其城市融入水平。經濟狀況直接關系到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的物質基礎，而社會互動和心理認同狀況則能反映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的深度。

1.經濟狀況。經濟基礎是失地農民適應城市生活的基礎[11]。總體來看，補償安置較好，家庭經濟壓力小，且家庭收入來源方式實現由農業向第二、三產業穩定轉移的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相對較高。

從家庭收支狀況來看，由于被征地時間長短的不同，失地農民家庭收支狀況存在差異。武漢市的實證調查研究表明在剛剛失地和安置狀況比較差的地區，打零工是主要的就業方式，每月收入在1 000元左右。在征地時間比較長和安置狀況一般的地區，失地農民的就業途徑由農業生產轉向第二、三產業。此外，該地的失地農民達到退休年齡后每月可以得到494元的養老金。在征地時間較長和補償安置狀況較好的地區，處于勞動年齡段的失地農民基本上實現了由農業生產向第二、三產業的轉變。此外，該地區的失地農民享有比較高的生活補助、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失地農民達到退休年齡后每月可以領取1 020元的養老金，其他沒有達到退休年齡的村民每月能夠領取460元左右生活補貼。在該地區，工資收入、養老金及生活補貼能夠維持失地農民家庭較高生活水平。

從家庭收入來源方式看，被征地前后，失地農民家庭收入來源方式發生較大變化。如表2所示，武漢市被調查的失地農民中，失地前家庭收入主要來自務農和打零工，其中95.96%家庭有務農收入，51.06%的家庭有打臨工方面的收入。失地后，家庭收入來源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基本上沒有了務農收入來源，以打臨工和領取社會保障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家庭明顯增加，其比例分別為75.83%和40.95%。此外固定工資、個體經營等收入來源比例也略有上升，但是固定工資收入來源所占比例仍然較低。

2.社會互動。在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的過程中，社區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失地農民是否愿意與城市居民交往、是否愿意參與社區組織的活動影響著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進程。在與市民交往意愿方面，絕大部分失地農民愿意與市民交往，其比例達85.3%。目前失地農民較為集中地分布在城郊地區，該區域范圍處于城鄉結合部，農民同時受到城市和鄉村兩種環境的影響。調查結果也表明該區域范圍的絕大部分失地農民表示愿意與市民交往。在參加社區組織活動的積極性方面，失地農民對集中安置小區組織的集體活動的參與熱情較高。武漢市的實證調查表明，73.3%的被調查者表示愿意參加社區集體活動，而不愿意參加的只占26.7%。但是被調查的失地農民普遍反映集中新建社區組織的集體活動極少。

3.心理認同。

失地農民身份的認同以及城市生活的認同反映了農民失地之后的身份定位，是衡量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狀況的重要指標。

在失地農民身份認同方面，71.4%的被訪失地農民認為失去土地之后自己仍然是農民，同時90.8%的人表示愿意讓其他人知道自己是來自農村的。但是79.2%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農民和市民沒什么區別的說法。由此可見失地農民對于自己的農民身份接納度較高，并不認為農民身份低于市民的身份，但是對市民和農民在生活狀況各方面的差異仍有較為清楚的認識。由于傳統城鄉二元經濟的發展以及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不斷發展，城鄉之間、農民和市民之間在工作條件、生活環境、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在失地農民對城市生活的認同方面，60.2%的被調查失地農民表示由于城市的基礎設施較好、工作收入高、社會保障水平高等愿意在城市生活，同時53.9%的人表示在城市生活比在農村生活要舒服，他們對城市生活的認同度比較高。但同時1/3以上的被調查者表示由于城市生活壓力大，空氣污染嚴重等，更傾向于在農村生活。

（三）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失地農民在向城市市民轉變的過程中，面臨著經濟壓力大、社會網絡有限、心理認同緩慢以及城市融入多層次性等問題。

1.經濟壓力大，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物質基礎不足。武漢市的實證調查數據表明，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進程中失地農民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經濟能力有限生活開支大，面臨該難題的失地農民所占比例為86.46%。此外工作不好找也是失地農民家庭面臨的一大問題，所占比例為33.84%。這主要在于農民失去土地之后，不僅失去了土地等生產資料，而且失去了一種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失地農民家庭生活開支加大。此外失地農民難以在短時期內找到工作，失地農民面臨著再就業困難。

2.社會資本有限。失地農民社交網絡分為“鄉土社交網路”和“新生社交網絡”。前者指鄉土關系網絡，主要有：家人、親戚、鄰里、居委會等，后者是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建立起新的交往人脈，主要有：同事、主管、上司、朋友、鄰居等。新的社交網絡相比鄉土性網絡能提供更多的城市信息和資源，滿往的需求，同時有助于消除原來由經濟、社會、文化和心理的差異帶來的隔閡，增進相互之間的理解。新型社交網絡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產生正面的影響，失地農民對鄉土性社交網絡的依賴越弱，這種新型網絡對開拓城市生活、形成城市歸屬感的作用就越強。武漢市的實證調查表明鄉土性社交網絡仍然是失地農民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社會網絡。失地農民社會交往范圍狹小，制約了失地農民可利用的社會資本，客觀上制約了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的進程。

3.觀念保守，心理認同緩慢。很好的角色定位，對一個人適應新社會環境具有很大的作用。失地農民在失地和進城的社會情境中，面臨重新找回自我的社會位置問題，這直接決定著失地農民能否積極主動地融入城市。然而武漢市的實證調查數據顯示，71.4%的被訪失地農民認為失去土地之后自己仍然是農民。

4.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多層次性。通過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其城市融入過程中出現了多層次性的特點。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的多層次性具體表現在：從縱向上看，征地較早地區的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狀況相對較好；從橫向上看，即使同一征地時間點，由于不同地區的征地補償安置政策等不同，不同地區之間的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狀況呈現多層次性。以上從經濟狀況、社會互動以及心理認同三個角度對武漢市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現狀的分析也表明，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是一個動態多維的概念，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多層次性。

三、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影響因素分析

內在因素和外在環境共同影響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進程。失地農民自身個體特征以及觀念和意愿在其城市融入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但是政府政策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也產生一定影響。本文構建二元Logistic模型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賦值

通過失地農民對自己失地之后的身份判斷來衡量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狀況，將失地農民身份認同作為二元分類變量，認為失地之后還是農民的賦值為1，認為失地之后不再是農民的賦值為0。該變量的均值為0.714，表明71.4%的被調查失地農民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失地農民個體特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以及健康狀況4個方面。年齡取其實際值，平均年齡約為54.84歲。性別為分類變量，男性賦值為1，女性賦值為0，被調查者中男性占45.3%。受教育年限取其實際值，平均受教育年限約為7.94年。健康狀況為二元分類變量，84.8%的失地農民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較好。失地農民觀念和意愿方面分為是否愿意過城里生活和是否愿意與城里人交往兩個指標，都為二元分類變量，是賦值為1，否賦值為0。用征地補償標準、政府就業政策滿意度和社會保障政策滿意度三個指標衡量政府政策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的影響。這三個變量都為分類虛擬變量，分為較低、一般和較高三個組（見表3）。

（二）模型構建及結果分析由于因變量為二元變量，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的影響因素。二元Logistic模型為：

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失地農民個體特征中，年齡、性別和受教育年限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有顯著影響。具體來看，失地農民年齡每增加1歲，認為自己失地之后仍然是農民的概率提高6%。失地農民年齡越大，其城市融入水平越低。性別變量的系數為負，表明男性失地農民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的概率比女性低5.5%，由此男性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高于女性失地農民。這與男性外出打臨工較多，而農村女性則主要在家務農有關。有針對性地引導年齡較大的失地農民，尤其是女性失地農民適應城市生活，能夠提高失地農民群體的城市融入水平。受教育年限系數為負，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的概率降低2.5%。由此，受教育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水平越高，提高失地農民群體受教育水平和再就業培訓水平，有助于加快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進程。

在失地農民觀念和意愿因素方面，愿意過城里人生活的失地農民，其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的概率降低5.7%。失地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心理偏好有助于加快其城市融入進程。與城里人交往意愿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的影響則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目前絕大部分失地農民愿意和市民交往，其比例達85.3%，與城里人交往意愿強弱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影響不顯著。

在政府政策因素方面，認為土地補償標準一般的失地農民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的概率低于認為土地補償標準偏低的失地農民11.4%，即土地補償標準越高的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相對較高。土地補償款是失地農民家庭的重要收入來源，是其城市融入的物質基礎。社會保障政策滿意度越高，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越高。社會保障政策滿意度較高和一般的失地農民相對于社會保障政策滿意度偏低的失地農民而言，其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的概率分別降低21.5%和9.2%。由此可見，社會保障機制的健全與否直接關系到失地農民是否能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就業政策滿意度則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目前武漢市失地農民安置過程中就業指導和培訓、就業安置以及就業優惠政策等較少，自己尋找工作仍是失地農民就業的最主要途徑，占到被調查人數的73.4%。

四、促進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對策建議

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武漢市失地農民調查結果表明目前城郊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總體較低，且呈現多層次性的特點，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受個體特征、主觀意愿以及政府政策的共同影響。從經濟、社會、心理多維度，政府、社區、個體多主體出發，多舉措并用，有助于加快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進程。

（一）提高土地補償標準，為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提供物質基礎

在確定合理的征地補償標準時，一方面要對土地的原有功能進行合理的替代，以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另一方面要讓失地農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和城鎮化帶來的進步，分享土地隱性溢出效應和城市化溢出效應。土地隱性溢出效應是指，由于土地為稀缺資源，在人口數量不斷增加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權變遷隱含著巨大的升值能量，使用權變遷后這種升值能量超出土地使用權變遷前的預測而“溢出”[12]。城市溢出效應是指由于聚集效應，資源要素、市場要素均向城市空間聚集，使城市獲得比較利益，促使城市經濟的增長快于農村的增長，從而增加社會財富、拉動勞動就業、促進社會各項事業發展[12]。讓失地農民分享土地隱性溢出效應和城市溢出效應，提高土地補償標準，是增強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物質基礎的邏輯起點。

（二）提高農民受教育水平，增加失地農民就業培訓

文化教育以及就業培訓是失地農民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方式，有助于增強失地農民城市融入能力。針對不同年齡階段和文化層次的失地農民提供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教育和就業培訓。第一類是針對失地農民子女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教育投入，提高農民整體受教育水平。第二類是對那些年齡比較小、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上的失地農民，推出一些中長期的成人教育，因為其預期工作時間較長，并具備深造的條件。第三類是針對那部分年齡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的失地農民，結合這部分人自身條件，對他們進行針對性強、實用特點突出、技術難度低的短期培訓。

（三）增強社區的紐帶作用，促進失地農民城市融入進程

社區是將失地農民培養打造成現代公民的學校，是實現農民城市融入的獨特場域。社區有助于失地農民實現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的順利對接，是失地農民心理上融入城市生活的起點。由此，社區可以通過廣播、宣傳欄、社區報紙、社區學校的免費講座、心理訪談、文明住戶評選等多種社區教育形式引導失地農民去除陋習、接受城市文明與城市生活方式。還可以通過社區互助等社區組織系統、社區支持系統，幫助失地農民解決生產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增強失地農民社區歸屬感，擴大失地農民社會網絡。

（四）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

我國城鄉二元化分割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城鎮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制度模式、覆蓋面、繳費率、繳費來源、保障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差異。農民一旦失去土地之后，則不再享受土地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養老保障和就業保障等。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未能及時得到社會保障補償安置，失地農民頓時失去了穩定的生活保障。這種現象直接強化了失地農民對政府征地行為的排斥心理，同時阻礙了其城市融入進程。因此，建立由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失業保險等構成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是失地農民抵御社會風險的重要機制，也是解決失地農民城市融入問題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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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范文6

【關鍵詞】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生命周期風險偏好收入水平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工薪階層依舊是社會經濟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部分人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具有很強的運用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工薪階層的經濟特點分析

工薪階層是指以獲得工作單位相對固定的勞動報酬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經濟群體。他們有著比較相似的經濟特點，主要表現在：

（一）收入來源相對單一。對工薪階層來說，收入主要有兩個來源——工作收入和理財收入。由于目前大部分工薪階層的理財觀念比較傳統，加之我國整體理財的條件不夠成熟，理財收入相當有限。相比而言，工作收入在工薪階層的經濟來源中仍占有較大的比重，也是他們理財的重要基礎，更是工薪階層在進行證券投資時所要考慮的現實條件。

（二）投資理念相對趨同。目前的工薪階層大多對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勢有諸多近憂遠慮。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前景、子女未來教育、父母養老送終、健康身體的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比較多的不確定因素，這樣的生活狀況決定了他們對資金的變現能力、貨幣的流動性等方面有較多要求，投資的基本目標比較一致。

（三）消費方式相對多元化。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工薪階層在基本生存需要上有所滿足的前提下，開始更多地關注能實現提升生活質量、改善消費品位的相關項目。他們不僅對旅游、健身、美容、娛樂等方面有普遍追求，而且對教育、房產、汽車、人際關系的維系有較大的差異性支出，所以在能使有限的經濟收入用于實現更大的效用水平方面的證券投資策略組合方面也會有不同的要求。

（四）家庭整體承受風險能力相對有限。在現行的社會保障機制作用下，考慮到工薪階層受工作年限與經濟條件的制約，工薪階層在各方面的風險系數依舊比較大。但結合我國目前證券投資市場的發展狀況來分析，可知工薪階層在進行證券投資時很難保證有確定的高收益，所以他們在真正面臨風險時往往會顯得手足無措，應對不暇。從這種角度上來看，在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中還要加入更多的社會與制度的影響因素作為變量分析。

（五）適宜進行證券投資的工薪階層行業相對集中。雖然工薪階層本身是一個覆蓋面相當廣泛的概念，但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較大，并不是所有的工薪階層都可以進行證券投資。根據我國歷年的行業收入水平排名情況來看，金融業、電信業、汽車業、石油業等行業的從業人員有較高的收入，可以考慮進行適度的證券投資。同時，公務員、教師、醫生、外企職員、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等職業都可以考慮參與證券投資活動。本文中將主要以工薪階層的這些有證券投資愿望與能力的人員為分析對象。

二、證券投資策略的基本產品分析

證券投資是指投資者將資金投放于有價證券上以獲取一定收益的行為。證券投資的主要形式為股票投資、債券投資、基金投資等等。證券投資策略即指投資者在進行證券投資前應當掌握的行動方針和謀略，在對總體策略定位的基礎上,還可以詳細確定市場策略、行業策略、公司策略、期限策略、組合策略等。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往往是按不同的比例對多種不同風險與收益狀況的證券投資工具進行有機組合。可見對各種證券投資的產品進行簡單的分析與比較是制定合適的證券投資策略的必然要求。

從概念上看，廣義的證券包括商品證券（如提貨單、購物券等）、貨幣證券（如支票、商業票據等）以及資本證券（如股票、債券、基金等）。狹義的證券僅指資本證券，它們是代表對一定資本所有權和收益權的投資憑證。在本文中涉及的證券投資工具主要根據后者界定。股票是典型的風險投資工具，其最主要的特點是高風險高回報。在我國目前股票市場還不夠成熟與規范的情況下，選擇股票為主要證券投資工具的投資者需要以足夠的時間與專業知識為保證，還要有較充裕的資金和較強的心理承受力。考慮到目前我國股票市場整體行情有復蘇跡象，并且股票的可選空間較大，投資機會較多，在證券投資策略中可以適當調整績優股的比重以滿足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債券品種比較豐富，一般都有收益與風險適中的特點。其中比較常見的有國債、企業債券與地方債券及某些根據特殊需要發行的債券。相對而言，工薪階層比較了解與愿意購買的主要債券產品是國債和有一定收益保證的企業債券。尤其是前者，因為其相對存款而言具有免稅與收益較高的優勢，相對股票而言又具有較好信用保證與較強社會信譽等特點，往往是深受工薪階層歡迎的證券投資品種，也有“金邊債券”之稱。基金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投資產品。根據不同標準可以進行多種分類，其中股票型基金收益率比較高，一般在8％左右，適合1年期以上的投資；債券基金一般年收益率分別在2%和2.4%左右，收益穩定，本金較安全，可以確定比較自由的投資期，但考慮到其相應費用與持有期時間有關，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前，可以適當延長投資時間；貨幣基金是短期低風險理財產品，收益率波動幅度不大，是銀行儲蓄的良好“替代品”，適合短期投資，也可以作為一種過渡型投資品種。

三、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

工薪階層在激烈的投資過程中都希望避免或分散較大的投資風險，并達到較高的預期收益，所以正確選擇和運用適宜自身情況的證券投資策略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在設計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時，要顧及諸多因素，比如工薪者的收入水平、消費情況、投資理念、生活區域、職業特點、行業前景、年齡階段、家庭構成、性格類型等等，不一而足。下文主要從工薪階層的不同生命周期、家庭階段、風險偏好、收入水平幾方面簡單地制定其對應的證券投資策略。

（一）以不同生命周期分類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在生命周期消費理論中，強調人們會在人生相當長的時間范圍內計劃生活的消費支出，并達到在整個生命周期內的消費情況最優配置。由于人們的收入在滿足消費之余主要可以用于儲蓄與投資，所以該理論在為工薪階層制定證券投資策略時有較強的借鑒意義。生命周期消費理論提出年輕人家庭收入較少，消費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經濟收入水平，在此階段多以負債消費為主，即便有一定剩余資金，也主要用于未來投資資本的原始積累，可以不要過多地考慮證券投資策略。當然，為了鼓勵年輕人進行必要的資金貯備，可以建議他們采取定期定額方式購買貨幣型基金，或采取相對保守的投資策略，相信一定時期的累積可以為下一個生命周期的證券投資提供比較充足的資金和更為豐富的投資經驗。隨著人們進入中年階段，收入水平日益增長，收入會多于消費，經濟能力和生活方式上都趨于穩定。保證提供子女教育的經費和贍養父母的資金是現階段工薪階層主要需考慮的問題，著手準備投資保值與增值計劃成為必然的投資選擇。此階段的工薪者可以考慮每月將剩余收入的20%投向較有風險的投資或股票，40%購買各項平衡型基金或其他較為穩定型基金，20%購買新型證券投資產品或選擇其他理財或投資工具，10%作為保險資金，另10%作為緊急備用金或儲蓄費用。由于他們有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應該以進取型投資風格為主，力求投資品種多樣化，投資思路開闊化。等到工薪者進入老年階段，他們收入水平相對消費需要又會略顯不足，但由于有中年階段的投資與理財的補充收入，仍有制定證券投資策略的必要。鑒于老年工薪者幾乎沒有提高經濟收入的發展空間，風險承受能力也越來越低，生活需求相對簡單，對養老資金的安全性、保值增值性考慮較多，所以證券投資策略應該以投資收益穩妥、有底線保證為首選目標，盡量少選擇風險性、激進性投資工具，以避免養老費用的損失。一般每月可以將多余收入的30%投向平衡型基金，40%購買國債，20%購買貨幣型基金，10%進行儲蓄。這種組合既能對老年工薪者的資金有一定收益保障，緩解通貨膨脹或其他經濟因素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也能有效降低風險程度，有利于老年工薪者的身心健康，減輕他們的心理與經濟壓力。總體而言，不論身處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都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意識，不要低估長期投資的升值能力，要盡早形成證券投資的意識并選擇自己比較熟悉與感興趣的產品。

（二）以不同家庭階段分類分析

根據家庭所處的階段，一般可以劃分為單身打拼期（一人）、家庭形成期（兩人）、家庭建設期（三人以上）、家庭成熟期（子女進入非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細分期（子女開始獨立生活）等類型。為了簡單起見，也有理財專家將其劃分為青年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但因為在本文中已經有對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在此還是主要側重于前一種分類標準下的具體分析。1、單身打拼期的工薪階層，往往因為對于創建事業與組建家庭的考慮比較多，主要資金大多形成對自身和工作或感情的投資，所以在證券投資方面的考慮還處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階段。當然，如果有其他外來資本，又有較多時間與精力學習證券投資方面的新知識，也不排除“借雞生蛋”的獲益。鑒于這種情況尚不是主流趨勢，在本文中不必過多涉及。2、家庭形成期的工薪階層可以合二人之力共同參與證券投資，在資金方面相比單身打拼期的工薪階層有所增加，投資觀念也逐漸形成，對于培育下一代、開展家庭建設、完善家庭設備等方面的考慮還有較大的彈性，所以可以設定比較靈活、主動的證券投資策略，在風險較高、收益也較大的證券投資品種要多加關注，適當增加其在證券投資中的比重以實現增值型投資目標，同時也要增加適當低風險或無風險的投資品種達到保證基本收入的目標。在對日常生活水平不會造成較大影響的前提下，可以用家庭成員中一方的資金大膽嘗試多種證券投資手段，并放松心態，強化投資的積極與進步意識。3、處于家庭建設期的工薪階層無論在經濟還是精力上都比家庭形成期的工薪者要更顯緊張，但因為年齡或工作經驗等原因，投資理念更趨理性與成熟，所以在開源節流的途徑選擇上也有了更多的方法。在發展自身的同時，要對小孩養育與培育的費用有充分的估計，同時在證券投資工具的選擇上要集中于比較擅長與熟悉的幾種工具上，不必過于分散。當然，相對而言，如果已經有了證券投資的心得，還可以適當的融資投入比較有把握的證券產品上。4、處于家庭成熟期的工薪者，一方面事業發展進入上升期，工作比較繁忙，投資的跟蹤時間相對較少；另一方面家庭規模比較確定，在經濟收入與支出方面都比較清晰，對未來安排與生活定位比較明了，投資的目標比較明確。此階段家庭的主要開支是小孩的后續教育經費、夫妻雙方的事業發展經費、日常的醫療保健經費等項目。所以應該以溫和進取型投資風格為主，可以在扣除日常消費支出后，先將比較固定的存款轉換成較有保障的國債或基金，以保證孩子上大學的費用，剩余的零散資金投入貨幣市場基金及保險。在投資產品期限與種類的選擇上，可以與小孩受教育的階段性費用支出相對應，形成一個中長期(2年以上)的證券投資策略，目標年收益率要在通貨膨脹率的兩倍以上，并形成長期理財習慣。5、當工薪階層進入家庭細分期時，如果不要額外負擔子女們在經濟方面的要求，又沒有更多消費支出方面的增加項目，可以在證券投資的長期策略基礎上，增加部分短期與中期投資品種，以提高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并能更主動地抓住更多的良好投資機會。當然，在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中，在此階段的工薪者可能要隨時應對子女們在事業與家庭發展等方面的追加資本投入需求，所以還是要準備部分流動性較強的證券投資產品提高資金的變現能力。總體而言，目前我國工薪階層在不同家庭階段，都要先保證實現家庭經濟基本功能，再顧及證券投資的增值功能，切忌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三）以不同風險偏好分類分析

證券投資中的風險主要有市場風險、形勢風險、行業風險、財務風險、管理風險、通貨膨脹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等。一般而言，風險偏好類型的確定主要取決于投資者的年齡、收入、性別、經歷和個性等具體因素。比如，年齡較小的人不怕失敗，所以多為風險趨向型投資者，隨著年齡的增加，對于風險的態度逐漸表現為中立型甚至規避型；收入越高的人們能承受的風險往往比較高，相比而言，收入偏低的人群對于風險大多有回避的傾向。通常認為男性趨于冒險、女性趨于保守，但也有人認為隨著現代經濟生活中男女承擔社會角色的互換及女性在理財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女性也呈風險愛好型；一般人生經歷比較豐富的個體屬風險趨向型，而經歷比較簡單順利的個體屬于風險規避型，自然也有其他因素可能會影響他們在不同情況下的風險選擇。總體而言，工薪階層中大部分人員屬于風險規避型和風險中立型，對證券投資風險的整體承受能力相當有限。只有在對工薪階層的風險狀態基本了解的前提下，才能選擇各自適合的證券投資策略。一般而言，對于風險趨向型的工薪投資者可以增加證券投資新品種的比重，因為往往新產品在高風險的后面也隱含高收益。對于風險中立型的工薪階層可以采取在高、中、低風險型的不同投資工具中設置不同比例以達到趨利避害的效果，當然也可以將資金主要投入風險中等的債券和混合型基金上，這樣可以集中精力，深入分析比較集中的品種，從而獲取更高收益。而風險規避型的投資者一方面可以采取購買國庫券、債券基金、貨幣基金為主的簡單投資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據各種年度報道與評比結果，選擇有較好社會與經濟效益的證券公司、基金公司、銀行等各種金融機構，進行集合型證券投資。相對而言，由于貨幣市場基金與其他低風險理財產品相比較，在收益率相當的情況下，在投資門檻和流動性方面具備明顯優勢，可以滿足偏好低風險理財產品的投資者對資金的高流動性和對收益的穩定性的綜合要求，分析人士指出，貨幣市場基金將繼續成為這部分人群的首選理財工具。當然，隨著人們對基金市場的熟悉，指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均可以成為低風險的證券投資產品。由于工薪者處于不同境遇時，也可能改變風險偏好，所以要在對自己的投資意愿有足夠了解的前提下選擇合適的證券投資策略。

（四）以不同收入水平分類分析

雖然同為工薪階層，但收入水平還是有較大差異。比如以湖南省2005年的工資水平為標準，據統計資料顯示，當年在職人員的平均月工資水平為1503元。以此為標準，比平均線低20%，但高于當地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薪者可以認為是低收入群體。而高出平均水平一定值的工薪階層可歸為高收入群體。低收入者一般會采用比較傳統與保守的方法進行證券投資，比如購買國庫券是他們選擇的主要證券投資方式。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一般投資觀念傳統，家庭理財要求絕對穩健。建議每月做好支出計劃，除正常開支外，可將剩余部分分成若干份進行重點證券投資產品的投資理財，切忌廣而全，頻繁交易。對于風險較大的股票市場，考慮到工薪階層的風險承受能力較弱，專業知識也相對匱乏，可以不做重點考慮。保險、基金和國債等投資產品仍是該收入水平工薪階層的主要選擇。至于高收入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中，可以考慮將大部分資金用于進攻型投資，更大地發揮“錢生錢”的功能。考慮到風險因素，“攻”的資金中又可以分為“穩攻”和“強攻”兩部分。對于穩攻部分，有一定投資理財概念的人可以選擇購買一些市場波動度較小、預期報酬較穩健的證券產品，如混合型基金、大型藍籌股等，力求年收益率達到5%-10%的水平；強攻部分則為某些高風險高收益發證券產品組合。可以考慮在專業理財規劃師的指點下，將部分資金投入各類預期收益率較高的股票上。在證券投資中，既要有對單個股票和債券、基金行情的把握，又要具有投資組合的理念，以適度分散投資來降低風險。總體而言，在為工薪階層制定證券投資策略時，要更多地關注他們的不同需求目的以及對不同價格與風險類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從而在保障他們現有資產與生活水平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實現未來資產價值與質量的提升。

也就是說，工薪階層不論是屬于上述哪種類型或階段，在進行證券投資時，都要具體狀況具體對待，并綜合考慮以上因素進行抉擇。當然，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策略也有共通之處。一旦工薪者決定了要進行證券投資，就應努力作到以下四點來保證策略生效。（一）制定具體可行的各期目標。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計劃，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與經濟實力，確定在不同年齡與時期的投資目標，并在達到預期收益水平時要適時收手，重新選擇下一個目標。

（二）遵照投資理財的基本規律。總體上工薪階層進行證券投資策略時要本著“終身快樂”的原則，也就是要盡量作到“抓住今天的快樂，規避明天的風險，追逐未來生活的更加幸福”原則。在具體選擇投資品種時，要遵循“不要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原則。（三）確定詳細周全的步驟。作為普通的工薪階層，最好要制訂具體的投資步驟，逐步有效的拓寬投資渠道，增加各層次的投資品種，最終實現自己的投資理想。（四）制定穩中求變的策略。投資策略的適應性與創新性是決定投資成敗的重要因素。投資策略有很多，關鍵是要尋找適合自己的投資策略，并在投資實踐中不斷反思與修正。工薪階層如果能真正理解與掌握以上四點，在找到適合自己的證券投資策略基礎上，加強對策略的落實與調整，在投資理財的道路上必然有較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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