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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思想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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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思想

企業經營思想范文1

[關鍵詞] 市場 運行機制 道家 法家 儒家

一、從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構成要素看現代企業經營

從所周知,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中有所謂“看不見的手”之說,即企業個體的自利行為卻有如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對其進行引導,從而從“自利”動機出發達到“他利”的目的。

然而“看不見的手”效用的有效發揮,卻有賴于另一要素――“守夜人”。所謂“守夜人”其實指的是要有強有力的宏觀政府,以完備的法律以及公正的執法精神為手段進行企業自由競爭、平等交易等外部環境構建及維護,進而使得企業個體的自利行為,不至于出現有害于他人的傾向,而始終以效率為惟一目標。然而從市場經濟運行的具體實踐來看,完備的法律安排這一設想卻過于理想。從本質上說,法律制度就是對各種行為主體的利益和責任進行界定和安排,而隨著市場活動的多元化、變動性日趨加劇,法律的制定程序總是無法與交易的變化同步,如此就會導致“守夜”法律的不完備,從而使得行為主體的行為缺乏指導標準。此外即使法律是完備的,而其對于經濟行為的裁決卻要有冗長的程序過程:、取證、訴訟、判決以及執行,這導致其作為交易活動協調者的成本太過高昂,從而降低交易活動的效率,甚至會抑制交易活動的產生。

由此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中,除“看不見的手”與“守夜人”兩個要素之外,我們還必須找到另外一種機制,以消除因法律不完備或協調高成本而帶來的對市場交易活動的阻礙影響。事實上,這種機制就是完備、發達市場經濟中較為常見的倫理經營機制,即依賴于對單純法律外在調節副作用的清楚認知,各交易主體開始重視自身經營的道德和誠信,并逐漸形成內在的經營哲學和觀念――一是不做不應該做的事情,二是努力履行自己認為應盡的道德義務,本文將“不應該做的事”稱為道德黃線,將“應該做的事”稱為道德綠線,因此在市場經濟運動機制中,各微觀主體的活動已不再是僅有法律紅線為底線的區域,而是應為包括法律紅線,道德黃線和道德綠線的三線區域,即分別是“不能做的事”、“能做但不應該做的事”、“應該做的事”。一般而言各市場主體為降低交易成本和避免道德壓力會在離觸犯法律紅線較遠的道德黃線的水平上活動(不該做的),并且相當企業會逐漸向最上面的道德綠線方向進行經營活動(應該做的),以求滿足內心道德原則。既然如此,那么市場經營活動中,法律協調的機會便大大減少,即效率大大提高,從而使得法律協調作用越來越體現為一種紅線警戒功能。

綜上所述,高效率的市場運動機制結構中有三個關鍵點:

其一是經營個體平等交易和自由競爭,宏觀管理者不宜過于干涉。

其二是前者“看不見的手”效用的發揮必須有全面、完備的制度環境作為支撐。

其三是作為制度協調的補充,企業必須以道德和誠信為信條,進行經營行為的自律,從而避免制度他律而導致的低效率。

以上分析的視角是整個經濟活動,然而從企業經營的微觀環境看,企業內部運作也大體如此,首先是企業經營績效有賴各級員工自覺地發揮其智慧,其二是要激發員工的自覺性則必須要有良好的內部制度安排,其三是為彌補制度的高成本缺陷,企業管理者必須依賴諸如“正身以正人”以及團體合作等倫理信念以在精神上激發員工的自覺意識和協作精神。

依賴他人自覺協作,重視各項制度建設及改造以及強化企業內在價值同盟和集體精神,這些能極大提升企業效率的經營思路均能從我國傳統管理思想中汲取營養:這正是“道”家思想中的“為無為”, 法家思想“賞罰二柄派”以及儒家的“修、齊、治、平”等思想

二、我國相關傳統管理思想介紹

1.道家管理思想。道家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起點,將“道”即客觀規律作為萬物周行不貽的根本,據此提出順應客觀規律道法自然的“無為”思想,也就是順性而動,順勢而為,無為無不為的經營方略。同時道家還強調“離一切相,能生萬法”,即只有不斷擺脫紛擾的具體事物,才能超越“小我”達到整體思維、抽象思維的經營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家思想追求通過對現存事物之間外在聯系的解構,以求得對其內在規律的全面、深入把握。

2.法家管理思想。與道家的“無為”以及解構思路不同,法家以“人必自利”為假設前提,并以“賞罰敬信”為原則,進行厚賞重罰,以圖通過對被管理者的物質利益調整而引導其出現管理者期望的目標導向行為。同時,法家管理思想重視“明法,一法、常法”,也即制度必須開誠布公,必須執法嚴明,所謂“法不阿貴”以避免朝令夕改,使人無可適從。此外,法家思想也強調“法與時轉則治,法與世宜則有功”以及“因任而受官,循名以責實”等制度改良以應環境之變的思想。

3.儒家思想。如果說道家思想是試圖解構現存事物的外在物聯系而達“生萬物法”,那么儒家思想則類似于法家思想――試圖加強現存事物之間的聯系以維護整體的穩定性,也就是說,儒、法兩家在此點上,均是通過構建、加強事物聯系作為管理目的,不同的是法家以自利為起點,以法律為手段,追求賞罰“賞罰二柄派”,而儒則以性善為起點,追求個體通過內省,以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自律境界。儒家管理思想以“仁、義、禮、智、信”為行為規范,以“修己”為起點,達到“安人”的目的,即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推之及人,從而感化他人,使組織內人人從“自利”完成到“他利”的轉變,從“他律”完成到“自律”的飛躍,并最終形成融洽的內部工作氛圍。

三、市場經濟環境下,我國傳統管理思想在企業經營中的應用啟示

如前分析可知,我國傳統管理思想中道家的“無為”,法家的“賞罰二柄派”以及儒家的“修齊治平”,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對于我國企業經營均有相當的啟示作用。無為應對“看不見的手”,而“賞罰二柄論”則應對企業制度的規范化、標準化,“修己安人”則應對管理者與員工在經營哲學、價值觀等方面的磨合和統一。由此可見從轉統管理思想中汲取養分有助于企業的效率的提高,競爭力的增強。具體而言傳統管理想具體應用思路如下:

1.道家“無為”思想的應用――企業經營哲學、經營境界的提升和提煉

道家“離一切相,生萬物法”的思想,可以幫助企業建立一種對外部經營環境變化的預測與把握更為透徹的經營哲學和經營境界,即從具體入微的企業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變化中超脫,牢牢抓住關系變化背后的原因,并將各方面變化的內在原因進行系統地梳理和抽象,以謀求對經營環境客觀規律的全面把握,然后據此開展企業的經營活動。此外道家“為無為”的思想同樣對于企業而言大有捭益:“無為”不是不為,而是不妄為、不強為,換而言之,它是指企業經營者首先必須深知其自身必定“有所不知”,即只有自己知其不知,才能放手營造一種寬松的氛圍,讓其下屬各顯其能,從而達到企業無所不能,這也就是所謂的“知不知,為無為”。事實上,企業管理的實質是通過依靠他人完成個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即其中本來就包括了“無為而為”的道理。事實上,企業管理者通過氛圍營造、機制安排和激勵協調的確可以做到不但是“避己短,用人長”,而且是“避人短,用人長”,進而構建一個發揮每個下屬長處、避免每人短處的新的巨型“木桶”,此“木桶”相比完全依賴自己,而自己各方面能力又必然是有長有短的傳統單個“木桶”而言,其容量、創造力不言而喻。

以上觀點,可以由老子的“治大國者,如烹小鮮”一言蔽之――知其不知,方能依賴他人為已不能為者。這種道家的經營境界還可以指導企業打破其固有邊界,與其他相關企業協力抓住市場機會,共同應對市場競爭,這也和當前較為盛行的虛擬組織,供應鏈理論以及競合觀念不謀而合。

2.法家“賞罰敬信,一法,常法、變法”思想的應用――規范的企業制度建設。市場經濟以交易實現價值,因而現代企業以逐利為其目的之一,這是毋庸置疑的。不但如此,企業內部員工,也以“自利”為工作動機之一,這就使得在企業中貫徹法家思想有了自然前提,即以“明法,一法,常法”為手段,進行內部利益的科學、合理分配與調整以激勵員工的工作熱情;以合理的權、責分配,科學的工作流程以及巧妙的人員任用和權力制衡等諸如此類的制度安排與建設,來進行企業員工行為的規范化、標準化導向。事實上,科學、合理的各項制度和機制的構建,也正是“無為”經營思想發揮作用的前提――只有因事設職,因才器用,權責利對等,下屬才能為管理者所用,才能“無為而無不為”。同時,法家思想所倡導的“法與時轉則治,法與世宜則有功”的變革思想,也對企業制度的及時改造有重要影響。此外,用制度進行利益分配,權責委授,決策流程安排也可以使企業運作建立在理性、科學的基礎上,從而避免經營行為的隨意化,使得企業才可能達到長治久安。

3.儒家“仁義禮信,修己安人”思想的應用――先進的企業文化建設。以企業制度作為權責利分配和協調的依據,雖然有助于解決公平和效率的難題,但是僅有制度的協調卻不能徹底解決問題。行為科學流派觀點認為:人不但是“經濟人”,而且還是“社會人”。這也就是說制度對物質利益的合理分配可以激勵員工的工作熱情,但其作用卻是有限的:僅重視員工的物質利益而忽視了其“社會人”欲望。其實后者也能迸發強大的激勵作用,就其機理而言,可以認為員工“社會人”欲望的追求可構成企業進步的另一臺發動機――企業文化力。和以經濟利益為發動機不同,企業員工共同接受的價值觀、行為規范以及在協作生產中形成的團隊精神能使員工自覺團結,自覺互相補合,并以維護共同精神的物質載體――企業的存在及其進一步發展為工作的目標。于是企業的生命力更為旺盛,凝聚力、感召力更為強烈。而僅有物質利益的刺激則不同,一方面,企業為刺激員工動力,成本高昂;另一方面,過于強調條物質的刺激也有可能使得員工退化成“經濟人”即唯利是圖,從而加速企業價值同盟的瓦解。應用“仁義禮信”,以“修己”為始,達到“安人”目的,正是本著以對現存制度進行倫理分析和倫理改造為契機,謀求情法相融,并進而使員工自律遵循,從而降低制度外在調節必不可少的成本支出。

營造和諧經營氛圍,凡事仁義禮信當先,形成基于共同信念的信仰同盟,諸如此類的儒家思想在企業經營中的應用,恰恰是現代企業中企業文化的建設過程。作為企業制度作用的補充,同時也作為企業制度的倫理基礎,企業文化對于企業成員的柔性管理效用,在當代企業經營實踐中體現的越來越突出。

四、結束語

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企業的經營活動必然受到市場規律的要求的影響。然而無論是“無為而為”、制度協調,還是團體自律,這些均可以在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中汲取營養。由此也形成了市場環境下,中國式企業經營管理之道:“無為”以賴眾人之智,“賞罰”以驅眾人之力,“仁義”以聚眾人之心。

參考文獻:

[1]王方華 高 松:道家_儒家_法家思想對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啟示[J].上海管理科學,2004. 5

[2]顧文濤 李東紅 王以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邏輯層次[J].經濟管理 2008.7

[3]《老子》

企業經營思想范文2

[關鍵詞] 精益生產 制造企業 全員參與

一、引言

精益生產的觀念現在已經在各個行業,特別是制造業中得到了廣泛的接收和應用。它所關注的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識別和消除整個運營過程中的非增值步驟。精益生產的概念最初是以豐田汽車的生產系統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但其體系發展到現在,“識別和消除浪費”這個理念實際上已經被應用到了企業運營的整個過程中,包括前期的設計開發、中間的生產制造以及后端的市場銷售等等各個環節,無論是制造型的企業還是服務型的企業都是如此。美國管理協會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提出,對于非制造流程來說,完成業務流程所需的時間是衡量其實施質量的指標,也即要求我們來識別這些流程中的非增值步驟并予以剔除。

其次是增加生產制造的靈活性。盡可能使用通用型的設備而非專用設備來進行生產,以增強生產線的柔性,希望以盡可能低的投資來實現產能的擴充;包括在產品在更新換代時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所需的設備投資、更新,以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其實這個概念同樣不僅僅只適用于生產現場。在產品設計階段就考慮到產品的可制造性以及投入生產后生產現場所能實現的靈活性業已成為許多公司對于設計開發團隊的要求。

最后,建立連續流或拉動體系并按需生產。按照精益生產的理念,理想的生產進度應該是按照客戶的需求節拍進行安排,而在生產現場,庫存和生產進度信息傳遞則是通過看板系統來完成,在整個生產系統中追求實現單件流和物料的連續不停頓的流動。

二、實施精益生產中面臨的主要實際問題

但是,在企業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一些實際的問題,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包括:

1.客戶需求信息的獲得及其準確性

要實現物料的連續流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明確知曉客戶需求的節拍時間(TAKT Time),但在元器件制造行業,特別是目前市場需求變化瞬息變化的情況下,很難獲得準確的需求信息。大多數產品需求預測的準確性甚至低于30%,因此很難計算節拍時間,而只能根據實際獲得的訂單來安排生產。

2.生產員工的流動性

要實現生產系統的柔性,設備和工裝夾具的通用性是一方面,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前提是生產員工的多技能及其穩定性。其實,麥沃克教授在在《改變世界的機器》一書中提出精益生產這個概念的時候,已經提到過當時豐田汽車公司發展出其獨特的生產系統是基于當時的一些特殊條件,包括資金匱乏以及操作員工的熟練程度等若干方面。但目前國內制造企業的實際情況是,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一線員工的年流動率可能超過50%,因此要進行員工的多技能培訓就比較困難。企業所擔心的是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在培訓上,但付出和獲得可能得不到有效的平衡。

3.企業人員的觀念

在企業內部成功推行精益生產的必要前提是全員參與,但在實際中可能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員工對于精益生產的觀念的接受。這可能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做法流于形式。譬如對于5S來說,其精髓在于提高效率,但在實際操作中會更多地關注表面的整潔光鮮,反而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在打掃衛生上,得不償失。現場人員必須認識到清潔只是5S的一個方面,但整理、整頓等要素也同樣重要。大家如果沒有看到效果,自然也就會失去信心,反而可能不利于今后工作的開展。

其次,雖說精益生產的目的是提高生產效率,但人總有惰性,推行新的理念和做法總會改變員工的現有狀態,甚至對其利益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因此較難獲得所有員工的支持。

三、解決方案的討論

針對上述這些情況,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幾個方面來提高精益生產的實施效果:

對于需求信息的不清晰準確,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兩個措施來加以改善。一是工具的靈活運用,針對于很難對成品進行預測的生產工廠而言,可以把“看板”或者“超市”等工具應用到原材料或者半成品上。即使成品的需求起伏很大,可以檢察是否大多數成品所需的原材料是相同的,并且這些主要原材料的需求是相對穩定的。這同樣也適用于半成品,通過提前準備等措施來減少交貨周期。另外,我們必須認識到精益生產不單單是運營單位的責任,它同時也要求銷售或其他部門的參與。位于信息流上游的銷售部門的責任不應該只是簡單地把產品推銷給客戶,他們也有責任與運營單位溝通客戶或市場的需求信息。沒有銷售部門的需求信息,生產節拍也無從談起。

對于生產一線員工的高流動性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客觀的事實存在,而且在目前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公司通過提高薪資待遇來達到降低流動率的做法也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有針對性地重點培養生產一線管理人員(例如線長、班長、生產主管等),甚至可以把優秀的生產員工轉換為專職的精益工作者等方法來加以解決。相對辦公室人員而言,他們的教育程度可能不算很高,在高端人才市場的競爭力相對較弱,因此一般會在現有職位工作較長時間。而他們對生產現場又非常熟悉,容易產生切合實際的改進方案,且能夠有效帶動一線員工進行改善項目的開展。所以對這些人員的培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企業內部進行精益觀念的灌輸并形成文化的改變是成功實施精益生產的必要且最重要的前提。首先,推行精益生產必須獲得到生產現場高層領導真正的理解和絕對的支持。許多集團公司推行精益生產,但在具體到每一個工廠實施的時候,政策的貫徹會受到工廠高級管理層的個人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差異。同時,由于精益生產要求在全廠范圍內跨越各個職能部門的實施,因此每個企業的中層領導的支持參與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管理層的真正的理解、支持和參與,精益生產最終可能會流于形式。在有些工廠里,所謂的精益生產就是無論是否有利于生產線的平衡、生產節奏的控制或質量的改進,就把所有的報表都張貼出來;或者只是使用精益管搭建工作臺面,簡單地把生產線布局由直線型改變成U字形,而所有的這些工作沒有經過事先認真仔細的分析。這些工作可能可以應付走馬觀花式的參觀,但對于生產現場基本沒有什么改善意義。因此,對于工廠的領導層的培訓是必須的,而且最好能夠進行定期的重復培訓和交流,進行理念的灌輸,培養紀律,甚至可以要求每個部門經理定期親自領導改善項目。只有他們真正接受精益生產的理念并積極參與,才能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使精益生產能夠真正在企業得到推行實施。

其次,推行精益生產可以由生產現場外部的人員和內部人員共同推行。一般來說,由產生現場外部的人員來進行的話會較少考慮到生產效率以外的因素,有利于克服人的惰性,適用于相對較大的突破型項目。而現場內部人員可以開展一些較小的“改善”的項目,同時負責大規模更新后的維持,保證改善的效果得以維持并持續改進。

最后,形成全員參與的文化環境也是絕對必須的。這可以通過幾個方面來提高。一是培訓,讓員工真正了解精益生產的理念和目的;二是增加溝通,使員工更逐漸適應變革的環境,并能夠參與到其中;三是建立合理的獎懲措施,包括對進行改善項目的團隊進行評比并給予適當的獎勵,也包括提高多技能員工的薪資水平以激勵員工樂意進行個方面的提高,同時降低員工的流動率。

四、結論

我們必須認識到精益生產在制造企業中的推廣和實施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在這一過程中,關鍵要做到所有的職能部門都理解并圍繞統一的目標展開工作,通過培訓改變員工觀念,選擇合適的人員擔當推行的主力并保證全員參與,另外,有效的激勵機制以及領導層的全力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相信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我們可以對精益生產本身的實施進行“改善”。

參考文獻:

[1] 詹姆斯•P•沃麥克:改變世界的機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1,54-82

[2] 詹姆斯•P•沃麥克:精益思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05,9-28

企業經營思想范文3

關鍵詞:中央企業;股權結構;經營業績

中圖分類號:F27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45-07

所有權結構對公司治理和經營業績有重要影響(short,1994;Shleifer and Vishny,1997)。策略管理文獻認為,所有權結構與經營業績方面有關(Oswaldand Jahera,1991)。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研究結果發現,分離的所有權與控制權促使經理人采取多樣化策略,而這種策略很可能會降低公司價值。另一方面,公司大股東有動力監督并激勵經理人,提高公司經營業績。

目前國內針對所有權結構與公司經營業績之間的研究,均是以全部滬深A股(或滬A股、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很少單獨研究某一性質的股東對控股的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影響。筆者認為,直接把依據整體樣本得出的結論套用于特定性質所有者。很可能使預測結果出現偏差。因此,有必要把具有共同特征的所有者作為獨立樣本單列出來分析。

本文將通過定性的理論闡述和數量模型,分析中央企業持股比例對該控股上市公司的影響。全文共分四個部分:一、所有權結構與公司經營業績的理論分析;二、樣本選取和數據特征;三、中央企業持股比例對其控股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影響的實證分析;四、全文總結和需要改進之處。

一、所有權結構與公司經營業績的理論分析

(一)所有權結構與公司業績

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圍繞人理論展開的。Shleifer和Vishny(1997)的文章從理論上分析了委托人(所有者)與人(經理)的關系。經典的解釋是委托人(所有者)要求公司價值最大化(同時文獻中假設所有者除了利潤最大化以外就沒有其它目標了),而經理有其它的目標(高額補償、豪華辦公條件等等),從而產生委托一問題。人理論還研究了所有者與經理之間行為沖突的結果,并且指出公司所有者控制機制(如監督系統、經理人所有制、債務壓力、產品市場競爭等)將引導經理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

所有權結構通常稱為“股權結構”。它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公司所有權結構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持股比例(或稱為股權集中度),一般分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前三、五、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中小投資者持股比例等等;二是持股股東性質,如政府、機構投資者、銀行持股等等。不同的所有權結構對公司經營業績產生不同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國內已經有諸多文獻研究所有權結構與上市公司業績的關系,部分研究結果如表1所示。由于本文將深入探討中央企業持股比例對其控股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影響,所以表1中就分別列出公司持有國有股比例、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經營業績的關系。

國有股是國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數文獻認為,由于多級關系的存在,股權所有者不能對企業實行有效的控制與監督,相較于私人企業,國家股股東在公司治理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政府過多地參與企業經營,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政府干預下的股東治理模式。這種治理模式不能激勵公司按照市場化運作,阻礙了公司業績的提高。不過,從實證結果看來,公司的國有股比例與公司業績的關系是不確定的(見表1第三列):多數研究結果支持了公司的國有股比例與公司業績的負相關關系;不少研究結果也表明二者呈U型,即當國有股比例較小或較大時,有利于提升公司業績。

文獻定性地說明了股權集中度與公司業績的不確定關系。一方面,大股東可以依靠控股股東的地位,損害到公司及中小股東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小投資者更趨向于做“搭便車者”。而大股東(尤其是控股股東)則更有動機和能力去監督經理人。事實上,由于公司的自然屬性各不相同,加之公司經營活動的復雜性,大股東對其的監督成本和監督效果也不相同。國內外的實證研究也反映了這一點。Bede和Means(1932)認為所有權集中度與會計利潤之間的正相關關系。Demsets和Lehnl(1985)發現,當控制某些變量時,所有權集中度與會計利潤之間的關系不顯著。Thomsen和Dedersen(2000)的研究則認為公司的經營業績是公司最大股東份額的呈倒U形狀的函數(即先遞增,后遞減)。同樣,國內文獻也顯示出這種不確定性(見表1第四列)。

筆者認為,已有的所有權結構研究成果對專門分析國有股比例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存在其天然的缺陷:第一,2006年以前,國內A股市場劃分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這樣計算出來的第一大股東比例不準確;第二,多數文獻并未細分出行業影響因素,即使有的文獻分離出行業因素,也把上市公司按行業分類,并把它們分開討論。在這樣的樣本中,照搬已有的研究結果分析第一大股東比例持股對上市公司的影響,甚至討論第一大股東的最優持股比例,顯然會產生系統性的偏差。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特征

(一)樣本的選擇

本文選擇中央企業在國內A股市場交易的控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基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中央企業控股股權為國有資產,這部分股權在股權分置改革以前均為國有股性質,使得文章的實證結果可以與文獻研究結果相比較。二是這些上市公司有相似的背景。一方面它們的控股股東均為中央企業,受到相似的政策因素的影響。比如中央企業建立經營負責人制度,外部董事制度也會對其控股公司產生影響。雖然這種影響效應大小不同,相較于非中央企業控股公司,∞樣本公司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這部分上市公司在生產、銷售方面存在著利用集團優勢的可能性,從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潤,進而提升企業價值。

(二)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的所有者結構變量的選擇及數據特征

1.所有權結構變量的選擇

本文樣本均為中央企業所控制的上市公司,也就是說持股股東性質為國有企業持股。明確了持股股東性質以后,對所有權結構的研究演變為股東持股比例的研究。因此,本文選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為變量。樣本數據是樣本2006年報所示的第一大股東比例。選擇這個變量及數據的原因有二:一是本文僅把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所有者結構的變量是由研究對象所決定的。中央企業作為這些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也是它們的實際控制人,對公司的經營業績更加關心,更加有動力去監督這些上市企業的經理人。雖然持股比例包含許多方面的內容,如把前三大股東、前五大股東作為變量,鑒于本文研究對象的第一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戰略決

策、發展方向等影響較為明顯(甚至有決定性作用),其它股東的影響則較小。相反,如果不顧樣本的實際情況,按部就班地仿效以往的研究,選取其它前三、前五大股東為變量,降低了本文的針對性。二是到2006年年末,我國上市公司基本完成股權分置改革,非流通股通過一定的對價方式轉變為流通股,使國內A股市場的證券實現全流通。通過股權分置改革以后,文章獲得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數據也比較準確。

2.數據特征

實際上,中央企業并非直接持股,而是通過下屬的二級、三級公司持股。也就是說,上市公司名義上的第一大股東是這些二級、三級公司。不過,本文在計算第一大股東比例時,直接把中央企業認定為最終持有人。樣本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分布如下表2所示。樣本共有196個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平均值為42.1%,最小值為8.7%,最大值為79.73%,標準差為14.95。

與2000-2005年樣本上市公司的股東持股相比較,部分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的名稱及持股比例略有一些變化。第一大股東的調整主要源于國有企業改革,國資委的成立,使國有企業的歸屬發生改變;同時我國證券市場的股權分置改革使得其持股比例發生變化。除此以外,樣本的第一大股東及其持股比例基本沒有大的改變。

(三)中央企業控股公司的經營業績變量(被解釋變量)的選擇

公司經營業績一般采用三個指標來表示:托賓Q值、資本回報率(ROA)、銷售增長率。但本文不采用托賓Q值指標。雖然托賓Q值被國內外文獻廣泛使用,但本文不采用托賓Q值指標。一方面,雖然上市公司的股權分置改革基本結束,但非流通股份在市場上流通還存在限售條件,證券市場真正交易的比例不高,因此,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難以反映其市場價值。另一方面,公司資產的重置價值也難以估算。在這種情況下,托賓Q值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的績效。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利潤表指標總資產報酬率(ROA)、核心業務總資產收益率(CROA)、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率(sAL_GIRTH)三個指標來衡量公司的經營績效。總資產報酬率(ROA)是息稅前利潤與平均資產總額的百分比,由于各公司不同的資本結構和稅收政策對凈利潤的影響程度不同,用凈利潤計算的收益率指標可比性較差,而采用息稅前利潤則克服了這個問題。息稅前利潤計算資產收益率也能夠更好地體現財務匹配原則,分母是權益人和債權人的總投入,分子是可供權益人和債權人分配的總利潤。公司核心業務總資產收益率(CROA)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ROA指標被公司通過非核心業務(即不可持續的、投機項目等)進行利潤操縱的缺陷,也稱為“主營業務資產回報率”。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率(SAL_GRTH)是指定報告期主營業務收入相對上年同期的增長百分比。

(四)其它控制變量的選擇

1.行業控制變量

樣本企業處于不同的行業中,企業經營業績好壞與其所在行業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如行業本身發展的進程或行業景氣因素。因此,討論所有權結構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時,需要剔除行業差異因素。首先應該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行業,然后把樣本企業劃入不同的行業中。本文把樣本按Wind行業三級行業進行分類(見附錄),并選擇Wind行業三級行業指數作為行業控制變量。Wind行業分類分為四級行業。一級、二級行業所分的行業過粗,難以體現出企業所屬行業,如二級行業中把沖核科技(000777),航天動力(600343)、火箭股份(600879)、中國衛星(600118)、航天晨光(600501)、航天電器(002025)、西飛國際(000768)等等都歸于“資本貨物”;而在三級行業中,中核科技、航天動力、航天晨光歸屬于“機械”,火箭股份、中國衛星、西飛國際歸屬于“航天航空與國防”,航天電器歸屬于“電氣設備”。Wind行業四級行業則把企業所屬行業過于細分,這樣使行業指數中包含的樣本數過少,難以體現行業的整體發展趨勢。

Wind三級行業共分55個行業,樣本中的行業并未涉及全部行業,僅分布在35個行業,其主要集中在電力、電子設備、航運、國防、石油化工、機械、礦場、汽車。這些行業指數大多以1999年12月30日1000點為起始點,航空貨運與物流、燃氣、多元電信服務等幾個行業從其它時間開始計算。樣本數據以2006年公司年報為準,因此行業解釋變量以2006年12月31日當天行業的收盤指數計算。

2.資產負債率控制變量

三個衡量公司經營業績的被解釋變量(ROA、CROA、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率)運用的是總資產的概念。因此,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權益、負債比率與公司的經營業績高度相關。比如當公司過多的使用負債進行經營時,在短期內可能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從而提高被解釋變量的數值,但從長期看來,高負債的運作模式很可能損害公司的內在價值。因此,本文選取資產負債率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三、中央企業控股公司的所有權結構 與公司經營業績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模型及假設檢驗

1.樣本進一步篩選和模型

為了使回歸結果盡可能反映一般的正常運行企業的情況,避免經濟意義上已經破產的企業對結果的影響,還需要對研究樣本進一步篩選。需要剔除具有以下特征的樣本上市公司:一是被特殊對待(st)的上市企業;二是非人民幣交易的上市公司(國內B股及中央企業海外上市公司);三是正在進行企業改革的上市公司。因此,實際回歸的樣本共196個中央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其均為正常運行的企業。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Square,OLS)方法進行回歸。模型是,其中y為被解釋變量,x為解釋變量,v為隨機變量。y是表示公司的經營業績,由于本文采用了三種表示經營業績的指標,所以在實證分析中將分三個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2.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

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如表4所示。從表中的數據可知,三個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最大值相關系數為0.1145,因此可以認為變量之間基本不相關,即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較小。

3.假設檢驗

β1原假設H0:β1≥0;被擇假設H1:β1

β1是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stown)的系數,本文認為第一大股東更有動力和能力監督控股上市公司的經營行為,并激勵經理人提高公司經營業績。同時,中央企業對這部分以股權形式存在的國有經營性資產有增值任務。這樣看來,fstown的系數應該是正數。

β2原假設H0:β2≥0;被擇假設H1:β2

β2是行業因素(ind)的系數,表示當行業越景氣,該行業的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也就越好。因此,

原假設為正數。

β3原假設H0:β3≤0;被擇假設H1:β3>0

β3是資產負債率(adrate)的系數,adrate在0和1之間,其越接近1,表示該公司的負債越多。雖然公司通過負債的方式,可以擴大經營規模,在短期內提升公司經營業績。但本文認為,從長期看來,過高的負債增加了公司的運營風險,將有害于企業內在價值。因此,原假設為負數。

(二)實證結果

本文選擇2006年12月31日為橫截面數據,使用最小二乘法(OLS)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下表5所示。

實證分析選擇了3個被解釋變量表示公司經營業績,用三個模型進行回歸。從表5中的實證結果知道,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率(SAL_GRTH)作為公司經營業績的被解釋變量,其回歸結果未通過F檢驗。總資產報酬率(ROA)和核心業務總資產收益率(CROA)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顯著。總資產報酬率和核心業務總資產收益率的解釋變量的符號相同,且回歸系數顯著。

(三)回歸系數分析

1.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fstown)系數

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fstown)系數顯著,且擬和系數為正。從回歸的數據來看,第一大股東對ROA的貢獻更大一些,每提高l%的持股比例,ROA則可以平均提高0.0662,而CROA可以平均提高00575。這說明中央企業對其上市公司增加持股有利于該上市公司業績的提高。

2.行業(ind)系數

行業因素對公司經營業績的影響為正,且顯著。這說明行業越景氣,對公司經營業績越有幫助。行業(ind)系數對解釋變量(ROA、CROA)的影響大致相同。行業指數每提高1點,ROA則可以平均提高0.0022,而CROA可以平均提高0.0225。行業指數對核心業務的影響會更大一些。這也符合預期,因為行業系數本身就是按照該公司的主營業務來計算的。

3.資產負債率(adrate)系數

資產負債率(adrate)擬和系數為負,且顯著。這表明公司的負債對公司的價值有負面影響。資產負債率每增加1%,ROA將減少-0.0643,而CROA將減少-0.058。CROA比ROA受到的影響小。這說明金融機構或經營關聯單位更愿意貸款給這些公司,讓它們有更寬松的環境發展核心業務。實際上,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率的資產負債率的擬和系數為正,雖然其t值稍小,也并不顯著,但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以下事實:較高的負債有可能在短期內提升公司的經營業績,但在長期內并不能提高公司的價值。

四、全文總結和需要改進之處

企業經營思想范文4

[關鍵詞] 老子 競爭戰略 守柔 弱勢企業

老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他所著的《老子》(又名《道德經》)不僅是一部哲學巨著,而且涉及到政治學、軍事學、管理學等諸多學科,對古今中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老子》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話是“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為而不爭”的思想對于現代企業尤其是對于在市場競爭格局中處于弱勢的企業而言具有直接的啟迪意義。

實力強大的企業,由于在資源、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所以在競爭中往往處于領先或優勢地位。而弱勢企業往往人力資源和資金不足,產品規格少,品種不多,市場關系單一,很難同實力強大的企業進行直接的對抗。因此,對于弱小企業而言,首先要思考的是在人員、資金、技術都不占優勢的情況下,靠什么生存和發展。本文論述了老子“為而不爭”思想及其對弱勢企業市場競爭的啟示。

一、“守柔曰強”的戰略原則

老子從世間萬物強弱轉化中看到了柔弱的表象后潛藏的強大的生機。他認識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七十六章),“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同上),“強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兵強則滅,木強則折”(七十六章),“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同上)。因此他主張:“守柔曰強”(五十二章)。

弱勢企業要想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提高認識,保持良好的心態。在蒙牛乳業創立初期,面對著眾多強大的競爭對手,尤其是聲名日上、近在咫尺的內蒙古伊利乳業,蒙牛要成為脫穎而出的黑馬談何容易?但事物總有兩面性,伊利既是強大的競爭對手,同時也是蒙牛學習的榜樣。于是,“創內蒙古乳業第二品牌”的戰略指導思想萌生了。世人皆知內蒙古乳業的第一品牌是伊利,可是內蒙古乳業的第二品牌是誰?沒人知道。蒙牛一出世就提出創“第二品牌”,這等于把所有其他競爭對手都甩到了腦后,而且又不至于以卵擊石,實在是高明的“守柔曰強”戰略。

二、“上善若水,善于示弱”的戰略方針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八章)老子“上善若水,善于示弱”的思想對弱勢企業明確戰略重點有很大的啟示。弱勢企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爭有所不爭,要量力而行,找準定位,集中力量,重點突破。

任何一個企業,無論其實力多么強大,都無法在所有市場和所有產品領域做到盡善盡美,總有其缺陷和不足之處,而這些缺陷和不足恰恰為弱小企業提供了可乘之機。“最好的市場是那些競爭對手尚未涉及的或是準備不充分的市場”。弱小企業要想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必須避免與強大的對手進行正面交鋒,針對競爭對手尚未涉及或者是準備不充分的市場盲點,尋找側面進攻的機會,開發那些與之不同或是被對手所忽略的產品,然后集中所有的資源,打造在這一細分市場上的領先優勢,等積聚了足夠的實力之后,再向競爭對手進行全面進攻。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超級市場的經理大都堅信“大即是美”的經營哲學,于是競相建立擁有大面積停車場的大型超級市場。但經營食品零售的7―11店卻依靠小批量種類和較長的經營時間與超級市場競爭,迅速發展起來,成為該行業的佼佼者。中國的海爾集團也是上善若水、為而不爭的好例子。其創牌之初,一些傳統名牌冰箱、洗衣機大企業長期壟斷市場,產品供不應求,一般雜牌產品則無人問津,紛紛敗北。他們在認真的市場調研之后,決定避開名牌大企業的壟斷優勢,不和他們搞全面競爭,而是避實就虛,集中人、財、物等資源設計、生產海爾智能型冰箱,以低于名牌冰箱5%左右的滲透價格打開了通向市場的道路,迅速占領一個市場面,形成較大的生產規模,為“海爾”的全面騰飛奠定了基礎。

三、“柔弱勝剛強”的戰略目標

老子的“為而不爭”其實是不爭之爭,貴柔、守柔為的是“柔弱勝剛強”(三十六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于天下之至堅。”(四十三章)“柔弱勝剛強”應當是弱勢企業的戰略目標,即弱勢企業應當努力以柔克剛、以弱勝強,戰勝自我并戰勝競爭對手。

海爾早期提出的成長理念“居危思進”和競爭觀念“創名牌”、“爭第一”,就體現了弱勢企業超越自我、由弱變強,進而超越對手、以弱勝強的思想。2003年10月16日,“神州五號”順利返回,幾小時之后,伴隨著“舉起你的右手,為中國喝彩!”的口號,蒙牛“航天員專用牛奶”的廣告便鋪天蓋地出現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大城市的路牌和建筑上,全國30多個城市的大街小巷。“神舟五號”載人航天,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對于企業發展來說,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搭載機會,誰占有它,誰就擁有無可比擬的制高點。蒙牛抓住了這個機會,實現了“柔弱勝剛強”的戰略目標。

四、“曲全”的戰略部署

老子還主張弱者采取以曲求全、以屈求伸的策略,因為“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二十二章)反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九章)因此老子認為要最終成全事業,必須使自己處于虛曲之處,應當和光同塵、以賤為本、以下為基,如此才能“曲則全”,正如“江海所以能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六章)

弱勢企業面對強大對手時,也應當委曲求全,盡量避免成為對方攻擊的對象,若能與對方結成戰略聯盟就更有積極意義。微軟公司初創時只是一家小型企業,為了走上正規發展的道路,比爾?蓋茨等人總在想法子成為老牌的IBM公司的合作伙伴,1980年,微軟公司與IBM公司簽訂了協助IBM公司開發軟件的合同,從而借助強大的IBM公司的力量實現了迅速起飛。

五、避鋒蓄銳,待機而動的戰略措施

老子提出了“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六十三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未,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這種謀略往往是為處于弱勢的一方設計的,它提示人們常學會在縫隙中求生存,善于避開競爭者的鋒芒,靜觀時局變化,積蓄力量,等待時機,要求管理者要具有“臥薪嘗膽”精神,從一點一滴做起,鍥而不舍地去達到管理目標。

早在1962年,當美國的許多計算機生產廠家都把研制和生產的重點放在大型計算機上的時候,史蒂夫?喬布斯和斯蒂芬?沃茲尼克瞄準了機會將注意力集中到個人計算機上。喬布斯賣掉了自己的金龜牌汽車,沃茲尼克賣掉了心愛的計算機,才湊了1500美元。這兩位年輕人利用業余時間在喬布斯父母的汽車庫里辛苦地工作著,直到1976年,終于研制成一臺家用電腦,命名為“蘋果1號”。當他們將這臺電腦拿到俱樂部展示時,結果一下子訂出去50臺。1977年他們成立了“蘋果計算機公司”。到了1981年,蘋果計算機公司生產的個人計算機已占據了美國個人電腦市場的41.2%,公司進入世界500強,名列第411位。一年之后,年輕的蘋果公司一舉躍到了第291位,其速度之快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蘋果計算機公司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一系列謀略策劃都契合了老子“貴道柔弱”,避鋒蓄銳,待機而動的戰略思想。

總之,弱勢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既要有敢于競爭的精神,更要善于選擇和確立得當的競爭策略和戰術。老子的哲學正是弱者的哲學,他為而不爭的思想,為弱者由弱變強、以弱勝強提供了精神和智力支持。

參考文獻:

[1]許杭生:老子評傳[MJ.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第29頁

[2]李晴華:試析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及其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J].經濟師,2001,(10):135

[3]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4]王志敏:弱小企業靠什么生存和發展[J].商業經濟,2004,(3):52-53

企業經營思想范文5

關鍵詞:頁巖氣藏 偶極橫波成像測井 氣流阻力

偶極橫波成像測井(DSI)是斯侖貝謝公司繼長源距聲波測井之后的新一代全波測井,與以往的長源距聲波測井相比,其接收探頭增多,間距變小,聲波頻率變低(DSI單極全波除外),增強了地層橫波信息的探測及斯通利波的記錄,因此,它在評價薄儲層、裂縫、氣層、井周附近的地質構造等方面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基于此,本文探討運用DSI偶極橫波成像測井技術對頁巖氣進行開采。

一、頁巖氣藏的壓裂理論

目前認為實現頁巖氣藏高效開發的重要前提就是在目的層形成復雜的裂縫網絡。在施工過程中盡可能多的溝通天然裂縫,使得滲透率極低的基質在擴散作用下釋放的氣體通過裂縫的溝通提高流動能力。最終整個改造層位形成溝通頁巖氣藏和井底的大型復雜縫網系統,盡可能地增大頁巖儲層改造體積。

頁巖儲層中大量存在的天然裂縫和水平應力間的較小差異是形成復雜裂縫網絡的重要地質條件。當壓裂液進入地層,超過巖石抗張強度后形成張性縫,這與常規壓裂一致;但由于充填脆性巖石礦物的天然裂縫在有效應力超過抗剪強度時,天然裂縫也會繼續延伸,形成不同于常規雙翼平面縫的復雜裂縫網絡。

二、利用DSI評價裂縫的有效性

橫波測井之所以為人們所關注,是因為橫波信息是在油氣勘探與開發中所需要的一種重要資料,利用它可以確定鉆井地質剖面巖層巖性,判斷含氣儲層,尋找裂縫性儲層,研究儲層物性,計算巖石彈性模量,進一步研究巖石的機械特性,應用于鉆井、采油工程給出巖石的破裂壓力梯度,以制定合理的工作技術方案。

1.聲波波形

裂縫可導致聲波信號的不連續,即在裂縫處發生反射和折射。由于這些反射和折射波比原始波到達晚,在聲波變密度圖上就成為干涉圖形,這些干涉圖形可定性地視為人字形圖形或時間上的相移。

2.斯通利波能量

斯通利波能量——歸一化能量差。通過組合陣列聲波多接收器信息,對比全井段所接收的全波列,各個波形幅度隨深度的變化可能是由于巖性、裂縫、井眼擴徑等因素造成。張開縫將造成斯通利波能量減小,用軟件GEOFRAME可計算出某2個接收器之間能量衰減的大小,可基本消除井眼等因素的影響,并且其垂直分辨率可達6in*以上,此時能量損失指示的是滲透性地層,且其對應的是具體的深度點而不是深度段。與井眼成像技術組合,可用來識別裂縫及評價裂縫的有效性,而且幾乎不受裂縫傾角的影響。

3.斯通利波反射系數

由于張開裂縫在地層中產生明顯的波阻抗界面,斯通利波遇到穿過井眼的裂縫時,其部分能量被反射通過處理采集的斯通利波波形,可以計算反射系數。用DSI定量分析接收到的反射斯通利波,可以計算出斯通利波的上下反射系數和反射點的準確位置及強度。在井眼條件較好時,反射系數能很好地指示低角度縫或巖性突變。DSI的處理可分成2部分:第1部分為直達斯通利波和反射斯通利波的波場分離;第2部分計算反射系數(即反射能量與入射能量之比)。

三、DSI偶極橫波成像測井在頁巖氣藏裂縫識別中的應用

由于裂縫中流體的影響,平行裂縫走向偏振的橫波傳播速度要大于垂直于裂縫走向偏振的橫波傳播速度,平行裂縫走向偏振的橫波能量衰減要小于垂直于裂縫走向偏振的橫波能量衰減。如果橫波偏振的方向與裂縫走向成一定的交角,橫波將分裂成偏振方向平行于裂縫走向的快速高能橫波分量和垂直于裂縫走向的低能慢速分量。快、慢橫波的能量差異和速度差異通常用各向異性百分比來表示

(1)

式中

-能量各向異性百分比,無因次;

-快橫波的能量,J

-慢橫波的能量,Jo

(2)

式中

-時差的各向異性百分比,無因次;

-慢橫波的時差,μs/m;

-快橫波的時差,μs/m;

用橫波分解和四分量旋轉技術可以提取快、慢橫波的時差,指示快速橫波的方位,進行快、慢橫波的能量處理。

影響橫波各向異性的地質因素很多,如儲層參數的各向異性,水平地應力的各向異性,都會引起橫波各向異性測井響應,具體情況應結合頻散圖進行分析。利用頻散分析技術交叉偶極資料進行分析,根據不均衡的地應力引起的各向異性地層中快、慢彎曲波的頻散曲線交叉,而固有各向異性地層中快、慢彎曲波的頻散曲線平行來識別地層各向異性的類型。

DSI各向異性是通過交叉偶極(BCR)方式獲得快慢橫波的時差和偏轉方向,進一步定義為快慢橫波速度(或能量)之差與速度(或能量)之和的百分數而得到的,它反映了巖石各向異性的強烈程度。但是,影響巖石各向異性的因素很多,包括巖性的變化、巖石結構和孔隙結構的方向性及變化、某種物質定向排列和分布等,因此,必須結合其它測井資料,在分析引起各向異性原因的基礎上進行地質解釋。

四、總結

1.聲波和斯通利波能量對裂縫極為敏感,DSI測井儀提供的高質量體波和斯通利波信息為裂縫與油氣識別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2.利用DSI資料可以準確地提取斯通利波,判斷頁巖裂縫的有效性;

3.有效裂縫在橫波各向異性圖上的橫波各向異性特征強,反映出儲層的滲透能力大小,可用于定性分析裂縫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1]褚會麗,檀朝東,等.天然氣、煤層氣、頁巖氣成藏特征及成藏機理對比[J].中國石油和化工,2010,9.

企業經營思想范文6

[關鍵詞] 葉適;經濟思想;創新;溫州經濟模式;溫州精神

[中圖分類號] F09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6-5024(2006)10-0127-03

[作者簡介] 晏國彬,南昌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高教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

談振興,南昌大學教務處實驗師,研究方向為高教管理。(江西 南昌 330047)

葉適(1150―1223年),字正則,世稱“水心先生”,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永嘉學派集大成者。在其思想體系中,最具特色和影響力的是經濟思想。其經濟思想是中原文化的發展流變與東南地域社會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體現出特立獨行、反叛傳統的務實創新精神。

一、葉適經濟思想的創新與價值

1.義利并存: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葉適說:“‘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闊”的評價,無功利的道義被認為是“無用之虛語”,這是對傳統儒家的義利觀進行的深刻修正,體現出極其鮮明的反傳統傾向。

“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必世而后仁”,“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葉適充分肯定人對物質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認為圣賢與小人的區別就在于能否給民眾以切實的利益,為政之道在于對民眾的物質利益追求只可疏導而不可人為堵絕,否則將喪失民心,引起政治動亂。“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則沮天下之望;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爭。”因此,他提出了義利并存的新價值觀,主張結合事功講義理,“成其利,致其義”,把義理與功利相結合,以功利為基礎,實現利義統一;“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使“義”成為養“利”的手段;“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使功利與仁義并存,物質生活與道德生活相統一。

葉適講求實效、重視功利的主張,是對當時普遍的社會心態的理論概括與提煉。他敢于對“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貴義賤利傳統思想和“罕言利”的偽道學進行一針見血的批判,在眾說紛紜的義利之辯中獨樹一幟,具有反叛傳統、啟蒙革新的精神意蘊。

2.本末并舉:經濟自由主義的理想目標。“重本抑末”傳統經濟觀基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歷來是封建國家的立國之本。歷代統治者主張“重農輕商”、“抑末厚本”,是為了使整個社會經濟嚴格限制在自然經濟的范圍之內,從而維護其既有統治秩序。葉適在承認農業生產重要性的前提下,反對政府限制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對傳統的“抑末厚本”觀予以了批判否定。他指出:“夫四民(士農工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后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他反對為崇本而抑末,主張實行比較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促進民間工商業自由發展,把國力的培育建立在繁榮工商業的基礎上。他還主張讓工商業者參政議事、進入統治集團。“其要欲使四民世為之,其理固當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葉適是我國封建時代對于以國家力量和政治原則壓抑商品經濟發展的傳統經濟思想抨擊最力的一個人。對“重本抑末”這一傳統教條進行公然批判否定、從學理上指為“非正論”的學者自葉適始。盡管他未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論”說和敢于否定不許工商子弟為官的舊規、主張入仕無身份限制的勇氣,具有鮮明的經濟自由主義理想性質,在經濟思想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3.為天下理財:民本主義的政治理念。葉適不贊同一般土大夫避言理財的迂腐之見,認為財政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圣君賢臣都應善理財。他指出:“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認為理財的根本目的不是聚斂,不是為了解決封建國家的財政需要,而是要“為天下理之”,與天下為利。既然是為民理財,那么凡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的手段都是理財的有效途徑。“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就是要采取自由的經濟政策,允許私人從事各種經濟活動以自利,增進財富,而政府要采取措施對私人的經濟活動進行浚導以免壅遏,不能因“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

他對當時財利匱乏的現象也提出別具一格的認識:“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故財以多為累而至于竭。……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這在經濟思想史上是不多見的論點。他要求罷去苛捐雜稅,減輕民眾負擔,則“財少則有余,有余則逸,以之求治。”葉適“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的理財觀,體現了民本主義思想。

4.藏富于民:廉價政府的思想萌芽。“藏富于民”是傳統儒家的主張,葉適則強調許民求富、保民之富。他反對“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說:“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于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于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他公然為富人辯護:“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在他的認識中,富人的社會功能幾乎達到無所不包的程度,作為國家的根基,富人應當受到保護,不容抑制損傷。“富人為天子養小民”之說有特殊意義,說明宋代國家與自耕農及佃農之間的關系變化。葉適認為,富民應是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因為只有民富才有國富,所以政府不應與民爭利,而是要藏富于民,扶助富民。他針對“冗官”、“冗兵”、“冗費”的宋政之弊,倡議削冗去贅、建立小而不費的廉價政府。上述設想,已接近于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關于“小政府、大社會”的思想,有可貴的思想價值及現代意義。

5.“得民”、“均民”:民生主義的經濟理念。葉適在人口與土地、生產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上的認識可謂獨到。他認為“為國之要,在于得民。”其所謂“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優化配置。當時宋金戰爭頻仍,中原百姓大規模南遷,兩浙人口大增。他說:“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眾強富大之形宜無敵于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勉為其難增稅之入,役不眾,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于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因而主張合理利用民力,充分發揮生產要素的功用,“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則稅增,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南宋偏安一隅,人地沖突激烈,生產密集生態破壞,葉適從生態平衡的角度出發,提出“均民”主張,即“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的人地優化配置方案,以解決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問題。這一主張打破了傳統的安土重遷習慣,是對“適度人口”理論的較早理解。他主張通過招徠農民開墾荒地,解決土地問題,增加國家稅收,緩解人地沖突,緩和貧富對立,使發達地區免于盛極而衰,使落后地區重振優勢。這在區域經濟發展與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同時也體現出民生主義的經濟理念。

6.質疑“錢荒”:市場經濟的思維傾向。葉適對當時幾乎眾口一辭的“錢荒”提出質疑:“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為用耶?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他從物價變化來考察銅幣購買力,認為不是“錢重物輕”,反倒是“錢輕物重”,即物價普遍上漲使不斷擴大的鑄幣量依然不能滿足需求,導致銅幣購買力下降,因而形成錢賤物貴、錢多反而物貴的現象;錢的絕對數量并不少,只是不能滿足物價上漲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認為是“錢荒”。這是完全不同于傳統的認識,通過辨證地考察貨幣量與物價變動的關系,比單純從貨幣絕對量看問題要深刻得多。他還指出:盡管錢的絕對數量并不少、而市場流通中的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紙幣的發行排斥了銅幣,使之退出流通所致;而銅幣為紙幣所驅,是一種必然規律,即“劣幣驅除良幣規律”。

葉適“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楮行而錢益少”的貨幣觀是較為先進的,呈現出市場經濟理念的思維傾向。

總之,葉適的通達與明智、遠見和卓識非常人可比。他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提出一系列經濟思想觀點,蘊涵著反傳統的創新精神和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時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溫州經濟模式與溫州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以其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從本地實際出發,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千家萬戶搞家庭工業,千軍萬馬發展個私經濟,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形成了以市場為導向、家庭經營為基礎、家庭工業和聯戶工業為支柱、專業市場為依托、購銷員為骨干的具有鮮明市場經濟特色的“溫州模式”,成為各地爭相學習的模式,并在全國遍地開花結果。溫州經濟是一種最具地方特色又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本經濟。溫州是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熱土,溫州人是中國商圈中最有影響力的群體,溫州產品許多都已擠身名牌之列。“溫州模式”作為一種成功的區域工業化發展模式,其間經歷了艱難的發展道路,至本世紀初期又形成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因素,其進一步推進的勢頭不可逆轉。溫州經濟正以其不斷豐富的內容、不斷創新的載體、不斷提升的素質,充分展現出“溫州模式”的本色。創新,是溫州經濟長盛不衰的閃亮之處;變革,延續著溫州經濟的旺盛生命力。

溫州經濟模式的精髓是溫州精神,“溫州模式”是溫州精神的載體,溫州精神則是“溫州模式”的不竭內驅力。何謂溫州精神?形象地說就是:“溫州人頭發都是空心的,里面藏著智慧;跑千山萬水,說千言萬語,想千方百計,嘗千辛萬苦,掙千金萬銀;有人的地方就有溫州人;不找市長找市場,不說下崗言轉崗。”理性地提煉,就是白手起家、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闖蕩天下、四海為家的開拓精神;敢于創新、善于創新的創新精神。

三、葉適的經濟思想對溫州經濟模式的影響

當我們考察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文化關系的時候,發現不同的區域文化孕育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一個強大的經濟模式的背后都有一個先進的文化力作為其支撐。“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任何地方一種精神的形成,都離不開它的歷史和現實條件。同樣,“溫州模式”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形態之一,也離不開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溫州精神是溫州特殊的區域文化傳統、特殊的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環境孕育出來的。

探討 “溫州模式”的文化動因,與其說是主要來自于現代文化,不如說是更深地植根于傳統文化。溫州人價值理念及經濟模式的選擇,是本源性發展沖動的天然釋放,是一種淵源的自由流向,體現出一種渾然天成的境界。既然是淵源,我們就從文化基因的層面去尋其根、探其源。當尋探到因“義利雙行”理論而形成的獨特區域文化“甌越文化”、抵達永嘉學派的領軍人物葉適營造的思想世界時,我們驚奇地發現:葉適的經濟主張,是適合商品經濟發展需要的進步思想,不僅對南宋以后溫州的歷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而且是構成當代溫州社會經濟發展及制度創新的重要傳統文化背景和精神資源。

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講求實效、注重功利”的原則及其表現在精神上的價值取向和實踐上的逐利追求,有力地塑造和強化了溫州人務實尚利的民間心理和區域文化傳統,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當代現實中,都發揮了深刻的作用。從歷史上來看,由于溫州地處東部沿海地區,便于經商貿易,又由于地少人多,溫州人不得不從事工商業,走南闖北拾遺補缺,因而形成了普遍勤奮務實、吃苦耐勞、注重功利和實效、敢于冒險和競爭、善于學習和進取的精神風尚。正是憑借這種精神風尚,溫州早在唐宋時期就因地制宜地發展起了較為繁榮的工商業,形成了敢想敢干、追求實效、重視工商、具有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傾向的甌越文化形態。從當代現實中來看,改革開放后當許多人還在顧及自己的面子和鐵飯碗而猶豫不決時,務實尚利思想盛行的溫州人已經用自發地、大規模地投身于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創造出獨具特色和活力的“溫州模式”。可以說,“溫州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溫州文化精神中所體現的“講求實效、注重功利”傳統。溫州人吃苦耐勞、勇于創新、勇于創業、模仿力強、滲透力強、獨立性強、競爭意識強、敢闖世界,這些無不與“講求實效、注重功利”的傳統思想有關。正是這種思想、精神使溫州人腦子里充斥著“無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險半生為萬貫”等樸素的市場觀和價值觀。因“義利雙行”理論而形成的獨特區域文化“甌越文化”和悠久的重商習俗塑造了溫州人注重功利、講求實效的心理和行為特征,長期影響著溫州人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成為了溫州經濟發展模式的文化精髓和文化動因。

葉適關于義利并存、本末并舉的思想和反叛傳統的創新精神,一方面對甌越文化形態的形成和強化有著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又是當代溫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精神源泉。“溫州模式”深深地烙上了葉適重視工商、藏富于民的傳統印記。政府大力支持、鼓勵工商業的發展,對各種經濟活動采取較自由寬松的政策,較少進行強制干預,從而使人們能夠沖破舊體制、舊觀念的層層樊籬,自由自主地進行各種經濟活動,激發起人們的實干逐利和自主創新的空前熱情,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敢作敢為,保證了“溫州模式”的巨大成功。黨的以來,國家實行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的政策,大力推進富民事業,真正藏富于民。溫州的發展就是我國的當代富民政策取得成功的一個典型。可以說,葉適當年無法實現的富民理想,在當代溫州及整個中國已經成為或即將成為現實。

葉適的經濟思想有很多豐富的內涵,蘊含許多重要的價值。因限于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和認識水平,其經濟思想是不夠全面的,存在一定局限性。但無論如何,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的各種思想觀念早已成為甌越文化傳統的重要內核,并對溫州的歷史發展和當代變革產生深遠的影響,其所具有歷史的和現實的雙重意義是勿需置疑的。

參考文獻:

[1]葉適.習學記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2]葉適.水心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3]葉適.水心別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4]葉適.習學記言序目[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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