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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1

“綠色變革視角下的國內外生態文化重大理論及學術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學郇慶治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點項目，而本次會議也是該課題的項目開題與啟動會。他首先闡釋了“生態文化理論”概念的意涵，認為可以將其界定為環境人文社會科學不同學科視角下對人與自然關系某一層面的生態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綠”（側重于個體價值觀的激進轉變）、“紅綠”（側重于社會政治制度的激進變革）和“淺綠”（側重于經濟技術與政策管理的漸進改變）的三維分析框架，對國內外的生態文化重大理論及其學術流派作系統性梳理，并就它們對于現代文明生態化轉型的變革潛能及其影響路徑加以考察。

在“深綠”生態文化理論的議題領域下，周國文（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回顧性地評述了我國的生態哲學與倫理研究尤其是生態哲學研究最近幾年來的學術進展，并嘗試性地提出了系統評估生態哲學與倫理研究和綠色經濟社會變革特別是生態文明建設實踐間關系的重要性。姚曉娜（華東師范大學）以深生態學的生態美德思想為例，闡述了個體價值觀念變革與人類文明綠色轉型的理論與實踐關聯及其影響路徑。程相占（山東大學）在具體辨析“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概念內涵差異的基礎上，系統梳理了生態美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并著重闡發了作為生態審美的生態美學所具有的生態文明與文化變革的重大潛能。郇慶治（北京大學）則專題評述了“生態地方自治主義”（“生態區域主義”或“生態無政府主義”）和“生態文明理論”這兩個理論流派的研究進展與開展進一步系統探討的必要性，他認為前者主要是一種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綠色”生態政治理論，在當前全球化不斷推進與深入的總體背景下似乎更具有遠不止“綠色烏托邦”的理論尤其是方法論價值，后者是黨的“十”之后在國內迅速升溫的一個研究領域，但生態文明建設所關涉的許多基礎性理論與實踐問題還依然缺乏真正學理性的研究。

在“紅綠”生態文化理論的議題領域下，劉仁勝（中央編譯局）系統闡述了一個生態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并著重分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綠色經濟觀、綠色科技觀對于綠色變革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強調的唯物史觀在科學認識科技、經濟和社會政治變革在綠色轉型中的作用。郭志?。ㄉ綎|財經大學）集中評述了“綠色工聯主義”理論與實踐最近幾年來的進展，尤其是加拿大學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關研究，認為勞工運動與綠色運動的政治聯合對于綠色變革依然有著不容置疑的理論相關性。張淑蘭（山東大學）以印度學派（尤其是范達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爾）的“生態女性主義”為例，闡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并在承認（印度）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局限性的同時，強調了它們所提出的對婦女與民主、環境和發展關系思考的全球普適性。李亮（南京林業大學）全面評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會生態學”的階段性演進和基本觀點，以及國內外學界對其著述的進一步整理與研究，并闡發了社會生態學對于社會與文化等級化結構如何影響著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的自由與和諧的觀點所具有的政治社會變革意蘊。劉穎（山東師范大學）基于豐富的文獻資料，對（環境）“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最新進展作了系統梳理，并對其新特點和發展趨勢作了概括，強調當前的歐美（環境）新社會運動正呈現出一種“后―反全球化運動”的新特征（比如發生在英國、北歐等地的青年騷亂），而如何將這些理論框架應用于闡釋我國最近發生的大眾性環境公眾事件也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淺綠”生態文化理論議題領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學）系統回顧了“可持續發展理論”自1992年以來的理論演進和實踐成效，著重闡述了這一“淺綠”環境政治社會理論的綠色變革意蘊和潛能及其內在缺憾。李慧明（濟南大學）在評述“生態現代化理論”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對此開展更為深入研究的具體設想，比如生態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經濟工業生態化、社會變革和歐盟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將該理論應用于中國“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孫凱（中國海洋大學）結合澳大利亞學者羅賓?艾克斯利的《綠色國家：重思與民主》一書，闡述了“綠色國家理論”的國內和國際向度，認為當代國家無論在國內政治綠化還是環境國際合作與管治方面都理應發揮一種更積極的角色，問題在于如何使國家成為一種推進綠色經濟變革和生態民主的正向力量。郇慶治（北京大學）通過安德魯?多布森不久前發表的一個研究報告，評述了“環境公民（權）”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認為對于環境公民職責（資格）的重視與主動培育，無論基于世界主義、共和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理由，都對于現實中個體行為的綠色變革至關重要。酈莉（外交學院）系統評述了“環境公共管治理論”尤其是在國際和全球層面上的理論進展和實踐應用，認為基于碳交易和清潔生產機制等實例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全面評價環境國際合作迄今為止取得的進展，也有助于我們對未來的環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個合理而正確的預期。

針對上述發言，盧風教授（清華大學）就生態文化理論和科技主義批判的關系，張云飛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就不同生態文化理論流派的準確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師范大學）就如何在生態文化理論視角下開展生態哲學與生態倫理的批評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蘇州大學）就生態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華大學）和張磊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分別就深生態學與生態現代化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黃娟教授（中國地質大學）就與生態文明理論之間的關系，王學東教授（中山大學）和任丙強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分別就環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論與方法論問題，作了評論性發言，并就各子課題承擔人的研究設想提出了建設性建議。

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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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3

［關鍵詞］ 西方現代主義； 東方文化； 文學批評； 東西交融

一、“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現代主義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達到一定程度后結出的藝術碩果。作為“對西方藝術乃至對整個西方文化某些傳統的有意和徹底的決裂”［1］167 ,西方現代主義作品頻頻出現描寫東方物品和人物、表現東方詩學和宗教、借鑒東方藝術形式和技巧的現象，說明導致現代主義與傳統“決裂”的思想不僅源于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澤等西方思想家對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質疑，也源于傳入歐美諸國的東方物品和典籍所帶來的直觀啟示和思想沖擊。王爾德筆下的“莊子”、龐德詩歌中的“觀世音”、普魯斯特小說中的“中國瓷器”、T.S.艾略特詩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國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詩歌中的“五絕七律”形式、喬伊斯小說中的“漢字書寫”模式、弗吉尼亞?伍爾夫創作中的“觀物取象”實踐、本雅明思想中的“猶太教卡巴拉傳統”、蘇珊?桑塔格美學觀念中的“靜默”、雷克思羅斯詩歌中的“禪意”、瑪麗安?摩爾詩歌中的“中國繪畫”之道……所有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對東方文化的自覺意識、主動汲取和積極融合。

西方現代主義作品對東方文化的表現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瓷器、絲綢、帷幔、水墨畫、茶葉、扇子、家具等富有東方情調的物品或簡筆勾勒的東方人物隨處出現在作品之中，有意無意地描寫想象中的東方意象和東方形象，營造出浪漫虛幻的意境或意猶未盡的神秘氛圍；其二，基于創作者對中國哲學、文化、社會制度、藝術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體構思自覺透射出東方思想，通過形式技巧、敘述視角、人物風格、主題意境等多個創作層面，或隱或顯地表現出基于東西方藝術交融之上的全新創意。這兩種表現方式的差異主要源于對東方文化的觀察視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對東方物質文化的直觀感知，其作品側重以意象方式隱喻對東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后者根植于對東方精神文化的內在領悟，其作品從多個方面表現中西文化的創造性相融，比如龐德的詩歌。當然，兩種表現形式的界線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時候它們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現代主義對東方文化的表現得益于“東學西漸”的進程。以“中學西漸”為例，幾千年中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漸催生并促進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

一方面，自秦漢開始，中國的陶鼎、陶鬲、青銅劍、絲綢、服飾、瓷器、茶葉等物質文化產品通過商品貿易和文化交往活動傳入世界其他國家。在17、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貿易活動的推動下，中國的瓷器、繪畫等文化產品開始大量進入歐洲市場。中國物品不再是歐洲皇宮貴族手中的珍稀寶物，更多的歐洲市民有機會欣賞、珍藏、模仿中國藝術。那時正是歐洲現代美學形成的前期階段，在中國文化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圍中，中國瓷器、繪畫直觀呈現的生命理念、思維方式和藝術手法激發了歐洲人的想象力，荷蘭乃至整個歐美的藝術開始吸收中國意象和思維，而這種新的藝術形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得到了歐美藝術界的廣泛認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東方意象不斷出現的現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開始，隨著海陸交通逐漸便利，元朝上都開始聚集來自阿拉伯、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世界各地的使節、商人、旅游者和傳教士，有學識的歐洲人撰寫了在華游記，從政治、社會、人文、地理、貿易、風俗等諸多方面向本國民眾介紹中國文化思想。16世紀之后，大量歐洲耶穌會會士往來于中西之間，在向中國傳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他們不僅撰寫介紹和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而且翻譯重要的中國典籍。就像利瑪竇、金尼閣、柏應理、馮秉正等傳教士所翻譯的四書五經、《通鑒綱目》等以各種方式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等西方哲學家一樣，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韋利、歐內斯特?費諾洛薩、勞倫斯?賓揚等傳教士和漢學家所著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所翻譯的中國經典深深影響了奧斯卡?王爾德、埃茲拉?龐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喬伊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他們從中國文化中獲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國思想之劍表達自己對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爾德)，要么借中國藝術之形全面創新西方藝術(比如龐德、威廉斯)。總之，在經歷漫長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出現了一種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創作傾向。

二、“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研究進展

然而，在整個20世紀的西方現代主義研究中，“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的關系較少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們對現代主義的內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質、術語、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歐美國別研究等議題上［2］,外在研究則集中在現代主義與哲學、現代主義與文化經濟、現代主義與文化政治、現代主義與性別、現代主義與視覺藝術、現代主義與電影等跨學科審視上［3］。西方批評界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核心共識基本鎖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學術語匯編》中對該術語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形式上的劇變源于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對支撐西方社會結構、宗教、道德、自我的傳統理念的確定性的質疑［1］167-168。也就是說，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現代主義者們的全球性開放視野和胸懷并沒有獲得20世紀西方批評家的關注，西方現代主義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論視野之中。

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評界開始有學者自覺研究東方文化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系，不僅翔實論證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曾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的事實，而且在反思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開啟了東西方研究的新視角。美國新奧爾良大學錢兆明的專著《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將自己的研究與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作了比較，揭示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對薩義德而言，東方特指穆斯林的東方。對我而言，東方指稱遠東，特別是指中國。如果說直到19世紀初期，東方“只確切指稱印度和圣經之地”(薩義德)，那么到20世紀初期，東方則指稱中國和日本。的確，對重要現代主義者葉芝、龐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爾而言，他們的文學模板的豐富源泉來自遠東而不是近東。因此，研究遠東對現代主義的影響無疑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薩義德而言，“東方主義是一種文化和政治事實……”。因此他的研究涵蓋了多維度的復雜體系。對我而言，它只是一種文學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學東方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術語，而是指具體的中國詩人――屈原、陶潛、李白、王維和白居易……現代主義作家龐德、威廉斯通過費諾洛薩、翟理斯和阿瑟?韋利與中國偉大詩人進行了對話。對薩義德而言，“東方幾乎是歐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慮到龐德和威廉斯對中國的熱誠，我認為這一思維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龐德與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東方之所以吸引兩位詩人是因為東方帶給他們的是親和力而非差異性……在本研究中，中國和日本不是被視為西方的陪襯，而是現代主義者實現自身的確切例證。［4］1-2

這段話闡明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三個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疇上，重點揭示中國、日本等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第二，研究焦點上，重在文學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論辯，聚焦于遠東文化中具體的詩人、作品、技巧對西方現代派個體作家的影響及影響途徑。第三，研究立場上，重在揭示“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借助西方傳教士、漢學家的書籍而展開的文學對話，以及該對話在創作中的表現。

如果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旨在以東方人的目光反觀西方文化，對西方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宏觀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通過揭示真實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的微觀表現，旨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創新作出新的闡釋。前者從社會、歷史、政治、種族等多維視角出發，揭示西方對東方的話語建構性，以及這種建構性背后的文化霸權機制和所導致的問題、困境；后者以東西文化實際交往的史料為證，闡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親和力，重在論證并揭示東西方對話的積極作用。從某種角度上說，后者是對前者的一種推進，昭示著東西方研究從問題走向對話的發展趨勢。

這一時期，西方批評界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充分體現了聚焦遠東、探討創作影響和文學對話的三大特性。除了錢兆明的《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翔實論證屈原、王維、道家思想對龐德的影響和李白、白居易以及傳統的漢詩技巧對威廉斯的影響外［4］，其他有影響力的專著在此前后陸續出版。威廉?貝維斯的《冬天的心境：華萊士?斯蒂文斯、禪定與文學》(1988)，探討了佛教對現代主義作家斯蒂文斯的影響［5］。錢兆明的《現代主義與中國美術》(2003)以英美博物館的展品和文獻證明龐德、華萊士?斯蒂文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代派作家接觸東方文化始于中國古字畫、青銅器、瓷器等，他們在文學創新中借鑒了中國美學思想與創作技巧［6］。帕特里夏?勞倫斯的《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現代主義與中國》(2003)探討了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之間的影響關系和文學對話［7］。錢兆明的《龐德的中國朋友》(2008)以翔實文獻證明龐德一生所結識的大量中國教育家、哲學家、漢學家、詩人朋友曾參與他涉及中國文化的詩歌創作［8］。在薩比娜?斯爾克等人主編的《美國詩人與詩學中的東方和東方主義》(2009)中，15位西方學者研究了19至20世紀美國詩歌和詩學中的中國、印度、猶太等東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還包括羅伯特?克恩的《東方主義、現代主義和美國詩歌》(1996)［10］、瑪麗?佩特森?屈德爾的《龐德的儒家翻譯》(1997)［11］、辛西婭?斯坦梅的《瑪麗安?摩爾與中國》(1999)［12］和錢兆明的《龐德與中國》(2003)［13］等。用具體的史料進行翔實的論證是這些專著的基本特點，東方文化曾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的事實得到了扎實的論定。

同一時期，隨著論著的出版，專題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相繼召開?！艾F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美國耶魯大學(1996)和英國劍橋大學(2004)召開，引發國際學術界對本專題的廣泛關注。耶魯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日本翻譯者費諾洛薩對中國詩歌的翻譯、美國詩人斯蒂文斯與中國藝術、英國詩人葉芝與日本戲劇、英國現代主義作家斯特恩與中國、英國詩人龐德與中國等。參會的學者約三十余位，來自美國耶魯大學、德國貝魯斯大學等。劍橋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伯格森與老子、研究、美國詩人龐德與Paul Fang、梅蘭芳在美國、徐志摩和蕭乾與朱利安?貝爾、魯迅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等。參會的教授和學者約五十余位，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中國香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在這兩次研討會上，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以及東西方文學的對話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批評界，比較文學領域最先開展中西文學對比和“中國形象”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出現以主題形式比較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學對比研究。以伍爾夫研究為例，伍爾夫與蕭紅、伍爾夫與張愛玲、伍爾夫與丁玲等平行比較曾得到探討，但研究的力度和影響力較弱［14］88-89。伴隨著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對話、文化形象等議題引發人們的關注比如“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后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樂黛云、張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發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學者的文章，探討“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文化”、“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文學形象與文學翻譯”、“后現代與文化身份”等議題。，歐洲的“形象學”理論被翻譯引進［15］。這一切推動了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它依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及法國理論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學理論，重點探討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構性比如周寧的《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著重探討幾千年來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的虛構性，指出“中國形象”只是映照西方價值觀的一面鏡子。另有八卷本“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葛桂錄、錢林森、衛茂平、汪介之等分別出版了英、法、德、俄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等方面的專著。，嘗試從文學作品直接描繪或間接涉及中國的片段中推導出西方對中國的“總體認識”［15］17，154。所發表的論文或籠統闡發美、英、法等國別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或細致剖析譚恩美、湯婷婷等海外華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或探討賽珍珠的作品，也探討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平托等人的游記中的中國形象，對西方作家的探討則更多關注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對毛姆、索爾?貝婁、杰克?倫敦、笛福等都有涉及。這些研究為“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自覺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的“第18屆龐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龐德與東方”。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德國、瑞士、英國、意大利、丹麥等國的63位國際學者和17位中國學者研討了“龐德對中國文化的解讀”、“中國古詩詞對龐德的影響”、“龐德與孔子”、“龐德與日本”等議題［16］127。

2009年，“首屆中國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開啟了本專題在中國境內的第一次大規模研討。來自中國、美國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專家學者研討了“美國現代派詩人與中國”、“龐德與中國詩歌”、“卡夫卡與中國”、“伍爾夫與中國”、 “艾略特與佛教”、“貝克特與中國音樂”等議題，涉及文學、文化、哲學、宗教、音樂、美術等多個領域［17］47。

2010年，“第三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作為耶魯大學和劍橋大學研討會的延續，本次學術會議在國際范圍內進一步推進了本專題研究。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韓國、中國等12個東西方國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議題包括：西方現代主義作家與東方、文化交融中的東方與西方、東西方作品對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國和印度、西方現代主義與日本、西方現代主義的東方式閱讀、美國詩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學、音樂、美術、哲學、建筑、宗教、詩學等多個領域參見彭發勝《“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237-239頁。［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國際學者的英文版論文將發表于錢兆明主編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奧爾良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2009年國內研討會和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的中文版論文將發表于高奮主編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上述幾次會議上，中外學者宣讀了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國文學》等國際國內重要學術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點的基礎上，當前研究在方法、意識、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總結和分析。

三、“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當前研究特征及未來趨勢

在全球化語境下，中西學術界越來越關注東方文化在現代思想體系中的作用歐美學者已經廣泛意識到以往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傾向，日益重視在研究中涵蓋東方文化和東方文學，比如“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與文學史”等項目的設立與投入便是極好的例證。參見宋達《當代北歐學界重構世界文學圖景中的現代東方文學》，載《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223-227頁。［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學術積淀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日益獲得中西學者的廣泛關注。當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現出值得關注的特征，預示了未來的研究趨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更注重從東學西漸的歷史背景入手，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的東方元素進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學解讀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納達爾的論文《現代主義書頁：喬伊斯與漢字書寫的圖形設計》在“東學西漸”這一悠久而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揭示了現代主義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頁面與漢字印刷視覺形式相似的緣由。論文詳盡論證了喬伊斯了解中國的多種途徑：喬伊斯所接受的耶穌會教育體系與中國古典教育體系相似，他曾閱讀傳教士的中國游記，他所處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滿中國的建筑、陶瓷、書畫、絲綢等，他所居的城市對東方文化充滿迷戀和興趣。論文追溯了幾代歐洲人對漢字表意性的興趣和研究及其對喬伊斯的影響。立足于這一開闊的文化交融平臺，論文最終論證并闡明漢字獨特的印制方式和視覺效果幫助喬伊斯確立了他的文本觀和圖像式頁面［18］。美國西北大學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論文《普魯斯特的中國》，以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臨終前凝視著17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的著名畫作這一場景為解讀對象，層層剖析，揭示了普魯斯特心目中的中國的重要價值。論文指出，這一場景折射出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將大量中國瓷器和畫作運往荷蘭的歷史，以及中國藝術曾對維梅爾等畫家乃至對歐洲現代美學產生影響的事實。透過這一場景，論文不僅揭示東西方文化藝術的聯結是在世界貿易的基礎上產生的，而且證明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在追尋新的歷史感時曾對17世紀以來歐美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元素給予了特別關注。論文通過這一場景昭示了東西方文化雜糅、同化、創造性改寫與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納過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該文即將發表。。

上述兩篇論文的研究對象都很細微，前者解讀《尤利西斯》中頁面設計的內涵，后者探討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某個場景的意蘊。然而它們所做的文化研究較為透徹，因而結論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紀歐洲耶穌會會士進入中國之后，中國文化西漸融入歐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歷史進程，從教育、書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術等多個層面揭示喬伊斯小說頁面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層歷史內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化貿易帶給歐洲的東方文化沖擊，接著又從20世紀的西方對17世紀西方藝術中的中國元素的認同和接納出發，回溯東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過程和思想催生過程。基于東學西漸的文化史平臺，兩篇論文透視文學形式與場景，不僅還原了東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過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過程和內在本質。

當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正在積極呼喚“文化轉向”［19］，歐美現代主義研究則日益重視對東方文化的解讀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著作開始涵蓋對作家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現從東方、孔子視角切入的研究。 ,在這一發展態勢下，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將會獲得進一步的推進。

其二，在研究意識上，學者們注重揭示現代主義詩學思想背后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闡明東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詩學的途徑。

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在《選擇性親和力?――王爾德讀莊子》一文中，透過奧斯卡?王爾德對翟理斯所翻譯的《莊子》的解讀，剖析王爾德批評論文中諸多關于莊子的評述的真實用意，不僅闡明了王爾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國烏托邦思想與中國莊子思想的結合的事實，而且指出王爾德意在用莊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個時代的英國中產階級價值觀和現代政治體制［20］。中國人民大學郭軍的論文《本雅明的“兩面神”精神之價值與意義》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兩面神”特性，即猶太教卡巴拉傳統與的結合，闡明本雅明思想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學高奮的論文《中西詩學觀照下的伍爾夫“現實觀”》探討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現實觀”融主體精神與客觀實在物為一體的本質，闡明其內質與中國傳統詩學的“感物說”和“觀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師范大學郝桂蓮的論文《禪話“靜默”》從禪宗視角解讀了蘇珊?桑塔格的“靜默”思想的內涵，剖析了桑塔格靜默思想的禪宗意味 郭軍和郝桂蓮的論文均將發表于高奮主編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這些論文將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現代詩學的東西兼容背景，采用整體觀照研究方法，自覺認識到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動態性，在研究過程中堅持從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見，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斷、取舍或規約，因而能夠揭示出思想產生過程中的中西對話互動特性?！霸谖镔|主義、規約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都受到嚴重的批評”［22］36 的當代研究取向中，這一基于感知的綜合研究意識將日益成為更多學者的自覺意識。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學者們重點關注現代主義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題上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

比如，錢兆明在《威廉斯的詩體探索與他的中國情結》中探討了美國現代派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詩體探索過程中對李白、白居易的五絕和七律的借鑒，用大量文獻論證了中國古體詩與威廉斯“立體短詩”之間的淵源關系［23］。中國人民大學孫宏的論文《論龐德對中國詩歌的誤讀與重構》指出，龐德在漢詩英譯的過程中不拘泥于詞句與語法，而是力求傳達中國詩歌的神韻，其譯作是對中國古典作品的重構［24］。北京外國語大學張劍的論文《艾略特與印度：〈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臘神話、東方生殖崇拜、漁王神話等多種思想融合在一起，構成其詩歌隱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詩作中，則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闡釋基督教的教義［25］。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現代派創作中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不論是對威廉斯“立體短詩”的形式探源，還是為龐德的創造性翻譯正名，抑或對艾略特詩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這些論文不僅揭示了文學創作的東西方對話特性，而且揭示了創造性重構對文學作品形神兼備的意義和價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對現代主義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龐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創意需要去關注和揭示，這也正是本專題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勢。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學者們對東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讀表現出現代主義作品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學羅納德?布什的論文《20世紀西方與中國的同化：美國詩人龐德〈比薩詩章〉中的“觀音”想象》著重探討了龐德《比薩詩章》中“觀世音”意象的內涵。論文追蹤龐德的觀世音意象的最初來源(即漢學家賓揚和費諾洛薩的著作)，剖析龐德未發表的戰時意大利手稿將觀世音與圣母瑪利亞合一的意蘊，解讀龐德《比薩詩章》的手稿筆記中觀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內涵，最終闡明龐德的觀世音象征著“上天的慈悲情懷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劉燕的論文《渴慕、獵奇與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國形象》用形象學研究理論分析喬伊斯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指出主人公布盧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與奇異想象、同情和渴慕，體現他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倡導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全球視野和普世情懷［27］。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現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無論是揭示龐德的“觀世音”融基督教與佛教為一體，還是闡明喬伊斯作品中中國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說明批評家已充分感應并認同現代主義作品超越二元對立的心境，體現中西批評界旨在實現東西方融合及人與自然融合的積極取向。

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4

【關鍵詞】狄金森；詩歌；漢譯本

美國著名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的詩歌，從80年代中期起，國內先后出版了幾個中文譯本。有學者曾對狄金森在大陸的五個漢譯版本進行了比較。張蕓的譯本則沒被討論過。本文選取江楓和張蕓對狄金森詩歌“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的譯文進行比較，分析兩人翻譯各自的特點和優劣。

從這首詩標題翻譯來看，江楓先生將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譯為“如果你能在秋季來到”，而張蕓翻譯為“如果你要秋天才能來”，兩個譯句有細微的差別，筆者認為張蕓的翻譯更妙，“才”字表現出女詩人期待愛人來到的急迫心情。第二句I'd

brush the summer by/With half a smile and half a spurn，As house

wives do a fly.江楓譯為“我會用撣子把夏季撣掉，一半輕蔑，一半含笑，像管家婦把蒼蠅趕跑”；張蕓則譯成“我就將夏天撣拂掉，就象主婦們趕走蒼蠅，半是嗔怒，半是微笑”?？梢钥闯?，江楓譯文更注重整體押韻和簡潔。張蕓譯本也遵從了原文和押韻。且在用詞方面比江楓更注重女性情感。將spurn分別被譯為“輕蔑”和“嗔怒”，意義和感情不同。“嗔怒”含有一種又愛又恨的感情，而“輕蔑”則無愛的成分，好像不在意一個夏季的等待，細微的感情沒有傳達出來。“輕蔑”和“含笑”組合，笑也是輕蔑的嘲笑；而“嗔怒”和“微笑”組合，表現出了又怨又愛的感情，愛的成分更多。

詩歌第二節If I could see you in a year，/I'd wind the months in balls，/And put them each in separate drawers，/Until their time befalls.江楓譯為“如果一年后能夠見你，我將把月份纏繞成團—分別存放在不同的抽屜，免得，混淆了日期—”張蕓翻譯為“如果會見你需要等一年，我就將月份揉成團，擱進各自的抽屜，直至將它們的時限用完?！睆淖詈笠痪溆饶芸闯鼋瓧鞣g更注重創造性，是一種歸化譯法。用逗號將短句子隔開，使得翻譯更靈活并符合原文的押韻。但他的翻譯融合了自己的理解。而張蕓的翻譯，完全忠實于原文。意思非常清楚明白，但音韻方面沒有符合原文的韻律。

詩歌第三節If only centuries delayed，/I'd count them on my hand，/Subtracting till my fingers dropped/Into Van Diemen's land.江楓譯為：如果只耽擱幾個世紀，/我會用我的手算計/把手指逐一屈起，直到/全部倒伏在亡人國里。張蕓譯為：如果還要拖延幾世紀，/我就在手中算年份，/不斷地減，減，直至手指/垂落在邊域萬地門。相比可以看出江楓的翻譯更符合原文的押韻，更簡約，不過用詞更為生澀。張蕓的翻譯“如果還要拖延幾世紀”比“如果只耽擱幾個世紀”更符合詩人的本意。女詩人想表達等待的時間之長，而不是毫不在乎幾個世紀的時間。哪怕是幾個世紀那么長，她也要執意等待愛人的來到。

詩歌第四節If certain，when this life was out，/That yours and mine should be，/I'd toss it yonder like a rind，/And taste eternity.江楓譯為：如果確知，聚會在生命—/你的和我的生命，結束時—/我愿意把生命拋棄—/如同拋棄一片果皮—；張蕓譯為：如果確知，只有當生命完結，/你我才能相逢，/我就甩掉它如甩果皮，/去嘗試來生。在表述順序方面，江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也沒把taste eternity譯出來。不過譯文中的破折號頻繁使用，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張蕓譯文更忠實于原文，意思更完整?！爸挥挟斏杲Y，你我才能相逢，我愿甩掉它如甩果皮，來嘗試來生。”表示為了能與心上人相約相聚，哪怕放棄生命。

最后一節But now，all ignorant of the length/Of time's uncer

tain wing，/It goads me，like the goblin bee，/That will not state its sting.江楓譯為：但是現在難以確知/相隔還有多長時日—/這狀況刺痛我有如妖蜂—/秘而不宣，那是毒刺。張蕓譯為：但此刻，時間變幻的翅膀/到底有多長—/無知刺痛著我，如妖怪的蜜蜂/不讓人覺察蟄傷的地方。相比之下，江楓的譯文更主觀簡約，優美，富含詩意，簡單明了。而張蕓的譯文除了押韻較難遵從原作，其詩歌翻譯意義更接近原作，并更通俗易懂。

綜上所述，通過對狄金森這首詩歌兩個譯本的分析，可以發現江譯本具有簡約、抒情、優美的特點；而張蕓譯本通俗、流暢，更好地把握了詩人的原意和感情。

參 考 文 獻

[1]張云譯.狄金森詩鈔[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

[2]江楓譯.狄金森抒情詩選[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5

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我的安東尼亞》；自然；女性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17-0086-03

一、簡介

威拉?西伯特?凱瑟（1873年12月7日―1947年4月24日）是美國二十世紀初最突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因在小說中描寫大平原上的邊疆生活而聞名，例如，《啊，拓荒者！》，《我的安東尼亞》以及）、《云雀之歌》?！段业陌矕|尼亞》，被普遍認為是凱瑟最著名的小說，它是對農村生活樂趣的一個長期贊歌，它描繪出凱瑟的筆下從未有過的，與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最細致的鄉村生活。

本書是以吉姆?伯丹，紐約市一個成功的法律顧問的口吻，描述了他對他和他的好朋友安東尼亞?雪默爾達在內布拉斯加的童年的回憶。凱瑟創建了一個婦女先驅，安東尼亞?雪默爾達，她為了找尋自己的身份，為了和大地建立和諧關系，在此過程中她不得不超越自己的各種局限。正如凱瑟所設計的，吉姆?伯丹小時候，從弗吉尼亞移居到內布拉斯加的黑鷹小鎮和祖父母居住，就是對凱瑟小時候移居紅云鎮的虛構版本；而且，安東尼亞的原型也是來自于凱瑟童年的一個真實人物，一個叫安妮?帕夫卡的女孩，她和安東尼亞一樣是移民，并且在她父親自殺的小鎮打工。凱瑟欣賞安妮內心的光芒，她的獨立，所以想在塑造的安東尼亞身上捕捉到這些品質。所以，《我的安東尼亞》是凱瑟把回憶最充分的轉化為藝術的一部小說。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從各種角度來研究這本小說。在本論文中，作者將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解讀。

生態女性主義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西方盛行。那時環境保護已經進入正軌，女性主義者為了積極投身到環境保護事業的社會變革中，于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掀起了生態女性主義的思想文化熱潮?！吧鷳B女性主義”這一術語來源于法國女性主義者弗朗西絲娃?德?奧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寫的《女性主義?毀滅》（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書中。這標志著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的開端。她提出這一術語的目的，是想強調女性在解決全球生態危機中的潛力，號召婦女起來領導一場拯救地球的生態革命，并在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關系。她同時指出：對婦女的壓迫與對自然的壓迫有著直接的聯系。阿列爾?賽倫指出：“由于在父權文化影響下導致目前全球環境危機這一結果，生態女性主義就是女權主義在這一過程中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在自然保護中占據著核心地位。一方面，女性了解大自然，另一方面，女性能夠和大自然融為一體。男人無法理解女人與自然之間現有的深層聯系，也不能明白“大地母親”這一詞匯的含義。女性應該利用她們的遠見卓識揭示人類如何才能夠和自然和諧相處。最近，生態女性主義不僅關注女性所受的壓迫以及自然的退化，廣泛意義上來說，他們還關注考慮性別歧視、對自然的控制、種族歧視、物種至上主義 、與其他各種社會不平等，之間的交互關聯性。

二、自然與女性的相似地位

在父權文化的二元對立模式中，婦女被認為低一級的存在，以及復制的工具，她們很自然的地位低于男人，應該受到男人的支配。而父權文化的社會，一般認為自然應該滿足人類的需要，應該由人類征服，所以人類往往為自己的私欲破壞自然。大自然被剝削，女性被奴役。在父權社會的女人是被認為是不如男人的，自然是被視為不如文化的。但有史以來，自然一直被描述成具有女性氣質的，而女性也往往被認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例如，在創造和維持生命方面，女性和自然都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本源。人類都將自然特別是大地比作母親，大自然神奇的創造了宇宙間的萬事萬物，而女性則是人類生命的直接孕育者，“自然的過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則”。由于女性對生命的創造直接參與，所以她們對于自然中的一切更富有溫情，更接近自然的節奏。

這是很容易發現的，自然和女性在社會中都不處于高階層，都是在男人的統治下的。在主流文學中，除了女人與自然之間象征性的聯系外，生態女性主義者發現，對女性的仇恨和對自然的聯系也是相互聯系的。在整個西方父權制歷史，自然被視為一種異化的力量，自然一直是與女性相互聯系，都被描述成“他者”。生態女性主義者發現，父權文化已經建立了二元對立和層次結構，女性和非人類的自然已經被歸到“附屬的他者”一類。她們認為，西方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就產生了二元論的思想，以及主體，客體本質對立的等級思想。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二元論思想是二元對立的，主導和從屬并存的父權文化世界中固有的。這種假定的支配與從屬的等級模式使自然/文化，女人/男人，理性/情感 和精神/身體之間的差距無限增大。

三、自然與女性和諧共生

自然和女性在《我的安東尼亞》中是兩個平行的結構。內布拉斯加州的大草原有母性的大地，女性則是大自然最親密的伙伴。正如生態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人類與自然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在《我的安東尼亞》中，凱瑟西向讀者展示了她對自然和女性之間關系的關懷，并創造出安東尼亞這樣一個真正熱愛大自然，并和各種生物和諧共生的主人公。

（一）自然與女性在象征層面的聯系

生態女性主義者及哲學家，C.斯普瑞特耐克指出，“地球和子宮遵循同樣的宇宙節奏”。生態女主義者認為，自然和女性具有一些內在的親和力，因為他們具有相同生理功能――創造和生產。女性孕育生命，自然創造萬物，所以她們扮演著相同的性別角色，她們相似的命運給她們帶來了密切的聯系。在文學中，自然和女性總是有很多象征把二者聯系在一起。當女性自然化時，自然也被女性化。地球總是時不時的被視為人類的母親，安靜的小溪被認為是溫和的小女孩，綠樹被看做是青春期的女性。女性是“水”和“生命”的代名詞；她們相互象征，相互代表，相輔相成。女性是自然的養育著，自然是女性的天堂，她們相互安慰，相互依靠。男人不僅認為女人是美麗的自然風光，他們有時也認為女人和荒野一樣丑陋，例如肆虐的風暴，洶涌的波濤。無論什么樣的象征，男人想要制作一套規則讓女人來遵守。事實上，他們想要定義女性和自然的職責（例如：生育）來明確體現男性的統治地位。在英美得文學作品中，許多動物的名稱被用來貶低女性，例如，牛（cow）用來比作胖女人，小雞（chicks）用來比作年輕的身材好的女人，還有蛇（snake）用來表示她是一個怪物。另一方面，作者經常用一些有性別歧視特點的女性詞匯來描述自然，例如：“自然被”，或者“秘密暴露，‘處女地’被糟?！?。 這些詞不僅反映了對自然與女性的貶低，支持了男權的統治，而且同時也反映了女性與自然密切聯系的命運。

安東尼亞，很明顯，是凱瑟所塑造的一個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相結合的健康的多產的象征，以及愛的能量與大地之間的聯系。凱瑟在“簡介”中描述，“她好像在告訴我們她的家鄉，她的狀況，還有我們整個同年的冒險活動”，安東尼亞的“卷曲的”，“看似野蠻的”頭發，皮膚的顏色很清晰也很形象的建立起安東尼亞和大地之間強烈的聯系?！白厣焙苊黠@的體現了與土地本身的聯系，讓人們不禁想到土壤的豐富色調，從而加強了安東尼亞和大地之間的聯系。安東尼亞好像和大地有著很親密的聯系?！八念^發也能夠對應自然的特點，尤其是它的自發性，自由生長――看似難控制的，其實是一種自然屬性――吉姆經常描述她的頭發時經常能聯系到大地”。她深邃，多慮的眼睛就像照耀棕色湖泊的閃耀的太陽，映射出自然的美麗。她雙眸中的溫暖和光芒流露出一種希望和一種安慰的感覺。她光滑的皮膚加上她不受束縛的頭發顯示出她是不同于她柔和性格的妹妹的愛冒險的女孩。在小說中她作為主人公和大地，自然有聯系的主題不斷的發生。同時，小說中的大地也具有女性氣質，例如，安靜，寧靜，柔軟，溫柔，平靜等等都是描寫大地的詞語。除了這種具有女性氣質的描寫，大地還被描寫成“大地母親”，一次來表達大地的生產能力，母親般讓人舒緩的能力以及讓人重拾活力和力量的能力。

（二）自然與女性在體驗層面的聯系

在這部小說的開頭，凱瑟就描述了這個原始的自然和幼稚的波西米亞女孩；然后敘述了安東尼亞一人類為中心的城市生活以及安東尼亞的不幸遭遇；小說結尾給了她們一個統一的結局，自然與女性和諧共生。

安東尼亞的經歷也反映出她對大地深厚的愛。當她第一次來到大草原時，她并不覺得很糟糕。她喜歡在大草原上玩耍，享受著自由。她父親死后，她不得不輟學下地干活。但這并沒有使她煩惱。她為她自己能像男人一樣干活而覺得驕傲。雖然生活條件很艱苦，但她從未放棄，那時她愛著的土壤，她從中獲得很多的力量。

當安東尼亞在城市打工時，她與大地失去了聯系，雖然她不需要在外面工作，而且也比以前生活的好了，但她感覺不到快樂。只有當吉姆和她去野餐時，她才能回歸大自然，才能重獲活力。事實上，城市對安東尼亞來說意味著災難，她不和大地接觸，她就失去了真正的自己。

雖然大地和自然都是被生活的經驗馴服的，但兩者都沒有失去自由的強烈意識。不管是大地還是安東尼亞，野性，自然的感覺將永遠不會被馴服。在小說的結尾，有一個地方從沒被種植過，而且將永遠不會被觸碰，內布拉斯加的紅草生長在那兒，野生而自由的生長，雪默爾達先生的陵墓就在這個地方。吉姆相容的很好：

相互交談...高大的紅草從來沒有被割過。她們冬天就這樣逝去了又回來...本能的，我們走到岔路口的那一片未被開墾過的土地，又將她作為春天最適合適合玩耍的地方，因為那時她就像熱帶花園草灌木一樣濃郁。

以上分析表明女性和自然之間的聯系不僅是親密的而且涉及很多方面，本文只舉出了象征性和經驗性兩個方面。如果去深究，你就會發現女性和自然之間的聯系遠不止這些。但是所有的聯系都會表明，女性是自然化的，自然是女性化的，兩者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相互依靠，相互安慰。

四、結論

雖說小說仍然是遵循傳統的情節敘事模式，但是這本小說具有很豐富的景色描寫和很細致的人物描寫。內布拉斯加州的草原使拓荒者在生活中和整個生態系統親密接觸。凱瑟視大地為一個活物，她有自己的情緒，而且她不屬于任何人。只有那些能像安東尼亞一樣理解她，真正愛她而且可以很友好的與之相處作的才能和大地建立和諧的友好關系。

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分析了在不同層面上自然與女性的相互關系，主要強調自然和女性的和諧聯系，這一點我們能在現今流行的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中找到回聲。然而，本文更深的是去探討自然與女性之間的關系，因為這二者不僅僅相互聯系，更加是相互依存的。女性悉心照料大自然，大自然是女人的天堂，她們相互依靠，相互安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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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炯強.薇拉?凱瑟精選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

[10]李銀河.女性主義[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11]郭國良.薇拉?凱瑟女性人物性格刻畫藝術管窺[J].外國文學研究,1999（4）.

外國文學研究綜述范文6

關鍵詞：艾米莉·狄金森；存在主義；詩歌

Abstract: Existentialism is a modern philosophical doctrine in the west. It had a widespread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writers. Emily Dickinson， one of the greatest poetesses in American， was also influenced by it. The paper， by giving an analysis of her poems， uncovers how her existential ideas are reflected in her poems.

Key words: Emily Dickinson， existentialism， poem

抒情詩人艾米莉·狄金森（1830-1836）是19世紀美國文壇上的一朵奇葩。她生于馬薩諸塞州阿姆赫斯特的一個律師家庭，從小受到嚴格的清教徒思想熏陶。她才華出眾，特立獨行，終生未嫁。她自25歲起便摒棄社交深居簡出，潛心創作一千七百多首詩歌，所表現的題材主要為孤獨、自然、愛情、死亡、宗教等觀點。她生前默默無聞，僅發表過幾首詩歌，而死后卻聲譽鵲起，在美國詩壇上享有獨特的地位，影響了20世紀的龐德、艾米·羅威爾、威廉斯、桑德堡、斯蒂文斯、弗羅斯特、肯明斯、哈特·克萊恩、艾略特等一大批詩人，她的詩標志著美國詩歌新紀元的里程碑。（江楓，1997）評論家威廉斯曾說:“迄今為止，在詩歌這個人跡罕至的精神領域里，狄金森和惠特曼代表了19世紀美國心靈拓荒最高的才智”（Williams， 1972）。

近年來，我國學者也從多個視角對狄金森的詩進行了研究，“但對狄金森詩歌研究范圍較狹窄，主要集中地研究了狄金森詩歌中的意象、比喻、雙關、省略、精煉、破折號、書寫、語法、韻律、詩歌形式以及特殊的修辭風格，而對她詩歌的其它藝術特色如悖論性、哲理性、復義性、象征性或研究不夠深入或幾乎尚未涉及到?！保▌⒈０?，2004）本文擬從一個新的視角——存在主義——分析狄氏的詩，使我們能從更廣的視角，多側面、多層次地探索、解釋和欣賞狄金森的詩。

1. 狄金森詩歌創作的時代背景

狄金森的許多詩歌都是以第一人稱寫的，所以很多人認為她是自白型的詩人。當我們細讀她的詩，不難發現她在表現自身情感的同時，其實是在表達更深層的內涵。狄金森在給希金森的信中寫道：“詩中的我，并非指真正的我，這只不過是我假想的某個人”。(Martin， 2004: 91)這句話對研究狄金森十分重要，使我們不再把她簡單地當作一位多愁善感的孤獨詩人，而應該把她看作有著深刻見解和廣闊社會視角的女詩人。她的詩不局限于個人的感受，而是和當時的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和哲學流派的影響。

狄金森處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變改時期。在政治領域內，狄金森所處的時代經歷了美國內戰及戰后的發展與轉型，也是美利堅民族自豪感形成的時代，美國文學界期盼著自己的表現形式和自己的個性。1853年，狄金森在給兄長奧斯丁的信中指出要創立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學王國，一個自己的繆斯！她所說的“自己的繆斯”(Martin， 2004: 93)，就是反傳統的有獨特個性的表達方式，也就是在傳統題材下非傳統現代派的表達方式，在她的詩中具體表現為——個性自由的存在主義世界觀。

在思想方面，一種原存在主義思潮當時通過加爾文教徒和基督長老教友會也傳入美國，這股思潮宣揚自我發現和自我個性的張揚。狄金森生活的阿姆斯特鎮，在19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的20年內有8次狂熱的宗教興起運動。加爾文教仍然統治著這個小鎮，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這個小鎮上，禮拜天人們去教堂祈禱兩次。狄金森于1847年到1848年就讀于霍利奧克山女子學院。該學院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宗教觀，濃厚的宗教氣氛彌漫著整個學院，體現在學生學習和生活之中。當時的長老教會會長沃茲沃斯，狄金森的精神導師在布道時宣稱：“人在現世的任務就是把隱藏的個性展現出來?！?Martin， 2004: 95)在霍利奧克山女子學院，馬利昂也宣揚自我救贖，他重點強調了自然科學對女性的重要性。他宣稱：要想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其首要條件是學習自然科學；通往天國之路必須對上帝所創造的世界進行深入的學習。(Martin， 2004: 96)梭羅，（狄金森在信中提及）提倡通過對自然世界的學習來實現自我完善。他說我們必須正視生活中的基本事實。當然對狄金森影響最大的是莎士比亞，從麥克白的苦悶到哈姆雷特對人類虛無命運的長嘆無處不流露出存在主義的思想。顯而易見，在這樣的社會和教育背景之下，狄金森逐漸受到存在主義的哲學的影響。

2. 狄金森的詩歌與存在主義

首先，存在主義認為：人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質。“人首先存在，與自身相遇，在這個世界上崛起，然后才規定他自己——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保ㄋ_特，1987）人是自由的，就是因為人是自我存在、意識的存在。歸根到底，由于人的存在與自由不可分，人的自由就是絕對的。這就規定了人的本質、人的意義和價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來決定，來體現，而不是由上帝掌握和安排，從而強調了人的自由創造性。也就是說，人是自由的，人的選擇也是自由的。這一論點無論是在她對信仰的選擇還是在她的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她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自由的渴望和向往，因此顯得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

在信仰的選擇上，狄金森曾在圣約克女子學院學習，她在那兒是惟一不信教的，是學校列入另冊的學生。她常常感到孤獨和痛苦，像一個失去雙親的孤兒。同時，她也感到宗教的巨大壓力，但是，她始終沒有皈依宗教，狄金森終生都未走進教堂成為基督徒。她質疑宗教觀點和神學的價值觀念，在有著強烈宗教氛圍的新英格蘭，需要付出的代價和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圣經的故事、天堂和上帝頻頻出現在她的詩中，展現了她對宗教的復雜的心態和她痛苦的心境。她拒絕上教堂，懷疑宗教教義，她的詩中這樣寫道:

有些人過安息日到教堂去

我過安息

留在家里

讓食米鳥充當唱詩班領唱

禮拜堂是果園的園地

另一首詩《去天堂》，更加直白大膽地表露出她對基督教義來生的質疑:

去天堂！

我不知何時——

請千萬別問我怎樣！

我實在太驚訝

不知如何回答你！

去天堂！

多么淡悲涼！

……

也許你也正在去！

誰知道呢？

假若你要先到那里

就請為我保留一小塊空間

靠近我失去的兩位親人——

那最小的“睡袍”對我會合適

和僅僅一點點“花冠”——

你知道當我們回家

我們不在意穿著

我很高興我不信天堂

因它會停止我的呼吸——

而我愿意多看上一眼

這樣一個稀奇古怪的塵世！

他們我再沒有找到過

自從那偉大的秋天的午后

我在地底下離開他們。

這三節詩，通過獨白的方式，反映了詩人對于基督所許諾的來生的質疑。第一小節：詩人激動地歡呼：去天堂！我實在太驚訝！不知該不該高興？仿佛詩人平生第一次斗膽質疑天堂的存在。很快，從詩中知道，詩人是在參加朋友的葬禮，人們都安慰她說她死去的朋友正在通往天堂的路上；第二小節：詩人的語氣由吃驚轉為譏諷：如果天堂真是這樣一個好地方，你一定已做好準備自己親身前往了吧！如果這樣，在天堂里給我留一小塊地方，這應該不成問題，因為我十分矮小，只需一件小號的睡袍。詩人用諷刺的語氣把天堂等同于自家的房間，在天堂，詩人穿著家常的睡袍……在詩人的眼中，天堂只不過是個普通的地方，有著實際的空間，不同的靈魂穿著白袍在各自的房間居??；第三小節：詩人的語調由諷刺轉向喜悅，不僅表現出對天堂的不信，而且把它等同于自身的毀滅：如果這樣荒誕的事真的存在，就意味“在偉大的秋天永遠離去”。這首詩中，狄金森通過細膩的描繪，深入地思考、探討生命的本質和存在的意義。存在主義哲學認為：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從天國中去尋求人的價值的一切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人對自己行為的自由選擇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人有選擇自己信仰的自由。1848年5月，還在霍利奧克山女子學院就讀的狄金森在寫給女友埃比厄·魯特的信中描述了對宗教信仰的內心掙扎，她意識到自己“應該”皈依基督，但“良知”卻強烈地抗拒；她因此無法逼迫自己迎合教義的種種感化和宣揚，去接受自己原本不相信的學說，理由很明確:“因為我無法放棄這個世界”。(Martin， 2004: 99)對“世界”的盲從等同于對“世界”的遺棄，詩人獨有的真誠品質表露無遺。這種堅持探尋事實，不為環境所左右，不任人擺布，追求自由正是存在主義世界觀的體現。

其次，存在主義認為：人的選擇是自由的，這是作為人自我存在所決定的，人必須承擔由此而來的孤寂﹑苦悶﹑絕望。從狄金森所處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以及宗教詩中，我們可以看出狄金森所承受的重壓以及其痛苦的內心世界。

受傷的鹿，跳得最高

受傷的鹿，跳得最高

我聽獵人說過

那不過是死的極樂

然后，制動器沉默！

……

被敲擊的巖石迸出火花！

被踐踏的鋼板彈跳！

總是顯得更紅的臉頰

正由于肺在叮咬！

……

歡樂是痛苦的甲

用它嚴密包裹好，

免得有誰見到了血，

驚叫：“你受傷了！”

寥寥數行詩句就深深打動讀者的心，詩人在這首詩中發出痛苦的詰問，言辭激烈，意象大膽，充滿張力，仿佛使讀者看到詩人血淋淋的傷痕。詩的一開始，詩人用類比的手法，把自己的痛苦和受傷的瀕臨死亡的鹿、被敲擊的巖石、被踐踏的鋼板、肺癆進行類比，使讀者對抽象的痛苦有了具體的認識，對詩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在這痛苦震動得不能自已的時刻，詩人用超然的聲音說出：“歡樂是痛苦的鎧甲”，在這激情和冷靜間我們豁然獲得了啟迪：縱觀狄金森的一生，過著隱居寂寞的生活，沒有愛情，沒有人們對她才華的欣賞，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中死去，只能用強顏的歡笑來掩飾自己的痛苦，這首詩不正是詩人自身的寫照嗎？

“痛苦”一詞在狄金森作品中頻頻出現，比如《劇痛之后，照例產生一種感覺》和《有一種痛——如此的完全》等。在這些詩中，狄金森以慣用的擬人手法，將抽象的“痛苦”所帶來的靈魂撞擊生動化、形象化，用大膽的意象串聯出一幅幅痛苦的畫面。（張雪梅，2006）

有一種痛——

如此的完全——

在四周——或者穿越——

或者上面

它將所有的物質吞咽——

仿佛昏迷中的人——

混隱入沉睡——

……

又如:

為每一個狂喜的瞬間——

我們必須償以痛苦至極——

刺痛和震顫——

正比于狂喜——

為每一個可愛的時刻——

必償以多年的微薄薪餉——

辛酸爭奪來的半分八厘——

和浸滿淚水的錢箱——

詩人在這些詩中著力渲染的是詩人無法擺脫內心的苦悶和絕望，日復一日的掙扎和彷徨令她倍感孤獨和壓抑。處于濃郁的清教主義環境中，不再踏進教堂的狄金森顯得格外的孤立無援，人群疏離感使她感到愈加強烈的錐心刻骨的傷痛。這些詩體現了存在主義哲學的突出特征：人最真實的存在是存在于孤寂、苦悶、絕望等陰暗低沉的情緒下。正如丹麥存在主義先驅克爾愷郭爾說:“劇烈苦悶把我們的靈魂暴露給我們自己，使我們看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孤獨無依，沒有救助，沒有躲避，我們不知道為什么被扔進這個世界。世界是虛無的。痛苦和磨難是通往宿命的必經之路。”(轉引自Martin， 2004: 97)

最后，存在主義認為死亡是無法逃避的，人的存在總是籠罩在死亡之下。死亡是狄金森最多觸及的話題，悲痛也促使她對“死亡”與“永生”作更深入的探索。對于孤獨一生的狄金森來說，死亡無疑是最令她心靈震撼的，死亡的陰影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她，為了探究死亡對她理智和情感的影響，她不斷對其進行探索，寫下了大量關于死亡的詩歌，她有600多首詩從生理、心理、情感等不同層面描述詩人對死亡的感受和想象，數量超過其詩作總數的三分之一。（李麗波，2005）在這些詩歌里，她不止一次地從特殊的視角，以起死回生者的身份來描述自己想象中的死亡全過程，并對周圍人們對其死亡的反映作了大膽的想象和精湛的描述。比如她的名詩《我死時聽到一只蒼蠅的嗡嗡聲》中，詳細地描寫了一個死亡場景。

我死時聽到一只蒼蠅的嗡嗡聲

屋內默然沉靜

像在兩場暴風雨之間

天空中的一片寧靜

周圍人們的眼淚早已哭干

他們都屏息靜氣

等待死亡的最后一次侵襲

當上帝親自目睹在室內

我立遺囑，贈送

我的身外之物

只要可以贈送的——然后是

一只蒼蠅闖入室內

藍色的，不確定的，跌跌撞撞的嗡嗡聲

盤旋在我和光亮之間

逐漸窗子不見了，逐漸

我失去視力去看

在詩中，詩人想象了自己在生命最后時刻的情景：在臨終者準備好一切，等待天堂之光顯現，靈魂升天，“我”等來的不是上帝，沒有聽到天使美妙的歌聲，等來的卻是只身攜細菌、令人惡心的蒼蠅。蒼蠅的到來與臨終者的期盼形成強烈反差，頗具諷刺意味。這是詩人對是否有永生的詰問。詩人在詩中多處使用雙關、通感這些修辭手法將顏色和聲音兩個意象結合為一個意象，巧妙地描寫了人在彌留之際那種迷惑和混亂的精神狀態，反襯出詩中說話人內心對其死后世界的彷徨與猶豫。詩人將人的靈魂的飛升與令人作嘔的蒼蠅聯系在一起，反差如此之大，讓人瞠目，從而襯托出對永生的強烈諷刺意味。對于艾米莉·狄金森來講，死亡不僅僅是一個詩歌話題， 在她的現實生活中，親人朋友的先后離世讓她逐漸對于死亡和永恒有了深刻的思考和認識：在新英格蘭，人們認為人類都是帶著原罪的罪人，無以自救!只有等到死后聽憑上帝的裁決，有些人將得到拯救而上天堂；另一些人則將被判下地獄。死亡成了是上天還是入地的關鍵時刻！狄金森曾說：“死亡和我們如影相隨，死亡的神秘感不會隨著我們的成熟而減少?！?Martin， 2004: 100)在她的許多死亡詩中，狄金森把死亡這一不為人知的神秘過程用具體的聲音、動作、重量等意象清晰細膩地表現出來，使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她對死亡的思考和表現是一組更富有層次和立體感的畫卷；在直面死亡時詩人在作品中傳達出的勇氣、冷靜、睿智，甚至嘲弄、譏諷的口吻，從人類體驗的角度來描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存在主義認為：人只存在于現實中，死亡是無法回避的。狄金森的死亡詩中充滿哲理的探索和構思獨特的描繪，給人一種震撼。正如存在主義先驅克爾愷郭爾寫道：“死亡比起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都給人以力量，比起任何東西都更能讓人清醒?！?轉引自Martin， 2004: 102)

縱觀狄金森的一生，存在主義思想對狄金森的影響滲透到了她生活和詩歌創作的許多層面，詩人以無拘無束的張揚個性和不媚俗的品格，詮釋了存在主義追求自由的世界觀；在她的詩歌中，詩人巧妙地以詩歌為載體，表達出存在主義思想。這無疑給讀者以啟迪，使我們用一個嶄新的認知視角重新審視狄金森的詩，對狄金森有了多層次、多側面的了解。

參考文獻

Martin， W. 艾米莉·狄金森[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91-102.

Williams， S. Experiments in Poetry[M].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2.

江楓. 狄金森名詩精選. 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1997.

李麗波. 論美國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詩中的死亡主題[J]. 寧夏社會科學，2005（5）.

劉保安. 近五年來國內的狄金森研究綜述[J]. 外國文學研究，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