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1
一、多種修辭手法并用表現音樂
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對于琵琶演奏的描寫，作者通過了多種修辭手法，例如比喻和對比。在《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其中就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這一段是《琵琶行》中的經典段落。生動形象的為我們描繪出琵琶彈奏的音色。其中也有大弦和小弦的對比，大弦的聲音像是急雨，小弦的聲音像是私語，這樣的對比，貼切的闡釋出琵琶這種樂器中大小弦的區別，同時通過比喻，讓人們感知到琵琶這種樂器的音樂美。在大小弦的切換之間，高低起伏，錯落有致的音符，營造出一種韻律感十足的氛圍。
白居易通過自己的語言來表達琵琶演奏時的音樂美，精妙的修辭，至今都是文學史中對音樂描繪的經典片段。讓人仿佛置身其中，聆聽琵琶女一曲技藝精湛的琵琶曲，引得萬千愁絲。在對音樂的描述中，作者善于通過人們熟知的聲音來進行比喻，從而引起人們的共鳴。作者所描述的各種各樣的聲音的交錯，讓沒有聽過琵琶的人，也能夠想象到琵琶演奏時高低起伏的音律美。這些人們本來就熟悉的聲音，本身又有著很大的不同，錯綜復雜的音色交替，讓一場琵琶演奏的盛宴呈現在人們的面前。白居易創作最大的特色就是通俗易懂，他將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寫入文中，讓人們感受到音樂的律動。抑揚頓挫的音樂美展現的淋漓盡致，生動而不晦澀的表現出音樂難以言說的美。
比喻和對比的修辭手法的運用，讓音樂的美更加形象生動的表現出來，加之白居易本身對音樂的認識與理解，通過通俗淺顯的語言，表現出音樂美，讓人們難以忘懷。
二、正面描繪琵琶彈奏的方法
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同時也有正面描繪琵琶彈奏方法。白居易對琵琶彈奏的動作、神態等都給予細致的描繪。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讓人們感受到琵琶彈奏者的彈奏技巧與情感。這樣一種描繪在文學史中是比較少見的，很多文人墨客對音樂美的感受源自于音樂的旋律所帶來的心靈上的體驗，但是很多描寫音樂的人本身對音樂都是外行，不懂真正的樂器的彈奏規律與技巧。但是白居易卻能夠對樂器彈奏方面給予細致的描繪，體現出他對琵琶樂器的認識，在詩中對于彈奏方法的描述中，作者提到了攏、捻、抹、挑，這些都是琵琶彈奏的基本技巧。其中“轉軸撥弦三兩聲”的“轉軸撥弦”就是琵琶彈奏中一種比較常用的動作。而“低眉信手”則是一種彈奏琵琶的常用神情。而在彈奏結束時候，有一個“沉吟放撥插弦中”，又極其傳神的表現出彈奏者彈奏結束時候的狀態。同時通過這些細致的刻畫，我們也能夠看到彈奏者的狀態，從“信手”中就能夠看出這位彈奏著技藝的高超，表現出彈奏者從容不迫的彈奏狀態。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專業的琵琶演奏者，才能夠讓“江州司馬青衫濕”，作者所體驗到的不僅僅是琵琶這優美動聽的音色，更多的是這音色背后的彈奏者的身世，以及音色中所透露出的人生境遇的無奈與感傷。作者也因此想到了自己的境況，不免感傷起來。所以此時的琵琶的彈奏，讓作者的內心情感得以升華，這就是音樂最大的妙處，能夠觸發人們的情感，超越音樂本身的技藝，情感上與人們達成共鳴。
在整個彈奏過程中，琵琶聲如泣如訴，或高昂或低沉，生動形象的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作者對于琵琶彈奏的專業性，讓人無不欽佩，在作者豐富的筆觸一下，為我們呈現出一個哀愁傷感的藝術境界。這樣一種藝術境界，作者不僅親身體會到，同時也通過文字表達出來，讓后世的我們也體驗了一番。金人王若虛指出：“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由此可見，白居易對音樂的闡述，讓人為之動容。正是因為白居易對于《琵琶行》中琵琶女演奏過程的細膩的刻畫，以及對琵琶這種樂器的認識，使得他的這首《琵琶行》名流至今，成為描繪音樂美的名篇。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2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在這一曲隱喻很強的音樂演奏里,彈者滿懷凄涼,沉落江湖,孤身空船;邀者情殷,聽者入港;夜江寂靜,秋月如鑒,都在綿綿不盡的余韻之中。它真實地把讀者引入了音樂所展示的意境之中,使人如聞其聲,甚至似乎都有親臨其境之感了。
一首好詩的魅力在于,使你的視覺和聽覺都愜意起來,并且使心靈搖撼和波動起來。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寫琵琶女彈奏的情節是形象和聲音具佳的典型。人們讀了這段詩之后,不得不承認,既仿佛看到了一個憂心愁容的琵琶女的形象,又聽到了悅耳的令人心醉的琵琶樂曲。我們不難看出,《琵琶行》不僅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不朽的藝術性,更重要的是通過詩歌我們還可以看到白居易對樂器的性能、演奏的方法、音響的效果等方面精辟的見解,是我們研究唐代音樂的重要文獻。白居易非常喜歡音樂,同時也懂得欣賞音樂,而且還會親自彈琴。他有兩部著作《與元九書》和《論禮樂》集中體現了他的音樂思想。
首先白居易認為音樂是現實政治的反映。他在《策林》六十四中說:“樂者本于聲,聲者發于情,情者系于政”。集中表達了音樂是政治的體現。他又在《策林》六十九中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以情,然后興于嗟嘆,而形于詩歌矣”。作者認為音樂的產生是“事”刺激人的感情的結果,而“事”就是與國家和人民有關的重大社會事件,也就是現實政治的具體體現。白居易說:“唯歌生民病”,體現了作者主張歌曲應當描寫人民的痛苦和指責現實政治的弊病。這種見解在當時來說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和進步意義,極其難能可貴。
由此,他從音樂與政治的關系提出要改善政治,在《策林》六十四中他又說“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他同時對那些主張取消民間音樂和專復“古器古曲”的極端復古派痛加批駁,他說“臣故以為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作者認為樂器只是發音的工具,而樂曲才是音樂思維所要表達的形象。
白居易特別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所以他也不贊成以唐玄宗為代表的最高統治者大搞民間音樂,白居易認為大搞民間音樂會增加人民負擔。他說:“故臣以為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他的這種強調改善政治,反對極端復古,反對統治階級過分的音樂享受是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民間音樂的發展。
在音樂的教育作用和作品的階級標準問題上,白居易繼承了儒家的觀點。他認為“聲”對人有很強的感染力,他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他認為“和人心,厚風俗”才是音樂的根本目的。他在音樂美學方面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說:“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聲。”他明確提出了歌唱藝術的“聲”(聲音美)“情”(思想感情)兼備的原則。他反對當時流行的脫離作品的具體內容而去追求聲音美的形式主義觀點,這種美學思想對于今天來說仍然有借鑒意義。
但是白居易作為一個封建的士大夫和文人,他的音樂觀點仍然是從鞏固封建統治出發的。所以他提出“歌詩合為事而作”與“惟歌生民病”的口號,其目的無非是幫助統治者更好地進行統治。他另一方面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極力反對復古派的謬論,又極力推崇古樂,并要求“少抑鄭聲”限制民間音樂的發展。而他在音樂思想方面最大的偏頗的觀點是反對少數民族音樂和外國音樂,是極其不可取的。
提到白居易,我們首先是把他當作一個具有較高成就的詩人來研究的,而研究其音樂思想,也有助于從另一個角度去全面和綜合地去了解和研究其文學、政治和藝術的觀點,從而達到對白居易的研究更加客觀和具體。
參考文獻:
[1]吳釗、劉東升:《中國音樂史略》,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
[2]孫繼南、周柱銓:《中國音樂通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3
2、司馬：古代官名，唐代詩人白居易曾貶官為江州司馬。
3、青衫：唐制，文官八品，九品以青，是白居易身份的標志。
4、司馬青衫：司馬的衣衫為淚水所濕。形容極度悲傷。
5、白居易任江州司馬，在送客上船時，偶然聽得琵琶聲，于是邀請琵琶女演奏。
6、在和琵琶女對話中，白居易了解了琵琶女的身世，覺得他們兩人命運相同，寫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驚人句，并為之淚濕青衫。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4
1、司馬：古代官名，唐代詩人白居易曾貶官為江州司馬。司馬的衣衫為淚水所濕，形容極度悲傷。
2、出自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唐朝時期，詩人白居易被降職為江州郡司馬，一個秋天的夜晚他送客到湓浦口碼頭，江面上傳來悅耳的琵琶聲，就將琵琶女叫來詢問，得知她從小在長安跟隨名師學藝，因年老色衰而不得已嫁給一個商人為妻，聯想到自身，感動得淚流滿面。
（來源：文章屋網 ）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5
摘要：白居易的文學觀念中由于滲入了很多為政治服務的因素，因而與人們對文學的期望存在較大的距離。假如將之作為指導創作的理論，無疑不利于文學的發展。而他的《長恨歌》《琵琶行》等文學價值很高的篇目恰恰是背離其文學觀念的。由此可見，文學中的政治應該是情感性、想象性和形象性的，而不是特別指點出來的。
中圖分類號： I206.2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2)04040405
劉淮南：白居易的文學觀念與政治情懷 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0卷作為唐代的大詩人白居易（772-846），因為其《長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學史上熠熠生輝。同時，詩人的《與元九書》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篇目，不僅袒露了自己的文學觀念，而且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情懷。不過，就廣大讀者和文學史對其創作的推崇與白居易自己的偏愛來說，中間的距離又是明顯存在的。這樣說的意思是，廣大讀者更推崇的是《長恨歌》、《琵琶行》等感傷詩，而白居易本人偏愛的卻是《新樂府》等諷喻詩。可以說，這是一個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學現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學觀念與創作實際所導致的不同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問題。而本文正是基于這一方面來提出問題，以求得大家的進一步思考。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創作分為四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諷喻詩在于美刺比興、因事立題，閑適詩僅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傷詩則是“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者。”這三類均是從詩歌內容著眼的分類。至于雜律詩，卻是從形式方面著眼的：“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等等。就這四類詩歌來說，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諷喻詩，原因在于這類詩是他“兼濟之志”的具體體現，所以也就將之放在第一類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諷喻詩，恰恰又是人們所并不看重的。對之，當時的詩人已經深有察覺：“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1］ 96102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說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說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詩歌本質是存在偏差的。本來，文學藝術是人類求證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創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種特殊方式。這種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們所喜愛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夠予以創新的文學作品，是能夠提供給人們不同于生活實際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恨歌》與《琵琶行》確實是“諷喻詩”所遠遠比不了的。那么，作為詩人的白居易為什么不了解這一點呢？或者說，他為什么看重人們所看輕的對象呢？這顯然又與他的文學觀念分不開。在白居易看來，詩歌應該是“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樂府序》所言：在于“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自然，這是一種政治功利很強的文學觀念。由于這樣的觀念，而諷喻詩恰恰是具體貫徹、體現這一觀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來，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換句話說，在白居易那里，詩歌并不是用來以抒發個人情感和體現審美追求為主的，而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的。［1］108109
一
應該說，中國古人的文學觀念中，由于政治意識的干預，往往有著突出的教化色彩，與之相應，政治因素的滲入也就順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會實際中，人們還不可能對政治有全面的、正確的理解，因而也就難以很好地解釋并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尤其是，在文化資源并不發達的時代，各個方面都想通過文學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自然，統治者也就更不會放過文學能夠為政治服務的功能，從而對之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來。而對于參政熱情濃郁的文人和作家來說，也往往響應著、實踐著文學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主張和理論也就成為了一條明顯的主線。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作為封建官員且具有高度參政熱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詩歌主張，表達他的文學觀念，也就不難理解了。
作為一代大詩人的白居易，其文學觀念和創作實踐以及社會效果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生動的案例，客觀上倒是有利于我們很好地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如何在創作中正確對待政治的介入。
白居易的琵琶行范文6
1、“愿作深山木”的意思是：想要變成深山里的木頭。此句出自白居易先生的《長相思》。
2、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來源：文章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