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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羅貫中范文1

關鍵詞：三國演義 曹操 形象塑造

翻閱品讀文學作品數本，始終對《三國演義》情有獨鐘。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對曹操這一人物形象的描寫和塑造最見真，最見作者感情與抱負。人物的形象是一部文學作品構成的重要部分。人物的形象足夠鮮明，可以突出人物的個性、吸引讀者的眼球，還可以起到解讀和剖析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這種作用有時候是非常關鍵的。本文試圖以《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形象為例，剖析曹操的人物形象及作者對其塑造的意圖和手法。

1.形象：“真”人

《三國演義》曹操的形象，用一個名詞來概括，那是非“真”人莫屬。何以見得？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對曹操的形象的描寫是最見真的，反之，就是說對于其他人的描寫則顯得有點過“虛”。這里非常愿意借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來說明問題：“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確實，在《三國演義》的眾多人物中，唯一一個沒有被妖魔化的便是曹操。在一個關公會顯圣，諸葛會妖法，甚至連劉禪在當陽也能發出紅光救了趙云一命的“虛”三國，或者叫文學三國中，曹操只不過是普通人。

《三國演義》中曹操是性情中人，也是個理性的人。說曹操是性情中人，是因為他是個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樂，也有悲歡憂愁。當“孤縱橫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滅”時，他喜悅得意；當“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剿除”時，他憂心忡忡；當“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于宛城”時，他悲痛欲絕。這些片段，都可以證明他是個有情有義的人。而說他是理性的人，在于他既是性情中人又時刻保持著清醒。“兒女情長，被亂世左右”，曹操是個生于亂世的人，想要成大事，他的情感就只能服從于他的理性。他喜愛曹植，并沒有因此而沖昏頭腦，廢長立幼，因為他明白，“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謙，可繼我業”。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理智的一面。可以說，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他是如此“平凡”，如此有血有肉，說他是“真”人，一點也不為過。

曹操的“真”還在于他是個亦成亦敗的人。他有豐功偉業，戰袁紹擒呂布，破袁術收劉表，統一北方，位極人臣，顯赫一時；他也有失敗的時候，兵敗宛城，博望被燒，赤壁敗北，割須棄袍，定軍折將，幾此險些喪命。用諸葛亮《后出師表》里的話講，就是“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這是當時的人對曹操的評價，也是曹操最大的對手對他的評價，可以充分說明曹操確是有才能的人，但也免不了遭遇失敗。可見羅貫中并沒有因為個人對曹操的喜惡而對他有所偏見，他的形象還是很“真”的。

第三個“真”之處，在于《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復雜性。一般在文學作品中，被刻畫成好人的角色一般就沒有什么大缺點，而被刻畫成壞人的角色也一般都是十惡不赦，沒什么優點。例如《三國演義》中劉備就“仁義”得有些虛偽；諸葛亮則“聰明”得有些神化；而像關張趙，則“神勇異常”，甚至有些另類。曹操則不然。曹操是雙面的，亦好亦壞，亦智亦愚，亦勇敢亦懦弱，性格復雜多樣。例如，他能夠廣納賢士，天下豪杰多附之；他也能夠寬宏大量，像陳琳雖然“辱及其祖父”，但他“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但是，曹操的妒忌心也是非常強的，他容不下禰衡，容不下楊修。雞肋的故事眾所周知，楊修因為“解釋”雞肋的含義而被殺。曹操又能夠親民愛民，如他約令三軍不得踐踏百姓麥田，而自己因坐騎踐踏麥田而割發代首之事；然而他也會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而濫殺無辜，如在攻打袁術的時候，他為了緩解軍中怨氣而故意殺了管糧官王。隨后攻打壽春城的戰役中，他身先士卒，沖鋒陷陣，勇猛異常；然而在潼關等戰役中，他又為了逃命割須棄袍，跑得比誰都快。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可以說曹操是集正反兩面于一身的人。沒有脫離人的本性的曹操，正是他在《三國演義》中“真”的一面。

最后還有一點“真”，就是他沒有被神化。正如之前所說，他沒有關公的顯圣，沒有諸葛亮的神術，他就是一個歷史中的帝王將相，在《三國演義》中走完他該走的六十八回，死后也是“一凈土掩風流。”

這就是《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形象，一個以文學作品的主角形象出現的曹操。總的來說，曹操的形象可以以一個“真”字概括。對于曹操在《三國演義》中的文學形象，可以用《鄴中歌》的兩句來最后總結曹操的形象：“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流芳遺臭本一身”[8]，恐怕沒有比這句話更貼切的了。

2.塑造：影射

那么，羅貫中為何要塑造這樣一個“真實”的曹操呢？他對曹操有什么特殊感情么？他又是以怎樣的手法來塑造曹操呢？下試述之。

有研究《三國演義》的專家學者提出“尊劉抑曹”之說，說羅貫中在撰寫《三國演義》的時候，刻意把劉備的優點放大而隱藏他的缺點，又刻意把曹操的缺點放大而隱藏他的優點，即尊崇劉備而貶抑曹操。對于這種觀點筆者不完全贊同。根據上述分析的《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形象，筆者認為羅貫中塑造曹操的“真”，是因為他喜歡真實的曹操，并想借曹操來影射自己。

“尊劉抑曹”說中，“尊劉”是不錯的，然而“抑曹”確是有待商榷。《三國演義》中的眾多人物，以曹操的形象最見真，最見作者的抱負與理想。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當時天下的局勢也和東漢末年時期一樣，群雄并起，各地軍閥混戰不已。因此，“尊劉”思想的確立是十分正常的。在那個群龍無首的年代里，只有確立了一個“正統”，才能夠師出有名，天下歸心。因此羅貫中順應形勢，以“尊劉”表達其遵奉正統的思想。然而，羅貫中并不抑曹。據學者考究，羅貫中是個有志于仕的人。也就是說，他渴望自己能夠建功立業、報效國家，并使自己像曹操一樣可以南征北戰、縱橫天下、名垂千古。換句話說，他塑造曹操就是影射他自己。因此，他的《三國演義》之中處處與曹操充滿惺惺相依之感。他一方面滿足那些“正統人士”的需要，把曹操描寫得“邪惡”一些，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把曹操的形象丑化，所以他對曹操的下筆總是恰如其分，不過分褒揚，不過分貶抑。然而如果考慮到當時世人的“正統”思想的話，在那個急求“正統”的背景下，羅貫中能夠如此描寫曹操，不能不說是他因為喜歡曹操這個人物所以才促使他這么做的。因為只有喜歡一個事物，才會憐惜它。

在現實需求與理想的矛盾下，羅貫中選擇還原真實的曹操，并盡可能地加入一些來自民間的關于曹操的故事（如煮酒論英雄），使曹操更具兩面性，以分別滿足各方的不同需要。僅以《鄴中歌》為例，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六十八回收錄了《鄴中歌》作為對曹操一生的總結和功過的評價，收錄這首詩，確實是用心良苦。這首詩的內容相對來說是比較客觀的。最后兩句是：“書生輕議冢中人，冢中笑爾書生氣”，這兩句最見羅貫中的心聲，他譏笑當時那些自以為了解曹操的士大夫其實什么也不懂，而真正的英雄是曹操。

了解了羅貫中塑造曹操的目的之后，有必要再談一談羅貫中是如何通過塑造曹操這個形象來影射自己的。《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無論如何的真，都脫離不了其本質――他始終只是個虛構出來的文學形象，盡管這個文學形象帶著諸多的事實。

這里需要解釋一下文學形象的含義。文學形象是由文本結構所呈現的審美感性形態，是作家根據現實生活，經過選擇、提煉、加工而創造出來的滲透著作家思想感情的具體、生動、真實的具有審美價值的情境。文學形象主要表現在人物上。

以此分析，一個作家，若沒有對現實生活的體驗與感受，就不能很好地創造出一個生動、具體的文學形象。羅貫中生活在亂世，又渴望自己能像曹操一樣縱橫天下、建功立業，因此，他在《三國演義》中塑造的曹操的形象，便很好地影射出了他本人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和感受。這個曹操，不是歷史中的曹操，而是羅貫中的審美結果，滲透著他本人的思想感情，同時又是具體的可感的。羅貫中把自己的經歷和感情嵌入了這個曹操之中，把自己的實際遭遇和感受與曹操的經歷相參照并選擇其中重疊的部分，加之以適當的想象，于是，《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被傾注著羅貫中的真實情感，自然就有血有肉，生動深刻了。“真”也就從中體現出來。

另外，羅貫中塑造曹操的過程中，也能做到主客觀相統一，因此，他對《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形象的分寸拿捏得很準。他一方面帶著自己的主觀情感，另一方面必須兼顧客觀歷史中的曹操和民間的一些資料傳聞，因此，塑造出來的曹操一方面帶有羅貫中的影子，另一方面也有客觀的歷史的真實成分，兩者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相互之間水融，合成你看到的這個曹操的形象，從而達到影射效果，使曹操形象逼真。

與此同時，塑造一個文學形象，使其達到影射自己的效果，還必須注重用詞、編劇等各個細節。以一例來說明用詞問題。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國》中講到，當時汝南許劭對曹操評價的那句話，在不同文獻中有不同的記載，有版本作“亂世之奸雄”，有版本作“亂世之梟雄”，亦有版本作“亂世之英雄”，三者之間僅一字之差，意義卻有天壤之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選擇的是“亂世之奸雄”，為什么這么寫呢？以剛才之分析，羅貫中喜歡曹操，并以之影射自己，因此使用此字正好表達了羅貫中對于在亂世之中如何建功立業的一種價值觀，即他認為只有足智多謀、不拘一格的英雄，才能在亂世中脫穎而出，稱霸天下。這也是他希望自己能夠做到的，因此他選擇“奸雄”這個詞。

關于編劇的亦可以舉一例來說明。曹操殺了呂伯奢一家之后逃竄出來，路遇呂伯奢，又把他殺了，跟著曹操的陳宮便問：“適才誤耳，今何為也？”曹操說：“寧叫我負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當晚陳宮就想殺了曹操，轉念一想又作罷，便悄悄離開了曹操。這個劇情是羅貫中虛撰的，且歷史上曹操那句話也不是那樣說的。但是，羅貫中如此安排劇情，按照剛才的一系列分析便可解釋，這是他對曹操這種行為的默許。這并不是意味著羅貫中喜歡濫殺無辜，而是他覺得人在亂世之中天天食不甘味，人們為求自保，有時候不得不做出一些殘酷的決定，而作為亂世中的奸雄的曹操，更是不得不如此。這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品質，是一種心狠手辣、果斷決策的品質。透過這個曹操，也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看出羅貫中的志向和為人。

三國演義羅貫中范文2

1書中人物語言與書中描寫不一致

第九卷第九則至第十卷第八則，劉備始終沒有直接參與赤壁之戰，都是謀士、武將做的，自己坐鎮樊口等候勝利的消息。然而地十四卷第一則卻說關羽單刀赴會時，拒絕將三郡交給魯肅的理由是“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一塊土地相資，而足下欲來收地耶”。“烏林之役即赤壁之戰”，“左將軍即劉備”。關羽明知劉備沒有參戰，可卻當著魯肅的面撒謊？當然不是，據《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記載，劉備確曾與周瑜、程普等一起參加赤壁之戰。所以關羽的話句句屬實，但《三國演義》中的赤壁之戰只是來自民間創作，將劉備排除于戰場之外。羅貫中時而吸收民間口頭創作，時而復述史書，弄的驢唇不對馬嘴，使得關羽蒙受撒謊的嫌疑。此些例子還有，比如：三氣周瑜之后殺死陳矯，后來陳矯又活了過來。還有馬超為父報仇起兵反操，而楊阜卻說他背父忘君。綜上所述，《三國演義》的第一種成分與另外兩種成分之間沒有融合為一個整體，羅貫中在進行摘錄、復述或改編時，往往兼收并蓄，因而第二和第三種成分的內部也不一致，這就使《三國演義》的內容呈現出異常復雜的狀態。

孫堅對漢朝忠心耿耿，冒死圍攻董卓，卻因為在洛陽宮中得到傳國玉璽而企圖自立，這前后銜接太過突兀，轉變得不自然。劉備在投降袁紹之時，只為自己安危聯合袁紹對抗曹操，使得袁紹向曹操開戰導致袁紹滅亡。劉備本以忠厚著稱，可竟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讓袁紹冒險。羅貫中只顧加強故事情節的連貫性，無意中對劉備的形象造成了損害。而且本書的中心思想是擁劉反曹的，這些在書中多處體現。比如：許田射獵、三勘吉平、赤壁之戰等等。但是也有許多贊曹的畫面描寫。比如：官渡之戰、倉亭之戰、烏桓之戰。這就造成了曹操人物描寫的不一致性，容易誤導讀者。在馬超為父報仇的場景描寫中，馬超殺的曹操割須斷袍，是為了同情馬超。但是在冀城之戰卻寫了馬超是一個殘暴和有勇無謀的人。羅貫中只引來了故事，卻沒有因為故事思想傾向不同而改變。《三國演義》還引用了大量的歷史傳說，比如曹操殺呂伯奢、糜竺家起火、孫策怒斬于吉、望梅止渴、馬跳檀溪、左慈、絕妙好辭、曹操夢中殺近侍、曹植七步詩、八陣圖石伏陸遜、空城計、死諸葛走生仲達。本文來自于《華章》雜志。華章雜志簡介詳見

這些歷史傳說有的加以刪改，有的直接引用，引起廣大群眾濃烈的興趣。《三國演義》所吸收的民間傳說和民間曲藝，構成了這部小說的精華和核心，這些超過了小說總體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三國演義》直接取材于歷史的部分篇幅較小，藝術水平較低，在書中只起輔助作用。這樣，如果把《三國演義》說成羅貫中的個人藝術創造，顯然不夠妥當。實際上這部小說乃是群眾創作與文人創作相結合的產物，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響最大的部分仍然保持著民間文學的集體性、口頭性、傳承性和流傳變異性，乃是無數民間作者集體智慧的結晶。

作者：姜宏義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三國演義羅貫中范文3

[關鍵詞]儒家思想；《三國演義》；貂蟬；孔夫子

[中圖分類號]1207.4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738(2012)01－0071－03

作為我國古代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流派，儒家學說自其形成之日起就隨著封建集權的不斷加強而逐漸確立起了正統地位，并通過文學作品這一載體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世人，發揮著其對社會文化生活的廣泛的影響力。

代表著中國小說最高成就的長篇章回體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不僅有著不容低估的藝術價值，更體現出鮮明的儒家思想色彩。最直接的表現在于它“尊劉貶曹”的主旨，這一點即傳達出作者羅貫中先生對傳統儒家思想的認同，同時也證明傳統的儒家思想在歷代文人及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

在作者傾力塑造的這個男性世界里，我并不想聚焦于劉、曹、孫、呂這些被津津樂道的英雄。而是以三國中一位重要的女子為視角，來探尋一下這部鴻篇巨著所呈現的傳統儒家思想的印跡。

這位關鍵人物就是三國演義中羅貫中著重刻畫的女性，也是后人戲稱為史上第一女間諜的連環計女主角――貂蟬。

貂蟬，也許只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卻能夠與有稽可考的西施、王昭君和楊貴妃一起名列“中國古代四大美女”，這不能不讓人們驚嘆經典的文學作品在中國民間的巨大魅力與影響力。貂蟬的形象屢屢被舞臺和各種民間的傳說故事所演繹皆始于明朝，這說明了貂蟬這個絕色女子真正步入中國傳統文化的長廊，應是始于羅貫中的文學巨著《三國演義》。千百年來，史學界對于歷史上究竟有無貂蟬其人，一直探佚尋蹤、爭論不休。然而，貂蟬這個形象已成為中國人文歷史中一個特定的文化符號，存在于我們的文化記憶中。

在小說中，貂蟬不僅是一位絕色美女，同時也是一位“下報王允養育之恩，上負國家除奸之任，犧牲自己而全大義”的奇女子。《三國演義》中有詩贊曰：“司徒妙算托紅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戰虎牢空費力，凱歌卻奏鳳儀亭。”

那么在貂蟬這個人物身上究竟可以看到哪些儒家思想的印記呢?

一、貂蟬是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的綜合體

孔子所倡導的儒家思想是以“仁”為核心的，把“三綱五常”作為人的行為和道德規范。而羅貫中筆下塑造出的貂蟬正可謂是這“仁、義、禮、智、信”的綜合體。

第一，貂蟬之“義”表現于她的大義之氣。

傳統道德下女子俱以貞潔為操，但“貞節”和“愛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具體的社會環境里，又有其特定的含義。如“節”就有“大節”、“小節”之分。作為一位閨閣中的女子，她勇于承擔極大的風險，為達成恩公王允夙愿，里應外合，舍身鋤奸報國，成功上演一出連環計，成就了大節，是典型的“舍‘身’取義者也”，而這也是儒家思想最崇高的追求和要求。

第二，貂蟬之“禮”在于她的克己私欲。

儒家講求的禮制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要約束自己的欲望，奉公守制，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平衡。對應在個體身上，就是個人應克服自己的妄念、，以不干預甚至是利于國家宏圖大計為準。貂蟬面對“出賣自己色相”的要求，她心中應該有過斗爭，有過對世俗眼光的懼怕，有過茍且以保全自身的想法，正因此她本可斷然拒絕王允的懇求，安心做她的侍伎，但在個人安危與國之大義中，貂蟬毅然舍棄安閑生活，克制了一己之私欲，選擇了利民利國但無比艱難的道路。這體現出了“禮”的約束力。

第三，貂蟬之“智”在于她的聰敏機變。

作為司徒王允家萬千姬妾侍婢之一，唯獨貂蟬“近見大人兩眉愁鎖”，猜想必有國家大事困擾王允，這需要何等聰敏才能做到體察細致入微呢!而“董太師大鬧鳳儀亭”中那段“父欲弒子”情節的精彩上演，更要完全歸功于貂蟬“聲情并茂”巧使反問計的高超演技。第九回中當董太師欲聽從李儒之勸將她送予呂布時，她立即做出大驚、哭泣狀。并拔劍假意以死明志，既消除了董卓的疑心，重新獲得了董卓的信任和加倍的寵愛，又進一步加深了呂布對董卓的不滿，激化了兩人的矛盾，可謂是“一箭雙雕”，有四兩撥千斤之效。因勢利導，巧于機變，化被動為主動，這一切絕非一愚鈍女子所能做到!

第四，貂蟬之“信”在于她的忠貞誠懇。

在王允這個大導演的策劃下，貂蟬充分的做好演員的工作，與王允積極配合，完全履行了她之前“尚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的承諾。貂蟬知道自己肩負內除國賊的重任，因而從未臨陣退縮、中途后悔變卦而失信于天下，始終毅然決然地踐行著她感主報國的信念。

綜觀以上四點，貂蟬之“仁”也就顯而易見了。子曰“仁者，愛人。”她之所以能做到義、禮、智、信，根本上都出于一個仁愛之“仁”。當王允乞求她“汝可憐漢天下生靈!”時，貂蟬回曰：“但有使命，萬死不辭”。正是出于對恩公的愛，對普天下的愛，她才勇敢地接下這個艱巨的任務，以回報恩情，也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二、貂蟬是儒家思想人本意識、憂患意識與力行意識的必然產物

貂蟬，能夠與西施、王昭君和楊貴妃一起名列“中國古代四大美女”，并且其形象屢屢被舞臺和各種民間傳說故事所演繹，步入中國傳統文化的長廊，充分說明經典的文學作品在中國民間的巨大魅力與影響力。

這不能不讓人驚嘆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通過細膩的筆觸和精巧的情節給世人塑造出的貂蟬形象，并且把貂蟬這個形象定格為中國人文歷史中一個特定的文化符號，存在于我們的文化記憶中。究其根源，不難發現：儒家思想所強調的人本意識、憂患意識與力行意識對羅貫中的深刻影響，正是通過其筆下貂蟬這一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惟妙惟肖的展現在世人目前。

第一，連環計的出發點是儒家思想德治主義的主張。

孔子宣揚“克己復禮”。復禮，即恢復西周禮制，強調西周政權的中心地位。《三國演義》中漢室衰微，內除國賊、興復漢室、還天下以太平安寧是當時臣民百姓的共同追求。復興漢室的夙愿無論有無可能實現，都因其遵從儒家的道德政治觀而被賦予合理性和必然性。董卓欲謀權篡位，顛覆漢室顯然是大逆不道，違背正統。如此，自然是人人得而誅之。

在王司徒巧使連環計之前羅公演繹了袁紹結盟，伍孚刺殺，孟德獻刀等情節。然而，這種種嘗試，均以失敗告終。面對實力的懸殊對比，苦無良策的司徒大人，想到借助美人之力巧使反問計，情節的發

展也至此有了豁然開朗的轉換。

儒家崇尚道德對于社會和人生的重要性，有無德行構成人們人格評價的直接依據。一個人如若沒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貴為王侯，也得不到萬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地位卑賤，也能得到萬民稱頌而名垂千古。當歷史的重任自然而然的落到貂蟬身上時，這個小小的侍伎忍辱負重、慷慨赴難，大義凜然成就了內除國賊、懲惡揚善的宏大目標。司徒巧使連環計，卻也無意間成就了一位女子的傳奇。

第二，儒家思想所強調的人本意識、憂患意識與力行意識，圍繞貂蟬，通過精巧的情節設置，活靈活現。

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人本意識，就是尊重人和宏揚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主體獨立自覺的價值。從社會角度來看，作為個體必須走向社會、服務于國家。貪圖安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士”的恥辱。這也正是羅貫中筆下，無論是身份卑微的越騎校尉伍孚，還是久存大志的驍騎校尉曹操，紛紛只身范險刺殺董卓的原因。從個人角度來看，即使身為女子，如果只安于閨閣之樂，也是不值得稱頌的。時代呼喚一位力挽狂瀾的英雄，而貂蟬以一個女子的力量解決了萬千英雄的難題。難怪在《三國演義》一書中李儒不由得感嘆：“吾等皆死于婦人之手矣!”這正是個人力量的價值凸顯。

儒家人世理念影響下的憂患意識，成為一種集體和自覺的價值規范與追求。仁人志士均要立功、立言、立身，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價值所在。對忠臣烈女反復表彰和倡揚，使犧牲成為一種隱秘的沖動。當鏟除董卓成為深受戰亂之累的勞苦百姓的心聲時，生于憂患之時的志士仁人必將擔負這一歷史重任。當作者以看似偶然的選擇，將誅董行動成功的關鍵寄予在一個女子身上時，我們就發現再嬌弱的女子，再微小的個體，因意識層次的高尚與獨立性而擁有了驚人的力量，甚至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這即是作者對敢于肩負歷史重任、甘于犧牲的儒家憂患意識的充分肯定。

儒家思想中的力行意識，表現在發揮個人主體價值時，強調動用人的主觀能動性，采取有效而和緩的方式，避免用過激的途徑解決問題；也就是通過事物之度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提倡中庸而為。

連環計的成功就印證了這一道理。在此之前無論是袁紹、伍孚，還是曹操，都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弒董屢屢失敗之后，王司徒依然不斷探尋除賊之策，最后想到利用董、呂好色的弱點，利用貂蟬之色，重新策劃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心理戰并獲得最后的成功。至此“司徒妙算托紅裙”，才終于得償眾愿。

可見，與武力解決問題相比，羅貫中更贊同智取，避免過激方式，維系一種和諧的狀態。通過主體的實踐，實現了完善自我與改進社會的目的，這正是儒家思想推崇力行的生動展現。

綜上，不難看出羅貫中在創作小說時對儒家思想的偏向性。《三國演義》對貂蟬人物的刻畫主要集中在第八回和第九回里，文字雖不多，但貂蟬形象顯示出來的意義卻是非常獨特的。雖然從一位女子身上不可能全面了解到羅貫中先生的全部思想內涵，但可以從這一小人物的角度看出許多端倪來。正所謂“窺一斑，而知全豹!”這樣分析并不意味著《三國演義》就僅僅受儒家思想支配；相反，中國各種傳統思想都可見諸于各類題材的創作之中，《三國演義》也不例外。在這里只擇其一面而談之，以避泛泛而空。作為傳統儒家思想在歷代文學創作上的影響又何止于此，這有待我們繼續去挖掘。

[參考文獻]

[1]秦平，千古名諜――淺談《三國演義》中的貂蟬[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1998(2)：79-80.

[2]王菊艷.《三國演義》的婦女現與儒家文化[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4(11)；95-99.

三國演義羅貫中范文4

諸葛亮是《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本文就人們議論較多的三個問題，予以辨析：（1）《隆中對》究竟對不對？（2）諸葛亮是“愚忠”嗎？（3）如何看待“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作者的結論是：“從總體上來看，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書塑造得最為成功，最受人們喜愛的不朽藝術典型。”

【關鍵詞】 諸葛亮　《隆中對》　愚忠　近妖　不朽典型

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系全書的靈魂。羅貫中滿懷摯愛之情，傾注全部心血，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將他塑造為一個高雅、睿智、充滿理想色彩和藝術魅力的藝術形象，一個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范，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無比智慧的化身。

我歷來十分敬重歷史人物諸葛亮，也深深地喜愛藝術形象諸葛亮。二十余年來，我曾多次撰文，談及諸葛亮的方方面面。2001年，又鄭重撰寫《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一文，比較深入地論述了諸葛亮形象的成功之處①。此后幾年來，有關諸葛亮的評議仍層出不窮。其中，嚴謹的探討、具有啟發意義的見解固然不少，而無根之談、輕率之議、輕薄之言卻也頗多。要區別這兩類看法，得出有根有據、有說服力的見解，關鍵在于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事實出發，從真實可信的材料出發，以公允的態度，作出有分寸的評析；還要堅持“同情之理解”的精神，尊重歷史背景和特定語境，設身處地地理解前人，“既要體現當代意識，又要注意尊重歷史；既不盲目地對古人頂禮膜拜，又不以‘后來居上’的優越感而藐視前賢”②。為此，特再撰本文，就人們議論較多的三個問題，略加辨析，以就教于學界師友。

一、《隆中對》究竟對不對？

漢末建安十二年（207），當時依附荊州牧劉表、屯兵新野的劉備三顧茅廬，向年僅二十七歲（虛歲）的諸葛亮請教。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對》，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勢，為劉備擬定了“兩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先奪荊州，再取益州（“跨有荊、益”），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外結孫權，內修政治，等時機成熟，從荊、益兩州分兵北伐：一路直搗政治腹心地區宛、洛一帶，奪取東漢首都洛陽；一路奪取西京長安和整個關中地區；兩路夾攻，以圖實現興復漢室的目標。在劉備的懇切敦促下，諸葛亮慨然同意出山輔佐。從此，這條“臥龍”沖天而起，在歷史的舞臺上夭矯騰飛，大展宏圖，而《隆中對》也成為劉備集團發展的戰略藍圖。羅貫中充分發揮藝術家的天才想象，用了三回半的篇幅（第35回——38回前半），將“三顧茅廬”的由來和過程寫得曲折有致，搖曳多姿，情韻深長，令人悠然神往。特別是第38回前半，集中寫劉備見到諸葛亮后的精彩對話，更使《隆中對》深入人心。

千百年來，人們對《隆中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正確地預見了政局的基本走向，堪稱劉備集團的最佳發展戰略。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能提出如此英明的戰略規劃，實在令人驚嘆。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便情不自禁地贊頌道：“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第38回末句作“真萬古之人不及也！”）

不過，歷代也有人對《隆中對》不以為然，有人批評諸葛亮“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北魏崔浩語）然而，這其實是對《隆中對》的歪曲。諸葛亮說得很清楚：當時曹操已經統一北方，且有“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政治優勢；孫權據有江東（揚州大部），根基已經穩固。在此形勢下，要寄人籬下、勢單力薄的劉備盲目地“與曹氏爭天下”，實屬迂腐之見；劉備首先需要擁有自己的地盤，才能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進而聯合孫權，討伐曹操。而綜觀天下版圖，全國十三州，當時尚未被曹、孫兩家控制者，僅剩荊、益、交三州（張魯割據的漢中本是益州的一個郡）。其中交州遠在荊州、揚州之南，劉備無法奪取（建安十五年，孫權控制了交州），剩下的就只有荊州和益州了。所以諸葛亮向劉備明確提出“兩步走”的戰略：先跨有荊、益，再伺機兩路北伐。應該說，這是對當時形勢最正確、最可行的判斷。至于何時奪荊州，怎樣奪取，這當然要看機會。三顧茅廬的次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天，曹操南征，劉表病死，其子劉琮向曹操請降，諸葛亮就勸劉備攻打劉琮，一舉奪取荊州；可惜劉備未能采納，錯過了大好時機；直到赤壁大戰后，劉備才奪得荊州江南四郡。當然，在諸葛亮看來，由于地理環境不同，益州比荊州更適于立國建都。這是總結了漢高祖劉邦以巴、蜀、漢中為根據地，打敗項羽，終成大業的歷史經驗，而且是許多杰出人物的共識。例如龐統后來也曾對劉備提出：“荊州……東有吳孫（指孫權），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③劉備入蜀時，以龐統隨行輔佐，諸葛亮留鎮荊州；只是當龐統在雒城（今四川廣漢）中流箭而死后，諸葛亮才率兵入蜀增援，而留頭號大將關羽鎮守荊州，可見他對荊州始終是重視的。而作為劉備的股肱之臣，劉備后來稱王稱帝，諸葛亮也必須在其身邊輔佐，只能讓其他得力人員鎮守荊州，這哪里是要“委棄荊州”呢？

現代有的學者因為《隆中對》提出的兩路北伐的目標未能實現，便懷疑諸葛亮的整個戰略規劃行不通；有的學者認為“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這兩大原則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等孫權奪得荊州，劉蜀方面承認既成事實，才能與孫權重新修好，因而《隆中對》的基本國策是錯誤的。我認為，這些看法是片面的。劉備在“三顧茅廬”之前，奮斗半生而屢遭挫折，此后忠實執行《隆中對》，僅僅用了七年時間，即到建安十九年（214），便完成了由沒有立足之地到“跨有荊、益”的巨大轉折，形成了三分鼎立局面，實現了第一步戰略目標；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又奪取漢中，其勢力達到鼎盛。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證明《隆中對》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至于第二步戰略目標未能實現，那是由于后來荊州失守，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能因此認為當初的規劃不對。古今中外，重大的戰略規劃，在執行過程中往往需要隨時調整，甚至發生重大改變，這是稍微熟悉歷史的人都應該懂得的，如果因后來情況的變化而否定當初的設想或規劃，其實是“馬后炮”式的看法。誠然，奪取荊州，全據長江，然后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乃是孫吳集團的建國方略，這與劉蜀集團的利益確有沖突。但是，這種沖突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的。建安二十年（215），孫、劉兩家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已經形成了戰略平衡。這種平衡，既可以維持相當長的時期，也隨時可能被打破，就看三分鼎立的大局如何演變，孫劉雙方如何處置了。如果關羽忠實執行“東和孫權，北拒曹操”的方針，使曹操難以拉攏孫權而偷襲關羽之后；如果關羽善于安撫和激勵部下，使鎮守江陵的麋芳、鎮守公安的士仁（《三國演義》誤作“傅士仁”）忠于職守，不懷二心；如果劉備諸葛亮在關羽北伐襄陽時能夠及時配合和支援，那么，荊州未必失守。而在劉蜀集團牢牢控制自己那部分荊州的情況下，承認既成事實的就該是孫權了；面對曹操這個強敵，雙方既需要、也完全可能繼續聯手。由此可見，荊州之失系由多種因素導致，絕非命中注定，它恰恰從反面證明了《隆中對》戰略構想之正確。因此，我贊同羅貫中的評價：“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

二、諸葛亮是“愚忠”嗎？

在諸葛亮的諸多優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二是忠貞。

多年來，一些人談到諸葛亮的“忠”時，每每貶之為“愚忠”。我認為，這是一種片面之見。

什么是“愚忠”？就是對國君個人盲目的、毫無原則、毫無主見、逆來順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國君善惡如何，行事是非怎樣，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不敢有任何懷疑，更不敢有任何違忤；即使國君荒殘暴，濫殺無辜，也不敢諫阻指斥；哪怕毫無道理地殺到自己頭上，也只知低頭受戮，還要說什么“天子圣明，罪臣當誅”的昏話；甚至國君腐朽亡國，仍一味追隨，以死效忠。在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里，最高統治者為了一己私利，總是不斷地集中權力，不愿受到任何制約；同時又總是要求臣民對自己無條件地效忠，鼓勵愚忠。特別是專制主義惡性膨脹的明清兩代，統治者更是以各種手段灌輸愚忠意識，以至愚忠成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條，嚴重地閹割了民族精神，阻礙了社會進步。因此，現代人反對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任何問題都必須具體分析。盡管封建時代國君通常是國家的象征和代表，盡管封建統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來，總有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把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與對國君個人的盲從加以區分，在不同程度上擺脫愚忠的桎梏：或對國君的惡德劣行予以批評抵制，直言極諫；或勇于為民請命，不顧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權最霸道的明清兩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于貶斥和蔑視君權；甚至像黃宗羲那樣，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權。

那么，《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怎樣處理與其君主劉備、劉禪父子的關系呢？認真閱讀作品就可以看到：諸葛亮確實忠于劉蜀集團；但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業，自有其積極意義。

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通過劉備“三顧”之誠和“先生不出，如蒼生何”的含淚懇請，才同意出山的。羅貫中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竭力突出他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劉備的主要輔佐，又是劉備的精神導師：“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第39回）他出山不久，曹操大將夏侯惇便率領十萬大軍殺奔新野。在這初出茅廬第一仗中，劉備將指揮權完全交給諸葛亮；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調遣眾將，甚至連劉備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燒博望后，諸葛亮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后，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調度：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49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于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于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

了”（第50回～51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于劉蜀集團的核心。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后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系于劉備，而是系于諸葛亮。

在劉備面前，諸葛亮總是直抒己見；如劉備言行不當，或正色批評，或直言勸戒，劉備則總是虛心聽從，甚至道歉認錯（惟拒諫伐吳是一例外，但隨后便“吃虧在眼前”，劉備自己也承認：“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就連在過江招親這類大事上，他也干脆代劉備作主，劉備盡管心存疑慮，仍然一一照辦。如此舉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師”心態，哪有一點畏畏縮縮的猥瑣？哪有一點“愚忠”者的卑微？

劉備臨終，慨然托孤于諸葛亮，并遺詔訓誡太子劉禪：“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禪即位后，謹遵父親遺命，對諸葛亮極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間，盡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張，卻一直把軍政大權都交給諸葛亮，十分放心。諸葛亮治理蜀中，發展經濟，與吳國恢復同盟關系，他總是樂觀其成，從不干預；諸葛亮親自南征，幾度北伐，他總是予以支持，從不掣肘（《三國演義》第100回寫諸葛亮氣死曹真，打敗司馬懿，后主卻聽信宦官傳奏的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純屬虛構）。如此放手讓輔政大臣行使職權，不疑心，不搗亂，不橫加干涉，在整個封建時代實不多見。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時，他派尚書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詢國家大計；諸葛亮推薦蔣琬、費祎為接班人，他又虛心采納，先后任命蔣琬、費祎為執政大臣。當諸葛亮逝世的噩耗傳來，“后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于龍床之上。”（第105回）諸葛亮的靈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聲大哭。”（同上）不僅如此，劉禪對諸葛亮始終追思不已。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諸葛瞻為駙馬，后來還下詔為諸葛亮立廟于沔陽（今陜西勉縣定軍山前）。這證明他確實是真心誠意地崇敬諸葛亮。比之許多薄情寡義，功臣一死（甚至還沒死）便翻臉不認人的最高統治者，這也是非常難得的。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的諾言，既是支撐蜀漢政局的擎天棟梁，又是擁有“相父”之尊的劉禪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師表》，諄諄叮囑劉禪：“誠宜開張圣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第91回）而在《演義》虛構的那個劉禪聽信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的情節里，諸葛亮面見劉禪后，先是戳穿“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的托詞，指出：“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接著不無憤慨地質問：“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對此，劉禪始則“默然無語”，繼而趕快認錯：“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最后，“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余皆廢出宮外……拜辭后主，復到漢中……再議出師。”劉禪則恭恭敬敬地完全聽其處置（第101回）。在這里，劉禪沒有君主的威風和霸道，諸葛亮則有輔臣的自尊和“恨鐵不成鋼”的遺憾，這哪里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憐呢？

誠然，諸葛亮最終為蜀漢獻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里當然有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的心愿，但決非不問是非的片面忠于劉備父子，其中更有興復漢室，拯救黎庶，重新統一全國的宏圖大志。正因為這樣，千百年來，諸葛亮的忠貞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綜觀他與劉備的關系，既有“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史實依據，又經過羅貫中的浪漫主義改造，寄托了歷代志向遠大的士大夫對“君臣遇合，誼兼師友”的理想關系和“帝王師”的人格定位的向往和追求。這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對“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關系的否定和批判，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由此可見，“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諸葛亮頭上的。

三、如何看待“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現代一些學者對諸葛亮藝術形象有所批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魯迅先生的這段話：“至于寫人，亦頗有失……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④

對此應該怎么理解呢?

我認為，魯迅先生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按照嚴格的現實主義文學標準，指出《三國演義》表現諸葛亮的“多智”有過頭之處，這是有道理的，所謂“近妖”，是指作品個別地方對諸葛亮的謀略夸張過甚，表現出神化傾向；然而，這并非《演義》的主流，絕不意味著作品對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敗。從總體上來看，作品對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這里特別要強調這樣幾點：

第一， 全面把握《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我曾經在一本書中強調指出：

在創作方法上，《三國演義》既不屬于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也不屬于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古典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

綜觀全書，羅貫中緊緊抓住歷史運動的基本軌跡，大致反映了從東漢靈帝即位（168年）到西晉統一全國（280年）這一歷史時期的面貌，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羅貫中都予以關注，都大致按照史實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趨勢，作了不同程度的敘述與描寫。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羅貫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調時，都力求實現藝術形象與其歷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這樣，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歷史感，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是人們普遍承認《三國演義》“藝術地再現了漢末三國歷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體編織情節，塑造人物時，羅貫中卻主要繼承了民間通俗文藝的傳統，大膽發揮浪漫主義想像，大量進行藝術虛構，運用夸張手法，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⑤

作品中的諸葛亮形象，正是既實現了“與其歷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又進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這種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不僅體現了羅貫中本人“好奇”的審美傾向，而且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典小說“尚奇”的藝術傳統。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智慧和謀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國演義》對諸葛亮智謀的夸張和渲染，可謂由來有自。早在西晉末年，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為諸葛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李興撰文，其中便寫道：

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⑥

這里已經為諸葛亮的才干和謀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還引用多條材料，對諸葛亮的謀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諸葛亮已被稱為“智將”。到了宋代，大文豪蘇軾作《諸葛武侯畫像贊》，更是對諸葛亮的謀略大加頌揚：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后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贊嘆，更加突出了諸葛亮的“神奇”。沿著這一思路，元代的《三國志平話》又進一步寫道：

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司馬仲達曾道：“來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圍，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謁諸葛》)

這就完全把諸葛亮神化了。

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時，對《三國志平話》中的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刪除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之類的神異描寫，使諸葛亮形象復歸于“人”本位——當然，是一個本領非凡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杰出人物。書中對諸葛亮智謀的描寫，大都有跡可循，奇而不違情理。在政治謀略方面，作品寫諸葛亮的“隆中對”、智激孫權，基本上是依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加以敘述，并無多少夸張。在軍事謀略方面，作品寫諸葛亮火燒博望、火燒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獲、空城計等事，盡管頗多虛構，但要么早有野史傳聞或《三國志平話》的相關情節作基礎，要么是對史實的移植與重構，即使純屬虛構，也編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⑦。這樣的智謀，雖有傳奇色彩，卻并非神怪故事；雖非常人可及，卻符合人們對傳奇英雄的期待。這與全書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應該承認，《三國演義》在表現諸葛亮的智謀時，確有少數敗筆。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個別情節違背歷史和生活的邏輯，勉強捏合，夸張過甚。如第101回《出隴上諸葛裝神》中寫魏軍“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卻無法趕上諸葛亮，并借司馬懿之口稱諸葛亮“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會“縮地”之法，便明顯帶有神異色彩。二是羅貫中出于對諸葛亮的熱愛，有時對其失誤之處也苦心回護，導致個別情節不合情理。如第105回“遺計斬魏延”，本來想表現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見之明，卻無法完全掩蓋諸葛亮對待魏延的不當之處，結果欲益反損，反而使讀者感到難以信服⑧。這種情節雖然不多，卻有可能讓人產生“近妖”的感覺。

第四，應該注意將《三國演義》與其衍生作品加以區別。幾百年來，在《三國演義》廣泛傳播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對其進行改編與再創作，從而產生出大量的、各種門類的衍生作品。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義》的傳播渠道，擴大了它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對《演義》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有所強化，有所發展，有所變異。例如：《三國演義》寫諸葛亮的裝束，初見劉備時是“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第38回）；赤壁大戰后南征四郡，也是“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第52回）；首次北伐，與王朗對陣，則是“綸巾羽扇，素衣皂絳”（第93回）。這些描寫，來源于東晉裴啟所撰《語林》對諸葛亮衣著風度的記載：“乘素輿，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眾軍皆隨其進止。”“鶴氅”亦為魏晉士大夫常用服飾，《世說新語》等書屢見不鮮。而在明清以來的某些“三國戲”和曲藝作品中，諸葛亮動輒穿上八卦衣，自稱“貧道”，言談舉止的道教色彩越來越重，其計謀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強化。如果有人從這類作品中得到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記在《三國演義》的賬上的。

總之，盡管《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描寫存在少數不當之處，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從總體上來看，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書塑造得最為成功，最受人們喜愛的不朽藝術典型，永遠啟示和激勵著后人。

注釋：

①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②參見拙著《三國演義評點本》前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拙著《三國演義新探》節錄其第四部分。

③《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

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

⑤參見拙著《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63～64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⑥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蜀記》。

⑦參見拙著《三國演義辭典》的《情節》部分有關辭條（巴蜀書社1989年6月第1版）及《三國漫話》的《名段鑒賞》部分有關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三國演義羅貫中范文5

關鍵詞： 小說《三國演義》 蜀漢二主 諸葛亮 君臣關系 “微妙”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①杜甫的這首《詠懷古跡》吟詠的是三國時期蜀漢的先主廟兼及武侯祠，可見在仕途上坎坷一生的杜甫對于劉備、諸葛亮這一對風云際會的君臣有著由衷的仰慕。

一

到過今天四川成都的人都知道，蜀漢的昭烈廟和武侯祠是緊緊挨著的。兩座古跡的主人，一位是胸懷大志、叱咤風云的亂世英雄，一位是腹有良謀、忠貞不渝的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君臣二人生前親密無間、心照不宣，死后也朝夕相處、一起享祭。這“一體君臣祭祀同”的佳話，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不知激蕩了多少人的心，上至帝王將相，中至文人學士，下至布衣百姓，或以之為宣傳教化、普及人倫的榜樣，或“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家心中之塊壘”，或寄之對于明君賢相的渴慕與期盼。千百年來，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魚水”深情是個不爭的歷史事實，并且因為它的出神入化，因為它的可歌可泣而廣為流傳。

那為何稱劉備與諸葛亮的君臣關系為“魚水之情”呢？小說《三國演義》第三十九回載，關張二人見劉備對諸葛亮過于謙恭，“以師禮待之”，于是大發牢騷：“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劉備反駁道：“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兩弟勿復多言。”②“魚水關系”一稱由此而來。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茅廬請出了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從此開始了他們的合作。在那群雄逐鹿的紛亂年代，君臣二人歷經千辛萬苦“聯手共創蜀漢基業”，“自初出時的‘情好日密’到魂系白帝時的‘君可自取’，都是二人關系親密友好的象征”③。《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和諸葛亮正是因為都具備了明君和賢相的某些特點，他們之間的君臣關系于是被公認為“理想中的封建君臣關系”④，而“追慕圣君賢相風云際會、魚水相諧”⑤正是《三國演義》所要表現的主題。

劉備、諸葛亮之間的情誼是經時間考驗了的，也是在共同奮斗中逐漸加深的。

先主與諸葛亮的故事起始于“隆中決策”。經水鏡先生和徐庶介紹，劉備早已對這位“躬耕南陽”（第九十一回）⑥“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第三十七回）⑦的“臥龍”先生傾慕有加。聽完諸葛亮的“隆中對”后更知其名不虛傳，從劉備“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云霧而睹青天”（第三十八回）⑧一席話中可知這位奔波半生卻未有尺寸容身之地的亂世英雄由衷的喜悅與沖動。而此時的諸葛亮也正需要一位胸懷遠大又能禮賢下士的濟世之主，去投靠他實現自己建功立業、名揚青史的夙愿。各取所需自然能一拍即合。諸葛亮出山后，很快就火燒博望、火燒新野，初露鋒芒，樹立了自己在軍中的威信，也鞏固了自己在劉備心中的地位。

赤壁之戰中主仆兩人的關系經受住了重重考驗，不斷加深。劉備攜民渡江、敗走漢津口，當時是腹背受敵，形勢危急。諸葛亮只身前往江東，謀求孫劉兩家的聯盟來共敵曹操。從舌戰群儒到巧借東風，諸葛亮大展經綸，將卓越的才能發揮至極致。而從第四十三回諸葛亮由魯肅引薦到達江東，到第四十九回赤壁鏖戰前夕諸葛亮巧妙脫身回到劉備身邊，在這漫長的七回的時間里劉備在干什么呢？他在江夏焦急地等待諸葛亮的回音，并整頓軍馬備戰。兩人各處異地，雖有約在先，但非常時刻難保人心生變。劉備此時是勢單力薄，諸葛亮在東吳是脫離劉備、投奔孫權的好機會，東吳方面也力圖將諸葛亮籠絡過來為自己效力。何況他哥哥諸葛瑾在江東，兄弟情深，背信棄義不是沒有可能。而在此期間，一敗涂地的劉備將個人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押在了這位年輕的軍師身上。在這失落到極點的情況下，他不是沒有可能投降曹操，保全自身，而留諸葛亮一人深陷江東虎口。然而，時間證明誰也沒有背叛對方，而是依照開始設計好的聯吳抗曹的策略而努力。赤壁之戰是劉備事業的轉折，也增進了兩人間的默契。我覺得之前的“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第三十八回）⑨不是真正的默契，這時的他們才是心靈相通、無限信賴又無比真誠的。

在取荊州、爭二川的過程中，兩人的關系進一步深化。他們通過精誠合作擴展了實力，開創了基業。命途多舛的劉備獲得了節節勝利，得舒平生之志，而諸葛亮也大顯身手，充分發揮平生之所學，雙方都志得意滿，相互之間的親密友好不在話下。

但同時劉備對諸葛亮也漸漸有所疏遠。隨著劉備勢力的擴大，劉備集團成分也變得復雜起來。“劉備蜀漢政權的統治基礎，由荊州、‘東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團組成。為鞏固政權，劉備和諸葛亮對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態度。以荊州士人集團為依靠，極力籠絡‘東州’人士，使二者融為一體，成為政權的組織基礎；對益州人士，則籠絡利用和戒備打擊兼而用之。從而達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⑩。

由于對東州和益州土著集團的重用，相應的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荊州集團相對受冷落。而隨著在取西川過程中諸葛亮的功勛越來越卓著、威望越來越高，劉備開始體會到諸葛亮的潛在威脅，正好趁此機會借東州、益州集團的力量打壓一下諸葛亮也是很有可能的。

比如法正，“是東州集團的代表人物，曾是引劉備入蜀的‘主謀’之一。劉備對其‘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三國志·蜀志·先主傳》，注引吳書），任用其為蜀郡太守，使之‘外統都畿，內為謀主’”{11}。既為“謀主”，其地位堪比諸葛亮。但法正此人“在蜀中驕橫跋扈，‘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引起人們的反感。然而以法制嚴明著稱的諸葛亮，卻對法正采取了罕見的姑息態度”{12}。諸葛亮的這一反常之舉一方面出于籠絡東州集團、保持政局穩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令讀者隱約體會到諸葛亮當時的微妙心情，劉備要重用法正，諸葛亮也無可奈何。

我分析出這一點依據了一些《三國志》的內容，但單僅從《三國演義》看，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嫌隙也是很有些端倪的。比如，劉備進發西川時帶的是龐統，他為什么不帶諸葛亮？將這樣的大才留在后方戒備東吳、督運糧草而不到前方去出謀劃策不是太可惜了嗎？而從諸葛亮日后奉行的政策看，對益州豪強的打壓從來沒停止過，這可能與東州、益州兩大集團與荊州集團間的爭權奪利有很大關系，諸葛亮打擊益州豪強一方面是為了維護治安、維持劉備集團內部的團結和睦，但我覺得另一方面也不乏個人恩怨在里面。再者，從后來劉備不聽諸葛亮勸阻執意伐吳看，劉備有時是不那么愿意對諸葛亮言聽計從的，哪怕是一些合理的建議、該聽的話，若非對他有意見，怎么會連聽一聽都不愿做到呢？

劉備稱制后，與諸葛亮的關系一度進入低潮，主要體現在劉備伐吳一事上。蜀漢建國后，劉備、諸葛亮都升級了，劉備是“正位續大統”（第八十回），諸葛亮則是位極人臣，但同時君臣間的矛盾也更加凸顯出來。關羽大意失荊州使蜀國形勢急劇惡化，劉備不但未認識到這一點，及時補救，反而意氣用事，為報關羽之仇憤而伐吳，張飛之死則更是堅定了他伐吳的決心。諸葛亮知道伐吳意味著隆中決策的破產，興復漢室的大業將會障礙重重甚至前功盡棄。但是諸葛亮再怎么苦口婆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都不能使劉備放棄伐吳的念頭，劉備被仇恨沖昏了頭腦，一改長期以來對諸葛亮言聽計從的作風，這時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感情哪里還是“魚水”情。深知伐吳失策卻無能為力，我想諸葛亮此時心中一定是很失落的。

  李強認為：“劉備與諸葛亮君臣間的關系是否天衣無縫，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劉備是否能夠認真采納貫徹‘隆中決策’。‘隆中決策’當時劉備滿口稱‘善’，但實際上卻沒有很好領會，尤其是對外政策上沒有很好地東聯孫吳以抗曹操。赤壁聯吳敗曹，僅僅是劉備的權宜之計，始終堅持的還是寸土必爭，以致蜀吳聯盟瀕于破裂。”{13}

白帝托孤是君臣關系的恢復期。劉備鎩羽而歸的事實表明諸葛亮的決策是對的，先主自覺無臉回成都見諸葛亮，于是暫居白帝城，在無盡的懊惱中憂郁成疾，病入膏肓，于是白帝托孤，創造了兩人之間最廣為稱頌的千古佳話。因為從古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君王能如此推心置腹地囑咐大臣，也沒有哪一個君王能夠像劉備那樣把幼主放心地交給輔政的大臣，甚至允許其取而代之、自為君主。封建君王無一例外地忌諱權臣謀逆，而此時的劉備卻似乎是個例外。或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劉備自語，第八十五回），臨終吐真言，而且往往能大徹大悟。劉備與諸葛亮之間本來就是親密無間的，這是在風雨際會中反復考驗、不斷加深的，只是因為非常之事有了些小摩擦，風雨過后自然能重歸于好。

白帝托孤一方面使劉備、諸葛亮的君臣關系進一步上升到古今之楷模的地位，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劉備經歷了大敗之后依然沒有消解對諸葛亮的猜忌，他到死始終放心不下諸葛亮。“君可自為成都之主”（第八十五回）{14}著實把諸葛亮嚇了一跳，《三國演義》的原話是：“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第八十五回）{15}諸葛亮何至于這么慌？僅僅是因為像先主所言的那樣取君代之是大逆不道之舉嗎？我想當時諸葛亮的情感是復雜的，他一定是聽出了這驚人之語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試探。他非常明白，要是他流露出半點野心、在君臣的根本問題上有半點動搖的話，那后果不堪設想，劉備很有可能憑借最后的一點力量立刻把諸葛亮處理了，免得日后成為蜀國的大患，那可是徹底的身敗名裂。好在諸葛亮全然不是劉備所擔心的那種人，他是那樣忠于劉備、忠于蜀國，一心只為報劉備的“知遇之恩”，一心只為“庶竭駑鈍，攘除奸雄，興復漢室，還于舊都”（《出師表》，第九十一回）{16}，早將個人私利置之度外。

先主對諸葛亮之疑，我在這里不能作太多太深的闡釋，因為不能脫離《三國演義》以其他文獻作為佐證。或許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關系并未能“超出封建時代君臣關系的普遍規律，同樣存在著矛盾，存在著一種使用與被使用的關系”{17}。但不管這關系多么微妙，諸葛亮每每都以其偉大的人格經受住了劉備的試探，劉備心中最終是信任戰勝了猜忌，劉備終將孱弱的幼主和風雨飄搖中的國家托付給了他，也成就了這位集忠義與智慧于一身的“天下第一名相”。

而明察秋毫的諸葛亮不會不感知到劉備對他的防范，但他從未計較先帝對他薄情的一面，他對于劉備器重東州和益州集團而輕荊州集團的舉動應該說是非常諒解的，他在劉備死后能不計前嫌繼續重用這兩大集團中的人才。比如尚書令李嚴，是東州集團人士，因在諸葛亮北伐期間督辦糧草不力，怕丞相怪罪，謊稱東吳將興兵寇川，犯下大罪，諸葛亮不僅看在托孤重臣的份上只將李嚴貶為庶人，而且將其子李豐封為長史，加以重用。（第一百零一回）

在他心中先帝的“知遇之恩”是他窮盡一生也報答不完的恩典，他后來的事跡也表明他做到了他在先帝臨終前承諾的：“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不愧為古今忠志之士的表率。

總的來說，先主與諸葛亮之間的關系與“魚水”深情這一譬喻是相稱的，否則不會經受住歷史的考驗，被寫入各種文學作品，集大成于《三國演義》，這般大加歌頌，而又流傳了千年。

同時，我認為先主與諸葛亮之間的關系是導致諸葛亮悲劇結局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先主對諸葛亮的知遇之恩、無微不至的關懷，以及那百世一遇的心靈默契深深打動了諸葛亮，成為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后出師表》，第九十七回）{18}的精神源泉，在此精神力量的驅動下諸葛亮在先主生前生后都能死心塌地盡效犬馬之勞，為了完成先主興復漢室的遺愿，他南征北戰、不辭勞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終究“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19}。另一方面，先主與諸葛亮之間存在的那點或多或少的嫌隙，使先主在伐吳的問題上不顧諸葛亮再三勸阻而一意孤行，彝陵之敗使蜀國失去了統一天下的可能，諸葛亮再怎么努力注定是徒勞，他的“星落秋風五丈原”（第三十八回）{20}是先主不聽諸葛亮的逆耳忠言而導致的必然結局。

二

先主駕崩后，諸葛亮與先主間的微妙關系在他與后主之間得以延續。后主與諸葛亮間的關系同樣是親善、和諧，但又不乏嫌隙。

隨著羽翼漸豐，幼主與權傾朝野的輔政重臣間的矛盾會越來越突出，即使幼主未意識到對自己的威脅，他身邊的親信也會提醒他謹防有變。諸葛亮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確實是弱化了后主的權威，后主再怎么尊他為“相父”，他作為封建帝王的本質決定了他必然有所不滿。他不會不考慮到諸葛亮謀反的可能性，而且他深知諸葛亮一旦謀反必大獲全勝，所以他在內心深處有著作為君王本能的猜忌和提防。因此，當茍安在他耳邊進讒言時，他不假思索就急招諸葛亮班師回朝，他如此輕易地中人家的反間計正是他猜忌心態的反映。

再者，如果他真的尊重、愛戴諸葛丞相，他在諸葛亮死后就不會那般荒廢朝政、沉迷于享樂，不管有無治國之才，他都會遵從諸葛亮的教導稍微勵精圖治一點。他大概確實有些不喜歡這位“相父”，因為他很嚴格，而且一定很絮叨，諸葛亮走后，他恐怕覺得是個解脫：再也沒人管得了他了，他可以盡情地享受皇帝的快活了。從這一點看他似乎從未被諸葛亮感動過，對諸葛亮的赤膽忠心他從沒動過心。

但實際上劉禪又是非常愛戴諸葛亮的。他喚諸葛亮“相父”絕不是口是心非，他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他幼年喪父，作為孩子所需的關懷與教導大多數是丞相給他的，他雖然處于政治權力的中心，是眾望所歸的對象、三國爭霸的目標，但他得以平平安安地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全賴丞相的庇護。

當然，也正由于丞相的無微不至和事必躬親，劉禪的治國才能沒能得到及時充分的鍛煉。“寶劍鋒從磨礪出”，不經受些挫折，怎會有傲然的品格、頑強的意志和豐富的處世經驗。正如現代家庭中被溺愛的孩子無法有健全的人格一樣，武侯把后主所必須學會處理的問題也一并包辦了，久而久之后主就什么都不會做，對他過于依賴，如此一來武侯百年之后后主難以獨當一面是必然的。

不過，劉禪確實是非常尊敬武侯的，武侯死后他也非常懷念他，九年后他將諸葛亮之子招為駙馬，加以重用。而且還下詔為武侯立廟于沔陽，也就是今陜西漢中定軍山，諸葛墓所在地，可見他是真心誠意地愛武侯。沈伯俊先生認為：“比之許多薄情寡義，功臣一死（甚至還沒死）便翻臉不認人的統治者，這也是非常難得的。”{21}

而事實也證明武侯一家沒有辜負兩代君主的厚望，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諸葛瞻、諸葛尚父子在領兵抵抗魏軍（司馬氏）侵犯的過程中都戰死綿竹（第一百十七回）。祖孫三代都為蜀漢奉獻出了生命，真是滿門忠烈。

我覺得劉禪對諸葛亮的愛戴還體現在他對待姜維的態度上。姜維是諸葛亮選定的北伐事業的繼承人，對于這位威信不夠、資歷尚淺又是從敵營投奔來的將領，劉禪還是遵武侯的遺囑封他為大將軍，并力排眾議支持姜維屢屢發兵北伐。雖然他也曾像對待武侯那樣因為輕信讒言把姜維召回過幾次，但他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除假降鐘會的一次不算，姜維共伐了八次中原，整整八次卻一無所獲，姜維自己確實也有很大的責任，劉禪對姜維確實是不錯的。他之所以器重姜維、寬容姜維，是因為他知道姜維繼承的是武侯的事業，他是那樣愛戴武侯，所以也移情到了姜維身上，對姜維寄寓厚望，任他屢戰屢敗，也同意他屢敗屢戰，那是因為武侯的緣故，他相信姜維定能完成武侯未了的心愿。

三

《三國演義》中蜀漢二主與諸葛亮的君臣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我覺得可以用“微妙”一詞來概括。或許蜀漢二主在與諸葛亮的“魚水”深情中還夾雜著猜忌與防備，但諸葛亮對蜀漢二主絕對是忠貞不貳的，這也是諸葛亮能萬古流芳的根本原因。我覺得《三國演義》中諸葛亮這一形象之所以能成為深受人們喜愛的不朽藝術典型，最重要的原因不僅僅在于他的“經天緯地之才”（徐庶語，第三十六回）{22}，而在于他的“忠”，惟有精神和人格才是最打動人的。

有人說諸葛亮的忠是“愚忠”，但我不這么認為。沈伯俊先生在《諸葛亮是“愚忠”嗎？》一文中認為，諸葛亮對國君的態度不是個人盲目、毫無原則、毫無主見地逆來順受，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業，在他報劉備知遇之恩的心愿中更有興復漢室、拯救黎庶、重新統一國家的宏圖大志，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應該與對國君個人的盲從區分開來；而對于劉備、劉禪父子，諸葛亮總是直抒己見，如二主有言行不當之處，他總是或正色批評，或直言勸諫，毫無“愚忠”者的猥瑣和卑微，因此“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諸葛亮頭上的{23}。我非常贊成沈先生的觀點。

注釋：

①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527頁.

②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50頁.

③李殿元，李紹先著.《三國演義》懸案解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4頁.

④李厚基，林驊著.《三國演義》簡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65頁.

⑤曹學偉.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6頁.

⑥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9頁.

⑦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38頁.

⑧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2-243頁.

⑨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3頁.

⑩許蓉生.蜀漢政權重要官員的地域構成及變化——兼議諸葛亮的“貴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2期，第323頁.

{11}{12}許蓉生.蜀漢政權重要官員的地域構成及變化——兼議諸葛亮的“貴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2期，第324頁.

{13}李殿元，李紹先著.《三國演義》懸案解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頁.

{14}{15}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頁.

{16}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9頁.

{17}李殿元，李紹先著.《三國演義》懸案解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頁.

{18}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04頁.

{19}蘇斌，郭爽編.杜甫詩全集.海南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50頁.

{20}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3頁.

{21}沈伯俊.諸葛亮是“愚忠”嗎.語文知識，2007年，第1期，第14-15頁.

{22}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32頁.

{23}沈伯俊.諸葛亮是“愚忠”嗎.語文知識，2007年，第1期，第14-15頁.

參考文獻：

論文

［1］曹學偉.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2］許蓉生.蜀漢政權重要官員的地域構成及變化——兼議諸葛亮的“貴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6卷，第12期.

［3］沈伯俊.諸葛亮是“愚忠”嗎.語文知識，2007年，第1期.

著作

［1］沈伯俊，譚良嘯編著.《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第1版.

［2］李殿元，李紹先著.《三國演義》懸案解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3］李厚基，林驊著.《三國演義》簡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三國演義羅貫中范文6

這句話出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意思是“既然有我周瑜在世，為什么老天還要一個諸葛亮啊?”是三國演義中虛構的周瑜對自己的才華比不過諸葛亮的一種嘆息，是一個褒義詞。三國演義這本小說是著名的褒蜀、抑魏、貶吳的文學作品。自《三國演義》之后周瑜形象以及在世人心中的歷史功績大打折扣，而諸葛亮成為了一個近乎于神的傳說。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縣人。洛陽令周異之子，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官至太尉。東漢末年東吳杰出的軍事家，通軍事、善音律。

諸葛亮，字孔明，號臥龍，也作伏龍。徐州瑯琊陽都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文學家、書法家、發明家。

（來源：文章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