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假設有三個：理性人假設、信息完全假設、市場出清假設；它們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其意義不在于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實際，而在于體現了新古典經濟學家對理想市場環境的總體條件設計。我國的經濟“新常態”與這些設計不謀而合，可概括為“理性人”重新發現的“新常態”，“信息完全”逐步實現的“新常態”，以“市場出清”為理想目標的“新常態”。把握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理論假設對理解和豐富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基本內涵和政策取向，完善“新常態”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新古典經濟學；理性人假設；信息完全假設；市場出清假設；經濟“新常態”

一、引言

“新古典經濟學”是和古典經濟學相對的概念，在外延上是指西方經濟史上，自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始，至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止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假設有三個：理性人假設、信息完全假設、市場出清假設。國內外經濟學界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假設的研究較多，但是大部分集中于其非現實性批評。例如，論證“理性人假設”并不完全符合人性的現實，因為現代西方哲學認為理性只不過是人性顯露在水平面之上的“冰山之一角”，在“理性”的水平面以下還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存在。在現實中，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會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羊群效應”、“贏者賭咒”等現象，在這些現象中投資者的行為背離了“理性人假設”。現實中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在各種摩擦和沖突之中，會丟失部分信息；由于傳遞機制不暢而造成信息傳遞受阻；由于信息的封鎖和壟斷造成信息的不對稱等等。即使不存在上述情況，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也是有限的，同樣會造成信息不完全。因此，微觀主體的大部分決策都是在部分信息狀態下做出的。大量的經濟現實也證明，市場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出清的，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是經濟的常態，而供求均衡則是非常態，等等。也有學者研究經濟學家在發展中對基本假定的改進。例如，用“有限理性假定”代替原來的“理性人（完全理性）假定”，用“信息不完全假定”代替“信息完全假定”等等。但是，一種理論的價值并在不在于其假定是否符合實際，而在于其是否反應了客觀事物（包括經濟現實）的本質聯系，與競爭理論相比是否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事實上一些建立在并非符合現實的假定之上的理論卻是很成功的理論，正如牛頓第一定律是在“任何物體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假設條件下，做出“其總保持靜止狀態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態”的結論；雖然在現實中并不存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物體（事實上，一個物體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外力作用），但是這一不符合現實的假定，不妨礙牛頓第一定律揭示了客觀事物的本質聯系——慣性定律。顯然，這種“不符合現實”的理論假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經濟領域同樣如此，弗里德曼在1953年發表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中得出“經濟學假設與現實的非相關性”的結論。[1]因此，以上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研究似乎有些誤入歧途。其實，每種理論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這個“運”主要是指當時的現實經濟情況，也包括當時的人們對前期研究成果的繼承和批評。據此，每種理論都有其適用的特定歷史條件和邏輯前提。新古典經濟學就是在邊際學派對古典經濟學革命的基礎上，由馬歇爾、瓦爾拉斯等經濟學家對古典經濟學派與邊際學派綜合而形成的西方經濟學流派，它以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以最大化為最終目標，構成了西方微觀經濟學的主體內容。新古典經濟學盛行的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正是西方國家以“自由競爭”為特征的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上升的時期，代表了這一歷史時期的主流經濟理論。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假設代表了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和上升時期對理想市場環境或有效狀態的總體條件設計。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正處于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一些體制機制性問題凸顯。十八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新一屆領導集體實行了“放管結合、簡政放權”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研究處于西方社會相似階段的主流經濟理論，特別是代表了新古典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體制和理想市場環境設計的新古典經濟學基本理論假設，對我們深刻理解“經濟新常態”的基本內涵和政策取向，對我國在“新常態”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合理確定政府的權利邊界，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理論假設與我國的經濟“新常態”

摘要：

地租在我們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它關系到我們的吃穿住用行。在我們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出現了古典經濟學派，他們對地租有著那個時代特定的理解。這個學派是資產階級中最進步的學派。它們的理論直接反對地主階級的地租理論，是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最有代表的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這三位。下面我將分三部分來介紹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發展，分別是古典經濟學地組理論的歷史演變、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內容、古典經濟學的不足。

關鍵詞：

地租；古典經濟學；利潤；價值；剩余價值

一、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歷史演變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土地所有權只屬于國王，諸侯大臣可以世代享用，人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土地所有權成為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就使得社會上掀起了研究地租理論的熱潮。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理論中最進步的一個學派，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當時英國的主要矛盾就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所以這些古典經濟學家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主要攻擊地主階級的地租理論。這也成為了古典經濟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地租是在封建時期就出現了，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租在本質上和封建社會的地租有著嚴格的區別。第一個研究資本主義地租理論的是威廉•配第，它曾試圖揭開地租的面紗，但是他忽略了利潤這個概念，卻把地租和剩余價值混為一體。亞當斯密對地租理論進行了系統研究，而大衛•李嘉圖是古典經濟學里研究地租理論最透徹、最充分的經濟學家。

二、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內容

【摘要】

國際貿易理論產生于18世紀中葉，其目的在于研究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以及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應如何對待國際貿易。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的建立。其后，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四個階段。這四種理論在當時可以解釋這樣那樣的國際貿易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貿易的變化，這些貿易理論也逐漸受到新的貿易理論的挑戰。本文主要分析了這四種理論的內容、結論、優勢以及局限性，以期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有更深層次的了解。

【關鍵詞】

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源于批判重商主義，經過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李斯特以及當代的克魯格曼，楊小凱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經建立相對完備的經濟學體系，并不斷應用于實際。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進程及演進規律無疑對制定正確的貿易政策從而促進各國和世界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古典貿易理論

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為古典經濟學的建立打下了理論基礎。斯密認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對利益的追逐產生物品交換的需要，進而產生勞動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種物品的生產都趨向專業化從而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國家經濟的增長。根據絕對優勢理論，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應該生產自身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并在國際市場行進行貿易以獲得比自身生產更多的利益。絕對優勢學說的創立有三個方面的主要意義。第一，它解釋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即各國不同的自然稟賦和生產條件使各國對同種商品的生產具有不同的絕對成本，人類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驅使國家間貿易的產生；第二，它指明國際貿易能給參與到其中的國家帶來比自給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貿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國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應該最大程度的開展國際貿易，即進行自由的國際貿易。由此可見，比較優勢學說更能解釋普遍的經濟現象。因為比較優勢學說表明，不僅擁有絕對優勢的國家可以從國際貿易中獲得比自身生產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也可以，為現實中的此類國際貿易提供了理論依據。既然國家貿易能為所有的國家帶來更多的利益，那么國際貿易就應該在盡可能大的范圍內進行。這樣，比較優勢學說就從理論說明了自由貿易的必要性。當然，任何理論都有其進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不足之處。一是比較優勢只對國家間貿易的分析是靜態的，它只能總結某一時點上國家間貿易的優勢所在，無法分析比較優勢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可能會產生的變化。二是比較優勢理論只以生產商品所需勞動時間為依據，忽視了各國的自然稟賦和技術條件等可能會影響到比較優勢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較優勢沒有說明國際貿易中利益的分配問題，即貿易雙方以什么樣的比例分配貿易利益。

作者：蔡繼明 王成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經濟學”概念演變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經濟學家使用最為頻繁、但內涵指向卻差異最大的經濟學概念，不僅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時代的不同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如何管理國家資源以便創造財富的科學;馬克思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有關特定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馬歇爾認為應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薩繆爾森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無異。而隨著近年來“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關于“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更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關于政治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概念界定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國內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楊龍(2000)[2]、陳振明、黃新華(2004)[3]、賈根良(2004)[4]、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馬克•布勞格(Blaug)一直強調，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關注的，并非某些經濟學家的特定理論，而在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即經濟思想的成長[8]，或按照熊彼特所強調的，是對經濟分析史的考察。“所謂經濟分析史，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9]15如果用哲學語言來表述，經濟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經濟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的歷史。馬春文認為:“解釋政治經濟學，就要作一部政治經濟學史。”[5]57他強調，對任何學科中的重要名詞解釋，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復觀所說:“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進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予了‘史’的明確意義。”[10]1，在“新政治經濟學”已成為今日國際學術研究熱點、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漸趨成熟、論文和專著大批發表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可以借助徐復觀所強調的“發展”觀點，從動態角度來探索“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經濟思想史上的演進過程，并藉此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研究提供更為嚴謹的分析視域。

二、早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學是從屬于政治學的，各種萌芽的經濟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學著作中才能找到。這種一切社會科學統歸于政治學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國早期學術研究的共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這兩種關系，首先產生的是家庭。赫西奧德(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說得很對，他說，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這就是經濟學的最初含義。從詞根上來看，“經濟”(econom)一詞來自于希臘語，它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務”，“nom”的意思是“規則”、“法則”。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經濟學代表著“家庭管理的藝術”(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隸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國家管理，就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亞里士多德寫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種結合，用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當若干家庭聯合起來，其目的不止于滿足日常需要時，這就出現了村落。……當若干村莊結合起來成為社團時，其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給自足，于是產生了城市國家，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續存在，則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這就很明顯，城市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類則天生是政治動物。”[11]5－6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政治，就是集體之事、國家之事，而個人是非常自覺地參與到集體之事、國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與國家管理相統一的，個體經濟自然就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此時，政治學與經濟學天然統一，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天然統一。

三、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這一術語最初出現于17世紀初期的法國，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論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經濟學”。[12]13這一術語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概念的引申和強調。在法語中，“政治的”含有宏觀的、宏大的含義，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13]1又如麥克庫洛赫的解釋，“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希臘字(家或家庭)和(規律)兩字演變而來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之于國家，正如家政學之于一個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經濟學家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主要是為了強調其所分析的是與國家管理相關的經濟問題。翻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類似的說法俯拾皆是，可以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系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學問，或者說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學問。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還未從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中，政治經濟學并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學，更不是政治問題的經濟分析，他們所強調的是宏觀的、整體的經濟問題研究，這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說:“政治經濟學是原初的社會科學。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均是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社會體系。直到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才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史、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哲學等學科。”[15]1在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還在大量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早期經濟學家只能在道德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的課程體系里謀求教職并講授經濟學。正是基于多學科雜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將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融于一體，既表現出嚴謹的科學求真態度，同時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變革理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可以看作是古典時期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的典范之作。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滅亡)的規律。馬克思有關商品、價值、貨幣、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生產價格、地租、利息等范疇的分析和演變，無疑是采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個別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預想，則明顯帶有規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主要靠實證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須做規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周守正教授所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又是認識論、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統一。[16]研究對象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經濟問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研究領域體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相統一，以上三點，共同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與理論特色。#p#分頁標題#e#

［摘要］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對中西方文化差異方面的研究工作也逐漸的深入。西方的宏觀經濟學理論與我國的相比較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將會介紹西方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具體內容，以及它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

宏觀經濟學；理論；發展

0引言

西方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受到國家歷史的影響和熏陶與我國的經濟學理論是存在較大的差別的。不同的經濟學理論闡述的經濟學發展以及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存在較大的影響的。研究西方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對于一個國家的理解是有很大幫助的。

1主要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介紹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資產階級文化的邏輯產兒

1．從馬克思恩格斯出生的家庭背景來看，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在典型的資產階級家庭。

美國著名經濟思想史家E•雷•坎特伯里(E．RayCanterbery)說:“馬克思出生在普魯士王國萊茵省的特利爾城，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屬于中產階級，或者說是不久后被‘馬克思主義’憎惡的資本主義中等階層。馬克思在一個相對自由、充滿學術氛圍的環境中長大，他本打算從事學術性職業，但是一些政治事件改變了這一切。”“恩格斯屬于資本主義上等階層”，“恩格斯的父親把他送到了曼徹斯特(Manchester)，讓他從事家族的紡織品生意。”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L•海爾布羅納(RobertL．Heilbroner，1919－)說，恩格斯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制造商的家庭。“恩格斯的父親是個虔誠的加爾文派教徒，氣量褊狹，是萊茵蘭的一個制造商。”“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個自由主義的、甚至有些激進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國特里爾，是海因里希•馬克思的次子，屬于富裕的猶太家族”。埃里克•羅爾(EricRoll)也說:“恩格斯出身于萊茵地區的一個老的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個紡織廠的廠主，恩格斯自己也投身于家傳的企業———設在英國曼徹斯特的厄曼－恩格斯棉紡企業公司。”中國學者何正斌的譯著《經濟學300年》中也這樣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出生于一個思想保守的正統教派家庭，父親是工廠主。”由此可見，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一個出生在律師家庭，一個出生在制造商家庭。但是，他們都是出生在典型的資產階級家庭。

2.從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教育來看，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過資產階級文化的教育，并在資產階級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成長起來。

海爾布羅納說，馬克思的父親“海因里希是個受到尊敬的人，……他還用伏爾泰、洛克和狄德羅的作品來教養他的小兒子”。而恩格斯的父親，“按照卡斯珀•恩格斯的見解，宗教和謀利兩者是對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療法。恩格斯恭順地依從了他的父親，致力于經商”。坎特伯里說:雖然“恩格斯天生對文學和音樂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和熱情。他尤其喜歡波西•比西•雪萊(1792－1822)的詩……正如邊沁所言，恩格斯在閱讀雪萊詩句的過程中，痛苦并快樂著”。但是，“恩格斯的父親把他送到了曼徹斯特，讓其從事家族的紡織品生意。”《不列顛百科全書》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經濟學300年》中也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他中學沒有畢業就離開學校經商，18歲時已成為一位能干的商人。”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年)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當成功的企業生涯中點綴了一些革命活動。”雖然如此，恩格斯通過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大量的實際觀察和自學考察也獲得了許多知識。坎特伯里:“恩格斯目睹了許多懷孕女工最終淪落為妓女，很多孩子五六歲就進入工廠勞動(就連狄更斯都是在年滿12歲后才被送進工廠勞動的);由于孩子的母親也整天在工廠勞動，因而這些孩子很少能得到母親的照顧，每天重復進行著機械操作，過著單調的生活，因而也就無法受到教育。”與恩格斯不同，馬克思卻得到了很好的系統的教育。馬克思中學畢業后先后進入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所以，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威廉•斯皮格爾(HenryWilliamSpiegel)說:“馬克思生于萊茵省，在他年輕時，他的思想傾向是在幾個德國大學中形成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大學。”而且，“作為柏林的學生，他被黑格爾哲學迷住了，這種哲學那時俘獲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的想像力。馬克思從未擺脫黑格爾的影響”，“他始終沒有擺脫他所具有的德國背景的一切痕跡”。由此可見，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無論是從其家庭教育還是社會教育來看，他們都是在資產階級文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

3.從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經濟思想形成、發展過程中所受到的思想影響

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經濟思想都是在深受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下產生、形成的，并深受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對此，西方經濟學者從各自的研究視角，從不同的側重點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介紹。美國經濟學家斯皮格爾在其《經濟思想的成長》用了“馬克思與黑格爾”這一標題。《預測和策略》的主編馬克•斯考森(MarkSkousen)在《現代經濟學的歷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用“激進德國哲學家的影響”這一標題。坎特伯里在《經濟學簡史:處理沉悶科學的巧妙方法》一書中，在介紹馬克思經濟學的章節中，用了一個專門的小標題“黑格爾的影響”這一標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利•L．布魯(StanleyL．Brue)蘭迪•R．格蘭特(RandyR．Grant)著的《經濟思想史》第10章“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們用了這樣的一個小標題“影響馬克思的各種學術思想”專門用來介紹和強調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不僅如此，他們還進行了具體的論述，在《經濟學簡史:處理沉悶科學的巧妙方法》一書中，坎特伯里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對黑格爾有著徹底的認知。”而且，“馬克思的革命性不同政見始于他與哲學家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Hegel，1770－1831)的第一次會面之后。黑格爾哲學非常難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點事相當清楚的，那就是它與馬克思主義緊密相關”。斯坦利•L．布魯和蘭迪•R．格蘭特指出:“除了恩格斯之外，還有幾個人影響了馬克思，主要有李嘉圖、早期社會主義者、達爾文、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不僅如此，他們還接著進行了具體的逐一分析。他們認為:“1．李嘉圖的影響。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他尤其對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感興趣。他認為李嘉圖的理論有幾個缺陷，于是著手勾畫了他自己的勞動價值論———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理論。2．社會主義者的作用。馬克思對前一章討論的幾位社會主義者的宣言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贊同他們反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道義憤怒、對古典經濟學的尖銳批評、對未來社會的社會主義憧憬。3．與達爾文的聯系。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受到了馬爾薩斯的啟發，而達爾文的不朽著作又影響了馬克思。4．黑格爾的影響。對馬克思的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喬治•黑格爾(GeorgHegel，1770－1831)提出的辯證法。馬克思修正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并根據辯證法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5．費爾巴哈的唯物論。雖然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思想，但他用修改了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哲學唯物論替換了黑格爾的唯心論。更重要的是，與費爾巴哈一樣，馬克思強調唯物論———物質現實的重要性———反對黑格爾的唯心論。”加雷思•斯特德曼•瓊斯(GarethStedmanJones)在他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寫的“恩格斯詞條”中說:“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把他培養成商人。然而，上學以后，他逐步樹立了激進的遠大志向，最終使他在1841年與柏林的青年黑格爾派取得了聯系。”《不列顛百科全書》說:“不久拋開這些東西，而去研究左派知識分子團體‘青年黑格爾派’所闡述的黑格爾哲學，這使他從一個不可知論者轉變為富有戰斗性的無神論者。他在不萊梅還用筆名‘F•奧斯渥特’發表一些文章，顯示出尖銳的批判能力和清晰明了的文體。1841年到柏林炮兵團服役。……他經常到柏林大學聽課，并進入青年黑格爾派的博士俱樂部，在以討論宗教問題為主的哲學論戰中，他被公認為有力的領袖。”由此可見，在這些西方經濟學者們看來，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經濟思想受到了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正如熊彼特在他的遺作《經濟分析史》這本在西方被公認為最具權威性經濟思想史著作中所說:“卡爾•亨利希•馬克思(1818－1883)是一個十足的資產階級環境的產物(但這種環境未能維持他在經濟上的獨立)，是一種十足的資產階級教育的產物，這種教育把他變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急進派和一個學者———這種急進主義是屬于他那時代的資產階級類型的，這種學者的學問是屬于歷史學和哲學類型，而與數學和物理學類型不同的。”

一、宏觀經濟變量的長期與短期決定因素

宏觀經濟主要變量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失業率、通貨膨脹率等，這些宏觀經濟變量的長期和短期的決定因素是不同的。在分析重要宏觀經濟變量時，需要考察“這些變量的短期變化是由什么決定的？這些變量長期作何變化并由什么決定？”“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從不同的時間角度來考察每個重要變量：當期、短期和長期，并運用不同模型分析長期問題和短期問題。”

（一）產出的決定因素

在長期，工資和價格具有伸縮性，它們可以充分調整到使勞動市場達到充分就業，無論價格如何變化，產出總處于潛在水平，總供給曲線為一條垂直線。例如，當價格提高時，名義工資和價格保持同比例增長，實際工資不變，勞動市場總處于充分就業狀態，產量為充分就業的產出水平或潛在的產出水平（也稱自然產量率）。因此，長期產出水平與物價水平并不相關，它是由經濟供給產品與服務的能力決定的，這種能力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的供給數量、制度因素以及可獲得的技術水平。經濟增長模型用于研究長期產出的決定因素及變動趨勢，解釋各國居民生活水平差異的原因，在此基礎上試圖提出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政策。在短期，由于工資具有粘性，當物價水平上升時，貨幣工資不會立即對此做出反應，隨著實際工資的下降，企業將雇傭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給量。菜單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與勞務的價格對經濟狀況變動的調整也是緩慢的（即“價格粘性”），當物價水平提高時，一些企業保持其價格不變，這種低價格吸引了消費者，從而引起這些企業增加就業和生產。工資和價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總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對經濟前景的信心、企業對新投資項目盈利性的估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變動等會引起總需求曲線的移動，在供給不變的情況下，產出將達到新的均衡水平。特別地，在極短時期內，價格水平是固定的，總供給曲線為一條水平線，無論產出的需求如何變化，企業都會提供與之相等的產出，此時的產出僅取決于總需求。由此可見，影響總需求因素的變動會影響短期的產出水平。由于潛在產出反映了經濟社會的生產能力，受總需求影響的實際產出將圍繞潛在產出水平上下波動。大多數經濟學家使用總需求與總供給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諸如繁榮與衰退的短期波動，并考察經濟從短期轉向長期的內在調整過程。

（二）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

貨幣量是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率的長期決定因素。傳統貨幣數量論認為，由于貨幣流通速度大體穩定，長期中的潛在產出水平由要素供給和技術水平決定，而與貨幣無關，貨幣數量增加只會導致物價水平上升和高通貨膨脹率。“古典二分法”和“貨幣中性”以及貨幣主義關于通貨膨脹總是貨幣現象的觀點揭示了貨幣與通貨膨脹的長期關系。凱恩斯也認為，一旦對應于充分就業的產量得以實現，古典理論就會再次盛行起來，貨幣擴張將產生“真正的通貨膨脹”。總需求和總供給變動是短期通貨膨脹的原因，其主要類別有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總需求不同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帶來通貨膨脹壓力，如消費需求的擴大、投資超速增長、政府赤字過大以及凈出口增長都會直接拉動總需求，結果在短期引起整體物價水平上升。成本是決定價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農產品價格提高，能源價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業預期物價水平上升而達成高水平名義工資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變，企業成本將上升，除一些企業迫于競爭壓力而通過提高效率來降低成本外，其他企業通常有提高價格的動機和傾向，從供給方面引入通貨膨脹壓力。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世界經濟史表明，石油價格上升導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動通貨膨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貨膨脹的長期和短期分析視角并非絕對矛盾，需求和供給的變動、人們預期變化等都與貨幣數量變動存在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從需求、供給、制度及預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貨幣數量增加的原因，對于認識和治理通貨膨脹是有益的，并且與通貨膨脹“永遠而且到處”是貨幣現象的論斷并不相悖。

（三）失業的決定因素

摘要：眾所周知，經濟學時間框架依賴著時間背景且具有一定的經濟學思想邏輯，它對于解釋邊界有限制作用，而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距離便是時間背景不同，古典的時間背景既擁有歷史時間又有資源時間，新古典主要突出的是靜態時間，缺少制約能力。為了更好的研究經濟學時間概念及經濟時空分析，提出認為經濟學應學習借鑒其他方面的時空觀，像相對論、社會學，并尋找新一代分析框架，這種新框架更助于分析合適的經濟學時間概念，突破了舊有的靜態分析模式，從某個聚焦點轉變為全局關注，同時，對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條件轉變自我思維，將主觀與客觀進行有效結合。

關鍵詞：時間背景；時間概念；時空分析框架；科學范式

1時間背景對于經濟學的重要性

對于時間的概念大眾并不陌生，時間不過是一種認識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及工具，人們利用此去熟知自己要認識的事務，而在經濟學中時間不僅僅是這一種單純的范疇，是連接經濟與社會的存在，近些年經濟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也讓時間概念隨之發生改變。時間背景對于經濟學來說是尤為重要的，經濟學的時間框架并不是隨意設定的，是按照一定的經濟學思維循序漸進，即使經常看到時間框架在分析中發揮的作用并不是很多，甚至被大多數人所忽視，但其實它潛在的作用可能會有決定性的影響。每一種時間概念的框架都有不同的解釋意義去解釋經濟學分析原理，因此，對于時間背景而言其將會很謹慎地解釋經濟學邏輯分析的邊界。經濟學需要自行定義和把控時間，就拿古典經濟學來說，古典經濟學流傳至今，經濟學從那時起關注的時間就已經不再是大眾所理解單純的時間，而是經濟學家定義的很復雜的時間，像生產時間、周期、勞動時間等。經濟學上的時間概念是各個流派所自行創立的，因此如何選用合適的邏輯時間也是構建其邏輯體系的核心要求之一。經濟學雖然已經經歷了很長時間的探索，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再到現在的演化及新制度經濟學等，但由于未有更新時間體系，使得靜態分析仍占主導，在研究上出現偏差。因此，經濟學上的邏輯時間仍要從理論體系出發，且在經濟模型上，其背景時間也決定了這個模型的時間框架。目前，各個學科的時間范疇和時空分析結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學的時間背景，對此對經濟學的思考仍不能就此停下，要不斷的尋找突破舊有理論的思維狀態。

2經濟學時間概念的變化

古典經濟學在處理時間上一般使用兩種方式：其一便是利用歷史的研究方式；其二便是利用勞動時間去對商品價值進行衡量，這兩種處理方式也使得經濟學在分析經濟現象時較為容易，其通過較為簡單的時間背景去觀察，但遺憾的是自身會受到時間框架的約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某些學派以歷史為背景去分析經濟學，但它與用靜態時間去分析經濟學的具有一定的類似性，在分析時大多關注群體，極其容易忽略個人，這就使得這些時間框架的周期較長，在進行具體分析時也很難比較。經濟學的時間概念從最初的歷史與勞動時間分析到靜態均衡分析，逐漸轉變為引入動態分析的努力與演化及時間序列的分析，期間更有希克斯等人研究的遺憾，最后到經濟時空研究的空白。就新古典經濟學而言，其內容主要包括消費理論、廠商理論及市場理論等，是根據大眾最基本的經濟行為及關系上去研究的，因此其時間背景與個體行為有關，具有一定的行為周期性，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與古典經濟學相比來說，這種體系的時間長度更短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時借用了牛頓力學的研究，塑造了其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且關注利益最大化的假設，從而形成了這兩大理論，且通過假設、理論一一驗證的套路形成的學術規范性，對于經濟學的發展還是有很大影響的。

3經濟學需要補充新的時空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