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專家參與信任失靈危機管理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相關概念闡述

危機管理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持續動態的管理過程，政府針對潛在的或者當前的危機，在危機發展的不同階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動，以期有效地預防、處理和消弭危機。這也是將危機管理明確納入到政府職能中，并采取一系列的政府行為去應對、處理危機。此種語境下的危機通常是決策者的核心價值觀念受到嚴重威脅或挑戰，有關信息很不充分，事態發展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需要迅捷決策等不利情境的匯聚。由此得出，這里的危機已經上升到政府管理、政府職能、政府決策的層面，是一種公共性的危機，易造成公眾與社會的不安。因此，政府部門行政管理理論中的“公共關系論”強調公共危機管理中需要運用專家自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去化解危機，這表明了危機管理中專家參與的必然性。專家參與是指危機事件發生時，參與者用自身專業知識理論及技能去化解危機，即專家參與危機事件的治理，是用知識去驅動危機事件的解決進程，如甄別信息、分析具體態勢等，在此過程中，專家意見已經是慣常的聲音。專家參與危機管理可分為三種模式:一是直接咨詢模式，即直接作為政府的咨詢專家，參與政府的決策;二是發表文章模式，即以公開發表文章等形式間接地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三是借助媒體模式，伴隨媒體時代的到來，媒體傳播使得專家參與并影響政府決策成為了一種新的影響力度較大的途徑。專家掌握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也具備了權威性、社會公信力，是公共決策的智力保證，他們利用專業知識幫助公眾理解政府的決策。因此，掌握了專業知識的專家們成為政府決策時被人們所信任的對象，尤其在危機事件發生時，公眾急于了解緣由，更希望聽到專家們專業的聲音。信任失靈，在文章中主要指公眾對專家在危機治理中所發表言論的質疑，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信任失靈:一是對專家解決危機時所運用的知識技能的質疑和不信任;二是公眾對專家本應遵守社會群體共同約定的道德規范、真誠及忠誠的不信任，不敢委以其解決危機的重任。信任是社會中最重要的綜合力量之一。福山認為，信任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特征，信任可以在一個行為規范、誠實而合作的群體中產生，它依賴于人們共同遵循的規則和群體成員的素質，這些規則不僅包含公共本質的價值問題，而且包括世俗的實實在在的規則，如職業規則、行為準則等。關于中國信任問題的研究，較為系統的是從鄭也夫開始的，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任是和重承諾守約定的觀念聯系在一起的，他認為信任是一種態度，相信某人的行為或周圍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他還提出陌生人間的信任是系統信任(貨幣信任和專家信任)，如同文章中公眾對專家參與危機管理的信任。此外，信任本身就是嵌入在社會結構和制度之中的一種功能化社會機制。同時，信任的形式包括人格信任、制度信任、認知信任、知識信任等，文章主要體現的是對專家參與危機管理的信任。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對社會眾多領域發揮著積極作用，尤其是在危機事件中，公眾對專家解決危機的信任更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安寧。因此，在當下社會專家信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二、危機管理中專家言論及參與的必要性

(一)公眾科學知識素養的不足

在發生危機時，公眾只是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并希望有人能有針對性地歸納出明確的前因后果，因為此時的信任是源于公眾對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存有的信心度。因此，專家在參與危機管理時，要明確公眾的信息需求，總結歸納若干專業的知識信息，并制定出危機治理方案。而普通公眾之所以想要專家的參與，是因為自身一些科學知識素養的缺失，這種缺失更多體現在以下方面:無法對危機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和評價，無法對危機情況的進展跟蹤檢查，無法完全辨別信息真偽。由此可見，公眾需要了解這些知識，這就造成了其對專家的依賴，需要專家參與危機管理。

(二)社會功能分工演化出“專家治理”時代

現代社會功能高度分化，人們只精通或者了解自己所熟悉的某一個或幾個領域，當涉及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尤其是具有絕對技術性、信息不對稱性的領域，就需要借助相關專家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從這種意義上說，正是社會功能的分工，演化出了“專家治理”時代，相應的信任也必然會因為社會分工的擴大而變化。不僅普通公眾如此，決策者在作一項決定時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同樣需要專家的力量，尤其是在發生危機的情況下，更需要相關領域的專家用其專業知識來解決危機以及規避風險。

(三)科技民主價值觀念的實踐形成專家參與機制

科技民主價值觀念的踐行應是聽取公眾意見，將公眾的知情權和利益放在首位。公眾也是危機治理中的參與主體，應當保證其參與的廣度與深度，但由于公眾對某些專業領域科學知識的缺乏，需要依賴專家的專業知識。專家參與危機治理應該將其自身的專業科學知識理論與公眾利益聯系起來。吉登斯認為，專家指的是由技術成就和專業隊伍所組成的體系，正是這些體系編織著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物質與社會環境的博大范圍。換言之，專家參與危機管理是在特定的資源條件下，由掌握專門領域的科學技術，整合而成的一套社會參與治理機制，由此可以看出，這是科技民主價值觀念的實踐擴散到社會中形成的專家參與的制度框架。

三、專家信任失靈問題的知識論根源及現實因素探析

(一)專家信任失靈問題的知識論根源

1．人們對專家的知識期望的理想化

在人與人交往的現代社會中，任何人關于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本質的信念框架，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他人話語的信任。從專家信任角度來看，危機管理中人們希望通過獲取專家知識在決策過程中得到自己預期的效果。公眾對專家的信任是建立在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的。換言之，公眾與專家之間存在一個知識位差，公眾作為外行，對相關專業領域的知識了解較少，而專家在特定領域中具備專業知識，在問題的解決上處于優勢狀態，在這種關系下使得公眾對專家產生了一種信任感，甚至是對權威的崇拜感。事實上，知識本身就是相對真理，只能是無限接近真理，而不是人們理想中的絕對真理。此外，專家也是常人，也有可能對所掌握知識存在盲點，對危機產生的新情況把握不夠準確，這些也是造成專家信任失靈的原因。

2．專家知識的價值偏向

在完全客觀條件的假設中，專家應該保持利益上的中立性，即主張“來源于對政策的客觀分析，不能帶有偏好、感情、利益等色彩”。盡管知識是客觀規律的總和，但在現實中，專家運用知識的過程中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中立，總會或多或少地與相關因素存在一定利益關系，而一旦專家失去了利益的中立性，帶上了明顯的利益傾向性，他們此時就“成為利益集團的一份子”了。專家所擁有的科學知識，失去了本身的內在價值，帶上了專家自身的價值偏向，甚至淪為政治資源操縱的工具。基于此，信任失靈問題逐漸生成、演變、蔓延。

3．專家參與機制的有效性缺乏保障

專家參與機制的有效性，主要體現在對參與危機管理的專家的選擇上，以及專家所運用知識對治理危機的有效性。一般來說，危機發生時所選擇的專家應是相應領域的知識功底深厚、經驗豐富的專家，并且能從制度上約束和保障其發表的信息言論是只針對如何有效解決危機，不帶其他色彩的因素。因為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專家成為了意見傳播中的重要主體，而且專家是將知識從專業領域帶入公共領域，將自身專業的視角切入到公共領域。專家的實質作用應是從專業視角幫助公眾充分理解科學知識、處理好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關系從而進行良好的決策，以此獲得公眾、專家、政府三方和睦共處、相互信任的狀態，但在當下卻呈現出相反的態勢，正是這種專家參與機制有效性缺乏保障，造成了公眾對專家的不信任。

(二)危機管理中專家信任失靈的現實原因

1．專家自身專業知識素養的局限性

專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知識背景及偏好，使其掌握的信息不夠全面。如危機事件中的同一問題，有的學者關注的是經濟效益，有的學者則關注的是管理問題，而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則可能被逐漸邊緣化。此外，專家提出的解決方式大都基于理論，而在現實層面很有可能是不大行得通的，這些都是專家自身專業素養的局限性體現。

2．從專家到“磚家”的污名化

政府素來過分樂觀認為其行為理性，且決策體現了公共利益，但事實上，政府在其價值判斷及言行上存在一些偏差。專家的專業知識應是指出偏差，并牽制這種偏差，但結果卻事與愿違，這是高層精英意志壓抑了知識精英意志的體現。專家參與危機管理，應是一種有效的參與治理形式，本應完全按照自身專業素養，根據利他主義的公共精神去對危機進行治理，不因政治強權、經濟利益或名利驅動去污化這種知識參與。專家們的人性墮落，使得其身份轉化為利益鏈條上被收買的政府代言人。在亞當斯密的假設下，經濟人特征在專家參與危機事件的過程中也不排除某種利己動機或忽視公共利益行為的咨詢、論證等行為。部分專家拋棄其知識正直性，從學術作假到決策群體的利益代表者，以至造成公眾對專家權威的猜疑，逐漸出現“磚家”稱謂的污名。

3．信息透明公開度不夠帶來的公眾質疑

對事實真相了解少，對政府部門權力的本能畏懼，以及公眾自視其少之又少的知情權、話語權、決策權，使得公眾與專家、政府部門之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對立的態度，以至于公眾總是害怕在公共事件中被欺騙，尤其是在危機發生的情況下，公眾都急切想知道事件的原委及進程，由此，公眾對專家的不信任更加被激化放大，特別是對專家行為所體現出的誠實性的質疑，因此，專家頭頂的“帽子”也被公眾所戲謔，這是一種制度與個體知識心理的相互沖擊。

4．信息媒體時代下的“聲音綁架”

信息手段的及時性，使得公眾都有自己的“麥克風”。網絡、QQ、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成為當前社會里各種信息各種意見實時報道和傳遞的有力推手。在媒體時代也存在這種情況，即信息受眾群體中，有的信息受眾自身就是某方面的專家，有的信息受眾對整個社會存有不滿情緒，有的信息受眾喜歡炮制轟動事件從而吸引別人的目光等。這部分信息受眾群體便從專家解讀中的口誤、知識錯誤或觀點偏頗入手制造輿論?？偟膩碚f，就是由于部分信息受眾群體對熱點事件的主觀猜測及所處的立場角度不同，加之專家知識與政治關系的緊密聯系，專家通常被視為決策團體中的利益辯護者，這一系列的因素也造成了專家的信任失靈。

四、規避專家信任失靈的策略轉換

專家參與危機管理應是一種政府智庫解決危機的策略體現，但目前的情況卻相反，需要對目前出現的問題進行策略轉換。一般而言，對于“磚家”信任問題的解決有三種方法:道德灌輸、究責處罰、制度約束。這其實是分別從意識層面、法律層面和體制層面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三種方法都呈現出一個低效狀態。緣由是道德意識還得靠自身的約束，這是難以把控的;而處罰往往是事后的結果，容易出現事先預防“失靈”的情形;制度標準則往往因為具體操作和執行的層面缺少具體運作機制而常常流于形式，其效用也不盡如人意。因此，要從源頭去把握問題，將專家信息透明呈現在公眾視線，可以進行如下的策略轉換:

(一)建立專家個人信息檔案庫

建立專家個人信息檔案庫實質是建立一個信息披露及論證其所發表言論的可追溯查詢平臺，并構建起個人信用檔案日常精細化操作的流程。信息記錄及披露在當下社會聽起來并不新鮮，尤其在網絡電子時代，將任何一個客觀事物的信息記錄到電子信息平臺并不是一項非常困難的技術，如在藥品食品領域，各國基本都有這種方式的監管手段。信息披露與可追溯機制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可以是合體，因為所謂可追溯機制是通過一系列信息記錄查出該專家的言論可供考證的真實性的具體信息細節，以發現言論責任人和事實真相的披露機制。這一機制能夠比較有效地保證專家言論的客觀公正。此外，還可以將專家個人基本信息、所參與研究項目的許可證、被相關機構及公眾監督的電子網絡碼集合成一個信息體。而這種信息體又將其個人的信用聯系起來，用于日?；毣牟僮?，如將其個人重要事項———購房購車、懲戒追究、榮譽表揚等方面的信息綜合起來評價，并構建其信用等級，以作為考評依據。信用是一個抽象而內涵豐富的詞，落到個體身上，也是一種形象、名譽的綜合名片，因此，人們才有辦法將信任轉換為一個可切實監督的實體。

(二)提高言論“被收買”的風險成本

風險成本最直接的特征體現為一種可感知的風險，這種風險是讓所有被監控的主體明確知道要對自己的不當言行負責，自己的不當行為會遭到一定懲罰。而比感知風險更有禁令效力的是累積性的風險，也就是說責任主體的信息和信任形成了一個長期記錄，一人一號，這種風險帶來的懲罰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累積的和連續的，并及時通知到相應責任人，使責任者可以隨時感知到自己行為的后果及其責任。這種累積性的懲罰達到一定的限度就直接給予較大的懲罰。這種懲罰機制通過先期的警醒和預告給與了被監管者自我監管和自我糾正的機會，讓專家在這種可感知的風險下規范自己的言論。

(三)完善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公開透明化的處理方式

霍布斯認為，沒有公共權威體制的社會必定是爾虞我詐相互殘殺的社會，在健全的法制下，失信的代價較大，這樣人們就更可能對他人產生信任行為。基于這個道理，公共權威必是建立在信息公開，溝通暢通的基礎上的。如果說上文提到的兩點是從專家的層面入手，那么這第三點則是站在公眾的立場，從制度框架中對該問題提出了要求，管理學中的360°透明金魚缸效應，即無死角無縫隙全見光的透明公開化管理，便能很好地闡釋這個道理，完善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加強公開透明的危機信息處理方式，也是改善公眾對專家不信任的有效策略。

(四)加強公眾對科學知識合理性理解的工作

公眾應首先正確理解科學知識的相對真理性，不應對科學知識總是持浪漫理想主義色彩。政府和專家應相應加強公眾對科學知識合理性的理解工作。一方面，將相關的科學知識宣傳普及給公眾，讓公眾對該領域的知識有個概況印象，保證公眾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另一方面，通過這些科普教育，讓公眾親身參與到科技知識中，和專家、政府互動交流，這樣公眾更能體會到科學知識的相對真理性，并理解專家解決危機中運用專業知識時產生的某些錯誤。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只有尊重公眾，讓公眾和專家一起參與到危機管理中，才能解決好危機，并重塑公眾對專家的信任。

五、結語

當下的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這種轉型應該是一種經濟、環境、規范以及制度的共同轉變，同時也包括人類行為的轉變。帕森斯認為，人類一般行動系統包括了人格系統和文化系統，其中人格系統對應的是人格信任。正因為傳統社會信任關系維持的規范即道德基礎發生了轉變，現代社會的人們對專家信任缺乏效力，而對專家信任的制度、法律以及監督機制尚未完善，專家們缺乏制度的約束，產生專家信任失靈現象是非常正常的，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專家信任與社會信任是緊密相關的，很容易造成從對人的不信任發展到對整個社會制度的不信任，因此，需要人們努力挖掘相關途徑，從公眾與專家的互動入手，從專家的學術研究與利益關系入手去解決問題，使得專家信任能夠很好的得到維持。

作者：劉柳 徐治立 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