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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媒介娛樂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嚴肅的反腐領域。近年來，網絡反腐成效顯著，但也出現了明顯的娛樂化傾向，表現為網絡謠言泛濫、聚焦官員情趣偏好、侵犯個人隱私、非理性集體狂歡等。究其原因，與媒介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技術的強有力支持、社會文化轉型的催化刺激密切相關。要加快網絡反腐立法、建立官民對接的反腐機制、加強對媒體的綜合管控以及提升網民的媒介素養，切實改變網絡反腐的娛樂化傾向，確保網絡反腐健康發展。

關鍵詞：自媒體；網絡反腐；娛樂化；網民媒介素養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普及，博客、論壇、微博、網絡社區、BBS等自媒體平臺蓬勃興起，網民通過各種自媒體平臺曝光腐敗分子的腐敗行為，經過網民的討論與轉載，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從而引起反腐部門的注意并介入查處，以達到反腐的目的。在這種網絡反腐模式下，大批腐敗分子紛紛落馬，盡管網絡反腐效果顯著，但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特別是呈現出的娛樂化傾向愈發明顯。2013年6月20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指出：“網絡反腐存在嚴重的低俗化、娛樂化傾向，給網絡輿論環境帶來負面影響。”［1］本研究在分析網絡反腐娛樂化傾向及現實影響的基礎上，研究其娛樂化傾向產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措施以減少其不良影響，從而引導網絡反腐健康發展。

一、自媒體與自媒體娛樂化概述

自媒體（WeMedia）又稱“公民媒體”或“個人媒體”，是由美國新聞學者謝因•波曼與克里斯•威理斯在2003年聯合發表的關于自媒體研究報告中提出的。自媒體是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后的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和新聞的途徑［2］。簡言之，它是人們用以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的網絡技術載體。自媒體平臺主要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貼吧、BBS以及新興的視頻網站等。自媒體娛樂化是媒介娛樂功能的異化現象。大眾傳播媒介自誕生之日起，不但具有向受眾提供信息、引導輿論、教育大眾的功能，還具有放松身心、娛樂大眾的功能。但是，隨著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盛行，媒介的娛樂功能不斷被放大，其弊端也日益彰顯。20世紀80年代，尼爾•波茲曼以美國電視為文本，對電視影響下的人們的思想、認知方法及大眾文化發展趨向等進行分析，并提出了“娛樂至死”的命題［3］。他警告人們：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呈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波茲曼的觀點原本是針對電視時代人們的理性思考能力被娛樂信息所淹沒的現象，但在自媒體時代，這種現象愈加顯現。如今，網絡已經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助現代媒體強大的傳播力量，“娛樂化”這一文化病毒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4］，甚至是嚴肅的反腐領域，表現出來的是社會價值體系的混亂和理性思考能力的喪失。

二、民間網絡反腐娛樂化的問題呈現

自媒體時代，網民借助網絡平臺搖身一變成為反腐斗士，掀起了全民反腐的浪潮，使腐敗分子無處遁形，擠壓了腐敗空間，提升了反腐效果，但是，反腐這一神圣而嚴肅的事情，卻越來越呈現出娛樂化、低俗化的傾向，給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

（一）網絡謠言泛濫，造成反腐資源巨大浪費

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迎來了自媒體時代，在網絡空間中，人人手握麥克風，每個人既是參與者、圍觀者，也是創作者、表演者。網絡信息量之大、信息量之雜讓人目不暇接，面對龐雜的信息，普通網民常常在缺乏專業判斷的情況下就對其進行轉載傳播；有部分網民為了從龐雜的信息中脫穎而出，博取大眾的關注，在進行反腐舉報時，不惜編造謠言、添油加醋，進行不實舉報，不明真相的“圍觀”網民更是以訛傳訛，助推事件偏離了本來真相。如在2012年的“房嬸”事件中，有人在網絡上舉報廣州城建系統退休領導李某某坐擁24套房產，在網上引起一片嘩然。后經中共廣州市紀委和市監察局預防腐敗局調查證實，李某某并非領導干部，只不過是城建系統的一名普通技術人員，其購房資金來源清楚、房產均為合法所得。2015年南京“6•20”重大車禍發生后，警方依法逮捕了肇事者王某某，該事件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不斷被刷屏，“警方包庇寶馬車主”“肇事者王某某是替人頂罪”“涉嫌酒駕或毒駕”等勁爆消息被傳得有鼻子有眼，最后雖經警方辟謠，但仍有部分網民對傳言深信不疑。在2016年的“金山表哥”事件中，有網民稱上海金山區副區長手上戴的是一塊價值30萬元到100萬元的百達翡麗名表并附圖證明，認為其有貪污腐敗之嫌。后經官方調查證實，當事人并非副區長，而是山陽鎮黨委副書記蔡某某，其所佩戴的手表為價值16000元的浪琴表，是由個人購買的并與其正常職務收入相配……像這樣的網絡謠言不勝枚舉，這種打著反腐旗號進行的虛假信息傳播，使反腐利器淪為了造謠工具，不僅對被舉報人名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也使網絡反腐陷入真假難辨的無序狀態，相關部門不得不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對信息進行甄別查證，造成了有限的反腐資源的巨大浪費。

（二）聚焦官員情趣偏好，消解反腐工作的嚴肅性

近年來，大量的反腐舉報信息以曝光官員的穿著打扮、消費嗜好、情趣偏好等為反腐線索，反腐舉報信息總能與吃穿打扮、居住房產、情婦二奶等因素扯上關系。如“天價煙局長”周某某、“微笑門表叔”楊某某、“房姐”龔某某等都在網民的曝光下被打上了標簽。樂思網絡輿情監測中心采集了2012年1月至2014年3月百度首頁的新聞20972篇，分析后發現，關于官員負面報道的新聞達1270篇，其中性、房、錢、酒具有曝光度高的特點［5］。特別是對官員的情色事件、桃色新聞更是大肆渲染，甚至配以不雅視頻和圖片進行傳播，以滿足大眾的獵奇心和窺視欲。近年來，在網民的爆料下，腐敗官員紛紛陷入各種“門”，如原湖北省襄陽市樊城區法院院長范某某的“開房門”、原廣西煙草局局長韓某的“日記門”、原廣州市白云區新市街道辦主任劉某的“門”等桃色事件被網民們一一扒出，其中不乏網民對官員情色故事繪聲繪色的描述，像親眼所見一樣。在這樣的網絡反腐氛圍下，網民只關心官員們戴了什么名表、住了什么豪宅、包養了多少個情婦，而對其貪腐行為本身、處理過程和處理結果卻顯得不那么關心，這嚴重偏離了網絡反腐的本意，消解了反腐工作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三）網絡侵犯個人隱私，突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線

隱私權作為公民的基本人權，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然而，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的政府官員因其職務的特殊性，其某些隱私可以直接反映其廉潔程度，因而他們不可能完全享受和普通公民一樣的隱私權，其隱私權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克減。官員的許多隱私都是可以被公眾監督、評價，甚至是批評的，這種評價或批評的言論自由也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但是，如果明知其言論是虛假的，卻故意捏造事實、惡意污蔑就是“真正的惡意”，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網絡反腐中，網民對涉腐官員的舉報常常會超出合理的邊界，不能聚焦腐敗行為進行舉報，一些舉報人為了增加信息的吸引力，或基于社會正義感，或為了滿足網民的窺私欲，大量曝光被舉報人的隱私內容，如個人生活與成長經歷、家庭住址、子女配偶信息等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私人信息，引發網民網絡通緝令對被舉報人進行“人肉搜索”，侵入被舉報人的私人生活領域，跟蹤監視其社會活動，給被舉報人及其家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這明顯違反法律和突破了社會的道德底線。政府官員作為普通的社會公民，其與公共權力、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隱私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即便實施了貪腐行為，其合法隱私權同樣需要得到保護”［6］“政府官員也有對私生活的合法預期，因為他們不僅是政府官員，同樣也是人”［7］。網民不能打著反腐的旗號任意踐踏其合法權利，對官員實施的“私刑”與我國的憲法和法律相抵觸。

（四）線上非理性的集體狂歡，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網絡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場所，網絡反腐的底層性和草根性很容易使網絡成為網民線上肆意狂歡的舞臺。愛彌爾•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提出了“集體歡騰”概念，他認為：“集體歡騰本身是建立在大規模的集體行動之上的，而集體行動則是一種格外強烈的興奮劑。一旦人們集中到一起，由于集合而形成的一股如電的激流就迅速使人們達到極度亢奮的狀態，而到了這種亢奮的狀態，個體也就不再意識到他自己，而是感到自己被某種力量所支配。”［8］在網絡上，網民通過點贊、跟帖、轉發、分享等互動對同一話題持共同傾向而形成一個集體，在網絡反腐中，網民在自認為的“正義”“神圣”力量的支配下，人人都感覺自身是正義的使者，對腐敗官員和腐敗行為進行討伐，在相互感染下發表各種情緒化的、偏激的、不理智的言論來表達對“神圣價值”的敬仰，在這種“群聚效應”的影響下，人們喪失了理性和判斷力，即使有個別人發出理性而客觀的聲音，也會被集體群起而攻之，于是，個人屈從于集體的意志不再發聲。在這種非理性的集體歡騰浪潮的影響下，民意被利用、被挾持、被綁架，處于盲從、躁動和無序的狀態，在個別人的煽動下，網民很容易將對少數官員貪腐的口誅筆伐上升為對官員、對富人、對政府及對社會的仇恨，將虛擬網絡上的聲討轉移到現實生活中實施傷害，給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帶來巨大的威脅。

三、網絡反腐娛樂化的原因分析

網絡反腐之所以開展得如火如荼并出現娛樂化傾向，有其深刻的經濟、技術和文化原因。

（一）媒介對經濟利益的追逐

根據傳播學大師庫爾特•盧因的把關人理論，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任何信息進入公眾視野都要經過工作人員的過濾或篩選，而過濾或篩選的標準主要有新聞信息的客觀屬性、專業標準和市場標準（新聞價值和新聞要素）、媒介組織的立場和方針［9］。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傳媒形成了商業化的運營模式，媒介產品則是賺取利潤的商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是否迎合消費者的需求，是否能賺取利潤，成為左右媒體把關人的重要考量。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信息量以爆炸式的方式增加，面對無限增長的信息，受眾有限的注意力就成為稀缺資源，誰吸引了受眾的注意力，誰就擁有了投資的價值，資本就會源源不斷地注入。皮埃爾•布爾迪厄以崇高、深刻、神圣為核心趣味標準的“有限文化生產場”和以通俗、娛樂為核心趣味標準的“批量化文化生產場”之間為爭奪文化資本展開了激烈爭奪［10］。而輕松、通俗易懂、娛樂性強的通俗文化顯然更受消費者的喜愛，“批量化文化生產場”更能吸引受眾的注意力。馬歇爾•麥克盧漢指出，傳媒所獲得的最大經濟回報來自于“第二次售賣”———將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時段上的受眾“出售”給廣告商或一切對于這些受眾的媒介關注感興趣的政治宣傳者、宗教宣傳者等，這種“出售”行為出售的就是受眾的注意力資源。也就是說，媒介所凝聚的注意力資源是傳媒經濟的真正價值所在［11］。當網絡媒體創作出有吸引力的內容時，增加信息的點擊量和影響力，自然就會吸引大量投資者的資本注入，因此，各大網絡媒體為了爭奪資本，想盡辦法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在視角選擇、標題擬定、內容篩選、語言手法上，都以吸引受眾的眼球為第一要務，各種帶有娛樂元素的信息成為網絡媒體吸引受眾注意力的策略選擇。網絡反腐的低俗化和娛樂化的產生正是基于這樣的市場環境。自媒體時代，網絡平臺眾多，市場競爭激烈，如果網絡反腐曝光的信息沒有一點沖擊力、震撼力，那么，很難吸引網民注意，也很容易淹沒在浩瀚的反腐信息之中。目前，大量的反腐信息集中于官員的吃穿打扮、居住房產、情婦二奶等低俗化、娛樂化的話題上，這些話題正好迎合了受眾的娛樂需求，自媒體平臺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無節操、無底線地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片面追求所謂的看點和點擊量，任由反腐這樣的嚴肅話題被以娛樂的方式登場，借以吸引網民的注意力，這是導致網絡反腐越來越偏離主題很重要的一個經濟原因。

（二）技術的發展及有力支持

互聯網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資源的社會化和話語權力的全民化，以及“去中心—再中心”的自媒體傳播特點所形成的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為網絡反腐的娛樂化提供了技術條件。從傳播主體看，傳播主體不再是傳統的精英媒體人，而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大眾，每個人不再只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更可以作為信息生產者和傳播者參與其中；在傳播方式上，由傳統的“點對面”的扇形傳播轉變為“點對點”的網狀傳播，信息在傳播過程中由信息源的中心不斷向四周擴散，在擴散的過程中，又不斷形成新的中心點；在傳播效果上，自媒體平臺可以進行“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的在線和離線互動，通過文字、圖片、視頻、聲音以及超文本鏈接技術的一次信息建構，就可以實現廣泛傳播而形成自己的輿論場。自媒體的這些技術優勢在為網絡反腐提供技術支持的同時，也為網絡反腐的大眾狂歡提供了可能。受自媒體平臺的平民性影響，如果缺乏嚴謹精細的采編控制，那么，就會使大量素質參差不齊的網民活躍于網絡之中，這就很容易使信息的真實性和嚴肅性大打折扣。反腐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隨著信息互動人數的增多，附加在信息上的主觀色彩就越多，為了能在眾多的互動者中脫穎而出，有的網民常常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信息傳遞效果以贏得關注，在“人云亦云”下很容易形成娛樂化、低俗化的網絡反腐輿論氛圍。

（三）社會文化轉型的催化刺激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社會文化形態也在發生變化，由以公共理性著稱的“精英文化”向以激進的、不理性的、極端主義的“民粹文化”以及向以平民的、通俗的、娛樂的“大眾文化”演變，構成了網絡反腐娛樂化產生的文化背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無論是以社會精英主導的精英文化對崇高、理性的倡導，還是極端強調平民價值和理想的民粹文化對精神的追求，都帶有很強的抽象性和嚴肅性，脫離了群眾的現實生活，大眾只能成為文化的被動接收者，無法激起內心的共鳴。而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網絡的普及，信息傳播一改往日傳統權威媒體的“一本正經”和“高高在上”，貼近群眾、通俗實用的大眾文化蓬勃興起。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社會大眾成為文化的創造者，人們的感性情感被重視，社會個體的自我價值得到充分的彰顯。“我國公眾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有機會、有時間、有能力關注自己的生存質量、追求生活的快樂和情感宣泄。”［12］在這種文化思潮下，大眾傳媒的娛樂化轉向更加明顯。在政治生活上，人們的參與意愿明顯增強，參政議政不再是精英們的專利，也不再局限于“廳堂議事”，人們可以通過網絡虛擬空間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利益訴求。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轉型釋放出來的利益和訴求越來越多，但現有的制度安排卻無法將大多數利益表達納入體制化的渠道，人們只好通過體制外的“網絡”作為民情民怨的發泄工具。由于人們對腐敗官員、腐敗行為的深惡痛絕，更能激起人們在網絡上的情感共鳴，在這種民間操刀、群起反腐所伴生的偶然迸發性、多重目的博弈、非理性化、非程式化傾向的作用下，就難免會出現根據是否“吸引眼球”的“好料”而進行的選擇性爆料［13］，很容易只關注房產、穿著、情婦這樣的世俗信息，也容易不理性地將對個別官員的貪腐行為評價上升為對整個政府的攻擊，從而偏離了反腐的根本宗旨，產生了“網絡即是狂歡世界”的大眾娛樂現象。

四、網絡反腐娛樂化的治理對策

網絡反腐中的娛樂化現象，消解著網絡反腐的正能量，對國家政治文明和社會文化都有巨大的負效應。有學者指出，網絡就像打開的“潘多拉盒子”“它誘使我們將人類本性中最邪惡、最不正常的一面暴露出來，讓我們屈服于社會中最具毀滅性的惡習；它腐蝕和破壞整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文化和價值觀”［14］。因此，為了推進網絡反腐的健康有序發展，可從網絡反腐立法、制度對接、行業管控、公民教育幾個方面將其負效應控制在最低限度內。

（一）有序推進我國的網絡反腐立法工作

網絡反腐為普通公民提供了發聲的機會、監督的渠道，是社會和時代進步的表現，但是，如果網絡反腐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線，淪落為網民消遣的手段、打擊報復的工具，則無法成為治理腐敗問題的有效武器。國無法不治，民無法不立。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我國公民的一切行為都應該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進行，與現實社會一樣，開放而虛擬的網絡社會同樣需要法律的規范和約束。就目前來說，法律法規建設并沒有跟上網絡反腐實踐的發展，雖然頒布了一些互聯網管理的法律法規，但是，其針對的基本上都是互聯網信息和互聯網安全等方面的問題，還沒有頒布專門針對網絡反腐、網絡監督等問題的法律法規，因此，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可操作性不強，難以為網絡反腐的規范運行提供法律保障。在現實的網絡反腐過程中，公民監督權與官員個人隱私權、網絡監督與造謠誹謗、言論自由與人身攻擊等之間的法律邊界還沒有明確的界定；如何對舉報人實施有效保護和對惡意造謠者的嚴厲制裁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如何保持公民的政治參與和網絡的有序運行之間的平衡還沒有有效的法律舉措。如果這些問題不在法律法規上加以明文規定，網絡反腐將永遠走不出娛樂化的窠臼。因此，必須加快推進網絡反腐立法工作，明確網絡反腐主客體的權利和義務，明確網絡反腐的程序和網絡反腐的獎懲條件，既要保證網民的言論自由、知情權、監督權得以行使，又要對惡意造謠生事者給予嚴懲，保障網絡反腐工作的有序推進和規范運行，還網絡一片潔凈的空間。

（二）建立官民對接、開放參與的反腐機制

自媒體時代，在網絡反腐過程中呈現的非理性、娛樂化等缺陷，不但反映出人們政治參與的無序及政治參與能力的低下，也暴露出我國政府權力運行機制的封閉。一般來說，政府運作的開放透明程度越高，社會公眾對政府行為過程的參與能力就越強［15］。由于反腐敗斗爭是一場持久戰、攻堅戰，需要全民的參與和擔當，因此，應該為民眾參與反腐提供制度化的渠道。網絡反腐和體制反腐在運行方式和特點上具有極強的互補性，可以形成制度反腐為主、網絡反腐為輔的基本格局。除了繼續降低公檢法反腐舉報的門檻，保證信訪、紀檢監察系統反腐渠道的暢通外［16］，還應盡快把網絡舉報與制度性反腐有機融合，實現網絡反腐與制度反腐的有序銜接、有效互動。例如，根據網絡反腐的一般行動邏輯，建立網民、網絡共同體、傳統媒體、政府相關部門的協同聯動機制；鑒于政府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搭建政府輿情部門與網民的信息溝通平臺，構建有效的網絡輿情預警機制；針對部分網民對政府反腐公信力的質疑，建立快速的網絡反腐信息反應處理機制，對網絡反腐信息進行及時的反饋；針對網上討論極易出現極端化、情緒化的網絡輿情，建立有效的網絡輿情監管機制，實時跟蹤網絡輿情發展的新動向。

（三）加強網絡綜合管控，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

網絡媒體為人們參政議政、舉報監督提供了平臺和渠道，但是，如果對其缺乏引導和監管，網絡媒體很容易受市場利益的影響而產生失范行為，并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為避免網絡反腐出現娛樂化和低俗化傾向，應加強對網絡媒體行業的綜合管控。第一，加強網絡媒體的道德自律與法律他律。在道德自律方面，網絡媒體應認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與使命，傳播真實有效的信息、引導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樹立和維護國家的良好形象、提升民眾的生活情操、提供健康有益的網絡休閑活動；在法律他律方面，國家應根據自媒體的特點，制定全覆蓋、可延伸、適用范圍廣的法律法規，明確其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管理范圍、管理機構職責等，以便對自媒體的法律監管做到有的放矢。第二，加強網絡媒體行業社會組織建設。在自媒體時代，數以億計的自媒體用戶處于游離于社會組織之外的“碎片化”的個體狀態，各大自媒體平臺也沒有成立相應的社會組織，缺乏專門組織的有效整合，難以規范其媒介行為，因此，應該成立專門的社會組織，對網絡平臺進行自我管理，通過社會組織的行業自律，明確行業操作規范、行為準則，提高網絡媒體平臺的媒介素養和道德操守。第三，加強政府對自媒體平臺的間接管控。西奧多•羅斯扎克指出：“沒有管理的互聯網，所呈現出的也只能是一片豐富的荒涼、混亂的自由，是信息量大而盡是垃圾、新聞條多而沒信度，是公民的隱私被侵犯、百姓的行為被誤導。”［18］政府可通過立法、審核、監督、責任追究等幾個重要環節對網絡媒體進行管控，保障網絡安全和網絡媒體的健康發展。

（四）提升網民媒介素養，增強理性參與能力

要改變目前網絡反腐的娛樂化、低俗化傾向，加強網民教育、提高網民的理性參與能力是客觀要求。我們所處的網絡時代是一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其中不乏含有大量娛樂元素的信息，一般來說，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更能讀懂娛樂的內涵，對待娛樂信息更加理性謹慎。自媒體時代，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獲取信息、信息，甚至引導網絡輿論，網民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到網絡空間的清朗程度。據《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3）》顯示，我國微博用戶整體上呈現學歷低、年齡低、收入低等特征［19］。這些網民年輕、有激情、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是，他們缺乏理性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容易沉迷于娛樂，容易被網上的言論所誘導和煽動，極易被別有用心的傳播者利用和操縱，被披著“正義”外衣的非理性力量所挾持，將自己置身于積怨放大、情緒宣泄和娛樂化的狂歡之中，進而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必須加強網民媒介素養教育，增強網民對媒體信息的科學識別能力，避免落入他人定義的態度、認識、行為和情感的窠臼，使網民成為積極的媒介信息的使用者以及媒介話語權的表達者。

作者:張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