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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關懷的失落在文學的百花園中，兒童文學是一朵帶著露珠的奇葩，她清新、淡雅，而又充滿勃勃生機。   她以兒童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兒童的心靈體悟世界：兒童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是她關之深切的主題。兒童是祖國的花朵和未來，兒童文學不僅為這些“花朵”提供陽光、空氣和水，而且為他們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關心兒童的健康成長，關愛兒童的內心世界，是兒童文學義不容辭的責任。   兒童文學是這樣一種文學：它向下一代傳遞著人們的感情經驗，從感性方面對下一代進行塑造，引導兒童朝著人性化的方向整合、規范和提升。兒童文學既肩負著引導兒童、教育兒童的使命，又肩負著提升兒童精神境界、為兒童提供精神給養的責任。所以，兒童文學擁有雙重關懷：理性關懷和人文關懷。理性關乎教育、教化、引導、激勵；人文關乎精神、心靈、人性、生命。   在理性高揚的時代，人文關懷偏居一隅，成了被人遺忘的角落。兒童文學創作存在本體上的困惑：在文學與教育關系層面上，兒童文學是以教育為本位，還是以文學為本？是以理性為主，還是以人文為主？從理論上講，兒童文學的理性關懷和人文關懷同樣重要，兩者相輔相成。但在兒童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兩種關懷嚴重失衡。我國現代兒童文學發展初期，以教育為本位的兒童文學觀占主導地位。1935年，茅盾在一篇文章《關于“兒童文學”》中指出：“‘兒童文學’這個名稱，始于‘五四’時代。‘五四’時代開始注意兒童文學是把‘兒童文學’和‘兒童問題’聯系起來看的，這個觀念很對。”①可見，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一開始就帶著社會問題性，人們看待兒童文學，一開始就帶著教化——啟蒙的意味，就是和社會革命論聯系著的。革命戰爭年代，兒童文學直接為民族解放斗爭服務。解放區文藝運動中的兒童文學，基本上是以成人和兒童為主人公描寫階級壓迫、階級對抗的文學，是描寫民族解放戰爭中烽火少年的文學。像《英雄雨來》《閃閃紅星》對我們來說仍記憶猶新。解放后，兒童文學創作以階級斗爭為綱，為政治服務，更被提到方向和原則的高度。期間，兒童文學創作中配合形勢任務、圖解政治的“運動文學”，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十分普遍。兒童文學創作流行過“重大主題”和“重大題材”論；在人物塑造上，也要遵循“三突出”原則，寫“高、大、全”的小英雄。兒童文學完全成了政治教化、政治宣傳的工具和附庸，兒童文學應有的審美愉悅功能被淡忘、被遺棄。茅盾在1961年發表的文章《六0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中認為這一年的少年兒童文學“表面上五花八門，實質上大同小異；看起來政治掛帥，思想性強，實際上卻是說教過多，文采不足，是‘填鴨’式的灌輸”。“絕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話來概括：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這種現象何止是六0年兒童文學的特征，可以說它概括了五六十年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總體情況。   ②兒童文學本應與兒童讀者是一種文學對話的本質，演變成了一切充滿教化的師生對話的形象課程。許多本屬于是學校的職能，卻強烈地滲透到了兒童文學之中；許多實質上屬于教師與學生的“問題”，卻經常成為兒童文學的主題。這種教化意識更為嚴重的侵蝕是幾乎指導了我們對兒童文學的作用、態度和目的的評判，使我們的作家和創作常常無意或有意地將自己納入學校的旨意和教師的觀念，成了學校功能的代言人。文學，變成了教化的工具。③   把兒童文學等同于兒童教育，兒童文學在“教育為本位”的指導思想下缺少兒童應有的天真和靈氣，顯得呆板、僵硬，大話、空話、套話使兒童文學充滿說教色彩。以政治、教育為先導的兒童文學是對兒童本性的嚴重偏離，是對兒童天性的殘害和荼毒。因此，兒童文學必須走出教育和政治的藩籬，走向審美和文化的廣闊天地。   人文關懷的回歸兒童文學對理性的張揚，導致人文精神的極度萎縮，使兒童文學成了精神荒蕪的教育讀本或政治讀本。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帶來文學觀念的大變革，兒童文學創作也在反思中前進。失落已久的人文關懷漸漸得到人們的重視。新時期兒童文學的發展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一大批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顯露文壇，一篇篇優美的兒童文學作品相繼誕生。兒童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小說、童話、寓言、詩歌、散文、戲劇兒童文學品種繁多，樣式新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新時期兒童文學一改過去單一、枯燥的說教面孔，在不違背理性教育的同時，給兒童更多人文上的關懷。人文關懷最主要的核心內容體現就是精神關懷：即對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細心呵護，對人性和人權的尊重和保護，對人獨立思想和人格的容許與提倡，要盡可能創造一切條件讓人活得有尊嚴。簡言之，我們看到，文學創作中人文關懷就是對人類終極命運的思考與關懷，它尊重生命，維護健康。④   人文關懷在兒童文學中的體現既是：尊重兒童的思想和人格；關心兒童的精神需求；呵護兒童的天然本性；撫慰兒童受傷的心靈。兒童文學作家要真正以一顆未老的童心與兒童進行心與心的交流，寫他們的喜悅、憂愁、困惑和迷惘，寫他們的純真、智慧、幽默和調皮。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童心說》中指出“夫痛心者，純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者，便失卻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重心者，心之初也。”在李贄的眼中，童心不僅是理想人性的參照系，而且是人文心理理想的象征。在繁囂雜沓的世界上，童年、童心，確實是人類心靈的一方凈土。兒童文學作家的“童心”，便是真正以兒童的眼光認知世界，以兒童的心靈體察世界，以此重的行為改造世界，深入兒童世界，體會兒童生活，絕假純真，真實自然，不矯揉造作，不無病呻吟。這樣的兒童文學才是真正為兒童的文學，才是兒童文學的生命和本體。#p#分頁標題#e#   在兒童文學作家中，冰心率先將女性的溫馨賦予了中國現代意義的兒童文學。《寄小讀者》、《再寄小讀者》、《春水》、《繁星》等代表作品充溢著與自然萬物清新靈慧的溝通，彌漫著溫柔敦厚、纖巧細致的女性氣息，回旋著寬廣博大的母愛旋律。“母愛、童心、自然”是冰心文學作品中永恒的主題。她將女性特有的溫柔、母親特有的愛心融會在童心和自然的觀照中，散發著兒童的晶瑩和母愛的芬芳。新時期成長起來的一大批女性兒童文學作家，如葛翠玲、柯巖、謝華、任霞芬、周百黎等等，她們和冰心一樣，以寬容平和的心境、溫和愛撫的目光注視著孩子們，“給予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或得不到的東西，以此來豐富、拓寬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的生活盡可能多一些他們真正想要的快樂。”⑤   這是女性共同的心語，她們以女性的敏感，細心捕捉兒童的生命律動，在她們的話語中，我們能感受到她們殷殷的愛子之情。   新時期兒童文學關注的視角不僅僅是活潑健康的兒童，而且對孤兒、殘疾兒童、社會流浪兒投以更大的關注。因為這些處于弱勢的兒童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挫折更大、更多，因此，他們更需要也更渴望社會的關心和愛護。作家李鳳杰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點，他用自己真誠的話語寫出了這些弱勢兒童的心聲。他的作品緊扣人的奮斗這個總的主題，以兒童的苦難人生為切入點，執著地展示弱勢兒童，特別是殘疾兒童在與命運抗爭、跨越苦難過程中所顯示的精神品格，深入挖掘隱藏在苦難人生中的各種積極意義，用充滿激情的生命意識和勃發向上的人格力量，給兒童以人生的激勵、靈魂的震撼和道德上的教益⑥。   他的作品關注兒童的生命意識和兒童生存的人文環境，注意培養少兒的獨立自強意識和崇高的人生理想。他用生活中的詩意抵御生活的苦難，使貧困成為兒童挑戰人生的精神動力。李鳳杰是兒童心聲的代言人，更是兒童精神世界的守望者。   90年代隨著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通俗文學迅速崛起，在這種文學創作氛圍中，兒童文學的視野也開始向現實性和通俗化開掘和定位。八十年代新潮小說家們有意疏遠的校園生活，又帶著新的內容和形式回到了作家的筆下，久違的幽默也獲得了美學價值的重新發現。如秦文君的系列中篇小說《男生賈里》、《女生賈梅》：郁秀的《六年級大逃亡》、韓輝光的《校園喜劇》等等，展示了校園生活中兒童的喜怒哀樂，拉近作品與生活的距離，也拉近了作家和兒童讀者的距離，從而受到兒童的歡迎和喜愛。伴隨著科技發展而興起的科幻小說展現了新世紀兒童的嶄新的生活方式，顯示了他們渴求知識、勇于探索、鉆研科學奧秘的可貴精神。90年代的兒童文學雖然有通俗化傾向，但并未因此而丟失它的人文關懷。兒童的人生觀、價值觀，兒童的精神需求和兒童的審美趨向仍然是兒童文學關注的焦點。   人文關懷的回歸給兒童文學注入了生機和活力，使兒童文學進入了百花盛開的春天。理性關懷不可缺失，人文關懷更不可丟棄，只有兩者同心協力，兒童文學才能既給兒童以人生的啟迪，又給兒童以審美的享受。所以，兒童文學不應該只是一只花瓶擺設，僅僅插一些“祖國的花朵”；兒童文學也不應該僅僅是一只葫蘆，老是倒出帶“教育性”的藥丸，兒童文學應是一個百寶箱，里面裝滿了神奇的寶物，異彩紛呈而又變化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