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家庭視角下的新疆維漢宗教關系，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已從不同研究視角對維漢關系和新疆宗教問題進行了大量探討，但缺乏以家庭為背景，從宗教文化視野的深度研究。本文擬以此為基礎，展開論述。   一、維吾爾族家庭的文化特征   維吾爾族是世居新疆的土著民族，其民族構成源頭主要為蒙古高原的回紇人與新疆南部綠洲上的土著居民。1513年，新疆葉爾羌汗國的賽依德汗以伊斯蘭教為旗幟統一了塔里木盆地，實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上完全統一，從而完成維吾爾族形成。1維族家庭深受伊斯蘭教的影響，突出的表現是在人生各個重大階段均有宗教的強勁參與，其中最重要的宗教禮儀有命名禮、割禮、婚禮、葬禮等。   命名禮是維吾爾嬰兒出生后接受的第一個有宗教神圣性家庭宗教儀式。在這個儀式上，嬰兒家人往往從《古蘭經》等伊斯蘭教宗教典籍中尋找具有伊斯蘭教特色的詞匯為其命名，或者以自然界存在物的名稱為其命名。前者具有很強的伊斯蘭教特色，而后者則是薩滿教信仰的體現。維族嬰兒的命名禮舉行兩次。第一次命名在嬰兒出生的第7天，往往請阿訇來完成。此次命名為非正式命名，目的在于使嬰兒有一名字可以稱呼，以免因為在正式命名前因非正常死亡而沒有名字，從而無法進入天國。正式命名在嬰兒出生后40天到3個月之間舉行，儀式較為隆重。命名禮前一天要用配制有羊油、粘土、金戒指、銀戒指、鐵刀、生肉成分的熱水為小孩洗澡。命名禮當天還要宴請賓客，請阿訇喚禮、入拜詞，然后命名。命名完成后還要舉行將嬰兒過篩子等其他一系列象征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伊斯蘭宗教儀式。   割禮是《圣訓》中明確認定的一項圣行，是穆斯林認同標志之一。維吾爾人割禮時要請阿訇念經祈福，舉行多項慶祝活動。割禮是維吾爾人的成年禮。維族男孩經歷割禮后從儀式上被社會認可為成年人，可以履行成家立業的社會功能與完成各項宗教功課的宗教功能。通過種種宗教儀式的舉行，割禮將生理現象轉化為社會認知，并再次強化了被施行者的宗教意識，強化了其對穆斯林身份的認同，因此維吾爾人把割禮看作一個人生命過程中如同婚禮一樣重大的儀式。   婚禮在維吾爾人中亦有著濃重的宗教色彩。維吾爾人認為一樁有效的婚姻必須是由男女雙方信奉伊斯蘭教為前提，在雙方自愿、父母同意的情況下，舉行特定的宗教儀式才能成立。維族婚禮的宗教氣息亦是非常濃厚的。這一點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體現：第一，宗教人士在婚姻訂立及舉行的各個階段的積極參與。維族議婚時就有伊瑪目的參與，迎娶、結婚典禮時伊瑪目以及加瑪埃特等宗教人士是儀式舉行過程中最為尊貴的客人。第二，婚禮儀式舉行的宗教意味。維族婚禮中最為重要的宗教儀式是念尼卡。缺少尼卡儀式，婚姻便不會被穆斯林社會所承認。由此可見，在新家庭的組建上，伊斯蘭教信仰的神圣性再次通過種種儀式向參與者進行展示，從而強化其此后人生階段的宗教責任、家庭責任以及社會責任的責任意識。   喪禮是人的生理屬性終結的標志。維族在喪葬以及紀念亡者的悼念儀式方面的宗教氣息是非常濃厚的。宗教在喪葬方面的表現主要如下：首先，臨終時亡者最好能夠誦讀“萬物非主，唯有真主！”之言；其次，親屬也要在亡者身邊誦經；第三，葬禮原則從簡、從快；第四，與亡者有友好關系的眾人要代亡者向真主做集體禮拜的祈禱，以便祈求真主赦亡者罪過，賞賜其進入天國。這種禮拜的舉行必須要有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的領導和參與。舉行乃孜爾和游墳是維族悼念亡者的主要追思儀式。做乃孜爾悼念亡者之時，除了追悼、為亡者祈福之外還要誦讀《古蘭經》，此項活動亦會有阿訇以及加瑪埃特等宗教人士的參與。游墳是悼念亡者的另一種追思活動。與做乃孜爾不同的是，除拜拉特夜、肉孜節和庫爾班節會禮之后必須游墳之外，其他時間是否游墳由活動參與者自主決定。游墳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也沒有次數的限制。   二、新疆漢族家庭的文化特征   按照遷移時間的早晚、地域的分離以及行政組織的分割等因素，新疆漢族家庭文化可以分為老新疆漢族家庭文化、新新疆漢族家庭文化、兵團漢族家庭文化、短期進疆漢族家庭文化等四種文化表現形式。   老新疆漢族進疆時間長，多為晚清之際至建國前夕進入新疆的漢族移民，普遍在新疆有著三代、甚至三代以上完整家庭體系結構，且其與維族文化交流較多，在性格、處事乃至生活習性等方面表現出與內地漢族不同但卻認同于維族的價值判斷標準；新新疆漢族指建國后遷入新疆的漢族移民。他們雖然進疆時間短，在疆家庭結構不完善，多數為單代或雙代家庭結構，但已經對新疆有一定的認知，并開始將新疆視為自己的生存之地；新疆建設兵團人員組成主要以部隊復轉軍人和內陸各省漢族移民為主，其文化特質表現為內陸各省漢族文化與軍隊文化的混雜。兵團早期與地方交流有限，但是改革開放后大量兵團人員通過考學、當兵、婚嫁走出兵團，定居到新疆地方城市中，與此同時包括維族在內的地方人員又涌進來，兵團不再是內地人在新疆的獨立定居點，開始向新疆地方城鎮方向發展。三者共同點是已將新疆作為自己扎根生活的故鄉，愿意在此長久生活下去。而短期進疆漢族家庭進入新疆的主要驅動力為經濟利益，在疆家庭結構不完整，或丈夫在疆妻子在家，或丈夫妻子在疆小孩在家。一旦無法獲得經濟利益，他們就會迅速離開新疆，因此本文對新疆漢族家庭文化特征的考察不包含短期進疆漢族家庭。   20世紀40年代末，蘇北海教授曾對新疆漢族風俗有過如下描述:“新省漢人服飾，多與內地相同，食品以面為主，米次之，而一般人更久染回、維之風習，喜食抓飯、牛奶，尤以羊肉為家常之食品。其他歲時風習、宗教、喪葬，亦各依其原籍、鄉土為標準，并不變其本來面目，其俗之一年四季節日，與吉兇、慶吊，概與內地相同。”1蘇北海教授的論述在今天的新疆漢族宗教思維中依然是適用的。在出生、長成、婚禮與喪禮等具有標志性人生歷程點上，新疆漢族家庭不僅表現出強烈的世俗性、簡潔性與去傳統性，而且往往是所在單位，而不是家庭，成為禮儀涉及者各項關鍵人生禮儀完成的社會組織。以婚禮和喪禮為例。婚禮與喪禮儀式上，禮儀涉及者的單位領導人不僅作為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出現，而且常常承擔司儀或主持的角色，宣布婚禮或喪禮的程序與內容，宣讀結婚證書或致悼詞。新疆漢族人婚喪禮儀中如果沒有禮儀涉及者單位領導人的加入，儀式似乎便被視為不合法或不正式。#p#分頁標題#e#   日常的宗教信仰活動中，新疆漢族常常表現出一種對各種宗教均信均不信的態度，佛教活動會去參加，道教活動會去參加，基督教活動亦會參加，缺乏對某種宗教信仰的執著性。這一點與內地儒家思想影響下漢族宗教實用觀是一致的。   新疆漢族家庭中人生各個階段儀式的世俗性、簡潔性與去傳統性等特性的展現主要由以下原因所決定：第一，由于深受儒家敬鬼神而遠之、重生輕死等思想的影響，漢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往往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其宗教信仰執著性遠不及信仰伊斯蘭教的維族人。第二，遷移到新疆的漢族家庭結構大多尚在發展中、未完全定型。大型禮儀的舉行沒有足夠的、可以依賴的家族成員協助完成。第三，入疆漢人就個人而言多已成年，但就家庭而言尚處于初步組建時期，家庭各項活動的展開均需要財物支出，因此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撐他們完成各項人生禮儀，只能從簡行事。第四，遷入者多在某一單位有職務與具體工作，其社會行動因此受所在單位政策影響較大，而單位政策的制定往往貫徹的國家在具體時空內的認識與要求。因此，作為移民遷入新疆的漢族人各項禮儀的完成其時代特色較維族人與內地漢族人顯得更為突出，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前社會控制較嚴時表現的最為明顯。   三、神圣與世俗——新疆維漢民族宗教信仰的差異與相互理解   新疆多為沙漠戈壁，不適宜于人居住，維族人只能在綠洲上創造自己的生存文明。間隔距離遠、交通不便等因素成為古代新疆形成類似內地對地方高強度控制力度政權體系的直接阻礙。伊斯蘭教提倡的教義平等性，教儀簡易性，教徒順從性等要求，以及有宗教旗幟引領的圣戰。這些特點非常適合于游牧民族通過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利用宗教勢力去消解地方勢力，以伊斯蘭教義指導的政教合一政權模式去強化政權的穩定性。因此，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就被當時新疆地方政權所接受，新疆逐漸從佛教傳播之地演變為伊斯蘭教信仰之地。伊斯蘭宗教文化影響下維族家庭在重大事件的抉擇上都會以《古蘭經》為依據，并聽從宗教人士的安排。關于這一點我們亦可從張國云在新疆所做維族人類學調查看出：“[村民講]《古蘭經》是我們的法律面寫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在今世你做了多少壞事，到末世你就要受多少罪。我們的生命會結束，我們會進墳墓，我們會接受最后的審判。進天園還是下火獄是胡達決定的。進天園要過架在火獄上的天橋，這座橋象羊毛一樣細，刀劍一樣鋒利。到末日過橋時，有的人一上橋就掉進火獄，有的人走到中間，有的人走到最后時掉進火獄，也有的人象騎自行車一樣順利到達終點進了天園。這就是胡達的力量，這和一個人在今世的功修有直接關系。”1宗教在家庭生活各個方面的指導作用以及對宗教人士的尊崇給維族人的家庭生活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強化了伊斯蘭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度，；第二，家庭的社會生活宗教色彩濃厚，從而在家庭生活與各項儀式中衍生出宗教神圣性。由于為新疆世居民族，維族家庭均有著完整的家庭結構。因此，維族人在家庭事務處理以及儀式舉行上還要考慮與事務或儀式相關聯的家族成員的意見與建議。維族家庭文化的宗教性與家族性使其具有非常濃厚的宗教保守色彩。宗教保守色彩的涂抹為其家庭文化增添了神圣性光環。   與維族家庭文化不同的是，新疆漢族家庭文化中展現出世俗性、簡潔性、去傳統性以及開放性。這些特性的產生主要是由漢族傳統文化與人口遠距離遷徙兩方面原因造成的。儒家宗教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使漢族很少產生其他宗教中出現的、極度虔誠的宗教熱情；遷徙使入疆漢族在進入一個陌生生存環境之后財力與人力均感困乏，在生存與發展方面對政府的依賴性增強，新疆漢族家庭各項儀式中均出現了去傳統性的表現；遷居新疆的漢族多聚居在城市，且與新疆以外的世界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系，沒有太重的歷史文化負擔，因此具有較強的開放性與學習性。由此可見，因歷史與現實中許多因素的影響，新疆傳統維族家庭文化與新疆漢族家庭文化呈現出一種保守與開放、宗教性與世俗性、奢華與簡潔的二元對立景象。   我們應該看到這兩種文化在相遇時有相互的理解與融合。從維族角度來看，現代維族人在小孩起名時會考慮名字押韻問題，即兒童名字普遍為本名+父名。這一點顯然是漢族姓氏文化影響的結果。再如，張國云人類學調查中反復提及扎袞魯克村生活較為富裕且宗教信仰堅定的被訪談人麥圖爾迪阿洪的經典話語“羊肥，錢肥；錢肥，智慧肥”。上述事例均可體現具有宗教保守色彩的維族文化在現代化社會進程中已經感受到外部世界的變化，并開始采取一定的因應措施。從新疆漢族角度來看，語言、飲食新疆地方化，雙重故鄉觀念的產生以及新疆內地混合性格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均可以看作為對維族文化的理解與融合。   在看到理解與融合的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兩種不同家庭文化發生碰撞時產生的不和諧的一面。張國玉、余斌的研究顯示，涉及于維漢兩族個人交往、信任感以及對對方優點認知時，兩族個人交往認同感均顯良好。這表明國家民族宗教政策總體而言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但是論及族群和諧與中華文明認同時，數據值卻有所下降。1這表明由于家庭文化構成因素的不同，宗教作用在維漢兩族中的不同認知使維族會在某些場合將伊斯蘭文化認同置于國家認同之上，而新疆漢族則將中國傳統宗教文化以及自己遷徙來源地文化作為認同標準。   由此可見，新疆維吾爾族和漢族差距解決應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僅僅依靠經濟發展去解決新疆社會問題的社會發展思路顯然是不夠開闊的，也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的。家庭文化領域亦是一個需要關注的重點之所在。在新疆和諧社會建設中我們必須對此進行探討與研究，然后在文化建設中努力消弭存在于兩者之間的思想文化鴻溝，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實現新疆和諧社會建設目標。因此，如何協調維族宗教影響下的“神圣”和新疆漢族遷徙文化帶來的“世俗”之間的關系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將會是新疆和諧社會建設所要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