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水源地生態補償，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生態補償作為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協調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矛盾的重要手段，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眾多學者在生態補償理論內涵、運行機制、補償標準、生態補償評價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1～6]。與此同時，國內外政府在農業、森林、濕地、流域等領域也開展了大量的生態補償實踐，達到了促進生態環境保護、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效果[7～9]。其中，飲用水資源作為人類賴以生存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飲用水水源地生態補償成為了流域生態補償研究與實踐的重點領域，而如何確定補償標準則是飲用水水源地生態補償研究與實踐的核心問題與難點[10～12]。目前國內對于飲用水水源地生態補償的研究還主要集中于生態補償機制的設計上，生態補償標準的量化研究還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系統的計算體系[13～14]。本文通過對國內外飲用水水源地生態補償標準計算方法進行總結與分析，提出各類補償標準計算方法的優點與存在的問題，結合實地調查，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飲用水水源地——廣東省東江流域為研究對象，對飲用水水源地生態補償標準和補償資金分配進行測算，以期為東江流域生態補償的發展提供一定參考。   1研究區域概況   東江是珠江三大水系之一，發源于江西省贛州市，干流全長562km，其中廣東省境內435km，流域總面積35340km2，其中廣東省境內31840km2，占流域總面積的90%。東江流域屬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區，具有明顯的干濕季節，流域內多年平均降雨量為1500～2400mm之間。根據1956～2005年徑流流量系列分析，東江流域年平均水資源總量是326.6×109m3，廣東省境內約為291×109m3，占89.1%。東江流域中上游已建成新豐江水庫、楓樹壩水庫和白盆珠水庫三座大型水庫，是珠江三角洲東部城市群香港、廣州、深圳、東莞、惠州近4000多萬人口的主要飲用水源。東江水資源的保護不僅關乎廣東省廣州、深圳、東莞、惠州等大中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也關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是名副其實的政治之水、生命之水、經濟之水。長期以來東江流域上游為保護好東江飲用水資源，進行了大量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并在經濟發展上做出了巨大犧牲，2007年上游河源市經濟總量占廣東全省的1.06%，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為全省平均水平的18.20%[15]。根據《廣東省主體功能區規劃（2010～2020）》（征求意見稿）的初步結果，東江流域上游河源市（東源縣、和平縣、龍川縣、紫金縣、連平縣）和韶關市的新豐縣被列為廣東省的限制開發區。因此，通過建立流域飲用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彌補上游生態保護成本，對于保障珠江三角洲城市圈飲用水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2研究方法   2.1現有水源地生態補償標準計算方法比較   生態補償標準作為生態補償的核心問題與難點，它直接關系到生態補償研究與實踐的科學性、可行性和實施效果。目前國內外有關水源地生態補償標準的計算方法，概括起來主要包括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法、生態保護總成本法、水資源價值法、條件價值評估法（CVM）和水質補償賠償法，每種計算方法均有其優點，但也存在著一定不足[16～20]，各種標準計算方法見表1。生態補償作為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為目的，以經濟手段調節相關者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5]。一方面從水源生態保護方角度考慮，生態保護方為生態保護承擔著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將生態保護總成本作為補償標準具有一定科學性；另一方面站在水源受益方立場上，生態補償標準應充分考慮水源受益方的支付能力，通過條件價值評估法可以獲得受益方對生態補償的認知度和支付意愿，為生態補償標的確定提供參考。因此，本文選取生態保護總成本法和意愿調查法作為生態補償標準的計算方法，量化廣東省內東江流域上游生態保護總成本和下游用水城市居民的支付意愿。   2.2生態保護總成本法   水源地生態保護總成本應包括因生態保護建設而承擔的直接成本和發展權限損失的間接成本，同時要引入水質修正系數和水量分攤系數，得到流域水源地生態保護總成本的年補償額度計算公式[21]。公式如下：CCt=CSt*KQt*KVt=(CDt+CIt)*KQt*KVt（1）式中：CCt為補償額度；CSt為生態保護總成本；CDt為直接成本；CIt為間接成本；KQt為水質修正系數；KVt為水量分攤系數。水量分攤系數KVt為下游地區利用上游地區的水量（WD）與上游總量水量（WU）之比，計算公式為：KVt=WD/WU(0<KVt<1)（2）在下游利用水資源過程中，供水質量的優劣會影響用水效益，因此，通過KQt水質修正系數對補償額度進行修正。當斷面水質等于水質標準時，下游地區只需補償利用上游水量而分擔的成本CSt*KVt；當斷面水質優于水質標準時，下游地區除承擔CSt*KVt，還需為享用優于水質標準的水量而對上游補貼；當斷面水質劣于水質標準時，上游應對下游進行賠償。其中補貼或賠償的數額為某污染物高于或低于標準的排放量（Pt）與消減單位該污染物排放量所需的投資（Mt）之積。水質修正系數公式為：KQt=1+Pt*Mt/CSt*KVt（3）式中：Pt某污染物高于或低于標準的排放量；Mt消減單位該污染物排放量所需的投資。   2.3條件價值評估法   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是一種典型的陳述偏好評估法。根據陳琳等人的研究，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在假想市場情況下，直接調查和詢問人們對于某一環境效益改善或資源保護措施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以推導環境效益改善或環境質量損失的經濟價值。最大支付意愿的補償標準是利用實地調查得到的各類受水區最大支付意愿與該區人口數的乘積得到，估算公式為：P=WTPu*POPu式中：P為補償的數額，WTP為最大支付意愿，POP為受水區人口數，u表示各類受水區。條件價值評估法能夠直接評價調查對象的支付意愿，理論上應該最接近邊際外部成本的數值。   3廣東省內東江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計算和資金分配   3.1東江流域上游六縣生態補償額度測算   3.1.1直接成本核算（CDt）#p#分頁標題#e#   直接成本指流域上游為保護流域生態環境而付出的各種費用，如在涵養水源、水土流失治理、農業非點源污染治理、城鎮污水處理等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這里根據東江流域上游的實際情況和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廣東省內東江流域上游六縣2008年生態農業示范區建設投資、森林建設投資、污水處理廠投資等8項指標作為流域生態保護直接成本。六縣流域生態保護直接成本核算結果見表2。   3.1.2間接成本核算（CIt）   間接成本是指水源保護區為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建設而放棄部分產業發展，所失去獲得相應效益的機會[22]。本文通過東江流域上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廣東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值得到東江流域上游承擔的間接成本，六縣間接成本見表3。計算公式為：間接成本=（參照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游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游城鎮居民總人口+（參照地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上游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上游農村居民總人口   3.1.3水質修正系數（KQt）和水量分攤系數（KVt）   我國《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規定：“Ⅲ類標準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級保護區、魚蝦類越冬場、洄游通道、水產養殖區等漁業區域及游泳區。”依據目前我國一些流域生態補償實踐經驗和東江流域水環境管理現狀，將Ⅲ類水作為跨區域水質考核與生態補償基準點是合適的。根據2008年東江流域的水質監測數據，河源市與惠州市交界斷面水質為Ⅲ類，因此，水質修正系數KQt=1。根據2008年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廣東省東江流域水資源分配方案》的規定，東江流域多年平均徑流量為326.6×109m3，廣州、深圳、東莞和惠州四市正常來水年（90%保證率）總分配用水量為76.53×109m3。因此，由公式（2）計算出水質修正系數：KQt=0.2343。綜上，2008年廣東省內東江流域上游六縣生態保護直接成本為5.40億元，間接成本為99.98億元，根據公式（1）得出廣東省東江流域下游四市補償上游六縣的生態補償額度為24.69億元。   3.2東江流域下游四市支付意愿評估   本次支付意愿調查地點是東江流域下游四大用水城市——廣州、深圳、東莞和惠州，調查對象選定為下游四市各區用水居民，采用面對面的采訪方式。問卷調查在2009年10～11月進行，發放調查問卷330份，實際有效問卷315份，調查內容包括受訪者基本情況，受訪者對東江流域的了解程度及對開展東江流域生態補償的認同度和下游居民的支付意愿。通過調查發現超過90%的受訪者認為有必要建立東江流域生態補償并具有一定支付意愿，8.7%的受訪者由于個人經濟等方面的因素不愿支付。受訪者支付意愿分布如圖2。根據流域下游受訪者的支付意愿分布情況可以計算出東江流域下游四市居民流域生態補償的平均支付意愿期望值。公式如下：（4）式中：Ai為支付意愿投標額，Pi為支付意愿受調查者選擇該數額的概率，n為可供選擇的數額數。根據公式（4）可以得出流域下游正支付意愿的平均值E(WTP)正=364.5元/年戶，同時針對WTP存在為0的情況，本文采納了趙軍[23]、克里斯特倫（Kristrom）[24]將斯皮克（Spike）模型運用到支付卡式問卷的平均支付意愿計算上的觀點——經過Spike模型調整后的平均支付意愿E(WTP)非負等于E(WE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得出E(WTP)非負=364.5×91.3%=332.7元/年戶，所以東江下游四市最大平均支付意愿為332.7元/年戶。   3.3東江流域下游四市補償額度的分攤   東江流域下游各城市用水量是分攤流域上游補償額度的基本依據。根據2008年《廣東省東江流域水資源分配方案》的規定，廣州（廣州市東部及下轄增城市）、深圳、東莞和惠州從東江引水量分別為13.62×109m3、16.63×109m3、20.95×109m3、25.33×109m3，分別占到四市總引水量的17.8%、21.7%、27.4%和33.1%，由公式（1）得出，東江流域下游四市應承擔的總生態補償額度為24.69億元，廣州、深圳、東莞和惠州應分別承擔4.39億元、5.37億元、6.76億元、8.17億元。同期東江流域下游四市廣州、深圳、東莞和惠州民眾生態補償支付意愿分別為1.61億元、2.23億元、0.75億元和1.32億元，支付意愿總額為5.91億元，與總補償金額度相差18.79億元，見下頁表4。   4結論   補償標準作為生態補償研究與實踐的核心問題與難點，國內外學者提出了眾多生態補償標準的計算方法，通過不同標準計算方法得出的補償結果不盡相同。但在生態補償機制構建過程中，補償標準的確定應建立在充分考慮流域上游生態保護方所承擔的直接成本、間接成本以及流域下游收益方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的基礎上，再通過雙方談判博弈達成一致的生態補償標準。本文在總結已有生態補償標準的基礎上，運用生態保護總成本法和條件價值評估法對廣東省東江流域上游生態保護總成本和下游支付意愿進行了測算，并根據不同城市用水量對補償金進行分攤。   按照生態保護總成本法得出廣東省內東江上游六縣生態保護總成本105.38億元，其中直接成本為5.40億元，間接成本為99.98億元，引入水質修正系數和水量分攤系數后，下游四市應補償上游六縣的生態補償額度為24.69億元，下游四市生態補償支付意愿總額為5.91億元，應支付總補償金額度超出支付意愿總額18.79億元。應支付總補償金額度遠遠超出下游支付意愿總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東江流域上下游之間經濟梯度差異明顯，流域上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純收入均與廣東省平均收入水平相差較大，并遠低于珠江三角洲經濟發達地區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下游支付意愿僅代表對飲用水水源保護的支付意愿，并未囊括廣東省全省享受東江流域上游地區提供的水土保持、造氧、生物多樣性等生態服務的價值。支付意愿總額雖小于應支付總補償金額度，但大于經修正和未經修正的上游六縣生態保護直接成本，因此，從生態補償資金方面考慮，具有建立東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的可行性。   #p#分頁標題#e#

根據《廣東省主體功能區規劃（2010-2020）》（征求意見稿）的初步結果，東江流域上游六縣列為限制開發區，上游六縣必須限制或禁止相關產業的發展以維護其生態服務的主體功能，這意味著其發展權利被變相“剝奪”。因此，廣東省有必要通過政策傾斜和縱向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彌補上游因生態保護導致的發展機會的損失和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缺口，實現流域上下游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