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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給人類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使人類精神生活遭遇到空前的困惑與危機,社會公信力下降、人際間誠信缺失、社會道德底線失守……嚴重影響著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物質的囂張和精神的萎靡,使經典現代性正遭遇著空前的合法化危機。隨著信息網絡的發展,尤其是新媒體的出現,不僅人類的經濟與政治關系,而且連同人類的思想意識都發生著根本性的改變。在現代性社會生活中,如何充分利用新媒體,讓精神由荒漠成綠洲,這是橫亙在人類面前的重大課題。
一、新媒體時代精神生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傳播方式的變遷,一種融合創意時代特征的媒體新品種(新媒體)應用而生。一般而言,新媒體是“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的,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后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訊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1〕新媒體的出現不僅意味著一個經典現代性時代的結束和一個后現代性時代的開始,同時也意味著人類精神生態面臨著諸多的機遇與挑戰。
在機遇方面主要表現為:一是新媒體展示的輿論監督功能推動著精神文明建設。新媒體具有的即時性、大眾性、交互性、透明性等特征,在議論時事、針砭社會、品評政府的公共管理方面,已經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贏得了全社會廣泛關注和信任,大大促進了社會的民主、公平與公正。二是新媒體蘊含的時代特征為個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精神動力。人的全面和諧發展有賴于人的精神生態平衡。個體的自主獨立、人際關系和諧、身心健康等是一個人全面和諧的深邃的精神動力。新媒體消解了傳統媒體的話語壟斷,創造了一個“人人都能發聲,人人都可能被關注的時代”;提供了開放、無限的信息及信息容量,使得人人都享有獲取知識的平等權。三是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帶來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改變。新媒體一改傳統媒體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的信息傳播模式,運用碎片化、偶發性的非線性排列組織形式,構筑起“網狀———鏈式”信息傳播新系統。這種傳播方式完全打破了時空的局限,使得網絡人可以廣泛、自由、平等、即時地獲取信息和表達思想,充分展現時代思想的“百花齊放”。
新媒體對人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的影響可以說是全方位、全時段的,既能夠給人類精神生活帶來機遇,也會造成一定的風險性危機。它就像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就能為社會和諧、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精神動力;運用不當,它裹挾的精神禍害就像打開的“潘多拉盒子”,一發不可收拾,給人類生態造成很大的風險性危機,主要表現在:
一是新媒體的極端個人化導致社會倫理失范。新媒體的虛擬性、匿名性與去管制性容易引發心理危機、人際信任危機和人格障礙。新媒體的虛擬性往往使人逃避現實,沉浸于虛擬世界,極易產生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礙。新媒體的匿名性與去管制性又使得一些人無責任地散發虛假言行,引發現實人際信任危機。新媒體給予所有使用者無限的自由,人人都可以成為注意的中心,可以借助網絡、手機等工具,飛揚心情,放開行動。“在新媒體下,每個人都是一個沒有執照的電視臺”。然而,這種毫無約束的自由往往是致命的,自由會蛻變為任性妄為。如“人肉搜索”引發的社會問題,對傳統文化的肆意惡搞、戲說,肆意地泄憤、發牢騷,等等,顛覆著社會傳統倫理秩序。
二是多種文化碰撞容易產生精神生態的無序化。新媒體信息傳播的“無屏障性”致使各種文化思潮的相互交匯、碰撞引發思想混亂、價值觀念的迷失。各種文化碰撞中,西方文化憑借其經濟實力和技術優勢,沖擊和消解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尤其是對年輕一代的價值取向構成極大影響。與這種沖擊和消解同時進行的是人們所面臨的傳統性與現代性、民族性與世界性、東方性與西方性的交鋒。新媒體時代,各種文化思想的交集,致使人們在價值觀念上造成極大困惑而難以抉擇。
三是追求物質利益致使人文精神缺失。推動新媒體產業發展的動力源泉是人的“注意力”,為獲取更多“注意力”,生產出強大的“注意力經濟”,新媒體往往不關心人文關懷問題。為吸引受眾眼球,迎合受眾口味,滿足受眾的好奇心,網絡信息日益低俗化、庸俗化,甚至色情化。從“芙蓉姐姐”“鳳姐”到“偽娘”的媒體宣傳,色情網站“躲貓貓”式的閃現,跳樓、、強奸、殺人等不厭其煩的網絡轟炸,利用手機、QQ、郵箱、博客、微博等無孔不入的信息滲透……屢屢挑戰著人們的審美標準和社會道德底線。信息泛濫,真假難辨,“他人便是地獄”,社會信用度下降,人與人之間信任發生危機,人間原本應有的溫馨、和善、互幫互助演變成動物式掠奪。
可見,新媒體時代,人類精神生態面臨著種種風險性挑戰。這種風險性危機警示我們:要合理地規避風險,理性使用新媒體,促使精神生態合理化。
二、精神生態合理性原則
從生態學角度,人的存在可以分為三個層面:生物性存在、社會性存在、精神性存在。三個層面既密切相關,又不相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分別對應于自然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精神生態學三個范疇。“所謂精神生態學,是一門研究人的意識、思想、思維活動和心理狀態產生、存在、發展和變化的一系列客觀條件以及這些精神現象及其社會環境、自然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包括自然界生態、社會生態、思維生態和個體內環境生態等四個方面。它側重的是對人類精神現象的客觀條件及其環境的研究。”〔2〕由此可見,精神生態既是主體內在精神的平衡,更在于主體內在精神生成的外部客觀條件和環境的和諧,它是主觀精神與客觀精神的辯證統一。
精神生態合理性應以“生態合理性”為本位,構建理論合理性與實踐合理性的統一。為此,構建精神生態合理性需要遵循以下方法論原則。
1.多樣互補原則。人類所處的生態環境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相輔相成,構成生態統一體。多樣互補性是生態學的重要原則,精神生態的平衡、合理必須遵循多樣互補性原則。多樣互補性是指精神生態是豐富多彩的,各構成因素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性質屬性和發展過程,不能相互取代與否定,而是相互補充、共同繁榮和進步。多樣性要求關注事物的差異,尊重事物的不同特色,要求具有求異思維、創新理念。互補性為多樣性的發展提供了共同方向和目標,避免因過分強調多樣性導致事物的孤立、自我封閉。構成精神生態分內、外兩因素,精神生態的平衡、合理發展需要內外因素的整合協調。自然生態、社會生態是精神生態的前提、基礎,精神生態是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的保障。#p#分頁標題#e#
現代精神理應比中古、遠古時期的精神更為豐富多樣與正當的統一性,然而,現代化進程中,人們的思想日趨平面化,感性麻痹與精神畸形單向度成為現代人的通病。新媒體為人類開辟出一個新的精神生態時代,利用網絡、手機、QQ、微博等工具,展現精神生態的多樣性和互補性的辯證統一。
2.整合統一原則。精神生態自身是一個完整的復雜的系統,具有整體性與統一性的特征。整合并非各要素的簡單相加,而是按照相應規則實行科學合理的統一。系統解體,即整體統一失效,就意味著精神生態危機的出現。精神生態的健康發展,一方面,需要將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統一起來,將精神生態子系統融合到生態這個大系統,形成自然—社會—精神三者良性互動。另一方面,精神生態內部系統各組成部分按比例地邏輯運行,如,感性與理性是人的認知過程的兩個方面,如果感性與理性出現對立與分裂,就會破壞精神生態的均衡與協調,呈現精神危機,嚴重的會導致整個精神系統的整體目的意義的崩潰。整合統一原則意味著構成精神生態的每個因子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彼此印證的。因而,整合統一的結果不是1+1=2,更不是1+1<2,而是1+1>2。所以,精神生態系統中,倡導整體與個體的和諧統一,強調整體合理性基礎上的個體價值的現實性和合理性的實現,反對不顧整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
3.共生共存原則。共生共存即共同生存、共同發展。人類社會不是一座孤立的城堡,而是一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動物共生共存的社會,任一環節出問題就會影響其生存發展。現代性的合法化危機嚴重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破解危機歸根結底在于人類自己。“對人的安樂,最需要還是人。”〔3〕出于人類自身安樂的需要,人類必須與自然、與動物以及人自身協和一致,關鍵在于人的精神和諧,因為自然危機、社會危機的根源在于精神危機。共生共存原則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最高原則,它要求每個人具有高度責任心。新媒體時代,促進精神生態和諧,促使人、社會、自然共生共存:一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樹立生命的神圣、平等觀念;二要學會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自己與別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新媒體以其特有的方式為人類創設著新的精神空間,改寫著人類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理念。人類的精神文化不斷被現代化進程翻新,新媒體時代是人類現代性的一種表現、一種結果,也是現代性的一種本質、一種內涵。新媒體時代賦予人類精神生態新的元素,它可能成為人類精神生態健康發展的積極傳播者和塑造者,也可能成為精神生態發展的阻礙者和摧毀者。因此,對待新媒體要因勢利導,遵循精神生態合理性原則,改進人們的生活方式,規范人們的言語行為,端正人們的價值取向,實現精神生態的重置。
1.通過新媒體營造良好的外部精神環境。現代化進程迎來了新媒體時代,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新媒體為公眾提供了履行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的最佳平臺。傳統媒體實行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單一線性的信息傳播方式,政府、官員、財團把控著社會的話語權,普通民眾往往被邊緣化。新媒體的傳播顛覆了此金字塔結構,形成多中心的、網狀的信息傳播新體系,這種傳播具有“去中心化”“去權威”特征,消除了傳者和受者的界限,給所有使用者無限的自由,人人都可以是媒介的主人,自己的思想、觀點、看法在新媒體上都擁有一席之地。
因此,政府遇事不能一味采取封堵方式,應廣開言路,充分利用新媒體加強社會管理創新與服務,增強社會和諧與生機。作為社會管理者,政府通過新媒體積極協調好社會各階層、各領域的關系,維護和保障社會公平、公正,創造一個積極向上、多元發展的社會文化,孕育出良好的價值觀和社會共識,增進民眾的幸福感。嚴懲和堵截引起社會極大公憤的行為、事件,增強社會公信力;杜絕制假、販假,維護和保障民眾生命安全;破除社會誠信危機,回歸人與人之間自然、協和關系;進一步深化市場改革,端正物質觀、金錢觀。
如果社會各領域協調發展,社會各階層、團體、組織融洽相處,那么在新媒體下,每個傳者與受者就能夠自覺規范自己,把守社會道德底線,營造良好的精神運行環境,促進社會精神生態的良性循環。
2.通過新媒體來創設新的輿情機制。相比傳統媒體,新媒體的優勢很明顯:信息量大、輿論監督強、受眾參與性大等,如,“郭美美”事件經網絡曝光后,引發了一場震動中國紅十字會的風波。“7.23”溫州動車事件,從救援情況、尋人、民眾的高尚,到事故真相、歷史舊賬、問責等進行深入揭示和探討。新媒體下引發的這種“民間輿論場”針砭社會,品評政府的公共管理,減少社會“污垢”,凈化社會空氣,展社會大愛,揚浩然正氣,發揮著積極作用。然而,新媒體所帶來的隱患也是實在的,“自為”的民間輿論場,時現亂象,網上謠言滿天飛,哀傷太多,戾氣太重。傳統主流媒體盡管在事件報道中為保持“常態”而“失明”“失語”,但不可否認,在“大事”面前,傳統主流媒體更能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引導,而不是簡單的互動。鑒于此,打通兩個輿論場、創設新的輿情機制,顯得十分必要。傳統媒體應著手自身改革,本著“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原則,從基本事實的認定到價值判斷,乃至話語方式,與網民坦誠交流,形成交集,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同時,新媒體需要加強自律與他律,網民需要自覺提升網絡素養,實現民眾的理性表達和有序參與與政府的引導和管理有效協調。
3.實現新媒體自律與他律的疊加。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學者伯格納提出“涵化理論”,指出媒體文化可以涵化、建構受眾的世界觀。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的多媒體、跨時空傳播,即時且信息量大,大大滿足了人們對海量信息的快速需求。但是,由于新媒體下每個人選擇性強、參與的自由度大,這就需要新媒體具有更高的自律性。《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早在2002年就對互聯網站作出一系列規范,提出愛國、守法、公平、誠信基本原則。可見,新媒體的自律關鍵在于“媒體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為此,每個“媒體人”在意識深處都應有根“秤”,一根能“秉持社會良知,維護社會公平,弘揚社會正義”之秤。“躲貓貓”事件、鄧玉嬌案、“天價煙”等,通過網絡媒體的揭露,大大弘揚了社會浩然正氣;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樹地震,通過新媒體海量信息、實時更新、多媒體、跨時空的傳播,譜寫出一曲“人間真情、天地大愛”之歌。然而,當媒體和大眾無法自律時,就需要他律,需要有相關條例對一些行為進行規范、約束甚至刑事制裁。我國陸續頒布制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通過新媒體的自律與他律的緊密結合,恢復和創造良好的精神氛圍。#p#分頁標題#e#
在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現代性逐漸遭遇異化,淪為工具理性,人類的精神生態也變得千瘡百孔。隨著新媒體的出現和作用的發揮,必將給人類的精神生態施以重塑,同時,必定能夠促進現代性價值理性與生活理性的回歸,這也必然影響和沖擊著人類的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人們期待著新媒體帶來的機遇與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