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本文從中日兩國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應對措施與效應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期為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實現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比較

    人民幣升值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嚴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是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從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原因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貨幣升值的背景比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

    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由于美元匯率高估，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嚴重。同時，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長，日本積累起的巨額經濟財富使其成了世界級的銀行家，而同時美國也失去了世界放貸者的地位，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債務國，這就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摩擦。

本研究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萬方數據、互聯網上以“版權貿易”、“走出去”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時段為2003年1月至2007年5月,經篩選共得到有關“版權貿易”研究論文123篇。本文對近5年有關版權貿易的研究進行評析,并同前期研究成果對比分析,以期對版權貿易特別是有關版權貿易逆差的研究再度梳理,通過階段性總結找到新的重點和方向,并對如何促進我國版權貿易及扭轉逆差有所借鑒①。   一、文獻源分析   (一)文獻分布以近兩年為重點   對文獻時間分布的分析能夠清晰地反映出對版權貿易的關注程度,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2006年研究版權貿易的文獻最多。聯系文獻所關注的話題,對比前期的研究成果,發現研究的總體趨勢由對版權貿易現狀的剖析及對版權貿易逆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影響國家安全)等,轉向如何促進版權貿易輸出及我國出版業如何走出去等問題上。對逆差的關注、版權貿易發展的對策以及如何“走出去”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研究重點由現狀分析轉向對策分析。   (二)文獻源類型以業內期刊為主   對文獻源的類型進行分類可以了解關注話題的載體情況。從圖1可看出對版權貿易問題的關注除了業內期刊外,業外大學學報、學術類(《河南社會科學》、《學術交流》)、經濟類(《對外經貿實務》)、法律類(《時代法學》)期刊也在關注,其中以經濟類期刊居多,互聯網上的文獻基本上都是對版權貿易的一些新聞性質的報道。其中,業內期刊80篇,占65%,可見真切關注該問題仍在出版業內,主要集中在:《出版參考》、《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分別是27篇、15篇和13篇。其余的業內期刊如《中國編輯》、《中國圖書評論》、《編輯之友》等均不超過4篇,大部分為1~2篇。業內期刊的研究文獻也主要集中在2006年,有30篇。對比前期研究成果發現,對版權貿易的關注保持了集中在期刊特別是業內期刊的這一特點;而載體范圍的廣泛性說明,對版權貿易的關注不僅僅局限于業內,也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同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戰略相吻合。   (三)文獻研究主體以高校和出版社為主   研究樣本中,100篇可以獲得作者的情況,發現關注版權貿易的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出版社、媒體、政府部門及研究機構(見圖2)。高校教師最多,達40篇,分散于25所高校,地域和專業分布較廣,如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北京印刷學院、上海應用技術學院等;學科也較為廣泛,如傳播學、信息管理、國際貿易、法律等?！「咝Ｗ罴械氖潜本┯∷W院,共有8篇文獻,其次是武漢大學4篇,剩余高校大部分為1篇。高校作者的研究從多角度展開,這也是由不同學科和專業決定的,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現狀的解讀、分析,特別是對逆差現象的關注,如何解決逆差,促進版權輸出以及對現有版權問題的研究綜述及述評。前期研究也反映出高校學者作為研究主體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所具備的便利條件。對比來看,高校學者的研究開始轉向對逆差現象的剖析、尋找對策及“走出去”等。對比高校學者和業內人士的研究,發現前者比后者的研究相對宏觀,能夠關注實務背后和上層的理論及規律,雖然有所欠缺,但是一種進步。其次是出版社和媒體,分別為25篇和21篇,作者分布于23家出版社。中央出版社11家,集中在一些具有特色資源的出版社;地方出版社12家,集中在華南和華中等出版業相對發達的地區;出版社人員主要關注版權貿易的實務操作。媒體從業人員主要分布在業內期刊(最多的是《出版參考》7篇)和網站,及少數社科類期刊和綜合性報紙,主要關注事件的報道和簡短分析。政府部門研究以新聞出版總署和北京市版權局為主,研究機構中,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已成為有關版權貿易研究的主力,文獻有8篇。綜合來看,研究隊伍有不斷壯大、學科背景更趨多元化的趨勢。但研究主體在領域和視野上的局限也成為導致目前我國版權貿易理論研究整體落后于實踐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獻研究對象、主題與方法分析   (一)研究對象側重國內版權貿易   本文將研究對象分為國內、國外及國內外情況對比三種。國內研究116篇,占94%;國外研究只占2%;中外對比研究占4%。這表明國內媒體及研究人員主要關注本國的發展狀況及存在的問題,重視本土版權相關產業發展,同時也說明有關研究離不開具體的國情。部分中外對比研究是從借鑒經驗的角度出發,落腳點也是促進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   (二)研究類型以實務研究為主   本文將研究類型分為理論研究、操作實務及其他(一般的介紹性文獻和新聞報道類)三類。操作實務類84篇,占68%;理論研究16篇,占13%,這表明研究主體關注點在操作層面,而理論研究則相對欠缺。在少有的理論研究中,理論都來源于國外,因此,有關理論研究還需要創新,這個問題在前期課題研究中已經發現,但近年仍未得到很好的改善。大量實務分析使實踐探索成為我國業界關注重點,說明在現階段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主要為操作實務型發展,趨向是在實踐分析基礎上推動理論研究的創新,并給予實踐以正確的指導。   (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   研究方法指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定性研究有92篇,占74%,多是純文字的描述,少有數據的分析,或者通過少量的數據來佐證觀點的描述,這是目前有關版權貿易研究的主流。定量研究僅占7%,比例偏小,但部分文獻屬于綜合性論題,涉及內容較多,在談到版權貿易的現狀時,基本都采用數據說話。雖然定量研究的篇幅不多,但對比2003年之前的研究,發現采用數據說話已經漸為業內人士接受并成為發展趨勢,在數據分析基礎上所做的定量研究也將為定性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據。   (四)研究主題側重輸出、對策   本研究將文獻的主題分為:引進、輸出、逆差、對策、綜合、國際對比、述評、其他八類,其中,對策研究里,包括引進、輸出等各個方面的對策,也包括一些實務操作類的文獻,綜合研究即從各個方面進行研究的文獻。從圖3可以看出,有關輸出的研究文獻最多,達25%,從年份分布上來看,七成多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對逆差問題的研究位居第四,占11%,同輸出的研究類似,近六成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可以看出,研究趨勢是如何正確地看待版權貿易逆差問題,以及如何促進逆差的縮小,其中一個重要和直接的途徑就是促進版權輸出。另外,有關對策的研究也很多,占18%,對策研究一般是從較寬泛和宏觀的角度來研究存在的問題及提出相應的對策,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會提到促進輸出及縮小逆差。對引進的關注只占6%,是直接關注輸出研究的1/4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我國版權貿易發展的趨勢和“拐點”的出現。#p#分頁標題#e#   三、研究內容分析   (一)版權引進———我國出版業新的經濟增長點   版權引進與輸出同知識在全球的分布和流動有密切關系,是知識傳播在國際和地區間的流轉。我國科技文化知識總量與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是經濟建設對先進科技文化成果的需求旺盛,形成了現階段我國對國外引進需求強勁的局面[1]。從宏觀層面來看,版權引進是吸收國外先進科技和文化知識,既滿足了讀者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又客觀促進了我國經濟與文化建設,縮短與發達國家在某些領域的差距。從圖書市場看,開卷圖書市場研究所2004年引進版圖書消費分析表明,2000年至2004年上半年,引進版圖書市場規模的同比增長均高于同期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的同比增長,引進版圖書市場的發展比整體圖書市場快[2]。從出版社來看,隨著版權貿易的發展和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出版社認識到版權貿易的重要作用,引進不是目的,是加速自我發展的手段,版權貿易(特別是版權引進)作為出版社新的經濟增長點,保持了出版社的可持續發展[3-4]。   (二)版權貿易逆差———我國出版業的長期困擾   1996年以后,我國版權引進以年均57%的速度迅速增長;而版權輸出的增長速度則十分遲緩。1996年以來,中國圖書版權引進和輸出的比率基本維持在10∶1左右,2002年升為7•9∶1,2003年又跌至15•4∶1;從2004年開始,版權貿易逆差開始逐漸縮小,見表2[5]。　政府部門曾一度從國家安全的高度來關注版權貿易逆差問題。隨著版權貿易研究的系統和深入,普遍認同版權引進是知識流動的正?，F象,是我國科技、經濟發展的需求所致,在一段時間內將持續引進。但國家及出版業內人士也認識到應從各個方面加大版權輸出,通過版權貿易實現我國的文化輸出,推動我國版權相關產業、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版權貿易“順差”———我國出版業的“拐點”   2006年第1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我國版權貿易協議和議定版權合作意向達到12064項,版權輸出和引進基本持平。簽訂版權輸出協議1096項,引進協議891項,輸出引進比為1•23∶1,這是我國出版業在大型國際圖書博覽會上首次實現版權貿易順差[6];同年第58屆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我國共輸出版權1936項(合同820項,意向1116項),與版權引進1254項相比,又一次實現順差[7]。雖然這兩次順差不是我國版權貿易整體意義上的順差,但具有重要意義,給我國版權輸出帶來了新動力,被稱為我國版權貿易的拐點。之后,我國出現了大量的研究及報道,國家許多政策紛紛出臺,以促進我國的版權輸出及文化輸出,為實現文化強國而有所作為。   (四)版權貿易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我國當前版權貿易中的主要問題有:版權資源合理利用率低、版權貿易結構不合理、版權貿易的市場定位模糊不清、操作模式不靈活、引進與輸出比例嚴重失衡、運營思路和手段與國際慣例相沖突、版權貿易從業人員素質偏低、量質失衡等。   1•宏觀層面原因分析   宏觀分析,我國的經濟實力還不足以影響全球,文化感召力弱,科學技術不夠發達,運用市場的能力不高,出版業對世界圖書市場把握不夠,版權管理也存在一定問題,省市版權管理部門對版權貿易重視不夠,管理力量不足,對新技術產生的新內容和形式還沒完全適應[8]。中西文化上的差異,圖書閱讀習慣、閱讀心理的不同,給我國的版權貿易特別是版權輸出造成了障礙。貿易的發展有賴于市場化分工,而我國實現版權貿易國有專營,行政壟斷導致版權貿易低效,版權貿易不可能完全遵循市場經濟體制的規則有效交易和競爭,導致版權市場化程度不高,版權門檻過高,市場優勢難以發揮,業務狹窄等不利因素。另外,幾個政府部門分管文化產業,造成條塊分割、行業壁壘重重[9]。   2•中微觀層面原因分析   版權輸出的弱勢反映出版界乃至民族原創力的缺乏,以及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弱勢地位。我國出版業特別是出版集團創新能力差,沒能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未實現集團內部一體化,也沒能按現代企業經營制度來運行,結構不合理,不利于品牌效應的發揮。版權貿易工作與出版工作機制不匹配、發展速度與出版發展速度不匹配、發展戰略和定位與出版發展的戰略和定位不匹配[10]。從行業來看,版權貿易的專門機構和人才嚴重匱乏。版權市場信息不暢通,版權作品的產生和使用發生“斷鏈”,版權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版權價值未能得到體現,版權增值能力差[11]。版權貿易人才缺乏,我國目前從事版權貿易的人才多為編輯或總編室人員的兼職身份,很多出版社沒有專門的版權機構,難以完全適應國際化專業分工的高要求。另外,從業人員的收入和處境(職稱、晉級等受到限制)都比較尷尬,人員流失比較嚴重。版權不成熟成為限制我國版權輸出的“瓶頸”。無論機構數量、從業人員、提供的服務及介入的流程都十分有限,無法滿足需求,無法同國外的版權抗衡。版權委托人市場還沒有形成,輸出版權未形成規模,版權資源需求不足,缺乏經驗和操作規范,對版權信息的把握能力不足[12]。   版權市場不規范,無序競爭和違規操作情況嚴重,誠信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還沒有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運行起來,我國的版權貿易觀念是“以產定銷”,而國際上是“以銷定產”[9]。此外,有的出版社不熟悉版權貿易的流程,大部分出版社受利益驅使,不維護市場,對熱門選題盲目跟風引進,或者通過哄抬版稅的方式來競爭,導致市場混亂、無序。另外,對外出版的信息溝通十分薄弱。出版者和讀者之間的信息不通;出版者相互之間的信息不通,選題雷同,相互撞車;中間服務商(圖書公司)與出版者之間、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溝通也不暢通,很少提供客戶的需求信息,難做到個性化服務[13]。   (五)促進版權貿易發展———政府、行業、出版社齊抓共管#p#分頁標題#e#   文獻中涉及促進版權貿易發展的對策建議歸納起來有如下三個層面。   1•政府層面著重在政策傾斜和促進建立市場體制上   (1)繼續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在文化輸出方面的支持和推動作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走出去”的速度與強度。特別是在海外中文圖書市場開發難度較大、單靠出版企業自身力量難以實現大規模突破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外國許多政府都扶持文化產業,如韓國提出“文化立國”的方針,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基金、出版振興基金等,德國、法國設立國家基金資助翻譯出版[14]。借鑒國外成功經驗,適時制定明確的扶持版權輸出的規章制度及資助辦法,也可以委托有關部門根據海外讀者的需求,策劃選題,讓出版社競標,通過多途徑保證版權輸出的規模和力度。出版“走出去”是新聞出版總署的五大戰略之一。政府積極鼓勵圖書出口、版權貿易、合作出版、開設境外書店。版權輸出是出版單位開展版權貿易和“走出去”的傳統形式和主要形式。國內一些出版單位已與境外有實力的出版集團結成戰略合作聯盟,走聯合出版發行之路取得了成效。到境外舉辦書展、開辦公司或與境外的出版單位合資辦出版、發行等也可以促進“走出去”,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版權輸出和合作出版將是走向世界的主要形式。我國政府管理部門在對外版權貿易競爭中的核心目標是如何保護本國出版企業的利益和如何搞好對外宣傳,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雖然可以通過制訂“傾斜性”甚至“不對稱性”政策幫扶本國媒介獲取優勢以保證和保護本國政治利益,但又需要考慮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多邊利益平衡[15]。此外,政府除了政策上的扶持,也采用經濟手段,以財政、稅收、融資、投資等經濟政策為杠桿,運用多種措施鼓勵出版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激勵版權輸出。   (2)建立市場化機制。政府應加大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步伐,打破貿易壁壘和行業壟斷,營造開放有序的市場新格局;建立科學、合理和規范的市場化運作機制,打破壟斷經營,實現公平、公正、公開競爭。此外,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版權貿易統計制度和統計口徑,使統計數據能客觀準確地反映版權貿易引進和輸出的真實情況。   2•行業層面著重在版權機構、版權和人才培養上   (1)整合出版資源,發揮規模優勢。我國出版業應該發揮出版集團的規模優勢,從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入手,推進集團化建設,塑造新的市場競爭主體。產品開發要打破條塊分割,實現跨行業、跨媒體的開發,轉變規?；洕Ｊ?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利用資源。主張出版企業輸出版權時組建版權集團,以壯大輸出版權的資源、人員、渠道力量;聯合共同參加大型國際書展,集體推出自己的版權;聯合共同策劃對外宣傳的方法、手段、策略和渠道;聯合外設機構[16]。出版集團自身也要引進先進版權及版權貿易運營理念,實現版權定位與出版定位統一:集約化發展,以集團為平臺進行部署;專業化發展,規劃專業領域和強勢方向;多元化發展,圍繞品牌建設進行相關衍生品的開發[17]。不盲目引進與輸出,利用國外出版商的產業鏈資源,立體開發經營,實現國內外出版資源統一整合,共同開發。   (2)促進版權的發展。版權要健全法律體系,并不斷修訂。同時,也需規范化建設,對版權人員實行資格準入制度[2]。行業力量要促進版權的專業化發展,應介入選題的策劃、營銷,與出版社和著作權人深度廣度合作,為圖書、報刊、音像、廣播、影視等多媒體全方位版權,將出版社為主變國內外作者為主。出版社可與版權機構實行專業化分工,避免不正當競爭。   (3)加強人才培養。一方面要加強與文化、教育、外宣等部門合作,舉辦各種形式的學習班、輔導班、研究班等,選擇重點院校培養專門人才,提高綜合素質和業務水平;選用海外學成歸國專業人才,增加人才儲備;有的放矢地選派一些外語基礎好、業務素質強的人員赴歐美等地考察或短期進修。另一方面,不斷加強國際化人才的集聚,大力推進引進人才方式的多樣化,開創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的創新模式,擴大人才國際化的流動趨勢,聘用“洋教練”,取長補短,從工作實踐中積極加快國際化的接軌與運行[18]。   (4)建立版權貿易協會,發揮行業協會作用。出版行業協會是政府和出版社之間的橋梁,我國目前還沒有對涉及圖書的版權貿易進行有效規范的專門行業協會。目前版權經理人僅在北京有一個民間組織,亟待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版權貿易協會,建立信息完備的專業網站,深入交流,維護我國出版社的合法權益,尤其是規范和解決我國目前出版社在版權引進時互相抬價、無序競爭的問題,使版權貿易更趨理性[19]。   3•出版社層面著重在經營管理戰略和策略分析上   (1)實施外向型戰略。我國出版走出去的關鍵是出版企業走出去,以資本輸出帶動文化輸出,參與國際資本競爭。出版企業走出去的關鍵是實施外向型戰略,要放眼國際市場,從海外市場需求的角度統籌規劃產品的內容和形式;在中國優秀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深度開發;進行版權產品的綜合立體開發、跨媒體開發和深度加工,實施圖書出版產業與其他傳媒產業的聯動。要建立市場主體,組建業務范圍立體化的文化企業集團,多渠道融資,推進文化創新[15]。注重開發有利于中國移民了解祖國的圖書;開發外國人學中文和介紹中國成就的圖書;以多種形式譯介中國的古典名著,如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漫畫、連環畫等;將民間故事和傳說改編成連環畫或動漫輸出[20]。   (2)利用視覺文化傳播輸出版權。視覺元素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比語言符號傳播失真少,有其優越性。可以充分發揮圖片、繪畫、音樂、影視等形式作品的優勢促進版權輸出。針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地區,使用生動的視覺形象取代部分純文字內容,如以漫畫或連環畫的形式推向國際市場,利用圖解傳達信息,開發音樂作品輸出文化等等。   (3)注重宣傳營銷。圖書版權貿易的宣傳包括出版社總體實力的宣傳,出版專業特色宣傳和品牌圖書的宣傳,以及尋找理想的版權等?？梢越柚鷧^域文化合作、多邊文化會議、各類國際性書展主動地向外推銷優秀出版物;有計劃地組織國外重要媒體人士來華進行專題文化采訪,組織駐華外國記者參加國內舉辦的各種涉及出版業務的文化活動;積極與旅游部門合作,促進對外出版物進入旅游市場,直接面向國外游客,可以開發衍生版權產品,發揮各方面優勢,多層次多渠道推介我國出版物。#p#分頁標題#e#   四、結　語   我國版權貿易受諸多因素影響,引進與輸出之間的差距在一定時期內還會持續,版權貿易逆差的扭轉還需經過一定的過程。政府不僅要加強政策宏觀指導和扶持力度,也要增大資金投放力度。行業協會和業界必須認真貫徹政府的各項政策,根據市場運行規律,整合資源,做大做強,加強對外貿易宣傳和貿易渠道的建設,推進版權貿易特別是版權輸出的發展。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有關版權輸出的研究正在崛起,并不斷深化,能夠揭示一些規律,但仍處于嘗試階段,在這個階段,版權輸出必然會繼續經歷失敗以吸取經驗才能成功?？梢灶A見,今后的版權輸出會保持增長的趨勢,但因為其不穩定和不暢通,可能是螺旋式的上升,受大的事件或政策的影響,版權輸出也容易表現出震蕩。但隨著國家政策扶持的加大,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行業層面的建設和規范,出版集團規模效益的發揮以及出版單位在具體操作層面的成熟,版權輸出會有大的突破,最終平衡發展。

摘要：本文通過研究目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現狀，從輸出驅動的視角著手，將輸出驅動假設中的“驅動、促成和評價”三個環節貫穿于大學英語翻譯課程中的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人本互動和人機互動四個層面。通過對學生進行開放式訪談，發現學生對該教學模式的評價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呈現了不同反應階段。最后得出結論，以輸出驅動為指導的互動式翻譯教學模式符合當前高校大學英語翻譯課堂發展的實際需要，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還要照顧學生的適應情況，不能急于求成。

關鍵詞：輸出驅動；互動式教學；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實證研究

《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2007版）中明確指出；大學英語教學需要培養學生“翻譯能力”，并從“一般要求、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三個層面針對翻譯材料的熟悉度、翻譯速度以及譯文質量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但是，在當前我國大學英語教育中，翻譯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2013年12月以前，全國大學英語考試中翻譯題的比重僅占5%，導致在教學過程中翻譯能力的培養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肯定，大學英語翻譯教學處在非常尷尬的境地。因此，本文將嘗試從輸出驅動視角著手，將互動翻譯教學模式引入大學英語教學實踐中來，以期為我國大學英語翻譯教學質量的提升提供一些理論層面的參考。

一、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現狀

（一）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

從當前階段我國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實踐活動的基本現狀來看，翻譯課程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肯定。雖然當前階段已經有部分“雙一流”大學開展了包括翻譯在內的大學英語專門課程，但是大部分地方性高校都沒有專門設置翻譯課，而且翻譯方面的內容在教學中所占比重偏低是不爭的事實。

（二）教學模式囿于傳統教學模式，教學效果不明顯

數字化出版①產業已經成為傳統出版業必然要經歷的飛躍。   一年一度的兩岸出版高峰論壇，是兩岸出版業界加強溝通、攜手共進的重要平臺，2010年該論壇以“數字出版與兩岸合作”為主題，掀起兩岸數字合作探討的浪潮。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表示，兩岸出版界在推進華文出版的數字化方面肩負著共同的使命，應攜手合作，共創華文數字出版的美好未來。他建議加強兩岸數字出版產業合作。他歡迎臺灣出版企業到內地去落戶發展，與內地業者共同打造華文數字出版產業集群，兩岸共同開發華文數字出版的內容資源，不斷拓展中華文明成果的數字化呈現方式，提升中華文化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影響力；同研發華文數字出版的核心技術。在重大數字出版項目的研發方面，充分利用兩岸科研力量的各自優勢，聯合攻關，相互借鑒；共同培養華文數字出版既懂技術、管理，又懂出版的復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數字出版產業鏈的構建”為主題的高峰論壇再次提出，面對數字出版發展的大趨勢，兩岸業界要在出版內容、產業鏈贏利模式、版權保護、數字出版標準4個方面加強合作。[2]論壇上，內地和臺灣出版業界人士共同描繪了推動兩岸數字出版產業合作與發展的藍圖，積極尋求推動華文數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對策。北京大學肖東發教授在2011年數字出版與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數字出版是文化產業的生力軍。在數字出版的廣闊市場前景下，應注重出版產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讓數字出版與服務社會相統一，保持獨立的價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兩岸各自推動數字出版的時代背景下，本文以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機制與前景分析為視角，藉此探討兩岸數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基礎   所謂數字出版，是出版業與高新技術相結合產生的新興出版業態，其主要特征為內容生產數字化、管理過程數字化、產品形態數字化和傳播渠道網絡化。數字化的圖書產品具有存儲海量、搜索方便、傳輸快捷、成本低廉、互動性強、環保低碳的特點，比傳統紙業出版擁有顯而易見的優勢?？v觀數字出版的產業鏈，可以分為3個板塊，第一是內容制作環節，比如作家、出版社、新聞媒體；第二是交易服務環節，比如傳輸、資料庫的交換和結算服務，主要指資訊服務商家；第三是閱讀器的生產環節，比如手機、IPAD等。   隨著網絡和無限移動使用者的增加，民眾的閱讀習慣逐步向數字化轉移，這是數字出版市場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在大眾出版領域，發達國家電子閱讀數的人數不斷增加。相關業者亦引用研調機構數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進1,100萬名北美地區的消費者，希望能擁有至少1臺電子書閱讀器。[4]由于網絡的影響，不少圖書的線上版的需求量超過了紙質版，比如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甚至高調宣布，因在線版需求大大超過紙質版，在編的第三版《牛津英語詞典》將不再以“磚頭”面目示人，只出電子版；而荷蘭威科集團2009年數字出版收入已經占到其34億歐元營業收入的52%。[5]可以說，世界發達國家的數字出版蓬勃發展，而且已經成熟。   內地的數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內地第一份網絡期刊《神舟學人》的誕生，以及2000年第一個由傳統出版商開發的電子圖書產品“掌上書房”。而由清華同方集團建設的“中國期刊網”從1999年開始運作，至今已經成為集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碩博士論文、專利標準、海外文獻資源等于一體的大型網路出版平臺，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規模最大的“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同時，不少通訊業者也相繼推出數字出版公共平臺，民眾可以運用數字產品得到資訊信息，數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貼近民眾。很多專業從事數字出版的數字傳媒公司也不斷出現，2008年上海國家數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內地數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國數字出版年會上，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2010年中國數字出版年會年度報告》顯示，2009年數字出版收入799.4億元，比2008年增長50.6%；手機出版的收入超過網絡游戲。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線廣告市場規模數據顯示，盡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在線廣告市場規模仍以2%的增長率增至552億美元，預計2010年將增至618億美元，同比增長11.9%。2011年~2014年將以超過11%的速度持續增長。[6]十一五期間，數字出版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平均增長速度達到50%，2010年總產出超過千億元，占新聞出版業總產出的比例超過8%，成為新聞出版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線閱讀、手機閱讀等數字閱讀開始普及，國民各類數字媒介閱讀率達到32.8%，為數字出版產品的傳播與消費創造了條件。[7]   再看臺灣地區，全球四大主要電子紙技術供應商中已有兩家為臺灣廠家掌控，為臺灣的數字出版技術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同時，臺灣的電子加工制作業一直以來都很強，因此臺灣在自主研發電子書閱讀器上有很強的優勢。近年來，不少出版相關產業比如軟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紛紛轉身關注數字出版。臺灣政府在2002年將數位出版列為“新世紀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劃”，新聞局將2004年定為“數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過了為期5年的《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旗艦計劃》，并予以新臺幣1.77億元補助，到年底時更追加至38.85億元新臺幣。   由此看來，內地和臺灣的數字出版經過幾年的發展，技術不斷創新，政策不斷完善，商業模式也日益成熟，數字化閱讀方式廣泛普及，華文數字出版業已經具備跨越式發展的條件和基礎，正進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二、兩岸數字出版合作走向國際的互補優勢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各有長處，現在的電子書大部分還是以實體書為基礎，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來或許可以實現獨立出版。電子書潛在購買人群存在年齡低、學歷高、以互聯網為主要購買渠道、完全電子化付費等特點。在數字出版方面，臺灣具有較好的技術優勢，而內地則擁有巨大的市場優勢，兩岸合作沒有誰大誰小的問題也沒有誰依賴誰的問題，而是優勢互補，增加產業的主動性與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間必然廣闊。#p#分頁標題#e#   2010年，內地數字出版的總體規模和營業收入都達到1千億元。內地的出版集團與出版社，產業規模遠遠大于臺灣，這也是因為內地經濟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導致的結果。同時，內地出版的內容比較豐富，2008年，內地共出版圖書275668種，與上年相比圖書品種增長11.03%，內地共出版電子出版物9668種、15770.64萬張，與上年相比，品種增長了11.74%，數量增長了16.10%。[8]2009年內地共出版圖書301719種，電子出版物發展態勢較好，與上年相比，品種增長了10.76%，數量增長了45.30%。[9]2010年全國出版圖書328387種，圖書品種增長8.84%,電子出版物品種與數量也穩步增長。[10]再加上人口數量，內地將會是數字出版最具潛力的受眾市場。   而在數字出版技術上，臺灣的步伐比內地要早，發展也快。近年來，臺灣電子閱讀器產量不斷擴大，電子閱讀市場比較大。同時，電子閱讀器的用途范圍涵蓋休閑娛樂、工作閱讀以及學習課程閱讀。2008年7月，由臺灣52家出版業者與電信業者、通訊服務業者、圖書館共同籌建的臺灣數字出版聯盟正式成立，這標志著臺灣數字出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09年，臺灣元太收購擁有“電子墨水技術”（電泳式電子紙）專利的E-Ink，該種電子紙易讀性強、低功耗，強光可看，通過這次收購，元太成功成為電子書行業上游技術的主導者。同時，臺灣的友達與臺達電均在電子紙領域投入，實力強悍。在閱讀器生產領域，臺灣明基等生產廠商與內地有很多技術合作。   如果兩岸出版產業界合作，充分將經濟規模與市場潛力這塊蛋糕做大，讓兩岸出版產業與技術上的優勢相互補充，并輔以臺灣對歐美市場的了解，以及臺灣過去較為優質的內容編排、發行與作者因素，共同搶占國際市場，將是在數字出版上重振華文的盛事。   三、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框架與重點   兩岸數字出版，對第一序位的板塊內容關注是最重要的，豐富電子出版物的內容資源，必然要鼓勵傳統出版單位發揮自身優勢，開展出版物的數字加工制作，形成傳統出版單位與電子書出版單位以及著作權人之間的良性合作機制，促進傳統出版與電子出版在內容資源上的協作共享。筆者認為，以下是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框架與重點。   （一）繁簡字標準化互換以及專業名詞互換。如何將那些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繁體字與現在內地民眾所使用的簡體字相互轉化融合，是兩岸數字出版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規則，比如繁簡體字轉化固定所使用的軟件與程序，比如當繁體字變成簡體字或者當簡體字變成繁體字時，相關的版權及其他權益要明確界定等，這樣才能讓兩岸數字出版的內容傳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夠為兩岸民眾所接受。應該說，盡管繁簡有區別，但畢竟同文同種，文化相近，因此這一障礙的消除并不困難。   （二）合作培養兩岸數字出版人才。內地缺乏數字出版人才是事實，因此未來兩岸攜手對專業人才的共同培養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內地的出版教育專業雖然被統一稱為“編輯出版學”，但各高校的培養目標與課程設置卻各有側重；出版專業雖然都設有實習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論教學。從出版編輯專業與其他專業的融合度來說，內地的編輯出版專業與新聞傳播等專業的密切度顯然不夠，出版專業涉及的各環節其實并未被緊密結合。反觀臺灣的出版類專業教育，早已將編輯出版、新聞、大眾傳播、傳播管理與信息管理、廣播電視與視覺傳播、出版與印刷傳播、傳播科技、圖書信息、廣告等密切關聯，甚至中文系也開始普遍設置與編輯、采訪、創作相關的課程，這種“跨科系”、“整合性”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方式，為臺灣新聞傳播與出版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兩岸數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養不能單靠市場調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門的介入，內地的教育部門要對高校涉及出版類的相關專業進行調整并完善，將數字技術和相關內容落實于教育中，并且讓兩岸的出版教育專業與行業界的師生、從業人員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機會。   （三）規范數字版權貿易和保護。數字出版的誕生是出版業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權人的權利，數字出版才能真正繁榮。數字出版中的著作權保護和傳統的出版業并無不同，但現實的狀況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內容的電子版權都沒有厘清，畢竟從前書稿在出版之時并不會連帶電子版權一起授權。中文在線公司董事長童之磊在2011年數字出版與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數字出版需要尋求新的運營模式，而保護版權是數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為維護著作權不受侵害，兩岸相關部門應該賦予電子出版品法定權利，鼓勵自由出版與銷售，授權紙版書版權的同時考慮電子書的版權，并盡可能在關稅減少設限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兩岸在版權合作時必須積極考慮數字版權的合作。   著作權是數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兩岸法律、版權立法及執行存在差異，同時數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數字出版合作中，還有兩部法律也值得關注。一是臺灣2010年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出版業者，往往因商務營銷等掌握讀者的相關個人資訊，而數字出版與電腦技術等高科技緊密相連，利用數字的技術很容易造成用戶資料泄露。雖然內地也有隱私權保護，但是目前還沒有單獨的一本隱私權保護法，對具體的隱私權的保護語焉不詳，在實際操作中具有盲點。反觀臺灣，2010年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對個人隱私保護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規定。因此，在兩岸數字出版合作中，可參照這部法律，就讀者個人資訊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費心思，防止遭惡意或者無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臺灣的《公平交易法》，出版業者之間為了競爭所進行的聯合行為可能導致對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者出版業者可能為之進行的搭售行為等都可能觸及該法律。兩岸數字出版合作應以此法為準繩，積極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共同繁榮出版市場。   這些年，兩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躍。根據新聞出版總署的《2008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統計報告顯示，2008年的版權貿易中，臺灣地區位居內地版權輸出、引進品種數的首位。[12]2009年內地圖書版權輸出第一位的依然是臺灣地區。[9]2012年2月15日的國臺辦新聞會上，國臺辦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在兩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兩岸出版交流從間接到直接、從單向到雙向，在圖書貿易、版權貿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們也會繼續推動加強兩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進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增進兩岸民眾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13]#p#分頁標題#e#   華文是海峽兩岸民眾的共同財富，共同開發華文數字出版的內容資源、核心技術，共同打造華文數字出版和出版產業集群，以及共同培養華文數字出版人才，必然將是未來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方向與內容。

[摘要]新疆處于“一帶一路”中心地帶，是重要邊境省份。借助邊境貿易方面的資源優勢，整合社會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投入，獲取了更多的發展驅動力。本論文以2001-2019年的新疆邊境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代表數據，用ADF單位根、最小二乘法、Granger檢驗對兩者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新疆邊境貿易對新疆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為，邊貿進口額的促進水平不如邊貿出口額。最后，結合新疆邊境貿易對新疆經濟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和檢驗結果提出了促進新疆邊境貿易發展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新疆；邊境貿易；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邊境貿易是個特殊的貿易形式，是衡量沿邊開放成效的重要指標，有利于促進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鞏固和睦友好的外交關系。目前國內外學者大多認為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為明顯，而對于邊境貿易的研究更著重于國家戰略和地緣戰略的研究。因此，國內外學者也開始從邊境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入手，通過各種方法檢驗了邊境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學者對邊境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結果如下：徐楚乾以新疆塔城地區巴克圖口岸為研究對象，對比分析廣西東興口岸現狀及發展歷史，借鑒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及解決方法，針對新疆塔城地區巴克圖口岸現狀與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張希平定量分析云南地區邊境貿易對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表明邊貿促進云南地區經濟發展，但依舊存在影響邊貿持續發展的障礙因素，并提出了結合邊境貿易優勢，借助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建議。矯德陽以黑龍江省邊境口岸綏芬河市為例,采用計量軟件對邊境貿易總量對GDP變化的相關性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對外貿易的發展與GDP變化有相關性,其中一般貿易的顯著性比邊境貿易顯著。張宏昊等人利用貿易數據分析西藏邊境貿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二者的關系,得出西藏邊境貿易對西藏經濟增長有正相關性。王垚等認為，邊貿對邊疆地區GDP的增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相比投資等經典要素，邊境貿易的影響力度不太理想，作用還是較弱。國內大部分邊境貿易對地區經濟發展是正相關的。以上不同的結論，部分學者比較贊成邊疆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拉動經濟增長，助推地區經濟發展。而另一部分學者認為，雖然邊境貿易在GDP所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夠明顯，遠遠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主要是因為各研究地區具有獨特地理環境、地源特征等。

一、新疆經濟增長與邊境貿易發展現狀

（一）新疆經濟發展狀況

根據地區生產總值核算結果，2019年全區實現GDP為13597.11億元，同比增長11.5%。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981.28億元，同比增長17.1%；第二產業總增加值4744.45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7071.85億元，同比增長26.64%。

（二）新疆邊境貿易發展狀況

摘要:校企合作的教育模式較為單一，許多高職院校為了實現與產業的無縫對接，往往會積極與有關企業展開合作，這種單向的靠近導致校企交流缺少互動性。而高職商務英語專業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教育，則是校企合作的升華狀態，是學校與企業相互交流與溝通的過程。高職商務英語人才培養教育改革想要實現產教融合，就需要幫助學生將所學理論有效運用到實踐中，以此來實現人才培養目標。基于此，針對當前高職商務英語專業產教融合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分別從雙創團隊、實訓基地、電商平臺三個維度，提出了有效的教育策略，以期推進產教融合教育改革，確保商務英語人才滿足市場需求。

關鍵詞:商務英語;產教融合;人才培養現狀;教育策略

引言

西方國家長期以來高度重視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對其展開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利用產教融合，學?？梢詾槠髽I提供所需人才，企業則可為學校提供先進的教學設備，充分實現了校企資源共享。與此同時，校企雙方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收益，而這也是實現產教融合的基本動力。國務院印發的《國家高等職業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出:“引導行業各大企業積極參加應用型人才培養培訓，加快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建設及課程改革，拓展實踐訓練內容、提高師資力量，全方位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因此，高職院校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聯系企業并融入產業，不斷推動產教融合的深入發展，借此來保證商務英語專業人才培養質量［1］。

一、產教融合概述

(一)基于校企合作的產教融合

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兩個相互關聯又各有不同的專業術語，換言之，也可將產教融合看作是校企合作的深入與升級。校企合作主要指的是學校與企業彼此配合一起完成某項工作，而產教融合則指的是教育主管部門聯合產業部門，雙方互相滲透，合二為一，實現教育與生產一體化，從而達到融為一體的狀態［2］。協作與融合有著不同的內涵，相對于協作來說，融合涵蓋的內容要更加廣泛和豐富，更能突出生產與教育之間的交流、協調、緊密、和諧的關系。校企合作是學校實現專業人才培養與行業需求對接，積極向企業靠攏，探索校企合作辦學，是單向的從學校到企業的實踐過程，如果企業在尚未從學校得到人才與科技的切實利益前，雙方是無法產生良性互動的，更無法形成強大的合力。也就是說，產教融合相當于校企合作的更深更高的一種狀態和階段，因而也就具備了一定的短暫性和不定性的特點。無論是校企合作還是產教融合，其圍繞的主體都是學校與企業，強調的都是教育和生產之間的緊密結合，但它們的結合程度卻并不相同。產教融合屬于一個雙向輸出與雙向融合的互動過程，是高于校企合作的一種狀態，具有顯著的交互性和穩定性特征，是當前高職教育體系要實現的終極目標［3］。而在校企合作當中，學校占據著合作的主體地位，企業則充當的是配角，只有校企雙方均為主體時，雙方才能相互融合，才能從校企合作升華成更好的產教融合。高職商務英語專業教育改革的正是產教融合的育人機制，只有符合市場需求，才能緊跟當下高職教育體制的發展腳步。

引言   海外白銀大量輸入中國及其影響，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在這方面進行研究的外國學者主要有艾維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爾德茲(Giraldez)[2]等。中國學者全漢升[3]根據歷史資料對明代美洲白銀輸入中國作了一番梳理，錢江推斷“1570-1760年中國與呂宋的實際貿易額可達到三億比索，約折合白銀二億二千五百萬兩”[4]認為晚明中國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銀的開采。上述學者的論文對筆者寫作本文有很大啟發，但他們沒有清晰詳細地對白銀流入中國的渠道進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據史實，對明代海外白銀流入中國的渠道進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國輸入的白銀，主要是南美洲白銀和日本白銀。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銀礦藏量也極大，被歐洲人譽為“銀島”。據估計，十七世紀初期以前，日本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與中國貿易的另一方“均無他產”，但有豐富的白銀蘊藏和儲備，所以“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①而中國物產雖豐富，白銀卻稀缺。中外雙方在貿易中找到了契合點，所以導致了絲綢、陶瓷外流，而白銀內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貿易有三條主要航線：歐洲、美洲、日本。中國對歐洲貿易航線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澳門是中歐貿易樞紐；中國對美洲貿易航線西端起點為福建的月港（今龍海海澄）、廈門和廣州等地，以菲律賓的馬尼拉為中轉口岸，其間澳門一度壟斷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東端終點為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中日貿易分直接貿易和通過葡萄牙人進行的澳門-長崎轉口貿易兩條途徑。明中后期白銀內流，由航海時代的海上“三劍客”———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擔綱；而日本，憑借與中國傳統的交通往來和地理上的優勢，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中國與歐洲海上貿易航路   15世紀是人類大航海時代的開端。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伴隨著西方物質生產水平的提高，“黃金熱”、“香料熱”成為驅使歐洲人一次又一次遠洋探險、尋找“新大陸”的強勁動力。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大西洋、波羅的海國家相繼進行全球性海上擴張和殖民活動，開啟了“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世界性海洋貿易時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擴張的急先鋒。葡萄牙擁有長達8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眾多港灣，其中里斯本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紀末，這個國家也只有110余萬人口，經濟并不發達。葡萄牙是第一個擺脫摩爾人（穆斯林）統治，完成民族統一的歐洲國家。在與摩爾人的長期戰爭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懼的海軍力量，在建造能夠容納大批水手從事長距離遠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勝過其他國家。   1415年，綽號“航海家”的亨利親王（HenrytheNarigator）率葡軍攻占摩洛哥休達（Ceuta）港，揭開了葡萄牙向海外擴張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開始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壯舉。1487年，巴托羅繆•迪亞士（Bortholomew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風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達伽馬率領葡萄牙船隊抵達印度。16世紀初，葡萄牙人相繼控制了波斯灣口忽魯謨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島）、印度西海岸第烏（Diu）等有戰略意義的貿易據點，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權。1510年，葡萄牙人占領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為控制印度洋貿易的海軍基地和東方殖民地的首都。隨后占領了當時亞洲最重要的一個商業據點馬六甲，在科倫坡（Calombo）、蘇門答臘、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蘇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島（今馬魯古群島，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貿易。   葡萄牙王室壟斷果阿、馬六甲、澳門等亞洲主要商業據點的貿易和香料貿易，對馬六甲對香料的壟斷持續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島的壟斷地位持續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給各國市場運去中國的生絲、絲織品、陶瓷等，給中國市場則是大量白銀。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羅(RafaelPerestello)獲得馬六甲官員的準許，從那里乘坐一艘中國帆船前往中國。   1517年，葡王曼努埃爾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Pires）抵達廣州。托梅•佩雷斯使團出使本欲建立通商關系，然葡萄牙使臣“潛入京師，見部不拜，朝欲位先諸夷”，①全然不顧中國溫良恭儉讓之禮，使團翻譯火者亞三自恃與佞臣江彬關系密切，驕橫跋扈，尤為舉朝大臣所深惡。武宗駕崩未幾，火者亞三即與江彬同案被處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廣州，其出使一事無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設法贏得了中國地方官員的信任，走私與合法貿易雙管齊下，終于打開對華商路。1553年，在澳門附近活動的葡萄牙人買通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曬貨物，需要上岸短暫停歇，正式獲準在澳門暫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斷擴充勢力，逐漸壟斷澳門貿易。澳門自開埠后，拓展了與歐洲、印度、日本、菲律賓、東南亞乃至美洲的貿易，開辟了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澳門-東南亞各港的國際貿易航線，澳門隨成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門戶與東西方海洋貿易的一個樞紐。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東南亞地區貨物交換中國貨物，隨著中國貨物在歐洲銷路日廣，葡萄牙人逐漸改用現金采購中國貨物，1582年（萬歷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銀結算，中國海關向葡萄牙商船征稅也均以白銀計值。后來荷蘭、英國等國商人亦躋身對華貿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貿易航線的西端從里斯本擴散到了多處港口，但東端一直集中在澳門，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前，澳門作為歐洲各國對華貿易最重要的中轉港口地位由此可見一般。#p#分頁標題#e#   葡萄牙人海上擴張的巨大進展刺激著西班牙人的神經。西班牙海軍將領米蓋爾•洛佩斯•德•利雅實比（MiguelLopezde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艦隊自墨西哥出征菲律賓，1571年建立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設都護府，歸新西班牙總督區（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管轄。由于那時的菲律賓群島尚屬蠻荒之地，本地物產低下，難以維持殖民當局開支。在菲律賓剛剛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從馬尼拉派遣兩名傳教士和兩名軍官前往漳州，希望與中國締結商約，積極從事對華轉口貿易來獲取中國方面的日用消費品供給。而且為吸引華人來菲移墾經商，殖民當局對華人商旅、華貨采取了一些保護、獎勵和優惠措施。從事對菲律賓貿易的華人，為菲律賓早期的開發與經濟繁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約翰•福爾曼（JohnForeman）在《菲律賓群島》一書中談到：“華人給殖民地帶來了恩惠，沒有他們，生活將極端昂貴，商品及各種勞力將非常缺乏，進出口貿易將非常窘困。真正給當地土著帶來貿易、工業和有效勞動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國人，他們教給這些土著許多有用的東西，從種植甘蔗、榨糖和煉鐵，他們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廠。”[5]   值得一提的是，兩個原因使得海外貿易有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和前提：“御倭戰爭”的勝利及其隨之而來的明朝政府的開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爭貢之役”②為標志，荼毒中國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戰，戚家軍殲滅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殘寇奪漁舟遠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結倭寇多年的大盜吳平從海路竄逃安南途中被閩、粵官軍全殲。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勢使剛剛即位的隆慶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歷史教訓，史載“隆慶改元年，福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③。   明政府隨重開中斷40余年的海外貿易。隆慶開放海禁后，明政府對私人出海貿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須由政府發給憑證（稱為“由引”），但出海貿易的決不僅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國海岸線漫長，海商們熟悉地理形勢，沒有由引也照樣私自出海。當然海商通過向海關官員行賄，可以得到出海憑證。有的海商則通過轉借來的出海憑證出海。顧炎武對此現象評價道“：奸民有假給由引、私造大船、越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鶩，其于凌風破浪……違禁私通，日益月盛”④。在出海貿易高額利潤的誘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員也卷入到海外貿易中來。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門購買并輸往馬尼拉的貨物總值20萬比索，其中絲織物價值占總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過廣東、澳門每年向菲律賓輸出生絲和綢緞價值150萬比索。這些絲綢大部分又轉輸美洲和歐洲。除了輸出中國的絲織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廣州的黃金運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獲利十分豐厚，利潤可達75%－80%。   二、中國與美洲的海上貿易航路：“大帆船貿易”   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初次到達菲律賓的時候，就已發現菲島存有中國物產。1521年，麥哲倫在候蒙洪島上看到過中國的絲織品，在里馬薩瓦島看到過廣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務島上看到過中國的描花漆碗和黃色絲織頭巾，并從宿務居民口中得知，這個島和中國有直接貿易關系。1565年，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的航線開通。美洲的白銀經數條路線運往馬尼拉，再由馬尼拉流入中國。1574年（萬歷二年），兩艘馬尼拉大商帆從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爾科啟航，橫渡太平洋抵達菲律賓群島。在馬尼拉，用白銀換取中國的絲綢、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將這些物品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著名的馬尼拉大商帆貿易正式投入運營，時稱“大帆船貿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中國海商與菲律賓西班牙人的貿易，因中國王朝政府嚴禁外國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賓進行，故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國之船”稱謂，它裝載的貨物主要是中國貨，船員中有許多中國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賓的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自1574年開始至1815年結束它的使命，歷時長達近兩個半世紀之久。“大帆船貿易”的繁榮，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發達的絲織業急劇衰落。1573年，菲律賓省督拉米沙禮斯報告西班牙王說，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輸出到中國去的貨物，“沒有一樣不是中國所己經具備的。所以，對華貿易必須向中國輸送白銀。”⑤1584年，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達發洛斯報告西班牙王說，“中國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銀都弄走了。我們沒有貨物給他們，除去〔銀幣〕里爾以外，什么都沒有，請陛下命令指示我們怎么辦。”①1586年,有人自馬尼拉寫信向西班牙國內報告“此處以大量之銀及銀貨交換中國物品，此項銀及銀貨，除一小部分殘留本島外，其余大部分，均由華人運回中國”②。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最高可達百分之一千。③大利所在，人爭趨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紛至沓來。   1570年（隆慶四年）戈第（MartindeCoiti）船隊初抵呂宋時，馬尼拉華人僅40名。可至萬歷十年（1582年）時，馬尼拉華人之多，已使馬尼拉殖民當局決定在馬尼拉市區東北部巴石河畔開設專門的華人社區———八連（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給菲律賓總督，對中國商人輸入的糧食、軍需品、軍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資給以免稅待遇，這大大刺激了中菲貿易的發展，旅菲華人數目隨之劇增。到16世紀90年代，馬尼拉華人數目已達2萬余，其中多數是商人和手工業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滿打滿算，把駐軍包括在內，也僅有2000名。[7]馬尼拉轉口貿易規模之大，從船舶大小及年均進港數目可見一斑。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上通常是兩艘大商帆編隊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噸以上，1746-1761年間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羅薩里奧號為1710噸，1762年被英國海盜劫掠的圣特里尼達德號則達2000噸。南下的中國商船多為二桅平底帆船，載200-400人。據學者羅榮渠統計，馬尼拉年均進港華舶數目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國學者威廉•萊特爾•舒爾茨（WilliamLytleSchurz）在其《馬尼拉大商帆》（TheManilaGalleon）一書中稱，1575-1815年間，除特殊情況外，每年駛往馬尼拉的中國帆船數一般在20至60艘之間。據估計，中國商船運來的貨物一年繳付的關稅是4萬比索，當時的稅率為船運價值的3％，據此計算，每年運入馬尼拉的商品價值約130萬比索。時任菲律賓最高法院院長、總督的安東尼奧•德•莫伽（AntoniodeMorga）感嘆道：“倘若沒有中菲貿易，菲律賓群島便無法維持。”足見對華貿易之重要性。[9]#p#分頁標題#e#   依靠對華轉口貿易，馬尼拉崛起為當時亞洲最大貿易中心之一。1580年，兩艘澳門商船抵達馬尼拉，澳門-馬尼拉航線投入運營，葡船所裝載貨物以中國貨為主，次為日本、印度產品，返程時裝運的絕大多數是白銀。1594年，西班牙國王敕令，禁止菲律賓、墨西哥直接對華貿易，將此項貿易特權留與澳門葡萄牙人獨享。澳門與馬尼拉貿易迅速擴大，1619-1631年間幾乎獨占了中國和馬尼拉之間的貿易。費爾南多•席爾瓦1626年稱：“如果沒有從澳門運來這些東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無貨可運。”[10]   為適應對歐洲、美洲貿易急劇增長之需，自16世紀下半葉左右始，廣州形成了一年一度、為時兩三個月乃至四個月之久的商品交易會，自1580年（萬歷八年）起增加為每年兩次。兩次交易會的時間安排分別與西南季風、東北季風相吻合，商人們在廣州采購后可以即刻啟航，不致占壓資金。每年一月冬季“廣交會”開始，澳門的外商云集廣州采購貨物輸往馬尼拉、印度和歐洲；每年六月夏季“廣交會”開始，澳門的外商又來到廣州采購貨物輸往日本。對華貿易的興盛，使太平洋貿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貿易，從貿易投資方向可見一斑。1618-1621年間，美洲投入對歐貿易資金為150萬比索，而對東方貿易資金為165萬比索。[11]1603（萬歷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呂宋機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對馬尼拉華人進行大規模的屠殺。據估計，有24，000名華人遭殺害或被投入監獄。對華人的第二次大屠殺發生在1639年，原因與中國商品競爭力有關。   中國紡織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銷量到17世紀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絲織業日漸倒閉，而大量的銀元又被走私到菲律賓，甚至連秘魯的銀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購買中國的貨物，結果墨西哥的經濟走向蕭條，馬尼拉的財政也遂逐漸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稅收，從而導致了政治危機和對華人的大屠殺[12]。西班牙殖民者滅絕人寰的大屠殺，必然使中菲之間的貿易大受影響。1604年僅有13艘中國商船到達馬尼拉，中菲貿易額由1603年的133萬比索驟減到1606年的53萬比索，對中國貨物征收的進口稅也驟然減少了4萬比索。   三、中日海上貿易：“廣州-澳門-日本”航線   日本因富產白銀，16世紀后期以“銀島”而聞名于世。顧炎武說“日本無貨，只有金銀。”④日本對中國商品的依賴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須，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棉，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⑤。然而，中日直接貿易長期受到不正常外交關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開始，中日關系已不正常。朱元璋雖在《皇明祖訓》中將日本列入“不征諸國”名單，同時卻告誡子孫：“（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為不軌，故絕之”。胡惟庸勾結日本人謀反、倭患頻仍和豐臣秀吉侵朝更使兩國關系一落千丈，明廷將對日貿易列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慶元年重開海禁時仍將日本排除在外。明廷雖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販日之利，倍于呂宋”⑥，商人的趨利本性和沿海豪門高官的私欲最終使貿易制裁措施成為一紙空文。日本的石見、秋田、佐渡等礦山都盛產白銀，十七世紀中葉又引進的新式白銀冶煉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銀產量急劇上升，占世界產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儲備了足夠的貿易用銀。   “日本國銀子多產，故上國之人交通往來販賣，而或因漂風來泊”。⑦走私貿易成為中日貿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兩年多時間里，赴日走私貿易因風漂流至朝鮮而被解送回國的閩人即逾千人之眾；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紈指揮雙嶼之役，估算在外洋往來走私貿易的海船有1290艘⑨。在中日走私貿易中，葡萄牙人和荷蘭人起著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們從長崎把白銀運往澳門，再將買來的中國商品運往長崎，如此往來，獲利甚巨。葡萄牙人最先敏銳地意識到了中日不和所給他們創造的巨大商機。1555年12月1日，耶穌會士盧伊斯•弗羅伊斯在寄自馬六甲的一封信中寫道：“對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來說，中日之間的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幫助；因為，中國人不會到那兒去出售他們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機，通過談判來處理自己的世俗商務。”[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國從廣東驅逐出來，來到福建和浙江一帶活動，隨后與中國海盜王直同船到達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較友好的通商關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開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間中國海盜王直曾盤踞多年的平戶（今長崎縣平戶市）成為日本外貿中心；1571年，長崎成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經營葡日貿易網絡進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剛剛占據澳門時，葡萄牙人就主動招引日本人赴廣東方面貿易，還在澳門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終將“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貿易航線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門和長崎為軸心、以葡萄牙人為中介的中日間接貿易網絡。   由此日本生產的白銀開始外流，其中大部分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歷史學家估計，在17世紀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從日本運出的白銀價值超過100萬金幣。[14]葡萄牙人在日本進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則從對華貿易中獲取盡可能大的經濟利益，二則獲取先進西方火器贏得對其他大名的軍事技術優勢，①故均優待葡萄牙人。耐人尋味的是，16世紀基督教在日本傳播比較廣泛，并贏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實際上也存在貿易利益動機，美國學者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Whitney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繼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蘭殖民者，他們在無法取得直接對華貿易的情況下，于1625年非法占據臺灣島南部，切斷中國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企圖在中西和中葡貿易中分一杯羹。荷蘭人以臺灣為據點，對福建沿海實行封鎖，到馬尼拉、澳門、印度支那以及整個東印度貿易的船只均會遭到攔劫。中國大陸商船在遭到攔劫后，只好轉向與臺灣的荷蘭殖民者貿易。據荷蘭駐臺灣總督皮特•納依茨（PeterNuyts）在1629年說：“中國船逐漸轉到我們這里貿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馬尼拉的。”[16]即使有膽敢去馬尼拉的，也不敢多載貨物。在荷蘭殖民者的這種強制貿易情形下，荷蘭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商船的貿易額迅速增長，如1626年到菲律賓貿易的中國商船載運的生絲僅40擔，而到臺灣的船只卻載運了900擔。葡萄牙從事中日中介貿易利潤豐厚，一直令荷蘭人垂涎。#p#分頁標題#e#   荷蘭人千方百計拉攏德川幕府，不擇手段排擠葡萄牙人在日勢力，企圖取而代之。1636年，荷蘭通報日本當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繳獲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著又發現一封致澳門葡萄牙殖民當局的“謀反”信件，其內容大同小異。1639年，德川幕府頒發第五次鎖國令，下令驅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處死一個從澳門來的葡萄牙使團首腦，葡日貿易網絡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日貿易額大增。他們控制了中國生絲在日本的貿易，每年通過他們之手進口到日本的中國生絲數量自1633年開始上升，1637年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卻躍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萬斤[17]。從日本運出來的大多數是白銀，基本上都流入中國。據日本學者巖生成一統計，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萬歷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銀每年出口額是33.75至48.75噸，到17世紀初年，達到130-160噸，約占世界銀產量的30％-40％。[18]   結語   弗蘭克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世界經濟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20]。日本金銀礦山開發在16世紀中葉出現激增，從那時開始，到17世紀前半期的一個世紀，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銀產量最多的時代，金銀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大增產，其中以銀的增產最為顯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間是最盛期。16世紀后半葉日本的輸出品中，白銀據有獨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銀的大量開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紀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間。這個時期中國貨幣稅收的份額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完全用白銀交納的“一條鞭”法的稅制。一條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國對白銀似乎有一種無限渴求。一位英國商人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描述，1635年當他的船停靠在澳門時，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國人都在尋找機會獲取白銀，“這種急切程度并沒有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地方的情況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他們獲取白銀的那種無止境的欲望簡直難以置信。”[22]17世紀末在菲律賓的西班牙觀察者們也是用同樣的詞匯來描述這種“無止境的欲望”。這種對白銀的急切需求解釋了為什么在17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國商人情愿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來菲律賓做貿易。   可以說，中國對白銀的巨大需求直接導致了美洲和日本銀礦產出的突然劇增，而美洲和日本對中國產品的巨大需求則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國的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產出、低成本的競爭力，因此中國能夠有效地提供這種商品供給。明朝中后期海上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后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競爭力，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中國從宋代至元明時期，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市場繁榮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紀以前，總是經歷周期性的貨幣短缺。每當商業和市場發展，貨幣供應量就出現不足。廢除海禁，與世界各國通商，帶來海外大量白銀的輸入，促成了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市鎮的興起。明政府在此形勢推動下，改革兩千多年來以征收實物為主的田賦制度，明萬歷年間實行“一條鞭法”，“計畝征銀”，最終在制度上確立了以銀錢取代實物的納稅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貴金屬白銀為基礎的貨幣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說明：如果沒有大量海外白銀輸入，明代銀本位制不可能穩定。明代銀本位制的一個致命缺陷在于貨幣供給的不穩定。由于國內白銀無法自給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銀來源嚴重依賴海外進口，海外白銀輸入為明代銀本位制的穩定奠定了基礎，由此帶來了16-18世紀中國商品經濟的繁榮。   本文的研究還有助于糾正一個錯誤的史學觀：中國到了鴉片戰爭以后才被迫向世界開放。事實上，在1500-1840年間，中國并未”閉關自守”，相反，中國同西方及東亞的國際貿易成長迅速，海外貿易對東南沿海的經濟繁榮和市鎮崛起及全國市場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當時的中國，雖然政府還是推行閉關政策，但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已經融入全球化的網絡之中了，而且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當時不僅鄰近的國家要與中國保持朝貢貿易，或者以走私貿易作為補充，而且遙遠的歐洲國家、美洲國家都卷入與中國的遠程貿易之中，使以絲綢為主的中國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產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銀則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24]本文的研究為此提供了實證資料支持。

摘要: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是未來期刊發展的必然選擇。本文以優化出版語言為前提，簡要評述了機器翻譯系統的應用，捕捉了當前機器翻譯主流構建方式，提出機器翻譯應成為學術期刊對外傳播的一大助力。

關鍵詞:學術期刊；對外傳播；機器翻譯

1引言

話語就是人們斗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是權力，是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以權力[1]。在法國當代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話語的秩序》一書中，權力理論與話語理論第一次結合，話語不再僅僅是解釋說明的符號，更是一種工具，話語的主體可以通過控制主動傳播信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強弱決定著這個國家話語權的大小，國家的綜合國力強，該國對外的話語權也就更大[1]。學術期刊為主體的話語體系，包含中華傳統文化、國際貿易規則、國際組織合作等內容，多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范疇。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于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價值。作為承載人類智慧的重要載體，學術期刊“走出去”對于中國話語體系構建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在學術期刊創立至今350年的時間里，人類的創新思想、創新科技、管理經驗等創新論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比例高達87%[2]。我國的學術期刊學術成果、傳播學術熱點、推廣創新思維，是思想與智慧的聚集地；對學術交流、社會進步，對傳播中國聲音、交流人類智慧、共建人類文明、對鏈接作者與讀者、中國與世界之間起到重要的樞紐作用。但不得不承認，我國學術期刊對外傳播的影響力甚微且發展緩慢。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諸多，如穿透力不夠、話語傳播不均衡、話語權缺失等問題，其中尤需關注出版語言的問題。語言的差異會給國外讀者以及研究者帶來閱讀障礙，溝通交流存在不便。我國的通用語言漢語雖然使用人數最多，但并非國際主導語言。目前我國在列學術期刊有六千余種，出版發行語言大多是中文，英語及其他語種期刊的數量屈指可數，十不足一。從使用范圍來看，迄今已發展1400年的英語是近60個主權國家的官方語言或官方語言之一，儼然已是國際主導語言之一。這種不可比擬的語言優勢賦予以英語作為出版發行語言的期刊在傳播領域具有天然的統治地位。從世界各主要期刊論文檢索系統中的數據可窺見一斑，如SCI收錄的英文期刊占綜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斯普林格（Springer）收錄的2767種期刊中有2026種是英文期刊[3]。由此可見，出版語言使用的地域越多越廣，接受傳播的群體就越多，接受傳播的幾率也就越高。毋庸置疑的是，出版語言的優化可以幫助學術期刊突破語言障礙、增加競爭力、擴寬受眾，從而增強話語權。

2機器翻譯的歷史

翻譯，就是把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包括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究其核心，則都是如何把原文的意思在譯文中表達出來[4]。機器翻譯（MachineTranslation，簡稱MT），顧名思義，就是利用機器進行語言轉換的一種翻譯方式。早在1933年，法國科學家G.B.阿爾楚尼提出借助某種機器進行語言轉換的想法，但直到世界第一臺電子計算機誕生的三年后，即1949年，機器翻譯這一思想才在美國信息論先驅之一沃倫·韋弗的《翻譯備忘錄》一書中正式面世。利用計算機進行語言之間的自動轉換——機器翻譯從呱呱墜地至今天的枝繁葉茂，幾十年的成長之路漫長又曲折。而它的發展也和計算機的發展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對學術期刊而言，大量的專業文獻除了要求譯者具有扎實的語言功底和文化基礎外，還需要具有專業知識背景；除了掌握直譯或意譯、歸化異化、增詞減詞等翻譯策略和技巧，還需要了解專業領域的翻譯特點。人工翻譯已無法滿足學術期刊對專業文章高水平、全方位、多元化的翻譯需求。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學習等技術的驅使下，機器翻譯在翻譯速度、譯文質量、覆蓋語種、知識獲取方式等方面飛速發展，其應用勢在必行。除了計算機科學，語言學也對機器翻譯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從語言處理的角度來說，機器翻譯需要語言學從語音、語法、詞匯等不同方向為其提供合適、普遍的語言翻譯規律。而語言符號的組合規律要應用于計算機操作，就需要數學家先將其進行加工，把它們代碼化。由此可見，機器翻譯是跨學科的，無論是語言學、數學還是計算機科學，缺一不可。機器翻譯是依托于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語言學、統計學等多學科而存在的自動翻譯。我們熟知的Google翻譯、百度翻譯、有道翻譯等翻譯軟件準確已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它們語料庫、翻譯方法、語言規則等各有不同，同一文本輸入的翻譯并不能得出一樣的譯本輸出。同人工翻譯過程相似，機器翻譯也要經過分析、轉換、生成三個階段，其中轉換是核心過程。對原文本語言、句法結構分析解讀的深度不同，轉換后合成的譯文必然不同。根據轉換原則的不同，機器翻譯系統類型主要有：（1）基于規則的系統。依據語言學理論和語法規則，結合常用詞和專業詞詞典，可以提供術語準確的譯文輸出。（2）基于統計的系統。通過對大量的樣本數據的“學習”，建立雙語對照的實例庫，可以提供行文流暢的譯文輸出。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機器翻譯系統是不同方法和策略的集合。

3機器翻譯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