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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國在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等領域的稅收政策沒有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實踐上，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政策往往使高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稅式支出益處，廣大低收入者由于在收入、財產等方面的匱乏使其無法享受到稅收優惠的好處。中國應改變目前的稅收政策取向，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征稅力度。切實發揮稅收政策的調節功能，縮小貧富收入差距。

關鍵詞：收入分配；高收入群體；稅收政策

    通過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是多數國家普遍采用的政策手段，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作用機制是通過所得稅、財產稅、遺產與贈與稅等減少高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并把籌集到的財政收入用于特定低收入群體。中國進入新一輪稅制改革之后，面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的現實，積極采取了多項稅收政策進行調節，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稅收政策設計的缺陷及部分稅種的缺失，導致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的效果不盡如人意，甚至存在逆向調節趨勢。中國應改變目前的稅收政策取向，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征稅力度，發揮稅收政策的調節功能，縮小貧富收入差距。

一、高收入群體的產生考驗著中國公眾的承受能力

市場化改革取向以來，中國居民的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后正在向高質量的小康生活邁進，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征途中充滿了美好的愿景。但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是，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規范導致了在改革過程中涌現了特定的高收入群體，同時由于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增長緩慢，導致了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公平視角下的社會公平意蘊考驗中國公眾的承受能力。國家稅務總局對作為重點納稅人的高收入行業和高收入個人作了界定。高收入行業主要包括：電信、銀行、保險、證券、石油、石化、電力、煙草、航空、鐵路、房地產、足球俱樂部、學校、醫院、城市供水供氣、出版社、公路管理、外企、高新技術產業、中介機構等；高收入個人包括私營企業主、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建筑工程承包人、演藝界人士、體育明星、模特、律師、會計師、審計師、稅務師、評估師、高校教師、臨時來華演出人員等。而與這些高收入者相對應的是普通工薪階層、農民工、下崗職工、城市低保人員、農村低收入居民等。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穩定，與構建和諧社會格格不入。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統計顯示，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這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1182.5元)的7.2倍。

從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來源看，勞動收入已經居于次要地位，大量的高收入者積累的財富并不是通過辛勤勞動合法致富，其中參雜著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亂及特定時期的制度因素，如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和證券市場的蓬勃發展，使這個領域產生了大量的高收入者。高收入群體中有兩個最為突出的職業群體：私營企業主和高層管理者，在商品房的占有上具有明顯的優勢。私人企業主中，90％以上都擁有2處及以上住房，67.4％的人擁有3處及以上住房，30.2％的人擁有4處及以上住房，個別的甚至擁有10處住房。而高層管理人員中，83.2％的人都擁有2處及以上住房，接近半數的人擁有3處及以上住房，擁有4處及以上住房的占18.2％。私營企業主、高層管理人員等富裕階層擁有大量房產以及住房價格的飆升，則又是催生貧富加速分化的重要因素。由于對證券市場稅收政策調節不力，大量高收入者將財富轉移到證券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到了2008年，即使在比較低迷的熊市，投資方向的前四位仍為股票、基金、房地產和保險，并且在未來一年內高收入階層最可能增加投入的品種中，股票也位列第一。

在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預期支出日益增加的情況下，使廣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日益萎縮，直接導致了國內需求市場不振。在出口受外部危機影響下對經濟增長貢獻下降、政府大規模投資刺激不可能長久的情況下，中國把經濟增長的重點轉向了國內需求，積極地采取各方面措施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要想刺激國內需求，首先需要明確國內需求“可以刺激”。在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各方面預期支出增加的條件下，國內需求不具有“可刺激性”。目前應通過對高收入群體收入的有力調節，增加對中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改變收入分配秩序，逐漸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才能實現。

二、現行稅收政策對高收入群體沒有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

稅收政策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中國現行的某些稅收政策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卻顯不足，尤其是在房地產領域和資本市場領域，沒有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而這兩個領域正是高收入者取得高收入的重要領域。實踐中針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政策往往使高收入者能夠享受到更多的稅式支出益處，廣大低收入者由于在收入、財產等方面的匱乏使其無法享受到稅收優惠的好處；高收入者能夠享受到稅收政策的優惠，對廣大低收入者是一種“先天剝奪”，也使稅收政策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與稅收政策初衷發生背離。 #p#分頁標題#e#

1.房地產稅收政策對高收入階層調控不足

中國現行的針對房地產的稅收政策涉及到土地、房地產的取得、交易和保有各個階段，具體的稅種有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等。所涉及的稅種不可謂不多，但從節節攀高的房價和地價可以看出，廣大高收入階層尤其是持有多套房產的人群成為房價、地價高的最終受益者。從中國現行的各個稅種可以看出，多數稅種涉及到房產、土地的取得和交易環節，而對保有環節的稅收相對較少。從稅負轉嫁的角度來看，對取得和交易環節的課稅通過價格調整是最容易轉嫁的，最終稅負落在房產、土地的最后使用者身上。對擁有多套房產以投資和投機為目的的高收入階層在轉讓房產時稅費同樣是繼續向前轉嫁，這又不能不說在一步步助推房價的上揚，加重普通住房者的負擔，而高收入階層真正承擔的稅負較少。中國目前的房產的保有環節僅對生產經營用房產采用從價或從租計征方式，而對城鎮普通個人持有的房產在保有階段的稅收成本幾乎為零，這不能不說是對持有多套住房的高收入階層的“稅收優惠”。

對于樓市的稅收政策一方面是想抑制投機性炒房，抑制房產價格過快上漲，另一方面又存在對特定購房行為的稅收優惠，如個人購買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的，免征營業稅；個人銷售或購買住房暫免征收印花稅；個人買賣住房暫免土地增值稅；個人出售自有住房取得的所得按“財產轉讓所得”項目計征個人所得稅，但各地或取消、停征或者免征，征管不嚴。上述稅收政策存在不合理之處。首先，針對房產的稅收大多屬于稅負容易轉嫁的稅種，如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無論征多征少，投機性炒房的高收入者會把稅收加在房價之上，大多都轉嫁到了對住房有剛性需求的低收入群體。其次，對于個人買賣住房暫免土地增值稅其主要受益者仍然是炒房的高收入群體，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因此，針對房市的稅收政策處于一個兩難境地，如果征收重稅，稅負多數由購房者承擔，不利于房產價格的控制；如果不征稅或征輕稅則不能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中國當前對于樓市的稅收政策頻繁變動，欲實現多重目標但最后往往哪一方面都未充分實現。中國應根據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狀，明確樓市調控的主要目標，即抑制房產價格過快上漲，同時調節炒房者過高收入，公平目標應占主導地位，因此應把房地產稅收的征收重點由交易環節轉到持有環節。

2.資本市場稅收政策缺失使高收入階層受益

資本市場目前已成為高收入者投資或投機的重要領域，“高收入者收入來源以資本要素收入為主，低收入者收入來源以勞動要素收入為主，”而目前中國對資本市場的稅收政策存在大量的稅收優惠，使高收入階層承擔的稅負較輕。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居民收入呈現多元化、隱性化、非貨幣化的趨勢。但是在現實生活確實有一些資本所得，從調節收入差距和籌集財政收入角度看，是應當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如個人在二級市場的股票轉讓所得。當初對這部分所得不予征稅是因為中國證券市場發育不成熟及技術水平的限制，所以未予征稅。但隨著中國證券市場日趨完善，不應再對這部分所得予以免稅，況且能夠在二級市場炒股的個人多數屬于高收入者，這些高收入者正是應重點調控的對象。為減少個人投資者的投資成本，鼓勵投資者長期投資，從2005年9月13日起，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依照現行稅法計征個人所得稅，無疑又減輕了高收入者的稅收負擔。

在利息稅方面，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第十二條規定，國務院決定自2007年8月15日起，將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所得稅的適用稅率由現行的20％調減為5％。2008年10月9日，國務院決定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暫停征收個人所得稅。高收入階層的利息收入遠遠高于低收入階層，這項減稅措施顯然是高收入者得到的實惠大。

另外，中國稅法規定，對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交易雙方征收1％的印花稅(2008年9月19日以后改為對賣方單邊征收)；對非上市的股票交易不征印花稅；對國債、金融債券、企業債券、投資基金等證券的交易也不征印花稅；對非金融機構及個人從事股票、基金、企業債券、金融債券和金融期貨買賣業務的差價收入不征營業稅等。資本市場是高收入者收入的重要來源，對高收入者這部分資本交易及所得予以輕稅或免稅是不符合公平原則的，更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縮小，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逆向調節的作用。

3.部分具有收入調節功能的稅種由于制度缺陷作用難以發揮

個人所得稅是直接調節個人收入的稅種，我國個人所得稅分類制的選擇，先天具有公平缺陷。中國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已經由單一的工資薪金收入向收入來源、收入形式多樣化的趨勢發展，低收入者往往收入單一，以工薪收入為主。收入多樣化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稅負低于收入單一化的低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應體現對低收入全體及弱勢群體的照顧。但目前實行的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未能實現上述目標，往往使高收入者受益更多，如對各種獎金、津貼的免稅。 #p#分頁標題#e#

車船稅對擁有車船的單位和個人征收，在2007年1月1日起實行新的征收標準，提高了車船稅稅額，但還是實行定額稅。車船作為個人的財產，而不區分車船的價值實行統一的定額稅，對高收入階層擁有的高價奢侈的車船來講稅負明顯偏低。車船稅的財產稅特征不足，未能發揮稅收調節作用。

遺產與贈與稅的缺失無疑是對高收入群體的另一種“稅收優惠”。“富二代”的興起已經說明高收入群體的代際之間財富轉移已經部分完成，如果不出臺相關稅種，不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損失，而且收入差距會由于起點不公平而有加劇的趨勢，收入差距擴大的代際轉移不可避免。

消費稅是間接稅中具有收入調節功能的稅種，2006年以來，雖然增加了一些反映高收入者消費能力的消費品如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表、游艇等稅目，但還有很多高檔消費品和消費行為不在調節范圍之列，調節作用有限。中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稅制的結構使稅收負擔帶有先天的累退性，而增加對高檔消費消費品和高檔消費行為的征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稅制結構的累退性，提高高收入階層的稅收負擔。

三、改變現行稅收政策取向，發揮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的良性功能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某些稅收政策不僅沒有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對高收入群體偏愛有加。因此，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對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做出適時的調整。

1.優化房地產稅收政策，發揮稅收調節功能

中國的房地產稅收體系應在取得、交易、保有環節實行有甄別的稅收政策。對家庭居住的基本住房實行免稅政策；對以投資和投機為目的的房產實行正常交易征稅，取消稅收優惠；對于居住或保有的超面積房產實行累進征收房產財產稅。由于中國當前只對經營性房產征收房產稅，而對非經營性房產持有成本幾乎為零，造成房產投機或投資收益頗豐，成為了高收入者重要收入來源。

在房產購買環節，征收契稅應規定一個基本的免征面積，以家庭為單位，對超過免征面積的按比例征稅，這種規定可以照顧低收入家庭。在交易環節，對個人轉讓房產取消各種稅收優惠，嚴格按基本稅法規定征稅。按轉讓價格5％征收不動產營業稅，按轉讓差價進行必要的費用扣除20％征收個人所得稅，征收土地增值稅，可將已征的各種稅費作為費用扣除。

重點在房產的保有環節，科學合理地設計房產稅制度。可規定一個基本的家庭免征面積，低于免征面積不征，對超出免征面積的實行超面積累進課征。可設計免征面積為90平方米，91平方米－180平方米為第一等級，181平方米－360平方米為第二等級，361平方米－720平方米為第三等級，721平方米以上為第四等級。四個等級稅率可分別設計為0.2％、0.4％、0.8％、1.2％。計稅依據為房產的評估價格，可參照現行城鎮土地使用稅的方法，每個城鎮劃分不同地段，每個地段規定房產每平方米的標準價格。針對房屋不同的購買年限，可規定年限折扣率，以標準價格扣除折扣率后的價值為計稅依據。征收房產稅可以填補稅收在房屋保有環節的空白，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重要的是抑制高收入者，利用購買房屋推高房價剝奪中低收入者獲取高額利益。

2.完善資本市場稅收制度，強化對高收入階層稅收調節

資本利得稅是對資本利得(低買高賣資產所獲收益)征稅。常見的資本利得如買賣股票、債券、貴金屬和房地產等所獲得的收益，源自那些已經繳納過所得稅的資本的升值。中國證券市場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資本利得已經成為高收入群體收入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擴大了收入差距。目前，企業高管及一些高級員工的工薪以股票或股票期權的方式發放，達到少繳個人所得稅目的。因此，有必要對資本利得征收個人所得，可以在實現時進行征收，對于以前的損失允許彌補或退稅。股份支付，是“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的簡稱，是指企業為獲取職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務而授予權益工具或者承擔以權益工具為基礎的負債的交易。企業向其雇員支付期權作為薪酬或獎勵措施的行為，是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股份支付交易，中國部分企業實施的職工期權計劃即屬于這一范疇。能夠取得股權支付的個人，大多是管理層或高級員工，屬于高收入階層，對于這一新興的個人收入形式，應增加到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所得項目中。

從2005年7月1日起，實施股票期權計劃企業授予企業員工的股票期權所得，應按《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征收個人所得稅；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2009年年初發文公布了對于個人從上市公司(含境內、外上市公司，下同)取得的股票增值權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要計算征收個人所得稅。股票增值權，是指上市公司授予公司員工在未來一定時期和約定條件下，獲得規定數量的股票價格上升所帶來收益的權利，被授權人在約定條件下行權，上市公司按照行權日與授權日二級市場股票差價乘以授權股票數量，發放給被授權人的現金。限制性股票，是指上市公司按照股權激勵計劃約定的條件，授予公司員工一定數量本公司的股票。鑒于股份支付形式多樣性及新興的股份支付形式的出現，有必要在個人所得稅應稅所得項目中增加股份支付項目所得或制定規范的資本利得征稅的具體辦法，堵塞稅收漏洞，使高收入者承擔較重的稅負，扭轉“逆向調節”趨勢，實現公平目標。同時在資本交易環節，對所有機構及個人從事股票、基金、企業債券、金融債券和金融期貨買賣業務的差價收入都應征收營業稅，選擇適當的印花稅稅率(從長期來看，印花稅對證券市場的影響不大，而短期的變動影響較大)。 #p#分頁標題#e#

3.完善具有收入調節功能的直接稅和間接稅，充分發揮其作用

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實行分類綜合稅制，可考慮對經常性收入所得如工資薪金所得、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等實行綜合課征，對其他非經常性或偶然性所得實行分類課征。擴大稅基，凡是以合法形式取得能增加個人福利水平的貨幣收入、實物收入和權益，都應納入個人所得稅調節范圍。縮減減免優惠，內擴征稅空間。

完善財產稅體系，以彌補所得稅調節的不足。除上述開征個人自用房產稅外，建議把車船稅改造為財產稅，對擁有車船的單位和個人征收，采用從價計征方式，分等級課征，對高收入階層擁有的高價奢侈的車船設計較高稅率，使高收入者承擔與其財富相適應的稅負。適時開征遺產稅、贈與稅。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從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角度看，開征遺產稅、贈與稅有了合理的前提。隨著中國稅收征管能力的增強，財產實名制的推行及《物權法》的頒布為遺產稅、贈與稅的開征提供了客觀條件。

調整消費稅。根據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變化，進一步將一些高檔消費品列入征稅范圍。例如高級皮毛及裘皮制品、摩托艇、房車、沙灘車、高檔家用電器等高檔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并制定較高的稅率。對某些高消費行為征收消費稅，為充分發揮消費稅引導消費、調節分配的作用，建議對某些高消費行為在征收營業稅的基礎上再征收消費稅。如高爾夫、賽馬、垂釣、射擊等高檔體育活動和休閑行為，高檔夜總會等娛樂行為，高檔美容美發、瘦身、洗浴、影樓等場所的消費行為。

四、結　論

稅收政策被賦予調節收入分配功能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和稅收制度優化的必然要求，稅收政策作為防止收入差距持續增大被各國所采用，發達國家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在20世紀上半期更是轉向了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中國目前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明顯，收入分配問題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目前應適當調整稅收政策取向，無論是在流轉稅還是在所得稅政策方面，都應體現稅負向高收入者傾斜，姑且不考慮政策執行的效果，最起碼表明了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決心。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收入分配的形成、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稅收政策也僅僅是政府手中進行調控的工具之一，“不能認為稅收是萬能的，不能認為稅收是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萬應靈藥”，因此縮小收入差距應是政府采用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綜合作用的結果。

注　釋：

①本文所稱的高收入群體并不明確界定收入或財產超過一定數額的人群為高收入群體，僅指收入或消費水平特殊的一類群體，因為準確地界定高收入群體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社會公眾又普遍認為有這樣的一個群體存在。

②2001年6月1日《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的通知》(國稅發[2001]57號)、2005年7月6日《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國稅發[2005]120號)均界定了“高收入行業和個人”。

③經國務院批準，自2010年1月1日起，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收入將按20％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同時，對個人轉讓從上市公司公開發行和轉讓市場取得股票的所得繼續免征個人所得稅。

④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票增值權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5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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