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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包括科學（science，主要指自然科學）、技術（technology）與醫學（medicine）的全球科技圖書與期刊的出版，簡稱STM出版。西方國家的科技出版產業為達到利潤最大化，選擇全球化的市場進行圖書與版權的營銷，這是一個穩定增長的市場。中國1992年10月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后，科技圖書版權貿易開始蓬勃興起，成為全球科技出版的一個市場，同時也加大了科技圖書版權的輸出。因科技圖書較社會、人文類圖書更少涉及意識形態，所以其版權在國內外的流動更為自由。椐SimbaInforma-tion數據顯示，2002年全球STM出版與信息市場營業額總計為108.3億美元，2003年為114.8億美元，2004年為120.1億美元。從2002-2004年全球STM出版業營業額地區分布中可以看出，STM主要市場在北美，其次為歐洲，兩者幾乎占據了全球市場的88%，而亞太地區只占大約10%的市場[1]。從出版商來看，2002-2004年全球主要STM出版商及其營業額數據表明，實力最強大的十大出版商營業額占據了全球市場的絕對市場份額，這些大出版商均是西方國家的出版集團[1]。也就是說，全球STM出版產業的生產、流通與消費是以西方為主要市場的。   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統計，2002-2006年中國大陸科技圖書（包括自然科學總論、數理科學和化學、天文學和地球科學、生物科學、醫藥衛生、農業科學、工業技術、交通運輸、航空航天、環境科學等類別）總定價，2002年度為70.4801億元（人民幣），2003年度為78.8356億元，2004年度為90.8842億元，2005年度為98.5167億元，2006年度為102.1552億元。總體來看，呈一個穩定增長的趨勢，與世界STM出版相比，中國的科技圖書出版總定價（本文世界STM出版的數據采用的是包括圖書、期刊、信息三個領域的營業額）并不低，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科技圖書出版的繁榮。但是，中國的科技圖書出版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而西方國家的科技圖書出版是以全球為市場的（最大的市場仍在歐美）。從中國國家版權局的統計數據來看，2003年（目前國家版權局公布的將引進和輸出圖書進行分類的數據只有2003年度的），中國引進科技類圖書版權3741種，輸出183種，引進和輸出比例幾乎達20:1。也就是說，中國科技類圖書版權交易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隨著近幾年我國圖書版權輸出的增加，這個比例有所縮小。2003年中國引進圖書版權和輸出圖書版權的比例大約是7:（110894:1517），而2006年這個比例已經縮小到大約5:1（10950:2050）。   美國學者桑德拉•哈丁[2]在其專著《科學的文化多樣性：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和認識論》（IsScienceMulti-CulturalPostcolonizationialism，Feminisms，andEpistemologies）中采用后殖民時期科學技術研究的視角，重新考察了歐洲科學史的標準故事。作者列舉了歐洲擴張對有競爭力的地方性（非歐洲世界）的科學技術傳統的破壞。雖然作者沒有討論版權貿易，但這種論述視野可以豐富并深化版權研究的理論。筆者深受本書的啟發，于是以復旦大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基地“數字傳播與新聞出版專業建設”項目和2007年上海市教委與教育基金會設計的曙光學者計劃“中國圖書出版的集團化研究”課題為思想指導，試圖結合在出版業界近10年的工作經驗來探究中西科技類圖書版權貿易逆差的內在邏輯。而STM出版作為國際出版研究的重要領域，在中國學術界的討論并不充分，但這一研究對探討出版產業的形貌頗為關鍵，故本文以上海某科技類出版社版權貿易的具體研究為分析案例，根據該社1996-2006年11年間的科技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數據比例，結合筆者長期的出版界的民族志觀察，試圖借此探索當下中國的科技圖書出版在全球版權貿易中的地位及其發生語境。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探討   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學者已經洞察到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如RolandBettig[3]（1996）在《版權文化：知識產權的政治經濟學》專著，以及BobHackett&CarrollBill[4]的《再造媒介：民主化公眾傳播的抗爭》的論著都指出：信息產業作為生產力，信息產品是新的生產力，資本在出版產業領域就以版權作為限制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手段，可以說這就是版權產業對人類知識共同體的圈地和對信息與知識的私有化。版權的概念，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知識的商品化過程密切相關的。雖然市場邏輯下的版權話語讓人認為，版權保護個體文化生產者，鼓勵創造，人類在非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下一直在創造和發明，而當代世界，版權主要保護的不是人類的精神創造本性，而是版權產業的利潤。通過世貿組織，以美國為主導的文化產業商業化程度高的西方國家把它們的版權制度國際化，使原來相對寬松和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產權管理制度進一步屈從于跨國公司的商業利益。而且，強大的西方媒體宣傳使版權問題幾乎成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個人和經濟實體對跨國公司產品的盜版行為的同義語，從而掩蓋了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和傳統社會從原來處于公共領域的傳統知識到生物基因的“盜版”和掠奪性占有。這種資本對人類“知識共同體”的新圈地運動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原始“圈地運動”的繼續。更重要的是，以跨國公司利益為核心的版權體制，與以促進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為目標的“合理使用”原則的張力日益加深，使低收入國家和群體接近信息和知識的代價增高。數字時代一方面提供了無限復制的技術可能性，一方面也為版權擁有者提供了以單一節目、單張網頁、單條短信收費的現實性，從而使信息傳播的商品化進程進一步深化和精細化[5]。舉例而言，2003年英國出版商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出版產業年度總利潤的30%來自版權銷售，這一利潤空間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與跨國出版公司的經營還在繼續增長，中國是購買西方圖書版權的重要客戶。   大陸學者較多從出版業內部來分析中國版權貿易的逆差原因，如西方國家出版集團具有強大的綜合實力，掌控了世界科技出版資源、擁有全球范圍內著名的專家資源，其集團公司有一套成熟有效的運作機制和銷售渠道，可以有效地將圖書及其版權銷往全球。與之相對的是中國科技出版業在版權經營意識、出版者的全球意識、出版集團的運作機制、全球出版資源的掌控方面相對滯后，近年來圖書市場的良莠混雜，更使國外出版商對中國的科技圖書印象欠佳。另外，語言也是阻礙中國圖書版權輸出的一個因素[6][7]。#p#分頁標題#e#   西方資本主義傳媒公司的主要目標是利潤與資本積累的最大化，全球化脈絡中的版權貿易是上述追求的有效工具。僅僅停留于圖書出版產業內部來詮釋版權貿易的逆差，并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已有學者敏銳地提出了版權貿易逆差與“東方學”[8]、文化殖民之間的關系[9]，這為我們考察版權貿易逆差的成因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筆者以為綜合上述文獻論點，必須將版權貿易活動放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具體社會歷史情境中加以考察。   三、上海某科技類出版社的圖書版權貿易的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了上海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一個科技類出版社作為個案研究的實例，該社在高精尖的科技專著和科技工具書、科學技術普及讀物、科技期刊和數字化的電子出版物等方面，一直名列中國出版界的前茅，其圖書版權貿易的情況可以作為中國大陸對外科技圖書版權貿易圖貌的“一斑”。從1980年開始，開始輸出圖書版權，1987年從境外引進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圖書比例：1996年至2006年11年間，該出版社共引進圖書416種，輸出圖書142種，引進與輸出之比為2.9:1，引進總量大于輸出總量，顯示出明顯的逆差。   引進圖書國家與地區分布：1996年至2006年的11年間，該出版社引進的圖書來源地包括英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1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位于前三位的是中國香港、英國、美國。引進圖書種類分布：在引進圖書的種類方面（按照中國圖書分類法分為22類），位于前三位的分別是醫學類（R，74種）、輕工業和手工業（TS，55種）、自動化技術和計算機技術（TP，46種）。需要說明的是，財經類和社會科學總論兩部分圖書中大部分是作為管理圖書引進的。從英美引進的圖書中，科學專著及高級科普讀物為最多，管理類圖書居次位；而從港臺引進的圖書中，以工業技術類（Ts和Tp）為主。圖書版權輸出國家和地區分布：該社11年間版權輸出地共有6個國家和地區，主要為中國香港（64種）、中國臺灣（47種）地區，其次為日本（12種）、韓國（13種），輸出西方國家的數量很少，德國5種，美國1種。   輸出圖書版權種類：11年間，該出版社輸出的圖書版權中，以醫學類為主（103種），其次為計算機和自動化類（14種，主要在2002及2003年度）和綜合類（17種）。在占絕對優勢的醫學類中，中醫類占71種，占總輸出數的一半以上，其輸出地主要為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其次為日本和韓國。與前述的統計數據比較，可以看出，該出版社的科技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情況，其逆差情況沒有國家版權局2003年數據反映的情況嚴重，但版權貿易仍然是引進與輸出懸殊甚大的逆差格局。   從上述數據中可以看出，11年間該出版社圖書版權貿易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圖書版權引進大于輸出，呈現版權貿易的貿易逆差。其二，圖書版權引入地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歐美國家，以英國和美國為主；另一類是與中國大陸文化傳統相同的我國香港和臺灣地區。其三，圖書版權輸出地主要為我國港臺地區，其次為與中國有近似文化傳統的日本和韓國。其四，引進圖書版權中，以醫學、科學理論（包括高級科普）、計算機技術、輕工業類和管理類圖書為主，其中醫學、科學理論類、計算機類和管理類的書籍主要來自西方國家（以美國和英國為主），而輕工業類的書籍主要來自我國港臺地區（以香港為主）。其五，輸出的圖書版權中，以我國港臺地區為主要輸出地，其次是日本和韓國，而輸出的圖書類別，以醫學，主要是中醫書籍為主。也就是說，11年間，該出版社圖書版權貿易還是以引進為主，主要是從歐美引進科學理論、西醫學及計算機和管理技術書籍，從我國港臺地區引入輕工業類書籍（內容可歸為生活類書籍）；輸出相對較少，主要是向我國港臺地區輸出中醫書籍，這種版權貿易的范圍局限于地緣政治相當接近的漢文化圈。綜合上海這家科技類出版社11年間科技圖書版權引進和輸出數據、中國科技圖書版權貿易情況及當今世界科技出版情況，可以看出，西方國家商業性跨國出版集團在全球科技圖書出版產業領域，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都占據支配性地位，而東方國家則處于邊緣地位；在東西方國家之間通過圖書進行的科技傳播過程中，西方科學技術作為主流得到認同并在全球范圍內傳播，而東方科學技術往往較少得到西方的認同，只在東方國家和地區內部傳播。這種以歐美為主要引進國、以我國港臺地區及日韓為主要輸出地貿易逆差狀態，與中國整個圖書版權貿易的特點并無二致[10]。   四、后殖民語境中的版權貿易逆差與地方性知識的邊緣化   筆者曾經赴加拿大進行田野考察加國的圖書出版產業，從中了解到來自西方資本主義核心體系內部的邊緣與核心的分化進程，體會到一元一票的西方民主社會里，媒介產業不僅生產意識形態，更為重要的是服務于追求利潤最大化、市場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內部資本與權力的擴大再生產[11]。這一規則也適應于中西版權貿易的經濟動因。因為從出版產業來說，科技圖書版權貿易逆差反映了中外出版單位的經濟需求。西方媒介集團生產的圖書這類媒介產品最根本的職能，就是作為商品贏得利潤，正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無疑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全球版權是西方出版商積聚利潤與擴張資本的合法途徑，也是科技圖書版權大量從西方國家流入中國的外在驅動力。   對國內出版單位來說，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曾經一直是其雙重經營目標，但自從出版集團化改革之后，出版機構的轉企機制的深入與市場化的廣泛實踐，經濟效益的目標已經成為出版機構首當其沖的選擇。圖書就是商品，是出版社的利潤來源，出版社在策劃選題時，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該選題的市場潛力，或者說盈利潛力，引進圖書是贏得利潤的捷徑。西方大的專業出版公司，其在科技出版領域已經有了多年的積累與建樹，形成了強勢品牌。因此，國內出版社引進這樣的圖書版權是有一定的贏利保障的。而如果完全立足于本土進行策劃、組稿出版，一是中國許多領域的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確實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步，難以尋找合適的作者；二是沒有一個市場探詢的過程，前期投入與市場風險都較大，生產周期較長。因此，許多出版社將引進圖書作為敲開市場的捷徑，結果促進了西方科技圖書版權往往能在中國找到多個互相競爭的潛在購買者。#p#分頁標題#e#   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是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宏偉藍圖，中國的現代化正是要從以農業為基礎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會，走向著重利用科學和技術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這樣一種巨大的轉變[12]。現代化不僅是經濟層面的，也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技術、文化等多個方面。但毋庸置疑，科學技術是現代化最直接的促進力。出版社是西方科學與技術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機構，大量引進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與技術，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課業。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進入了科學理性時代，追求“科學”成為文明的象征。工業革命將技術所帶來的進步展現得淋漓盡致，而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向全球的擴張，西方的“科學”成為一種普遍的文明[13]。西方率先進入現代化，東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處于向西方學習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學技術方面，這種學習更為明顯。這種東方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促進了東方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是歷史演進的必然。但是，這種學習過程也塑造了世界科學技術知識認同方面以西方為核心的局面：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是先進的，是真理性認識；而來自東方的“知識”往往是地方性的、非科學的、非理性的。這種話語不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東方。而作為科技傳播載體的科技圖書，其版權流動狀況生發于這種語境之中。上述出版社的版權貿易數據顯示，該出版社大量引進了英美國家的科學理論和技術書籍，而作為其主要輸出品種的中醫藥書籍，其輸出地主要是中國香港和臺灣，以及有相近文化的日本和韓國，其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國家對地方性知識——中醫的不認同。   科技圖書出版的另一個版權貿易的因素則是文化的輸出，這是西方科技圖書版權大量流向中國的又一個驅動力。正如薩義德所言，文化是一個舞臺，各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力量都在這個舞臺上較量[14]。科技類圖書出版是文化產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承載著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觀，近代西方醫學和宗教相攜裹從西方傳入中國，就是例證之一。從18世紀開始，西方試圖以宗教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而傳教士采用的重要的傳教工具就是西方醫學。傳教士通過使用西方醫術為中國人治病，在中國開設西醫院，向中國人展示西醫相對于中醫的優越。通過這種方式，西方傳教士要昭示的隱喻是：西方的文化優于中國文化，而中國是一位病人，其疾病不能通過中國自己（中醫）來治愈，必須依賴于西方（西醫）[15]。這樣，西方傳教士以西方醫學為工具，為其文化擴展開道，而其文化擴張的目的又是為其政治、經濟殖民進行鋪墊的。其次，科學并非無關價值觀的。客觀、價值中立被認為是科學性的必要條件。但是，科學的研究者不可能完全置身于研究之外，其價值觀其實是滲透到科學研究的各個細胞中的，客觀性其本身就是西方科學奉行的價值觀。   因此，西方國家向中國大量輸出科學技術圖書版權，既有直接的經濟動因，也有文化輸出的意圖，兩種因素相互建構。事實上，西方的文化輸出（包括科學技術的），已經構建了西方核心化的語境，為其文化和經濟的全球擴張提供了合理性。在圖書版權貿易領域，一些版權貿易過程中不平等現象可以作為這種西方核心化語境的例證。國際間版權貿易的版稅通常為6%左右，而西方出版商賣給中國的版稅，8%是底線，常常高達10%，甚至12%。也就是說，西方與中國的版權貿易價格常常是西方國家之間版權貿易價格的2倍；版稅首付高昂，常常要求付首印版稅的全部，而對西方國家則常常是一半，甚至不用付首印版稅；電子版與圖片等常常不在版權貿易范圍內，需要另外付費，造成了中國版權貿易的重復計費[16]。上述種種不平等，顯示了西方出版者基于強大的資本力量和文化上的優越感，與之相呼應的，是中國某些出版者的心態，認為西方的就是先進的、可以帶來豐厚利潤的，一哄而上爭奪版權，這種主動迎合西方輸出的版權貿易，不但復制了西方科技出版的知識見解對中國受眾的合理性，而且，也在中國知識生產領域重構了西方科技知識的主體地位。科學知識和權力復雜地糾纏在一起，互為支撐。西方國家由于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實力，掌握著關于科學知識的話語主導權，其為西方科學知識的真理性、核心地位以及東方科學知識作為地方性知識被邊緣化的從屬地位奠定了話語基礎，這種語境又為西方科學知識向全球輸出賦予了權力。   面對如此情境，對科學知識及承載科學知識的科技書籍，我們除了優化引進圖書版權的質量和結構、將西方的先進科技知識為我所用之外，更應以積極的姿態實施“走出去”的出版戰略。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的科技水平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在許多領域已經處于世界先進水平，某些國外的出版商早已覺察到這些變化，他們已經開始在中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尋找作者資源。中國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為中國科技出版產業的發展和輸出提供了資源基礎，作為中國的出版人，應當把握契機，走出去，將中國的科技和文化推向世界。這不僅是出版經濟的增長思路，也是中國地方性知識和傳統文化的全球傳播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