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學術期刊編輯的邊緣化盡管是學界關注度較高的老話題，但從學術期刊編輯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困境這一維度加以透視并進行深入闡釋的優秀成果還不是很多。如有學者從編輯的地位、待遇、學術、心理和角色等方面來分析編輯的邊緣化現象，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的原因在于編輯主體對期刊的“依附性、傳統雜家觀念的影響、內在發展動力和責任感的缺失、編輯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學者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主要是由于體制、編輯自身、職稱評定和期刊自身發展方向等因素而產生的［2］;有學者進而提出克服邊緣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編輯主體精神，期刊編輯應重視提高其職業“敏感心、責任感、理論素養和數字化技術意識和能力”［3］。這些探討盡管已涉及問題的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現象剖析，較少從理論層面作出深入闡釋。而如何從編輯體制和職業的多維復雜特性入手闡釋邊緣化問題的多重根源，進而從編輯學者化方向探討邊緣化突圍路徑，以促使學術期刊編輯可持續發展，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一、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體制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是伴隨體制內學術評價體系而出現的現實問題。新時期以來，期刊編輯在體制內逐漸被定位為獨立于學術研究系列之外的一個群體。其在職稱晉升時被列為單獨系列，也就是所謂的編輯系列進行評比，這一評比的好處是編輯之間的對比顯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編輯與學者之間被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長此以往，編輯在人們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們甚至把編輯的工作美其名曰“為他人作嫁衣”。在這里，“他人”這一限定詞，一方面說明了編輯的工作是富有奉獻、創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編輯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獲得自我存在價值的“他者”。其實，如果追溯現代編輯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便會發現，現代編輯從作為一種職業開始便獲得獨立存在的價值。如陳獨秀在擔任《新青年》主編時，一方面從事編輯工作，另一方面從事寫作實踐，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難以復制的神話。再如錢玄同作為北京大學的學者，在兼任《新青年》編輯時積極約稿，最終促成了魯迅向文學創作實踐的回歸，創作出《狂人日記》這樣第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短篇小說，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4］。尤其值得稱贊的是，許多編輯還是多面手:一方面，他們從事期刊編輯工作，負責約稿編稿和發排等一系列事務性工作;另一方面，他們還是作者，或從事文學創作，或從事學術研究，成為著名的作家、批評家或理論家。如葉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邊擔任期刊編輯，一邊從事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成為“左右開弓”的典范。特別是他們在擔任編輯時不僅發現和培養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學者，而且還在文學創作或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顯赫的成就，茅盾和葉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后便著手對《小說月報》進行全面改版，由此不僅促成了他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社團領域的發展，而且還成就了《小說月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當然，我們并不能說《小說月報》之于茅盾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畢竟，茅盾在入主《小說月報》之前便已是在文學批評界享有盛譽的批評家。但是，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進一步促進了其文學的跨界寫作，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果說茅盾在做期刊編輯之余堅持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寫作有其獨特性的話，那么，葉圣陶作為文學編輯對當下的期刊編輯還是具有借鑒意義的。葉圣陶任《小說月報》主編時，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幻滅》交給葉圣陶。葉圣陶閱讀后立即對茅盾說:“寫得好，今天就發稿。”這種速度令茅盾“吃驚”［5］。葉圣陶還在一大堆自然來稿中發現了丁玲的處女作《夢珂》，然后在頭條位置予以發表，接著《莎菲女士日記》等3篇小說都在頭條連續發表。后來，葉圣陶給丁玲寫信，告訴她4篇小說可以出一本集子，還為她聯系了開明書店。小說集出版后，引起文壇強烈反響。當丁玲從外地來到上海上門感謝時，不善言辭的葉圣陶諄諄叮嚀:“繼續寫吧，認真地寫。”［6］事隔半個世紀后，丁玲仍懷著無限感恩的心情對葉圣陶說:“當年要不是您發表我的小說，我也許就不會走這條路。”［7］巴金在留學法國時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投給《小說月報》，同樣受到了葉圣陶的賞識。為此，葉圣陶在發稿預告上寫道:“《滅亡》，巴金著，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寫一個蘊蓄著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對此，巴金后來回憶道:“倘使葉圣陶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貧困中死亡。”［8］作為編輯的葉圣陶，慧眼識珠已經非常不易，更為難得的是他并沒有止步于編輯工作，而在編輯之余還從事文學創作，寫出被茅盾譽為“扛鼎之作”的長篇小說《倪煥之》，成就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著名作家的偉業［9］。至于現代出版大家趙家璧，盡管與茅盾、葉圣陶等文學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憑借其策劃并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可替代的獨特地位。然而，在體制化日益凸顯的當下，編輯自身的黃金時代似已逐漸遠去。2012年7月30日，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黨政部門、派、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社會團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主管主辦的報刊編輯部，并入本部門本單位新聞出版傳媒企業;本部門本單位沒有新聞出版傳媒企業的，并入其他新聞出版傳媒企業。近幾年，隨著這一辦法出臺，不少高校已將期刊編輯部納入企業運營的軌道，實行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面對從事業到企業的體制轉變，期刊界呈現出無所適從、焦慮恐慌。編輯們既要有編輯專業知識，又要懂經營、會管理，這種復合型編輯的職業要求，給傳統期刊編輯的素養帶來極大挑戰。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學科研為中心，教師和編輯相比較而言，編輯往往處于邊緣化位置，無論職稱評定、課題申報，還是學歷進修、信息技術培訓、工資待遇等方面，都難以與教師相提并論。因此，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僅嚴重打擊了期刊編輯工作的積極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到期刊編輯學術素養的提高。一方面，編輯無暇像茅盾、葉圣陶那樣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職業之間從事著跨界的寫作;另一方面，也無法像趙家璧那樣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無奈的是，編輯已經被設定為一個單純的“門類”，已經成為獨立于其他學科之外的所謂“學科”，而諸如文學創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圍之內，即便專業的學術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編輯行當的“伊甸園”，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僅僅是“編輯學”方面的相關學術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編輯在“編輯學”實踐方面的表現如何，似乎早已被摒棄在考核之外。如此一來，編輯在體制內的學術評價體系中日漸邊緣化的情形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從體制來看，編輯邊緣化并不是由編輯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而是體制評判的自然結果;從職業來看，編輯邊緣化也具有其無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職業規訓的必然結果。編輯作為一種職業，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一般說來，期刊編輯在開始從事編輯工作之前，大都接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甚至接受過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而接受過學術訓練者進入不同的行業領域對其未來發展方向的影響是大不一樣的，有些影響甚至截然相反。一個學者進入學術研究機構或者大專院校從事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自然與其進入期刊從事編輯工作會有不同的價值評價標準。從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的評價尺度來看，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體制對其進行評判的重要標準，這樣，他自然就要向著評判標準規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進入論文寫作的實踐，逐漸培育自我在學術論文撰寫方面的能力。長此以往，其論文的寫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斷地得到歷練和提升。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在職稱評審或任職考核時，許多機構在評價期刊編輯時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編輯的文章產生怎樣的學術影響力，而是該編輯撰寫了多少篇學術論文、發表了哪些層級的論文。有學者曾經針對這一現象指出:現行的評價體制導致了人們“將注意力停留在與出版著作的數量和級別等表面層次”上［10］。然而，緣于職業使然，期刊編輯的自我價值重心已經不在于其撰寫了多少篇論文，而在于其編輯了多少篇優秀論文。這種評價機制的錯位不僅使編輯自我的人生價值無法真正得到體現，而且最終導致期刊編輯在體制內的逐漸邊緣化，由此陷入無可掙脫的尷尬境地。多年來，盡管期刊界也呼喚期刊編輯學者化，但真正地踐行這一倡導并取得成功的編輯畢竟為數不多。大多數期刊編輯未能走上編輯學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條背離學者化的道路。這說明，所謂的要做到編輯學者化，其實隱含著某種期刊編輯在學者化道路上的艱辛和艱難。可以說，編輯這一職業體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對學者化存在著對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許多期刊編輯無法成為學者化的編輯。因此，我們要破解期刊編輯自身發展的難題，不能不追溯這一現象產生的本原。

二、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身份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為什么會陷入令人如此尷尬的困境?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來說，與其所從事的期刊編輯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來的自我認同有著直接的關系。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確認。其一，編輯身份決定了期刊編輯具有一雙辨識學術論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這一身份對學術論文的撰寫則沒有必然要求，這就使得期刊編輯的慧眼在愈發明亮的同時，其靈手則在閑置和荒蕪中逐漸失卻了寫作的能力。學術期刊編輯作為期刊的第一道守門人，其職責所系在于從浩如煙海的來稿中遴選出優秀的稿件，然后讓這些優秀稿件進入審稿程序。一般說來，來稿能夠被編輯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編輯部或采用網上投稿系統，或采用電子郵箱，不管采用哪種方式，這些稿件都將直接接受網絡背后的編輯的審視。這自然就需要編輯首先調動自己的那雙“慧眼”來甄別稿件的質量高低，確認稿件的學術價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與否的判斷。實際上，編輯在瀏覽這些稿件時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據標題、引論部分判斷作者要談什么問題，對這個問題又是怎么進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結論部分是否有新的學術見解或突破，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選稿件正是需要編輯練就這樣一雙能夠石中識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緣于編輯這一身份對學者的規訓，相當一部分學者在進入編輯隊伍之后，自認為所謂“編輯”就是修改、剪貼，有術而無學;是“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論。在這些錯誤思想的影響之下，編輯在練就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時逐漸地喪失了“手上功夫”，其結果是編輯成為學術論文的加工者，而編輯自身的價值也大都依賴其所編輯的論文而獲得。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從體制內的評價標準來看，作為責任編輯編發的學術論文所帶來的榮耀并不屬于編輯，而是屬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編輯連分享這一榮耀的機緣都沒有。如此一來，期刊編輯便在體制內陷入了邊緣化的現實困境。如果拋開體制對編輯本體加以追問的話，我們會發現，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編輯似乎就是學術論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飾者。也很少有人會認為編輯通過其加工的學術論文就實現了自我的價值。事實證明，一篇論文產生較大的學術反響，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作者，而沒有人會首先關注編輯。當然，人們首先關注作者也的確在情理之中，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幾個人在首先關注作者之后也會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編輯，這就使得期刊編輯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編輯成了真正的看不見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編輯即便通過其編輯的學術論文來有意識地尋求自我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最終效果也多半會大打折扣。其二，編輯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編輯逐漸養成“字斟句酌”的習慣，甚至養成“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結，這就使得期刊編輯在對學術堅守的同時，其寫作能力逐漸離開實踐層面而在“細枝末節”的“推敲”過程中逐漸退化。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期刊編輯作為名副其實的為他人做嫁衣者始終默默無聞，而在于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做嫁衣時逐漸失去了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加工論文的同時，其職業責任使然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更為關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論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論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議;二是對論文的語言進行精細加工;三是對論文的錯別字、標點符號等進行修正;四是對論文的引文進行核對和訂正。這四個方面的編輯工作，便耗去期刊編輯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力。期刊編輯在對論文進行整體把握時，大都能夠洞察作者提交論文所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設性的建議，甚至有些編輯提出的建議還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論文的論點，直接參與論文的生產過程。至于論文的句子或錯別字等問題，許多作者則沒有切身的體會。實際上，經過編輯加工的諸多論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夠真正體會并感知到編輯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說來，作者關注的是本身這一結果，而很少關注論文在發表之前要經歷不知多少次翻來覆去的編校修改加工，因而對期刊編輯在論文編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碼的了解，至于對隱藏其背后的編輯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實際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詞造句方面已經形成一種語言習慣，甚至有些習慣背離漢語語法規范，而這些問題都需要期刊編輯進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學術論文引用參考文獻時的錯誤，更可謂比比皆是，這些錯誤的更正任務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編輯的身上。根據有關調查顯示，有些學者的引文極不嚴謹，還有些學者隨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現“有引必錯”［11］的尷尬局面。所有這些編輯常規性工作，耗去期刊編輯的許多寶貴時間，自然也就擠壓了其撰寫論文的時間。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編輯便被置于一個永無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瑣的編校過程，而論文寫作所需要一氣呵成的心境則很容易被瑣碎的編輯工作所消解。其三，編輯身份本身還決定了期刊編輯在編輯過程中總是如履薄冰，對論文寫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寫出不成熟的論文被同行與方家恥笑，亦不敢輕易動筆寫作，由此往往錯失在實踐中提升論文寫作能力的良機。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從學術論文寫作的內在規律來看，作者之所以能夠進入寫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掙脫的便是那種羈絆自我情思表達的語言。換言之，作者在進入寫作時是絕少認真打磨文字本身的。這一過程恰如行云流水，盡管會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態勢只能使其一瀉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在此過程中，如果作者停頓下思緒，認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賈島那樣糾結于“推敲”之中，那洋洋灑灑數千上萬言的論文便絕難橫空出世。然而，期刊編輯這一職業所帶來的文字推敲積習卻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論文寫作的“氣勢”，這便從客觀上限制了編輯進入自由寫作場域的可能性。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期刊編輯將其時間大都用在編校加工論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編輯工作本身使他長期陷入這種無限循環往復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礙了期刊編輯邁進寫作自由境地的路徑。嚴格說來，論文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期刊編輯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但這兩種勞動指向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論文寫作來看，寫作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把閃耀在頭腦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來，這就需要作者更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不間斷的實踐而習得的。所謂的“曲不離口”，便是對這個習得能力培養的真實寫照。從期刊編輯來看，編輯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論文的基礎上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精細加工能力，這就需要編輯更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閱讀優秀論文培養出的基本“范式”獲得。所謂的“火眼金睛”，便是對這個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來，編輯這一身份本身便逐漸讓編輯遠離“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終結果自然就是編輯評述起論文來“頭頭是道”，但根據其“頭頭是道”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實踐則顯得勉為其難。長此以往，編輯在疏遠論文寫作的同時，其寫作能力的提升便成為空頭支票。這樣自然便導致期刊編輯循著職業分工逐漸成長為專事論文編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論文寫作的“生產者”。嚴格說來，其實編輯的身份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編輯實踐中不斷建構起來的。編輯身份的建構過程既是一個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共同參與作用的結果，也是一個內在的編輯自我認同和皈依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編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皈依對其影響更大，自然也更加深遠，這也是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最終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突圍路徑

期刊編輯從事編輯工作，在論文的撰寫以及發表方面本來屬于近水樓臺的人，但其結果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學術人生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對如此困境，期刊編輯能否突圍?又應該怎樣突圍?

摘要：采用文獻計量學分析法，對我國以來關于鄉村振興的研究論文，從發文數量、發文作者、發文機構、載文期刊、學科分布和研究主題等方面進行詳盡的分析，揭示了我國鄉村振興研究最具影響力的論文，用詳實的數據展示了我國鄉村振興研究的發展狀況和總體概覽，為相關研究人員提供參考。

關鍵詞：鄉村振興；文獻計量學；鄉村發展；文獻分析

2017年黨的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把農業農村的發展擺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位置進行決策部署，以達到2020—2035年顯著縮小城鄉差距、邁向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僅需要充分認識這一戰略的重大意義，而且需要準確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科學內涵、目標任務及實施路徑，這關系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效率[1]。研究鄉村振興問題，可以向上追溯到鄉村發展、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的有關文獻[2]。自黨的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出現了對鄉村振興的多方面的詮釋，關于鄉村振興的文獻日益豐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見仁見智，形成了一系列的豐碩成果。為了了解我國學者關于鄉村振興研究的全貌，追蹤相關領域研究的總體發展情況及動向，幫助相關學者把握研究的發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獻計量法對“鄉村振興”相關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如每年的發文數量、主要發文期刊、高頻關鍵詞、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機構及最具影響力的論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現我國鄉村振興研究的整體現狀和發展脈絡、研究基礎、當前研究的熱點和發展趨勢，摸清該領域的活躍作者群、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機構及其影響力情況、最具影響力論文的研究內容和方向，以期為從事鄉村振興領域研究的學者提供信息支持和決策參考，也為探索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一定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基礎。

1文獻來源與選擇

本文通過中國知網（CNKI）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獲取研究數據。具體檢索方法是：選擇主題字段，以“鄉村振興”作為檢索詞，選擇來源期刊類型為SCI來源期刊、EI來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來源期刊，以保證論文質量的可靠性。共檢索到2827條檢索結果。排除會議信息、相關報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論文后，共得2795條檢索結果。檢索時間為2019年12月30日。

2統計與分析

2.1論文年代分布。黨中央關于“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關文獻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發文數量迅速增長，分別達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論文屬于2020年優先出版。這一變化表明此戰略目標一經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熱潮，吹響了我國鄉村振興發展的新號令。

一、引言

科技期刊是科技文獻的主要載體，是展示科研成果、聚集前沿信息、傳播學術思想、引領科技發展的重要平臺。科技期刊的發展，對于促進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建設，提升科技文化國際交流的話語權，維護國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會議強調，科技期刊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要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目標，科學編制重點建設期刊目錄，做精做強一批基礎和傳統優勢領域期刊。①中文科技期刊曾是我國科研成果的主陣地，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國科技的重要工作大都首先發表在中文科技期刊。然而，近30年來，盡管中文科技期刊品種數量不斷增長，學術水平穩步提升，品牌特色日益鮮明，但由于外部環境變化以及自身改革創新不足，中文科技期刊的稿源質量下降，發展環境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逐漸滯后于我國科技發展水平，與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的差距還在逐漸拉大。朱作言院士認為，“我國當前的科技創新體系還存在著一個非常突出的短板—科技類學術期刊。因為我國科技期刊數量和質量遠不能滿足科研成果產出的需要，導致大量的本土優秀科學論文‘交錢發出去’又‘付錢買進來’，科研產出的版權歸國外出版商所有，成果的首發權和話語權受制于人。[1]”中文科技期刊發展面臨窘境，還可能會帶來一些影響深遠的問題。梅宏院士認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國家科學發展最快的階段，中華文明史上的相關記載是缺失的”。[2]目前，中文科技期刊是中國科技期刊的主體。據統計顯示，截止到2018年底，中國科技期刊數量為4973種（不含軍隊系統出版的科技期刊），包括中文科技期刊4519種，其中，漢語4477種，少數民族語言42種，英文科技期刊333種。漢語、少數民族語言、英文科技期刊分別占到總數的90.03%、0.84%和6.70%。[3]因此，在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征途上，如何辦好中文科技期刊是科技界、出版界、政府以及全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一項重大課題。為此，本文在梳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困境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中文科技期刊在科學運行機制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管理體制，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及困境

科技期刊是一種發表自然科學及技術的雜志，從內容上來說，主要包括綜合性期刊、學術性期刊、技術性期刊、檢索性期刊、科普性期刊等。由于實踐中各類科技期刊的邊界并不是特別嚴格，本文中的科技期刊是以學術性期刊為主的泛指。關于科技期刊的研究由來已久。特別是建設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標下，科技期刊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有大量的項目、論文以及論壇以此為主題展開。綜合相關的研究成果[1][4][5][6][7][8]，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大體可歸納為內容建設、政策環境、辦刊主體和運營技術四個方面：第一、從內容建設來看，優質稿源不足長期以來是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最大挑戰。優質稿源是科技期刊生命線，然而國內科研工作者的優秀論文投向國外的現象非常普遍，優質稿源流失情況愈演愈烈。祁麗娟、方梅統計了我國優秀的計算機科學與技術類中文科技期刊《計算機學報》《軟件學報》《計算機研究與發展》近20年的論文情況。統計顯示，從發文量來說以2006−2007年為界出現了趨勢的變化，之前的年發文量呈上升趨勢，之后則呈逐年下降趨勢，稿源不足的問題愈發嚴重（見表1）；從第一著作單位來看，來自中國科學院和985高校的論文量從2008年起占比逐漸走低[9]。優質稿源外流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優質稿源匱乏，刊載論文水平下降，甚至許多優秀的中文科技期刊已經陷入“無米下炊”的尷尬局面，而不得不降低發文量，甚至增長刊期[9]。第二、從政策環境來看，評價體系導向使中文科技期刊生存更加艱難。大部分中文科技期刊在認可度上無法與國外期刊相提并論，研究人員需要在更高聲譽的國際主流刊物上發表成果才會被同行認可，因此我國優秀的研究人員很少會將自己的成果發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我國當前的評價體系使得SCI在國內受到過度的膜拜和推崇，成為各種項目、人才乃至機構評價的金標準、指揮棒[9]，加劇了中文科技期刊在優質稿源競爭中的不利地位。第三、從辦刊主體來看，小、散、弱的運營業態嚴重制約了科技期刊的發展。我國科技期刊管理體制比較復雜，具有主管、主辦、出版等多個層面。據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底，我國4973種科技期刊共有1276個主管單位，僅主管一種科技期刊的單位有821個，平均每個單位主管3.9種科技期刊；如果基于第一主辦單位來統計，共有3117個主辦單位，僅主辦1種科技期刊的主辦單位有2401個，每個主辦單位平均擁有1.6種科技期刊；出版期刊大于10種的出版單位32家[3]。從辦刊人力資源來看，41.99%的科技期刊編輯部人數在4-6人，29.66%的人數7-10人；從期刊經營來看，72.45%的科技期刊總收入在100萬元以內[10]。應該說，大多數中文科技期刊市場化程度不高，仍沿用單刊形式的“小作坊”運作，新刊創辦和兼并重組困難重重，難以形成集約經營和規模效益，期刊的整體運營水平和自主良性發展能力難以有效提升。第四、從運營技術來看，網絡化、數字化等新型媒介傳播方式已經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科技期刊的出版形態和服務內涵，全球化、集群化、平臺化運營已成為科技期刊產業發展的趨勢，而我國只有少數科技期刊（群）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數字融合出版與傳播，信息服務質量以及滿足讀者個性化的能力更是遠遠落后于國外同行[5]，與國際主要期刊出版集團的差距在逐漸拉大。從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來看，優質稿源不足，造成了期刊刊載論文水平和期刊影響力下降，而影響力的下降，使得在現有的評價體系下，中文科技期刊在與中國英文期刊和國外優秀期刊爭奪優質稿源的競爭中愈加處于下風，優質稿源更加匱乏。在當前的期刊管理體制下，期刊管理出版部門條塊分割，以單刊形式為主的中文科技期刊無力也沒有可能改變這種每況愈下的競爭局面，而競爭的結果更加固化了中文科技期刊小、散、弱的局面。與此同時，網絡化、數字化等新型媒介傳播方式對辦刊主體提出了規模化、平臺化的網絡產業的新要求。所有的這些問題構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閉環，相關制度體系產生依賴并自我強化，在一定程度上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形成中文科技期刊難以解脫的發展困境①。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分析的中文科技期刊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中國科技期刊。

三、如何理解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困境

從歷史看，把科技期刊作為一個問題的大規模討論始于20世紀初，在文化體制改革的背景下，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開始受到關注和重視。從歷屆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論壇的情況可以看出（見表2），相關的主題大體可以歸結為期刊管理體制改革、如何應對數字化挑戰、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務于科技創新三個方向，相關的改革路徑也相應由此展開。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期刊管理體制的改革屢被熱議又屢次擱淺。201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明確地指出了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轉制的市場化改革方向。但是，決策層和學術界等對學術期刊屬性的認識并不統一[11]，市場化改革進程再次延遲。2014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關于規范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的通知》中提出，通過建立完善學術期刊出版準入制度，以及扶持激勵政策和保障體系，切實推動學術期刊健康有序發展。這就意味著，現階段期刊管理體制改革逐漸讓位并被包含在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務于科技創新的相關議題中。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科技創新，提升包括中文科技期刊在內的中國科技期刊的辦刊能力（包括如何應對數字化挑戰）和影響力，從2006年起，中國科協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等項目陸續實施。同時，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中國出版政府獎”中增設“期刊獎”，將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納入到全國“百強報刊”評審推薦活動中。特別是在2015年，中國科協聯合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關于準確把握科技期刊在學術評價中作用的若干意見》，為科技期刊深化改革和產業發展提供了政策依據。為加快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實進軍世界科技強國的科技與文化基礎，2019年8月5日，中國科協、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科學技術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開啟了新一輪提升科技期刊影響力的征程。該意見從優化學科布局、提升管理水平、提高運營能力、參與國際開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舉措，并已經啟動了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和分領域高質量科技期刊分級目錄試點工作。盡管各項改革措施效果明顯，特別是入選各類項目計劃的科技期刊的辦刊能力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也有理由期待新一輪提升科技期刊影響力的各項改革舉措對科技期刊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但是，科技期刊整體存在的問題非但沒有被消解，反而越來越突出，中國的科技期刊問題已經成為一種影響我國科技健康發展和國際科技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而倍受科技界乃至全社會所廣泛關注。科技期刊與文化出版和科技體制密切相關。沿著改革路徑可以看出，由于文化出版和科技體制分屬不同的行政管理體系，科技期刊的改革被人為割裂。同時，中國的科技期刊問題與科技發展水平具有同步性，隨著我國科研水平的不斷提升，相關問題越來越凸顯，這也說明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沒有很好地與科學的運行機制相融合。因此，有必要從國際視野分析科技期刊在科學運行機制中的功能作用，探討科技期刊業態的演化及其商業模式，進而深入探究中文科技期刊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隨著技術創新與媒體生態變化，三年來媒體融合加速推進，前行至深水區。學術期刊為了破解傳統傳播渠道的“中斷”或“失靈”問題，幾乎全部把數字傳播的權利轉授給了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并嘗試運作“兩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高速列車，實現華麗轉身。然而事與愿違，聚合型的數據庫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搖身一變成了競爭對手，導致孤立的紙本期刊學術傳播中心的地位日趨旁落。大型期刊數據庫不僅壟斷了學術期刊的在線傳輸渠道，更為致命的是引領讀者“去紙質化”的閱讀方式和數據庫下載論文獲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說，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的過程中，舊的瓶頸尚未突破，新的問題又開始纏繞，距深度融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復合型編輯人才缺乏

媒體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態的簡單拼接，而是技術融合、渠道融合、平臺融合、內容融合、經營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調整，新技術的采用、傳播渠道的改進、內容生產方式的創新、傳媒組織形態的升級、傳媒產業鏈條的重構、管理體制與政策的改革都要隨之發生相應的變革。技術融合是整個媒體融合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它們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過程中能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目前傳統學術期刊的人才儲備與技術支持無法滿足媒體融合建設的需求。我國學術期刊的主辦單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學會為主，由“體制內”任命的部分期刊領軍人物，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很好的學術理念，卻缺乏駕馭新媒體業務的技術素養，沒有樹立拓展新媒體業務的基本目標，更沒有規劃新媒體業務的長遠戰略。目前很多學術期刊已通過集成的采編系統實現了審稿、編稿、發稿過程數字化，以及這一流程與PC端和互聯網的融合，但這一流程與移動互聯網的融合卻進展遲緩。其關鍵在于，缺乏新型的復合型編輯人才。老編輯對新融合、專業技能（信息檢索能力、計算機操作能力與多媒介轉換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響了他們對學術新媒體的熱情和探索精神，影響了互聯網思維在學術期刊領域的運用和發展，更制約了行業借助融合業務技能實現對多種媒體的資源整合。

2．媒體融合主導權缺位

我國現有傳統媒體管理制度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形成了以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制度、行業管理制度、屬地管理制度為核心的規制政策。在這種體制下，傳統學術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學術傳媒地位，發揮著主體性作用。“其一，擁有公開出版的刊號，具有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無米之炊’的生存威脅；其二，牢牢把控著學術信息源（專業邊界）和作者資源（學術水準），目前還沒有任何學術新媒體能夠與其分庭抗禮，對其構成挑戰；其三，在現行的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機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號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權力部門與專業評價機構的承認，盡管紙本期刊的傳播功能早已名存實亡，但其‘記錄功能’仍然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5］然而，恰恰是這類媒體，在媒體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無法承擔起媒體融合的主動權。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國家主導的大型公共服務數字出版平臺，表現為具有公益性質的學術期刊沒有公共技術平臺的強力支撐，盲目“嫁接”或重復探索；二是學術期刊的市場主體地位模糊，身份尚為事業單位或改制后只是換塊牌子的“翻盤企業”、改制后依然沒有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傳統媒體，在與新媒體融合過程中必然遭遇體制障礙與規制約束；三是學術期刊分散弱小、技術落后、經濟實力不強，作為媒體融合中的被動者，它們根本沒有實力與能力去主導媒體融合。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是否具有媒體融合的主導權？答案也是否定的。從技術、平臺與資本實力來看，它們有舍我其誰的優勢。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時，我們會察覺到一些悖論的存在。首先，民營力量主導媒體融合，勢必與黨和政府強調的媒體的政治屬性、輿論導向沖突，很難滿足“可控可管”的傳播要求；其次，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雖然在數字傳播方面幾乎取代了紙本傳播，但其在學術信息源、專業編輯權威性、學術共同體關系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因而無法替代學術期刊承擔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再次，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并沒有獲得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還不具備與學術期刊刊號相當的學術傳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眾號與論文在線網站，不過是學術期刊的附庸或補充，暫時不足以動搖學術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與規制缺陷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也給政府的媒體管理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一是多頭管理、權責不一。在互聯網的監管上，工業和信息化部是行業主管部門，公安機關負責打擊利用網絡實施的各種犯罪活動，文化部門對文化產品、文化活動實施監督管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全國網絡出版服務的審批和監督。這種管理體制職能交叉、條塊分割，致使在監管的具體過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兩種現象。比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是把互聯網和手機作為信息產業來定位的。但互聯網和手機既有產業屬性，又有媒體屬性。單純由產業部門管理，很容易造成行業管理和輿論監管的脫節。特別是新聞出版廣電部門實行嚴格的內容監管，而電信部門只管傳輸不管內容，結果因傳輸平臺的不同，就會產生天壤之別的規制差異。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雖然我國在新媒體管理方面已出臺數部法律法規，但總體上立法層級不高、法律效力較低，“一方面，行政機關對現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補充滯后于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該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機關進行聽政活動所參照的法律文件多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定，效力較低，僅限于本部門范圍，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尷尬；且各行政機關在制訂、執行部門規章和行政規定時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執行的沖突”［16］。在學術傳播領域，“雙重管理體制”使傳統媒體在發展新興媒體業務時，遠不如商業新興媒體那樣能夠放開手腳大膽創新，經常是稍有創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約談”、批評。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之下，盡管互聯網與新媒體具有快捷、方便、及時、聚合等優勢，但所在企業仍然拿不到體制所承認的正式刊號，那些僅在網絡平臺或新媒體上發表的論文統統被排除在體制認可的評價之外，這不能不說是體制壁壘與規制政策滯后性的體現。

摘要：

碩士研究生是我國進行科技創新，知識傳播的重要人才，是我國科研隊伍的新生力量，而且很有可能成為未來主力力量，以繁榮我國經濟，科技和文化為歷史使命，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社會大環境的變化，研究生的學術道德問題日益凸顯。本文結合我國高校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學術道德的現狀,論述了碩士研究生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重要性，通過分析我國研究生學術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針對存在的問題，重點從學術制度建設方面進行研究，以求改善研究生學術道德問題。

關鍵詞：

研究生；學術文化建設；措施；學術制度

我國碩士研究生是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礎上的更高層次的專業教育。它以培養對某一領域、某一學科有創造研究能力的專業人才為任務。高校的學術文化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作為學校立足之本的學術文化，直接決定著學校的生存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良好的學術文化，為我國培養出更多專業性人才，創造更多科研成果，對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起著至關重要作用。所以，研究生自身的學術修養和品格狀況以及高校學術文化建設，直接影響著我國高校創新人才，新型學術性人才的培養，關系到國家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

一高校碩士研究生學術道德的現狀

（一）研究生學術道德問題的表現形式

一、對于乾隆御制詩作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對乾隆研究的深入，對其御制詩作的重視程度也日益增強，具體的研究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文獻學的角度對其詩作進行整理出版。這些著作或將其詩作糾集成冊，或以某一特定專題對其御制詩做專門性的輯錄、出版，或對詩歌總集進行刊誤、版本考察。如《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⑥將乾隆所有的詩文進行輯錄，以便查找與研究。選本則有孫丕任、卜維義的《乾隆詩選》⑦，吳景仁的《乾隆薊州詩集》⑧和石光明、董光和等的《乾隆御制文物鑒賞詩》⑨、《乾隆皇帝詠西苑北海御制詩》⑩等。《乾隆詩選》共選錄乾隆御制詩190首，按照寫作年代加以編排，并對所選詩作進行了簡要的注釋和題解，一些字詞和典故也作了詳細的箋注，有助于讀者了解其詩作的概貌；《乾隆御制文物鑒賞詩》將乾隆存世的詠頌古器物詩作選錄成冊，全書分為《詠繪畫》、《詠玉器》、《詠陶瓷》、《詠漆器》、《詠硯》五大類，為讀者提供了可資研究和鑒賞的資料；《乾隆皇帝詠西苑北海御制詩》則是從光緒五年（1879）清廷刻印的《高宗純皇帝御制詩集》中摘錄詠西苑北海詩文639題701首，加上高宗御制《白塔山總記》、《塔山四面記》以及《永安寺古井記》、《御制玉甕歌》一并結集成冊，并附以建筑及景物現狀照片近百幅，便于作者直觀的了解乾隆詠物詩。這一類的論文如《清乾隆皇帝御制南海子詩文輯錄》、《清•乾隆皇帝詠香山靜宜園御制詩》等。對于乾隆詩作版本進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論文，晏愛紅的《乾隆〈樂善堂全集〉版本改定考》對《樂善堂全集》的版本進行了考察。此外還有單嘉玖的《〈御制樂善堂記〉冊頁及其修復》、李人俞的《〈高宗御制詩集〉注釋中的一處錯誤》等。這一類論文很少，都是從細微處入手，或對乾隆詩選的某一版本進行源流考訂，或對其詩選的注釋進行考察。從文獻學角度來看，這一部分研究成果對于乾隆詩作的整理與考訂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第二，從文藝學的角度對乾隆詩作進行評價或研究。這一類別還未出現專門性的著作，只是在學者撰寫的清高宗的傳記中附帶提及。具有代表性的如錢宗范的《乾隆》，其中第九部分以若干具體詩作為例，較為深入地剖析了清高宗御制詩的藝術水平和歷史價值。在思想內容上，他認為：“乾隆的多數詩歌，是緊緊結合了他的政治活動而寫的，不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現實主義的色彩。”周遠廉的《帝大傳》中第十三章第一節也簡要論及了乾隆詩作，他認為：“總的來看，乾隆帝之詩，很多是紀實之作，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內容和深刻的政治含義，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見，或為爭取漢族名流學者，或臧否人物評論史事，從政治、歷史的角度看，還是頗有價值的。”孫文良、張杰、鄭川水所著《乾隆帝》第八章第一節中說：“乾隆留下的詩，技巧雖不足稱道，內容卻很珍貴”，“簡言之，乾隆的詩是他一生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實錄，在他執政期間清帝國所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從詩中看到”，“水災之重，人民苦難之深付筆端，使人們對‘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補正史之不足。”郭成康在《乾隆正傳》一書中也稱論乾隆詩作“不暇錘煉，以整體上來看，被后人評為‘格調不高，佳作不多’”，“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審視，這些近于苛刻的評論也許并不錯，但乾隆數以萬計的詩章中也時見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皇帝獻給孝賢皇后的上百首詩，堪稱最見真情的上乘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詩的價值在它的紀實性，古人有言‘詩以證史’，數以萬計的‘御制詩’彌補了《清高宗實錄》的不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可以說是18世紀中國的一部詩史。”由此可見，乾隆詩作雖已引起學者的注意，但相對文學性而言，它的歷史價值受到的關注更多，大家對其詩作的評價大多集中在史學意義的闡述上。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并不多，現有的論文或探討其詩作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等，或通過詩歌來探討乾隆某一時期或者某一方面的心態。典型的如戴逸的《我國最多產的一位詩人———乾隆帝》，該文第一次全面論述了清高宗御制詩的得與失，歸納其詩風為：“不拘格律，不事雕琢”、“不主張立異，不使用綺詞麗句”，“他的詩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學氣味，絕沒有兒女情、脂粉氣”。作者在深入解析、研究御制詩基礎上，從歷史的視角發掘出了各類御制詩的價值，并且認為“乾隆的詩，歷史的價值大大超過了藝術價值。”。劉慶宇的《試論乾隆少年時代的佛教觀—————以〈樂善堂全集〉為中心》從《樂善堂全集》詩文的解讀中對乾隆少年時代的佛教觀進行了分析。而傅東光的《御筆〈林下戲題卷〉與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則從乾隆御筆《林下戲題卷》入手，籍乾隆不同時期所作的6首《林下》詩，探索其晚年歸政過程中內心世界不斷變遷的發展軌跡。錢宗范的《乾隆詩歌探析》，史禮心的《“十全老人”“十全”詩———清高宗乾隆的詩歌創作》、曹東方的《乾隆詩簡論》等都從內容與藝術特色兩個方面對乾隆詩作進行了分析；孫繼心的《從避暑山莊的三塊詩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緒》、段鐘嶸的《從山莊詩文看乾隆對儒道佛的態度》、江瀅河的《乾隆御制詩中的西畫觀》等都通過對其詩作的分析探討乾隆的心態。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對于乾隆詩作進行簡單賞析的文章，如劉寶琴的《乾隆避暑山莊詩注釋》、恩淑玲的《乾隆皇帝詠五臺詩注釋》等，承德師專避暑山莊詩選注小組也進行了一系列的乾隆詩作的選注。近年來，還有一些碩士、博士論文對乾隆詩作進行了專題的研究，如崔巖青的《清高宗御制紀事詠史詩研究》從史學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紀事詠史詩的史學價值、史學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清高宗的歷史觀、史學意識與成就。劉冬的《清高宗御制水利詩與乾隆治水》從乾隆御制的水利詩入手，對乾隆年間的水害，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水措施進行了考察。章采烈《論乾隆御制〈四庫全書〉詩的史料價值》對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嘉慶二年（1797）期間所寫的107首關于《四庫全書》編纂的詩歌進行了分類，認為詩作客觀而真實地記載了《四庫全書》纂修的全過程，是其他史料的補充。可以說，這些論文皆傾向于將乾隆詩作與史實相結合來進行考察，論文的側重點在史，而不是詩。

第三，從文化學的角度對于乾隆詩作進行考察。如郭黛姮的《乾隆御品圓明園》通過乾隆的詩詞，結合圓明園所構建的實體，闡述了園林特點，以及圓明園發展、變化緣由等，這屬于建筑文化方面的探討。蔡鎮楚、施兆鵬的《乾隆皇帝茶詩與中國茶文化》則是從《御制詩集》中收錄的近200首茶詩說起，縱論博大精深的中國茶文化,認為其茶詩開拓了中國茶詩與茶學研究的文化視野,這些詩作亦是詩文化與茶文化結合的產物,是中國文人飲茶之習的生活情趣和審美理想的詩化,是中國茶文化美學的藝術結晶與重要載體。諸如此類的文章還有鞏志的《清朝乾隆皇帝詩贊建茶》、童光俠的《乾隆皇帝的陶瓷詩》、楊平的《乾隆御制詩文與圓明園植物特色》等。然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僅僅限于文化層面上的考慮，與其詩學思想的探討也并沒有關系。

二、對于乾隆御選書籍的研究

乾隆曾親自為一些書籍撰寫序言，表達對文學的觀點，如《御選唐宋文醇序》、《新刻稽古齋文集序》等等。學者們對于這一方面的研究如下：第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等文獻的研究。如郭伯恭的《四庫全書纂修考》輱訛輨中第一章探求纂修四庫全書的目的，其中就乾隆的編書動機做了一番分析，“高宗詔訪遺書，編纂《四庫》，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作者從政治角度對乾隆的編書目的進行考察；而陳曉華的《〈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也有涉及乾隆的內容，如第四章《學術與政治之間》中將乾隆朝的政治與當時的學術相聯系，對當時一系列的文學現象進行了解讀，但對乾隆的文學思想卻沒有過多的闡述；再如司馬朝軍的《〈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其中第四章《清高宗與〈四庫全書〉》中，引用了大量乾隆帝頒布的詔令來論證其編纂思想，“《總目》的綱目出自欽定，帝王著作編列出自欽定，體例出自欽定，去取出自欽定，存目根據欽定”，行文中大量引用了乾隆帝的詔令，但作者著力于編纂過程，沒有過多論及乾隆的文學思想。研究論文也大多著力于分析乾隆與《四庫全書》編纂之間存在的政治因素，如張小芹的《〈四庫全書〉乾隆諭旨中的“不收、改、刪、銷毀”等問題評議》，作者從乾隆在《四庫全書》編修過程中下達的二十五道諭旨入手，將它們分為“不收”書籍的諭旨、關于改與刪書籍的諭旨、關于銷毀書籍的諭旨，從而對于乾隆在編纂過程中所體現的政治傾向做出梳理；此外如黨為的《清高宗四庫全書諭旨內史學與正統觀研究》、張明海《談編纂〈四庫全書〉的目的及其時代特征》等亦從這一角度進行闡述。王作華的碩士論文《乾隆皇帝與〈四庫全書〉的纂修》中第四章論述了乾隆學術思想以及滿清皇族思想對《四庫全書》的影響。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對于《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等的考察，通過對編纂過程以及刪訂標準的考察來解讀乾隆的編書思想。第二，對其他御選書籍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于《四庫全書》的系列研究來說要分散得多，但其中也不乏對其文學思想進行探討的文章。典型的如莫礪鋒的《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輰訛輩，作者認為《唐宋詩醇》的編選體現了乾隆的編選宗旨———尊唐與尊杜，詩集特別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對涉及民族斗爭的內容相當敏感。

1期刊國際化與期刊面向世界發展

為了破解這一尷尬局面，也為了應對加入WTO后國際出版大鱷對我國科技期刊資源的蠶食，更重要的出于科技強國的整體構想，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提出了科技期刊國際化的概念，就是讓科技期刊走向世界，參與國際期刊競爭，爭取和強化我國在國際科技期刊領域的話語權。這既是提升中國科技期刊影響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國期刊市場從生存與發展兩個層面應對國際化形勢和沖擊的戰略選擇。為從國家層面上推進科技期刊國際化，國家出臺了《關于加快我國新聞出版業走出去的若干意見》(2012年)等一系列鼓勵扶持政策并在資源配置等方面實行傾斜，分量最重的是2013年中國科協攜手五部委聯合啟動“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通過“以獎促建”的方式，重點支持一批學術質量較高、國際影響力較大的英文科技期刊，著力提升學術質量和國際影響力;同時爭取每年創辦8～10種代表我國前沿學科和優勢學科，或能填補國內英文科技期刊學科空白的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這是國內迄今為止對英文科技期刊資助力度最大、目標國際化程度最高、影響力最深遠的專項支持項目。2013年11月，《科學通報(英文版)》等66種期刊和《摩擦(英文版)》等8種擬創辦期刊、2種備選擬創辦期刊共76種英文科技期刊被納入計劃范圍，資助總金額達到9100萬元人民幣。期刊國際化對山東農業科技期刊來說似乎遙不可及，但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科技期刊國際化并不是要求所有科技期刊都達到國際化的程度，而是強調辦刊國際化的方向和學習借鑒國外優秀期刊辦刊模式、從辦刊理念到辦刊能力國際化的過程;通過對科技期刊形式、內容和經營方式等方面進行必要的技術、管理和制度創新，在立足國內市場和本土語言，適應我國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和科技發展需要的同時，增加國際化元素，進一步提升我國科技期刊的核心競爭力和學術影響力。從這個角度講，期刊面向世界發展應該也必須是山東農業科技期刊追求的目標。

2重點扶持，打造精品科技期刊

為提升中國科技期刊的整體水平，科技部自2000年以來，先后立項進行了“中國精品科技期刊戰略研究”和“中國精品科技期刊服務與保障系統”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打造精品科技期刊的概念。2005年制定了精品科技期刊遴選指標體系，出臺“精品科技期刊戰略實施方案”，對入選期刊分類分級提供經費資助，并給予以政策支持為主的多方位扶持。2008年公布了第一批300種中國精品科技期刊和23種國際化精品科技期刊名單。2011年進行了第二次評價。在此基礎上，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2012年推出“領跑者5000—中國精品科技期刊頂尖學術論文平臺”(簡稱F5000)，從300余種“中國精品科技期刊”中遴選出各學科影響力較高的5000篇科技論文，面向公眾開發，擴大論文影響和利用深度，同時平臺將與國際和國內重要檢索系統鏈接，向世界推介我國的優秀科研成果，增強我國的學術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中國科協2006年啟動“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項目”，設立了培育國際知名期刊、培育國內領銜期刊、培育精品后備期刊項目。此后每三年為一個實施周期，陸續設立精品科技期刊示范、期刊學術質量提升、期刊出版質量提升、期刊出版人才培育、期刊數字出版建設、期刊資源集約建設等項目。至2011年，共有454種(次)期刊成為精品科技期刊示范項目，資助總額為4840萬元。中國科協網特設立“精品期刊工程項目”欄目，每月將從科技期刊示范項目各選擇一篇代表性論文刊登，進行廣泛交流。“精品科技期刊戰略實施方案”規定對項目支持的期刊要從期刊已有的基礎和學科優勢、期刊的規模和集約化效應、期刊的國際化要素、主辦單位條件和編輯人員素質四個方面進行考查，尤其強調“編輯的業務素質在提高期刊聲譽中起主導作用，主編的魅力和責任感是辦好科技期刊的關鍵條件，嚴謹的審稿機制、編委的學術地位是期刊學術水平的前提”。“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項目”也要求受資助期刊應圍繞加強期刊優秀選題組稿、提升高影響力論文比率、加強審稿專家隊伍建設、實施優秀論文獎勵政策、加強期刊編委隊伍建設等八個方向實現重點突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精品科技期刊戰略”實質上是對學術期刊社會公益屬性的認可，表明在轉企改制的背景下國家已有政策、基金和資金作為扶持。一般而言，在國家出臺科技、農業相關扶持政策后，地方政府也會制定相應配套措施。科技期刊大省陜西到2012年已舉辦了兩屆精品科技期刊的評選和獎勵。這無疑給山東科技期刊以遐想和期待，但任何扶持都是有標準和條件的，其中學術質量是科技期刊永恒的主題。

3優化期刊結構和資源配置，實現集約化發展

集約化經營首先是應對期刊國際化競爭的必然選擇。為提高市場競爭力，各主要國際性出版商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通過期刊兼并、新刊創辦等手段進行資源整合，實施期刊集群化經營戰略，以實現最大限度占據市場份額之目的。國際最大期刊出版商愛思唯爾于1947年創辦第一份期刊，直到1970年其期刊數量也不超過10種，但此后通過不斷的兼并整合，目前已擁有2500余種期刊，每年發表在國外期刊的中國科技論文中超過26%發表在愛思唯爾學術期刊上，中國科研工作者每年下載的外文科技論文中，有59%來自愛思唯爾的科技與醫學全文數據庫ScienceDirect(SD)。自然出版集團截至2011年共出版期刊102種，其中自辦期刊40種，聯合出版期刊62種，其核心期刊《Nature》發表過16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論文，僅2011年中國在《自然》系列期刊上225篇，比2010年的152篇有明顯增長，與2000年的12篇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這些著名的出版集團能吸引包括我國在內的優秀科學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們世界公認的學術影響力。2011年的《期刊引用報告》(JCR)顯示，近700種愛思唯爾期刊(約占其總數的40%)名列JCR學科分類的前10名，其中188種期刊名列前3名，13種位列第一;《柳葉刀》系列雜志的影響因子最高，從33．633上升到了38．278，《細胞》的影響因子則穩定在32．403。自然出版集團自辦40種期刊中，2009年的影響因子超過20．000的期刊有14種，超過15．000的期刊達到19種，2012年最新的JCR排名中，有14個排名同類期刊第一;《Nature》的影響因子達到36．280。在綜合類科技期刊中連續5年位居第一。如此卓然不凡自然云合景從，由此不僅可以吸引世界頂級的科研成果，而且可以迅速提高研究者的國際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力。當然，從300多年的科技期刊發展歷程和當今世界范圍來看，集約化并非提高科技期刊競爭力的唯一途徑，出版100種以上期刊的出版機構非常少，即使在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這樣的大出版集團也屈指可數。但科技期刊的集約化、規模化效應卻顯而易見，也是科技創新所必須的，究其原因，在于學術資源和物質資源的綜合利用與配置，學術受眾鏈的有效接續和學術的衍生開發，期刊的整體經營與學術成果的系統推廣，不同期刊的強勢互補。愛思唯爾出版公司有7300多名期刊編輯、200000名審稿人監控期刊的內容和學術方向，并負責同行評審過程的運行，在保證審稿質量的同時，密切關注新興和交叉學科的發展，進行周密的市場調查，根據學科發展的趨勢和熱點適時創辦新的刊物。以干細胞研究為例，文獻計量學研究顯示該領域論文產出近10年快速增長，這從統計學角度印證了該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愛思唯爾下屬的細胞出版社抓住了干細胞領域研究大發展的時機，在2001～2007年創辦《MolecularCell》、《DevelopmentalCell》、《CellMetabolism》、《CellStemCell》等系列雜志，并在該領域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樣，自然出版集團影響因子超過15．000的19種自辦期刊中有15種創刊于2000年后，其中14種與生物醫學研究領域密切相關。僅通過對學科發展前瞻性的判斷力，集約化經營的人力資源優勢即可見一斑;兩大集團在期刊出版方面的專業化、品牌影響力、先進的網絡化數字化平臺、集團化的運營和營銷等因素都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從經濟角度看，集約化的核心內涵就是靠規模經濟實現高效管理，從而節約成本，并實現整體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愛思唯爾在2011年收入為61億英鎊且年均增長14%，利潤率高達37%，80%的收入來源于科技期刊。集約化、規模化發展帶來的這種“名利雙收”令我國科技期刊界嘆為觀止，從國家層面看，不啻為一劑破解報刊業“小、散、淺”的結構性弊端、增強報刊出版傳播能力的濟世良方。作為第一批中央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和國內第一家工商注冊的“中國”字頭出版集團公司，2003年6月成立的中國科學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標志著中國科技期刊拉開了集群化發展的序幕。截至2012年8月，該公司匯聚了260多種專業科技期刊，每年出版科技論文3萬余篇，從期刊數量看，位居國內之首，全球第十;中華醫學會主辦的期刊已達126種，形成了國內外醫藥衛生界數量最大的期刊系列;高等教育出版社Frontiers系列期刊雖然起步較晚，但目前系列期刊已合計達到24種。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期刊集群”或“期刊聯盟”目前多停留在“規模化”和“市場資源”的層面上，距“集約化”尚甚遠。期刊集約化經營首先要解決的是分散，更重要的是從粗放增長轉向強化內涵。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在這方面令人稱道，重組后的11種科技期刊近年來影響因子屢創新高，期刊的論文質量及學術影響力發生了質的變化，5個英文期刊全部被SCI收錄，已初步形成生命科學領域的高端集群。沈陽農業大學2009年將原分散于各學科的6種期刊集中在學校出版部統一管理，管理上實行“五權統一”，即主編聘任權、編制調配權、職稱評聘權、財務管理權、年檢審驗權集中在學校出版部;辦刊上實行“五好建設”，即“好品牌、好管理、好隊伍、好渠道、好效益”的期刊評價體系;經營上實行“五位一體”，發行部、廣告部、網絡部、開發部、會展部共同組建沈陽新農傳媒公司。經過4年的運營，不但期刊影響力普遍顯著提高，2012年期刊經營收入達到2000萬元。

4大力推進數字出版和期刊網絡集成平臺建設

既有的版權保護體系基于傳統媒體環境而建立，學術期刊與新興媒體的融合使現有學術期刊傳播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之，該體系也呈現出較大的不適應性，出現了諸多困境，表現較為突出。

1.法律難以跟上新媒體發展節拍

學術期刊沒有作者許可是否可以網絡使用存量論文。“先授權后使用”是版權使用的通常法則。依此，學術期刊網絡使用論文除法定例外必須獲得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授權。然而，廣大學術期刊對歷史上的大量存量論文，尤其是互聯網還沒有興起時登載的論文，并沒得到這樣的授權。這意味著從法律意義上講，學術期刊們是無法直接網絡使用這些存量論文的，除非他們一個個找到作者，拿到授權，但這又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學術期刊與新興媒體融合是大勢，但若不能很順暢地利用這部分存量作品，融媒進程自會大大受阻。學術期刊是否有“孤兒作品”的網絡使用權。或者因為作者離世且無繼承人，或者因為版權管理信息不全而無法找到作者，或者其他原因沒有作者，等等，使得很多學術期刊掌握大量的“孤兒”或“無主”作品，對于這些作品是否能網絡使用，目前得不到相關法律支持。學術期刊通過“用稿聲明”方式獲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律效力問題。目前大部分學術期刊通過“用稿聲明”或“投稿聲明”方式來獲取作者的信息網絡使用權，諸如“凡經本刊采用的稿件，即視為作者同意授權本刊對其圖文作品形式網絡傳播再使用的權利”。對于這種獲權方式的合法性，學術界有不同聲音，司法實踐也未給予實質性支持。[4]經過作者許可的網絡使用是否不需要學術期刊的授權？依照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定，論文信息網絡傳播權在作者手里，為此，一些網絡媒體時常只獲得了作者的許可便轉載使用已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這樣的網絡使用對學術期刊的利益損害很大，最直接的影響當然是發行，此外也是對學術期刊論文生產投入的否定。學術論文的最終成稿出版，并非僅僅是作者的勞動成果，外審專家的評審，編輯的選稿、審稿和與作者的反復討論，校對的審校，等等，學術期刊投入了很多，網絡轉載時不經過學術期刊的許可，這意味著這種投入是“為他人作了嫁衣”“被打了水漂”，是一種不公正的對待，也會嚴重挫傷學術期刊的積極性。現有“合理使用”給融媒環境中學術期刊合法利益帶來潛在風險。如果微信或微博用戶個體在朋友圈或微博空間里以學習、研究或欣賞的目的將學術期刊的論文進行上傳或轉發，那么這樣的作品使用是否適用“合理使用”？依照傳統環境來看，這樣的作品使用屬于我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合理使用”。但在融媒環境中，若也簡單將其適用，就有可能對學術期刊合法利益帶來較大的損害。因為假如用戶是網絡大V，那么這樣的上傳或轉發就可能帶來很大的論文點擊量和轉發頻次，這自然會沖擊到學術期刊的發行量，損害學術期刊和作者的利益。

2.學術期刊版權素養整體偏低

2010年9月《傳媒》雜志曾經展開過“中國媒體人版權素養調查”，數據表明，與其他媒體人相比，期刊人的版權素養最低，只有18%的期刊人經過版權培訓，3%的期刊社有自己的法律顧問。[5]其中的學術期刊也不樂觀。2014年和2017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分別認定了兩批學術期刊名單，第一批為5756種，第二批為693種。這些學術期刊大部分處于“小弱散”的狀況：幾名編輯，有時會有一兩個編務和一兩名經營人員，加上社長總編，大致10人左右規模；經營收入大多是勉以度日或靠體外輸血；至今沒有一家叫得響的學術期刊出版集團，期刊之間的合作交流也很少。此外，這些學術期刊的體制機制時常較為保守，大量依然是事業單位，一些已轉為企業的也僅僅是“翻牌公司”。總的來說，學術期刊現有的狀態很不利于學術期刊版權素養的提升。一方面，沒有能力在版權領域做過多的投入，如設置版權管理部門、整理作品版權信息、展開維權保護、讓員工接受版權培訓，等等；另一方面，也缺少動力，體制的庇護和資源的紅利雖不能使日子“紅紅火火”但也能“旱澇保收”，版權保護所帶來的增利很難內化為一種激勵。

3.版權的授權和評估環節不暢

版權的保護與利用相輔相成，合理的版權保護有助于版權利用的順利進行，順暢的版權利用能促使版權得到更好的保護。現今融媒環境中學術期刊的版權利用不是太暢通，突出表現在版權的授權組織不發達和價值難評估兩方面。融媒環境中如何將學術期刊版權的三大利益方——作者、學術期刊和新媒體用戶聯系起來，這需要較為發達的版權授權中介組織。當前，與學術期刊版權相關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雖成立時間較早，但依然處于職能較弱、權限不大、規模較小、市場化程度不高的階段，學術期刊版權授權時較少會想到借助它的力量。版權作為無形資產，如何評估其價值，這本身就是傳統難題。一篇學術論文究竟價值幾何，慣例評估做法，一是國家法定規定，如《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的千字稿酬標準；二是合同約定，當事人互相約定價格。然而，現有法定規定針對傳統紙質環境中而形成，融媒環境中是否適用沒有法律支撐，也時常得不到相關當事人的認可，如論文的市場表現數據，如點擊率和轉載率的造假問題，便容易使作者或學術期刊質疑所獲得的版權報償。合同簽訂習慣的未養成，如很少有學術期刊與作者簽訂書面的授權協議，以及新環境中版權價格的很難達成等客觀因素導致的合同簽訂率不高，也使得借助合同約定來評估版權價格的這一方式不能有效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