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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越性批判”是當代日本學者柄谷行人通過比較康德與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關于馬克思方法論的新認識。跨越性批判在延續學界關于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質認識基礎上，強調這種辯證批判的動態性和立場的傳統性。從跨越性批判方法論視角來看，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確立的以“文化自信”為根本出發點、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主要方法的傳統文化觀，不僅傳承了“批判繼承”傳統文化觀中的辯證法精神，同時通過對批判立場的轉換回應了時代“破四舊”有批判而無繼承的實踐困境，開創了文化領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和新進展。

［關鍵詞］

傳統文化觀;馬克思方法論;跨越性批判;批判繼承;文化自信

當代日本學者柄谷行人通過對康德與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較發現，馬克思自稱為辯證法的學術批判方法，其實質是在不同話語體系之間轉換的動態性“跨越性批判”。從跨越性批判這一方法論視角審視傳統文化觀，我們可以發現的傳統文化觀既是對“批判繼承”原則之合理性內核的理論傳承;同時，又通過對“中國夢”的歷史銜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確認，實現了批判繼承的立場轉換，從而回答了時代“破四舊”有批判而無繼承之實踐困境的學理原因，實現了傳統文化觀的理論創新。

一、從破到立:中國傳統文化地位的百年巨變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帝國列強的侵擾。為擺脫中國近代落后屈辱的現狀，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從而使中華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國人遍尋救國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復興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經歷了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歷史包袱到時期的“四舊”，最后回歸中華民族的根與魂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變。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階段。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有著西學背景的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陣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武器，拉開了旨在“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迅速推開，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啟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中體西用”實踐失敗的現實刺激，更有經嚴復結合中國現實需求而轉述的達爾文進化論思潮的學理支撐。在進化論的思維范式下，空間意義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讀為時間維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國的沒落也由此被用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過時性。反過來，中國傳統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社會的沉重歷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歷史阻擋力量。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內容的孔孟儒學則首當其沖被作為批判的對象。基于此，留日歸來的吳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盛行的口號和標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學主張孝為仁之本、百善孝為先，新文化運動自然也將批判孝道、鼓勵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為改造舊社會、重塑國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為了對抗文化傳承的歷史慣性，胡適等人還曾提出廢除漢語等全盤西化計劃。實際上，為了深入批判“三綱”、舊禮教，魯迅、吳虞等人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禮教吃人”說。但此說并非新文化運動首創，早在乾隆年間，早期啟蒙思想家、漢學家戴震即有理學“以理殺人”之說。［1］然而，李贄、戴震等人對儒學的批判是從儒學真偽或從儒學道統與政統的區分層面來進行的內部批判。這種批判雖然不乏思想啟蒙意義，但其宗旨還在于維護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儒學道統。一旦把對儒學的批判納入進化論框架，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上只剩下存廢與否的零和選擇。現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這一批判的深層邏輯，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力圖通過將中、西、印三種文化視作空間并存、各有優劣的文化來論證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承續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圖存的現實面前，傳統文化的艱難呵護不僅顯得不合時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無謂掙扎。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新儒家的原因吧，畢竟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也在“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的糾結中自沉湖底。正如嚴復譯作《天演論》是基于愛國主義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滋養，新文化運動的諸多先鋒也面臨著成長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沖突與邏輯困境。十月革命傳來的馬克思主義讓企盼中國走向新生的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與文化自尊有機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文化階段論同時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傳統文化歷史價值的實存性提供了理論論證;另一方面，馬克思的辯證法方法論對文化相對獨立性的認肯，也為批判傳統文化糟粕的同時，繼承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發，提出辯證看待、批判繼承的傳統文化觀。然而，建國后在強調階級斗爭的特殊年代，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批判繼承”在實踐中淪為有批判無繼承的全面“破四舊”運動。文化的時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觀標識，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對象。不難想象，孔孟儒學、乃至孔府、孔廟本身在時期會有什么命運。改革開放后，面對長達八十余年的反傳統運動所造成的傳統文化斷裂，學界和社會開始重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一時間，詮釋傳統文化和中國精神蔚為壯觀，并與新一輪的譯介西學思潮頡頏并存。然而，真正系統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具體提出傳統文化現代化方法的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建立“文化自信”，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傳統文化古為今用的傳統文化觀。由此，完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變。

二、批判繼承:傳統文化觀困境的方法論分析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就提出對中國傳統文化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進行批判地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2］此后，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辯證看待并批判繼承傳統文化都是對傳統文化一以貫之的態度，并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成為指導包括當下在內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然而，讓人不解的是，何以在同樣堅持“批判繼承”原則的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會走向“厚今薄古”、“越是精華越要批判”的極端境地，以至于在實踐中淪為形而上學的有批判無繼承、只否定不肯定。最終一場波及全國的“破四舊”運動給中國傳統文化瑰寶造成了極大的沖擊，讓在曲阜座談會上無法忘卻對傳統文化的戕害。今天，我們要汲取歷史教訓，以便更好的保護和傳承作為中華民族根與魂的傳統文化，就不能簡單將“批判繼承”這一理論的辯證法實質與實踐的形而上學矛盾歸因為當時的“左”的思潮等外在因素，而應該從方法論層面分析傳統文化觀困境的內在學理原因。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繼續堅持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原則，并推動傳統文化觀的理論創新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具體而言，“批判繼承”傳統文化觀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原因和內容:首先，從繼承歷史文化的必要性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需要和民族自信心的培養都需要了解和利用自身歷史文化。正如恩格斯警告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并不總是掌握的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論并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3］124從革命的實踐中認識到，那些只知照搬馬克思主義而不懂中國歷史現實的教條主義者和民族虛無主義者，很容易“在這個偉大斗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4］602因此，“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4］635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民族在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上不斷試錯之后被選擇的。因此，絕不能忘記自己的祖宗、歷史，“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只有從自身歷史文化出發，使馬克思主義體現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才能真正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從繼承傳統文化的原則方法來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決定了對待傳統文化既要辯證看待，又要批判繼承。一方面，特定階段的意識形態是與當時的經濟社會基礎相適應的。說，古代文化遺產是古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因此，傳統文化有其自身的歷史合理性，我們應該尊重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另一方面，這種尊重并非頌古非今，而是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因此，需要按照“人民性”這個標準來甄別傳統文化的糟粕與精華并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礎上，按照新的時代需要進行改造以達到推陳出新，成為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綜合以上兩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對待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原則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又體現了辯證法精神。那么是哪里出了問題，導致本為辯證對待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原則在實踐中滑向形而上學式的單向批判?正如蘇格拉底在《會飲篇》中所說，哲學不是靜止的東西，而是在兩個不可調和的領域之間捕捉到的，哲學通過永恒的奮力追求在張力中畫出自己的人生。［5］在西方文化語境中，辯證法淵源有自。它不是從固有的立場對對象一分為二的解讀，相反更像是一個“無知者”從對立雙方的互相批判中獲得自身的立場和觀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也曾舉例說明:1845年“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愿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后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3］63因此，當我們從中國式“一分為二”去解讀馬克思的辯證法時，固然也反映了辯證法強調既否定又肯定這一特質，卻忽略了西方語境中辯證法的動態立場。一旦我們以掌握了的馬克思主義為立場和批判標準，運用唯物史觀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從邏輯上自然會得出如下結論:“研究文化遺產，總結古代文化發展中的規律性問題，對于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作用不大。因為它們無非是封建社會文化的規律，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不適用或者不能直接適用于社會主義文化。”［6］既然我們對規律有了正確的認知，傳統文化就只剩下充當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素材佐證價值，而且往往是作為反面典型來使用的。令人唏噓的是北京故宮和主張“抽象繼承”傳統文化的馮友蘭就是作為反面教材才被“保護”下來的。實際上，拋開批判繼承的立場固定缺陷，單從情感心理學和文化接受學的角度來看，“批判地繼承”將批判作為邏輯在先，也無形中使繼承蒙上了心理陰影。中國傳統文化“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詮釋模式之所以長盛不衰，就在于它通過“舊瓶裝新酒”實現了文化的自然過渡或嫁接，不至于產生“橘生北國則為枳”的尷尬。當然，對待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原則在特殊時期的偏差并不意味著原則本身不再有效，它只是說明該原則尚存在走向流弊的學理漏洞。因此，還需要后來者進一步通過深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理解來補充完善，而這本身也正是“批判繼承”的題中應有之意。

三、文化自信:傳統文化觀的理論傳承與創新

文明的失序，總是從最細微處開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嘗不是如此?［7］經歷將近一個世紀的反傳統運動，中華傳統文化日漸式微甚至斷裂，不僅造成鄉愁和精神家園無處依頓，而且使道德虛無主義在在市場經濟大潮的利益驅使下甚囂塵上。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歷代領導人都非常重視道德建設，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建設方案和具體規范，然而中國社科院的《社會心態藍皮書》顯示中國社會總體信任指標進一步下降，甚至低于60分的“及格線”的調查結論卻讓人們不得不面對道德建設的實施力度和社會道德水平現狀呈現極大反差的尷尬現實。古人云:禮失而求諸野。要重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不能過分依賴理論的推演和輿論的宣傳。正如恩格斯在總結西方思想啟蒙進程中傳統與新興意識形態的關系時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3］118只有將新時期所需要的道德風尚深深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真正使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深契人心并發揮實質性的規范作用。基于此，在黨的十八大后專程到山東曲阜參觀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具有標志意義的孔府，開宗明義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勢利導，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揮積極作用。［8］更在其后的論述中強調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堅持文化自信是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前提，并具體指出繼承傳統的方法路徑———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意味著不僅自覺傳承對待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原則，同時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深刻把握文化建設規律的基礎上，實現了傳統文化觀的理論創新。今天，我們要自覺承擔交代的“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任務，就必須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再認識，才能真正深入的理解傳統文化觀的科學內涵和時代創新，從而真正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發展，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長期以來，學界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以黑格爾為參照來完成的。這種以黑解馬的解讀模式不僅為區別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而強化了經濟決定論傾向，同時，將黑格爾與馬克思對立，容易讓人們誤認為馬克思是從固有的唯物史觀立場對黑格爾思想進行既否定又肯定的辯證批判，卻忘了馬克思用以批判的立場本身也是批判的產物。沿著這一邏輯，當我們順利到達馬克思主義之岸后，過河拆橋，黑格爾思想乃至其他學理資源自然沒有任何繼承的必要，甚至連批判也顯得浪費時間。對此，恩格斯曾專門提醒，“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3］126也就是說，對于那些在“歷史斗爭的進程中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的規律則需要從批判對象或具體的實踐中去尋找，“否則把理論應用于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122日本學者柄谷行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通過對康德和馬克思學術研究方法的比較發現，類似于康德在理性主義和經驗論之間不斷位移中形成康德的理性批判體系，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和論述同樣產生于不斷移動于不同話語體系所產生的強烈的視差，柄谷行人把這種批判命名為“跨越性批判”。［9］柄谷行人對馬克思方法論的跨越性批判解讀，強調了馬克思的思想批判既不是基于某種安定的第三種立場對其他各種思想的分別批判，也不是對對立雙方觀點各取所需式簡單綜合;而是在后思想的接受中對前思想形成批判，同時用批判過了的前思想對后接受思想進行再批判。這也是為什么馬克思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其實質就在于馬克思不僅是學成的，而且是學無止境的。從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論來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文化的建設自然不可能是歷史虛無的全新建構，也不是無批判的歷史復古。而是在傳承的基礎上按照時代精神進行批判，這里的批判不是為了彰顯新文化的先進性，而是在批判中完成新文化，也即所講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核心則在于“沒有傳承就沒有創新”。這種傳承在先的傳統文化觀就從根本上承認了傳統文化的不可或缺性，從學理上推翻了新文化運動和期間之所以反傳統的邏輯前提。黑格爾曾經在《歷史哲學》中指出:“世界歷史自身本質上是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的辯證法。”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引領世界歷史，就在于其優秀的國家精神、文化傳統。馬克思也曾在比較近代中印兩國面臨西方殖民入侵時的不同表現和命運時感嘆，印度無為順從的民族文化注定了它逃不掉被征服的命運，而中華民族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則確保了中國人民必定會發起維護民族生存的人民戰爭，讓任何覬覦中國的列強無法像吞并印度一樣把中國作為順從的戰利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曾強調傳承民族文化對于增強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構“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文化，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則出于“革命性質決定了革命任務”這一判斷，忽略了社會主義新文化賴以扎根生長的民族文化土壤。根據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論，馬克思如果在通過批判黑格爾確立唯物史觀之后，應該會反過來從黑格爾的立場對唯物史觀進行補充完善。而這一點也一直是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耿耿于懷的:“(這些)思想家們的一個愚蠢觀念。這就是: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作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3］127這里所說的“歷史因素”自然也包括由傳統文化所構成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特別強調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僅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獨特的精神標識，更把文化自信作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的根本前提。

四、結語

正如所講，“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自強不息，從未放棄對美好夢想的向往和追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夙愿。”［10］無論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中國的地位幾經變遷，每個中華兒女渴望國富民強的愛國之心都是一樣的，而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深沉的核心理念。如果說黨的第一代領導人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正確制定了對待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原則，從而使傳統文化能夠有幸成為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話，新一屆領導人則在堅持和發揚批判繼承原則的基礎上，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作為社會主義文化賴以生長的土壤和根基，從而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道路和理論與民族生存發展之間的主從關系，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與文化自信。

作者：劉玲玲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政治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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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金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是批判地繼承［J］．思想研究，2014(7)．

［3］徐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4］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5．

［5］［美］拉格蘭，薩特海特．哲學是什么［M］．韓東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鄧紹基．關于文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討論和思想認識［M］//建國以來古代文學問題討論舉要．濟南:齊魯書社，1987．

［7］侯軍．禮失而求諸野［N］．光明日報，2014－11－21(13)．

［8］李攻．曲阜論文化:山東考察談孔子［N］．第一財經日報，2013－12－05．

［9］［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M］．趙京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3．

［10］．在接受拉美三國媒體聯合采訪時的答問［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