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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高校傳統文化通識課程定位模糊,教材編寫未能形成體系且內容雜亂,同質化嚴重,經典閱讀關切不充分。教材市場供需兩旺,卻存在競爭無序、教材數字化滯后的問題。必須推動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課程化建設,注重教材建設的體系化并以此帶動教材出版的規范化。出版機構先期介入教材編纂,實施精品教材戰略;吸納數字技術,開發立體化教學資源,則是滿足教學需求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教材出版;通識教材;傳統文化教材出版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了持續升溫的傳統文化熱,此乃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自覺的必然反映。高校開設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課程,繼承弘揚傳統文化,無疑是一種順應時代潮流的責任與擔當。2014年3月,教育部印發《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明確要求大學階段以提高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主學習和探究能力為重點,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系統融入課程和教材體系。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要求必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全方位融入教育各領域和各環節,推動高校開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修課,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學科建設。時至今日,高校開設傳統文化通識課程,編纂出版相關教材已有一定經驗,可問題依然不少,必須反思,以求實現質的提升,更好地服務于教育教學工作。
一、傳統文化通識教材編寫現狀
凡教育,就得有教材。傳統文化通識教材是專門為高校學生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編寫的教材。高校傳統文化通識教育必須依托高品質的教材以便于教學活動的有序開展。但就目前各高校相關教材使用狀況看,不盡如人意之處還不少。問題首先體現在教材編寫上。
1.定位模糊,教材內容較為雜亂
目前,多數高校傳統文化通識教育定位模糊,并未將其列為獨立課程,缺少相對完整的課程體系。既有的相關單列課程彼此孤立,課內外關聯不夠。這就導致不少已出版的教材編纂指導思想不明確、體系雜亂,內容碎片化嚴重。編纂這些教材時,不是基于學生認知規律和實際需求,而是單純注重傳統文化現象的講授與介紹,缺少對其內涵的深入挖掘與滲透。還有一些教材內容停留在文史理論知識傳授上,與社會實踐嚴重脫節,與鮮活的地方文化缺乏聯系,導致課程缺乏現實性和可操作性,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統文化通識教育意在提升學生人文涵養,促進德性與知性協調發展,認識中華文化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具有的重要啟示。但一些高校卻將傳統文化教學僅僅定位于琴棋書畫、漢服唐裝與詩詞歌賦的傳習與體驗,或者以“大學語文”“大學生人文素養”“中國傳統文化概論”等課程充任傳統文化通識教育,甚至將傳統文化依附于其他教材如思想政治教材中。傳統文化通識課程在人才培養方案中缺乏主體地位。這就導致教材編纂者與出版單位基于市場需求導向,或側重于詩詞歌賦,或主要編寫儒道思想,或注重習俗文化的介紹與傳統倫理道德的認知。已出版的教材并未吸納更多的傳統文化素材與資源。不少學校因難于找到合適的通識教材,不得不用專業性極強的文史類教材替代,無疑會影響傳統文化通識教育的教學效果。
2.專業性不足,教材同質化比較嚴重
目前,已出版的傳統文化通識教材比較雜亂,精品并不多見。據調查,學生對傳統文化通識教材滿意度不足25%。[1]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教材編寫者水平參差不齊,整體專業性不足所致;加之出版裝幀粗糙,圖文匹配缺乏創意導致可讀性較差。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已經出版的通識教材普遍存在大而空的問題。這些教材多為泛泛而談的文化通論,未能很好地融會貫通傳統文化精髓,缺乏生氣與靈動,很難激發學習興趣。契合當代社會實際與大學生認知心理的傳統文化通識教材,應該依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啟發思考,習得傳統智慧與文化內蘊,讓學習者具備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和時代眼光,而不是僅僅作為文史知識總匯。此外,目前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出版數量雖然一直在增長,但編纂水平與教材質量并沒有質的飛躍,精品教材并不多見。
3.缺乏體系化,教材經典關切不足
為了讓教材具有更強的適應性,能夠盡可能滿足多數受教育者的需求,就要求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必須形成體系,既保證所有學生都能學到一定的基礎內容,又能讓不同學生獲得與自己實際相適應的內容。中華傳統文化涉及有形文化和無形文化諸多方面。隨著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課程化建設的推進,必須進行通盤考慮,既注重子課程教材編纂,更要推出體系化教材。目前,已經面市的傳統文化通識教材,要么在章節安排上缺乏全局觀,整體設計欠佳;要么內容取舍不當,內在邏輯缺乏連貫。更為緊迫、亟待解決的問題在于教材建設不系統,傳統文化通識教育子課程教材之間缺乏關聯。一些教材力求能涵蓋更多不同水平、不同需求的學習者,導致教材內容選擇、難度控制、結構體例、練習設置等方面缺乏針對性。還有一些教材內容編排不符合認知規律,內容難易缺乏梯度,編排邏輯性差,沒有系統性與科學性。也讓不少授課者在選擇教材時無所適從,很難找到適用性強的教材。此外,一些教材以介紹古代文化知識為主,側重于古代器物與文化現象介紹,缺乏對其背后活的文化精神的傳達,尤其是缺少對文化元典的關切。中華文化元典具有原創性,能夠引領社會與生活,引領學術,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已經出版的傳統文化通識教材缺乏對中華文化元典的關切,經典誦讀明顯缺失,原典選讀類課程偏少。相反,教材中概論型、常識型、休閑娛樂型內容過多,課程內容淺顯,要求和深度不夠,嚴重影響教學效果。
二、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出版現狀
傳統文化通識教材不僅在編纂中存在問題,在出版環節尤其是教材供給、市場競爭與教材呈現方式上,同樣存在亟待改進的方面。
1.供需旺盛,教材閱讀體驗不盡如人意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傳統文化通識教育的持續推進、國學熱的興起,相關教材與教輔資料的市場需求大增、前景廣闊。而現階段傳統文化通識教育的目標、教學模式、教材及考核并沒有行之有效的標準,一些涉足此行業的商業運作者為了搶占市場份額,將傳統文化中的國學概念泛化,甚而無所不包,乃至出現“國學是個筐,什么都來裝”的說法。[2]此種背景下,以“國學”面貌出現的傳統文化教材市場進一步火爆,出現了傳統文化通識教材需求極其旺盛的虛假繁榮。筆者粗略統計,書名帶有“中國傳統文化”字樣的書籍出版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這些書籍或冠以規劃教材通識系列等名頭;或在主題詞、摘要、前言、后記中明確聲明作為高校教材使用;或雖然沒明確說明為教材,但已經被不少院校當作教材,事實上扮演著傳統文化通識教育教材的角色。究其原因,除了傳統文化熱的時代背景外,還由于目前此類教材出版管理方面存在某些盲點,書號資源管控存在某些漏洞所致。因此,市面上出現的一些通識教材,內容少見創新,僅僅是沿用某經典教材的編纂體例,缺乏學術個性;書籍呈現方式明顯趨同,裝幀設計未見有所突破,造成讀者接納度不高、閱讀體驗不理想的狀況。
2.市場博弈,出版業界紛爭
從目前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出版單位看,高等教育出版社因其隸屬教育部又長期苦心經營高校教材,眾多銷售出色、一版再版或歷年反復重印的傳統文化精品教材幾乎都出自其手筆,占據了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出版的絕對優勢。目前,該社還制訂了從專科到本科、研究生各層次,全面進入文科各學科、專業公共課、基礎課和部分專業課教材建設主陣地的開拓進取計劃。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必然是該社繼續重點關注的出版選題之一。與此類行業龍頭相比較,一些中小出版企業基于增加市場份額、提升經濟效益的考慮,依然積極策劃高校傳統文化通識教材的編纂出版,讓并不具有傳統文化學科優勢的高校得以參與其事。一些出版企業甚而通過各種手段以利益回報的方式推介銷售自己出版的傳統文化通識教材,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出版選題泛濫、競爭無序,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狀態。
3.應對不力,教材數字化滯后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教學活動信息化也在快速推進。尤其是移動互聯、云存儲與視頻技術的廣泛運用,使教材的呈現形式多樣化。出版單位必須積極響應數字與信息技術,充分認識數字化浪潮帶給教材出版工作的沖擊,發揮現代數字與信息技術在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建設中的作用。傾力打造紙質教材內容數字化呈現、教學資源數據庫、數字教材與課程、在線教育平臺、知識素材庫等全新的教學資源形態。目前,一些出版社對數字技術運用應對不力,傳統文化通識教材以紙質出版物為主,提供單一的教學內容依然是主導出版模式。客觀地說,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若出版社只提供單一的紙質教材,很難滿足傳統文化課程教學信息化的需求。出版社必須有效應對數字技術帶來的沖擊,創新服務內容,實現由教材提供商向傳統文化教學資源服務商轉變,以求能在數字化、信息化時代獲得更好的發展。[4]迄今為止,很多出版社并沒有啟動與傳統文化通識教材配套的數字化教學資源建設,難以滿足日益多樣化的教學需求。一些反應敏銳、實力雄厚的出版社則緊跟數字化浪潮,高度重視傳統文化通識教材數字化資源的開發,打造與紙質教材相對應的在線教學資源平臺并支持使用教材的師生在線使用或下載。但其中一些出版社對已建成的在線資源管理不規范,使得這些在線資源的共享性和兼容性差,用戶使用并不方便。
三、傳統文化通識教材改進策略
要解決上述問題,提升高校傳統文化通識教材質量,必須在國家教育教學方針政策引導下,政府業務主管部門做好規劃;出版社、編纂者與用戶三方聯動,既注重質量把控又緊隨數字技術浪潮,構建立體化新形態教材。
1.推動課程化建設,構建教材體系
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學科體系同教材體系密不可分。學科體系建設上不去,教材體系就上不去;反過來,教材體系上不去,學科體系就沒有后勁……要抓好教材體系建設……在教材編寫、推廣、使用上要注重體制機制創新,調動學者、學校、出版機構等方面積極性,大家共同來做好這項工作。”[5]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課程化建設中,應該完善國家、地方和學校三級課程管理體制。國家層面要制定課程體系標準,地方教育主管部門要制定適合區域實際的課程化方案,各院校則須兼顧國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的要求,結合實際推進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課程化建設,打造教材體系。傳統文化內容涵蓋哲學、文學、史學、藝術學諸領域,課程與教材體系化建設必須涵蓋各學科,教材之間必須有系統性和繼承性。這就要求課程與教材體系構建當包含傳統文化知識、傳統道德修養、地域優秀傳統文化、校本實踐等具有科學性、多樣性、實踐性的體系。理解經典,與經典對話,辨析和認同優秀傳統文化,需要時間和精力投入。若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課時量不足,教材體系缺乏維度,效果當然會打折扣。因此,在編纂出版此類教材時,就要保證充足的學時安排,讓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貫穿高等教育全過程。傳統文化通識教學內容的選擇與教材編纂須涵蓋思想價值、文化意象、文史常識、禮儀風俗、社會生活、藝術體育及科技工藝諸專題,針對不同專業、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在課程內容和難易程度上有所區別,分級教學,進行相應的教材建設。還須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結合課程需要,編寫具有地域特色的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形成多層次、成系列的普及讀物,編寫更加符合教學實際的教材。
2.編纂與出版協作,實施精品教材戰略
在教材出版及數字化教學資源建設中,出版社占據資源優勢,舉足輕重,地位不可替代。因此,應當由出版社牽頭,發揮主導作用,提高準入門檻,延聘傳統文化研究與教學領域的靈魂人物總體規劃,組建專業團隊編纂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只有教材的編寫者素質過硬,才能保證教材質量的高品質。實踐證明,一些認可度高的傳統文化優秀教材,都是由出版社和知名專家聯手打造而成。此外,建立教材質量審查機制,遴選知名學者,強化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出版審查,亦是確保教材質量的必由之路。出版單位肩負著傳播優秀文化的重大使命,因此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傳統文化通識教育精品教材必須主線明晰、內容宏富、寓抽象于具體,注重科學性與時代性的統一。要關切受眾。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內容既不能完全是哲學思想的傳授,也不能完全是歷史文化知識與藝術常識的介紹;而是應從多角度去把握傳統文化特征,從歷史變遷中去看待中華文化的演進,做到文化具體知識傳授與文化整體精神把握相結合,使學習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大勢、中國文化精神有所領悟。
3.吸納數字技術,開發立體化教學資源
新媒體時代,人們的閱讀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閱讀視線從書本逐漸轉向電子屏幕。通過移動電子設備閱讀已經成為常態,與之相對應的是紙質出版物讀者逐漸流失。隨著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進,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資源已不再是單純的教材,還包括各種視頻、音頻、圖片、參考筆記、題庫、多媒體動畫、文獻數據庫等。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便捷智能終端的普及能夠支撐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出版的數字化轉型,新媒體的出現開拓了教材內容呈現的平臺和渠道。例如,中華經典閱讀的核心價值體現在其內容上,輸出形式與渠道的變化不會影響其本質,反而可以借助移動終端閱讀技術的發展,創新經典傳播形式,更有利于糾正部分大學生快餐化閱讀習慣,引導他們閱讀有思想深度、文化厚度的作品。因此,在“互聯網+”出版思維的指導下,必須對傳統文化通識教材進行功能升級和形式創新,形成紙質教材與數字資源相互融合、相互支撐,甚至完全數字化的教材形態。出版機構應靈活運用數字技術及其編輯方式,力求實現傳統文化通識教材一種內容多種載體復合出版。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必須開發立體化教學資源,增強學生對中國優秀文化的感性認識,提高學習興趣。
四、結語
總之,教材建設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傳統文化通識教材的編纂與出版要與時俱進,要始終體現時代性。可以預見,今后新形態傳統文化通識教材將會加入更多品種,編纂者要積極地與新媒介環境下的出版素養協同,尊重教育規律,提升教材編纂質量。出版單位必須加強教材立體化和數字化建設,必須做好教材出版服務相關工作。
作者:周永健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西南儺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