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古代茶文化論文（共5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
一、中唐之后西域茶文化逐漸發展
1.茶入西亞，最重要、可能的路線之一是途經西域
我們也可從后世茶文化的發展來追尋古代西域茶文化。西域的農耕民族、游牧民族都普遍接受了茶文化，不過沒形成地方或民族特色罷了。像南部綠洲居民，除奶茶外，還喜歡飲清茶、鹽茶、糖茶，而北部草原居民善飲奶茶。茶是新疆少數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品，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塔爾、柯爾克孜等民族，都非常喜歡喝茶，他們常說“無茶則病”，寧可一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可見茶對他們來說顯得格外重要。所以當飲茶風俗傳入西域之后，西域人民，特別是牧區的廣大民眾就逐漸被飲茶的好處所吸引，出現對茶的積極需要，這一需求，正是西域茶文化發展及茶馬貿易逐漸出現的背景。
2.茶文化在吐蕃的發展必定促進茶文化在西域的傳播
應注重和親在飲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親之盟’，這種婚姻關系中對我們特別有意義的是，婚嫁時必定互贈禮品。中國朝廷在公主下嫁時，陪贈絲織品、布匹和各種食物，并且以后每年都必有這類禮品贈送，成為一種習俗。畜牧部落的首領，主要是以馬回贈。”如《漢書•西域傳下》載“: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愿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愿聘馬、騾各千匹。’”和親公主帶去的異地飲食必將對西域小國上層飲食階層產生一定影響。《漢書》亦記載“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唐曾與回紇、吐蕃和親。唐朝和吐蕃的和親，在促進飲食文化交流方面所起作用明顯。唐朝贈予吐蕃的禮品中，除生產資料外，還有相當多的生活資料，漢族的先進生產技術、飲食文化不斷傳入吐蕃。《西藏王統記》記載文成公主入藏時，除被賜予金玉告身文書、經史典籍、種種金玉飾等之外，還被賜“諸種食物烹調法，與及飲料配制方”等，該書還記載文成公主得知藏地無蔓菁“，遂攜蔓菁種子，復造車輿，置覺阿釋迦像于其上”而入吐蕃。上述“諸種食物烹調法”及“飲料配制方”是否包括茶文化呢？當時唐飲茶之風如此之盛行，唐宮廷之人受其影響是必然的。因此，也不排除和親公主及隨從帶去中原茶文化，并對回紇、吐蕃的上層飲食階層產生一定影響。但因為沒有茶的明確記載，也只能推測而已。
《漢藏史集》雖寫于藏歷第七饒迥之木虎年，即1434年，但此書是藏族歷史上一份珍貴的資料，在國內屬于罕見的珍貴史料之一。該書認為“在吐蕃國王都松莽布支亦稱龍朗楚吉杰波的時期，出現了以前未曾有過的猶如天界甘露般的茶葉和茶碗”。該書還概述了“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的故事”。國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場重病，當時吐蕃沒有精通醫學的醫生，國王只能注意飲食行動，加以調理。當國王安心靜養之時，飛來一小鳥，口中銜著一把樹枝，枝上有幾片葉子。國王摘下樹葉的尖稍放入口中品嘗其味，覺得清香。加水煮沸，成為上好飲料。于是國王召集眾大臣及百姓，表明自己病中對其他飲食一概不思，唯獨小鳥攜帶的樹葉作為飲料十分奇妙，能養身體，是治病之良藥。并許諾重賞找到此樹葉之人。有一大臣到漢地一密林中找到此種樹，并將樹枝送到國王駕前。國王療養病體，亦大獲效益。后吐蕃使臣將漢地造碗的工匠請來，按國王的吩咐制成興壽等六種碗，吐蕃叫作興壽的各種碗，這以前漢地也未曾有過。這即是茶葉和碗最初在吐蕃出現的情形。吐蕃國王都松莽布支在位時間為676—704年。不管茶入吐蕃究竟是在松贊干布贊普時期還是都松莽布支贊普時期，茶文化在唐代吐蕃已有一定發展，當是無疑的。據李肇《唐國史補》下卷中就曾記載常魯公出使吐蕃，發現吐蕃贊普帳中已有壽州、舒州、顧諸、蘄門、昌明等地名茶。到宋時，飲茶習俗已在藏族人民生活中普遍風行，《新安志》卷7《洪尚書》記錄“:蕃部日飲酥酪，恃茶為命。”《續文獻通考》卷二二記載“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而一飲食風俗的形成，特別是接受外來食物直至形成風俗是個逐漸的過程，宋代藏族茶文化的發展也是日積月累的結果，從中可追尋唐代藏族茶文化的發展。吐蕃吞并吐谷渾，開始加入西域爭奪，后來取代唐朝接管西域。吐蕃在唐代新疆歷史舞臺上活躍了一個多世紀并對其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吐蕃在西域活動期間，吐蕃人和西域各族人民互相交往，為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條件。唐開成五年（840）回鶻汗國解體，回鶻西遷，結束了吐蕃的西域統治，成為西域的新主宰。茶文化在吐蕃的發展，必對周邊民族，包括西域民族產生一定影響。也就是說，茶文化在吐蕃的發展必定促進茶文化在西域的傳播。
二、中唐之后西域茶馬貿易逐漸出現
關于茶馬貿易究竟始于何時的問題，人們早已經關注此問題。“茶馬互市貿易的起源有唐代、五代、宋初三種說法:在唐代又有唐與回紇、唐與吐蕃之始的兩種說法，各家論點不一。”茶馬互市，至少需要以下兩條件：其一，中原茶文化傳播、發展一定到一定程度，且中原要有可供互市的茶葉；其二，邊疆民族有茶的客觀需要。唐代，我國的茶文化有了很大發展，陸羽更是以一本《茶經》流傳于世，為他贏得茶圣的美名。從唐代開始，我國南北人民中才出現普遍飲茶的習慣。唐代中葉以降，茶葉生產有了快速發展，能夠向社會提供大量商品茶，茶葉消費狀況急劇變化，品茶啜茗飛入內地尋常百姓之家，構成了人們日常生活消費的重要部分。唐人李玨《論王播增榷茶疏》指出“：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于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楊華《膳夫經手錄》記載唐代人們已是“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也”。吳玉貴先生認為“：飲茶者在唐代也由僧人、文士向社會各階層普及，甚至在許多地區形成了‘比屋而飲’的局面。在飲茶風俗的影響之下，無論茶葉的品種還是泡制的方法，都比前代有了較大的發展。“”最可注意的是，飲茶風俗這時已波及了唐朝周邊的青藏高原和漠北草原地帶。”在唐代，茶文化已經逐漸傳播至回鶻、吐蕃民族應是不容置疑的。《封氏聞見記》卷六記載“：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盛，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新唐書•隱逸•陸羽傳》也有類似的記載：“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后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兩書記載相吻合。隨著中原地區茶葉產量的增多和飲茶風氣的形成，回鶻、吐蕃等民族在與中原漢族人民的交往中，逐漸吸取了漢族人民的飲茶風俗。
茶馬貿易的追本溯源，不能只著眼于官方貿易，應注重民間貿易的作用。西域人民有茶的需要，而中原茶葉生產在唐又有了大發展，故在經濟交往中，出現出賣馬匹、購買茶葉的商品交換，并逐漸出現茶馬貿易應是理所當然的。殷晴先生認為唐太宗定高昌后“，以絹馬貿易和茶馬貿易為中心的互市也趨向興旺”“，西突厥及突騎施、吐谷渾、回紇諸少數民族多通過互市以馬牛等換取中原的綢緞、茶葉、瓷器等物品”。商業是回紇汗國建立以后興起的一個重要經濟部門。維文版《維吾爾族歷史》一書甚至認為“:回紇汗國的商人從中原地區采購大量的絲織品、工藝品以及茶葉之類的物品……運到天山南北、中亞諸地銷售。”但目前本人手頭資料中還未見直接相關的材料。自唐代中葉開始，茶業經濟逐漸崛起，茶葉生產得到了很大發展，但與宋代相比，畢竟是處在一個發展的開始階段。源于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所限，在唐代，西域民間飲茶之風不是很盛行，茶對于老百姓來說是奢侈品。吐蕃、回鶻下層平民飲茶和一般商人販茶尚不見于記載。《封氏聞見記》記載回鶻“市茶而歸。亦足怪焉”，此也可為之證。郭孟良先生說“：據考古發現，新疆吐魯番地區的唐墓出土物中，有一幅絹畫《對棋圖》，上面畫著一個手捧茶托端茶獻茶的侍女，說明茶葉貿易和飲茶之風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區。”筆者遍查吐魯番地區考古資料，發現郭先生說的應該是指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187號墓葬出土的“弈棋仕女圖”及“侍女圖”，侍女圖，唐（618—907），縱61.2厘米，橫6.5厘米，1972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187號墓出土。絹本，設色。圖中兩位侍女姿勢一樣，均呈垂立一旁捧手恭命狀。但畫中并未有“手捧茶托端茶獻茶的侍女”，郭先生認為“茶葉貿易和飲茶之風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區”之說法似乎也夸大了茶文化在唐代新疆的傳播程度。當然，中唐之后，西域茶文化逐漸發展，茶馬貿易逐漸出現當是無疑的。
作者：賀菊蓮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二）
一、明清時期茶文化發展和傳播的歷史背景
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各自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方面都發揮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傳教士們將中國傳統文化和精神傳入歐洲的同時，隨著海道的暢通和中西方海上貿易的不斷擴大，歐洲商人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玉器、屏風、扇子、家具、茶葉等大量帶入歐洲，歐洲人被這種東方情調和東方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正如德國學者利奇溫在他的《18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中寫道“:開始由于中國的陶瓷、絲織品、漆器及其他許多貴重物的輸入,引起了歐洲廣大群眾的注意、好奇心與贊賞,又經文字的鼓吹,進一步刺激了這種感情。商業和文學就這樣結合起來了。（不管他們的結合看起來多么多么離奇）終于造成一種心理狀態,到十八世紀前半葉,使中國在歐洲風尚中占有極其顯著的地位。”正是基于這種心理，在17、18世紀的歐洲，上流社會開始熱衷于中國趣味，歷史學家們將這種熱潮稱為“中國式風格”。
二、中國茶文化的內涵
茶、咖啡和可可統稱為世界三大飲料。從前2700多年開始，中國人就開始飲茶。在眾多文人墨客的推崇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華茶文化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幾千年來，以茶為載體，產生了大量的茶詩、茶聯、茶經、茶譜、茶藝等文化作品。而中國人不遺余力地通過各種渠道向國內外傳播著這種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使它融入到不同的歷史時期，推動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中國茶葉大辭典》把“茶文化”定義為：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有關茶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以物質為載體，反映出明確的精神內容，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高度和諧統一的產物，屬“中介文化”。茶文化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商品經濟的出現、物質生活的改善和人們文化需求的提高而孕育產生的。在中國古代，茶葉可以作為皇家貢品，佛教把茶葉列為專用滋補品。權貴人家把茶作為身價的象征，作家詩人把以茶待客奉為最高禮遇。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有茶葉“人家不可一日無”之說。茶文化具有的安寧、高雅、深沉的特性，深深影響著中國文化和民族風格。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處處可以嗅出茶文化的氣息，品茶已成為人際交流的紐帶和橋梁，被中外普遍接受，從而使得茶文化的發展和傳承經久不衰。茶文化不僅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優秀思想和文化的濃縮,也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精神力量。
三、明清時期茶文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茶葉傳入西方，是從17世紀中國明朝末年開始的，當時的海上強國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壟斷了以東南亞為中心的整個亞洲貿易。1610年，荷蘭人將第一批茶葉從澳門運到了歐洲。整個明清時期，荷蘭始終在世界茶葉貿易中擔當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荷蘭是歐洲最主要的茶葉轉運國，歐洲最古老的茶葉市場就是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那里的茶葉拍賣聞名于歐洲。因此，中國茶文化首先影響的是荷蘭的社會生活。茶葉傳入荷蘭伊始，由于供不應求，價格十分昂貴，只有皇室和貴族的人才有能力享用，是上流社會用于社交的奢侈飲料，當時的茶葉甚至與藥品一同銷售。當時的荷蘭人認為，喝茶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于是，茶文化很快風靡了整個上流社會。由于人們對炫耀身份、顯示品味的追求，飲茶之風在荷蘭的上層社會中發展到幾近狂熱的程度，許多貴婦都對飲茶情有獨鐘，她們組織了很多飲茶俱樂部，整日沉浸在飲茶的社交禮儀中，甚至對家事置之不理。
18世紀初，一部名為《茶迷貴夫人》的喜劇，就真實而生動地演繹出了當時的飲茶風尚，同時說明中國的茶文化早在17、18世紀就對歐洲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到了17世紀下半期，隨著茶葉輸入量的增加，茶葉的價格開始下降，中國的茶葉開始在荷蘭的食品店里銷售，飲茶之風開始在整個社會普及，中國茶文化開始比較全面地影響荷蘭大眾的生活，荷蘭人開始形成喝早茶、午茶、晚茶的習慣，各種茶室、茶座也應運而生。達官顯貴們則在自己的家中專門設立一間茶室，用來放松或待客，這一生活方式像極了中國明清時期的文人，他們也非常喜愛在茶室中享受清靜飲茶的樂趣。同時，深受中國茶文化的影響，荷蘭人還非常講究以茶待客的禮儀。從迎客、就座、敬茶、品茶，到寒暄、送別，都遵循嚴謹的禮節，這充分體現了東西方精神文明的融合。在荷蘭之后，英國是受中國茶文化影響程度最深、范圍最廣的國家。早在17世紀30年代，中國的茶葉和飲茶文化從荷蘭傳入了英國。1662年，葡萄牙公主凱瑟琳嫁入英國王室。公主的陪嫁中有許多當時非常珍貴的紅茶和砂糖，她每天都要飲用這種加了糖的紅茶，就這樣她將葡萄牙的飲茶和茶會習俗帶進了英國王室，整個17世紀下半葉茶葉都成為了英國宮廷新的生活方式。后來，英國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所有茶葉貿易，便悍然發動了對荷戰爭。最終英國獲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從此，英國就奪取了荷蘭在亞洲的茶葉貿易權，并以中國福建廈門為根據地開始了茶葉貿易。
17世紀末，中國的茶葉開始直接被通過海運送到英國。因此，到了18世紀，英國城市中茶館林立，英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愛上了飲茶，飲茶成為了人們生活和社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人“茶會”的慣例也從中國的明末清初時期開始一直沿襲至今。作為一種社交方式，英國人通過參加茶會擴大交際、獲取信息、學習為人處世之道。英國人是歐洲人中最早用自己的文化和思維方式來表達茶文化的。英國茶商托馬斯•加爾威1600年就寫過一本名為《茶葉的種植、質量與品德》的書。在英語中茶最初就叫cha,到了19世紀下半期,在法國人的影響下,英國上流社會才按中國福建方言的發音將茶稱做Tea。中國古代文人墨客講究“以茶助文思”，這一文化理念也在英國文壇有所反應。據說18世紀的英國著名作家賽繆爾•約翰遜獲得寫作靈感的方式就是每天都飲一杯茶。同樣生活在18世紀的英國詩歌界的代表人物喬治•戈登•拜倫曾寫過一首名為《為中國之淚水—綠茶女神所感動》的詩，對當時飲茶之風盛行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
總而言之,長期以來，茶一直是英國人的主要飲料之一，同時茶文化在英國的歷史和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茶文化對英國文化影響的范圍之廣、時間之長都是毋庸置疑的。從中國明清時期開始，中國茶文化遠播歐洲，中國茶文化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茶的傳入不僅極大地促進了歐洲的經濟和貿易，同時改變了歐洲人的飲食結構和用餐習慣。最重要的是，中國古老的茶文化豐富了歐洲各國的文化內涵。隨著飲茶在歐洲盛行，中國茶文化逐漸融入歐洲的本民族文化之中，歐洲人形成了適應本土的飲茶習俗和自己獨特的茶文化。飲茶還對拓寬歐洲人的社交生活和豐富他們的娛樂活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時，這一時期涌現的許多優秀文學作品也是飲茶之風盛行的反映。
作者：莊嚴 單位：沈陽醫學院
（三）
一、唐代茶文化
“言茶必曰唐”，大唐中興，社會安定，經濟繁榮，飲茶之風也隨之呈風起雨涌之勢在這種社會大氛圍之下，飲茶的風光一時與蓬勃成風也就可想而知了。據封演《封氏聞見記》載；“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當時,茶品種類增多,茶鋪爭相設立，人們對于飲茶的認識也已深化，且更趨向于對飲茶方式的講究和專用茶具的呼喚。唐以前，西漢至六朝時，古人的飲茶方式為粥茶法也稱為痷茶，這種飲茶方式和煮菜粥差不多,有時還將蔥﹑姜﹑棗﹑桔皮﹑茱萸﹑薄荷等放入同一容器一起煎煮,但陸羽認為這樣的茶湯如“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唐以后,此種較原始的飲法逐漸被取代,飲茶方式也開始變的十分講究。如用在春天時采摘下的茶芽(茶枝上的芽)、茶荀（籽下種后萌發的幼芽)先行蒸烤，再揉搓研碎并加入香料，最后壓成茶餅。飲時,則須把茶餅碾碎成茶末。之后，或將茶末倒入在茶釜內的熱水中（記于《茶經》陸羽）。或將茶末放入茶盞,然后用裝著開水的有嘴茶瓶向盞中注水；一邊注水,一邊用茶蕪在盞中來回的擊拂，名曰“點茶”，（記于蘇底《十六湯品》）。品飲藝術的崛起、飲茶方式的改變必然要求與之相伴的茶具的變革。唐以前，人們使用的茶具還是與食器、酒器混用的，但隨著對茶文化認識的深刻，人們不再滿足用盛飯菜的土缽土碗來飲茶。隨之而來的是茶托在唐代的茶事中已經發揮功用,在相關資料中可以求證，在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傳為唐代閻立本的名作《蕭翼賺蘭亭圖》中，所繪制的唐代煎茶場景,對煎茶器具的刻畫細膩生動。圖中可以看到,侍童正以茶托端著一碗剛剛煮好的茶水,瓷質茶托的造型十分明顯。唐代人們習慣席地而坐，進食時為免食物掉落已有杯托和碗托。且唐人飲茶以煎茶為主,茶水很燙,茶托的使用自然必不可少。
二、唐瓷質茶托
茶托一般是由與茶盞相同質地的瓷土和陶土燒制而成的，托的形制，釉色，以及裝飾風格的設計一般都和盞相一致，唐代的茶托造型、質地都極為豐富:以敞口,斜直腹、玉璧底為常見器型,陸羽《茶經》中說:“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而已”,由此可見唐代的茶托常常設計成荷葉卷邊狀,而盞則呈蓮瓣狀,宛若出池荷花,生機勃發，頗為精巧動人。在中國陶瓷史上,唐王朝是個輝煌的時期.北方,南方窯場林立,從已知的考古資料來看,不少窯場規模都相當大,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特點.受當時飲茶風氣的影響,包括茶托在內的各類瓷質茶具也逐步發展和生產.從考古資料中整理得知中唐時期的茶托外壁由于受金銀器的影響有的劃四條豎棱線，且內底托圈較淺。而晚唐五代的產品內底托圈較高，與口沿平行沿面與內底多刻劃荷花紋、荷葉紋。現藏于首都博物館的五代青瓷刻花茶托.托盤口沿為六瓣形葵口,高圈足.盤內邊沿和腹部刻有蜂蜜和花卉紋飾。整體造型精美,胎質細密,釉色純凈,制作工藝及其精湛。作為唐代茶人情有獨鐘之茶具之一,可以顯示茶托在唐代是廣泛使用并且受歡迎的。
三、結語
任何一種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無法脫離其時代和文化的，茶托亦是如此，唐瓷茶托作為唐代陶瓷藝術的重要種類，承載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并與當時人們的生活行為、審美趣味、飲茶方式等相契合。唐代茶托藝術在繼承了前人藝術的基礎上有所進步，這些造型豐富的茶托，即于飲茶方便適用，又增添了飲茶的情趣，也充分展示了當時手工制瓷的高妙之處。
作者：侯瑤 單位：景德鎮陶瓷學院
（四）
一、唐•陸羽《茶經》初探
1、茶樹起源、茶的飲用和功效
陸羽《茶經》中記載：“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樹原產于中國的西南部，云貴高原被稱為茶樹之搖籃。茶的發現和利用在中國已有五千余年的歷史，起源久遠，長盛不衰，傳遍世界。陸羽《茶經•六之飲》概為言之，謂：“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茶從藥用、食用、祭祀演變為飲用，至唐代首開全面飲茶之風，從朱門到柴門，比屋皆飲。
2、茶葉產區劃分
盛唐時期，茶葉生產發展迅速，茶區進一步擴大。陸羽根據產茶區特點進行了茶區品質優次劃分和評價，唐代全國行政區分為十道，道下轄若干州。將全國劃分為八個茶區（一級茶區），二級茶區以州為名。唐代已有76個州產茶，茶葉名品有150多個。產茶地區的格局在唐代基本確立，對后人研究各地茶葉自然資源，充分發揮地緣優勢，乃是極珍貴的資料。
3、茶藝茶文化是享用、傳承的生活文化
陸羽把茶事作為一個藝術過程來看待，灌注了美學意境和氛圍。《茶經》中記述有關茶之采摘、加工制作、儲藏器具十五種，茶葉加工工藝“采、蒸、搗、拍、焙、穿、封”“七經目”，煎飲器具二十四器，始創“煎茶法”，摸索茶藝“精茶、真水、妙器、活火”等諸要素把握，客觀總結茶葉生產和茶藝技能。《茶經》的問世，是中國茶文化形成的標志。反映唐代茶葉生產和茶文化發展狀況。“天下益知飲茶”，其后尚茶成風，飲茶時尚的形成又進一步促成了茶文化昌盛。
二、唐代茶文化興起的基礎和保障
茶的特性和功能是茶文化興盛的物質基礎，唐朝經濟制度變革和宗教、政治、士族社會變遷、文化導向、經濟發展等諸因素，奠定了茶文化興起和發展堅實的社會基礎。
1、茶的特性和功能是茶文化興盛的基礎
唐代茶人眾多，“不可一日無茶”。茶具有消食化積、生津止渴、清心安神等保健功能和特性，為唐代茶文化的盛行奠定了物質基礎。茶文化的教化民眾、規范行為、維系群體、調節心理等社會功能，有助于茶道大行，培養社會儉德風尚。唐朝實行禁酒令，抑酒揚茶、以茶代酒、開源節流；客來敬茶，以茶示禮，以茶為媒，為外交增添了一張“和”牌；茶入詩畫，茶會、斗茶、禪茶、品茶和茶道等逐步形成和興盛，刺激了茶葉消費，推動了茶葉生產，促進茶文化傳播，對唐代社會各方面都起到積極影響。
2、政治因素為茶文化的確立提供制度保障
盛唐時期國家統一、國力強盛、政治開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外交活躍、交通發達、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正是在這樣巨大背景和諧的環境下產生了茶文化。茶是影響唐代社會經濟進程與特征的三大商品之一，與之相對應的是茶市出現、茶稅與貢茶制度相繼產生。茶稅對唐代經濟的作用僅次于食鹽和酒。嚴格的貢茶制度，顯示臣民忠于帝王。貢茶制度的規范化、規模化從深層面提升了茶葉的精神消費內涵，擴大了民間飲茶習俗的文化意蘊。貢茶是唐代茶葉科技和茶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
3、經濟制度變革為茶文化興盛提供堅實社會基礎
唐朝安史之亂前后，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為南方茶葉生產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在南方茶區，兼營茶葉生產或專門從事茶葉生產的“茶園戶”應運而生。茶葉生產的發展為茶商資本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當時“周流天下”的富商大賈很多都是茶商。大量的茶商資本往來于城市鄉村，溝通了茶葉生產與市場的聯系，茶商資本在流動過程中逐漸滲入到茶葉生產領域，資本的注入保證了茶葉生產和流通，使新出現的茶商階層社會地位提高，成為茶文化普及的一股重要力量得到社會認可，加快了茶文化世俗化普及進程。唐朝經濟制度的變革使得帶有資本主義萌芽色彩的茶葉經濟迅速發展。
4、對外交流推動茶文化向外傳播
唐朝活躍的對外交流促進了茶文化向外傳播。大唐盛世，四方紛紛來朝進覲，形成了唐帝國為萬國之首的政治格局。隨著對外交往和貿易，茶及茶事外傳，茶文化從本土走向國際化。唐代“輸邊和親、茶馬互市”逐步帶動周邊少數民族飲茶習慣，進而播布海外諸國，茶成為日本茶道之源、熏陶越南飲茶時尚，沿絲綢之路輾轉至阿拉伯乃至羅馬。東風西漸，唐代茶文化久遠傳播，對世界文明產生積極影響。
三、唐代茶文化興盛的成因
唐代茶風之盛，獨步一時，茶與社會各階層廣結善緣。佛教禪宗重茶，茶風率先形成，茶文化得以確立；皇室朝廷崇茶，為茶文化提供制度保障；貴族士人、文人墨客譽茶，茶事與藝術和諧相融，茶助文思、益智開慧，使茶文化內涵進一步提升；百姓揚茶，茶事富有特色，茶文化得以普及推廣。茶延續至今，經過上述“四股力量”相互作用和推動，從茶樹的栽植、茶葉的采摘、加工制作和相應的茶藝、茶俗文化藝術創作，賦予茶審美上的意義，將飲茶從療疾解渴的日常生活層面提升到精神寄托、修養教化的手段，體現一種特定的文化心理，包含著一種特定的文化意蘊，構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絢麗多彩的茶文化。名人、名記、名頌、名傳，茶文化得以興盛和發展，源遠流長。
1、佛教禪宗茶風盛行率先興起茶文化
唐代佛教盛行，僧占名山，“農禪”寺院經濟興起，山高霧大出好茶，僧人斗茶傳茗，使得飲茶在唐代蔚為盛行，促成了茶文化的確立和興盛并直接影響到全國和社會各個層面。佛家利用飲茶來解除坐禪瞌睡，以茶齋戒，以茶參禪。佛教認為，茶有三德，一是坐禪時助驅睡魔，二是滿腹時助消化，三是“不發”，即抑制各種欲望，飲茶最符合佛教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觀念。中唐時百丈懷海創立《百丈清規》，此后寺院茶禮越來越規范，成為中國茶文化的一種特殊現象。僧侶飲茶，擊鼓為號謂之“茶鼓”，僧寺茶室謂之“茶案”，寺廟管茶制茶之僧謂之“茶僧”。在清寂古樸的禪堂內，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清心、以茶齋戒成為禪宗僧人日常的功課，這是禪門茶道的特色。由此出現了僧人嗜茶、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禪必有茶的風尚。茶事、茶禮的日常環節，經禪宗禪師發揮，增添諸多參禪悟道的意味，使得飲茶最終上升為一種茶文化。由于融合儒家和道教精神本土化的佛教禪宗對茶的推崇，“茶禪一味”愈發具有中國文化特色。佛教促進了茶事的發展，茶事推廣了佛教。中國茶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釋道的思想精華，從而體現出“大道”的中國精神。天人合一既為中國傳統的思想主題，也是儒釋道三家共有整體直觀的思維方式，而中國茶文化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產生的。“三教”融合于茶飲，形成博大精深的茶道精神。
2、唐朝皇族“宮廷”行為導向確定茶之國飲地位
唐代“宮中禮儀，茶藝先行”表達了茶的特殊地位。唐代皇室把茶葉用于祭祀、禮佛、賞賜之物，這些舉措超越了物質消費的層面，更多的被賦予了文化消費涵義，刺激了茶葉經濟，推動了茶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社會其它階層對茶的雙重消費。
（1）唐朝貢茶，盛況空前。貢茶制度的設立，使貢茶品評成為官僚的重要職責之一。主管貢茶的“太守”，每年集會于兩省交界的“境會亭”，攜帶所制貢茶進行評比和采制技術交流，稱為“茶宴”。“急程茶”輕騎疾奔送往長安，日程四百里。唐代貢茶屬茶之精品，是皇室賞賜的必備之物。宮廷舉辦清明茶宴，招待四方使節，將茶作為回贈禮物，朝廷與鄰邦交流，賜茶給回紇、吐蕃、蒙古等少數民族以示安撫，西藏更是因文成公主西嫁吐蕃，而開藏區喝茶之風。“天子下簾親考試，官人手里過茶湯”。唐代實行科舉制度，會試之際，朝廷送茶至考場以解舉子與官員之困頓，茶因此又被稱為“麒麟草”。貢茶與賜茶足以反映唐代皇室對茶的重視和推崇。
（2）茶是唐代文化傳播的媒介，茶葉的種植方法和茶俗影響并傳播到鄰近國家，使茶文化逐漸推廣到周邊地區。如今的日本茶道、韓國茶禮，均與唐代茶文化的外傳有直接的關聯。日僧最澄、空海禪師先后來我國浙江天臺山國清寺研究佛學，回國時帶回茶籽種植于日本賀滋縣（即現在的池上茶園）。日本茶道源于我國唐代的徑山文化，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逐漸演變形成“和、敬、清、寂”宗教哲理和嚴格繁瑣程序的文化體系，被譽為“宗教的美學”。
（3）法門寺歷史悠久，有“關中塔廟之祖”的美譽。1987年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金銀宮廷御用珍貴茶器數十件，做工講究，極皇家之華麗。這套茶具為鎏金天馬流云紋茶碾、鎏金仙人馭鶴紋銀茶羅、鎏金摩羯紋蕾紐銀鹽臺、鎏金銀龜茶盒、鎏金“鴻雁欲飛”銀籠子、銀結條籠子、鎏金人物畫壇子、一對銀火筋等，分別對應了烘焙、研磨、過篩、烹煮、飲用、貯藏等，用實物講述了中國茶文化的源流，也是唐宮崇尚富貴豪華的一個重要物證。大唐天子以茶禮佛和以茶敬佛，足見茶在皇室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充分顯示出唐代宮廷對佛教的偏愛，也印證了茶文化在佛家寺院的淵源之深厚，揭示了茶與佛教、皇權結合的獨特文化現象。唐代宮廷飲茶之風盛行，確立了茶之國飲地位，推動了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宮廷茶器，以物質的外在形式折射出唐代茶道所達到的極高境界，它是大唐茶文化興盛的綜合體現，更是大唐宮廷茶道興隆的集中表現。
3、貴族士人、文人墨客譽茶豐富，提升了茶文化的內涵
從飲茶品茗中，探尋自然之美、品賞生命之樂、體悟人生之理，茶成為唐代文人雅士藝術欣賞的對象或審美活動的一種載體。
（1）唐代許多文人雅士都與茶有著不解之緣，他們愛茶詠茶，品茶評水，盡享茶之趣，使品茗成為一種藝術享受。對茶之美、茶之韻感受從而誘發靈感，文思如潮，以茶為內容吟詩作賦，留下許多名詞佳句。以茶益思，陶冶性情，對飲茶習俗的認可和推崇，賦予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內涵，將日常茶事與審美活動、精神追求、人格理想緊密結合起來，使飲茶品茗具有高妙的審美價值和玄遠的生命意味，形成了獨特的茶文化流派，對唐代茶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比如：柳宗元的《竹間自采茶》，劉禹錫的《西山蘭若試茶歌》，韋應物的《喜園中茶生》，都成為膾炙人口的頌茶之作。
（2）唐代科舉考試以詩為上品，利祿所在，使官僚士人無不攻詩。詩人常流連于山水自然間，吟詩品茗，鑒賞名山、名茶、名泉，寄情于山水，借景抒情，不僅進一步促進了飲茶之風，而且經過文人雅士推波助瀾，使茶事活動唯美之至。盧仝的千古絕唱《茶歌》“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得茶、飲茶、感茶”至驚至喜的心情，飲茶過程的體驗，隨著感覺的升華而不斷展示出新的意境。從解渴、破悶到激發創作欲望，釋放內心沉重壓力到百慮皆忘，飄飄欲仙，從現實到理想，何其愉快。詩中蘊含豐富而熾烈的感情，回旋著激蕩昂揚的弦外之音。
（3）官僚士人與僧侶文人經常舉辦茶宴，以茶會友。由于茶宴便于“玄談兼藻思”，且為清雅之舉，受到各方面推崇，文人的禪悅風尚與僧人的詩悅風尚在共同的品茗習俗中得到共鳴與升華，官僚、士人、文人、寺僧以茶為媒，構成了三位一體的茶禪、禪詩、詩茶，進一步提升了茶文化的內涵，推動了茶藝的成熟和茶文化的流行。茶風盛，茶文興，茶人出。唐茶道以“醇和靈秀”的茶風滋養唐代文學，形成多樣茶香風格。唐代茶道深深影響了唐代文學藝術和文人藝術氣質，使唐代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富藝術氛圍的社會。
4、唐代飲茶習俗大眾化、多樣化使茶文化得以普及發展
唐代出現賣茶水為業的茶館茶肆，是飲茶之風民間興起的見證，是民間飲茶之風盛行的標志。茶肆成為大眾文化娛樂和休息的場所，怡情會友，享社會之樂。唐朝民間茶事具市井文化特點和鄉野茶趣，如“采茶盛會”、“喊山”、“茶會”、“斗茶”等活動，扎根民間形成茶俗文化，在民間發揚光大。唐代茶事民間盛行，“兩都并荊、俞間，比屋皆飲，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足以想見其盛況。販私茶在唐代也一時蔚為盛行，甚至出現官商勾結販賣茶葉的局面，間接反映出唐朝飲茶風尚的流行。在唐代飲茶習俗興盛的過程中，四方力量各自在飲茶消費習俗中不斷賦予茶新的文化消費模式和社會意義，相互融合、融為一體，形成中華茶文化獨特的現象和多樣化，彰顯茶文化多姿多彩和興盛局面。中國茶文化著意于品嘗和發揮茶的色香韻味，追求一種融洽寬松的氣氛，達到“釋躁平矜，怡情悅性”的精神境界，其茶道程序和儀式與科學飲茶密切配合，相得益彰，把茶的保健價值、養生價值和欣賞價值三者有機結合起來，茶是精神和物質文明和諧統一的文化載體。這正是中華茶道兼有健身與養生功能的道理所在，也是中華茶道能夠從古到今、從宮廷到民間、從文人到僧侶、從中原到邊疆流傳不息，并達到空前繁榮的原因。茶從藥用逐漸轉化為具有特定精神含義的飲用時尚，這個過程不僅反映出大唐王朝的盛世開明之風，也揭示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多種因素相互配合，共同構成了唐代茶文化興盛的淵源，并對后世產生了諸多深遠的影響。
作者：李建華 劉麗莉 單位：陜西省安康市林業產業發展中心茶果站陜西省安康市疾控中心
（五）
宋朝建立后，隨著太平興國七年(982)夏州李繼捧入朝及其引發的李繼遷反宋，夏州政權與宋決裂，夏州李氏逐漸發展為足以抗衡遼、宋的地方政權，揭開了西夏拓跋部與中原王朝交往的新篇章。因為長期與中原往來，拓跋部逐漸從“養?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過著游牧生活，變成一部分人也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中原的文化、禮儀等也逐漸傳播到這里。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前后，不僅仿照中原王朝的政治體制，建立都城，設置官制，建設軍隊，參照中原法制制定條令，努力完善國家機器，還招募漢人文士入夏為官，“元昊早蓄奸險，務收豪杰。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此數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推誠不疑，倚為謀主”。雖然元昊的初衷在于標榜自己的民族意識，與中原一較短長，但是客觀上還是促進了夏漢文化的結合。西夏王室自元昊子諒祚朝起，更是欽慕漢禮、漢儀。西夏學者也積極吸收漢文化，改善自己的文化生活。刊于西夏仁宗乾?二十一年(1190)的夏漢對照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曾強調:“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俱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都突出了中華文化的傳入對于西夏的積極影響。游牧民族慣于肉食，茶葉滌煩解膩促消化的功能使之成為少數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唐代，茶葉即大量流布于塞外邊疆，“窮日晝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唐代飲茶風行，中原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均習慣飲茶，茶葉貿易也飛速發展起來，大小茶商穿行于全國各地，邊境少數民族也通過茶馬貿易獲取茶葉。茶也較早地傳入西夏，深入當地的社會生活。當地百姓“惟茶最為所欲之物”。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鹽鐵使王明進言:“沿邊歲運銅錢五千貫于靈州市馬……戎人得銅錢，悉銷鑄為器……望罷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馬。”李德明時，歲賜兩萬，并繼續與宋朝貿易交換茶葉，元昊時年十三歲諫以“茶彩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可見這時西夏國內茶葉消費量已經很大。但元昊繼位后與宋朝戰爭，貿易不行，國內困頓，財用不敷，民眾紛紛哀嘆“飲無茶，衣帛貴”。1044年夏宋議和之后，宋朝每年賜給西夏茶3萬斤。對此歐陽修還曾撰有《論與西賊大斤茶札子》，議論議和時送給西夏的茶葉斤數，稱“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小斤，即5萬大斤)，其用已足”，亦可見西夏飲茶之風的盛行。西夏的一大成就就是，他們創設了自己的文字和法律，在流傳下來的西夏書籍和典章里，茶文化也見證了漢文化的西入及其影響。西夏人骨勒茂才編撰的《番漢合時掌中珠》記載了當時社會上常見的物品及常用的詞語，其中就包括茶臼、茶銚。編輯分類當時社會常用詞語而成書的西夏文本《雜字》中則收錄了茶臼、茶杵、茶杯等詞語，說明西夏社會飲茶已經比較普遍，有專門的飲茶的器具，應該是茶文化盛行的結果。因為西夏不產茶，茶葉又是民眾生活日用必需品，因此茶葉在西夏的地位也是比較高的。據《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記載，西夏京師設有茶錢庫:十一種一律一案頭、二司吏:京師京師踏曲庫、賣曲庫，納上雜庫，茶錢庫，衣服庫，皮毛庫，鐵柄庫，綾羅庫，雜食庫，官黑山踏曲庫、賣曲庫。與重要的曲庫一樣，茶錢庫也有著專人管理。在西夏國內的賞賜、獎勵之中，茶與銀、布帛絹綢有著同樣的地位，《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4《邊地巡檢門》記載:一大小檢人地底未放逸，敵軍盜賊入寇者來，監察先知，新接檢人以及局分軍溜報告之功:查覺一人至十人來，巡檢主管絹一段，檢人二人共絹一段。查覺十人以上至三十人來，巡檢主管綾一塊、銀一兩，巡檢人絹一段。查覺三十人以上至七十人來，檢主管唐呢一塊、銀二兩、茶絹三，檢人銀一兩、絹一段。查覺七十人以上至一百人來，主管雜錦一塊，銀三兩、茶絹七，檢人銀三兩，茶絹五。查覺一百人以上至五百人來，主管升一官，銀三兩、雜錦一塊、茶絹七，檢人銀三兩、茶絹五。查覺五百人以上至一千人來時，主管升二官，銀五兩、雜錦一塊、茶絹十，檢人一塊?、銀三兩、茶絹五。查覺一千以上人來，一律檢主管升三官，銀七兩、雜錦一塊、茶絹十五，檢人銀五兩、綾一塊，茶絹七。卷10《續轉賞門》:一諸司任職位人三年完畢，無住滯，不誤入輕雜，則中書、樞密、經略等別計官賞，其余依次賜次中下末四等人得官賞:次等升一級，大錦一疋，銀十五兩，茶絹十。中等升一級，大錦一疋，銀十兩，絹三段，茶四坨。下等升一級，雜花錦一疋，銀七兩，茶三坨，絹二段。末等升一級，緊絲一疋，銀五兩，茶絹二。中書、樞密都案依下等司正法則得官賞。其中茶以坨計算，再聯系前面所引茶臼、茶杵之類，可見西夏還是比較少飲用散茶一類。
“茶絹”一詞的頻繁出現，似乎更能說明茶與絹帛之類地位的等同，都是比較貴重的物品。類似的記載還有幾處，如天盛律令《派大小巡檢門》稱，諸捕盜及其余罪犯，不管是長期徒刑還是短期勞役均論功按等賞賜銀兩、雜錦、茶絹之類;《校畜磨勘門》中諸大小牧監檢校官畜已畢，官方也會依其所納賞賜茶、錢絹。從前面不難看出，雖然西夏與宋分庭抗禮，自西夏立國，宋朝西邊幾無寧日，但是包括茶文化在內的中原文化還是逐漸傳入西夏，對西夏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積極影響。而西夏也不是僅僅引進宋朝的器物，而是積極汲取精神養料，加以創造，更顯夏漢文化的相互磨合。
除去戰爭，西夏與宋的正常往來途徑無非官方的貢使往來、榷場貿易，民間的邊民或內陸文化貿易流轉之類，其中最重要的理應還是貿易和文化往來，畢竟在無法攻而破之的情況下，游牧民族對上漢文化，最主要還是希望獲取中原豐厚的物資和先進的文化。夏宋貿易往來是宋夏關系史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西夏與宋的貿易文化往來，不僅使西夏引進了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加快了本民族的發展，豐富了人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同樣地，這一往來對于宋朝、中原文化也有著重大影響。作為西夏與宋朝往來的重要組成部分，茶及茶文化主要通過歲貢及貿易，尤其是榷場貿易進入西夏。“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余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毯之所輸，而茶彩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人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因為自然環境限制，西夏并不產茶，生產水平較低，尚不能滿足社會生活需要，因此需要從其他地區獲得茶葉及糧食、絲帛等生活必需品。但與其相鄰的國家或地區多是游牧經濟，無法提供，只有宋朝可以與之進行交換。“無論是為了滿足境內各族對緊缺物品的需求，還是通過交換剩余產品進行擴大再生產，西夏要求與宋進行貿易，乃是其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
對宋朝而言，以茶絹換取羊馬、藥品等少數民族特產，既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補充軍國之用，又可以滿足西夏上層需要，暫時緩解邊境沖突。因為歲賜所帶來的財政負擔也可以稍作緩解，為本國發展贏得機遇。宋太宗“赍茶于蕃部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宋宣和四年(1122)大臣宋昭上書:“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于榷場歲得之息。取之于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發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壞，遂耗內帑，臣愿遴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都說明和西夏貿易茶葉等物，有利于改善宋朝軍備與財政。西夏迫切需要從宋朝輸入商品，宋朝卻有更多的貿易選擇對象。宋朝對游牧經濟的需求，主要是馬匹，但自宋初以來，吐蕃即是宋朝馬匹貿易的主要提供者，宋朝堅持聯蕃制夏政策，自然也不可能和西夏開展大規模的茶馬貿易，因此宋人對西夏“維持的是有限貿易，恰恰是這有限的貿易，使得西夏得到了歲賜，仍然不時擾邊”，換言之，夏宋貿易的非正常化，也是西夏頻頻擾宋，宋朝邊境難寧的一大原因。西夏通過戰爭掠奪絹、茶等物品“雖在今存史籍上沒有明確記載，但從西夏侵宋以‘破城寨’為主要進攻目標來看亦不難驗證，因為宋緣邊城寨，既是軍事堡壘，也是熟戶，邊民的居點，既有儲存軍械、弓箭的倉庫，也是熟戶，邊民所需的各種物資的集散處，因而攻破城寨，西夏所掠財物自然包括數量不少的絹、茶等物”。宋朝和西夏開展榷場茶馬貿易，歲賜茶葉3萬斤，以“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本身即說明了夏宋貿易對于宋朝的生存影響。但由此延伸開來，夏宋往來，對于宋朝還有著更為深層的影響。西夏王朝成立前后曾長期臣服于唐朝，接受宋朝封號，宋人對于西夏始終有一種優勢心理，在北宋朝野人士眼中，西夏“雖在外國，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也因此“宋廷不論是官方還是士人都堅持在外交上不給予西夏以平等的待遇”。
在重臣歐陽修那里，這種態度即顯得非常明顯。遍覽《歐陽修全集》可以發現，歐陽修極少稱呼西夏為“西夏”，他最常用的稱呼為“元昊”、“趙元昊”，其《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辦?子》、《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子》，從文章題目即可以看出歐陽修并未承認西夏政權。其文中言及元昊建立西夏政權時，全部都是“趙元昊反”或“元昊叛”。但是，面對元昊的強勢姿態，北宋君臣也不得不承認，再也無法像前朝對待夷狄那樣對待西夏:“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可見，契丹與西夏對漢地器物、文化趨同的加快，甚或是對自身正統地位的追求，使得北宋士大夫們無法將之與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同等看待，“過去漢唐那種睥睨四方君臨萬國的心理”開始改變，“中國”與“夷狄”、“中國”與“敵”的對稱，宋朝與契丹、西夏多次的“邊疆”、“邊界”糾紛，是不是也表明，在宋代，“民族和國家有了明確的邊界，中原王朝第一次有了對等外交的意識”，未來一個包融各民族，各民族平等相處，華夷界限模糊的新的民族共同體———“中國”的形成開始變得可能?另外還需一提的是，西夏占據西北內陸，掌握著河西主要交通點，扼絲綢之路要道，貫通東西，控制著中西亞往來商人、河西少數民族和中原內地的交流。“本界西北連接諸蕃，以茶數斤，可以博羊一口”瑏瑡?，說明西夏從宋朝獲得茶葉后，還會在周邊民族中倒賣。大食、西州等國也會通過西夏進入宋境內貿易，由西夏征取稅收，天盛律令相關條令反映西夏對他們還有所優待。西夏漢文本《雜字》所記“回紇瓜、大石瓜”，應該是回鶻和大食傳入西夏的。回鶻、大食與中原聯系都很早，也深受漢文化影響。這些都客觀上加強了宋、西夏與各民族地區的交流。中唐回鶻已大驅名馬換中原茶葉，并隨著漠北回鶻的西遷使茶向絲綢之路擴展，加之西夏等飲茶民族的出現，茶馬互市在絲綢之路上的興起，唐宋以來絲綢之路也逐漸向茶馬古道轉型。
總之，宋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民族交流頻繁、民族問題突出的時期，但也是包括茶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發展鼎盛時期。宋朝周邊，西夏、契丹等民族，實力強大，不僅在軍事上時時壓迫著宋朝統治者的神經，在汲取漢文化精華的基礎上，他們也積極加強自己的文化建設，竭力樹立自己的正統地位。包括茶文化在內的中原文化不斷輸入宋朝周邊，茶文化不僅流行于宋朝社會各階層，也蔓延至全國各地各民族，進而隨著貿易的蹄印走向國界外。茶，不僅見證著西夏與宋朝的文化交流與沖突，中原文化對游牧民族的積極作用，也影響著宋朝的發展，宋、西夏與周邊民族、地區的聯系。
作者：王立霞 單位：江西省社會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