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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抗戰時期太行根據地相關書籍資料的考察與收集，將從抗戰時期書籍中字體藝術的歷史背景、文化指向、色彩構成、裝飾風格及字體藝術造型等方面進行分析、對比、研究，挖掘其藝術創作的精髓，為當代字體藝術創作形式提供設計理念借鑒。

關鍵詞：太行根據地；抗戰時期；字體藝術

抗戰時期太行根據地的書籍藝術正處在戰爭頻繁發生、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受戰爭中的各個方面條件的限制，其書籍封面字體在設計方面，由于受到東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影響給此時期的文字設計帶來了一些新的設計思路和方法；在書籍封面字體藝術的造型方式上，大量運用以宋體字和黑體字兩種字體為基礎并對其字體的大小、排列方式及對筆畫進行簡單設計的藝術形式，從而提高了書籍封面文字的藝術感染力；在色彩的運用上，主要在書籍名稱字體部分突出以使用黑色、紅色和純度較低的色彩為主，展現出此時期書籍既保留了中國傳統美學文化的同時也融合滲透了當時期現代文化的傳達方式。

一、字體藝術的歷史背景

抗日戰爭時期的書籍藝術設計處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因此無論圖形方面還是文字方面都緊緊圍繞抗戰主題為內容進行整理、編寫、設計、出版，發揮了救亡圖存的宣傳目的及意義。在戰爭中的艱苦條件下書籍設計中放棄了復雜的裝飾藝術，以簡潔明了、生動形象的表述方式，反映了時代的革命背景及人民的抗戰情緒。在各方面受限的現實條件下，此時期書籍中的文字作為政治思想武器，記述著全民族奮發一致抗日、救亡圖存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由于戰爭頻繁發生，印刷書籍的條件異常艱苦，很多印刷器材在轉移和運輸途中破損或流失，批量印刷難度增加，出現了一批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期刊及書籍。這些書籍無論在封面圖案中還是在標題文字設計中普遍運用了寫實概括的手法，通過木刻、漫畫的形式形象生動地展現出人民群眾學習、備戰和抗戰的細節，不僅激發廣大人民群眾奮起反抗的戰斗熱情，而且在很好地傳承了我國傳統民族文化精髓的同時也體現出當時歷史時期東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新形式、新思路。因此，木刻藝術和漫畫藝術也在這個時期成為了運用較為廣泛的藝術表現和傳達形式，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淳樸的審美視覺感受。

二、抗戰書籍的文化指向

在這個時期，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促使中國在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不得不吸收西方的設計理念，正是這樣的文化交融發展給此時期的書籍設計帶來了許多新的動力，與此同時也使書籍設計走上新征程。抗戰時期的太行山地區動蕩不安、內憂外患，戰爭的爆發甚至使人民生活水平都受到各方面條件的嚴重制約，但是在黨的帶領下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維護下，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在書籍出版及書籍宣傳方面仍然克服重重困難，創作出了很多優秀的時代特征下獨有的書籍刊物。再加上東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此時的書籍藝術在版式、封面圖案及文字上都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表現形式向近現代西式的藝術表現形式演變，在裝幀上從線裝到平裝、精裝演變的同時，書籍在文字設計、色彩運用、裝飾及圖案構思等方面也發生了相應變化，受到西方簡單明了的藝術形式和單線條的漫畫藝術的影響，形成了許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書籍設計新藝術，影響了這一時期書籍設計的思路和方向[1]24。抗戰時期的書籍裝幀設計是文化走向多元化發展的代表作，是將中國民族文化的獨特內涵與近代西方先進的設計思路相結合的產物，進而更巧妙的傳達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通過《抗戰藝術》、《戰斗文藝》、《群眾月刊》、《新戰士》、《兒童與青年月刊（十二期五卷）》、《別上當》、《戰斗在太行山上》等書籍封面作品中的圖案和文字中感受到設計者的巧妙構思，既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也借鑒了西方書籍設計中圖案及文字設計的形式。尤其是在書籍封面的字體設計中，使書籍不僅在抗戰氣氛上凸顯出強烈的抗戰氣氛而且從審美形式上使書籍更加具有現代審美氣息的視覺感受。此時期的書籍設計具有典型的時代政治性，受到強大時代背景下的政治氣氛影響，再加上先進社會團體、學者、各階層圍繞政治的前進方向創作出大量的文藝作品，作為戰爭中的政治武器為太行根據地的抗日戰爭勝利打下堅實的人文精神基礎。與此同時，也為抗戰時期的太行根據地書籍藝術的創新與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發展契機。此時的書籍字體設計巧妙地體現出在艱苦條件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和廣大愛國藝術人士高亢的抗戰熱情下，所創造出的大量值得我們后人去研究的書籍字體藝術，為當代書籍字體藝術提供了豐富的設計思路和方法[2]97。

三、字體藝術的造型方式

封面和字體設計在書籍設計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封面中的字體設計決定著讀者閱讀的第一感受，使讀者能夠直觀地感受到書籍傳達的內涵，將抽象的主題表達進行圖形化、文字化。書籍封面的字體設計是對書籍主題內容的提取和概括，同時能更好地表達書籍信息,進而使讀者從書籍封面各部分中的文字上宏觀把握書籍主題。此時期書籍封面的字體藝術由于受到印刷條件的限制，一般采用較為簡單的排列方式，雖其形式簡單，但傳達戰爭的含義卻也形象到位。太行根據地抗戰時期書籍中出現的字體類型大概有印刷標準字、手工書寫字及帶有設計性的字體等。其中的印刷字體類型也相對較少，經常出現的有宋體、黑體和及其少量的草書，當時書籍為了起到普遍地宣傳性作用需要進行大規模印刷及批量生產，因此印刷字在抗戰書籍中也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由于字體類型的限制，此時期封面整體穩重、古樸，莊重有序。

（一）字體設計的本身趣味

當時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和制約，文字設計相對集中地體現在書籍的封面文字設計部分，書籍封面的字體造型設置與封面設計的整體風格和書籍傳達的主題內容相互映襯。不同內容的書籍及期刊有著不同的字體表達方式，首先在書籍中不同內容主題的書籍在字體設計形式上各有特色，例如《時代》、《燎原》、《新戰士》這幾本書的封面文字設計就各有特點，但它們都能形象生動地傳達出抗戰時期戰士及群眾團結一致抗日的高漲熱情，《時代》這本書籍的封面字體藝術效果最突出的是對時代二字字體本身的設計，它將時代二字里的點及日字旁設計成圓形的表現方式，體現出當時藝術家們獨具匠心的設計思路。再如《燎原》這本書籍封面，整個封面的主要設計就在對燎原二字的形態設計，燎原二字被一團戰爭的烈火包圍，給人一種如戰場上的戰士不畏艱險英勇奮戰的視覺感受，火焰中若影若現的戰場畫面又巧妙地傳達了戰士的抗戰熱情就像烈火般生生不息，進而也體現出了抗戰時期書籍封面字體藝術的政治性、現實性和親民性。《新戰士》封面的整體設計是以漫畫形式展示的，書籍上半部分是對新戰士書名字體的設計，對三個字進行45度角的向左傾斜，在戰和士中間空隙處加一把土槍，整體上看似乎是戰士正在刺殺敵人的場面，在書籍封面的下半部分是漫畫部分，描述了一位高大的戰士伸出拳頭正在打倒舉著日本國旗小兵的場面，在畫面空隙處還有“迎接敵人，把敵人的新進攻粉碎”的45度角度傾斜的文字旁白，有趣生動形象的設計體現出當時人民群眾受到襲擊的亢奮心情和堅決抗戰的決心和士氣。看到不同書籍的封面和字體設計都能產生不同的視覺傳達的效果，當封面設計的傳達內容和字體的設計形式與書籍主題內容形成一致時，就能夠更好地提升書籍含義的準確傳達同時也能增強書籍的整體性美感。

（二）書法字體的實際運用

中國漢字歷史淵源留長，從結繩記事到甲骨文產生再到開始形成了蒃、隸、草等書法藝術體系，書法不僅作為世世代代傳遞信息的符號同時也展示了一種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字體設計憑借一張紙作為媒介，通過把歷史、文化、社會發展狀態作為基礎背景鋪墊，創造具有裝飾意趣的文字形象，烘托出此時期下的社會狀態及廣大群眾的心聲及愿望。早在唐宋時期書法便作為藝術的一個重要門類，書法依據字的方塊形態規律經歷藝術家們對字體的結構、走向、用筆等多方面的感悟和創造，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字體。書法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書籍封面字體的設計以書法字體為基礎，對其進行形式上的設計更加符合書籍的主題內容，形象生動的設計讓讀者印象深刻，產生閱讀興趣。宋體字體是太行山地區抗戰時期書籍封面設計中較為常見的字體樣式。宋體美術字是常見的印刷字體，其筆劃粗細均勻且富有變化，文字橫細豎粗，起筆和落筆都具有帶裝飾的部分，襯線，點、撇、捺的末端筆畫都有尖端即常說的襯線體，典雅大方[3]48。在這個時期的書籍封面字體中的書籍名稱部分經常選用宋體直接作為封面字體形式，例如《世界的新面貌》、《未熟的莊稼》、《別上當》等書籍封面字體都選用宋體，只是它們在版式中的排列順序有橫向排列、豎向排列和橫豎相結合的多種排列方式。另外，也會經常出現以宋體為基礎，在保留其基本形式的基礎上對其部分筆畫進行設計，使字體更加具有視覺上沖擊力的同時也會更加符合書籍的內容。例如《勞動英雄回家》、《戰場》、《蘇聯新歌》都會在宋體字的基礎上進行再次創意，使讀者感受書籍的文化內涵和字體的氣韻之美。黑體是在宋體和篆書共有特點的基礎上進行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種字體，黑體字體從視覺上看起來是相對均勻的，橫豎撇捺的粗細幾乎相同，黑體不像宋體字輕靈活潑，但卻厚重有力、引人注目。黑體字起先都運用在書籍的封面和標題中，起到提示、強調的作用，再加上字體筆畫粗細均勻，實用性、簡潔性、概括性也相對較強，因此在此時期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在此時期的書籍封面中除了對黑體字基本運用之外還會出現對字體的大小、位置及排列方向進行設計，產生藝術美感，提升書籍的藝術感染力和視覺效果。例如《兒童與青年》是在書籍名字部分把字體的大小進行變化，再巧妙地連接在一起，增強了讀者閱讀興趣的同時也巧妙傳達了兒童與青年要聯系在一起的概念；《新生》把新字里所有點的筆畫變成像一個小芽剛發出的形狀代替，微妙準確地傳達了書名新生的涵義，準確形象生動。使這種字體重心偏下設計的黑體美術字，具有鮮明的抗戰時代特征和情感表達。

四、字體設計的色彩表達

在書籍封面設計中字體的色彩設置能夠增強書籍的視覺效果和主題表達，抗戰時期太行山根據地在書籍封面字體的色彩選擇中一般都使用單色印刷，偶爾在字體本身的基礎上會出現深色陰影部分或者也會在兒童相關的期刊中出現雙色套印[4]142。這時期的書籍封面字體由于受到印刷條件的限制在色彩選擇中大多數都選用單色，單色中紅色、黑色使用最多，在表現形式中當字體與圖案相互形成圖與地的關系時，字體常常使用白色表達。《西北文藝》、《文學創作》、《抗戰藝術》等書籍的名稱字體設計就是運用圖地關系相互轉化，在書的名稱部分做黑、白或純度較低的底色，字體以白色凸顯。體現出設計者在有限的條件下盡量創造相對豐富的視覺效果來增強書籍封面的藝術性。有時字體在封面中單獨以白色呈現時，會添加黑色陰影作為襯托。《燎原》、《新生》、《抗戰知識》等書籍就是在白色的字體周圍進行陰影或者簡單圖案的設計，增強了書籍名稱的立體效果進而增強了閱讀者的閱讀興趣。總體在色彩使用上簡單明了，采用簡單的黑紅色在封面中增加視覺感染力，但又不耀眼使書籍增加了幾分古樸的意味。總之，抗戰時期的書籍封面字體藝術由于科技水平的制約及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限制，其色彩沒有豐富的表達，而是選用紅色、黑色及純度較低的中性色進行表達，這與中國傳統的“中庸”思想密不可分。抗日戰爭時期的書籍字體設計，是中華民族上下一致抗日、救亡圖存的偉大武器[5]6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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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趙曉嬌.謝光輝.抗戰時期西南地區名人書法題名在書籍設計中的文化內涵［J］.裝飾.2016，（6）：142-143.

［6］章霞.民國時期書刊封面設計的發展［J］.藝術與設計（理論），2012，（6）：65-67.

作者:王瑾 單位:長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