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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實施繼續教育國際化的戰略意義毋庸置疑。對將國際化確立為學校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戰略的研究型大學而言，繼續教育國際化是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過程中，提高辦學水平和辦學層次，增強競爭能力，提升國際聲譽的重要途徑。該文從定義繼續教育國際化內涵、標準入手，從依托的主要載體、可開展的主要形式、目前主要限制因素、需要得到的保障支持等方面展開研究，并提出若干思考，為研究型大學繼續教育國際化戰略的實施規劃有效路徑。

關鍵詞：繼續教育；國際化；戰略

1繼續教育國際化內涵與外沿

繼續教育國際化是指國際繼續教育跨國界、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與合作。繼續教育面對世界，重視向其他國家學習和借鑒，輸出自己的繼續教育，是一種現象。它是本國教育融入國際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更具體一些，我們可以從教育模式和教育開放性兩個角度來闡釋繼續教育國際化。首先，它是利用國內高校繼續教育資源和國外高校繼續教育資源，實現教育資源的互補與共享的一種教育模式。其次，從教育開放的角度來看，是指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增加人員派遣和接收，開展合作研究，共同辦學的趨勢。定義了“繼續教育國際化”的內涵，我們進而要考慮的是確定其外沿，即符合哪些特征的項目或者說繼續教育活動，可以將其視為國際化的繼續教育。在綜合參考了大量國內外相關文獻和已有項目的基礎上，我們提出“繼續教育國際化”的8個指征，即：理念國際化、標準國際化、對象國際化、師資國際化、內容國際化、資質國際化、基地國際化、團隊國際化。當然，任何發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實際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受到發展階段的約束，目前還鮮有項目、合作完全符合這8項指征。《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第十六章“擴大教育開放”中指出“開展多層次、寬領域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教育國際化水平，……加大國際援助力度，為發展中國家培養培訓專門人才。”因此，把握當今繼續教育發展潮流，依據我國教育國際化的具體部署，應以此8個指征為靶向，更新繼續教育認知，樹立國際化觀念，并致力探索實施戰略。

2繼續教育國際化主要載體

我們這里所說的載體，主要是指可依托的手段。我們將其歸納為“虛擬和實體”兩類，兩者分工明確，但缺一不可。

2.1依托線上平臺，打造“虛擬”國際化辦學

互聯網的聯通性讓跨區域、跨行業、跨時間的合作成為可能，它為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提供了可能，同樣也為繼續教育領域走向國際化指明了道路。MOOC、超MOOC、國際間視頻學術會議，移動互聯網+、移動終端+等已成為新的學習潮流。2015年，國務院連續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意見》《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等重要文件，繼續教育行業利用互聯網精神進行改造的空間同樣很大，“移動互聯網+開放教育”也將引領教育新常態。

2.2開拓線下合作，開展“實體”國際化辦學

從香港多所知名高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倫敦大學等多個案例研究表明，繼續教育的國際化，從無到有、從有到優，一定是需要與海外合作機構或大學有合作的。對于研究型大學而言，開拓與世界知名高校、行業內國際頂尖機構、政府的深度合作，是開展繼續教育國際化的主要載體。“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贏發展”應成為研究型大學繼續教育國際化開展合作的立足點。

3繼續教育國際化的主要形式

教育國際化，自然不光是簡單的“走出去”，也需要“引進來”。研究型大學的繼續教育國際化也應包括這兩種主要形式，更精準地說，應該是“堅持輸出為主，兼顧輸入”，既要注重國際化品牌的引進，更要注重本土化特色的輸出，在這兩種大框架之下，我們認為具體形式可以分為如下幾種。

3.1跨境考察

跨境考察是繼續教育國際化最易也是最常采用的形式。課堂講授結束后直接跨境到實地參觀，能夠極大地開闊學員眼界。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等均有包括跨境考察的項目，因特爾、谷歌、IBM等知名跨國公司，港口橋梁，城市規劃、法制等政府部門，都是主要的跨境考察對象。

3.2人員流動

通過交流學員、交流教師，促進繼續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學方法與教學技術上的國際化融合。在學員交流中，尤以企業家作為其中重要力量，互聯網+新思維、跨境電商、企業現場教學等成為熱點；教師交流的案例，可以從香港理工大學的培訓方式中體現：香港理工大學開設了倫敦大學國際項目的法律課程，同時與馬來西亞私立培訓學校AdvanceTertiaryCollege(簡稱ATC)簽署協議，由ATC提供全部學術支持，學生在香港理工大學接受來自馬來西亞培訓機構教師的授課，培訓結束后獲得倫敦大學國際項目的結業證書，目前已有2000余名學員在香港報讀相關課程。

3.3課程合作

課程設置的國際化是繼續教育國際化最基本的要素，是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復合型人才的基礎，也是通常采用的形式之一。在實際合作過程中，立足于本校優勢、特色學科，通過品牌輸出，逐漸打造起國際化繼續教育品牌。例如，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與美國托馬斯杰佛遜法學院聯合舉辦“中美法學院國際交流高級研修班”，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開展法律學習，學習內容涉及國際商業法、國際談判法、國際娛樂法以及中國法律系統。

3.4加盟中心

國際間繼續教育機構合作辦學，是繼續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和高階手段之一，以加盟中心的形式開展繼續教育跨國深度合作，既有利于促進繼續教育對外開放水平，又有利于創造和整合教育資源，提升繼續教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高校國際聲譽，同時利于構建多元化的繼續教育辦學體系。例如，倫敦大學在2009年引入的一項“教學機構認證框架”，對符合特定質量標準的教學機構予以認證。目前已經有來自4個國家的75個教學機構作為加盟中心通過了倫敦大學的認證，可以在本地提供倫敦大學的國際項目培訓，這其中包括學歷和非學歷的培訓。目前中國內地還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完成認證的加盟中心，只有華南師范大學正在認證的進程當中。當然，在實際繼續教育國際化開展過程當中，每一種形式并不是單一被割裂的，很多項目整合了兩種以上的模式開展。往往是結合高校的學科背景，通過舉辦繼續教育領域內的學會、協會的機會，加強與國內外辦學單位的聯系和合作，堅持全球視野整合資源，才能深入開展繼續教育國際化辦學。我們也可以根據上述四種具體形式，規劃一條比較明晰的繼續教育國際化辦學路徑。

4繼續教育國際化的保障支撐體系

客觀說來，我們對繼續教育國際化的戰略意義已有足夠認知，完成繼續教育轉型的研究型大學也逐漸達成共識：將國際化作為繼續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除去大學本身的探索與實踐，我們認為，我國繼續教育國際化還缺乏兩個有力的保障支撐條件，一為制度，二為認證。

4.1建章立制，規范推進，保障合作持續發展

從教育整體大環境來看，中外合作辦學水平和階段不斷提升。2013年9月的《教育規劃綱要實施三年來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情況》，明確中外合作辦學已進入“提質增效、服務大局、增強能力”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等政策也已穩定實施。但目前，尚沒有就繼續教育領域中外合作辦學專門推出的規章制度，政策環境不夠明朗和穩定，亂象叢生。

4.2跨國認證，提升質量，促進合作持續發展

目前，我國的跨國繼續教育質量評估與資格認證才剛剛起步，在繼續教育機構認證制度和課程標準制度方面，我國尚未按國際規則建立相關的認證制度，影響了繼續教育總體質量在國際上獲得認可，在國際教育服務市場上的份額也因此受到影響。建議可以在借鑒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框架體系的基礎上，先從與中國有密切合作的國家或中國在其中擔任重要角色的國際組織入手，例如東盟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相關認證制度，促進合作的良性發展；引入認證制度，加強國際化教育的質量控制。以此推動繼續教育國際化合作的持續發展和規范發展。例如推動國際認可的職業資格證書、國內國際雙證等，都可以作為突破口和具體形式。

5研究型大學實現繼續教育國際化的幾個突破口思考

5.1依托品牌化，提升繼續教育國際化辨識度

品牌化是繼續教育國際化的立足之本。實施品牌戰略，體現特色，要通過具體的項目，課程和專業化管理模式運作體現國際化，從而提升繼續教育國際化辨識度。已實現繼續教育轉型升級的研究型大學，應該將繼續教育品牌由塑造國內品牌向打造國際化品牌轉變，成為國際繼續教育市場不可或缺的“供應商”。

5.2打造品牌化、高端化特色項目，依托地緣、學科優勢，實現繼續教育國際化

品牌化、高端化，可以說是實現繼續教育國際化的兩個重要抓手，在品牌化、高端化初步打造完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依托優勢學科、地緣優勢，在國際繼續教育市場上大有可為。例如，建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東盟貿易區、華人地區等的國際教師進修與交流基地，做“培訓者的培訓”，搭建資源共享的終身學習服務平臺，同時努力成為沿線國家教育合作孵化中心。例如，更多地參與到制定中國創造和中國制造國際標準，開發應用型教育專業標準、課程體系，探索中國到國外開展繼續教育的新模式等。繼續教育國際化，是一項長期的、系統的工程，對目前我們處于起步階段而言，還存在國際合作廣度和深度有待拓展，培訓質量和培養模式面臨巨大挑戰，缺乏國際化發展活力等問題。需要從穩定的政策、良好的質量保障、精準的重點發展區域和領域、品牌化高端化的項目等多處同時著手，形成合力，實現繼續教育國際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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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英蓓 單位:浙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