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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閻錫山在山西興辦教育的動因，系統介紹了閻錫山的基礎教育思想，探討了其基礎教育思想對山西教育發展的影響。認為，對當時山西教育的影響在于：國民學校的數量日益增多，國民學校的學生人數最多，學齡兒童中受義務教育的兒童人數最多。對當今山西及全國教育發展的借鑒意義在于：發展教育需要重視教育經費問題；發展教育要注重培養師資力量；發展教育要注重公平。

【關鍵詞】

閻錫山；基礎教育思想；山西地方教育；影響

閻錫山（1883-1960），字百川，16歲因家庭破落隨父一起經商。1902年被清政府派遣到日本留學，期間加入了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后，當選為山西都督。1917年9月，閻錫山兼任山西省省長，開始成為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顯耀人物，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他在山西執政期間，著手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的同時，日益覺察到發展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尤其是對山西基礎教育的發展給予了極大重視。

一、閻錫山在山西興辦教育的原因

清朝末期“百日維新”期間，山西雖然在籌辦新式學堂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但是由于山西經濟落后、環境閉塞等多方面的原因，全省的教育事業依然相當落后，學校很少，文盲大量存在，民眾愚昧無知，直到辛亥革命后，仍然沒有改變。閻錫山在擔任山西省長之后，積極地致力于山西教育的發展，提高人民素質，對于閻錫山興辦山西教育動因的探討，本文擬從五個方面進行分析。

1、借助辦學獲得好名聲

閻錫山在掌握山西軍政大權之后，為了在家鄉獲得一個好名聲，于是就以他父親閻書堂的名義，在家鄉興辦了許多公益事業，如文教衛生、社會福利、交通水利等。其中閻錫山對家鄉的教育事業非常關心，親自創辦了川至中學、進山中學等學校，一方面希望家鄉的父老鄉親接受良好的教育，贏得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要使家鄉父老“追本溯源”，體會“其誰之賜嶼”，令“老安少懷”，世世代代不忘閻氏父子的恩德。[1]如1918年閻錫山出資在家鄉河邊村創辦了川至中學，校名就取“百川匯而至于海”的含義，可見閻錫山興辦教育和自身的利益分不開。

2、為統治培養政治人才

除了在家鄉父老中得到一個好名聲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借助辦學為自己統治山西培養所需要的各種人才。從他創辦的川至中學的校旗、校訓、校歌中就可以看出來。學校的校旗是“川至”兩個字，是說這是閻錫山的私人學校，有讓學生感恩戴德之意。還有“苦學救主”的巨大牌匾懸掛在大禮堂，是閻錫山對全省學生的告諭。校歌則說的更為直接，校歌最后兩句是：“苦學救國囑吾曹，切莫負主人之設學意。”[2]為了控制學生的思想，閻錫山除了安排校長、教師進行日常的教育外，還親自給學生們講話，要求學生們“抑欲，要從小時候就克制自己，不要想做不到的事。”這可以看出閻錫山在教育上的政治手段。

3、受中國傳統文化中重教育思想的影響

自西漢起，儒家文化開始占據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這與儒家本身重教育的思想密不可分。閻錫山從小就接受了較多的傳統儒家教育思想，這不僅使他深受中國傳統思維、價值觀的巨大影響，也使他與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有不解之緣，雖然早年因為父親做生意破產，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被迫輟學隨父一起經商，但他對讀書一直懷著濃厚的興趣，內心深處對知識很崇敬，在他統治山西之后，這種渴望讀書的愿望在他的興辦教育中充分體現了出來。

4、留學日本進一步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

在父親經營的“積慶長”錢鋪虧本后，1902年，迫于生計的閻錫山參加了山西武備學堂的恢復招生，憑借著自己的努力和天賦被清政府選為赴日公派留學生。在日本留學期間，閻錫山親眼目睹了明治維新時期，教育對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作用，與當時的中國進行比較，思考中國貧窮落后的原因，從中逐漸認識到了中國教育發展的弊端。

5、發展山西經濟的需要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閻錫山為了實現自己長久的政治統治，就必須首先重視發展經濟，而教育又可以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人才和技術，這一點閻錫山心知肚明。閻錫山在擔任山西省長后，面對著山西經濟陷入困境的情況，積極致力于發展山西經濟。他說到：“實業人才的缺少是制約山西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這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3]由此可知，閻錫山興辦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歸根結底，他興辦教育的意圖還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統治、自身的利益考慮。

二、閻錫山的基礎教育思想

在興辦教育中，閻錫山倡導：“教育不僅要包括‘以普及為主’的國民教育，‘以發展經濟為主’的職業教育……”[4]閻錫山所倡導的教育，是指以基礎教育或義務教育最為重要。

1、閻錫山基礎教育思想的內涵

推廣基礎教育，必須讓更多的老百姓知道。為此，閻錫山在他親定的《人民須知》中強調了基礎教育思想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義務教育。即作為父母的，不管多么貧窮，都要讓自己的子女上學，這是父母對子女的義務，所以又叫義務教育。

（2）強迫教育。閻錫山認為：“人民要是不上學，就要罰他，罰過了還是要去上學，又叫強迫教育。”

（3）國民教育。閻錫山還認為：“凡是山西的老百姓，無論是貧、富、貴、賤，七到十三歲，這七年中，必須讓小孩子上學四年，這叫國民教育”。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有四年的時間就可以畢業，自己學好了打算盤、寫信、記賬，等到稍微有錢的時候，再上高等小學校，家里實在窮的也可以自己去謀生活，這就是學習知識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2、閻錫山推行基礎教育的措施

閻錫山把基礎教育看作是山西教育發展的重心，為了發展和普及以小學教育為主要內容的國民教育，閻錫山還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如下：

（1）調查學齡兒童，籌款設校。由于山西以往很少進行戶口調查之類的活動，民眾不理解調查戶口與學童調查的本來意圖，往往與官吏相抵觸。閻錫山對調查學童的難度早有預料，所以他一再要求調查人員必須對山西百姓講清楚調查學童的意義。[5]閻錫山也積極想辦法籌款，為貧窮但優秀的學生設貧民學校，讓他們免費入學。同時，閻錫山還私人出資修建學校，如1915年，創辦的河邊村高等小學校，1918年出資興辦了私立“川至中學”，這為山西貧困兒童上學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2）擴大師范院校，提升師資隊伍。為提升教師隊伍，閻錫山在原有的師范院校的基礎上，繼續改革師范教育事業。師范學校“先后畢業學生達1500余人，現在統計全省師范畢業學生共11700人，師范講習所畢業學生共21700余人。”[6]到1921年，在山西已有的21所省立學校中，省立國民師范的學生人數最多，達到了1829人。從這些專門學校的設置上來看，閻錫山對師資隊伍的培養非常重視。

（3）勸導入學，實行強迫教育。錫山非常重視基礎教育，他要求山西的官員采用勸導方式，積極引導民眾主動接受這種教育。閻錫山還親自下鄉勸導民眾送子弟上學，給家長做工作，從思想上鼓勵和支持老百姓接受教育。閻錫山還主持通過了《山西全省施行義務教育規程》，對山西教育的推行做了詳細規定。凡是七歲至十三歲在學齡期間的兒童，都應該接受國民學校的教育，學齡兒童以及十八歲以下的失學兒童，沒有原因而不入學的，經各區長、各街村副查明呈請縣知事核準，讓其家長交一到五元的罰金，從而達到迫使學齡兒童入學的效果。

（4）分期普及基礎教育。閻錫山為了更好地普及基礎教育，規定普及教育工作要在全省分六次進行，第一次省城至七年九月普及，第二次各縣城至八年二月普及，第三次各縣鄉鎮及三百家以上村莊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四次二百家以上村莊至九年二月普及，第五次百家以上村莊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六次十家以上村莊至十年二月普及。[7]每次以5個月為限，從省城到縣城，再到各縣鄉鎮，以至50家以上的村莊，列出計劃，分期執行。經過一番努力，山西小學教育迅速發展起來。

三、閻錫山的基礎教育思想對山西教育發展的影響

掌握山西大權后的閻錫山，積極在山西發展教育事業，著重發展基礎教育，對于閻錫山的基礎教育思想及措施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對當時山西教育的影響

（1）國民學校的數量日益增多。閻錫山向來以“遇事肯動腦筋，好出‘點子’，務求實效，”而著稱。他曾經說過，興辦教育事業，經濟上發展實業，只制定理論上的章程和計劃，就沒有資格談論成績如何，必須進一步把這些計劃和章程付諸于實踐才行，正是抱著這種實際能干的態度，使民國時期山西省國民學校數量逐年增多，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閻錫山為興辦山西教育采取了具體而詳細的措施，經過兩年的勵精圖治，山西的教育取得了較大的發展。1921年，山西全省男女國民學校已辦有19463處，學生人數達722156人，還建有普通高等小學近300所，在校學生約50000人。1919年，全省中學只有26所，但到了1937年，全省中學發展到了55所，師范學校由1919年的1所發展到了17所。由于學校數量逐年大幅度遞增，全省人民對義務教育的認識水平也空前提高了。到1924年、1925年山西老百姓對調查戶口、督促入學這類事情，都積極配合和服從。隨著學校建設增多，30戶以下的村莊，兒童也沒有因各種原因失學的。1932年，閻錫山重新整頓教育，義務教育出現更加良好的發展勢頭，教育部督學在視察報告中寫道：“該省各級教育，以小學教育最整飭，基礎亦最穩固。如今全省小學林立，其數初級有26000余校。”由于閻錫山對教育的重視，從而對社會和學校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興辦學校的數量由1918年14189所，到1930年，國民學校已達到22163所，每年都在增加，人數也從1918年的467069人增長到了1930年的812477人。此外，培訓教員的人數及基礎教育所需要的經費，也逐年增加。（從附表一可以看出）。可見閻錫山在山西興辦教育初見成效。（資料來源：申國昌《守本與開新：閻錫山與山西教育》第130頁，山東教育出版社。）

（2）國民學校的學生人數占學生總數最多。閻錫山從1918年開始在山西實施義務教育，到入學人數最多的1923年。從1924年開始，義務教育入學兒童人數在減少，但入學人數基本是呈現遞增趨勢。（從附表一可以看出）經過閻錫山對山西教育事業改革的一番努力之后，山西小學教育迅速發展，據1916年統計，山西全省每1萬國民中有小學生290人，居全國各省首位。1918年到1919年，全省在校小學生人數達316888人。每萬名國民中就有小學生的數量又比1916年增加了34人，民初山西學校和學生數額的增長速度是最快而平穩的。

（3）學齡兒童中受義務教育的兒童人數最多。隨著基礎教育的具體實施，在學校數量、國民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的同時，山西省接受義務教育的兒童人數在學齡兒童人數中所占比重最大。從1918年-1930年，受義務教育的兒童占學齡兒童人數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大，1920年，百戶以上村莊的義務教育普及辦理完畢。學齡兒童入學率最高的1924年竟高達72.2%，從1922年到1932年，受義務教育兒童的百分比始終保持在65%以上的發展勢頭，一直到抗戰前，這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中，1928年全省就學百分比為69.8%，這在當時的全國是高居榜首、獨一無二的。

2、對當今山西及全國教育發展的借鑒意義

閻錫山的基礎教育思想，不僅開創了中國義務教育的先例，而且也為山西義務教育發展帶了頭，更為現代山西乃至全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發展教育需要重視教育經費問題。民國時期的山西，經濟并不發達，經費籌措自然不容易，如何管理這些經費，盡最大可能將錢花在基建和設備投資上，也就更加關鍵。閻錫山為發展教育積極地加大對經費的投入。就山西省的師范教育而言，1918年，由1917年的121192元增長到了231438元，之后，每年都保持著小幅度的增長，1925年增長到了411919元，1932年，山西省的師范教育經費增長到了624597元。在山西省義務教育的經費來源中，村級政權的教育經費支出，在義務教育的經費來源中，占據著主體地位。此外，為了盡可能地節省經費用來修繕校舍和購置設備，閻錫山統治下的許多縣制定的日常經費使用規則，“摳門”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連學校用的燈油、筆墨、紙張等都做了很詳細的規定，可見閻錫山對教育經費使用的重視。從閻錫山的基礎教育實踐中，我們應該意識到，作為支撐教育發展的經費，在今天的教育事業中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理所當然是我們應該重視我國教育經費存在的問題，如教育經費投入總量不足，而且存在著十分嚴重的浪費現象。針對這些問題，教育部必須采取措施，加大教育經費的投資，也應當合理的使用教育經費，作為教育大省的山西也不例外。

（2）發展教育要注重培養師資力量。閻錫山在發展山西教育的同時，也十分重視教師素質的培養，由于普及教育計劃的推行，教師供不應求，為了解決這一難題，閻錫山大力發展山西省的師范教育事業，山西各縣紛紛開辦臨時性的師范講習班和培訓班，采取對師范教育傾斜的政策。閻錫山還親自開展師范工作，1918年，閻錫山在山西原有的男生師范、女生師范學校的基礎上又設立了省立國民師范學校，這是當時太原最大的學校之一。學校以培養鄉村小學教師為主旨，師范學校先后畢業學生達1500多人，師范學校的擴充和發展，促進了山西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在加強師資力量培養的同時，閻錫山也注意到教員的流失問題，也曾多次下發文件為小學教員加薪，倡導山西民眾要尊重小學教員，希望以社會的尊重來彌補他們經濟上的不足，但受多方面的限制，這種狀況沒有多大改變。

（3）教育發展要注重公平。從閻錫山提出的“國民教育”中可以看出，閻錫山已具有“在教育公平中確保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義務，以及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的注重教育公平思想，并且付諸于實踐。閻錫山還規定了進行國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從能夠閱讀通信報紙和能看懂告示和刑律，到能寫信和能升學，這也基本符合教育公平中的每個學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達到一個最基本的標準。

當今，教育的公平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焦點問題之一，關系著全國絕大部分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著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關系著人心向背。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能力將受到極大的損害。

作者：胡龍 曹小遠 單位：延安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參考文獻】

[1]楊樹標，宋振春.閻錫山家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1.

[2]陳應謙.閻錫山與家鄉.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114.

[3]申國昌，賀鵬麗.閻錫山興辦山西教育的性質.山西大同大學學報，2010.1.

[4]王凱.閻錫山與民國初期山西教育的發展.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2.1.

[5]申國昌.守本與開新：閻錫山與山西教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84.

[6]謝愛國.閻錫山教育思想特點探略.文教資料學研究，2008.2.

[7]景占魁.閻錫山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