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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指導意義的通知》。結合出版業的實際情況，2015年3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財政部又下發了《關于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實際上，隨著數字化、信息化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互聯網思維對出版產業的進一步滲透，“融合”已經成為推動出版產業發展和出版事業繁榮必須直面的話題。從產業角度來看，出版作為重要的媒體產業之一，其轉型、升級、變革、融合深受媒介技術的影響。所謂融合出版，即是在媒介融合的學術語境下、順應現代出版發展趨勢、基于數字化技術和互聯網思維產生的新興出版現象，是解決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融合發展問題的新興出版范式。[1]融合出版以媒介的融合為基礎，這種融合包括內容融合、渠道融合、平臺融合以及經營和管理幾方面的深度融合。歸根到底，融合出版是新的生產關系必須符合新的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結果。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飛速發展，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生活諸方面，特別是對傳統媒體產業形成了很大的沖擊。新的技術變革，必然推動生產力發展；而生產力發展，必然會要求新的生產關系與之匹配。融合出版是一種新的出版范式，這種出版范式對國家宏觀層面的規制、對出版產業的組織，乃至對出版企業的平臺建設、產品研發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樣，融合出版對出版的重要主體——出版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傳統出版中，各媒體之間涇渭相對分明，對編輯出版人員的要求也各有側重。但是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各種媒體的交叉互融日漸成為常態，要求編輯出版人員既要掌握編輯出版專業技能，又要掌握新媒介技術；既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知識，還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具體來說，融合出版時代編輯出版人才必須具備下列幾種素質：一是豐富的跨學科的多領域知識；二是對各種出版資源和海量信息的分析整合能力；三是跨媒體的策劃、經營、管理能力；四是對新媒介技術的基本操作能力。高校編輯出版專業承擔著培養編輯出版人才的重任，肩負著為出版業輸送各級各類人才的歷史使命。在數字化浪潮的激蕩下，面臨出版融合的趨勢，高校編輯出版教育也必須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主動與技術的變革、社會對人才要求的轉變并軌相適應，深刻反思現行人才培養模式以及教學方式中存在的不足，確定培養目標，創新培養理念，變革教學方式。

一、現行高校編輯出版教育存在的不足

我國高校出版教育以1953年建立的上海印刷學校、1956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開設書籍裝幀設計本科專業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開設出版專業為濫觴。1978年北京印刷學院成立，標志著印刷高等教育的開始；1983年，武漢大學開辦圖書發行管理學專業，這是圖書發行教育的起步；至1985年，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開始招收編輯學專業本科生，出版工作編、印、發三大環節都有了相應的高等教育設置，我國編輯出版學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才正式構建起來。[2]2010年，國家批準設立出版碩士專業學位，首批有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14所高校獲準招生。2014年，第二批獲得出版碩士專業學位授予權的有青島科技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昌大學等6所高校。幾十年來，編輯出版學高等教育為我國的出版業培養并輸送了大量的人才，為推進出版改革和出版繁榮，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回眸整個高校編輯出版教育的發展歷程，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這種不足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在新技術的沖擊面前，更是被許多實際問題放大而格外凸顯出來。

1.高校編輯出版教育體系結構不完善

雖然出版實踐的需要推動了高校編輯出版專業的設立，但在很長時間內，編輯出版專業并沒有官方認可的、合法的、獨立的地位，也沒有得到學術共同體的肯定。在高校編輯出版專業教育起步以后，1987年，國家教委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社會科學本科目錄》把圖書發行管理學和編輯學均設為“試辦”專業而不是正式的本科專業。直到1993年，這兩個專業才正式列入本科專業目錄。1998年專業合并后，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中才有了“編輯出版學”。據統計，到目前全國有83所高校開設了編輯出版學本科專業（其中5家開設有數字出版專業），但根據四川大學王炎龍教授的統計（見中國新聞史學會編輯出版研究委員會2017年學術年會論文集），在全國39所985高校中，僅有6所開設了編輯出版學專業；116所211高校中僅有13所開設了這個專業。可見，雖然全國開設編輯出版學專業的高校總數不少，但高層次大學不多。另外，發展到今天，雖然本科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已經有了“正式”的身份招收編輯出版專業學生，但是在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學術碩士這一領域，依然沒有理順，研究生的學科和目錄（包括碩士和博士）中依然沒有“編輯出版學”這一名稱。雖然多所高校采用設置“專業方向”或按相關規定設置二級學科專業并備案的方式來招錄研究生，但仍舊有些名不正言不順，這種設置的隨意和不規范、不統一帶來的弊端是明顯的。各高校編輯出版專業研究生教育依托的學科不一致，或隸屬于漢語言文學，或歸并于新聞傳播學，或掛靠信息管理學，或依托于藝術學等，不一而足，結果是專業名稱也不盡相同。雖然在培養目標上大同小異，但在具體的培養模式和課程設置等方面卻有較明顯的差異，導致培養目標與學科建設的關系沒有完全理順，編輯出版學的學科歸屬和專業歸屬到了研究生層次顯得比較混亂。

2.課程體系設置不完全合理

課程是教育教學活動最重要的物質載體，直接決定著教育教學的質量，也直接決定著人才培養的質量。經過幾十年努力，高校編輯出版專業在課程設置方面初步形成了史、論、應用與現代出版技術相結合的課程體系，專業基礎課、必修課、選修課、實踐課也大體完備。但由于我國高校編輯出版專業的教育體系并不完善，學科歸屬并不明確，導致在課程設置上也存在一些問題，不盡合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各學校編輯出版專業掛靠一級學科并不一致，在專業課程的設置上，根據所依托的學科不同，也有較大差異。比如掛靠在漢語言文學之下，往往就偏重于語言文學類的課程開設，附屬于新聞傳播學的，就側重傳播學方面的課程，并沒有完全根據培養目標來制定更具特色的培養方案，開設相應課程。二是偏重理論課的開設，忽視實踐課所占比重。編輯出版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理當重視實踐課的開設。而我國的編輯出版學脫胎于文史院系，本身就有重學輕術的傳統。從目前課程設置的情況來看，實踐課雖有，但所占比例并不太夠，本科院校實踐課程大概只占到總培養計劃學時的15%，這和國外理論課與實踐課大約1:1的比例是有很大差別的。[3][4]三是課程開設重編輯技能，輕經營管理。根據中國編輯學會教育專業委員會（籌）、中國編輯雜志社2011年的調查報告，目前編輯出版學專業的主要課程集中在編輯出版理論（87%）、出版史（83%）、書報刊編輯業務（83%）及新媒體編輯業務（83%）等方面[5]，而創意策劃、經營管理、市場營銷方面的課程明顯不夠。這導致培養出來的編輯出版人才與社會實際的需求脫節，近年來編輯出版專業的學生難以受到出版企業的青睞即是結果。

3.師資力量不夠強大

教師團隊是教育教學活動的關鍵因素，是教育教學活動的重要主體。師資力量是限制高校編輯出版教育快速發展的又一瓶頸。由于編輯出版學依托的學科各不相同，賴以存身的院系（或放在文學院，或隸屬新聞與傳播學院，或寄身于信息管理學院等）也不相同，從專業教師的構成來看，相當一部分來自所掛靠的院系，這些教師的專業背景也大多與所掛靠院系有關。兼職教師則以出版單位的資深出版人、有高級職稱的出版專業技術人員為主。“雙師型”教師明顯不夠，大多數專任教師并無出版業從業經驗，更缺乏融合出版所需的跨媒體、跨專業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有些聘請的業界老師（研究生導師）因為政策跟不上，要求不明確，培訓沒到位，以至徒有虛名，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4.教學方式不夠豐富

課程體系設置的不完善，導致理論課程、文史課程的開設偏多；師資力量薄弱，大多數專任教師的學科背景是文史學科，對新媒介技術掌握不夠，缺乏實際從業經驗。這兩者集中表現在教學方式上，便是教學依然以灌輸式的講授為主，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學生的主體地位；講授內容大多是從理論到理論，缺乏鮮活的案例教學和實踐教學，特別是體系化的案例教學模式沒有形成。這都影響了實際的教學效果，影響到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拓展性和積極性。

二、融合出版背景下高校編輯出版教育的理念與追求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日趨旺盛。出版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核心層，必將在新的時代駛上發展的快車道，也需要越來越多的編輯出版從業人員。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對編輯出版人才有了新的要求，培養目標勢必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

1.凸顯專業理念，強調“大文化觀”

出版產業既有產業的屬性，更有文化的屬性。在我國，出版的第一屬性仍然是其文化屬性，第一效益仍然是其社會效益。高校編輯出版專業教育，在培養目標上，仍然要凸顯專業理念，強調“大文化觀”，即突出編輯出版人才的把關人角色，激發他們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對現代各國優秀文化成果的積極吸納和借鑒。專業理念是對職業本質屬性認知基礎上形成的職業理想、職業道德、職業態度和職業作風，規定著編輯出版人才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沒有責任感、使命感和對職業的認同感，便不是合格的編輯出版人才。晚清以來，燦若群星的中國編輯出版大家無一不是把出版業作為自己人生理想的依歸，無一不是把傳播中外優秀文化、積累人類文明成果作為自己的責任和使命。這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依然具有深刻的意義。各種介質的出版交融互通，不僅僅是紙質出版，對新型態的出版，比如網絡游戲、網絡文學、網絡廣告等，編輯出版人才依然要把它歸為大文化的一部分，依然要強調其文化屬性和主流的價值觀，而不能淪為經濟的附庸，使之成為單純的商業工具。

2.凸顯媒介融合，強調“大出版觀”

隨著科學的進步，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出版的媒介和傳播的途徑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出版是內容產業，編輯出版人才在內容優選優化上的功能沒有變，出版業、傳媒業“內容為王”的本質沒有變。編輯出版專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必須凸顯媒介融合，強調“大出版觀”。圖書、報紙、期刊等傳統出版的紙質媒介借用現代科學技術可以煥發出新的神采。也可以說，紙質出版各載體之間的界限正在消解，紙質出版正在向多媒體的立體融合出版發生轉變。將來的出版，必然是各種內容、各種媒介、各種渠道、各種平臺相互交融的大出版。時代的變革，技術的發展，必然導致出版業態的轉型，也必然會對編輯出版人才提出更全面、更高層級的要求。編輯出版教育的培養目標，理應體現這一轉型，迎合這一需求。

3.凸顯學科交叉，強調“大教育觀”

在媒介融合的視野下，融合出版強調的是全媒體運營。全媒體時代，新型的編輯出版專業人才必須符合“復合型、應用型、創新型和學習型的規格要求，并具備全媒體內容生產能力、全介質傳播能力和全方位經營意識”[6]。因此，編輯出版專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必須凸顯學科交叉，強調“大教育觀”。從學習寬度來說，單純囿于某個學科、某種專業知識的學習顯然已經不夠，因此要突出通識教育、各學科交叉知識的學習，特別是要突出對現代數字技術的學習，培養文理兼通的“通才”。從學習長度來說，教育應該在時間上貫穿人生全程，對編輯出版專業人才來說，學校教育結束后的繼續教育尤其重要，把職前、職中、職后教育很好地結合起來。編輯出版專業教育應該樹立“終身教育”的理念，應該有理論—實踐—理論這一循環往復的過程。

三、融合出版背景下編輯出版專業教育改革的舉措

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現行高校編輯出版專業教育的問題被凸顯出來，培養目標勢必發生相應的變化，同樣的，編輯出版專業教育也要迎合行業發展需求，進行必要的改革。

1.明確學科歸屬，明晰培養層次

我國編輯出版學專業從創辦以來，在專業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一直沒有被完全確定。《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中共有13個學科下設110個一級學科、409個二級學科（學科、專業），這里面并沒有編輯出版學專業。“學科目錄是高校辦學、招生、設置專業、開設課程以及培養師資進行學科建設的體制性根據。如果學科專業目錄定得不好，高校很難自主地、順利地進行學科建設和專業發展，甚至連課程體系、師資培養都難以搞好，教學質量自然也難以提高。”[7]要發展編輯出版專業教育，必須給予編輯出版學應有的學科地位，明確其學科歸屬。此外，還要建立從高等職業教育、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層次分明的高等教育體系。融合出版對編輯出版專業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層次的。既要有一般的應用型人才，也要有較高層次的管理人才和研究型人才，還要有復合型人才。編輯出版專業高等職業教育應當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本科教育培養復合型人才，研究生教育（包括博士生教育）則以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和研究性人才為主。唯有明晰了不同階段、不同學校的培養層次，才能根據對培養目標的定位，做好專業教育。

2.寬基礎，厚專業，各學科交叉培養

這里的基礎指的是編輯出版學學科知識的基礎，專業指的是編輯出版學以外的某學科知識。根據已有的調查顯示，我國的編輯出版專業教育面臨一個很現實的窘境：大多數出版企業并不愿意招用所謂科班出身的編輯出版專業的畢業生。出版社、期刊社、新媒體公司如果需要中文編輯，往往會從漢語言文學的學生中招用；如果需要數學編輯，則從數學專業的學生中選錄。專業學科知識普遍認為比編輯出版基礎知識更為重要。據北京大學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被調查的164家出版單位中，明確表示需要編輯出版專業畢業生的僅為15%[8]。實際情況也確乎如此，沒有專業知識背景，僅僅擁有編輯出版專業技能，很難適應對編輯出版人才的需求。這也是一些名牌大學、重點高校紛紛停辦編輯學本科專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編輯出版專業教育要拓寬基礎，掌握編輯出版各環節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同時要依托所在高校的優勢學科，加強專業學習，使每個人都能成為既通曉編輯出版技能，又有某種專業背景的復合型人才。各學科交叉培養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在學分設置上，既要求學生必修編輯出版各環節的核心課程，又要根據學校的學科優勢和學生的興趣，選修另外一門專業學科的課程。學生必須同時達到兩個學科的基本學分要求才能畢業，即實行“輔修制”或“雙學位制”。另外，本科教育還可嘗試設置2+2的培養模式。即大一、大二分散在漢語言文學、數學、經濟等專業學習，大三、大四再集中學習編輯出版專業的課程。研究生教育則側重從非編輯出版專業的學生中招錄，以達到各學科交叉培養的目的。

3.科學設置主干課程和輔助課程

目前，各所高校的編輯出版學（包括數字出版）的培養方案大致可以分為語言文化類課程、綜合素質類課程、專業基礎類課程、專業課程和實踐課程等幾大模塊。相對來說，從主干課程來講，更偏重于編輯出版史、編輯出版理論、傳統編輯實務等課程的開設。而融合出版所需的全媒體創意策劃、經營管理、數字傳播技術等課程的設置相對顯得比較不足。因此，在編輯出版專業主干課程的設置上，應充分考慮融合出版的需求，改變過于偏重編輯的情況，從以編輯學為中心逐步轉移到以“大出版”、融合出版為中心上來，加大出版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市場營銷和創意策劃等方面的課程的比重。在輔助課程的設置上，則應該加大現代媒介技術知識的比重，開設諸如數字媒體技術與應用，數字媒體編輯、數字版權管理、大數據出版、數字營銷等課程，以適應數字化和融合出版的需求。

4.建構合理的師資隊伍

教師團隊建設是提高編輯出版專業教育質量的基本保證。在融合出版背景下，尤其要重視師資力量的培養。在許多高校里面，編輯出版專業教師知識背景偏重于文史學科，年齡偏大，結構不合理，尤其是對數字媒體時代的多媒體融合不熟悉，因此，必須要建構結構合理的師資隊伍，既要有懂理論、重科研的成熟骨干教師，還要有懂技術、會應用的年輕教師，更要引進出版業界的高端人才，與學院派互為補充，打造“雙師型”教師，充實教師力量，完善教師的知識結構，還要加大對教師進行繼續教育的力度，促進教師隊伍的合理流動。尤其要注重加強對教師隊伍的再教育和培訓，讓教師去出版文化企業掛職鍛煉，或出國進修提高，了解國際出版教育發展趨勢和好的經驗。

5.重視實踐教學，產學研合作培養

編輯出版學是一門應用型很強的學科。融合出版的背景下，更需要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加強編輯出版專業人才的實踐能力和動手能力的培養。在編輯出版專業教育中，強化實踐教學，首先要總體上增加實踐課時比重，其次要調整實踐內容，將傳統的實踐內容調整為與融合出版相關的新實踐內容。產學研合作培養，是融合出版時代強化實踐教學的可行路徑。以產學研一體化的視角來指導編輯出版專業實踐教學，真正根據市場的需求來設置實踐課程，使編輯出版專業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緊密契合，“形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整合出版報業集團、高校研究所、相關系科專業三者資源，發揮各自特點與優勢，將編輯出版學的課堂理論教育與實際的編輯出版工作、科研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人才、科研與市場的良性循環”[9]。從實踐教學的環節來講，編輯出版專業的實踐教學應突破現有形式，既可以繼續設置課程實習、假期實習、專業實習，又可以設置階段實習，乃至以融合出版項目驅動的方式，由學生自主完成一個完整的融合出版項目，熟悉出版產業鏈各個環節[10]。

6.突出學生主體，注重教學方法

現代高等教育縱深向度上的極大發展，對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學設計的轉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融合出版背景下，編輯出版專業教學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實現學生的主動性學習、探究式學習、創造性學習。在這一教學平臺上，教師是“潛在”的，學生成為主體，教師主導教學內容的開發設計，學生創造性參與，學生不再是被動的、填鴨式的學習，教師與學生之間是良性的、互動的交流。教與學相互促進。這種教育理念，也與媒介融合后對編輯出版專業人才的素質要求相契合。在教學方法上，可以采用多種方式來提升編輯出版學專業教學效果。如翻轉課堂、擬態實驗教學、案例教學、學生反串教學[11]等都是可行的路徑。為滿足融合出版的需求，高校更要率先垂范，搭建數字化資源學習平臺，為學生創造自主性學習、拓展性學習和碎片化學習的環境。數字化資源學習平臺要整合各高校優質課程資源，各出版企業融合出版的實際案例，搭建師生、生生、師師良性和即時交流的互動平臺。比如說案例教學，是指以案例為基本教學內容、以師生互動為基礎、以全面提升學生的管理能力為目標的新型教學方法。我們需要在編輯出版專業嘗試類似哈佛商學院那種體系化的案例教學法，而非讓案例僅僅是課堂、教材中的零星點綴。[12]總而言之，在數字化時代，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高校編輯出版專業教育在總結歷史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也必須正視現行教育模式中的種種困難和問題，更新教育理念，確立新的培養目標，變革教育方式，進一步推進課程建設、教材建設和隊伍建設，全面促進學科發展。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為出版產業的發展服務，為出版事業的繁榮服務，為我國從出版大國真正走向出版強國貢獻力量。

作者:范軍 劉曉嘉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